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卞仲耘之死的阴谋论思考 -- 独立寒秋HK
家园 单就每一个孤立事件而言 或许是临时起意的，但纵观整个文革，从派遣工作组到镇压黑五类，从武汉七二零到青海二二三，走资派目的明确，组织严密，手段狠毒，并在主席去世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家园 不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嘛，毛主席怎么会说要武呢？ 家园 联系对话情境，“要武嘛”不应该是“武力”，而是 针对文质彬彬的意思表示不可以一团和气搞乡愿，而是要有原则性，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当然这一切内容都是以幽默风格为背景的。
主席的意思很清楚：文化革命革的是人的文化心理，这个“革”毋宁说是对人们普遍存在着的是非混杂的思想观念来一次清理——客观上承认每个人都存在这个问题，每个人都需要进行自我的文化革命。文革的对象本身并没有明确的个体对象，一方面唤醒下层群众当家做主维护自己权益的信念，另一方面针对所有人纠正自己思想观念上的封建糟粕及资本主义观念的侵蚀，以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在具体做法上，不反对对有功劳有成绩的人进行“清算”，但是这个“清算”是对自己心灵的洗涤而不是对肉体的消灭，所以他对一些有资历的人的谈话劝解都包含着这种循循善诱、勉力忍耐的情调暗示，这不过是洗个澡，能经得起揉搓的人是会重新走上岸的，当然，真的有问题的人也会被无情地曝光。现在的舆论中充斥所谓“保护”一词。如果当时所有人都用“保护”对待文革，那么文革不就成了第二个“四清”了吗？因为谁才有“保护”的权力呢？只有一层层不断递进的领导。事实证明的，不是主席的指导思想是错的，而是不能洗干净的人从一开始就对这一指导思想实行抵制，而且不惜用无辜人的生命作为代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抵制的人具有政治经验，开始就预见到如果正常下去自己就会被暴露上不了岸，否则他也不是天生的恶魔非得害死人。这也充分说明历史的书写是靠实践而不是理论，充分说明阶级斗争是严肃的残酷的不是和风细雨的。
家园 谢观海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宋彬彬难辞其咎。8月18日，这么个问题人物被安排去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变相肯定宋彬彬此前的所作所为。这么混账的安排是谁作的？答案是谢富治。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复 谢观海
家园 恐怕不能这样说。如果要使你说的有道理，必须建立在谢富治 之前知道宋彬彬是一个学校学生组织头儿的基础上，还不够，还要知道她的“兵”正是打死自己校长的“造反派”——我加了引号。而这些又自然推出刘进和谢富治有瓜葛，换个说法其实就是谢刘密谋如此安排，因为宋彬彬被接见在宋刘谈话中都承认是刘进直接安排的了。而这些最终的结论是，谢富治必须是为了保护刘邓才会这么做。
历史事实说明谢富治绝对不是刘邓的人，所以可以肯定你的说法不会成立的。
家园 这说明老谢藏得深 如果要使你说的有道理，必须建立在谢富治之前知道宋彬彬是一个学校学生组织头儿的基础上，还不够，还要知道她的“兵”正是打死自己校长的“造反派”——我加了引号。而这些又自然推出刘进和谢富治有瓜葛，换个说法其实就是谢刘密谋如此安排，因为宋彬彬被接见在宋刘谈话中都承认是刘进直接安排的了。而这些最终的结论是，谢富治必须是为了保护刘邓才会这么做。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同时还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之死在当时是重要的事件。北师大女附中随即向北京新市委的吴德汇报了此事。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不可能不知道此事。谢无须与刘进密谋，只要把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隆重推出就足够了，这个人不一定需要是宋彬彬。
历史事实说明谢富治绝对不是刘邓的人，所以可以肯定你的说法不会成立的。据王力转述，文革高潮中，毛主席有一次在表扬谢富治时说，不愧是小平提拔起来的，小平慧眼识才。
- 复 这说明老谢藏得深
家园 转述的东西，可信性很低的 据王力转述，文革高潮中，毛主席有一次在表扬谢富治时说，不愧是小平提拔起来的，小平慧眼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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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述的东西，可信性很低的，谣言的可能性倒是很高。
- 复 这说明老谢藏得深
家园 “红卫兵”不是毛主席搞出来的，而是 “老鼠儿子会打洞”意识的产物。他们要保卫自己的红色江山永远在自己的手中——他们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质，所以不惜打砸破坏，因此才有后来的撤销工作组、我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不过是直面事实，因势利导，将自发的“红卫兵”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造转化从而转变成具有相对正面形象的造反组织罢了。
谢富治是不是应该知道，谢富治什么时候才知道，需要历史事实作支撑，仅仅猜想是不够的。
文革而且还是高潮，表扬小谢，间接表扬小邓，不知道当时小邓是不是第二号走资派。
家园 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宋彬彬和刘进作为学生就汇报给北京市委 了，当时是直接给吴德汇报的，之后吴德不让他们乱说，又给了个统一的宣传口径。之后那个刘进还在学校广播上说过点什么死了就死了话。
问题是北京市委在8月5日打死人，8月6日学生汇报后，一直到8月18日毛会见红卫兵，这个情况一直就没有向中央反映，导致之后更多的打死人和武斗出现。
中央了解情况之后才撤消工作组，另外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一种说法，文化革命在这之前，是工作组的文革。
家园 先撤的工作组，然后才打死了卞仲耘 按时间顺序：
66年5月，叶获取军权，同时成立“首都工作组”，在北京夺权。
66年6月，叶掉李雪峰当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二把手，夺权了北京的行政大权。
作为夺权的一部分，谢富治从66年5月-8月期间，在北京公安系统夺权，在短短3个月时间，北京公安系统前后8名局长、副局长被关进监狱，1500多名干警受到迫害。
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由胡启立亲自带队，进入卞仲耘的学校，取代原校领导。
团派带队的工作组，将西城区68%的教师打成四类分子，残酷迫害。其中对卞仲耘的残酷殴打。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NDMiif0Qwpnod8DI9AZJ8Qw7Ew6LdJUcUhmjHVtlP8T5IdzDzkUpnWpMRTqbvbg9lSq461MMivFsFaPH8YrbRa
1966年6月23日，团派的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7月底撤销工作组。
8月5日老毛亲笔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同一天，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8月5日当天下午，卞仲耘即被打死。
8月18日毛会见红卫兵。
8月19日开始，红卫兵开始大规模的打人，打死了1700多人。
（请记住，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谢富治夺权北京公安系统权力之后）。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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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66年的北京，想想真的可怕。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他的后代，还在主席台上，还想在全国夺权。想想都让人感觉恐怖。
家园 要说文化革命，其实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提出来了 撤销工作组的事可能不是因为打死人，而是他们采取学生都学生的方式让毛主席知道了，很生气，七月下旬开会撤销的。
家园 不管是谁搞出来的，红卫兵打人得到了谢富治的支持和纵容 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由于谢富治的煽动和纵容，北京打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欣赏是发自内心的。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源于林彪的坚持。
家园 66年北京大兴屠杀，跟谢富治也有关系 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b03900102e682.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10462665.html
谢富治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谢富治身处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文革”刚一开始，他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在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后，工作组人数增加至313人。谢富治在6月5日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讲话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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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叶剑英，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6年5月成立“首都工作组”。
谢富治对北京公安局的夺权，很可能是配合叶剑英“首都工作组”在北京夺权的一个重要环节。
掌控了北京公安局的权利后，才可以为所欲为，66年8月先打死卞仲耘，再在北京打死1700多人，然后是66年8月底的北京大兴大屠杀。
谢富治对北京公安局的夺权，和叶剑英的“首都工作组”，才是北京文革初期各种惨案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