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地下钱庄 引子 -- 卢国俊

高建明的父亲最终还是没有留在亲戚那里帮忙。

他可以对亲戚讲的那些传奇的赚钱经历唏嘘不已，他可以对邱国建这个小个子的大思维无限惊奇，他可以对深圳的旗袍美女无比憧憬，但是，他知道，那不属于他的生活。

老婆孩子热炕头，他的单位，他的朋友，他的一切都在另一个世界。在属于他的那个世界里，顶级的东西也只是曾经送礼的茅台；在属于他的那个思想范畴里，钱不是最重要的，踏踏实实、遵纪守法地做本分人才是生命的真谛。

于是，高父对亲戚的相邀婉言相拒。亲戚没说什么，但是有一个人很有意见。

那就是邱国建。

邱国建当然也知道高父这趟深圳之行是源于他的铁搭档——高父的亲戚。但他的危机感在于，一旦亲戚和高父说了细节原委，那就是把行业内最核心的机密全盘端出了。要知道，这行当本身就在地下进行，三教九流、黑白两道无所不包，违法的事也是相互牵扯勾连，这种“绝密档案”知道的人越少才越安全。

为此，邱国建还专程过来一趟，先是利诱，再是威逼，言外之意，留下来什么都好说，要是走，那就兜着走！

亲戚就在旁边，关键时候问了邱国建一句话：这么多年，你信不信我？

邱国建也是道上混的主儿，对信义二字严格推崇，脱口而出：当然！

信我就信他，我越南的战友你知道吧？他们对我来说都一样，不光是亲戚，也是生死交，让他走吧！

高父的深圳之行，有意与无意之间，让他成为了也许是唯一了解地下钱庄发展历史细节的“圈外人士”。

“高人”就此沉寂，但“高人”的儿子，却仅仅在几个月后，就跨出了他父亲始终没勇气跨出的一步。对于高建明来说，那次父子同台的尴尬经历却对他起了另外一种作用。他的思想因此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信义为先

外表硬朗、身材挺拔的高建明，形象和气质上总给人一种一见面就比较信任的感觉。这说不上为什么，只是一种感觉。给人这种感觉的人，用现在的时尚语言翻译一下，就叫做“气场”很强；能感受到这种感觉的人，也有个说法，叫“第六感”。

据说科学家证明，人的确是有第六感的，但第六感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影响别人，科学家说，不清楚。

在中国，凡是解释不了的东西，大都按照一个标准处理，那就是冠以玄妙色彩，从这点上看，“气场”这个词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了，等于承认我们确实搞不懂第六感这东西。

气场也好，第六感也罢，尤其是潮汕人，这种感觉尤为敏锐，同时也都特别重视和信任这种感觉。他们普遍认为，人的第六感源于生物机体的电磁原理——每个人都有生物磁场，一个人如何思想和记忆，会对生物磁场的形成和转化产生影响。而磁场变化能被感知，就相当说的通了。比如航海学家曾经在航海日记中记载，很多沉船事故发生之前，船舱里的老鼠会到处乱跑，从而说明动物有第六感。被大众熟知的地震前兆，也会有很多动物一反常态，这更是第六感与磁场相关的一个貌似合理的佐证。

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人气质好、讲义气、可信任，确实就是人们的感觉而已。而高建明给人的感觉恰恰如此。他给别人留下的这种感觉，在他的一生里让他获益良多。

首先，这种气场在其上大学时就发挥了作用。

高建明1983年入学时，那所大学刚刚建校。

作为第一届学生，是标准的“上无老下无小”的一届。刚入学没多久，一件事儿就让他崭露头角。

很多过来人都有印象，80年代被称为“港片”时代。大街小巷，到处是录像厅播放着场面火爆的香港警匪片。当时社会平民的主要娱乐主要是电视、卡机、录像厅。因此，港片中传达的黑社会文化开始日益渗透到社会当中，尤其是无业游民和青少年，都学着录像里的情节当黑帮老大，打架斗殴的现象遂逐渐泛滥，甚至真的产生了一些小流氓组织，经常在大街、市场、学校、娱乐场所里夹枪带棒地寻衅滋事。

刚开学没几天，一个周六晚上，熄灯没多久，同宿舍的陈炳亮才摸着黑回到宿舍。不过他一进门就有点发蔫，一改往日叽里呱啦说个没完的风格。大家觉得不对劲，就问：亮仔今天怎么这么低调？

亮仔没吱声，默默躺在床上。对铺的兄弟是个典型的好事者，就过来拽起亮仔，还想让他讲寡妇村的事儿。结果，亮仔被拽起来，对铺在黑暗中惊奇的发现，亮仔居然好像在哭！

这下把所有八条好汉都给惊动了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开始询问，好事者竟然当场断定，亮仔这是失恋了。亮仔于是沉不住气，起身向大家做了痛苦的回忆。

原来，趁第二天周日休息，亮仔下午下课之后借了辆自行车去另一所学校找同乡，哥俩录像厅泡了几个小时，又找小馆子吃了一顿，然后各自往回走。

走到离校门口不远的一条小路上，昏暗的路灯下，远远看见迎面过来一个人，摇摇晃晃。肯亮仔心里想，定是个醉鬼。于是，等到俩人离的较近的时候，亮仔就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他的本意是推着车过去，以免和醉鬼发生什么不必要的磕碰。

醉鬼边晃悠边骂骂咧咧，抬头正好看见亮仔从自行车上下来。就在两人擦肩的一刹那，醉鬼突然上来揪住亮仔的衣领，啪就是一个耳光，嘴里大骂道：“你他妈的找死呀，骑的好好的，下来干什么？！”

都说前世一辈子相守，才能修的后世的一次擦肩而过。

亮仔和醉鬼的缘分着实不浅！这一耳光扇的他想起了窦娥等著名冤魂。

亮仔是个农村孩子，除了嘴比较零碎，爱扯些如烟往事什么的，其实总体是个非常老实的孩子，甚至可以用木讷或者是怂来形容。这种事一般像他这个年龄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肯定就动手打起来了。可亮仔胆子比兔子大不了多少，没敢吱声，忍受着无限屈辱，挣脱纠缠，骑上自行车就逃了。

听了这传奇经历，室友们反应不一。

有的人干脆就哈哈大笑起来，有的人给出评价——“亮仔真是以德服人呀”。好事者最烦人，张嘴念诗：“千古奇冤，岭南一叶！哇，原来醉鬼可以这么屌耶！”高建明没言语，只是拍了拍亮仔的肩头，然后示意大家都睡觉。于是，没几分钟，鼾声大作。

本来大家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

但是，醉鬼和这八位弟兄还真是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前缘，没隔几天，竟然又遇见了。

第二个星期三下午，只有一节大课。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往宿舍方向走。走着走着，高建明身边的亮仔突然身子往后一撤，躲到高建明身后，还使劲拽了拽他的衣襟。

高建明满脸疑惑地回头看着亮仔，亮仔着满脸恐惧地侧头看着左前方11点钟方向。

高建明问：“干什么呀你？”

亮仔答：“找来了，怎么办？”

旁边的好事者也搭话：“什么？”

亮仔用手往左前方一指：“醉鬼又来了！”

只见一帮刻着纹身、光着膀子、叼着烟卷的人正在前面大大咧咧的走着，左顾右盼，有的盯着高建明他们一起的女生们一个劲地吹口哨。

“哪个呀？”高建明问。

“提录音机的！”亮仔仿佛很痛苦的样子，缩着头，努力压低声音回答道。

提双卡录音机的醉鬼现在这会儿很清醒，和着邓丽君温情软玉的靡靡之音，踏着迪斯科舞步，好不协调。

那时不像现在的学校门口都有保安，也就一个传达室而已，里面坐着的也多数是退休老头或者老太太，对这些一眼就知道是小流氓的人根本没有震慑力。

小混混们看见女生，竟然径直走了过来，把两个娇滴滴围了起来，有的相当不客气，上去就动手动脚，还说些不干不净的言语。

女生吓得花枝乱颤，男生们看不下去了。

红颜，就是用来让男人们冲冠一怒的！

由于高建明身材魁梧，颇有些被动地就成了校方带头大哥，小男生们都躲在他身后呐喊助威。马上，和混混集团就形成了两方对峙的局面。

高建明扯出身后的亮仔问醉鬼：“那天就是你打我同学的吗？”

醉鬼似乎确实不知道他说什么，更不认识亮仔，愣了一下：“什么什么呀？你想怎么样？”

战斗一触即发！

有几个小混混从腰里开始解东西。高建明幽默地说了一句：“怎么，还没打就脱裤子认输了？”

话音刚落，一条铁链从一个家伙的腰间悠了出来，还闪着银光。

说来话长，高建明大学之前的时代也颇经历过风云，这种阵仗见过不少，自然心里有底。可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看后援团，结果，让人泪奔的是，偌大一块空地，已经只剩下高建明一人了！

局势不容乐观。

高建明的性格是，既然站出来，就仗义到底。大场面也不是没见过，这种情况拼的就是胆魄。因此，他镇定心神，用无比平和却又无限威慑的口气说：“你们要不一起来？”

小混混们混江湖资历尚浅，不知道这是反激将手法，于是中招，其中一个马上说：“一起上那是欺负你，我一个就放倒你！”

说完就往上扑。

这正是高建明想要达成的目标。其实他当时心里琢磨的是，如果激将法不成，对方围攻自己，那就只能掉头跑。身魁体壮他也有丰富的打架经验，现在一看一对一，就非常有底。站那儿一动不动！

其实小混混们年龄貌似和高建明差不多，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依靠团队力量虚张声势，达到震慑老实人的目的，捞点欺负人的成就感，或者诈点小钱什么的，正经阵仗基本上没经历过，流氓小弟扑到高建明脸前，看高建明没动，自己竟然也不知道该怎么搞，一个刹车，俩人差点鼻子顶鼻子。

流氓小弟怔怔地看着高建明，似乎在寻求对方意见——咱俩打不打？

高建明突然发力，兜起右手就是一巴掌，迷茫的小弟根本没反应，脑袋被打的歪了出去，身子差点没飞了。可是，高建明的左胳膊同时到了，重重的在小弟脖子上抡了一下，刚要飞出去的身子又被生生的打回了原地！

所有人，流氓团队和早已跑到远处的同学，都呆了！

醉鬼定了定神，刚要往前上，小弟的脑袋就已经夹在了高建明的腋下，就差脚悬空了。

高建明伸手做了个制止的手势：“兄弟，别上了。这是校园，不是你们的地方，以后别来了，行不？”

小弟被夹的呲牙咧嘴，貌似有点痛苦，发出呻吟声。醉鬼一下子蔫了，竟然唯唯诺诺起来：“我们，其实，进来参观一下，看看学习的地方。没别的，呵呵，没别的。”

在别的同学眼里的这件大事，就这样平息了。高建明的仗义和英明神武，在同学中间开始广为传唱。

事实上，高建明可不仅仅是仗义那么简单，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好。

他和别的那些成绩好的人不同。一般好成绩的学生，都是上课认真听讲，课下主动自习写作业，甚至有的还像高中时代一样，三更灯火五更鸡。高建明则不同，他活动能力强，或发起、或参加，经常是学校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有时逃课、找人代写作业的事情也时候发生。唯一令人敬佩的是，高建明的学习速度极快，往往是在考试的前一个星期，才像模像样地拿起课本坐进自习室，认认真真地学那么几天。

但是，每次考试，高建明的成绩都是数一数二！

这种出色的极品男生，让太多的同学标榜为茶余饭后的榜样而谈论，特别是女生，在他面前，想不情窦初开都难！上大学的都知道，一般写情书的都是男生给女生。可是高建明，就常常收到女生的情书！

当然，高建明也不是个滥情之人，一直也没有真正的谈恋爱搞对象。

大二那年，本就在同学中间很有威信的高建明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这让他又有了进一步接触学校的其他老师、领导以及学生精英的机会。而且由于他最大的优点——讲信义，因此在关系圈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别人有困难都愿意找他帮忙，他有困难，大家更是义不容辞。

钱庄萌芽

终于，1976年，历史翻页了，改革开放！

中国张开双臂面向世界，用句当时时髦的话，那叫“春风满地”，人们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这春风吹到了向往美好安定生活的中国人心里。

改革是个系统的工程，开放更要面对繁杂的外部内部局势。

首先，内部问题就令人头疼。改革开放刚开始，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不足十亿美元，这么点本钱，怎么和人家做生意？

外汇紧张首屈一指地当选为改革开放的瓶颈，对外开放刚举步就维艰。

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国家果断决定，给外贸企业开闸放水，鼓足力道把外贸企业推向国际，让他们争取多出口，多创汇。闸开的不可谓不大，水放的不可谓不深，当时的外贸企业的出口方面的特权大的惊人——只要有汇收，就可以直接组织出口，不管这些商品是否在国内紧缺！

另一方面，历经风雨的侨汇又再度成了创汇重头戏，为加强和促进侨汇创收工作，大力推广和使用侨汇券票证，强力鼓励境外有亲属的人往国内汇款。

自从侨汇券发行以来，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刺激了侨汇收入，另一方面，广大侨眷凭此就可以优先获得生活物资。随着1973年之后国家爱外汇储备的稳定增长，渐渐的，国内商品，起码是生活必需品不像以前那么严重缺乏了。侨眷们凭借天然的侨汇券优势，基本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开始从必需品转向“紧俏商品”，比如高档食品、高档服装、自行车、摩托车、缝纫机、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计算器、家俱等。而这些紧俏商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奢侈的，第一太昂贵，第二即使有钱也很难买上，因为需要搭配侨汇券一起使用才行。

也就是说，侨汇券扮演了一种微妙的高档与普通商品调剂的作用。它不仅有货币价值，最重要的是还和紧俏商品紧密关联。这让人们不得不对侨汇券由衷地倾慕，在当时，拥有侨汇券就是一种时尚，有事儿没事儿就拿出来数一数，会引来无数路人艳羡的围观。

改革开放初期，在众多侨户云集的城市和涉外港口城市，外贸中心、友谊商店、外轮供应公司、华侨商店等都应运而生，成为这些国内紧俏商品的专供地。

和今天的纯市场经济有些许不同，卖这些商品的商家可不是随便广东、天津、义乌跑一圈就能进货的。70年代的人应该都有印象，小时候上学路上，很多单位大门上都会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意义再明白不过了，很多商品都是国家计划供给统一划拨的。尤其是自行车、缝纫机、名烟、名酒等市场缺货，只有中央有关部门才有权力专项下达，供应多少都是上头说了算。这种模式用现代商品市场的概念来看，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国家相关部门主导下的串货。比如，1982年，对外经济贸易部就曾将原计划供应友谊商店、外轮供应公司、外贸中心和其他获准收取外汇券单位的上海自行车20万辆，一举转拨给了华侨商店。而商业部也在同年的自行车分配计划中，专项划拨出30万辆给华侨商店，具体到了各省，数字上怎么安排，也得商业部与该地商量着安排，不能自由调剂。对于缝纫机和名酒、名烟等，也都一个路数。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管理产品调拨的，也有不同部门，比如自行车、缝纫机、名酒之类的，则由外经贸部按照各地需求情况，还要参照实际的收汇业绩统一分配，而名烟这类产品，则又归轻工业部安排。

华侨商店当时是个风光无限的角色。

它对商品的销售价格有直接的但在当时又是相当特权的机动幅度权力。比如对市场上敞开供应的国内商品和利润较高的进口商品，可以允许以低于市场价格20%以内的折扣销售，而对于侨眷需要的副食品，则可以议价购进平价出售，或略高于平价销售，亏损部分由华侨商品自行弥补。商家的侨汇留成比例仍为30%，由各地侨办会同财办掌握，中国银行监督使用。

很明显，这两个比例数字，正是日后滋生投机倒把活动的温床，也为外汇倒卖者提供了足以值得铤而走险的美丽空间。

按当时商品供应市场来说，基本上就是“得紧缺者得天下”，谁掌握紧缺物资，谁得外汇。而对那些侨眷有需求但国内没有或严重供货不足的商品，一些地区如广东、福建以及三个直辖市的华侨公司（商店）可以直接组织对外进口。这就意味着，华侨商店既能收汇，又能付汇。任何东西，只要能够双向倒腾流通，就有可想象的空间。

就拿酒这种商品来说，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东西。对中国人更是如此，爱喝几口不说，竟还能拿到文化的台面上。据说喝的过程中，能对诗，能作文，能陪或被陪；喝好了，能交心，能做生意，还能一起洗澡；要是喝多了，能解忧，能发泄，能壮胆，还能骂或被骂，打或被打；甚至还能打出一种架，叫做“醉拳”。从古自今，多少事因酒而成，什么李白斗酒诗百篇，玄宗表爱长生殿。当然，从古自今，因酒而乱的事儿也没少发生，纣王酒醉摘星楼，除了意淫女娲娘娘，还猥琐下属的老婆，结果不但被打下课，还留下个“助纣为虐”的成语供后人奚落；近一点的也有，比如“我爸是李刚”，也是因为儿子喝酒开车去河大，肇事之后耍流氓，事态轰轰烈烈还上了国外报纸。

可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酒是最紧俏的生活商品。想想也对，粮食都不够吃，拿什么酿酒？紧俏就要计划供应，要喝就得凭票。而且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国家说了算，私涨1分钱就是扰乱经济秩序，更别说买东西时候砍价了。所以，再有钱，没指标也只能感慨没口福。而所谓的票就很有学问了，当时国家为了吸收外汇，鼓励国外的华侨、港澳同胞给国内亲人寄钱改善生活，搞出了侨汇券。比如国外寄来100美元，就可以在兑换人民币的同时获得25张侨汇券，粮票20斤，油票3斤。而当时的茅台酒价格是：8元+ 120张侨汇券。

喝酒不容易，想喝中国名酒更是奢侈无限。因为名酒在一般商店根本就买不到，只有大城市特设的华侨商店里有卖，还需要为数不少的侨汇券才行。

我们可以通过酒来管窥一下当时的紧俏商品的价格。

表一 1986年名酒零售价格再加收侨汇券的规定

茅台酒 54度 500克 乳白瓶彩盒 8元 收侨汇券120张

五粮液 52度 500克 麦穗瓶彩盒 5.8元 收侨汇券 80张

泸州特曲 60度 500克 白方瓶彩盒 4.8元 收侨汇券 60张

古井贡酒 58度 500克 异玻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 40张

剑南春 60度 500克 莲花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 40张

郎 酒 54度 500克 乳白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 40张

全兴大曲 60度 500克 白方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 25张

洋河大曲 55度 500克 蓝玻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 25张

董 酒 60度 500克 异型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25张

汾 酒 65度 500克 玻璃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25张

西凤酒 65度 500克 玻璃瓶彩盒 3.2元 收侨汇券20张

问题是，还有很多没有侨汇券的老百姓呢？他们也不可能不想喝点名酒吧？怎么办？

这里面就发生故事了。

高建明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高建明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过去最讲究的“成份”那是没的说，但家里没沾上什么好成份的光，日子过的一直比较紧。他平时就很爱喝点小酒，一喝了就开始教子：对着高建明大讲什么一技安身、信义立命的道理。

高建明那时候还小，教育听多了，多少还是能在心灵里留下痕迹。除了类似教育，印象最深的就算是父亲喝酒了。

岁月如同被鞭子抽一般的没命狂奔，高家日子一直平平安安，没什么大风浪。转眼间，儿子高建明高中毕业，考上了广东某大学。

上大学，对80年代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美好未来的代名词。高建明的父母自然在街坊四邻的赞美和羡慕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高建明大二那年，他父亲出了趟差，目的地正是儿子上大学的大城市广州。回家后，一进门就开始显摆，从包里拿出一个色彩艳丽的盒子，不用问，一看就知道是酒。母亲就问他哪来的，说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包装呢。父亲一脸的神秘，告诉她，是给车间主任捎的茅台，140一瓶。

“多少？140？”母亲显然是被这瓶酒给雷倒了，眼睛瞪到极致：“就这一瓶？”

“对呀，我也是头一次买这种高档东西。主任不是总爱喝两口吗，平时对咱家也不错，我就给他捎了一瓶。”

“你意思是送他？天，太贵了吧！都快够我们一家俩月的生活费了！”母亲有些抱怨，不住地唠叨着。

“我倒是真想送他，不过，第一是我买不起，第二估计他也不能要啊。我走时候人家给我带钱了，让我尽量给弄一瓶。”父亲边说便从口袋里翻钱：“我告诉你啊，不过这次，还真的能送给他了。”

母亲有些不解，手里一边忙着做饭，一边抬眼斜睨着他。

原来，父亲也早就听说这东西很难买，临走时告诉主任，说尽量试试吧，买不到回来把钱还他。结果这一趟不是一般的长见识，到了广州跑了几家商场才知道，茅台太稀缺了，普通人根本买不到。倒是有家商店说是有货，但需要什么侨汇券！父亲没那东西，也没细问。

本来，这茅台到此他也就放弃了。

结果他趁着出差，顺路去看望一个亲戚。虽然平时不怎么走动，但亲戚还是特别热情，又是请吃饭，又是请喝酒，而且都是他说不上来的高档地方。酒过三巡，慢慢一聊才知道，这个亲戚竟然参加过中越战争。早些年父亲听说这个亲戚当兵走了，但一直也不知道他还打过仗。其实，用亲戚的话说，那叫“命好”，一上战场就被流弹打个正着，都没来得及开几枪，就退二线医院了。负伤的时候身边一个战友也伤的不轻，他是拼着命把战友拖了下来。

后来，亲戚和战友就再没断过联系。

而他说的“命好”除了指能活着从战场上下来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他拼死相救的那个战友在海外有亲属，据说发展相当好，类似于民族资本家的级别，建国初期没少为国家侨汇做贡献。战友家理所当然也就成了福建省重点照顾的侨汇户。

就这样，他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死之交。用现在的话讲，关系位于“四大铁”——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脏、一起嫖过娼——之首，自然是没话说了。在战友的拉应照顾下，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有了份好工作，娶了个好老婆，分到了好房子，还买了摩托车。

酒一喝高，亲戚俩越聊越近乎。亲戚就问高建明的父亲，有什么困难。父亲其实也算个老实人，没想过什么逮着个高枝就往上攀的那些事儿，说自己虽然不富裕，但也凑合着有吃有喝，没什么大困难。

喝过酒的人都知道，酒一喝高了，仗义劲儿都能甩出油来，那是相当的豪迈。

亲戚抓住他“没什么大困难”那句话不放，说没大困难，说明还是有困难。这样吧，于是就兜里掏出点钱，说亲戚多年没来往，这次以后我们就要亲密往来，走的更近一些。这钱拿着回家给嫂子和孩子买点东西。

一直以“信义立命”教育孩子的父亲反复推辞，坚决不要。哥俩就在饭店里你来我往揪扯了半天，引得很多吃饭的旁桌都纷纷投来五颜六色的目光。

最后看情况实在推脱不开，高建明父亲就说，这钱我肯定不能要，但我你帮我个忙——买瓶茅台！

说着，父亲把主任给拿的140块钱掏了出来！

亲戚把父亲的手推回去，然后大拍胸脯，说这东西光有钱不见得能买得到，需要有侨汇券才行。这样吧，我给你一些侨汇券，都是那个战友给的，我现在也基本上用不完，没那么多稀缺东西可买。有了侨汇券，你自己到华侨店里应该就能买上，还便宜很多呢。

酒终人散，经过这一顿推杯换盏，哥俩的关系显然已达化境。亲戚还专门给高父开了一间高档酒店的房间，让他退了招待所，还陪着高父还专门去了趟正在上大学的高建明的学校，把他也叫到酒店，父子俩在“宫殿”里算是美美睡了一晚。

这亲戚还真仗义，第二天一大早，高建明和父亲还没起，他就过来了，和他一起来的，是150张侨汇券！

一直过着平凡生活的父亲从来没见过这东西，自然不知道这一叠小票票到底有多大能量。要给亲戚钱都不知道怎么算。俩人再次你推我让，最后亲戚说，行，你有这份心我领了，150张，你就给我15块钱吧。

于是，亲戚拿了15元，拍拍父亲肩膀，说了些嘱咐的话，就此别过，差点洒泪。

父亲赶忙来到华侨店，拿出侨汇券说要买茅台，售货员一报价，父亲就彻底傻了——一瓶8元，外加120张侨汇券！

父亲惊的都不会算账了。回程路上，合计了一路，才弄清楚，这瓶酒买的相当于发了大财呀——

主任给他带了140元，他给亲戚15元，买茅台只花了8元，手里尽余117元，还有剩下的30张侨汇券！

高建明母亲听完之后，表情的惊愕程度比听到售货员报价时的高父更甚，连着数了两遍侨汇券：“哎呀我的老高，你这趟差出的可真是赚大发了！”

父亲这时候倒是淡定异常，说话颇有点语重心长的意思：“我呢，打算就把这瓶酒送给主任了。钱也给他，就当我送23块钱的礼物，他平时对我也没的说，我不能偷偷把人家钱给眯起来。再说，咱还尽落30张侨汇券呢，以后说不定还能有大用处呢，你说对吧？！”

要说那个年代的人，情操水平还真不是现在可比的。母亲也欣然同意，觉得自己家老高真是个有情有义有担当的男人！

车间主任拿到酒和钱，自然也是千般推脱万般不好意思，非要给酒钱。高建明父亲最终没要。

后来，1989年，车间主任升任厂工会副主席，高建明父亲，成了车间主任的不二人选，顺利走马上任！

故事讲到这里本该结束，但有一个伏笔需要在这里扒出来，那就是当时亲戚给高建明父亲侨汇券的时候，150张只要了15元。老实巴交的父亲也没多想，他根本不知道，当时社会上倒卖侨汇券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黑市价格从最初的一张3角，到后来的5角，到了高父出差的1986年，已经涨到黑市价最低1元了。

而仗义的亲戚，只收取高父一张1角！

那么，形成侨汇券黑市价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 这玩意儿能买到稀缺物件，比如电视、自行车等。

第二， 用侨汇券购买奇缺物价能便宜很多，我们从江苏省物价厅1988年7月28日下发的白酒核定零售价格就能完全明白普通人追逐侨汇券近乎痴迷的程度了。

表二 核定白酒零售价

茅台酒 53度 500克 乳白瓶彩盒 140 元

五粮液 52度 500克 麦穗瓶彩盒 80 元

郎 酒 54度 500克 乳白瓶彩盒 80 元

泸州特曲60度 500克 白方瓶彩盒 75 元

古井贡酒58度 500克 异玻瓶彩盒 40 元

剑南春 60度 500克 莲花瓶彩盒 35 元

全兴大曲60度 500克 白方瓶彩盒 35 元

洋河大曲55度 500克 蓝玻瓶彩盒 35 元

双沟大曲53度 500克 青瓷瓶彩盒 35 元

董 酒 60度 500克 异型瓶彩盒 30 元

汾 酒 65度 500克 玻璃瓶彩盒 35 元

西凤酒 65度 500克 玻璃瓶彩盒 25 元

黄鹤楼酒62度 500克 方异瓶彩盒 20 元

第三，同样的白酒，存在两种零售价，有侨汇券的执行的是表一中的价格标准；没有侨汇券的则只好花高价，当然了，高价还不见得买到。这无形中就释放出一个意思：就是政府已经默认了侨汇券1元钱一张这样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如果只站在买酒这个角度理解的话，就是有券低价买，没券高价买，国家在控制定价。

但是如果站在侨汇券的角度，则可以这样理解，有券直接买，用不了可以卖，无券也能买，只要到黑市兑换即可。

这等于是，国家名义上定价，实际上是放开了白酒的市场价格。

曾经用于照顾部分侨眷、刺激侨汇收入的侨汇券，终于惹来了麻烦——刺激了黑市，滋生了倒卖！

这个看似是偶然催生的倒卖市场，实际上的根本在于商品价格上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凡是有价差的地方，必然会有交易。因为侨属本身的生活条件就相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较高，他们经常受到大额的汇款，手头自然不缺钱，更不缺侨汇券，紧俏商品对他们来说早已追逐到手，剩下的券，与其拿在手里当废纸，不如友情转让。而这“友情转让”催生的商机在于，精明的黄牛们眼中看到的是一种“供需价差”。于是，侨汇券从最初侨眷们真正的友情转让发展到了黄牛低价收购，高价卖出。

到这里，我们才彻底明白了所有这些侨批、侨汇与地下钱庄的关系——正是这些侨汇券的倒卖者，绝大多数成为日后地下钱庄的经营者。

可以说，侨汇券倒卖才是最原始的地下钱庄萌芽期！

侨汇券黑市交易一度让很多人着实发了点小财，而国家的商品票证管理系统也渐渐显露出混乱的迹象。

黄牛始发

猫一偷腥，就基本上再也管不住自己了。

倒卖侨汇券赚钱简直太容易了，这样已经习惯了眼高手快的赚钱生活的倒卖者们，几乎不想再干别的了。这些人除了“玩侨汇券”之外，随着改革开放，也将目光瞄准了另一种高风险的倒卖生活，那就是外汇券。

可以说，自从侨汇券开始，货币的地下交易就一直在继续。

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忙于各种事务的外国人在国内也逐渐多了起来。

中国很好客，外国来的，都被尊称为“外宾”，但对内就不同，那些南下广东、海南的外地人，没有户口，则被尊称为“盲流”。

其实从对一个群体的称呼，能很鲜明地反映社会观念的侧面。比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发展，外国人渐渐都成了“老外”，而外地人则几度易名，从“盲流”发展成“农村流动人口”，再到“城市外来人口”，再到“民工”，再到“外来务工人员”，现在又有了新提法，叫“外来建设者”。如果仔细品味与体会，其中滋味可以说像二锅头一样，酸甜苦辣，什么味道都有。

不管怎么叫，当时的很多外宾虽然身在中国，但都是从自己国家领取薪水，拿的是外币。可是，当时国内是不允许使用和流通外币的，这让外宾们购买日常用品时就格外费劲。他们必须去专为外宾而设的友谊商店才能购买所需。

友谊商店可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每个城市设立的店面都很有限，外宾买趟东西，不管住哪儿，不管在哪儿，都得大老远去那里才能被我们友谊，十分不便。但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国外投资，加强国家形象建设，国内质量较好的商品大都进了友谊商店，同时还有些国外进口的零七八碎外国风味的东西，以及中国工艺品，甚至还有未被审查的西方读物如《纽约时报》等。因此，在友谊商店“解禁”之前，经常会看到门口守备森严，一旦发现貌似中国人的人要进店，当场阻止，查验证件。

可能有人会问两个问题，那中国人拿着外币去友谊商店买东西可以吗？外国人为什么非要跑那么远到友谊商店，拿外币去“不友谊”的商店，就不行吗？

回答这两个问题相当有趣。

首先，当时国内是不允许外币流通的，因此，中国人即使有外币，谁敢明目张胆拿出来？还不被当场拿下？外国人拿外币去小卖铺，谁敢收？弄不好也会被当场拿下。

可以说，友谊商店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特权而神秘的“租界”！

但是，“内人们”对此毕竟很纠结，在自己的国度里，他们有时也想买点好的东西，怎么办？

于是，大家都在琢磨变通之策——某个角落里，外宾操着蹩脚的中国话，或者是中国人操着不熟练的英语，双方连比划带拗口地私下搞小生意。中国人有时会委托老外帮忙在友谊商店买点好东西，然后场外按汇率兑换给老外人民币。老外巴不得手里也有人民币，要知道，外国人拿着人民币不会被限制，到哪儿都行，这样就避免了专程跑到友谊商店买生活用品，顺带还能在古玩市场等地方淘弄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光是这种私下里的小动作，淘弄点外国货或者是紧俏货，其实并不值得下多大力度关注。国家所关心的是改革开放一上来，就面临的用汇问题，打开门做生意，外汇流动性和以前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老掉牙的管理方法一定要改。

1979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成立，对外汇收支、买卖、借贷、转移以及国际间的结算、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实行的全方位归口管制。其中有一个措施，就是关于商品市场的用汇问题。

1980年4月1日，中国货币史上另一个著名角色登场了，那就是“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对于这个名称，或许人们还有点懵，但要是给它简称一下，那就尽人皆知了——外汇券。当时的面额分别为1角、5角、l元、5元、10元（后在1988年随人民币一起发行了50元和100元面额）。

外汇券借用的是侨汇券购买紧俏商品的经验，凡国外旅客、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入境时，所携入的外币、外汇可一次向中国银行兑换成外汇券，只能在友谊商店与涉外酒店使用。出境时，如有剩余外汇券来不及兑回外币时，允许自由携出境外，以后来华时可再携入使用。这既打破了绝对禁止外币流通的尴尬，又能将其当做一种特殊的入场券来管理民间商品市场的外汇。

外汇券和侨汇券一样具备购买紧俏商品的功能，但又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侨汇券是针对侨眷，外汇券针对的是外籍人士，即外宾们。第二，侨汇券不能单独使用，而外汇券在国内划定的消费圈圈里，就完全等同于人民币。第三，侨汇券不用的话，就只能留在家里数着玩，或者卖给那些地下收购的“非法券商”，而外汇券则在不用的时候，还能换回外币。

可以说，外汇券把中国的中庸哲学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外币和人民币之间扮演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外汇券的属性比较复杂，看似货币，又不是货币，既有人民币的作用，也有外币的功能，基本上是集券和币于一身的特殊货币。

特殊就会神秘，神秘就总有偷窥的冲动。

由于民间的商店、非涉外宾馆等原则上不允许收取外汇券，这让人们自然产生了一种追逐的冲动。外汇券虽不是公币，但因其能够购买“特权”商品，有人民币无法企及的更广泛的用途，购买力就比法定货币——人民币高。也就是说，外汇券从一出生，就披上了贵族的外衣，尽管面值和人民币相同，其实际价值要比人民币更值钱。

首先，很多精明的人如果拿着外汇券去友谊商店买东西，都会张嘴砍价。商店也不傻，知道外汇券更值钱，也就顺水推舟半推半就，给个折扣。可是这也苦了那些不懂规矩的厚道老外，一直在用外汇券购买原价的东西。

当众人都把老外当傻子的时候，傻子不干了，也开始了买自行车像买菜一样的讨价还价了。搞到后来，这种价格分歧干脆就拿到台面明目张胆了。各大城市的友谊商店在销售商品时，都会问顾客：外汇券还是人民币？

当时的人民币和外汇券的价格比例大致上已经是1.3:1了，比如一瓶高档进口香水，如果顾客说外汇券购买，则报价为1000元，如果回答是人民币，那就是1300元。这也就等于大家都承认外汇券与人民币等额不等值。

还是前面的观点，有价差就有买卖。

外汇券与人民币形成的等同于“黑市汇率”的格局，自然逃不过早已依靠侨汇券倒卖的那些人的“慧眼”，史称“黄牛”的人出现了。他们本就在倒卖侨汇券中养成了黄牛发家的习惯，自然很快就看到了倒霉外汇券的市场需求——和侨汇券发展到后来的情形一样，很多手拿外汇券但不需要购买什么紧俏商品的人，又不愿再官价兑回外币，因为这个比外币和人民币都值钱。而另外一些有紧俏商品需求却没有购买紧俏商品权利的人，则对外汇券趋之若鹜。

黄牛一旦正式行动，外汇券价格很快就被炒了起来。他们以1.3:1甚至更低的比价收购外汇券，然后再以高出票面面值50%的溢价转让给需要的人，获取中间的价差。外汇券发行也就是两年多，炒外汇券的黑市就史无前例地繁荣起来。

正当黄牛们像黄蜂一样忙碌于倒腾外汇券，赚取一两毛钱的差价时，更聪明的人在另一条路上已经行动了。

这些事高建明和他的父亲却鬼使神差，再一次亲身经历了一把。

就在高建明的父亲一直沉浸于从一瓶茅台赚30张侨汇券的旧梦之中时，他的那位亲戚又捎来消息，邀请高建明父亲过去替他打理生意。得过人家恩惠的父亲开始也不好拒绝。由于那瓶茅台的力量太过强大，和车间主任请假时，高父简直没费吹灰之力，就搞到个圆满的带薪“病假”，于是，自己和亲戚再度聚首。

和上次不同，这次俩人会面的地点是深圳特区；和上次相同，这次参与会面的还有刚刚分配在蛇口集团工作的儿子高建明。

1987年的深圳已经是花花世界了。

乘着改革的春风，特区建设和发展迅雷不及掩耳。用一天一个样子来形容也许有些大，但如果你两个月去一趟深圳，变化是绝对可以在眼里看得出来的。

亲戚仍旧把他们安排在一家高级酒店住下。当晚，在接风宴上，高建明和父亲就经历了一次对他们一生来说都可称得上是极大的考验。

当亲戚带他们走进饭店，爷俩有不同的即刻反应：

高父，觉得有点晕；高建明，不知道怎么迈腿，感觉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

饭店太奢华了，对这爷俩来说，如同走入梦中。高父甚至偷偷掐了一下自己，真疼。可是，任凭自己如何翻阅这辈子的记忆，都从没到这等高级地方。他甚至确信，上辈子也没有这种经历。

刚上班还没一个月的高建明，仍旧是个毛头学生，他也好不到哪儿去，这种豪华让他极不适应。

包房门口站了两排人，还没顾上数到底有多少，父子俩就心有灵犀地开始脸热心跳、脑袋充血——都是高挑美女，身穿旗袍，凹凸到极致，不管是鼓出来的还是陷进去的，都有种让人想摸的冲动。美女们都笑脸盈盈，冲他们颔首喊着“欢迎光临”，冲出来的味道让人目眩神迷。

高建明父亲的直接的反应就是——夜上海？他的记忆停留在电视中经常看到的旧日上海滩。

高建明的直接反应则是——传说中的色情场？他不久前就曾听同事们提到过这种地方。

高建明父亲哪见过这阵势，偷偷拽了一下亲戚的衣角，悄悄问他：“她们是在笑我吗？你看我穿这样，怎么能来这么好的地方？咱还是去别处吧。”

亲戚马上意识到了什么问题一样，连忙拉着父子俩转身下楼，七拐八拐，来到一处写着“商务部”的地方，里面基本上是个小商场，有很多看似都很贵的东西。亲戚直接拿下两套西服，然后是衬衣、皮鞋、袜子等等，抱了一堆分给爷俩，示意他们去里面换上。

高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赶忙推脱，小声说着“这些不适合我，很贵的……”高建明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推脱。

亲戚笑了，不过给人感觉还是很真诚：“去换吧，总得有身像样的衣服，价钱不用考虑！”

人是衣裳马是鞍，这话一点不假。

等高建明和父亲从试衣间里走出来的时候，连亲戚都瞪大了眼睛。

高父本来当时也就40多岁，人又魁梧，西装革履往那儿一站，年轻十岁！

高建明更不用说了，本来就器宇不凡，英俊挺拔，穿上这身衣服，帅哥一枚！

爷俩看起来更像是兄弟俩，而且动作特别统一：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了。

付账的时候，本来父亲使眼色让高建明争着过去付的，结果一看单子，高建明默默退了回来。亲戚拍了拍他肩膀，付完帐，带他们再度来到二楼包间。

包间里已经有几个人在等着了。

亲戚一一介绍，高父太紧张，基本上都没记住叫什么名字，高建明毕竟年轻，大都记住了姓名。尤其是其中一个和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矮个子印象深刻，因为这家伙手里拿着一个“大哥大”！

大哥大在当时来说，绝对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人们大多只在香港录像片里看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时一部大哥大在2万到3万元之间，而且还不容易买到，黑市价据说高达5万元。光有个大哥大还不行，还要入网才能通话，否则只能当砖头用。当时的入网费大概是6000-8000多。

小个子大哥大对高父很客气，张口闭口高哥，很显然非常买他亲戚的帐。高父好酒，几杯酒下肚，渐渐放开了自己，不像开始那么拘谨了。但问题是他们所谈论的，对他来说基本上都是天书，唯一肯定的是抄潮汕口音的人很多。但高建明在单位是搞会计工作的，他对他们的谈论倒是明白不少，他知道他们在说外汇券生意。

又进行了一会儿，大家都喝的有点半醉半醒。忽然，小个子大哥大高声喊服务员，门一开，从外面进来一个小伙子。大哥大和他耳语了几句，小伙子出去了。

几分钟之后，包房门再度被打开，一阵香风来袭，从外面进来几个高个旗袍，也不客气，莺燕一般就飘落在几个人身边。高建明马上明白，他的猜测是正确的，他们叫了三陪。但高父就很纳闷，来这么多眼热心跳的美女干什么呀。就在此时，小个子大哥大却已经动手了，一把搂过美女，一边上下其手，一边高举酒杯，用广普（广东普通话）说着“大家干杯！”

高父也跟着端起杯，一个香气逼人的女人贴了上来，帮着她把酒杯往嘴里送。旁边的高建明更受欢迎，美女直接坐他腿上，吐气如兰地在他耳边说：“帅哥，真壮哦……”

父子俩同在这种场合下，恐怕是天下最尴尬的事了。

高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个劲往后躲；高建明也边推身上的美女，边偷偷看看父亲这边。窘态引的大家好一阵儿哄笑。

亲戚显然见惯了这等风月场合，本着不避讳不客气不尴尬的“三不”原则，扯过一个女人到自己的腿上，女人喂他喝酒，他的手则在她那让人极度膨胀的身体上摸索探寻着。

醉了，高父醉了；高建明也醉了。其他人什么情况，也许就他俩不知道。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在酒店的豪华客房里。高父想努力回忆昨晚的情形，但除了贴在他怀里的那个高挑女人之外，记忆如同被抹去一般——那晚，他已经不存在了！

高建明血气方刚，一旦接触了女人，最原始的内容就被彻底唤醒了。他满脑子都是旗袍女的影子，仿佛现在还软玉温香地坐在他年轻有力的怀中，越是怕父亲看出来，越是努力让自己不要想这些事，自己身上的女人余香仿佛越是清晰。他有些生硬，怕父亲看到，就腿上搭了被角，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亲戚过来的时候，父子俩正像是文革时等待红卫兵上台恶斗的走资派一样，都在延续着昨晚的尴尬——低着头，互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问发生什么事，又觉得无法启齿，只是有种深深的罪恶感。

亲戚也没说什么，只是问他们睡的好不好之类的。之后，亲戚回头让高建明回单位上班。高建明走后，亲戚先扯了几句家长里短，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告诉邀请他过来的原因。

亲戚和小个子大哥大有些生意，由于亲戚是国家单位的人，不便于亲自打理，想让高父代管经营。

这一聊不要紧，一直深埋于父亲心中的关于亲戚的很多疑问也就此解开了。

原来，亲戚虽然在战友的安排下进了事业单位工作，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条发财之路。

一朝舍命，换来生死之交。战友除了给他尽量安排大大小小的生活之外，还经常给他一些侨汇券。前面也说了，这东西在当时就是时尚奢侈品，普通人可遇不可求，能迅速提高生活质量。

渐渐的，亲戚家里的侨汇券积压了！

他就和战友说，不用再照顾他的生活了，该有的都有了，现在什么也不缺，那么多侨汇券也用不上。可战友的一句话让他感觉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兄弟：“我没别的可给你的，只有这些，给你就等于给我自己！你用不了，就卖了！”

感情到这份上，再推辞就没天理了。于是，亲戚就积攒了很多，卖来卖去，渐渐的和一个叫邱国建的倒卖者混熟了。后来，邱国建就建议亲戚一边在单位上班，一边通过自己的路子收购侨汇券，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他，俩人一起发财。

浓缩的绝对都是精华。别看邱国建个子小，但路子野，头脑精，据说背景也很硬。熟络了之后，亲戚和邱国建的地下生意一如水银泻地一般，自然通畅，越做越大。

到了1982年的时候，精明的邱国建看到另外一条路——外汇券，赚钱能力一点儿都不比侨汇券差。于是决定转变经营策略，生意开始转向，亲戚仍旧是邱国建铁打的合作伙伴。

当时外汇券和人民币的黑市比价已经是1.2:1了，也就是说，1元外汇券能够卖到1.2元。他仗着自己以前的大摊子以及不黑不白的背景，敢于随意搞乱以“规则就是信义”的黑市行情，竟然直接以1.2元的价格大肆收购！

这么做生意显然不厚道，其他黄牛不干了。纷纷找他说理，说他破坏行规。但这些人和邱国建一过招，结局大都只有一个，有理也说不清！

其他的小黄牛党没办法，也就只能任他乱来。不过邱国建有个和其他黄牛不同的策略：他收购之后不卖，当然，1.2元收再1.2元卖，显然是有病，邱国建才绝对没有风格。

问题是，再高的话，他如何卖出去？谁接盘子？

其实，这次他玩的是另一种别人都没玩过的游戏，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以外汇券为介质，倒卖只有外汇券才能买到的东西。

这需要细说，才能看到邱国建的生意头脑是何等的强大。

友谊商店本来就有潜规则，拿外汇券买东西，可以给暗折扣。由于手握巨额的外汇券，而且在友谊商店还有内应，因此邱国建可以在这里随意组织这些社会稀缺的紧俏货源。以当时标价100元的商品为例，普通人拿着外汇券去买，如果懂得砍价，可以90元外汇券买到。而邱国建搞的是“奢侈品批发”，里应外合加上数量巨大，竟可以用60元外汇券买到！

要知道，这些让人着迷的货，没有外汇券的人想都想疯了，就是买不到。到了邱国建的手里，这些货不用外汇券也能买，但是价格是人民币140元！

价格高不要紧，不要忘记，没外汇券的人毕竟站绝大多数！因此，他组织的货源基本上是卖方市场，供不应求，往往是闪电的速度就能消化。这种销售速度也只能在2005年以后的房地产市场才能见到。

现在，这里面就有个很巧妙的算术了：

邱国建花144元人民币买120元的外汇券，然后可以买到两件友谊商店标价100元人民币的商品，再转手以140元一件的价格销售，流水就是280元人民币，净利润是136元，利润率将近100%！

回头再看看那些风吹日晒的小黄牛们，花1.2元甚至更高的成本买1元的外汇券，然后再1.4元卖给需要的人，赚2毛顶天3毛的差价，利润率只有区区的20%左右！

一样的外汇券，却是不一样的日月。

这世上，有人穷尽一生挣钱养家，有人却能坐地生财貌美如花！大家每天都吃喝拉撒睡，尽管拉的都一样，但总会吃的不同、喝的不同、睡的内容也不同。

高建明父亲听了亲戚的介绍，对这个邱国建简直佩服得想死。其实他哪里知道，每天收音机里所说的“投机倒把”，说的就是邱国建这样的。

“这么高级的生意，我哪有那能力能帮你打理呀？”高父想到这事，不是一般的心虚。

“不是这个，现在我们不想做这个生意了，是想你帮我打理别的。”亲戚说话的时候心里就非常有底。

“啊？这么赚钱的生意，不做了？”在高父的眼里，这生意比他自己所在的厂子都大。

“这生意刚开始好赚，后来搞的人越来越多，风险也就大了很多。毕竟，都是国家禁止的事儿。”亲戚拍了拍高父的肩膀头：“我知道你人靠得住，讲信义，才想请你过来一起搞的。现在我们又发现另一个赚钱门道了。”

“？”高父的脸上写满了这个符号。

“钱庄！”

故事讲到这里，可以先暂停一个段落。回过头我们再总结外汇券这个东西。

外汇券发行的初衷，就是为了调剂较高质量较高消费的紧俏商品供应，也就是把好东西留给外汇。同时，这还能让外汇与人民币之间有个巧妙的沟通。但是刚刚发行4年，也就是到了1984年的时候，以外汇券阻止国内人购买紧俏商品的策略基本失效了不说，还始料未及地衍生出繁荣的外汇券地下市场。据经济学家张五常的文章《人民币的历程》里记载，当时相关部门对此也都心知肚明，他们默认继续保留外汇券体制的原因是，认为外汇券的价格分歧会带来较多的外汇进账。张五常也曾经数次向他们解释过这里面的问题，但由于里面牵涉到一个弹性系数分析的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根本听不明白！

其实按照张五常的理解，当时的中国就是一国两币，事实上很多国外的媒体对当时中国的情形进行报道时，也有过与张五常类似的评价：

很显然，人民币是劣币，外汇券是良币。权衡当时的中国，张五常认为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劣币驱逐良币”定律（Gresham’s Law）根本就不在适用范围，甚至错的有些离谱。因为一旦市场知道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劣币就不会对良币形成驱逐态势。这倒是比较合当时的金融当局者的胃口的。

当时有个有意思的事情。

1986年的时候，很多老外也开始变得鸡贼，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学会了讨价还价，相关金融部门发现外汇券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当年6月的时候，曾经表示要取消外汇券，当年8月的时候公布，说11月起外汇券将不再使用。可是张五常有点手痒，同年9月站出来演了一把“货币的发声训练”——发表了一篇特多余的文章，叫《外汇管制可以休矣》。结果这一嗓子不要紧，外汇券的取消因此而推迟了7年！

这当然是张五常自己在《人民币的历程》一文里说的，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量，在我们这里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但老张的观点却显示出他对中国外汇黑市的理解要比国内某些人透彻得多：

他说人民币与外汇券共存，经过市场讨价还价后，从表面上看是不同价，事实上是同价的，因为这里面涵盖着的非法倒卖行为就是个“真实的汇率”问题，这个真实的汇率，是官方汇率与外汇券黑市汇率的叠加效应。很明显，外汇券的存在，更多的起着一重烟雾的作用——把非法行为遮掩起来。一旦取消外汇券，那就是驱散烟雾，非法汇兑即可就会变得黑白分明。这样，如果允许外币流通，那么外汇券所形成的价格分歧导致外币购物的价格低出不少，要纠正只能进行外币的价格管制，但这样就没法打开国门做生意；如果不准外币流通，那么在官价汇率与市场明显脱节的情况下，外贸、旅游及外资炒汇黑市会更进一步繁荣，要约束，则只能加强外汇监管。

两条路摆在面前，中国怎么走？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开放初见成效，外汇储备步入良性循环，逐年增加，国家不再需要特别的刺激外汇增长的措施，同时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紧俏商品已不再紧俏。于是，外汇管理部门启动了一系列外汇管理制度改革。1994年1月1日，中国正式取消各类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走上了外环监管之路，外汇券遂成历史浮云。

但是，从侨汇券到外汇券，留给民间的除了回忆与收藏之外，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原先的倒卖侨汇券和外汇券的“黄牛党们”，失业了！

确切地说，也不能叫失业，而是这个地下行业也随着两券的离去而酝酿新一轮的洗牌。

利益就是操作之母。

多年的地下经营，大家的思路也相当开阔，资本永无眠，从来就不甘寂寞，没券可炒，自然会猎寻新的目标。洗牌加洗脑，有的黄牛被冲走了，剩下的，在利益链条的导引下，就像高建明父亲的亲戚和邱国建之类的人物，开始将目光瞄准另一块黑市沃土——地下钱庄，模式进一步升级，开始直接玩外汇。

只要有汇兑需求和汇兑限制两个因素存在，利益空间就永远存在，一定会有人去经营，也肯定会自发形成市场。尽管这样的市场开始可能是零碎而复杂的，一旦形成蚂蚁搬家的态势，往日的黄牛就会脱胎换骨，形成巨大的交易量。

这就是政府难以扫清地下钱庄的道理，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一层蒙在地下钱庄上面的监管迷雾。

侨汇风云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抗战再到内战，仗一打就没完没了，上百年的动荡给中国带来什么？对于生意人，都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然而对整个国家来说，战争和动荡却是致命性的倒退。

建国初期，总算安生了。可当国家用心开始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才蓦然发现，所谓的经济已经举步维艰。

新中国一上来就面临着第一个大问题——敌对封锁！物资封锁可以再搞若干个南泥湾，可是搞经济总得打开门做生意，对外贸易被封锁才是最让人头大的事。

当时国家的外汇非常紧张，而这些本就没多少的外汇，主要渠道还是来源于侨汇（华侨给国内亲属汇钱）。

但是，帝国主义自然要设置一些障碍，比如当时的美国，制定了专门的条例：严禁华侨寄钱回国，谁敢往家寄钱就是违法犯罪，要判刑要入狱。东南亚国家散布的华人最多，一看美国对此事如此重视，当然要马首是瞻了，于是都跟着采取限制政策，不许华侨寄钱回国。

然而，再锋利的利刃也割不断血肉亲情，自己背井离乡在外打拼，还不是为了家乡的父老妻儿？海外华侨于是想到了走旁路——先托当地钱庄把钱款转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国内亲人手中。

国家当然也深知侨汇在中国的外汇收入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于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采取了一些便利侨汇的措施，把争取侨汇作为侨务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1950年8月，国家侨委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华侨眷福利会议”，周总理、廖承志、薄一波、南汉宸、苏幼农等领导人都一再声明中央政府对华桥、侨眷以及民间侨汇业的政策，确立了“便利侨汇、服务华侨侨眷”，“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等政策，并要求侨批业协力扩大收汇业务。

同年10月，全国开始执行统一收汇奖励金制度，根据“公私兼顾，高低折中”原则，按收汇额5‰发奖励金。

明确的政策一度让国家外汇迅猛上升。光是1951年，全国侨汇收入就已超出1949年的7倍以上。

然而，乱子总会不时出现。

1951年下半年以后，曾经备受拥戴的土地改革却出现了许多“左”倾错误，直接打击了鼓励侨汇的政策，让刚刚有点起色的外汇收入再度下挫。

首先，深化土改需要定阶级调调，说白了，要划出谁能分地、能分多少的道道才行。怎么定调调是个问题，这让全国各地着实费了一番脑筋。过去的一些标准用过了，但划出的地主还是不够用！于是开始不断创新阶级标准。拿侨汇多少说事的新方法渐渐被推广，比如侨眷比较集中的广东，土改初期，原先的地主直接就被列为恶霸！恶霸多了，地主就相对不够了。于是，把当时一些小土地出租者甚至是兼有少量土地出租的工人和小贩们都定为地主，后来干脆就开始在侨眷身上做文章，把那些依靠侨汇生活而没有一亩土地的侨眷也划为地主!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没土地的都能当地主，真正的地主们情何以堪？

但是，事情确实是渐渐变了味道。有的地区干脆以侨眷做威胁，让他们写信向海外亲属要钱；还有一些地区开始强迫侨眷拿出手里的外汇作为信用合作社资金，或者强迫侨眷认购公债、捐赠。敢说“不”的，地主无疑！

砸一块玻璃，不管是用弹弓还是棒子，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引来的必然是一系列破窗效应。

于是，恶性事件开始频发，经常接触侨民和侨眷的高建明就曾经听说过，南京市华兴村曾经就有一个归侨被划为地主，这位当时归国不久，也不知道政策，对这种做法可能有点微词，结果被吊起来开打，最后落得所有的侨汇都被充了公。还有，在广东的台山、开平两县，当时甚至还发生过逼死侨眷的现象。

这些事件开始引起国外华侨和国内侨眷的忧虑和不满，家里的和外头的，意见都很大。最让海外华侨们不能理解、又倍觉心痛的是亲人宁可饿肚子，也不敢去取这些钱，有的侨眷干脆写信给国外亲属：千万别寄钱回来了，收取侨汇，就是接受剥削，是与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没钱事小，被升为地主或者恶霸事儿就大了。

还有的侨眷，明明接到了国外的汇款，可胆小的先生愣是说这笔钱不是汇给他的，死活不承认这是自己的汇票，侨批局（侨信局）只好将原款退了回去。

这种情况接连发生，而侨民侨眷又是很团结的群体。逐渐的，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为求自保都这么干，结果全国侨汇收入大幅度下降。中国银行曾经有过统计，广东省1951年6月到9月的短短三个月，侨汇收入就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江苏省1952年的侨汇收入则降到了可怜的70万元人民币，比1951年减少了44.4%。

更麻烦的是，这种状况产生的不仅仅是侨汇收入的暴降，还一举造成了侨乡的一些不安定的呼声。

现在，我们常用决策力和执行力来研究各种管理问题。事实上，上面关于侨汇出现的问题，就完全是决策力有效执行力偏差造成的：本来是很积极的土改政策，到了下面一执行，渐渐在人们心中植根成为一种均贫富观念。

从大局来看，美国封锁并不可怕，朝鲜战争怎么样？还不是打得他们屁滚尿流？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当时国内的基层干部的错误观念：凡是见到和国外有关的东西，就显得兴奋无限——可算逮个洪水猛兽——抬手就贴个阶级斗争的标签。这样的结果是，不仅不能帮助国家突破封锁，而且无形中帮倒忙——都不用美帝费力气，自己就把自己给封闭了。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么一闹腾，等于在国内与海外之间修墙，本来就有很多华侨一直骑在墙上观望，这些事情一出，难免有万念俱灰或者是伤不起的，就彻底从墙上跳到敌人那边了。这样受损的不光是广大侨眷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因为侨汇就等于外汇！

侨民的态度历来很受国家重视，这次也不例外。

1951年年底，时任中侨委副主任的廖承志也了解到了相关情况，马上召集会议，什么外交、外贸、统战、侨务及各省的有关部门领导们都叫来，反复给大家上课，讲解海外华侨汇款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之后，他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坚决纠正侨区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

翌年，中央就给出批转，在《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侨汇及华侨投资的报告》中，非常坚决地要求地方必须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不能侵犯侨汇”的指示，要保障侨汇的所有权，解除广大侨眷的顾虑。土改是土改，建设是建设，“土改以国内封建财产为限，不追至国外，侨汇不是封建剥削”。

到了1953年，国家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一系列摸索之后，终于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条方针路线中，自然少不了在当时仍旧是重中之重的侨务工作。随之，侨务重心转向“动员归侨、侨眷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争取侨汇和华侨投资，增加建设外汇资金”。 因此，首先做好团结侨眷侨民的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纠正土改偏差也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中央特派廖承志赴中共华南分局，率先召开侨务工作会议，着重重申了土改中对归侨、侨眷的适当优待政策，明确了侨汇的资本性质，确定了国家一段时间内长期依附侨汇业的政策。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华侨土地财产的补充办法》，主要就一个意思：尽快解决土改中被“误打”侨眷的善后问题，对既发事实，该摘帽子的摘人家帽子，该还房子的还人家房子，能追回的侨汇就追回退还，追不回的就赔偿。

之后，此办法作为中央文件，迅速在各地转发，务必参照执行。

国家指示一出来，折腾渐渐消停了。

随后而来的，就是各地都召开一系列侨务工作会议，福建和广东率先开搞侨眷福利会议、侨眷生产会议，一些关于解决土改中的华侨遗留问题的具体举措相继出台。有一项统计，当时在广东、福建两省，纠正华侨地主、富农成分的侨户，占土改时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95%以上；光是侨户大省广东提前纠错的侨户就有35000户之多。

同时，从1953年7月起，国家侨汇奖励金上调至7.5‰。

事情总是如此，风雨之后的彩虹总会催发更多的生活憧憬。

国家态度一旦表明，侨眷们终于又回归了正常的生活，经历错误和纠正之后的人们，对侨汇业的思想顾虑也就自然得到了解决，大家争取侨汇的积极性一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错误就是用来纠正的，但纠正和不犯错是两码事，错误的后果并不会立竿见影的被消除，当时全国侨汇收入的下降趋势仍在继续！

假设1951年全国的侨汇基数为100，那么，1952年为95.3，1953年为71.5，1954年为70。

前浪死在沙滩上，可后浪毕竟还是浪。

土改遗留问题刚刚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又出现了崭新的问题——干涉侨眷使用侨汇！

当时有些基层干部是这么想的：

你和海外通信，就有反革命嫌疑！

你收到侨汇，就是和国外反革命分子有联系！

你和国外有联系，尽管你也是干部，那也没用，鄙视你，不信任你！

甚至在有些农业社，看到侨眷一直不用劳动而依靠侨汇生活，是相当不顺眼。不干活就知道坐吃山空，出去劳动吧！不劳动也行，投资捐献即可！

一个策略不稳或不明确，一般来说比较好办，尽量让它稳定或者明晰；但一个本很明确的策略被无端或是有意曲解，就不太好办了，因为后果往往会非常糟糕。

比如这种情况下，侨民侨眷都开始犯嘀咕：刚说不变了，又下文件了；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怎么办？

大部分拥有侨汇收入的侨眷逐渐变得惶惶不安起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据后来的统计，在“肃反运动”中，光是在广东潮安等19个市县中，1955年就发生了192宗侵犯侨汇的事件。

侵犯侨汇以及侨汇收入持续下降的情况再度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弄的一向沉稳的周总理有点火冒三丈，据《廖承志传》回忆，他当即就把廖承志、侨委的其他领导和政策研究室的人找来问询情况：“怎么下面还在争论华侨寄钱回来，接受侨汇是不是剥削，是不是合法的问题？这是多么幼稚的问题！你们不会告诉这些人：假如你们认为这是剥削，不允许侨眷收侨汇，那就让你们发钱给他们好了，发钱给他们吃饭，发钱给他们穿衣，行不行？几百万侨眷，从哪里出这份钱！反正我周恩来这里拿不出这个钱的！这些人真幼稚得很！为什么华侨寄钱回来就不行呢？为什么你们亲属在农村，你们寄些钱给亲属，赡养亲属都可以，为什么华侨赡养自己的家属就不允许呢？这是什么道理？”

讨论到最后，周总理做了一个决定：以他的名义发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他强调说：“不是可执行可不执行，而是命令，必须执行。”

于是，1955年2月23日，国务院在《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中再度严正重申：侨汇是“中国外华侨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侨眷的生活依靠，是侨胞、侨眷的正当权益之一。同时侨汇对国家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保护侨汇不仅是国家当前的政策，而且是国家长远的政策。”同时，该命令还对当时存在的很多问题给出明确指示：“在动员侨眷参加各种合作社、进行爱国储蓄、购买公债时，必须贯彻完全自愿的原则；侨眷有使用侨汇的自由，任何人对侨眷把侨汇用于生活方面，包括用于举办婚、丧、喜、庆等事，不得干涉。”

命令的最后署名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政令一下，各地马上行动，制订了很多相关措施，对侵犯侨眷的案件采取严厉打击措施，当时的广东省，被判刑的就有数十人，其中有两个严重的，被判处死刑！

在国家积极而坚决保护侨汇的政策和措施下，海内外华侨、侨眷无不衷心拥护，欢欣鼓舞，大家再次把身心投入到祖国建设当中，全国侨汇收入因此重新步入上升通道。在1954年的基础上，1955年全国侨汇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

然而，后浪之后还有后浪。

命令持续执行一年之后，侵犯侨眷的事虽然平息了，但当时全国商品极度缺乏，粮油副食品都是统购统销按计划供应，很多侨眷收到外汇，换成人民币之后，也还是很难买到日常所需！

面对这一问题，廖承志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很早就有了侨汇奖励金制度，但这一制度还是比较死。说白了，侨汇奖励，到手的还是人民币，即使拿着侨眷证明，该买不着东西还是买不着。但如果在这个侨眷证名上增加一个度量衡属性和货币属性，也就是在侨眷证明上计价方式为紧俏商品贴标签，那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于是，廖承志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证改券：侨眷可以根据所收侨汇的多少，发给侨汇券，然后根据上面记录的收取侨汇的数量多少确定给他们供给粮、油、糖等物资的数量。

可这个方案刚拿到侨委内部的台面上，就炸了锅。还没等廖承志阐明方案，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帽子就朝他劈头盖脸扣过来：这方案明显背离统购统销，你的屁股坐到哪去了？立场站到哪边了？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党性呢？

传承其父母廖仲恺、何香凝革命进步思想的廖承志，当然不是被吓大的。自小就在革命中长大，大事难事危险事见多了，这点压力根本不值一提。凭他的经验和阅历，这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一点问题，在当时的情势下，走哪儿都行得通。于是，他坚决上报周总理。很快，事情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可。

于是，1957年3月，国务院再度批转中侨委、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报告，“为争取更多的侨汇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从根本上解决有侨汇收入的侨眷的物资供应，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满足有侨汇户的生活资料的需要”，各地可施行将侨汇收入与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结合的政策，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给国内收汇人。具体的侨汇券方案交由当时的财经委主任李先念执行。

不久，历史上著名“侨汇券”就走进了广大侨户的家庭。

这是一种专门印有“侨汇”字样的票证，根据不同的商品属性，还细分了不同的票面，如侨汇购物券、购粮券、购油券，还有的地方有布券、棉券、副食品券、工业品券、肥皂券、煤券等。

侨汇券持有者可以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品或生产物资，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既解决了侨汇户的物资供应问题，又提高了归侨、侨眷争取侨汇的积极性。

如果说1955年周总理亲自署名的关于侨汇的《命令》是一次针对国内与国外华侨之间隔膜的拆墙行动，那么，侨汇券则是名副其实的修路行动。

习惯了计划时代分配法则的人们，被这个新鲜物刺激得趋之若鹜，争取侨汇的热情来了个大井喷。因为海外亲属只要往国内汇的款越多，你在国内获得的侨汇券就越多，可买的紧俏商品的范围和购买力就越大。

侨汇券极大程度了刺激了外汇入境中国的热情，但使用套路并不单纯，需要和人民币配合才行。光拿个侨汇券上街买东西，没有钱也是白扯。也就是说，这东西具有货币能力，但不能代替货币。可不管怎样，为了国内的亲人过的更好，海外侨胞或者国内工作的外宾都卯足劲往中国汇钱，为的就是多得侨汇券。只要有外汇进来，去银行就可以按当时的汇率牌价提取相应的人民币，除此之外，搭配的就是一定比例的侨汇券。

面对通常的侨汇渠道，海外华侨自然没了担忧，侨汇又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祖国涌来。

然而，寂寞不常在，坎坷永相随。

到了1958前后，侨务工作又有了波折。

首先是全民“大跃进”如火如荼，侨汇工作自然不能落下。最初，各地还有点欲说还羞的意思，先是小打小闹地拆人家侨户的铁门铁窗去炼钢铁。渐渐的，在争取侨汇的问题上，也开始走跃进路线，开始对归侨、侨眷提出不合实际的侨汇目标摊派，采取层层控制指标硬性分配任务，队与队之间比赛“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等做法。一些地方银行在解付侨汇时，大都捆绑定期储蓄存单，让侨汇户在存款上“放卫星”，有的存款年限竟达100年！甚至有的地区还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区劝募。

另一头，人民公社运动对侨眷这一块也照顾有加，由开始的浅尝辄止发展成重口味，于是，侵犯侨汇、征用华侨房屋、平调归侨和侨眷财产、强迫侨户捐献投资等现象也再度抬头，有些地区甚至在人家黄金上打主意，专门开设“总路线训练班”，把有黄金的归侨、侨眷们集中起来进行“培训”，苦口婆心，滔滔江水，目标只有一个——献出自己家的黄金。

相伴而行的还有反右斗争，白热化必然会过头，想直行却有点失控，逐渐有向左转的苗头，侨务部门开始无视归侨、侨眷的具体生活习惯，强迫他们在劳动方面也跃进争先，甚至还针对没有劳动习惯的侨眷提出改造计划，要求其一年之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达到中等劳动力水平。

这些冲击本来就不小了，再加上全国大办食堂，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很多侨眷即使仍有侨汇在手，也买不到生活所需。大家觉得手里的侨汇除了没用之外，还极易惹祸上身，于是，争取侨汇的积极性再度降到了冰点。

这么一搞，结果可想而知。

据资料显示，1959年1至4月，全国侨汇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2.4%，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6.9%。而江苏省上半年的侨汇收入较1957年同期更下降了46%。

多条路线绞在一起，形势大有愈演愈烈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外汇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侨汇收入再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当年国家原本计划使用侨汇为6000万美元，可实际上，上半年全国的实际仅侨汇收入才2000多万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以上，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而江苏省1962年上半年的侨汇收入竟然只有区区的39万美元，仅为上年同期的78%！

情况危急，决不能等闲视之。

很明显，原因有二——

一是运动作祟，让侨户心里备受打击：越有钱越没理，有时凭空就会遭受责难，不如干脆放弃侨汇。二是国内物资供应紧张，有侨汇证也不见得就能保证侨户起码的生活物资，侨户就更加没有积极性。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

再次纠错，打消侨眷顾虑，保证侨眷正常生活，继续强化对归侨、侨眷“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方针，采取措施解决归侨、侨眷的实际困难。

因此，国家从1962年开始，搞起了两手抓。

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凭侨汇证增加物资供应的标准，同时也增加供应物资的品种和质量。各地成立“华侨特种物资供应小组”，在归户较多的城市，设立专店专柜，违反规定擅自挪用的，一律视为挪用国家外汇罪论处。

同时，要求各地听取侨户的心声。侨户们最开始都有点心有余悸，不敢贸然发言。但相关部门的表态和诚信，终于让他们平定心绪，有了一诉衷肠的机会，于是大家都满腹辛酸，很多会基本上就成了诉苦大会。不过，会议的基调和结果都非常良性——吃了人家的，给人家吐出来，拿了人家的，给人家还回来。对那些认为享受凭侨汇增加物资供应的优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国外亲友的正当联系是复杂的海外关系的，都统统闭嘴；那些私拆信件、追查侨汇来源、干涉侨汇用途的，坚决查处；那些占用华侨房屋的，不仅要退还，还要按使用时间发给补偿金；那些强迫侨眷、归侨投资捐献的财物，一律退还，并付给应得利息；甚至连侨眷、归侨的家畜及屋前房后的瓜果梨桃树，都永远划归个人所有，没办法退还的，折价赔偿。

另一方面，不少地方都纷纷开展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建筑汇款工作，以作为侨汇收入的一个新增长点。一些归侨、侨眷较多的城市，开始建设华侨新村，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华侨和港澳同胞用侨汇购买；同时对华侨和港澳同胞自建房屋所需的建材、房基地等实行优惠政策，允许凭侨汇在城市建房的华侨或港澳同胞在农村的家属进城落户。

坚决而端正的态度加上所有这些得力的措施，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出现的偏差，让当时举步维艰的中国经济逐步得以改善，侨汇收入又再次开始上升。

然而！总有不断的然而，总有不断的转折。

左倾思潮再次来袭！

1963年3月22日，中侨委下发文件：“国内侨务工作应当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最近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对归侨、侨眷进行更加深入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加强阶级教育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侨务战线和全国其他战线上一样，都体现了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这些斗争始终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

什么意思？

侨务工作也要上纲上线。

1964年，中侨委再发报告：“侨务工作也有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侨务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必须坚持政治第一，坚持同种种以公开或隐蔽方式宣扬资产阶级影响、进行资本主义活动的行为进行不断斗争才能正确地贯彻党的侨汇政策，完成侨汇任务”。

什么意思？

侨务工作政治斗争第一。

尽管“左倾”已露端倪，但在最初几年，国家还一直坚持争取侨汇的态度和路线，一再强调“汇款赡家是华侨的义务和正当权利，党和政府一贯采取保护侨汇的政策，严禁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侵犯或变相侵犯侨汇”，要求“各地继续纠正追查侨汇来源、强迫投资、侵犯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侵吞、挪用侨汇物资等错误行为。”

应该说，在这样一种颠倒红绿灯的年代（据说当时为了表达又红又专的寓意，以红为尊，曾经把交通信号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实施几天后由于交通事故频发而被迫不甘心地放弃这一创意），有些省市还能够继续在侨汇政策上采取积极措施，也算是真正的难能可贵了。比如江苏，就曾拿出过比较积极的态度和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应该教育干部们自己能对侨汇工作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要听风就是雨，胡搞瞎搞，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第二，侨汇物资供应工作是根本，不能动不动就断供；专柜专店机制还得继续；第三，银行解付服务不能懈怠，对侨汇必须随到随解，甚至对侨汇收入较多地方还设立专职的侨汇干部。

江苏的做法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给侨汇工作的健康发展做了个很好的榜样。比如1963年江苏全省的侨汇收入为125万美元，到1965年已超过200万美元。

在这种坚持下，尽管1963年至1966年5月这一段时间里左倾思潮已经基本上处于摁不住的态势了，但可以说归侨、侨眷的权益还是基本能够被有效保护的，全国侨汇工作还是能够正常运转的。

然而，1966年一纸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整个国家开始走向集体迷茫、纠结、动荡、混乱的文革年代。当时，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都能和阶级斗争扯上很“要好”的关系，一个“纲”字定始终，这种情况下，谁再强调什么创汇，实属异端！甚至发展到后来，一提侨汇，那就是反革命！

侨汇至此基本停滞，国家外汇进入前所未有的紧缺时期。

历史来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

站在外交以及国际的角度看，这次成功的访问对于中美关系以及中国打开国际关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对当时还处于癫狂状态的文革国民，着实有点摸不着头脑：资本主义头头怎么来了？

不管怎么说，在发展的道路上，中美修好是好事大事。当年就有很多中美之间的合作意向进入中国，大都涉及到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

进口当然需要付汇了。可是，1972年2.3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快就花光了。到了1973年，中国外汇储备亏空，为-0.81亿美元！

这下，都有点傻眼。

无奈之下，只好再度掀起了另一次鼓励侨汇和创汇的热潮。从此以后，整个国家的侨汇工作才算步入稳定阶段，国家外汇储备则从零开始，逐步走入稳定增长期。

1979年，国家根据外汇储备和交易需要，为了加强外汇管理力度，正式成立了正式的外汇交易机构——国家外汇管理局。到了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侨汇收入全球第四。

回顾这一阶段的侨汇历史，可谓风云跌宕。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从建国到改革初期，国家从未放下过外汇管理的利剑。

因此，鉴于当时全民政治的状态，即使侨汇解付稍慢，被人发现持有外币，都有可能被定为是反革命罪，对于倒腾外汇的地下钱庄来说，那时还根本不存在，或者说，还没有适合的土壤。

专家之萌

2010年春节不远了。

高建明暂时还没有回家住的打算，他现在的工作和当年的工作正相反，现在是帮助政府补漏洞，当年是找政府的漏洞。当然，也有相同的一面——都容易引起一些人的警觉和注意。

回家对他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

东方银座前几天刚刚翻新完毕，重开业第三天他就住了过来。对这家酒店，高建明相当情有独钟，回首当年的第一笔大买卖，就是在这里拿到的抽头。如今，这个被珠三角一带人都称做“七星深圳”的五星酒店，尽管对高建明来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但他还总是隔一段时间来这里住一阵子。

电视里正播着凤凰卫视某财经节目，不时提及的几个词——热钱，引起了高建明的注意。画面中显示一行字幕：“嘉宾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副所长李永红”！

这个人他听说过，据说是国内最顶尖的热钱专家了。现在，专家同志正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就已经发现了热钱开始加速入境。到2008年前后，热钱无论是从往来频率还是从交易量上，都已经相当大了。由此也引发了2008年后金融界言必谈热钱的现象。

事实上，为什么叫热钱？是因为在我们金融体系里，这些钱比较烫手。官方手里拿不住，飘在外面又时刻有人在追逐。热钱的本质还是资本，是资本就铁定有资本性格——High Return Low Risk（高回报低风险）。然而热钱的性格更火爆，是高回报、高风险、游击战。此性格注定热钱不会在某个地方老老实实发呆，更不可能被冷冻成呆账。

比如我们监控到，迪拜危机时，国际游资马上就全面撤出中东，迪拜事件第三天，香港也出现热钱撤回欧美，我们国内的热钱也迅速抽离。

还有2007年初，热钱加速进入我国，但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刚刚发生的第三天，我们所监控的地下钱庄们就发觉生意骤然冷淡，热钱似乎一下子就突然间停止流动。然而在这种状况持续将近10多天的时间之后，生意又忙了起来，大批热钱又冲了进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对于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会，资本豪赌也即将开始，他们的目标统一瞄准了股市行情和楼市行情。然而这次，热钱有点失落，行情并未得逞，因此在2008年8月份，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十天左右的时间，资本通过地下钱庄开始返乡行动，热钱出逃预示着奥运会行情没有了。

我们完全可以想得出来，国际游荡的至少10万亿美元热钱，为何能迅速抬腿就走？过国家的外汇关口，不可能这么快。

显然，这里面有一个官方监测不到的渠道在起作用，那就是地下钱庄。

而这个地下钱庄，正是我们一直长期所监控和研究的对象！

什么？高建明心里暗笑，他能监控到地下钱庄？还长期研究？

在高建明这些“圈内”人士的耳朵里，还从来没有听人这么说过。他拿起电话，迅速拨了一个号码：陈哥，看凤凰台节目！

专家继续口若悬河。

现在我们国内对大陆究竟有多少热钱流动，有着很大的争议。大家都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加量减去同一期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所得的不可解释部分来计算热钱。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方法基本上不可取。可以说，热钱如何统计，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整个经济界。还好，现在我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搞了热钱与地下钱庄课题组，找到了比较有效的方法。首先我们知道热钱是不可能计算出来的，因此我们开始重点研究地下钱庄，从某个地下钱庄每个月进来的钱，与过去比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来监控地下钱庄的流动，我们这种监控能知道某笔钱来自何处，流向哪里。这样，我们通过对上百个地下钱庄的监控和研究，做成一个地下钱庄热钱流动趋势图，然后再根据热海关、外经贸公司、外汇管理局等单位的数据，来修正我们从地下钱庄研究出来的这个流动趋势。几年下来，我们给有关部门就报送了几十个研究报告，很多部门都认为我们这种研究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成效的……

听到此处，高建明觉得，电视这玩意儿现在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这时，手机响了，那边传来陈哥的声音：我靠，真他妈能胡诌，他能监控上百个钱庄？还搞什么趋势图？要是这样，国家明知道是钱庄不端，难道留着解闷儿？！

高建明之所以觉得电视台离谱，也是基于这一点。这位专家有些东西说的不见得没道理，但他吹嘘监控地下钱庄这个事儿，却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按照高建明的理解，充其量，专家同志也就是道听途说一些大概情况，顶多是什么朋友的朋友或者六度理论中的那种朋友知道一点点地下钱庄的细节，和他讲了几句而已。可以说，他根本不清楚。地下钱庄能让他研究，还能被他监控，那也就不是地下钱庄了。

不过，李专家提出另一个观点倒是让高建明频频点头。他认为，监管部门越是想规避和控制热钱，热钱流动越是异常，地下钱庄越是更秘密地发展壮大，可以说是一个地下钱庄倒下去，几个或十几个地下钱庄站立起，偶然的打击反而使地下钱庄积攒更多规避风险的经验的有效方法。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他提出的“怎么把这些地下活动转化为公开化的正规引导下的活动，是国家要积极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还真是官方第一次有人站出来这么说，而这样的观点，在高建明他们这些曾经的地下钱庄内部人士看来，正好是普遍的共识。

事实上，自从接受了国家的邀请选择当金融漏洞方面的顾问，他也曾经多次向相关部门以及国家高层提过这样的建议。

打破规则的经常比制定规则的更专业，这在大部分时候都成立。

高建明在金融漏洞里生存多年，对于国家金融体制，有比任何专家更深刻的认识。地下钱庄的存在，正是折射出改革开放30年金融体制相对于经济体制的落后。回想当初在“三来一补”企业这个优惠区的呼风唤雨，他早就清晰地知道，现在的热钱，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地下钱庄的代名词。

漏洞就是用来钻的。

按照高建明所掌握的情况，很多地下钱庄其实都有合法外衣，加上利益之下无操守，基层银行甚至都会积极配合，给地下钱庄分析和提供金融业务漏洞，他们经常被圈内人叫做“吃脑族”。

事实上，有需求就有利益。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罗湖海关每天一大堆人私兑外币，改革开放30年从未间断。后来一些银行为了打击这些人，干脆在罗湖附近开设兑换点，想以此来遏制外汇私下买卖。

然而，适得其反。

因为那些私买外汇的人所买到的外汇价格比卖给银行的价格要高！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一不做二不休，渐渐的，他们收到的外汇不再卖给银行了，而是统统拿到地下钱庄来操作，因为有利可图！当然，这些小散户只是地下钱庄的一些小客户。但这里面就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把那些经营本外币兑换的地下钱庄合法化，正常地批给它一个公司，引导他们从地下活动转到明面，代理银行的兑换点，不和银行间形成明暗竞争，而是通过制度和法则去约束，这样，这些钱既可以很容易地去监管，又能省去地下活动所附着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而这些，正是高建明这些人内心所呼喊的。

看来，针对这一点，地下和官方还是有点共识的。

遗憾的是，金融体制改革到底在哪里？

可笑的专家，又让高建明觉得可爱。李同志凭借自己对地下钱庄的微弱研究，就能提出让地下钱庄合法化的观点，着实也不是吃白饭的。

不过，地下钱庄可真不是专家想的那么简单，地下钱庄所操作的交易量远不是专家或者是警方破几个案子就能轻易预估出来的！

杜女皇涉案的65亿元，为什么那么大的数，相关部门那么多年才发现？她如何能在监管部门眼皮底下滚动这么大的资金？

事实上高建明很清楚，这个65亿元只是个虚数，是经营多年的累积交易额，并不是她真实的流动资金。返回头想想，如果她果真有这么多的资金，早就弃暗投明了。要知道，这个数砸到房地产，利润绝不会比地下钱庄低，又何必一直冒这种地下风险呢？

迷雾重重

“钱”的前头加个“热”字，听起来很温暖，但对一国经济来说，却显得极为烫手。

2008年，金融危机让经济研究者们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研究题材数不胜数，各类数字指标也层出不穷。那年，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境界学家们确实拥有了同一个梦想——搞清楚有多少热钱。

于是，在中国，关于热钱，差点就爆发了一场数字战争。但对于这种事，高建明曾经的那些“同行们”只是躲在酒店里围观，围观之余，仍旧不断地“做生意”，不断地把本就让经济学家头大的热钱数字搞的更大！

最先站出来说话的是中国社科院，给出一份说是很严肃的关于中国热钱的报告：5年来，流入中国的热钱约为1.75万亿美元，超过截至2008年3月的中国外汇储备余额。

事实上，在这份报告出来之前，已经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与渠道》所给出的中国有8000亿美元热钱的判断就让中国经济界开了锅。现在猛然翻番，将“热钱”一词再次炒到散发出糊味的境地。就连小卖铺买烟的民工大哥，在给老家打电话的时候，还和电话那头的老婆强调：“本来金融危机，我们快失业了，可是听说最近热钱多了，也许我们工资还能涨点呢……”

可是，仅仅5天之后，大名鼎鼎的世界投行摩根士丹利也发了篇叫做《计算热钱》的报告，直接指着社科院的鼻子说：你那叫骇人听闻！从外管局的细节数据和金融资本流动数据来看，中国的热钱规模顶多也就是2000~3000亿美元之间。

也不知道为什么，高建明从打混江湖的时候，就极度关注财经新闻。这场热闹自然他也没有错过，看着你来我往的数字，高建明得出一个结论：

一个权威说话，叫真相；两个权威说话，叫探讨真相；多个权威说话，就没真相了！

一般情况下，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局面时，再去问究竟谁的统计数据更逼近真相，基本上再很难扯清了。

事实上，数据越不统一，越是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热钱根本无法估算。高建明有时真的特别想把这句话告诉那些吵来吵去的人：有时间忙点有意义的事吧，统计热钱和睡觉之前数羊差不多，最后的结果都一样——迷糊！

不过，无论是社科院看上去涵盖面更广的所谓全口径统计法，还是摩根士丹利引用外管局的数据，至少有个起码的基础——承认中国存在热钱。

但让高建明感到尤为搞笑的是，有的人偏偏就不这么理智，比如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作为外资流入监管者的外管局竟然冒出一位官员表示，中国根本不存在热钱，言外之意，似乎是外管局的工作做的简直是滴水不漏。然而，这位本着“正本清源”的官员话音刚落地，外管局官网立刻说，“这只代表某官员的个人看法”（外管局已经很留面子了，没说这个人是临时工）。

既然连外管局这样权威中的权威也不敢对热钱规模下贸然的结论，那么，在数字上纠缠确实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高建明很清楚其中的道理。

事实上，热钱无法准确计算，无法得到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规模测算，恰恰有一个原因被人忽略了——

热钱是如何流动的？

特别是在对外汇监管方面从不松懈的中国，这个问题比究竟多少热钱更值得研究。“要是换了我，起码，不会再继续舍本逐末，在没弄清狗熊是怎么笨死的之前，先去研究狗熊的愚笨指数是多少。”高建明经常心里会这么想。

幸运的是，很快，在热钱数字战没多久，大家也都纷纷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社科院报告的作者，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就出来说了句比较务实的话：“比热钱具体数字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弄清热钱流入的途径。”

同时，他立即投身这项调研工作，最后也确实得出了比开始那1.75万亿热钱稍微有价值点的结论：热钱进入中国的渠道可能有三类——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地下钱庄。

要知道，高建明就是钱庄出身，里面的水多深，他自然比纸上谈兵的专家教授们更清楚。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尽管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已经严格到几乎无缝的程度，但过去他们经常玩的那种通过与外贸企业相勾连，利用低报进口、高报出口的虚假贸易方式入境的所谓经常项目（包括骗退税）；以及身披外商直接投资(FDI)项目外衣，然后转而投向其他非标的领域，或是利用QFII（证券投资资金）和PE（私募股权投资）这样的资本项目入境的貌似“合法通道”的手段，现在仍旧是令监管当局风声鹤唳、头疼不已的大窟窿。而且，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堵住过。而地下钱庄，恰恰是这些漏洞的主要“消费者”，他们无论是做小九九生意，还是帮助国际热钱过境搞雁过拔毛，主要就利用这些漏洞进行操盘。

因此，专家下的结论需要稍微修改一下，才更加准确：

热钱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有两类——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主要操盘手是地下钱庄！

专家们还经常会提出问题：相关金融部门对地下钱庄能控制吗？

这个问题很傻很天真！

第一，要是能控制地下钱庄，就不会出现热钱算不清的局面了。而且，不止是难以控制，更有甚者，很多人恐怕连地下钱庄完整运作模式都缺乏深层次的了解。

可以说，他们所了解的，只是地下钱庄的一个业务流程而已：

首先，地下钱庄会让想要入境的境外资本拥有者将钱汇入其指定的境外账户，然后，地下钱庄再以高于官方汇率的黑市价将等值的人民币打入境外资金拥有人的中国境内账户。可以说，这中间他们扮演的是银行的角色。这其间，地下钱庄会假借房地产、外贸进出口、退税等大宗交易设计出等额的利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瞬间将这笔来路不明的钱“洗白白”。

看似很简单的往来，实际上，这笔游资已经完美避开了所有的资本入境管制，外管局、调剂中心，连钱的影子都看不见，人家就已经入境了。

简单吗？

貌似简单。

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细节，是地下钱庄的局外之人始终搞不明白的——

手续费佣金比例是多少？汇率是挂牌价还是调剂价？如何设计大宗交易的利润？每天的交易额是多少？有没有私下里的合同？出现信用问题，赖账怎么办？

还有最关键的，为什么不走合法途径而选择地下钱庄？

据一些已破获的案件资料，曾经有过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把2亿多美元打入了1000个股票账户中的超级快马，还有比这个更快的吗？

所有这些问题，靠什么数字研究，靠几个人的调查取证，是不可能回答上来的。

恐怕，也只有置身事内的高建明这些人才能回答。

或许只能这样说：了解地下钱庄的，只有地下钱庄本身！

然而，和相关金融部门不能深入了解地下钱庄运作细节正相反，地下钱庄对整个金融运作细节却了如指掌，比如在高建明的眼中，外汇监管基本上是不堪一击的低级防火墙，睡着了都能知道漏洞在哪儿。

很多专家往往在研究文章或发言中，言必谈“堵住地下钱庄这一漏洞”云云，事实上，致使热钱随进随出的漏洞根本不在地下钱庄，恰恰在金融外汇监管上。

外界所言及的热钱数额，不管是社科院还是摩根，仅仅掌握的是通过证券投资途径进来的一部分热钱而已。也就是说，热钱数量难以测算，可以肯定地说，是因为管理机构不明白地下钱庄的操作方式，难以对地下钱庄所经手的金额进行统计。缺了这一块，统计并疏堵热钱恐怕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掩耳盗铃。

可以说，热钱和地下钱庄让金融监管如入迷雾之中：政府为什么拿地下钱庄没有办法？地下钱庄的钱流速度因何能让国家监管部门看不到尾灯？按照所有的金融交易规则，出入境货币交易都需要通过银行来完成，因何会有那么多大额的、天量的交易能轻松绕过银行，避开国家监管？这些问题往这儿一摆，“外行们”算不清中国热钱流动的数额就再正常不过了，或者说，他们要是算清了，那才叫不正常！

站在高建明的角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对待问题，只能让研究者们在监管迷雾之中一直“嗑药”，云里雾里。监管者也好，研究者也罢，他们一直在注意热钱监管的表象，而从来没有把目光放到历史当中。

历史是很好的老师，它能让所有人看清事物发展过程中漏洞形成的途径。对地下钱庄是如何产生的这段历史，高建明尤为熟悉，据说，他的一个同行也是师父，就是历史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