主题：【原创】赫克托耳读法国大革命 -- 赫克托尔

就在双方陷入对峙时，法兰西禁卫军团(Gardes Franaises)带着大炮及时出现，要塞已被围攻四个多小时了。正规军一来，局面顿时改观。巴士底狱守军也督促要塞司令德劳内投降，德劳内见情势不妙，手持点燃了的火绳走向炸药，想把堡垒炸毁，守军当然不愿意为国王殉葬，逮捕了他，在炮座上树起白旗，枪口朝天，炮口向下，以示停止抵抗。可是进攻的人继续进攻，高喊着：“放下吊桥！”一个瑞士军官从城墙的枪眼内向外喊话，要求投降，按照两军作战的传统不失体面地离开要塞。人群高喊：“不行！不行！”这个军官被迫让步，提出如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就放下武器。冲在最前面的人回答说：“放下吊桥，保证没有你们的事。”对方得到这个保证以后，就把门打开，放下吊桥，围攻者冲进了巴士底狱。走在群众前头的那些人想把司令、瑞士人和残废军人救出来，以免遭到报复；但是民众高叫：“把他们交给我们，把他们交给我们；他们向自己的公民开火，应该绞死他们！”德劳内、几个瑞士雇佣兵和残废军人，被怒火不平的群众从他们的保护者手里拖出来，残酷的处死了。

市政厅中的革委会还不知道战斗的结局，市政厅里挤满了人，都怒不可遏，威胁着市长和选举人。市长弗勒塞尔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成了谴责和威胁的对象。人们强迫他去市国民议会廷接受审判，人们从四面八方高喊：“叫他来，叫他跟我们走！”弗勒塞尔答道：“这可太过分了；既然他们要这么干，就走吧，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可是他刚到议会大厅，群众们听到：“胜利！胜利！自由！”才知道巴士底围攻胜利了。

稍后，巴士底狱的征服者到了，他们步入大厅，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其中最为出众的人被高高举着，戴上桂冠。簇拥着他们的有一千五百多人，眼睛发红，头发蓬乱，佩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互相拥挤，踩得地板咯咯作响。一个人拿着巴士底狱的一串钥匙和一面旗帜，另一个人把巴士底狱的规章挂在刺刀上，还有一个人的样子就更可怕了，他那一只沾了血的手举着要塞司令的领扣。巴士底狱征服者的队伍就是以这种气概，进入了市政厅的大厅——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把广场和河岸挤得水泄不通——向革委会报告他们胜利的消息，并决定其余的俘虏的命运。有几个人想把这些人交给革委会去判决，其他人却喊道：“不要对这些俘虏宽大！不要对这些朝公民开火的人宽大！”经总指挥拉萨尔侯爵(Adrien-Nicolas Piédefer, marquis de La Salle, 1735—1818)等人的苦劝，终于说服群众，同意一概给予赦免。

现在轮到倒霉的弗勒塞尔了，有人说在德劳内身上搜到的一封信，证实了弗勒塞尔有背叛行为，这是人们早就怀疑了的。信中，弗勒塞尔对德劳内说：“我用帽徽和诺言来哄住巴黎人；你要坚持到今天晚上；援军就会到来。”民众挤在办公室周围。最温和的一派主张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可是另外一些人反对，说应该把他带到罗亚尔宫去审判。后一种主张成了大家一致的要求，各方面都在喊：“到罗亚尔宫去！到罗亚尔宫去！”弗勒塞尔相当镇静地回答说：“好吧，先生们，到罗亚尔宫区去。”说完这话，他就走下台来，穿过人群，众人让开一条路，跟着他走，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暴烈举动。可是走到一个街道拐角处，一个陌生人迎面走上去，用手枪把他一枪打死，倒在地上。人们将他、德劳内的脑袋砍下来，扎在长矛尖上，游街示众。

1783年，蒙特戈菲埃尔兄弟在弗勒塞尔赞助下，成功地演示了载人的热气球自由飞行，所以热气球早期叫弗勒塞尔气球(Flesselles balloon)，弗勒塞尔与之后被杀的拉瓦锡一样，对人类文明都做出过杰出贡献，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总有葬身其中的，何况从弗勒塞尔的表现看，他的死并不冤枉。

7月14日晚上，在攻克巴士底狱引发的巨大热情支配下，巴黎人民狂热的加入筑街垒、掘战壕、造长矛、造子弹的工作中，妇女们把石块搬到屋顶，以备砸死敌兵；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各自分配了防地，巴黎就象一个巨大的工场，一个宽阔的军营，这一整夜人们是在枕戈待旦、等候战斗中度过的。

巴黎人民节节胜利之际，凡尔赛的国王、宫廷、议会在干什么呢？

从5月初开会，到6月下旬，凡尔赛一直是风暴中心，随着6月23日国王、议会之间图穷匕见，风暴眼迅速转移到首都巴黎。

巴黎人天生喜闹乐乱，来历不明的起义、暴动不计其数，正是为了防止三级会议与巴黎人勾结，路易十六才把会址定在凡尔赛。随着会议的进展，巴黎人密切关注会议进程，随时准备闹腾一番。听说6月23日路易十六企图动武，巴黎人终于动了起来。

三级会议的代表，并非人民直选，而是先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代表。代表们去了凡尔赛，巴黎最能代表民意的就是选举人了。6月25日，身为社会精英的400巴黎选举人，自动集会于巴黎博物院，后来又移到市政厅，其目的在防御贵族之阴谋及与国民议会取密切联系。

6月27日，为了麻痹议会，为调兵镇压议会争取时间，路易十六令和尚、贵族两个等级并入国民议会。王国调兵的消息传来，巴黎的选举人们着手武力对抗王军，拟定组建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的计划大纲。五世奥尔良公爵的私宅——罗亚尔宫(Palais-Royal)，成了露天俱乐部，日夜有人在此聚会，讨论时局，交流情报。

罗亚尔宫原是路易十三朝首席权臣黎塞留红衣主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的私宅，黎塞留将其捐赠给朝廷，取名为罗亚尔宫(Palais-Royal)，意为王家宫殿，后来被路易十四赐给弟弟一世奥尔良公爵。奥尔良公爵一贯与国王不对付，6月24日带领一批贵族并入国民议会，导致贵族等级总崩溃。于是乎，五世奥尔良与财政大臣内克，成了巴黎人的两大偶像和精神领袖。

巴黎人组织的国民卫队或国民自卫军，由巴黎市民组成，后来成了共和国军队的基干。当时年仅26岁的布律纳(Guillaume Marie-Anne Brune, 1st Comte Brune, 1763—1815)元帅、27岁的儒尔当(Jean-Baptiste Jourdan, 1st Comte Jourdan, 1762—1833)元帅，都是此时入伍的。以儒尔当为例，作为法军士兵参加过北美革命，退役后做了布商，背负行囊沿街叫卖布艺产品，看到要变天了，加入国民自卫军，1804年被拿破仑封为元帅。

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还属于民兵性质，比乌合之众强点有限，用他们对抗正规官军，显然不靠谱。巴黎人迅速策反了法兰西禁卫军团(Gardes Franaises)，狠狠薅了一把国王的羊毛。

法兰西禁卫军团由查理九世(Charles IX of France, 1550—60～74)于1563年创建，在大革命前，法兰西禁卫军团是最精锐、庞大的王家军队，分为6个营，下面是6个掷弹兵连、24个燧发枪连，共有3600人，负责凡尔赛、巴黎的安保工作，兼有警察职能。此时在法兰西禁卫军团效力的，不乏未来的名人，如共和国早期名将奥什(Louis Lazare Hoche, 1768—97)、1804年的元帅勒费弗尔(Franois Joseph Lefebvre, 1755—1820)。在贵族制度下，平民出身的他们，注定无法成为高级军官，那是贵族的自留地。6月30日，巴黎人采取了第一个军事行动，4000经常到罗亚尔宫走动的人，冲进阿贝义监狱(prisons of the Abbaye)，救出10名抗命的法兰西禁卫军团士兵，肩着他们游行，此举赢得了禁卫军中下层的军心。法兰西禁卫军团的叛离，改变了国王与三级会议的军力对比。

被派往恢复秩序的骠骑兵及龙骑兵，见状高呼“国民万岁！”，不愿攻打群众，巴黎禁卫军团的动向，影响波及在凡尔赛的驻屯的禁卫军团同袍，后者产生了不守纪律的动态。

7月，从边境调回的军队终于来了，包括炮兵铁甲车(trains of artillery)、外籍军团(foreign regiments)。驻巴黎的部队，以练兵场(Champ de Mars)为多。巴黎正在闹饥荒，巴黎人既担心军队到来加剧饥荒，又担心他们会对付巴黎人和凡尔赛的议会。凡尔赛议会会场也被军队团团围住，禁止市民入内围观。

7月2日，罗亚尔宫中有鼓动家提议推翻路易十六，代之以五世奥尔良公爵。巴黎选举人向凡尔赛议会要求撤走军队，巴黎人不向国王请命，而是要国民议会下令，标志着巴黎与凡尔赛建立起正式联系，巴黎听命于议会，并为议会提供武力后盾，双方将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

7月8日，米拉波伯爵在议会发表激烈的演说，促使议会通过巴黎的要求，提请国王撤走军队。路易十六答复议会说，军队调来是保护议会自由的，若议会感觉不安，他准备把议会迁到诺雍(Noyon)或苏瓦松(Soissons)去。至于派兵、撤军，国王是唯一能做出最后决定的人，不劳议会操心。路易十六所言，不仅是谎言，也是对议会的嘲弄和恐吓。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当晚有100名议员会集在布列塔尼俱乐部，商量对策。

进入7月中旬，巴黎处于大动乱酝酿阶段。议会、巴黎所面临的危险，加之生活必需品匮乏，使全城马上就要发动一场起义。资本家由于切身利害关系和对国家破产的恐惧，开明人士和资产阶级出于爱国精神，平民为生活所迫，都把他们的苦难归咎于特权阶级和宫廷贵族，要求变革。所有这些人，都热烈拥护革命，因此巴黎沉浸在亢奋与狂热的沸腾状态。

出版界进行了宣传鼓动，报纸派专人跟踪报道国民议会的情况。公共场所和广场上，人们对时局议论纷纷。在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Palais-Royal)，召开了巴黎议会。公园里经常聚集着人群，经久不散而且不断增加。一张桌子便是讲台，来一位公民便是演说家。有人谈论祖国的危难，有人大声疾呼主张抵抗。

7月11日星期六，宫廷方面认为时机成熟，开始行动，改组内阁班子。已经异化为议会的人的内克，首先被解职，内克在吃午饭时，得到国王的谕令，要他立即离开法国。内克镇定自若，继续用餐，也不把他接到的谕令告诉任何人，然后同内克夫人坐上马车，前往属于西班牙的布鲁塞尔。新内阁班子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首席大臣为著名的保守强硬派布勒德义男爵(Baron de Breteuil, Louis Auguste Le Tonnelier de Breteuil, 1730—1807)；七年战争的老英雄布罗伊元帅(Victor-Franois, 2nd duc de Broglie, 1718—1804)为陆军部长，全盘负责镇压暴乱；巡按使出身的富隆(Joseph Foullon de Doué, 1715—1789)，担任财政大臣。布罗伊元帅派贝桑伐尔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de Besenval de Brünstatt, 1722—94)为巴黎王军总司令，全盘负责巴黎的平乱。

次日，7月12日星期天，下午四时左右，巴黎人得悉内克被秘密罢官并已离境流放国外，随之谣传国家要宣告破产，国王即将武力镇压议会和巴黎人民。

于是，全城震动，银行家们决定关闭交易所，抗议内克离职，富有的资产阶级掏钱收买军队。10000多人涌向罗亚尔宫，人们心怀愤慨，却又不知如何是好。有个名叫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 1760—94)的非常勇敢的青年，他是人群中经常演说的一个。他跳上桌子，拿着手枪，喊道：“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迟延了，内克被免职，这是一次警钟，要发生屠杀爱国者的圣巴托罗缪日事件了！今天晚上，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要从练兵场(Champ de Mars)里开出来杀我们！我们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

德穆兰也是革命早期的风云人物，1794年死于恐怖时代的断头台。圣巴托罗缪日事件发生在1572年8月24日晚，信新教的波旁太祖亨利四世与信天主教的瓦卢瓦朝公主玛戈(Margaret of Valois, 1553—1615)结婚，引发天主教徒的愤怒，圣巴托罗缪日——8月24日晚上，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大屠杀。

人群用欢呼声支持他，德穆兰提议众人加戴帽徽，以便于互相识别和自卫。人群回答要绿色！德穆兰走下桌子，在自己帽上贴了一片树叶，大家仿效他；罗亚尔宫的栗子树叶差不多摘光了。至于为何用绿色，米涅说绿色代表希望，马迪厄则说绿色是精神领袖内克的制服颜色。

戴上绿色帽徽的巴黎人，抬出五世奥尔良公爵、内克的胸像——还在胸像上加了黑纱，沿街游行，沿途汇入群众和倾心群众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情绪越发高涨。队伍行至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me)，一队王家德意志龙骑兵纵马而来，企图驱散群众，被群众们一顿乱石，打的落荒而逃。群众继续西行到路易十五广场(Place Louis XV)——后更名为革命广场，现在叫协和广场，先前被打散的王家德意志龙骑兵团，早已恭候多时。

王家德意志龙骑兵团(Royal Allemand-Dragoons)，主要由阿尔萨斯、洛林的德意志人组成。阿勒曼人(Allemani)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日耳曼族群之一，另一支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渡过莱茵河，建立法兰克王国之后，便把还留在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老乡视为大敌，久而之久，法语中的德意志叫阿勒曼。由于该团是德意志人，不受法兰西人革命思想影响，因此该团是国王极为倚重的武装力量。现任王家德意志龙骑兵团团长，是出自洛林家族的朗贝斯克亲王夏尔-欧仁(Charles Eugene, Prince of Lambesc, 1751—1825)。

路易十五广场地形平坦，正适合骑兵冲击，面对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群众们略作抵抗，便被冲散，一个抬胸像像的人和一名法兰西禁卫军团士兵丧生。群众四处逃散，一部分奔向沿岸街，一部分向林荫大道退却，其余的人经过图尔南大桥跑进了杜伊勒里宫。朗贝斯克亲王不依不饶，率领龙骑兵，手执马刀，追赶到杜伊勒里宫，一位老人被砍伤；人们用椅子抵御，有的人占据土墩；人民群情忿激，在杜伊勒里宫，在罗亚尔宫，在城厢内外，到处是“拿起武器”(To arms)的喊声。

此时大部分法兰西禁卫军团，因同情人民，被关在营房里，由60名德意志龙骑兵看守。由于法德世仇和对革命的态度不同，法兰西禁卫军极为仇视德意志龙骑兵，听说一个同伴被杀和龙骑兵在杜伊勒里宫屠杀群众，法兰西禁卫终于出离愤怒，不顾军官的弹压，拿起武器，冲破路障，向龙骑兵们开了一排枪，打死2人，打伤3人，剩下的龙骑兵逃走。

接着禁卫军以进攻步伐，刺刀向前，前进到路易十五广场，停在杜伊勒里宫和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lysées)之间的地方，也就是处于民众与官军之间的地方，整整一夜都保持着这个阵地。练兵场(Champ de Mars)的官军立刻奉命前进，等到他们到达香榭丽舍大街，遭到法兰西禁卫军排枪射击。上级要官军战斗，官军中的瑞士雇佣兵(Petits-Suisses)首先抗命，其他士兵跟着，官军军官们无可奈何，只得下令撤退回到练兵场去。禁卫军团的反叛以及首都外籍军队的抗命，使宫廷方面的计划遭到挫败。

7月12日晚上，人民涌到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分区集合，武装公民。几位巴黎选举人到市政厅开会，接管市政大权，然而在起义初始的混乱局面中，也不大可能有人听他们的。当时人声鼎沸，乱到极点，每个人都很激动。一些趁火打劫的不良分子，烧毁城门，在街上横冲直撞，抢了几家店铺。7月12日到13日的一夜是在乱哄哄和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内克在凡尔赛被撤职，引发首都的暴动，反过头来巴黎暴动更让凡尔赛的议会士气爆棚。议会向国王派出了一个由80人组成的、包括全体巴黎议员在内的代表团，向国王陈述首都和王国面临的危险，要求国王撤走军队、把城防责任交给城市民兵；如果国王接受这些要求，就派代表去巴黎宣布这个令人宽慰的消息，但是代表团不久便带着不能令人满意的答复回来了。

既然国王要死硬到底，议会发布一系列决议：

1. 对内克和其他被撤职的大臣们表示同情，声明它将继续坚持要求撤走军队，建立民兵；

2. 议会宣布债权人的权益必须以法兰西正直精神加以维护，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3. 维持过去通过的一切决议。

4. 因为担心国王在夜间用武力关闭议会的会议厅，强行解散议会，决定昼夜不停地开会，一部分议员夜间出席，另一部分议员清晨前往接班。指定拉法叶侯爵主持夜间会议，至此，拉法叶彻底与议会合流，不再是国王的臣子。

决议作出后，议员们没再继续讨论，而是坐在自己的席位上，默不作声，养精蓄锐，显得沉着而坚定。

7月13日，巴黎的暴动更加规范、严整。一大早，市民们就到市政厅去，把市政厅和所有教堂的警钟都敲响，鼓手们走遍大街小巷召集公民开会。人们在公共广场集合，组成国民自卫军。自卫军唯一的问题是武器缺乏，于是到处搜罗，把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都找了；人们把军械修造厂和磨刀铺里的武器拿走，开给一纸收据。人们到巴黎市政厅去索取武器；一直聚集在那里的选举人回答说没有，可是怎么说也没有用；人们不顾一切，非要得到武器不可。于是选举人们把请来巴黎市长弗勒塞尔(Jacques de Flesselles, 1721—89)，因为只有他了解首都的军事情况，而以他的声望，可能在困难情况下有点帮助。他在鼓掌声中到来，他说：“我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父母官；你们会满意的。”在市政厅成立了一个常设革命委员会，处理公安问题。

此时自卫军处于寻找武器的狂热之中，王家储藏库(Garde-Meuble)、军械修造厂都遭到洗劫。格雷弗广场(Place de Grève)上聚集的人群，不断高喊“我们要武器！”约下午1点钟，市长弗勒塞尔宣布从夏尔维尔(Charleville)兵工厂运来的1.2万枝步枪即将到达，另有3万枝随后运到。这个保证使人民的情绪暂时稳定下来，刚刚建立的巴黎革委会更加从容地组织军队，决定在发生新情况以前，巴黎的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人数为4.8万人。号召全体公民报名参军；每个区设一个营，每个营有自己的首领。

革委会请一位公爵担任自卫军司令，这位公爵要求24小时以后答复，答复之前，先任命拉萨尔侯爵(Adrien-Nicolas Piédefer, marquis de La Salle, 1735—1818)为第二司令官。7月12日拟定的绿色徽章，改为红蓝两色徽章，后者是城徽的颜色，现在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的服色，便是红蓝两色，后来在红蓝之间插入象征国王的白色，组成红白蓝三色旗，是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革委会的高效工作，赢得各区、自卫军的一致好评和拥护，法国大革命的政权组织，初步建立并巩固，越来越多的市民，包括僧侣、学生、军队，听命于革命政权，巡逻队组成并开始巡夜。

天色将晚，市长弗勒塞尔承诺的枪支还没到。人们害怕官军会发动夜袭，恐慌起来。恰逢一些贴有“炮兵”标签的木箱运到，人们以为枪支到了，骚乱平息，兴高采烈的簇拥着这些木箱走到市政厅。打开一看，却满满地装着旧衣和木块，人们高呼被出卖了，对革委会和市长发出怨言和威胁。市长表示歉意，声明他也被骗了；为了争取时间，或者也许是为了摆脱群众，他叫大家到沙特勒伊(Chartreux)去找武器。可是那里根本没有武器，群众回来时就更加怀疑和忿怒。巴黎革命委员会看到，要武装巴黎和解除人民的疑虑，除了铸造长矛以外，别无他法；于是下令制造五万支长矛。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全城灯火不灭，巡逻队在四面八方加紧巡逻。

奇怪的是，巴黎的王军总司令贝桑伐尔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de Besenval de Brünstatt, 1722—94)，虽然手握重兵，却在练兵场犹疑不决，按兵不动，坐视巴黎人民造反、设防。

7月14日一早，群众们再度跑到市政厅，向市长和革委会要武器，并表达被骗的愤怒。继而涌向荣誉军人院(Htel des Invalides)，即伤兵养老院，不顾院长的苦苦劝阻，从荣军院的地窖里找到2.8万支步枪和大量刀、剑、火炮，欢天喜地的运走装备自卫军。大炮安装在巴黎的要害位置，防御官军的进攻。

此时巴黎城内还有2处屯集王军的要塞，让革委会和自卫军很不安。一处是练兵场的王军，另一处是巴士底狱(Bastille)。巴士底狱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是一处坚固的要塞，平时关押些高级犯人，如高深莫测的铁面人。巴士底狱居高临下，墙上装有大炮，是巴黎城最重的武器，对自卫军的威胁很大。

上午，传言王军从巴黎北方的圣丹尼(Saint-Denis)向巴黎开进，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又有情报传来，巴士底狱的大炮正在对准圣安东尼街(Rue Saint Antoine)。革委会一面派人侦察，一面派代表去同巴士底狱要塞司令谈判，要求撤除大炮，并且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次警报、这个堡垒所引起的恐惧、人们对这个堡垒所保卫的恶势力的憎恨、在起义时占领这个重要据点，及不使它落在敌人手中的必要性等等，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巴士底狱方面来了。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巴黎全城只有一个口号：到巴士底去！到巴士底去！从各区来的一队队民兵扛着步枪、长矛、大刀向巴士底狱进发。巴士底狱周围的人群已经很多；要塞岗哨密布，吊桥悬起，好象处在战争时期一样。

一位名叫杜里奥德拉罗西埃尔(Jacques-Alexis Thuriot de la Rosière, 1753—1829)的代表，要求同要塞司令德劳内(Bernard René Jourdan, marquis de Launay, 1740—89)谈话。双方晤面之下，他要求司令改变炮口方向，交出武器。司令回答说，大炮是一向安在炮楼上的，他无权把炮卸下来；而且，鉴于巴黎人对此感到不安，他已经叫人把大炮后撤了几步，拉出了炮眼。杜里奥不甘心就这么被忽悠回去，坚持探查要塞的情况，发现有3门大炮对准通向要塞的所有街道，准备消灭进攻要塞的人。约40名瑞士雇佣兵和80名荣誉军人——即伤残军人，守护着大炮。杜里奥以荣誉和祖国的名义敦劝他们和要塞参谋部不要与人民为敌，官兵异口同声地发誓，如果不是遭到攻击，决不使用他们的武器。然后，杜里奥离开巴士底狱，去革委会汇报所见所闻。

但是群众急不可耐，要求堡垒投降。不时可以听到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喊声：拿下巴士底狱，拿下巴士底狱！有2个积极分子人从人群中走出来，用斧子砍大吊桥的铁链。巴士底狱守军高声叫他们后撤，威胁朝他们开枪；可是他们继续砍，很快就把铁链砍断，放下吊桥，和人群一起冲过桥去。他们进到第二座吊桥，也想把它放倒。守军他们开了一排火枪，把他们驱散。他们又卷土重来，连续好几个小时集中全力攻第二座吊桥，要塞不断开火阻止他们接近。暴怒的群众试图用斧子劈开大门，同时火烧守备队；可是守备部队打了一发开花弹，这对围攻者是致命的一击，杀伤了其中的许多人。众人的士气更加高涨，在于兰(Pierre-Augustin Hulin, 1758—1841)带动下，他们继续坚持包围要塞。

听说巴士底狱发生了激战，革委会忧心忡忡。围攻巴士底狱是革命军队首次真正的战斗，如果失利，必定会涨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练兵场的王军很可能趁机出动，内外夹击镇压革命，目前一片大好的局面，都将付之东流；如果胜利，人民的革命热情会更加高涨，资产阶级精英组成的革委会，恐怕难以驾驭。

自卫军要求革委会供给军火以便继续包围要塞，革委会拿不出来，人们就会说革委会背叛。革委会两次派代表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要塞司令德劳内把要塞交给公民；但是在一片喧嚷、混乱和火枪声中，代表团无法讲话。革委会派出了第三个代表团，配备了一面旗，一面鼓，使其更易为人辨识，但结果还是不好，双方都不肯听他们的话。革委会的上述举措，反而使民众对它有疑虑。市长弗勒塞尔尤其不得人心。有人说：“今天一天，他就骗了我们好几次。”

国王、王后、太子路易十七一家最后入场，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代表们脱帽致敬。国王居中高坐，右手是王后、奥地利公主安托瓦内特。国王坐定戴上帽子，三个等级的代表们也都戴上了帽子，国王讲话时第三等级代表必须脱帽下跪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代表们屏住呼吸，恭听国王的主旨演讲。

“诸位先生们，”国王激动地说，“我殷切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现在在我的周围，是我荣幸地统领的国家的各方代表。自从上次三级会议召开(1614)以后，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175年)；尽管召开这样的大会似乎有点过时，但我仍然坚持要恢复旧传统，因为王国可以从中吸取新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为国家开辟新的幸福源泉。”

国王一张嘴，便为大会定了调子，“坚持要恢复旧传统”，即使改革，幅度也极小。接着话锋一转，尽是说明国库空虚，要求减少支出的话。国王没提及政治改革或给第三等级什么好处，张嘴要钱，又拒绝革新，诉说精神上的不安，而不提怎样克服。致词的结尾是虚无缥缈的大空话，听众却报以热烈掌声：“人们所能期望的一切，从最小利益到公众的幸福，都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关切。诸位先生们，我希望会议能够和衷共济，希望这个时期对于王国的繁荣幸福将永远成为不能忘怀的时期，这是我衷心的愿望，最热诚的祝祷；这是我，由于我的正直意图和对人民的爱所期待得到的报偿。”

总之，加税的需要，政改的没有，第三等级只有纳税的义务，没有参政的权利。既要驴子多扛活，又不给胡萝卜。

接着掌玺大臣(Keeper of the Seals of France)巴朗登(Charles Louis Franois de Paule de Barentin, 1738—1819)致词。顾名思义，掌玺大臣的本职工作是管理印章，后来获得司法权力，此时的掌玺大臣相当于司法部长、刑部尚书，法国强力部门的代表。

巴朗登声音低沉，不大能听见。冗长的开场白，纯然是对三级会议和国王的德政的颂扬，之后才是正题。他说：“国王陛下同意把人数最多的、主要负担捐税的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但是这决不是说改变旧有的议事方式。当然，按人数表决的方式，由于只能产生一种结果，似有能使普遍的要求上达的优点，但是国王的意旨是：这种新方式必须经过三级会议自愿同意和国王批准方能采用。不过，无论对这个问题应持什么态度，无论对讨论的不同对象应如何加以区别，人们不应对三个等级经过努力最终能够在税收问题上取得协调一致表示怀疑。”

开会前，全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三级会议的投票，按人头还是按等级。巴朗登给出答复，在钱的问题上政府并不排斥按人数表决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可以更加迅速得到解决，而在政治上则赞成按等级表决，因为这样做十分有利于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达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税，而不容许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实行改革。掌玺大臣为三级会议确定权限的做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朝廷的意图。他把三级会议的任务局限在下列范围内，给了第三等级点甜头：

1. 讨论税收问题，并进行表决；

2. 讨论一项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给以种种限制；

3. 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他改革则一概排除。

最后巴朗登总结道：“正当的要求都已经答应了。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怨言，国王并不介意；国王宽大为怀，甚至对那些虚妄的流言蜚语——有人想利用它把君主政体的不可移易的原则改换成有害的空想——国王也都加以宽宥了。诸位先生们，你们要愤然摒弃这些危险的改革，公众利益的敌人想要把这些东西和好的、必要的改变混为一谈，而惟有这种改变，才能促成这一次的更新，这是国王的第一个愿望。”

巴朗登所言，与平民代表们的期望值相去甚远，于是期待能从第3个发言的内克嘴里，听到些新东西。内克是平民出身，由于他的努力，才使第三等级代表名额增加一倍，大家希望他赞成按人数表决。但是，内克一方面为平民争取权利，另一方面是国王陛下的大臣，两头都不能得罪，所以选择居中骑墙，在3个小时的讲话中，只是谈论财政预算；对众人关心的表决问题，模棱两可。

国王不想付出而得到想要的钱，继续抬高贵族压低平民的旧传统。就这样，国王及其廷臣，以为经过5月5日的开幕式讲话，没有作出任何许诺，便把平民代表的要求都挡了回去。大会规定，未来的日子里，三级代表将分别在各自的房间开会，第三等级由于拥有双倍的代表人数，被允许使用开幕式的主会场，因为这是最大的会议厅。

第三等级肯定不满意，可是怎么才能争取权利，实现会前目标呢？来硬的肯定不行，国王有军队，他们只有嘴巴和笔杆。

5月5日当晚，以阿图瓦代表罗伯斯庇尔等人为首，做出2个影响未来走向决定：

首先，第三等级代表援引英国的先例，自称下院——表示其要行使英国下院权力的意图；

其次，邀请两大特权等级一起审查每位代表的资格，包括在所有代表面前唱名，检查其委任状和陈情书，在代表资格审查完毕前，不讨论任何议题。

第三等级公开的说法是，虽然大家暂时分开开会，毕竟是一个三级会议，每个代表都是三级会议的成员，应该接受所有代表的审查。

实际上，特权等级代表身份高，在乡巴佬们面前被审查身份，不仅丢面子的问题。因为特权等级的底线就是三个等级分开，进而按等级投票，每个等级个一张票，2:1，特权等级稳赢不输。按这个逻辑推演，审查代表资格，也是三个等级分开审查，不劳烦其他等级参与。

如果按第三等级的建议，大家聚在一块审核，特权等级的老爷们，在乡巴佬面前唱名，核对身份信息，便等于承认，大家是平等的。审查完毕之后，再想分开开会，那就难了。托克维尔认为，法国革命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平等，而不是自由，我深以为然。所以，第三等级的提议，貌似只是个无足轻重的程序问题，其实杀机四伏。而且特权等级很难拒绝，毕竟会议叫三级会议，会议是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代表都是平等的。

次日，5月6日，第三等级提出建议，邀请其他等级到主会场，与他们一道审查，由此又能看到路易十六的一个失误，就是国王将主会场留给第三等级了。开幕式在主会场，给了第三等级，表明第三等级是主流，其他等级是支流。

特权等级不是傻子，看出这是个坑，拒绝提议，从此双方推诿扯皮。

问题在于，第三等级人数虽多，却极为团结，不达目的不罢休；特权等级正相反，虽然人少，内部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和尚等级，2/3 是平民出身的低级和尚，他们是和尚中的第三等级，天然亲第三等级。开幕式之前的队列游行中，大和尚小和尚便分开走，中间隔着王家乐队，大和尚们根本不把小和尚当干部。如果这么纠缠下去，小和尚很可能叛逃，导致特权等级分化，继而特权等级的防线土崩瓦解，这正是第三等级所期待的。

5月13日，和尚们撑不住了，大和尚们在小和尚们的压力下，为了避免小和尚出走，主动出面调停第三等级和贵族等级，国王派掌玺大臣巴朗登主持调停会议。三方派出代表坐在一块，结果注定失败，第三等级不同意按等级表决，贵族等级不同意按人头计票。调停会议一直开到5月27日，毫无结果，贵族索性退出调停会议，于是破坏会议的罪责，落到了贵族头上，第三等级赢得1分，获得开门红。

拖到 6 月，第三等级的智囊西哀耶斯神父下了最后通牒，第三等级最后一次邀请其他等级来主会场审查代表资格，如果你们还不来，我们第三等级单独进行。

西哀耶斯属于和尚等级，却亲平民，被第三等级选为代表，他对小和尚们有很大影响力。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推翻督政府时，西哀耶斯是五位督政官之一。西哀耶斯脑袋聪明，躲过了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时代，最后得了善终。

西哀耶斯看到，单独进行审查的机会到了。之前第三等级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特权等级拒绝，道义上吃了亏，拖得越久，第三等级的道义优势越大，同情者越多，越对下院有利。然而过犹不及，拖得过久会失去国民的信任，辜负国民的期待，获得软弱无能的评价。于是西哀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 1748—1836)在准确刁钻的时间点，宣布最后通牒。

6月12日，下院不等了，单独进行审查，按选区依次唱名进行。次日，6月13日，就像大和尚们担心的那样，和尚等级出现裂痕， 3位司铎到主会场出席应唱，之后数日又有16位司铎来投奔，特权等级的防线出现蚁穴，虽然还没崩溃，却也指日可待。

6月17日，唱名审查完毕，在西哀耶斯的倡议下，下院以490票对90票，通过改称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宣告自己是法兰西唯一民意机构，选举品德高尚的巴黎代表巴伊(Jean Sylvain Bailly, 1736—93)为首任议长。巴伊很受自己人的爱戴和敌人的尊敬，他虽是最善良最有道德的人，却最敢于担当风险，因为他是巴黎人，巴士底风暴后，成为巴黎的第一个市长，1793年恐怖时代，死于断头台。

国民议会议通过决议，不论因什么而被迫解散之日，税款即应停止征收，反过来说，国民会议存在，政府才能收税。又否认国王有否决他们所已通过的及要通过的一切决议的权力。为了缓解目前的饥荒，国民议会成立一个日用必需品委员会，供应人民日常需要，以此巩固人民的支持。在6月17日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平民代表们首次公开宣布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国民会议是高于国王的最高权力机关。第三等级再得1分，2:0。

6月19日，僧侣等级在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以149票对137票议决加入国民议会，国民会议的代表性和合法性进一步提高，即使按等级投票，国民议会依然稳赢。第3等级连得3分，3:0 遥遥领先。除非国王能以最迅速、果断的手段破坏这个结合，则特权等级输定了。

这时，内克又来和稀泥，提出折衷方案，在增税问题上按人数表决，在特殊利益和特权的问题上按等级表决，给予特权等级以阻止废除旧弊病的权利，倾向于维持旧制度。简单地说，就是特权等级放弃经济权，保留政治权。内克喜欢采取折中方案，通过逐渐的让步，来完成本来应当用一次行动来实现的政治变革。

守旧的大贵族、大和尚们，却不愿放弃任何权利，19日晚上，他们怂恿国王对国民议会采取先礼后兵。先礼，利用千百年来国王积累的声威，亲临会场对代表们训话，施加压力，让代表们迷途知返，悬崖勒马。如果代表们死硬到底，执行第二步后兵，武力驱散国民议会，两步走需要军队提供底气。在武力部署完成之前，先阻止议会开会以及分割小和尚与第三等级的联合，以内装修为名，关闭主会场，不让国民议会开会。至于首鼠两端的内克，解送到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审判。

6月20日早晨，国民会议正要到会议厅去开会，看见房门紧闭而且有军队围着，代表相继赶到，越聚越多，看到堂堂国王居然玩下三滥，怒火和调门越来越高。反过来说，国王玩下三滥，也暴露了国王的虚弱，证明自己有实力和道义。越不让开会，咱们一定要开。议员们决定搬到相隔不远的廷臣们用的室内网球场，议长巴伊走在队伍最前方，其他人情绪高昂的跟着，一些禁卫军也前来给他们做护卫。在室内网球场，代表们壮怀激烈，以誓言及签字的方式，宣布“非待产生宪法及其基础巩固，他们决不解散；集会的地点则可依情况而定。”在伟大的热狂中，除一人外，所有代表签署这个不朽的誓约，史称网球场誓约(Tennis Court Oath)。

6月22日，国王又封闭了网球场，国民议会搬家到开幕前代表们做弥撒的圣路易教堂。路易十六本打算在22日御临会场，压迫议会让步，然而为了布置主会场，推迟了一天，改为23日，正是这一天的推迟，酿成大祸。见议会去教堂开，已经决议并入国民议会的僧侣等级，在一位大主教的率领下，5位高级僧侣和144位司铎，22日加入国民议会。贵族阶级也出现裂隙，1位侯爵、1位伯爵咸与维新。4:0。

6月23日，御临会议在主会场举行，第三等级重回阔别3天的会场，会场由军队团团围住。国王由大批人马簇拥着，威风凛凛的来到主席台上，迎接他的是一片死寂。路易十六用盛气凌人的腔调发表演说，指出国民议会的妄为让宫廷起了纷争，谴责国民议会的行动，只是第三等级的胆大妄为；他撤销议会的全部决定，命令分开三个等级，执行一些改革措施，但又加以种种限制，严令三级会议必须接受，否则解散议会；威胁如果再遇到国民议会的反抗，王国就要采取断然处置。

结束御临大会时，路易十六赤裸裸的恐吓：“如果由于我所不曾料到的不幸，你们竟在这样美好的事业中把我抛弃，那么，我就只好独自去增进我的人民的幸福，我就只有把我自己看作是他们的真正代表。……先生们，请想一想，你们的任何草案，任何决议，倘不经我特予批准，即不能具有法律的效力。……诸位，我命令你们立刻分散，明天早晨各自前往供你们使用的会议厅去举行你们的会议。我会命令大司仪官把各级集会的会议厅预备好。”

说完，路易十六命令代表们散会离场，自己先离开会场。僧侣和贵族们遵命离去，平民代表则坚坐不动，保持沉默，怒形于色。这种情景持续了一段时间，忽然米拉波伯爵打破沉寂，说道：“诸位先生们，我承认，如果说专制主义给予我们的东西不是永远危险的话，诸位刚才听到的，可能是救国之道。这种令人屈辱的专制是什么？是扬威耀武，是侵犯国家的庙堂，其目的是命令你们大家必须满足！谁下的这个命令？是受你们委托的那个人。是谁给你们以那些强迫性的法律？是受你们委托的那个人。他才是应当从你们、从我们接受这些东西的人；诸位先生们，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职责；二千五百万国民只能从我们得到希望，得到幸福，因为幸福应当为所有的人所同意，由所有的人来给与，被所有的人所接受。但是现在你们讨论的自由被束缚了；有一支军队驻扎在议会周围了！国家的敌人在哪里？在我们的大门口有个喀提林(罗马共和国晚期的阴谋家)吗？我请求你们大家保持你们的尊严，保持你们的立法权，以此来信守你们庄严的誓约；非待宪法制定完成，你们不能离开这里。”

大司仪官看到第三等级不走，重申国王的散会命令。米拉波叫道：“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受命于人民，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走。”西哀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 1748—1836)从容对其他议员说道：“你们昨天怎么样，今天就怎么样，大家讨论吧！”整个国民议会充满了豪情和信心，就地开会讨论。

当时在议会的昂热代表拉雷韦耶尔(Louis Marie de La Révellière-Lépeaux, 1753—1824)——1799年雾月政变拿破仑推翻的5位督政官之一，回忆说，路易十六得到第三等级赖在会场不走的消息时，命令禁卫军进入会议厅，以武力驱散代表。当禁卫军到来时，贵族开明派中的几位，代表军队的拉法叶侯爵、利昂库尔公爵(Franois Alexandre Frédéric, duc de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 1747—1827)等人，拔剑阻止他们通过。路易十六听说贵族内讧，暂时放弃使用武力解决第三等级。

先礼，就是卖国王及其列祖列宗的脸皮，能不能卖得动两说，如果卖不动，脸皮就没了。后兵，背后是国家的强制力，也是所有国家政权的根本，国家本质上是个暴力机关。如果嘴上硬，却又无疾而终，暴露统治集团的裂痕，又助涨敌人的锐气，还丧失了国家信用，色厉内荏，徒增笑柄，以后再说什么都不算了。

路易十六本已做出免除内克职务的决定，现在见议会强硬，贵族开明派背叛，只好召回内克。内克的失宠，却也成就了他，国民议会明确支持内克留任，作为议会在政府中的代表和旗帜。之前内克还在国王、议会之前骑墙，现在不管愿不愿意，都成了议会的人。当国民议会需要对宫廷作斗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内克。国民议会从政府中生生挖出处一个墙角，再下一城，5:0。

从6月23日起，王室完全丧失主动权，此后只有自保和挣扎的份。6月24日，僧侣的大多数，不顾国王的命令，加入国民会议；第2天又有47名贵族，由5世奥尔良公爵带领加入国民会议，6:0。

路易十六不甘心失败，于26日密令调2万兵来凡尔赛，而且要外国人组成的队伍，他觉得外国人不会受法国人的情绪影响，对自己更忠诚可靠。

由于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总革命，法国历届政府都很喜欢用外国人。现在法国最著名的部队，还是外籍军团(Foreign Corps)。我在长途汽车上看一个电影，王杰主演，内容是王杰在在外籍军团服役的故事，电影名字忘了。

27日，为了麻痹国民议会和民众，拖延时间用来调兵，国王令贵族及僧侣两院主席也去加入国民议会；为了避免误解，专门派最死硬的御弟阿图瓦伯爵向他们交底，就这样，在路易十六颠三倒四的指令下，全体三级会议成员都参加了国民议会。三个等级之分在法律上不复存在，事实上也已消失。他们原来在共同集会的会场里也是分开三个方阵来落座，现在混合在一起了。第三等级用了50天，不费一枪一弹，便吃掉了另两个等级，三级会议彻底变成如假包换的国民议会，国王再想动国民议会，将招致全体国民的反对。第三等级以7:0的巨大分差，结束了在凡尔赛的赛事。

7月9日，国民议会更名为国民立宪议会(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正式着手制定宪法。

纵观开会前到6月底的发展脉络，路易有很多机会可以就地认输保本，至少能保住脑袋。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只要承认对手的战果，都可以止损。可是路易总不甘心，丢了分一定要反抗一下，想捞回来，于是对方防守反击，再进一球。路易挣扎一次丢一球，最后输掉脑袋。

如果听五大贵族的，来个狠的，直接用大刀火枪反击，倒也是个办法，可是路易的历次反击都是逐步升级，等他决心动武时，已经来不及了。有段时间，我受一些网文影响，怀疑法国革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情“慷慨就义”的路易十六，真正研究时，我改变了看法，认为路易十六的确不是暴君，而是昏君。中国古人认为，所谓昏君，就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导致善人恶人都反对他。路易十六举止昏乱，朝三暮四，自己挖坑自己跳，如果不是他最终掉了脑壳，我一定怀疑他是第三等级派来的奸细。

现在，路易十六还要挣扎一下，仅剩武力一途，不知不幸还是万幸，国王在凡尔赛调兵遣将，磨刀霍霍之际，首都巴黎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