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试论国家的本末，历史与现实 -- 烤糊的卷子

本文受古城老农河友启发写作，趁着春节放假整理出来。

在古城老农的帖子:当代社会怎样重本抑末中，他提出，农业文明时期，农业为本，商贾为末，所以重农抑商是农业文明时期的重本抑末。工业文明时期，工业为本，金融为末，所以要重工业抑金融业，是为新时代的重本抑末。

我在回帖思考后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任何时代的本末都是相通的。我认为资本投资为本，食利消费为末。以资本投资为重的时代就兴盛，以食利消费为重的时代就衰落。以下为详细论述。

1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官僚集团推崇重农抑商其实是乌鸦笑猪黑

在古代中国，摧毁社会结构的从来都是由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压榨产生的流民，能逼反民众的从来都是官而不是商。商人最多只是帮凶，官僚地主知识分子集团的压榨才是古代社会动荡的源头。这个三位一体的寄生食利集团，把持中国政权，土地产权和文化话语权2000余年，其余毒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社会。从韩非子和盐铁论的时代起，官僚地主集团就把自己牢牢树立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国家的一切都是围着这个集团转。他们眼里的民就是自己这个集团，下层阶级只能叫愚民，草民，群氓，是牺牲多少都不必在意的。而在他们上面的那个皇帝只是这个集团的总头领，一旦违逆这个集团的利益就变成昏君糊涂虫，史书骂不绝口。至于商人，只能扮演官僚集团附庸从属的仆人角色，不论有多少钱都没有社会地位，除非金钱开路挤进官僚集团，由商家变成官家，变成统治集团的一员。

所以说，传统中国社会的所谓重农抑商，只是为了确定剥削阶级内部官僚和商人之间的位次高低，和具体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并没有什么关系。历朝历代口头上都说是重农，实际并不曾真的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入，如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和耕作技术，还是把大部分劳动剩余都用于维持官僚地主知识分子集团的寄生性消费了。

按照古代农业社会的技术条件，如果剥夺掉官僚地主对劳动剩余的占有，转用于农业投资，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用新中国建国前十几年的事实作为一个对比参照。在那段时期，地主阶级被消灭，而中国还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化肥，农药，良种，农机以及大型水利设施等工业化的农业增产手段还未普及，基本上是施肥靠积粪，除虫靠烟熏手捉，种子靠自产，耕地靠犁，水利设施建设靠人拉肩扛，锹镐手推车等。也就是说，当时的农业技术手段和古代区别不大，真正的区别主要在组织上。原来地主家的狗腿帮闲长工佣人小老婆不再围着地主转，全都在统一组织下参与劳动，原来优先供给剥削阶级的消费品被分配给全民。这样的结果就是在1960年代后期，即使在大部分劳动剩余被分配给工业化建设的情况下，中国人口仍然突破了7亿，而在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里，人口数量甚至达不到7亿的三分之一，稍遇天灾人祸就要发生大饥荒。这就是我所说的，资本投资为本，食利消费为末的证明。我认为这个道理应该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适用的。

2西方文明无意间推开了历史的另一道门

举凡古代农业文明阶段的社会结构，基本大同小异。西方文明在其古代也发展出了国王贵族与教士的联盟，与中国的官僚地主知识分子集团类似，垄断了政权，产权与意识形态解释权，并占有了社会大部分劳动剩余，而当时西方的商业手工业也是处于从属性的地位。但是在1500年前后西方文明无意间推开了历史的另一道门，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使得贸易和殖民掠夺成为暴利生意，而对这种暴利的竞争占有刺激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大发展。商业技术方面，股份制，公司法，现代保险，银行，票据，期货等商业工具开始出现，手工业技术方面，测绘，制图，航海，冶金，铸炮，手工工具等等技术不断累进改良。从组织方面来说，新兴资产阶级实力不断膨胀，最终在西欧各国把贵族和教士打翻在地，把封地采邑的劳动剩余用于商业手工业资本投资（当然，殖民掠夺和贸易带来的利润也是西欧资本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技术方面来说，西欧手工业技术的累积改进终于孕育出了蒸汽机这一工业文明时代开启的象征（当年瓦特在缺少现代车床和镗床的条件下，硬是用手工工具磨制出了一套活塞和气缸，这个过程需要相当的技术积累）。到了19世纪，组织与技术的双重先进性赋予西方文明压倒其他农业文明的巨大优势，整个世界都落入了西方手中。

3明清政权的崩溃，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在西方文明开始征服世界的五个世纪中，中国的官僚地主知识分子集团开始了其历史上最后两轮丑陋的表演，差一点把整个中国文明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明清两朝在中国的王朝循环中排在最后两位（某种意义上讲，民国时期实际上也是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延续，但是不算在封建王朝中），而这两个王朝都是死在财政问题上，具体讲，就是财政收入过低，低到了不足以维持国家组织和功能的程度。农业时代的国家财政支出主要是三大块：养兵，养官，养皇帝。明代的财政收支制度一开始就比较原始，国家靠兵户制度养兵，养了一百多年后大都养成了农民，连倭寇都无法抵御。最后还是回到了宋代募兵制的老路上。可是募兵是要真金白银花钱养兵的，明代的税收制度比宋代还原始，开始时主要靠实物田税，张居正改革时终于变成货币税，统一收白银。万历时期，每年的田税仅为800万两，即使加上盐税和王朝末期的额外加征，也只有两千多万两的收入，去掉贪污截流养官养皇帝的钱，完全不足以支付兵饷，所以明末军队往往因闹饷而哗变。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官僚统治集团面对国家拮据的财政非但一毛不拔，甚至变本加厉，废除了矿税（万历罪状之一），而且为了省钱把主意打到了裁员上，最后终于被失业驿卒李自成把这些官僚老爷们全都打翻在地。这些为自己挖坟的官僚们甚至蠢到了连为自己卖命的国家暴力机器都不愿意出钱维护的地步，居然还有脸自命正人君子。可是他们能自欺却不能欺人，骗得了皇帝却骗不了李闯的饥民和满人的屠刀，最后连累整个中国文明都被异族征服。

清王朝在进入政权的成熟期后也被这个地主官僚知识分子集团带进了死亡螺旋。清朝中期，国家赋税收入长期稳定在三千万到五千万两白银的水平上，而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年的收入，大约是二十多两白银。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收入只折合约200万个劳动力一年的劳动。如果把清朝中期3亿人口作为基准折合一亿个壮劳力，国家能动员的人力只占到其百分之二左右。各种研究清代财政税收的著作基本得出相似的结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水平相对很低，只是一个勉强维持的财政，一遇到天灾人祸就会捉襟见肘。可是，国穷的反面并不是民富，而是官僚地主富。田租往往高达50%，大部分农民生活赤贫，劳动剩余大部被剥夺。可是，清王朝当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他开始要面对工业文明的征服了。如果中国文明不能转型进入工业文明，就有可能像被农业文明替代掉的靠采集为生的史前部落一样，永远消失在历史中。可是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的统治阶级，这些官僚地主士大夫，又一次显露出他们愚蠢无耻自私的嘴脸。

同样是后发国家，面临同样的文明转型任务，之所以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洋务运动未能达到目的，关键就在于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早期消灭了国内的最大食利集团：封建大名和武士，得以把主要的劳动剩余用于发展近代产业和行政机构，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必须在不深刻触动官僚地主集团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个别的一些近代产业发展项目相对于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完全是杯水车薪，并不能真正把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个问题直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消灭地主阶级之后才真正解决）。当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经历了倒幕战争和西南战争两次内战，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大名和武士阶级在失去封建领地和俸禄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激烈对抗，而是顺应历史大势，以整个民族的生存为最高目的，积极投身于近代国家建设。最直观的对比，仍然是两国财政能力的对比。在1893年，日本财政收入8800万日元，中国财政收入8867万两白银（1.5日元=1两白银 数据来源于网络）。日本以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竟然可以动员相当于中国七成的财政能力，终于在赌国运的甲午战争中击败清王朝跻身列强行列。而令人不齿的是，即使到了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仍然不愿承担清末行政现代化的成本，地主劣绅甚至把户籍登记和推广小学教育等政策都变成了敛财的机会，把这些成本硬性转移到赤贫的农户身上，导致农民纷纷抗拒户籍登记，反对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组织。如果中国官僚地主知识分子集团最终没有被葬进历史的垃圾堆，那就一定是整个中国文明被葬进历史的垃圾堆。

4工业化时代的食利机制

在西方文明扩张的早期，现代精致的掠夺机制还不成形，统治阶级获取暴利主要依靠旧的土地贵族的方式和赤裸裸的暴力，如排他性的贸易特许权，对殖民地土地贵金属矿产的暴力掠夺等方式。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之后，新的经济基础开始产生，以工厂为核心的生产组织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各种机制开始产生，并且英国由于其在工业革命上的先发优势，开始推销其自由市场贸易体系。但是资本家很快发现，一个真正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是不赚钱的，而资本家是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利润的。这时，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其特征就是以金融资本为组织核心，通过兼并重组行业联盟等方式结成垄断组织，以限制竞争和市场准入的方式保持高利润率。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这套工业化时代的食利机制已完全成形。以美国为例，各行各业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若干个寡头垄断企业，如汽车业的三大公司，石油业的五大公司，会计业的六大事务所，农业的四大集团等（这些具体数字随着历史发展有变化，但总是越变越少，现在汽车业已经只剩两大公司了）。当然，这种寡头垄断的产业结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地区的产业结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地区，则发展出了以原料产地，资本输出地和买办利益集团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其关键词为矿山，经济作物种植园，被核心区控制的贸易与金融机构，寡头政治（如俄国寡头和海湾王室，也算）。除了中国这个异类，当今世界基本都被囊括进了这个世界体系中。当今世界的主要食利集团，一是西方核心区金融-垄断产业资本集团，二是外围地区买办集团，三是世界各地地主集团，如印度的地主，海湾的王室，拉美东南亚的种植园主，香港的李家城等等。

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全面的停滞和危机，其两大特征，一是投资水平停滞，二是普遍性的财政危机。

首先来说投资。我们如果分析欧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的话（这是公开信息），会发现其利润往往相当于员工工资支出的总和。而在金融能源等行业，这个比例还要更高。套用农业社会的剥削机制，这相当于劳动者把土地产出的50%以上用于支付地租。那么，如果这些当代剩余劳动的占有者把这些劳动剩余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至少40%以上的投资率。但是从美国到欧洲，现在的投资额普遍只占到经济总产出的20%-25%，也就是说，至少有两成左右的经济生产在食利消费中被消耗掉了。这样的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投资不足和失业，富豪的奢侈消费与破败的公共设施并存的现象。

然后说财政危机。当今对于西方普遍财政危机的解释是全民福利把国家吃穷了。真是这么回事吗？这只是受资本控制的媒体需要灌输给老百姓的迷魂汤罢了。把国家的账本仔细摊开看看，事实的真相是一小撮人吃的太多，导致大多数开始不够吃了。而各国统治集团给财政危机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呵呵，是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我似乎看到明代的东林党阴魂附体，统治阶级又开始给自己挖坟了。

5中国的特殊道路

中国在1949年之后所走的道路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算得上一条奇路，其特点就是超高投资率。不论中国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大二公还是全民经商，投资比率从来就保持在40%以上，高的年份甚至可以达到55%。这样的投资水平只有苏联工业化建设时期和日韩经济崛起时期才能相比。但是如果比较高投资持续时间的长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我个人总结主要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机制，算是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

一是公有制与市场垄断的结合。在金融，能源，交通，通讯，矿产等适于产生自然垄断的产业，由国有企业进行垄断性经营以保证利润，而这些利润，也就是劳动剩余，由公有制体制保证不被用于消费而是用于新增资本投资。

二是私有制与完全市场竞争的结合。在制造业，零售，餐饮，社会服务等行业，充分放开私营企业市场竞争，使得私营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存活下去不得不把利润投入生产性投资而不能形成稳定的食利集团。

三是强权专制与土地国有的结合。这两者的结合保证了国家建设不会被某些钉子挡住，也保证了土地不会被大量占用用于消费。在国外非常常见的成片低密度低容积率高档豪宅区在中国几乎不存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限制购买家用汽车，这些措施制约了消费水平的增长。

四是政府全面渗透各行各业的内部管理，打破利益集团的形成。中国作为一个比美国家底薄得多的后发国家，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现象却比美国要少，这是很了不起的。中国的学费和诊疗费等比美国要低得多，不但是绝对性的低而且是相对性的低。美国的顶尖大学学费一年要几万美元，中国只需要几千人民币。除了财政补助的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主导力超强，不允许行业自治形成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

五是政权不受食利集团控制具有自主决策能力。在苏联等社会主义体制国家解体之后，这个世界上不受食利集团控制的政权已经很罕见了。民主国家的职业党员无一例外都要靠财团开出的支票领薪水生活，民主政治也越来越成为统治阶级的遮羞布。中共现在至少还用不着祈求国内外资本家给自己开工资，这是它相对于美国民共两党的优越之处。

当然，中国模式离完美还差得远。官僚集团的权力寻租，官商勾结这一中国顽固的传统分赃机制，垄断性国企的腐败和内部人控制，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缺位，买办利益集团的渗透，社会阶层分化的固化，拥有大量房产的新地主阶级食利集团的形成，这些都是还没有解决好的严重问题，而中国文明也有可能再次进入衰败周期。无论如何，我希望中国能真的走出一条新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一种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