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赫克托耳读法国大革命 -- 赫克托尔

从5月初开会，到6月下旬，凡尔赛一直是风暴中心，随着6月23日国王、议会之间图穷匕见，风暴眼迅速转移到首都巴黎。

巴黎人天生喜闹乐乱，来历不明的起义、暴动不计其数，正是为了防止三级会议与巴黎人勾结，路易十六才把会址定在凡尔赛。随着会议的进展，巴黎人密切关注会议进程，随时准备闹腾一番。听说6月23日路易十六企图动武，巴黎人终于动了起来。

三级会议的代表，并非人民直选，而是先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代表。代表们去了凡尔赛，巴黎最能代表民意的就是选举人了。6月25日，身为社会精英的400巴黎选举人，自动集会于巴黎博物院，后来又移到市政厅，其目的在防御贵族之阴谋及与国民议会取密切联系。

6月27日，为了麻痹议会，为调兵镇压议会争取时间，路易十六令和尚、贵族两个等级并入国民议会。王国调兵的消息传来，巴黎的选举人们着手武力对抗王军，拟定组建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的计划大纲。五世奥尔良公爵的私宅——罗亚尔宫(Palais-Royal)，成了露天俱乐部，日夜有人在此聚会，讨论时局，交流情报。

罗亚尔宫原是路易十三朝首席权臣黎塞留红衣主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的私宅，黎塞留将其捐赠给朝廷，取名为罗亚尔宫(Palais-Royal)，意为王家宫殿，后来被路易十四赐给弟弟一世奥尔良公爵。奥尔良公爵一贯与国王不对付，6月24日带领一批贵族并入国民议会，导致贵族等级总崩溃。于是乎，五世奥尔良与财政大臣内克，成了巴黎人的两大偶像和精神领袖。

巴黎人组织的国民卫队或国民自卫军，由巴黎市民组成，后来成了共和国军队的基干。当时年仅26岁的布律纳(Guillaume Marie-Anne Brune, 1st Comte Brune, 1763—1815)元帅、27岁的儒尔当(Jean-Baptiste Jourdan, 1st Comte Jourdan, 1762—1833)元帅，都是此时入伍的。以儒尔当为例，作为法军士兵参加过北美革命，退役后做了布商，背负行囊沿街叫卖布艺产品，看到要变天了，加入国民自卫军，1804年被拿破仑封为元帅。

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还属于民兵性质，比乌合之众强点有限，用他们对抗正规官军，显然不靠谱。巴黎人迅速策反了法兰西禁卫军团(Gardes Franaises)，狠狠薅了一把国王的羊毛。

法兰西禁卫军团由查理九世(Charles IX of France, 1550—60～74)于1563年创建，在大革命前，法兰西禁卫军团是最精锐、庞大的王家军队，分为6个营，下面是6个掷弹兵连、24个燧发枪连，共有3600人，负责凡尔赛、巴黎的安保工作，兼有警察职能。此时在法兰西禁卫军团效力的，不乏未来的名人，如共和国早期名将奥什(Louis Lazare Hoche, 1768—97)、1804年的元帅勒费弗尔(Franois Joseph Lefebvre, 1755—1820)。在贵族制度下，平民出身的他们，注定无法成为高级军官，那是贵族的自留地。6月30日，巴黎人采取了第一个军事行动，4000经常到罗亚尔宫走动的人，冲进阿贝义监狱(prisons of the Abbaye)，救出10名抗命的法兰西禁卫军团士兵，肩着他们游行，此举赢得了禁卫军中下层的军心。法兰西禁卫军团的叛离，改变了国王与三级会议的军力对比。

被派往恢复秩序的骠骑兵及龙骑兵，见状高呼“国民万岁！”，不愿攻打群众，巴黎禁卫军团的动向，影响波及在凡尔赛的驻屯的禁卫军团同袍，后者产生了不守纪律的动态。

7月，从边境调回的军队终于来了，包括炮兵铁甲车(trains of artillery)、外籍军团(foreign regiments)。驻巴黎的部队，以练兵场(Champ de Mars)为多。巴黎正在闹饥荒，巴黎人既担心军队到来加剧饥荒，又担心他们会对付巴黎人和凡尔赛的议会。凡尔赛议会会场也被军队团团围住，禁止市民入内围观。

7月2日，罗亚尔宫中有鼓动家提议推翻路易十六，代之以五世奥尔良公爵。巴黎选举人向凡尔赛议会要求撤走军队，巴黎人不向国王请命，而是要国民议会下令，标志着巴黎与凡尔赛建立起正式联系，巴黎听命于议会，并为议会提供武力后盾，双方将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

7月8日，米拉波伯爵在议会发表激烈的演说，促使议会通过巴黎的要求，提请国王撤走军队。路易十六答复议会说，军队调来是保护议会自由的，若议会感觉不安，他准备把议会迁到诺雍(Noyon)或苏瓦松(Soissons)去。至于派兵、撤军，国王是唯一能做出最后决定的人，不劳议会操心。路易十六所言，不仅是谎言，也是对议会的嘲弄和恐吓。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当晚有100名议员会集在布列塔尼俱乐部，商量对策。

进入7月中旬，巴黎处于大动乱酝酿阶段。议会、巴黎所面临的危险，加之生活必需品匮乏，使全城马上就要发动一场起义。资本家由于切身利害关系和对国家破产的恐惧，开明人士和资产阶级出于爱国精神，平民为生活所迫，都把他们的苦难归咎于特权阶级和宫廷贵族，要求变革。所有这些人，都热烈拥护革命，因此巴黎沉浸在亢奋与狂热的沸腾状态。

出版界进行了宣传鼓动，报纸派专人跟踪报道国民议会的情况。公共场所和广场上，人们对时局议论纷纷。在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Palais-Royal)，召开了巴黎议会。公园里经常聚集着人群，经久不散而且不断增加。一张桌子便是讲台，来一位公民便是演说家。有人谈论祖国的危难，有人大声疾呼主张抵抗。

7月11日星期六，宫廷方面认为时机成熟，开始行动，改组内阁班子。已经异化为议会的人的内克，首先被解职，内克在吃午饭时，得到国王的谕令，要他立即离开法国。内克镇定自若，继续用餐，也不把他接到的谕令告诉任何人，然后同内克夫人坐上马车，前往属于西班牙的布鲁塞尔。新内阁班子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首席大臣为著名的保守强硬派布勒德义男爵(Baron de Breteuil, Louis Auguste Le Tonnelier de Breteuil, 1730—1807)；七年战争的老英雄布罗伊元帅(Victor-Franois, 2nd duc de Broglie, 1718—1804)为陆军部长，全盘负责镇压暴乱；巡按使出身的富隆(Joseph Foullon de Doué, 1715—1789)，担任财政大臣。布罗伊元帅派贝桑伐尔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de Besenval de Brünstatt, 1722—94)为巴黎王军总司令，全盘负责巴黎的平乱。

次日，7月12日星期天，下午四时左右，巴黎人得悉内克被秘密罢官并已离境流放国外，随之谣传国家要宣告破产，国王即将武力镇压议会和巴黎人民。

于是，全城震动，银行家们决定关闭交易所，抗议内克离职，富有的资产阶级掏钱收买军队。10000多人涌向罗亚尔宫，人们心怀愤慨，却又不知如何是好。有个名叫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 1760—94)的非常勇敢的青年，他是人群中经常演说的一个。他跳上桌子，拿着手枪，喊道：“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迟延了，内克被免职，这是一次警钟，要发生屠杀爱国者的圣巴托罗缪日事件了！今天晚上，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要从练兵场(Champ de Mars)里开出来杀我们！我们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

德穆兰也是革命早期的风云人物，1794年死于恐怖时代的断头台。圣巴托罗缪日事件发生在1572年8月24日晚，信新教的波旁太祖亨利四世与信天主教的瓦卢瓦朝公主玛戈(Margaret of Valois, 1553—1615)结婚，引发天主教徒的愤怒，圣巴托罗缪日——8月24日晚上，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大屠杀。

人群用欢呼声支持他，德穆兰提议众人加戴帽徽，以便于互相识别和自卫。人群回答要绿色！德穆兰走下桌子，在自己帽上贴了一片树叶，大家仿效他；罗亚尔宫的栗子树叶差不多摘光了。至于为何用绿色，米涅说绿色代表希望，马迪厄则说绿色是精神领袖内克的制服颜色。

戴上绿色帽徽的巴黎人，抬出五世奥尔良公爵、内克的胸像——还在胸像上加了黑纱，沿街游行，沿途汇入群众和倾心群众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情绪越发高涨。队伍行至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me)，一队王家德意志龙骑兵纵马而来，企图驱散群众，被群众们一顿乱石，打的落荒而逃。群众继续西行到路易十五广场(Place Louis XV)——后更名为革命广场，现在叫协和广场，先前被打散的王家德意志龙骑兵团，早已恭候多时。

王家德意志龙骑兵团(Royal Allemand-Dragoons)，主要由阿尔萨斯、洛林的德意志人组成。阿勒曼人(Allemani)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日耳曼族群之一，另一支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渡过莱茵河，建立法兰克王国之后，便把还留在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老乡视为大敌，久而之久，法语中的德意志叫阿勒曼。由于该团是德意志人，不受法兰西人革命思想影响，因此该团是国王极为倚重的武装力量。现任王家德意志龙骑兵团团长，是出自洛林家族的朗贝斯克亲王夏尔-欧仁(Charles Eugene, Prince of Lambesc, 1751—1825)。

路易十五广场地形平坦，正适合骑兵冲击，面对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群众们略作抵抗，便被冲散，一个抬胸像像的人和一名法兰西禁卫军团士兵丧生。群众四处逃散，一部分奔向沿岸街，一部分向林荫大道退却，其余的人经过图尔南大桥跑进了杜伊勒里宫。朗贝斯克亲王不依不饶，率领龙骑兵，手执马刀，追赶到杜伊勒里宫，一位老人被砍伤；人们用椅子抵御，有的人占据土墩；人民群情忿激，在杜伊勒里宫，在罗亚尔宫，在城厢内外，到处是“拿起武器”(To arms)的喊声。

此时大部分法兰西禁卫军团，因同情人民，被关在营房里，由60名德意志龙骑兵看守。由于法德世仇和对革命的态度不同，法兰西禁卫军极为仇视德意志龙骑兵，听说一个同伴被杀和龙骑兵在杜伊勒里宫屠杀群众，法兰西禁卫终于出离愤怒，不顾军官的弹压，拿起武器，冲破路障，向龙骑兵们开了一排枪，打死2人，打伤3人，剩下的龙骑兵逃走。

接着禁卫军以进攻步伐，刺刀向前，前进到路易十五广场，停在杜伊勒里宫和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lysées)之间的地方，也就是处于民众与官军之间的地方，整整一夜都保持着这个阵地。练兵场(Champ de Mars)的官军立刻奉命前进，等到他们到达香榭丽舍大街，遭到法兰西禁卫军排枪射击。上级要官军战斗，官军中的瑞士雇佣兵(Petits-Suisses)首先抗命，其他士兵跟着，官军军官们无可奈何，只得下令撤退回到练兵场去。禁卫军团的反叛以及首都外籍军队的抗命，使宫廷方面的计划遭到挫败。

7月12日晚上，人民涌到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分区集合，武装公民。几位巴黎选举人到市政厅开会，接管市政大权，然而在起义初始的混乱局面中，也不大可能有人听他们的。当时人声鼎沸，乱到极点，每个人都很激动。一些趁火打劫的不良分子，烧毁城门，在街上横冲直撞，抢了几家店铺。7月12日到13日的一夜是在乱哄哄和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内克在凡尔赛被撤职，引发首都的暴动，反过头来巴黎暴动更让凡尔赛的议会士气爆棚。议会向国王派出了一个由80人组成的、包括全体巴黎议员在内的代表团，向国王陈述首都和王国面临的危险，要求国王撤走军队、把城防责任交给城市民兵；如果国王接受这些要求，就派代表去巴黎宣布这个令人宽慰的消息，但是代表团不久便带着不能令人满意的答复回来了。

既然国王要死硬到底，议会发布一系列决议：

1. 对内克和其他被撤职的大臣们表示同情，声明它将继续坚持要求撤走军队，建立民兵；

2. 议会宣布债权人的权益必须以法兰西正直精神加以维护，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3. 维持过去通过的一切决议。

4. 因为担心国王在夜间用武力关闭议会的会议厅，强行解散议会，决定昼夜不停地开会，一部分议员夜间出席，另一部分议员清晨前往接班。指定拉法叶侯爵主持夜间会议，至此，拉法叶彻底与议会合流，不再是国王的臣子。

决议作出后，议员们没再继续讨论，而是坐在自己的席位上，默不作声，养精蓄锐，显得沉着而坚定。

7月13日，巴黎的暴动更加规范、严整。一大早，市民们就到市政厅去，把市政厅和所有教堂的警钟都敲响，鼓手们走遍大街小巷召集公民开会。人们在公共广场集合，组成国民自卫军。自卫军唯一的问题是武器缺乏，于是到处搜罗，把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都找了；人们把军械修造厂和磨刀铺里的武器拿走，开给一纸收据。人们到巴黎市政厅去索取武器；一直聚集在那里的选举人回答说没有，可是怎么说也没有用；人们不顾一切，非要得到武器不可。于是选举人们把请来巴黎市长弗勒塞尔(Jacques de Flesselles, 1721—89)，因为只有他了解首都的军事情况，而以他的声望，可能在困难情况下有点帮助。他在鼓掌声中到来，他说：“我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父母官；你们会满意的。”在市政厅成立了一个常设革命委员会，处理公安问题。

此时自卫军处于寻找武器的狂热之中，王家储藏库(Garde-Meuble)、军械修造厂都遭到洗劫。格雷弗广场(Place de Grève)上聚集的人群，不断高喊“我们要武器！”约下午1点钟，市长弗勒塞尔宣布从夏尔维尔(Charleville)兵工厂运来的1.2万枝步枪即将到达，另有3万枝随后运到。这个保证使人民的情绪暂时稳定下来，刚刚建立的巴黎革委会更加从容地组织军队，决定在发生新情况以前，巴黎的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人数为4.8万人。号召全体公民报名参军；每个区设一个营，每个营有自己的首领。

革委会请一位公爵担任自卫军司令，这位公爵要求24小时以后答复，答复之前，先任命拉萨尔侯爵(Adrien-Nicolas Piédefer, marquis de La Salle, 1735—1818)为第二司令官。7月12日拟定的绿色徽章，改为红蓝两色徽章，后者是城徽的颜色，现在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的服色，便是红蓝两色，后来在红蓝之间插入象征国王的白色，组成红白蓝三色旗，是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革委会的高效工作，赢得各区、自卫军的一致好评和拥护，法国大革命的政权组织，初步建立并巩固，越来越多的市民，包括僧侣、学生、军队，听命于革命政权，巡逻队组成并开始巡夜。

天色将晚，市长弗勒塞尔承诺的枪支还没到。人们害怕官军会发动夜袭，恐慌起来。恰逢一些贴有“炮兵”标签的木箱运到，人们以为枪支到了，骚乱平息，兴高采烈的簇拥着这些木箱走到市政厅。打开一看，却满满地装着旧衣和木块，人们高呼被出卖了，对革委会和市长发出怨言和威胁。市长表示歉意，声明他也被骗了；为了争取时间，或者也许是为了摆脱群众，他叫大家到沙特勒伊(Chartreux)去找武器。可是那里根本没有武器，群众回来时就更加怀疑和忿怒。巴黎革命委员会看到，要武装巴黎和解除人民的疑虑，除了铸造长矛以外，别无他法；于是下令制造五万支长矛。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全城灯火不灭，巡逻队在四面八方加紧巡逻。

奇怪的是，巴黎的王军总司令贝桑伐尔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de Besenval de Brünstatt, 1722—94)，虽然手握重兵，却在练兵场犹疑不决，按兵不动，坐视巴黎人民造反、设防。

7月14日一早，群众们再度跑到市政厅，向市长和革委会要武器，并表达被骗的愤怒。继而涌向荣誉军人院(Htel des Invalides)，即伤兵养老院，不顾院长的苦苦劝阻，从荣军院的地窖里找到2.8万支步枪和大量刀、剑、火炮，欢天喜地的运走装备自卫军。大炮安装在巴黎的要害位置，防御官军的进攻。

此时巴黎城内还有2处屯集王军的要塞，让革委会和自卫军很不安。一处是练兵场的王军，另一处是巴士底狱(Bastille)。巴士底狱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是一处坚固的要塞，平时关押些高级犯人，如高深莫测的铁面人。巴士底狱居高临下，墙上装有大炮，是巴黎城最重的武器，对自卫军的威胁很大。

上午，传言王军从巴黎北方的圣丹尼(Saint-Denis)向巴黎开进，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又有情报传来，巴士底狱的大炮正在对准圣安东尼街(Rue Saint Antoine)。革委会一面派人侦察，一面派代表去同巴士底狱要塞司令谈判，要求撤除大炮，并且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次警报、这个堡垒所引起的恐惧、人们对这个堡垒所保卫的恶势力的憎恨、在起义时占领这个重要据点，及不使它落在敌人手中的必要性等等，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巴士底狱方面来了。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巴黎全城只有一个口号：到巴士底去！到巴士底去！从各区来的一队队民兵扛着步枪、长矛、大刀向巴士底狱进发。巴士底狱周围的人群已经很多；要塞岗哨密布，吊桥悬起，好象处在战争时期一样。

一位名叫杜里奥德拉罗西埃尔(Jacques-Alexis Thuriot de la Rosière, 1753—1829)的代表，要求同要塞司令德劳内(Bernard René Jourdan, marquis de Launay, 1740—89)谈话。双方晤面之下，他要求司令改变炮口方向，交出武器。司令回答说，大炮是一向安在炮楼上的，他无权把炮卸下来；而且，鉴于巴黎人对此感到不安，他已经叫人把大炮后撤了几步，拉出了炮眼。杜里奥不甘心就这么被忽悠回去，坚持探查要塞的情况，发现有3门大炮对准通向要塞的所有街道，准备消灭进攻要塞的人。约40名瑞士雇佣兵和80名荣誉军人——即伤残军人，守护着大炮。杜里奥以荣誉和祖国的名义敦劝他们和要塞参谋部不要与人民为敌，官兵异口同声地发誓，如果不是遭到攻击，决不使用他们的武器。然后，杜里奥离开巴士底狱，去革委会汇报所见所闻。

但是群众急不可耐，要求堡垒投降。不时可以听到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喊声：拿下巴士底狱，拿下巴士底狱！有2个积极分子人从人群中走出来，用斧子砍大吊桥的铁链。巴士底狱守军高声叫他们后撤，威胁朝他们开枪；可是他们继续砍，很快就把铁链砍断，放下吊桥，和人群一起冲过桥去。他们进到第二座吊桥，也想把它放倒。守军他们开了一排火枪，把他们驱散。他们又卷土重来，连续好几个小时集中全力攻第二座吊桥，要塞不断开火阻止他们接近。暴怒的群众试图用斧子劈开大门，同时火烧守备队；可是守备部队打了一发开花弹，这对围攻者是致命的一击，杀伤了其中的许多人。众人的士气更加高涨，在于兰(Pierre-Augustin Hulin, 1758—1841)带动下，他们继续坚持包围要塞。

听说巴士底狱发生了激战，革委会忧心忡忡。围攻巴士底狱是革命军队首次真正的战斗，如果失利，必定会涨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练兵场的王军很可能趁机出动，内外夹击镇压革命，目前一片大好的局面，都将付之东流；如果胜利，人民的革命热情会更加高涨，资产阶级精英组成的革委会，恐怕难以驾驭。

自卫军要求革委会供给军火以便继续包围要塞，革委会拿不出来，人们就会说革委会背叛。革委会两次派代表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要塞司令德劳内把要塞交给公民；但是在一片喧嚷、混乱和火枪声中，代表团无法讲话。革委会派出了第三个代表团，配备了一面旗，一面鼓，使其更易为人辨识，但结果还是不好，双方都不肯听他们的话。革委会的上述举措，反而使民众对它有疑虑。市长弗勒塞尔尤其不得人心。有人说：“今天一天，他就骗了我们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