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1左传中的车战00 -- 桥上
家园 人口增加农业扩展畜牧业减少 这似乎是个趋势。
汉代卜式是以畜牧发家的。但是后来似乎人口越来越增加，农业生产越来增强，占地越来越多，最后畜牧业用地就越来越缩小了。
家园 是，我感觉当时一块块田地还没连在一起， 大一些的田块，不过千亩，合现在的几百亩。要到后来开阡陌，才陇亩相连。当然各地情况不同，不排除个别地方已经都开垦出来了。
家园 【求助】彝器铭文如何能电脑输入？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里面的彝器铭文如何能电脑输入呢？除了用粘贴的方法之外，请高手们支招！
家园 又及，我手里有一份word版 《春秋左传注》，包括所有打不出的字的图形，如有需要可以发给您。
家园 桥上君，能发给我一份吗？ 我买了一套09版的春秋左传注，读了右140页，但是感到没地方注释，又不舍得在书上画，能发给我一份word版的画，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email protected]
家园 我的经验，看您要干什么， 如果要贴到这里，几乎没别的办法。
如果就是在word文档里，有一个扩增的字符集，有比较大的一部分字可以打出来，但不能在这里显示。
还有一部分无法显示的，也只能贴图。
还有如果您只是想给出彝文的原形，那当然只能贴图了。
如何找到那些字，我建议可以上这个网站，有两个途径找字，一个是汉字拆分，还有一个是笔画查询，
在部首和拼音查询中查不到的许多字都可以这样找到。注意，拼音打不出来的字在这里都无法显示。
以上是我的体会，希望对您有用。
家园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军制臆想 下、军师旅卒行伍 既然一百乘兵车是个独立的作战单位，那么这个单位与《左传》中提到的可能的军队建制单位——军师旅卒行伍——又是什么关系呢？前面已经提到，我估计应该就是“军”。
《庄十六年传》有：“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p 0203）（03160501）），明言一个诸侯国拥有的军力是一个“军”，当然那时晋国还是小国，而且正当内乱之余，实力大减。不过很快就扩充为两个“军”，杨伯峻先生在此注云：“晋此时为一军，闵元年（十七年后）增为二军，后又增为三军（晋文公“蒐(sōu)于被庐，作三军”，当僖二十七年，距此四十五年），又增为六军。”
另一个佐证在《僖二十七年传》中：“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p 0444）（05270401）），子玉是楚国的令尹，所率领出征的军队应该至少是一个“军”，这里的“三百乘”当为更上一级的军力水平，因此可以佐证一百乘兵车在当时就相当于一个“军”。当然后来一个“军”的兵车已经扩充到二百乘甚至更多了。
军、师、旅、卒、行、伍，可能都是当时军队某一级建制单位的称呼，当然各国或不同时期其意义应该会有所不同。下面我会排列分析一下《左传》中这些词在这方面的使用及其意义。
1. 军
含“军”字的词其中的“军”字意为军队一级建制单位的有：
“中军”：在《左传》中有41段出现了“中军”这个词，大多是军队一个特定建制单位的名称，但亦有几处引申为位于中军的全军指挥所的；
“右军”：在《左传》中有2段出现了“右军”这个词，都是指军队的特定建制单位；
“左军”：在《左传》中有1段出现了“左军”这个词，亦是指军队的特定建制单位；
“上军”：在《左传》中有20段出现了“上军”这个词，也都是指军队的特定建制单位；
“下军”：在《左传》中有25段出现了这个词，都是军队一个特定建制单位的名称；
“新军”：在《左传》中有7段出现了这个词，都是军队一个特定建制单位的名称；
“新中军”：在《左传》中有1段出现了这个词，亦是军队一个特定建制单位的名称；
另外，在《左传》中有1段提到“一军”，有2段提到“二军”，有20段提到“三军”，有2段提到“四军”，有1段提到“五军”，有2段提到“六军”。其中的“军”大都是指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这些表述也大都意为相应数量的“军”，但其中亦有几处的“三军”其实引申为全军之统称的。
《左传》中其他提到“军”的地方还有；
“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僖三十三年传》（p 0501）（05330603）），“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shèng)无人，卒列无长。”（《昭三年传》（p 1234）（10030302））。这里以“军”与“行”并称，分别指车兵与徒兵的最高级建制单位。
“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宣十二年传》（p 0721）（07120201）），“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成六年传》（p 0830）（08061102）），“战也，郤至实召寡君。以东师之未至也，与军帅之不具也，曰：‘此必败！吾因奉孙周以事君。’”（《成十七年传》（p 0900）（08171001）），“吾军帅彊(强)禦，卒、乘(shèng)竞劝，今犹古也，齐将何事？”（《昭十二年传》（p 1332）（10120403）），“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昭二十八年传》（p 1496）（10280401））。这里的“军帅”与“将军”都是指“军”这一级建制单位的首脑。
《襄十四年传》“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p 1016）（09140501））说的是天子拥有六个“军”（在《桓五年传》中提到左中右三军（（p 0105）（02050302）），不知还有哪三军），所以诸侯最多只能拥有三个“军”。这里的“军”当然是各“国”军队最高级的建制单位。
关于“军”作为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以及其下的军队建制，在《襄二十五年传》提到“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六正谓六卿，即三军之将与佐。五吏疑为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襄十九年《传》皆受一命之服者也。三十帅，师帅也。据《周礼夏官司马》，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则一军五师。师帅或亦有正副，故三军十五师而三十帅。三军之大夫，则每军之职掌其他军务者。百官之正长，则晋国各部门之负责者，师旅则其官属。说参王引之《述闻》。”（（p 1101）（09250301））。
我觉得《周礼》的“军”已经不是春秋时的“军”，另此处的“师”和“旅”只是某种官位的称呼，亦与军队建制无关。所以主要讨论一下“三十帅”。这“三十帅”无疑是“军”的下一级建制单位的长官。在襄二十五年当时，晋国有三“军”，是十一年前由四“军”缩编而成的，每“军”的兵车数已经超过二百乘，所以这里“三十帅”每人统领的建制单位的兵车数有几十乘，但这一级建制单位的名称不一定是“师”。
2. 师
“师”也曾经是军队中的一级建制单位，典籍中就有著名的“成八师”、“西六师”、“殷八师”等等。但这些“师”都是“王师”，时间也基本在西周，而在《左传》当时，可能更通用的称谓已经是“军”。前面提到当时有人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襄十四年传》（p 1016）（09140501）），《桓五年传》还提到周王手下的左中右三军（（p 0105）（02050302）），也就意味着即使当时“王师”的最高级建制单位也已经被称为“军”而不是“师”了。
“师”在《春秋经》中最常见的用法指某一诸侯国出动的军队，而不考虑出动军队的多少，其中最多的是某人“帅师”如何如何，共118处；还有称某“国”出动的军队为“某师”，如“齐师”、“郑师”、“宋师”、“卫师”、“秦师”、“晋师”以及“楚师”等等，而鲁国自家出动的军队则单称“师”。当然这都是把“师”用为“军队”的统称的，在《左传》中，“军”也有类似的用法，因此这一类用法与“师”和“军”是否为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无关。
“师”的另一种用法是作为军兵种的称呼：当时的水军或被称为“舟师”，陆军则对应称为“陵师”（《定六年传》（p 1557）（11060401））。这也是当时“师”已经不是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的佐证吧。
在《左传》中提到“师”字且意指一支军队的还有：
“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僖二十五年传》（p 0432）（05250203）），
“陈、蔡奔，楚右师溃。”（《僖二十八年传》（p 0461）（05280309）），
“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僖二十八年传》（p 0461）（05280309）），
“右师城上棘，遂涉颍。”（《襄十八年传》（p 1042）（09180403）），
“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骈、子盂帅左师以退。”（《襄二十五年传》（p 1103）（09250801）），
“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昭三十年传》（p 1509）（10300401）），
“退而蒐乘(shèng)，孟孺子-洩(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洩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哀十一年传》（p 1657）（12110101）），
“五日，右师从之。”（《哀十一年传》（p 1657）（12110101）），
“右师奔，齐人从之。”（《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3））。
不过根据有关的叙述，在我看来，这些“师”都是临时编成的，而似非“军”之下或与“军”相当的一级“建制”单位，至少《左传》中未反映出当时存在这一层建制。
另有两条《左传》也提到了“师”，同时还提到了“旅”，还需进一步讨论：
在《成十八年传》中有“师不陵正，旅不偪(逼)师”，杨伯峻先生注云：“正、师、旅皆一般官吏之名位，正大于师，师大于旅。正盖各军各部门之长。两句即下不陵上之意。襄十年《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十四年《传》“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二十五年《传》“百官之正长师旅”、正与师、旅皆同此义。说详王引之《述闻》。”（（p 0908）（08180301））根据这里杨先生的论证，可见此处和另几处中出现的“师”和“旅”与军队建制无关。
而在《定四年传》中有“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师从，卿行旅从，臣无事焉。”（（p 1535）（11040103）），但此处的“师从”、“旅从”实与“祝奉以从”并列，则此处的“师”、“旅”当亦可解为某种官职。
不过“君行师从，卿行旅从”应该还是反映了“君”和“卿”出行时所跟随的军队的规模。而且由于“师”的官位高于“旅”，所以跟随“君”出行的部队规模应大于跟随“卿”出行的部队规模。至于到底是多大的规模则可能各国各时期都不太一样，但有一个例子：公元前五八四年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成七年传》（p 0834）（08070502）），当时申公巫臣是晋国的上大夫且自有一座小城（“晋人与之邢”《襄二十六年传》（p 1119）（09261002）），身份是出使吴国的使臣——行人，他所带的军队规模是一“卒”三十乘兵车。
3. 旅
《左传》中有三条出现了“旅”字且与军队有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綸，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哀元年传》（p 1605）（12010201）），“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闵二年传》（p 0268）（04020701）），“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闵二年传》（p 0269）（04020702））；但其中并未反映出“旅”是春秋当时通用的军队建制单位，倒可能和“师”一样，也是过去的军队建制单位。
另一方面，“旅”字意为某种官职的倒有不少：“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成二年传》（p 0799）（08020310）），“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襄十年传》（p 0983）（09101201）），“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襄十四年传》（p 1005）（09140103）），“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师不陵正，旅不偪(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成十八年传》（p 0908）（08180301）），“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襄二十五年传》（p 1101）（09250301）），“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师从，卿行旅从，臣无事焉。”（《定四年传》（p 1535）（11040103））。
我猜测，也可能当初（西周时期，可能还包括之前更早时候）作为军队建制单位的“师”、“旅”大体就相当于后来（春秋时）的“军”、“卒”或者“卒”、“偏”。
4. 卒
“卒”作为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应为三十乘兵车，《左传》中有两处例证：
《宣十二年传》有：“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p 0730）（07120204）），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广有一卒者，谓每部之车数有一卒耳。其数为偏之两，即两偏，故又云卒偏之两。据下文“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则一偏是十五乘，两偏是三十乘。楚以三十乘为一卒，以一卒为一广。说详江永《群经补义》。此卒为战车之数，非指徒兵之数，昔人多以《司马法》及《周礼》百人为卒之说证之，使车、徒相混杂，因而纠缠不清，而其说又各不相同，莫衷一是，今皆不取。互详成七年《传注》。”
《成七年传》有：“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p 0834）（08070502）），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两之一卒是合两偏成一卒之车，即兵车三十辆；舍偏两之一是留其卒之一偏，即留十五辆于吴。说详江永《补义》。互详宣十二年《传注》。”
由此可见“军”的下一级建制单位为“卒”，包含三十乘兵车。“卒”的下一级建制单位为“偏”，包含十五乘兵车。在《左传》中还有三处佐证，说明当时战车部队常以三十或十五乘兵车为单位活动：
《宣十二年传》：“楚子为乘(shèng)广三十乘，分为左右。”（（p 0737）（07120209）），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此句极易误解为楚子以三十乘分为左右广，每广十五乘。杜《注》之误，亦由于此。（实则“分为左右”之“分”，非直承“三十乘”，盖以古人文字不如今人之清晰。）此句（意）谓楚子分乘广为左右，每广三十乘。不如此解，则不足以解上文“卒偏之两”及成七年《传》“以两之一卒适吴”诸句，并详上《注》及成七年《传注》。”
《襄十一年传》：“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shèng)，甲兵备，凡兵车百乘(shèng)；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p 0991）（09110503）），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广车，郑玄以为横（冲（衝）？衡？）陈之车，与宣十二年楚之右广左广之广同为攻敌之车。軘音屯，軘车，服虔谓为屯守之车。淳音纯。古代投壶礼与射礼，一算为奇，二算为纯。此淳亦耦义。意谓广车与軘车相配为一淳，各十五乘，合共三十乘。”按杨先生的解释，这里还反映不同的“卒”或“偏”可能配备的战车种类不同，作战任务也不一定相同。
《昭二十一年传》中有：“使华登如楚乞师，华貙以车十五乘(shèng)，徒七十人犯师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复入。”（（p 1428）（10210602）），这可能就是以“偏”为作战单位出战的实例。
“卒”作为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的例子还有：“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隐十一年传》（p 0076）（01110401）），“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僖二十八年传》（p 0456）（05280303）），“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僖二十八年传》（p 0461）（05280309）），“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shèng)无人，卒列无长。”（《昭三年传》（p 1234）（10030302））。以上第一个例子“卒”与“行”对称，第四个例子“卒”与“列”并称，应是反映了“卒”与“行”或“列”分别是车兵与徒兵的建制单位。
5. 行
《左传》中“行”字作为军队一级建制单位的例子有：“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僖三十三年传》（p 0501）（05330603）），“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shèng)无人，卒列无长。”（《昭三年传》（p 1234）（10030302）），这两条都是“军”与“行”对称，分别代表车兵与徒兵，反映“行”与“军”类似，是徒兵的最高级的建制单位，因此才会有《昭元年传》的“乃毁车以为行，五乘(shèng)为三伍。”（（p 1215）（10011001）），这是以“行”来代指徒兵。
《隐十一年传》中的“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p 0076）（01110401）），则反映徒兵一“行”的人数与车兵一“卒”（三十乘兵车合三百人）的人数相近。
而另一方面晋国曾经“作三行以禦狄”（《僖二十八年传》（p 0474）（05281301）），三行长官的位序均大大低于三军的正副长官，所以一“行”的人数应该也大大低于一“军”的人数（一千人左右）。
但这三行的长官仍然是很荣耀的，以至有人还以此为“氏”：“中行”和“右行”（《左传》中共有三十七处出现“中行”这个“氏”，两处出现“右行”这个“氏”，而《国语》及《系年》中还见有“左行”）。所以一“行”的人数也不会太少，至少应该比一“卒”的人数（三百人）多。
加上《哀二年传》中有“及铁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p 1617）（12020304））的记载，这“徒五百人”应该是成建制地参加战斗的，因此我推测每“行”的人数在五百人左右。
6. 伍
“伍”的含义比较明确，五人也。就是指由五个人组成的一级军队建制单位，一直延续到后世。但这是徒兵的建制单位，对于车兵，也许可能还有一种军队建制单位也称为“伍”，这有《桓五年传》的例子：“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p 0105）（02050303））。这里杨伯峻先生注云：
杜《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陈法。”江永引《周礼夏官司右》云：“凡军旅会同，合其车之卒伍而比其乘。”《注》云：“车亦有卒伍。”又引《司马法》云：“二十五乘为偏，百二十五乘为伍。”谓此盖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后而弥缝之，若鱼之相丽而进。杜《注》谓五人为伍，恐误。说详《群经补义》。然《司马法》既非春秋战法，杜《注》固难从。即如江说，以百二十五乘而弥二十五乘之缝，于理亦未必合。后代颇多异说，莫衷一是。文献不足征，考古又难为证，姑阙疑可也。（《桓五年传注》（p 0105）（02050303））。
我还有一种推测，觉得这里“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的第一个“伍”可能是指五个“偏”，则为七十五乘兵车，后一个“伍”则是指由五乘兵车组成的建制单位。这当然是臆测了。
另外“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之“先偏”是说以十五乘兵车冲锋陷阵，而在《昭十三年传》中刘献公引用的《诗》句“元戎十乘(shèng)，以先启行”（（p 1354）（10130304））则是说以十乘专用的大型兵车冲锋陷阵，二者描述了极为类似的场景。说不定这一“偏”的战车数最早是十乘，后来是十五乘，到《司马法》那时候就已经变成二十五乘了。
“伍”作为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的例子还有：“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昭十八年传》（p 1395）（10180304）），“乃毁车以为行，五乘(shèng)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昭元年传》（p 1215）（10011001）），“不死伍乘(shèng)，军之大刑也。”（《昭二十一年传》（p 1428）（10210602）），“林不狃之伍曰”（《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3））。这些例子中的“伍”都是五个人的“伍”了。
————————————————————
综上所言，我推测当时军队的各级建制单位如下：
车兵以军、卒、偏、（伍？）、乘为各级建制单位，分别包含一百、三十、十五、（五）、一乘兵车。军后来扩大了，但一百乘兵车很可能仍构成同出于一城（小国、县）或者同出于一个“氏”族、打起仗来可用在某一方向独立作战的建制单位。
徒兵则以行、（列？卒？）、伍为各级建制单位，分别包含五百、（一百）、五名战士。
以上纯属臆想，还请各位河友多多指教。
通宝推：履虎尾,光年,
本帖一共被 5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哇，看完了这个楼里的所有文章了，挺高兴！ 真是佩服你，第一，能细致；第二，能坚持。赞！
家园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军制臆想 上、兵车百乘 一百乘兵车是个常见单位，春秋时出征的兵力常以此为单位，以下是《左传》中提到出征时战车数量的八个例子，都是以一百乘为单位，没有例外：
《隐元年传》：“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p 0013）（01010403））。
《庄二十八年传》：“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p 0241）（03280302））。
《闵二年传》：“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p 0266）（04020502））。
《僖二十八年传》：“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p 0460）（05280308））。
《成二年传》：“晋侯许之七百乘(shèng)。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shèng)。”许之。”（（p 0789）（08020301））。
《成十八年传》：“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shèng)戍之而还。”（（p 0911）（08180501））。
《襄二十五年传》：“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shèng)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p 1102）（09250501））。
《定五年传》：“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shèng)以救楚。”（（p 1550）（11050501））。
《左传》中也有几处兵车不以百乘为单位在战斗中出现的例子，但都不是出征时的全部军队：
“楚子为乘(shèng)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宣十二年传》（p 0737）（07120209））。
“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宣十二年传》（p 0739）（07120210））。
“使华登如楚乞师，华貙以车十五乘(shèng)，徒七十人犯师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复入。”（《昭二十一年传》（p 1428）（10210602））。
当时甚至献俘、赏赐、贿赂也常常以“百乘”为单位：
《僖二十八年传》：“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p 0463）（05280312））。
《宣二年传》：“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p 0652）（07020104））。
《襄十一年传》：“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shèng)，甲兵备，凡兵车百乘(shèng)；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p 0991）（09110503））。
《哀十一年传》：“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shèng)，甲首三千，以献于公。”（（p 1663）（12110302））。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出军赋（当上司有要求时派军队出征）也都以“百乘”为单位：
《文十四年传》：“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p 0604）（06140801））。
《昭十二年传》：“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p 1338）（10121101））。
《昭十三年传》：“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p 1353）（10130302））。
《昭十三年传》：“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p 1357）（10130305））。
《定十年传》：“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shèng)从我者，有如此盟！”（（p 1578）（11100202））。
《昭八年传》：“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shèng)。”（（p 1302）（10080401））
《哀十三年传》：“鲁赋于吴八百乘(shèng)，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p 1678）（12130402））。
《哀七年传》：“且鲁赋八百乘(shèng)，君之贰(nì)也；邾赋六百乘(shèng)，君之私也。”（（p 1643）（12070403））。
除了以上一般的例子外，《左传》中还有一处明确地给出了当时军赋的规格——即一个县（一座“城”）出一百乘兵车：
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昭五年传》（p 1267）（10050402））。
这里提到，当时晋国的韩家拥有七个县，羊舌（杨）家拥有两个县，这九个县可以出兵车九百乘（长毂九百）。晋国还有另外四十个县，则可以出兵车四千乘（遗守四千）。很明显这里是按每县出一百乘兵车计算的，可见这是当时的常态。
这里的县大体上相当于过去一个诸侯国的范围，有些就是被灭掉的诸侯国（《闵元年传》：“……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p 0258）（04010601））。
以上的羊舌家以及另外一家祁家的地盘后来被分掉，其时羊舌家已经占了三个县，《左传》中给出了具体的地名，其地域大体上与今日的县相当，其中不少可能也都能追溯到过去的小诸侯国：
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塗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昭二十八年传》（p 1493）（10280301））。
还有一个例子反映当时一个城（县，“国”）可以出动一百乘兵车，在《哀二年传》中：
简子巡列，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shèng)，死于牖(yǒu)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p 1615）（12020302））。这里杨伯峻先生注曰：
毕万为晋献公右，见闵元年《传》“毕万为右”《注》。孔《疏》：“襄二十七年《传》曰‘唯卿备百邑’《注》云：‘一乘之邑也。’《坊记》云：‘家富不过百乘。’百乘，卿之极制也。”然此时大国之卿已大大超过百乘。死于牖下谓得善终。简子述此，勉人立功。
从杨先生的注释可见，显然春秋当时的人认为一个大的“氏”族（领有独立的采邑（县），相当于一个小诸侯国）可以拥有一百乘兵车，结合上面的记载看，如果一个“氏”族能出动的军力超过一百乘兵车，那往往就是这个“氏”族拥有了不止一个县。
以上估计也与朱凤瀚先生的一个推算对得上：
上节论述周民族形成时曾讲到，周人在克商以前，民族共同体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所建立的国家相对殷商仍是小国（《尚书多士》周公自称“我小国”）。克商时除去友邦军士外，武王所率周人武装人数，史载不一，取其多数，有戎车三百五十，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3]，如戎车一乘有甲士三，共得兵力近五万人。即假定武王是动员了全部兵力，并且依李亚农先生的推算法，人口为战斗人员三倍[4]，则周人当时的人口数约十五万人。司马迁讲周初时封国“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5]。《荀子儒效篇》言周初封国有七十一，姬姓五十三，三当为五之误，前人已指出[6]。七十一国中除去五十五姬姓国外，当然还有姜姓等周人中的异姓亲族所建之国。此外应包括少数非周人之封国，如宋、陈、杞之类，但周人之国在五十五以上是无疑的。以上述十五万左右人口，要留相当一部分在王畿，剩下分到这数十个国中，诸国人数之寡可想而知。
西周初随同各个受封的贵族去到封土上建邦立国的周人，除了受封贵族本族族人外，可能还有其下属的其他周人贵族成员与各自的家族。但其总人数如上所言，是不会多的。以此很少的人数迁至封国，担负上述艰巨的军事义务，则此少数周人中的男子自然应多是武士。李亚农曾讲到这一情况，他说：“……当周公东征，成王践奄，周族的势力深入东土，分封了五十三个子弟出去做诸侯的时候，周族的氏族成员最倒霉的也做了‘禄足以代其耕’的下士，也就是全变成了车上的战士……”[7]这一段话中“周族”、“氏族”诸词语用意不甚明确，但所言各封国中周人全是战士的说法，应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西周昭王时器明公簋（图2.2）铭曰：“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集成》4029），“明公”又见令彝铭文（《集成》9901），即周公之子明保，时为王朝卿士。东国是指东夷之国。所遣三族显然是从征的明公本族族人，可见直至西周早期偏晚，周人贵族仍主要以家族武装出征。则西周初期受封贵族亦必各以其家族为军事武装，同族为伍，息息相关，生死与共，在当时实是最富战斗力的军事组织。不仅如此，分封所造成的特殊政治环境，使最初跟随贵族来到封土的周人政治等级地位均有所提高，正如许倬云所指出的：“分封的队伍深入因国的土著原居民之中，也必须保持自群之内的密切联系，庶几稳定以少数统治者凌驾多数被统治者之上的优势地位。”[8]即使是下层武士。亦成为专习武而不务农之低级贵族，且以此身份世代相承，所谓“凡周之士，不显亦世”（《大雅文王》），于是衍化为若干个世袭的贵族武士家族。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二章 西周家族形态第二节 西周封建对旧有社会组织结构的改造与西周家族基本类型的形成一、西周封建所造就之周人贵族家族与土著附庸家族（二）封土内周人贵族家族之形成》 朱凤瀚 （p 239））
在以上两段中朱先生计算了周初开始分封时各诸侯国的人口，计算结果反映了当时实在没多少人。不过因为有如下几个因素，当时一“国”城中的人口未必如计算直接除下来（例如十一万除以五十五得两千）那么少：
一是出征的诸侯还带了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之类外“姓”人（《定四年传》（p 1535）（11040104）），在宜侯夨簋铭文中也有：“易（赐）才（在）宜王人［十］又七生，易奠七白，厥冮〔庐？〕［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这段铭文记录了周初周天子把王畿之内的虞侯夨改封为远在东南海隅的宜侯时赏赐（易）给新立的宜侯夨的人员（应不包括夨自己的家族成员），其中多数应是外“姓”人，而不是周人（姬“姓”），人数至少接近两千人。
二是个别诸侯国可能只带了很少的人（蔡蔡叔，以车七乘(shèng)、徒七十人。《定四年传》（p 1535）（11040104））。
三就是这五十五国的分封不是同时进行，而是经过了几任周王，在几十年内陆续进行的，所以可用的人力资源会再多一些。
无论如何，估计很多诸侯国长期以来大概也就是一百乘或二百乘兵车，大国二军、小国一军，每军一百乘兵车，而“国（城）”内人口就大约是五千到一万人，正好合于《闵元年传》所谓“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p 0259）（04010603））的说法。
每座城（“国”、县）五千到一万多的人口数合一千多名到两千多名战斗人员，相对一百到两百乘兵车，正好大约是每车十人。而这一两千人之中，“士”以上的估计也就一两百人，这是从参加盟誓的人数上估计的（例如：列名《侯马盟书》的也就一百多人），否则“盟国人于大宫”根本站不下，从技术上也不太可能。何况在当时的家族制度下，非家长的人本来就没有太多发言权，也就没必要参与盟誓，由家长代表即可。
《左传》中描述了两处儿子发言被父亲呵斥：“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成十六年传》（p 0883）（08160505）），“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襄八年传》（p 0956）（09080301））。其实当时这两个儿子在军中已有职位，并不真是“童子”，但父亲还是如此呵斥他们，其中前一例中的父亲还拿出戈来追逐儿子，当时家长的权威可见一斑。
《哀元年传》中描述了一个“朝国人”的事例，细玩其场景，应该也反映了所谓“国人”其实一共没有多少人：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p 1607）（12010401））
所以这些“士”以上的人员——“国人”——在一“国”之内其实是个不大的圈子，至少在早期是如此。
而“士”在军中的职位估计就是“车长”（那些“士”以上的“国人”也大都兼做车长，但大族或拥有不止一乘兵车，非家长所在兵车的车长则未必是“士”），一般应是“车左”，属下的战士大都是他家中的成员，马估计也是他自家养的。但最初战车、甲胄、兵器都是“公家”提供的，后来则是各“氏”族家自己置备。至于国都之外的城邑，战车、甲胄、兵器等等一般应该是集中存放在库内。所有这些战车、甲胄、兵器只有在将要打仗时才会发放。
下面再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即考虑作为家长兼车长的“士”是否能供养一乘战车车上车下的十名战斗人员以及相应前后方十名左右的辅助人员还有他们的家属——可能相当于十个左右住在城（“国”）内的五口之家。
在《哀二年传》中曾提到赵简子应许了对“士”的赏赐：“士田十万”（（p 1613）（12020301）），张正烺先生指出：“十万”应当是十万“步”。相当于一步宽、十万步长。我记得一步相当于当时的六尺，约当今之一米多一点（也许可按1.3米计算）。所以从面积来说，一“步”是指一步长一步宽的面积，大约相当于今之一平米多（也许可按1.7平米计算）。
所以即使从田地的角度，“士”也不会太多：十万“步”田地可能相当于十七万平米，一百个“士”以上的人士如果拥有四亿平米土地（估计其中四千多万平米是用来供养他们的所谓“公田”），就相当于四百平方公里。
或者考虑《襄二十七年传》的说法“唯卿备百邑”（（p 1128）（09270303）），这里的“邑”是指村庄，一个村大约可拥有两三平方公里的田地，田地距离村子最多三四里地，不能太远了，则一个“卿”（可独立拥有一座城——县）所拥有的田地在二三百平方公里。
如果按每亩（今日的亩，约667平米，可合大约四百“步”）年产量一百斤计算，则一“步”的田地每年可产粮大约二两多。有战国文献提到当时的“亩”合二百四十“步”，这样的“亩”一百亩（按上面的计算每年产粮食大约六千斤）就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而有余，而从赏赐十万“步”来看，一个“士”原有的田地应该多于十万“步”（约四百“亩（当时的亩）”，0.17平方公里），供养一乘兵车车上车下的所有战士和辅助人员还有家属应该够了。
综上所言，春秋时期（可能不包括后期，但也许能上溯至西周）大体上一个普通的城（小国、县）及其周围的田邑可以养一百乘兵车，这一百乘兵车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在春秋时一度称为“军”。当然这兵车百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古人在举成数，虽然如此，但大约一百乘兵车组成一个建制单位应该是不错的。当然未必正好是一百乘兵车，不过即使是现代的军队，虽然建制单位的员额有定数，但也会上下波动，而在古人那里，“军”还和特定的行政单位对应，有波动自然也无可避免。
至于后来改成了“以田赋”（《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701）），军赋数量不再与行政单位挂钩，而且把城外的居民也召入了军中作战士，那么军制也会相应改变。
我觉得在考虑古人的军制时，一定应该考虑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这方面我掌握的材料也不够坚实，还请河友多批评。
通宝推：老老狐狸,光年,
本帖一共被 5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好看 提供一个补充视角
我想在推测古人兵力时，以车载人估算可能还不能做到足够精确。因为必须要考虑后勤人员。不能完全按照战斗人员计算。比如一县，如果只是战斗人员出100乘，那么后勤人员呢？
由此推广，如果要估算古代战役的人数，还得弄清楚古代军队构成中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与分工，更具体的就是得搞到更多古代军队的结构恐怕才能搞清楚。以车算人，恐怕很难精确。类似朱先生的推算，以车算人，算兵力，恐怕还是有漏洞。
家园 春秋左传注读后11左传中的车战 感想 排阵在车战中非常重要，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战车只有排列好了才有战斗力，排列的有缺陷就会给对方以可乘之机。
在全军排列成阵形进行战斗的时候，采用的是金和鼓这种最简单的号令手段，金和鼓只传递前进和后退的信息，但是非常实用，因为在战斗中战车的阵形不但要排列整齐，而且还要行动一致，在前进后退时都能保持阵形的完整，只有这种简单的号令大家才能一致的遵循，在行动中保证阵形不乱。
当时战斗用的车是与平时乘坐的车有明确区分的，一般只有上了战场才乘坐战车。所以行军时除了战车之外还有一些乘坐用车，当然还有人拉的后勤辎重车。
战车也分很多种类，冲锋陷阵的车、守备的车，甲车、轻车，各有其专门的用途。据说最近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各种各样春秋时期车辆的遗痕，不知能否与《左传》中提到的各种战车对得起来。
在车战中最常用的战斗武器是弓箭，虽然也有长兵：戈、戟、矛、殳，以及短兵：剑、鈹，还有盾牌，但难得相接，往往没到跟前双方就停下来互相射箭。
可以发扬个人英雄主义的地方是单车挑战或冲击对方阵形，在冲击对方阵形时只要几个人有超人的勇力，打乱了对方的阵形，往往就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普通战车上面一般是三个人，“左”为首，“御”次之，“右”地位最低，三人有明确的分工：“左”负责射箭，是战斗中的主角；“御”负责驾车，是技术兵种，一般不参与战斗；“右”负责干各种脏活，包括用兵器杀人以及肉搏，还有各种杂事如推车什么的，所以“右”经常要下车。“右”常常是三个人里最雄壮的。
一乘战车应该是四匹马驾车，不仅“戎车”及将帅之车如此，一般兵车应也如此，各种文献的记载也无不如此。杨伯峻先生在《僖三十三年传》“乘韦”《注》中转引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指出：“乘车必驾四马，因以乘为四名。《礼》言乘矢谓四矢，此谓乘韦谓四韦也。”（（p 0495）（05330102）），可见作为战车计量单位的“乘”，可以同时有“四”的意思，《哀二年传》赵鞅所说的“有马百乘”（（p 1615）（12020302））就反映了这一点，这应该是战车驾四马的有力佐证吧。
只是出土的殉葬车马有时一车只殉二马，但我认为一方面是殉葬与正式使用不同，尤其是下层人士，未必都杀得起那么多马；另一方面是乘车与战车不同，乘车未必都驾四马，而且在行军时战车上可能只有驾车者，载重轻，也不需快跑，也就未必要驾四马，服马或可移用于需要的乘车。
从《左传》的文意及历代的主流观点看，战车下还应有跟随的徒兵，也许就是《左传》中的“舆”或“舆人”，但可能是因为他们地位低微，战斗也未必敢于积极投入，所以《左传》中难得提到这些战车下跟随的徒兵在直接战斗中的作用。
不过以上这些车战，说的都是战车对战车的战斗，是各诸侯国之间“政治”的战争，在《左传》中很少提到另一类战争以及战车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华夏农耕族对戎狄游牧族的战争，这是车兵对徒兵（未配备战车的部队）的战争，这种战争比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残酷，可能也更加重要。
其实我觉得，战车出现的最重要意义是让农耕族对游牧族在平原地带的战争中占了压倒优势：车兵对上徒兵，徒兵只能采用游击战术，骚扰车兵，很难在正面的战斗中取胜。而另一方面，要想拥有战车部队，就要有城邑，有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有复杂的组织协调能力，有长期的技术积累，有储备的传统以便进行战争物资的准备，这些都是农耕族的长项。
在《诗经》中就有几处反映了拥有战车的人高高在上的骄傲，我体会那在某种意义上是农耕族对游牧族的炫耀，例如：
《郑风清人》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11））
这首诗是在说：战车上的四匹马都披着甲，高大雄壮；车上插着两杆长矛，繁复的矛缨飘飘荡荡；战车在中军前面自如地盘旋进退，引来一片赞扬。
《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六月》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脩广，其大有颙。薄伐玁狁，以奏肤公。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44））
这首诗大概说到：大家都穿起了军装，队伍整齐又威武。在元帅尹吉甫率领下，出征去讨伐匈奴；我们的战车都修整完备，前面有十辆先锋车开路。尹吉甫乘上了元帅的战车，纯色的黑马训练有素；四匹马雄骏强壮，这辆车进退自如。在元帅白色的大旗上，绣着神鸟在飞舞；我们得到各家诸侯的支持，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任务。
最后贴上屈原的诗《国殇》结束本篇，此诗中出现了车战的几乎所有要素，但那已经是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战争了：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通宝推：南方有嘉木,家园 看完你这组文章， 感觉最擅长车战的是晋楚两国，其次是郑国。在早期的车战中，如京华兄所回复的，有浪漫主义的骑士精神。后期的战争，像吴国、鲁国等的车战，打得很赖，断手断脚，贪生怕死，勾践的让罪人自刎，吴夫槩王的“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让人读得心寒，太不留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