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EL -- 隐字术

**时事解读是一个收费的金融时事解读平台，以其涉及的信息量大、分析逻辑强大缜密著称，粉丝众多，甚至有其他一些评论都仿效甚至剽窃**时事的观点，并搞成收费平台模式。的确，这些平台背后的个人或团队的国际政治经济解读能力极强，所掌握的信息量有时也很惊人，特别是**时事，其对国际时事互动及背景关系的“排列组合”式的推演的确达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但本人始终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不管其知识含量多大、逻辑演绎多强，如果方法论上缺乏持久的关注和完善，所有建立的起来的分析框架都会流于“自圆其说”，最后会与P民的实际感受越离越远，大棋越下也越玄，失着败招都能给下成高棋，这大概也是这一类平台或者说是大棋派的通病。

1、对国际关系、国际时事的演绎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影响，因为它们将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这一假设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它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国家是功能上“近似的单位”。它们都执行相同的任务，而且在面临相似的外部条件时作出相似的选择。比如，面临外部侵犯国家利益的行径，其必然会推演出“国家将自发出于国家正义予以反击”，这是不现实的，即使毛时代，毛这样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结的一代伟人，其面临寻求苏联支持时也曾有过放弃少许国家利益的做法。尽管国家可能执行很多相同的任务，但它们并不执行一致的任务，且关于这些任务作出的决策也不相同。国家间内部偏好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对国际政治具有重要影响。

2、忽视了国际时事演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合作性或对抗性的国家行为必然造成国内的赢家或输家，因此也就产生支持者和反对者，如果是忽视公共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强势并掌控国家行政机构的决策信息，决策者可能会倾向于依赖这一利益集团，那么作出有损国家利益的对外决策完全是有可能的。比如，二战时期法国绥靖政策的出台，就与保守派自认为掌握了纳粹军事力量的完全信息有很大关系。

3、忽视了国家内部的集团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这一点与国内政治制度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且放在第4点再述，这里就纯粹谈及政策偏好。哪些集团是鸽派，哪些是鹰派，以及它们偏好之间相距多远，都是国内搏弈的重要因素。而基于某一公认的权威遗留的政策与战略又极可能制约这些派别之间的争斗，比如邓公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对我国对外关系的处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未熄。当温和派掌握更大决策权时，其更多地是寻求国际合作，当这样的合作持久给温和派带来现实利益时，甚至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问题时偏向于绥靖政策。

4、忽视了国内政治制度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由于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分立，两者之间的政策偏好、掌握的信息量差距都很大，其对外的任何协定都有可能随着这种差距带来的分歧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而政治领导人不仅受到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的压力，还必须考虑这些政策的选举后果，因此中央决策者不能忽视这两个搏弈中的任何一个。而对于一元化统治的政治制度来说，中央决策者具有人事任免的较大权力，其掌控的行政机构与利益集团楔合紧密，掌控着较其他利益集团较多的信息，且由于较少有对选举后果的担心，因此极可能在对外政策或战略上更倾向于受自身所处利益集团的影响。说到底，就是阶级内部及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影响着政策偏好，并传导至对内对外政策层面。

**时事等国际时事解读平台，其解读都将国家视作“铁板”一块，而国内政治则成了一个“暗箱”，这种将国家视作单一行为体的解读方法无疑忽视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在其将国际政治视作一盘大棋时，就先验地将本国与他国均视作一个功能单一的利益统一体，而对其内部政治运作会带来的多样后果和反作用却成了一个暗箱，这样下的棋其实等于只见棋盘不见棋子的盲棋。

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对互联网信息加强管理的有关决定，说是为了保护互联网个人信息，但个中含义再明显不过了，这个么，大概也是反F带来第一个对P民来说有点不太妙的“副产品”吧。接下来的趋势肯定是要对网络舆论强化管理了，包括微博，不得再随意以实名举报的名义泄露人家的“个人信息”喽。同时，可预见，舆论引导的趋势将会越来越强化。象这种以管理为名强行辟开“有利于”己方的舆论阵地，网民会不会买账还未可知，但同样可预见的是，时政一块的忽悠肯定会加强，猴王之流适逢其时啊。对于P民来说，如何识别政经忽悠，保持清醒的认识就要有多点心眼了：

一、从阅读对象上。要有两不看，即经常在电视上现眼的砖家评论不看、互联网上主流版块经常现眼的砖家评论不看，如果不小心看了就当“麻雀儿放屁——一阵小风”。这里列举一些纯忽悠派的：张维迎、厉以宁、吴敬链、茅于轼、叶檀、张五常等等，这个有好多，阵容很强大，防不胜防，这些人非常无耻，跟江湖卖狗皮膏药的差不多，但迷惑性也很大，比如那个厉某某，有水平能忽悠是肯定的，但人家那些个都是帝王之术，不是给P民的看的，其《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的“非均衡”分析看着灰常有道理，却能数千万下岗职工苦泪给活活弄成一个“合理的存在”；再如那个张五常，这位勘称是厚脸皮与不学无术江湖郎中的祖宗，余斌在《经济学童话》里讲这个老匹夫给驳得体无完肤，但人家照样逢人就称“昨儿个跟某某大师一起吃饭、激辩”啥的。鸟人在美国搞古玩诈骗被法律追究逃到香港，就这号“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一到中国还能在咱主流媒体上活得风生水起，可想而知这主流媒体都成了啥，不客气地说，成了专职忽悠基地。

二、从方法论上看。是凡以“自上而下”的学术视野做学问讲时政的肯定是忽悠，什么叫自上而下的学术视野？就是失去“自下而上”视野的政论，这个自下而上的视野就是阶级视野，就是对社会阶级分析及矛盾分析视野。在自上而下的学术视野里是没有这些的，这样的方法形成的政论目前在国内各论坛和媒体上是主流，几乎泛滥成灾，有些是舆论引导同志包括所谓砖家有意为之，有些则是看了三天书自比诸葛亮的主。自上而下的学术有高明的，如厉某某的学术，也有满嘴跑火车但却以敢讲真话受吹捧的，比如叶女士。。。。不过，就是一点这些有意忽悠的所谓砖家肯定都是有一定的背景的，是收什么钱说什么话，比如这叶女士，她昨儿说的话，今儿就能自掴耳光换另一说法，正反方都是她，整一精神分裂派的。自上而下的学术视野惯用拎不清的黑箱性质的词语，说它象黑箱，就是指这词语里的含义丰富需解剖下来细分方能更为科学，但人家故意含混着用，典型的有“非均衡增长”、“流动性”、“CPI增速”、“市场“、”国家“等等，在叙述社会主体时从来不分卢瑟还是稳拿，统统装进”社会“、”公众“这个大口袋里；在谈论国家利益时从来不分这利益到底是体现了官僚国家的还是公共国家的利益，是多数人的还是少数人的利益，统统装进”国家“这个口袋里；在讲述国际时政大棋时，国家是铁板一块，所以阶级矛盾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都被屏蔽，也被装进”国家“这个大口袋。

总之，不谈阶级矛盾的政论咱不看也不信，还不如自己分析，要比那些个所谓砖家大牛的准确多喽。

第一财经大型纪录片《人民币》开播

肆无忌惮地用如此铜臭的名词作片名，也许让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从业者都自叹不如了。

前两天读"读书", 首篇文章,就是吴敬莲市场万能的老调调,把三十年改革导致今天局面的根由全推到官僚资本身上,提出解决方案,就是民主政治改革,名曰"坚持深化改革", 手段是给资本更大自由,借口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政府更进一步地退出对资源配置的控制.

全然无视现在西方国家危机下政府参与的力度.

警惕资本下乡

贺雪峰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双向城乡一体化显露生机”（2012年11月12日）的文章，以他最近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他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障碍，应该通过城乡发展一体化来缩小城乡差距。他尤其强调了鼓励资本下乡的重要性。厉以宁教授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具有极大社会政策影响，因此，笔者对厉以宁教授此文主要观点进行评论。

　　一

　　厉以宁教授的文章首先讨论了资本与城乡差距的关系，他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结合创造了财富，从目前来看，三种资本中的任何一种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属于劣势。

　　更严重的是，农村有本事的人都进城了。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残。这些人留在农村种地，产量低，收入少，跟城市相比，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怎么办？厉以宁教授认为，能人外迁是对的，留在农村的老弱病残，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将土地流转出去，比如出租，同时，由政府给他们安置，有些人还可以进行社会救济，这样可以缩小城乡差距。

　　能人进城了，老弱病残的土地流转出去了，将来谁来种田？厉以宁认为今后种田的主要是以下三种人：

　　一种是种植能手、种植大户。他们通过转包、租赁的办法，扩大耕种面积，实现规模经营。其他农民要么进城务工经商，要么当雇工。

　　第二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由农民自己组成，土地入股、民主管理、账目公开，领导人员是选出来的。

　　第三种是农业企业下农村。农业企业下乡租地，采用高新技术，带资本下乡，带技术下乡。农业企业下乡，其中有民营企业，有港资企业，还有台资企业，从农民手中租到了土地，规模经营。要鼓励更多的农业企业对农业进行投资。

　　厉以宁得出结论：今后中国要改变农民进城这种单向的城乡一体化，要走向双向城乡一体化，愿意来农村经营的就来农村，农民愿意进城打工的就到城里去。这样不但农业生产率会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缩小。

　　二

　　厉以宁教授的观点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国家养农村老弱病残。这样既可以缩小城乡差距，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

　　但是厉以宁教授的观点有若干缺乏操作性的方面，且似乎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当前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当前中国有大约9亿农民，其中2亿多人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留在农村的大约有7亿人，这7亿人以386199为主，即以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为主，就是厉以宁教授讲的老弱病残。但我们要注意，这个老弱病残，不仅仅是人数众多（占到全国人口一半），而且大部分是具有农业生产能力的劳动力或半劳动力，数量大约是3~4亿，这些人，要么是因为年龄比较大，不合适城市务工，但务农正好，要么是因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无法离开而呆在农村。这么庞大数量的农民，国家安置得了？养得起吗？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家庭，一般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一家两代，既务农又务工，获得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从而可以维持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如果没有务农机会，中老年父母随子女进城，在目前农民工有限的工资收入下面，他们不可能在城市获得体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与就业条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农民全家进城，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上，要远低于目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活质量。

　　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城农民都很难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有保障的收入，农民进城往往是与城市贫民窟的扩大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与制度和政策无关，而只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为所有进城人口提供体面生活的收入保障。中国之所以没有大规模贫民窟，是因为中国还有广阔农村地带，农民可以从农业中获取收入，尤其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使在城市无就业优势的中老年农民仍然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收入。且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随时返回农村生活。进城成功，有了稳定就业和有保障收入，农民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可以安居乐业，当然好。若达不到？那不要紧，那就返乡，因为返乡可以务农，可以在村庄这个稳定的有预期的熟人社会生活。返乡的基本人权，使中国至今避免了城市出现大规模贫民窟。

　　在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国家根本不可能为如此众多人口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让农民退出农业，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资本下乡。从笔者调查情况来看，资本下乡，一般是不愿种粮的，因为种粮不赚钱。且笔者调研发现，几乎所有规模经营的种粮，单产都不小农经营。厉以宁教授在文章中所列举的资本下乡，也都是租地种经济作物。资本下乡越多，种经济作物越多，之前可以靠种经济作物赚钱的农民就越少。在农业GDP份额不超过GDP总额10%且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资本下乡，无论资本能否赚钱，客观上都是在与9亿农民争夺农业GDP的份额。本来农业蛋糕就不大，9亿农民来分，9亿农民所得就少，现在资本又在政策鼓励和政府扶持下，进入到农业里面来，资本就将农业GDP的蛋糕切走一大块，所剩更少，农民可以分到的就更少，农民因此只可能更穷。

　　也就是说，无论资本下乡能否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个存疑，至少在粮食生产领域是不存在的），资本下乡都会挤占农民本来不多的农业收益，这个大账算起来并不困难，遗憾的是，厉以宁教授及很多人都不愿意算，很奇怪。

　　再次，厉以宁教授认为，双向城乡一体化，让资本下乡，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个结论有陷阱。我们一般讲缩小城乡差距，是要缩小市民与农民之间收入及社会保障的差距。现在厉以宁教授的办法却是：让农村穷人进城，让城市资本下乡，这样一来，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吗？但这样的城乡差距即使缩小，又与弱势农民生存条件的改善有什么关系？反过来，之前农民在农村还至少有一个熟人社会的关系，有稳定的生活预期，有一个农家小院可以居住，生活可以维持温饱，现在进城了，生活不稳定，居住无定所，漂泊、孤独，在城市贫民窟煎熬，这样一来，就导致中国出现城市内的二元结构，这样的城市二元结构不仅对农民有害，而且城市稳定恐怕也会大有问题。

　　资本有逐利的本能。如果农业领域有利益，资本下乡逐利是一定的。但当前中国农业担负着9亿农民生存的巨大责任，农民需要通过农业GDP来维持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是中国可以成为全球化中优等生的廉价劳动力的原因，是农民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理由，而且是中国农村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重要前提。在农业GDP仍然担负着如此巨大的社会甚至政治功能的情况下，在农民人数仍然极其庞大且必须要以农业收入来获得生存保障的情况下，限制资本下乡就应该是当前中国农村政策和农业制度安排的基本方面。

　　厉以宁教授认为应该鼓励资本下乡，其中理由是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样“目中无人”的缩小收入差距，与农民何干？与中国的社会安定和谐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