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地下钱庄 引子 -- 卢国俊

河里有溶溶写了关于民间借贷的内容，我也正好赶上访过几位大仙，说说钱庄的事吧。

几千亿的热钱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内地参与炒作房地产和股市，而中国银监会和外管局对于地下钱庄是怎么运作的竟然一头雾水！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他们游离于阳光与阴暗之间，在外人看来，这个神秘的行业又显得那么黑白分明——做着政令不允许的勾当，享受着暴利，干扰着国家经济。

但是，对于地下钱庄的了解，您真的能像听这个名字一样耳熟能详吗？

随便一个案件，就牵扯出几十亿、几百亿的巨额非法交易，他们是如何在当局眼皮子地下滚动巨额资本的？中国有多少地下钱庄？

这些地下钱庄真的像媒体所曝光的那样，仅仅是钻了监管的漏洞，偶然所成吗?

这些地下钱庄，是凭借什么能力让无数的黄光裕们、无数进出口企业、甚至是无数大型国企央企趋之若鹜，纷纷陷落？

一个钱庄陷落，为何能让整个香港股市一片低迷？为何能让亚洲股神李兆基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

说不好太监不太监。

正文。

惊天交易量

银行的警觉

2005年，上海陆家嘴金融区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一名男子每天都不厌其烦的多次排队办理汇款业务，而且办理的汇款业务量很大，为了方便，柜员提议让其办理VIP卡，这样就不用再每次都排队了。

按理说，VIP对很多人都是有吸引力的。一来是有门槛，不是普通人就能享受的，好歹也算个身份象征；二来确实是随到随办，不用排队，旁边还有端庄的工作人员端茶送水。但是，这哥们儿居然一口回绝银行职员的好意，继续乐此不疲地排队办理。

银行也不是吃素的，有自己的逻辑：VIP对咱们双方都方便，上杆子让你当很多人都艳羡的VIP，你不干，那我就觉得你反常。于是，职员开始警觉，随即将此舆情通报上级的反洗钱中心。反洗钱中心局要求交行的职员对于这些情况再进行仔细的核查和落实。为了完成上级任务，银行职员假装无意的询问此男人作什么生意，为什么每天都要进行汇款？而此男子回答说是做外贸进出口生意，每天进出的都是业务上的货款。

不过，银行不是警觉么，这人更警觉。在银行讯问后，他神秘消失了！

而同样频繁办理的汇款业务开始由另外一名陌生男人来进行。银行在进行资料的审核中发现，此人的联系电话和住址居然与以前那位反VIP男子是一样的。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上级反洗钱中心的重视，调阅以前男子的汇款资料和录像，查证全市各家银行的存取款、汇款业务，一趟下来，收获颇丰，竟发现其在全市十一家商业银行都有账户，不但进款业务和汇款业务频繁，而且一样数额巨大。

反洗钱局兴奋了。

马上对此立案。在对各银行同一名字账户操作者进行录像核查后，专案组确定此人是一名新加坡籍人士。在随后的跟踪侦查中，反洗钱局发现，这是一个由四名新加坡人操作的地下钱庄！

在经过严密的查证和取证后，决定批捕。

2006年4月28日，公安人员逮捕了这些经营地下钱庄的新加坡人，在对这些新加坡人的住址进行搜查时，搜出几百张银行卡和几十份存折。

2007年08月07日，上海地区最大的一起“地下钱庄”洗钱案一审宣判，受雇于新加坡一家公司的4名被告人，于2004年1月开始进驻上海经营地下钱庄业务，每天在境外收取外币，然后再通过11家银行的68个储蓄账户兑出人民币。至被捕时，检查机关核算其洗钱金额为人民币53.54亿元。罗怀韬、莫国基、李启荣、陈培祥均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9年不等，其中新加坡籍被告人罗怀韬、莫国基、李启荣被并处驱逐出境。

一个小小的四人组织，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能完成如此巨量的交易额，看来，地下钱庄的能量不容小觑。

钱庄女王落网

2007年6月26日，深圳罗湖区宝安南路的大信大厦

杜玲，正坐在办公室忙着给身边的几个人布置事情，天兵突降——警方已然秘密包围大信大厦，正门、后门、角门、消防门，门门把守；电梯、步梯、天梯、消防梯，梯梯不漏。

看看布防万无一失了，队长冲着对讲机喊了一句：行动！

于是，警员们直达22楼，迅速冲进杜玲办公室，前台的把风小妹刚拿起电话，就被一把按了下来！

一向比较稳当但又相当警觉的杜玲也听见了外面的急促脚步声，正要拿起电话问前台，门开了，外面一片威武雄壮。

当场，以杜玲为首的6名嫌犯被控制起来，从办公室查获各种银行卡90张，网银密钥40个，存折67张，用于转账的身份证11个，现金3万多。

之后，警方又冻结涉案账户55个，涉及金额约420万元。

事后，警方公布消息，这是由一次内部结怨或嫉恨进而检举揭发出来的地下钱庄案件。带头人深圳杜氏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杜玲，就是赫赫有名的钱庄女王。

审讯室里的杜玲一脸无辜的淡定。

然而，审讯人员对这样的人早就司空见惯了：“告诉你，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早就指示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科对你所谓的深圳杜氏贸易公司涉嫌地下钱庄事件进行立案侦查，光是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协同摸底，就搞了两个多月，杜氏地下钱庄的来龙去脉，我们早就一清二楚了。用不用我替你说说看？”

杜玲招了。

事后统计，仅仅几个人的杜氏钱庄，从2006年初至2007年5月，光是深圳窝点的流动涉案金额就高达43亿元人民币。

看看她的“业绩”，就知道这个女人着实不简单：

她能坐地而动，轻松操控如此巨量的资金，使大量非法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其中，与房地产有关的交易资金达1.3亿元，与资本市场有关的交易资金达1.05亿元人民币，金额最大的是贸易、销售等行业，达4.53亿元。加上她广州分舵的涉案金额22亿元，总共就是65亿元的非法流动资金！

问题是，这还只是近两年的统计，事实上，杜玲也说了，杜氏地下钱庄早在七八年以前就开始“营运”了。总共玩过多少钱，估计她自己都说不清。

杜玲其实也是个苦孩子。

上世纪60年代，她出生在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由于家境清贫，一度差点连学都上不起。后来，父亲省吃俭用东凑西借，弄点本钱开了个小卖部。这样，总算凑合着读到初中毕业。看着父亲一天天的操劳，杜玲有点于心不忍，就干脆辍学，在自家小卖部里帮忙。到了90年代，父亲的小买卖做的还算有点起色，举家搬到佛山发展。而她，则只身来到深圳，经人介绍在罗湖口岸附近的港币兑换店找了个工作。

其实，直到现在，关于杜玲的发迹史，无论是在她的家乡还是在深圳，都是个谜。但也有一些流传甚广的传说，其中大同小异的情节就是，杜玲在这个店一干就是十多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从事港币兑换工作杜玲已经对此业务相当纯熟，可以说是睡着了都比别人明白其中的奥秘。就这样，虽然仍旧是打工，但积累的客户资源慢慢地已经足够她另立门户了。

正当她心里开始琢磨自己的小九九的时候，“馅饼”再次砸在她头上——一个偶然机会，她结识了在香港地区经营人民币兑换行的邓国良。两人如同干柴烈火，迅速结合——杜玲做了香港媳妇儿。殊不知，这条通往温情的婚姻大路，却也通往迷雾重重的地下！

移居香港后，杜玲和老公几乎顾不上新婚燕尔，放下小酌，迅速办了一家中港人民币找换行，杜玲一举从一个民工小妹上升为董事长，而其夫老邓，则当上了二把手——总经理。

事实上，开办货币兑换店在香港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可以说是相当的合法。而且，和开个小卖铺差不了多少，当时的香港，少说也有几千家。最初的杜玲，也学着她曾经打工时的那家店那样，一五一十地踏踏实实经营着，虽然小铺成色不错，但在香港也算不上知名。

然而，杜玲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很多和她一样的港店，都纷纷开进内地搞驻深办、驻广办甚至是驻京办，为两地货币买卖提供方便。

难道内地这种换币需求会强过香港？还是内地有其他门道？杜玲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

杜玲就是这么一种雷厉风行的人，抛给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她早已一头扎进深圳，也搞了一家办事处。

这不开不要紧，一开，自己苦思冥想了许久的那两个问题马上就不成问题了。开张没多久，就有很多遇事严谨、三摸而后行的客户主动上门来摸底、摸门路、摸信用，狂摸之后，开始找杜玲做生意。这些人的胃口可不是香港兑换店那种图个到深圳买菜便宜而临时兑换零钱的需求，这次，数目很大，大到杜玲没见过，没准备，甚至，没现金！

想尽办法小试了几单生意之后，杜玲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地下钱庄！

小试之后是中试，中试之后就必然上规模。地下钱庄这种生意，基本上和吸毒差不多，一沾就上瘾——赚钱太容易了。渐渐的，杜玲对这套模式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情结。于是，她从简单的提现换汇开始，逐渐涉足境外汇兑、境内担保、土地转让保证金等非法金融业务，从中抽取佣金。

事实上，尽管中国的外汇管制已在逐步放宽，但企业的涉汇需求仍受到很多限制，而且其中的外汇风险以及银行手续费、价差等成本，另外一点是，通过正规渠道处理外汇，需要经过外汇调剂中心等部门，效率很低，往往一笔业务费用需要几天才能完成。而地下钱庄的经营模式则手续十分简单、快捷，资金周转极快。因此，为了尽快实现换汇套现，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往往会通过与地下钱庄合作而完成外汇收支。

这期间，杜玲遇到两个大主顾，不是一般的大，号称世界100强，都和地沟油是同一个行业。

A油深圳一家子公司和B化深圳石油分公司常年和香港公司有贸易往来，他们要求香港方面用人民币结算加油款，但香港公司说只能够进行港币结算。扯来扯去，两家国企的帐要不回来，有点急眼，香港公司一看情况，就给他们出一主意，说可以通过一个公司中转一下，以人民币的形式把加油款转到他们内地的银行账户上。

而这家公司——中恒达，正是杜氏钱庄控制的转账公司！

从这时开始，杜玲很快就对这些客户需求理出了系统的脉络：做好业务的前提不是能不能实现换汇，服务到不到位显得异常重要。她知道，客户要的是迅速完成交易，效率是她生存的最大资本！

虽然经营找换行的钱庄为数也不少，但杜玲却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发展出六家找换行分店，并以深圳总部为基地控制多家公司，然后同全国31个省市的众多公司进行地下金融交易，据警方介绍，参与的公司甚至还包括国内很多比较知名的国企。

这得益于杜玲的地下钱庄与传统地下钱庄有所不同，很多找换行都玩现金交易，而杜玲则只是通过网银在公司的账户间来回传导转账，通常一笔业务，几分钟就可完成。这让客户们大呼痛快，只要需要换汇，一句话，几分钟搞定。渐渐地，杜玲被“业界”冠名为“钱庄女王”的美誉。

钱庄生意一干就是七八年，杜玲的手腕也是越来越高明，行事也越来越高调。而这，往往是出事儿的开始！

比如，杜玲出事后，家乡人民纷纷对这位“慷慨捐助的连山知名人士”扼腕叹息。杜玲在家乡建设上，也确实是挥金如土。有一年，家乡连山县房管局对商业街进行改造，号召连山企业家捐款。杜玲二话没说，慷慨解囊。2002年连山县40周年庆典时商业街开业，杜玲甚至还作为港澳嘉宾荣归故里，出席了揭牌仪式。至今，县城仍有一条以杜玲名字命名的商业街。

杜玲在连山乃至清远市频频以“知名港籍企业家”的身份高调亮相，拥有第一届世界清远联谊大会副主席、香港连山港澳联谊会会长、香港清远商会副主席、香港清远公会理事等社会头衔，并于2003年当选为清远市政协委员。

正如一个相关人士所言：“现在做这个（地下外汇）的很多，满大街都是找换点，她被抓主要是因为做太大了，树大招风。”

杜氏钱庄究竟有多大影响？看看下面。

杜玲落网之后，在香港的六七家店铺居然仍然能够照常营业，丝毫不受到影响。更有甚者，杜氏案竟然导致内地人在香港炒股的资金链一度断裂，影响了港股的波动。有“亚洲股神”之称的李兆基就曾在2007年7月18日说：“深圳地下钱庄案对港股的影响已反映出来，但预计内地会有宏观调控措施出台，有关波动和影响只是暂时性的。”

这足以证明地下钱庄的能力和影响力。很多内地居民参与香港股票的炒作资金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出境的。地下钱庄出境的金钱数量居然可影响到香港的股市，可见地下钱庄交易的金额是难以想象的巨大。

然而，杜玲只是中国蓬勃的地下钱庄业的冰山一角。

这样的案子还有很多，比如更有名的，2007年9月至11月短短两个月间，黄光裕将人民币8亿元私自兑换成港币8．22亿余元。为他完成操作的地下钱庄，能调动的资本更有想象空间。

然而，没有最可怕，只有更可怕。

中央震惊了

2011年8月17日，重庆警方宣布，他们打掉一个利用“空壳公司”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家族式地下钱庄，这次的涉案金额不是一般的高——560多亿元！

事实上，这起案件的涉案人张绍国、陈惠专夫妇从2009年底起，就一直在盘踞在重庆市石桥铺赛格电子市场的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商铺当中，守着几平米的面积、一台笔记本电脑、几部电话和传真，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应付着往来的顾客。

但“绚烂”总是在平淡中酝酿着，这些都不是他们生意的主业，一个小小的商铺，怎么可能每天的出入资金会远远超过国内许多银行的地方支行呢？

如果不是案发，又有谁能想到，他们竟是一对隐于闹市鸳鸯大盗呢？他们竟然掌控着一个在一年半时间里交易金额高达560亿的地下钱庄，交易足迹遍及广东、北京、大连等多个城市，非法牟利超过4000万元！

但是如此密集的巨额资金流动，却持续了一年有余，并没有进入相关部门的法眼。这个隐秘的地下钱庄浮出水面，竟然始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商业银行新增贷款投放结构和资产质量专项跟踪的审计：2010年1月到10月，重庆楚和商贸等19家公司利用其开设的商业银行公营账户向9000多个人账户划转资金，交易金额累计达450亿元人民币。

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几个月就能折腾出这么巨额的交易，审计们都有点傻眼，因为从来没遇到过。逐层上报之后，国家审计署也不敢怠慢，终于相关审计结果落在了国务院的案头，立即引起了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们先后批示——立即查办，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

由多个金融专家参与的专案组迅速成立，不调查还好，一调查，内容不是一般的丰富多彩——初前面怀疑的450亿元之外，从2010年10月以来，还有117亿元异地资金通过19家涉案公司的对公账户进入重庆，在划转到多个涉案个人银行账户后，又被转往异地。

案情虽然渐渐复杂，但调查也渐渐清晰。这是一个组织结构极为严密、分工极为细致的地下钱庄，光是有名有号以汕头陈氏兄妹为核心的涉案人员就有30多个，而且大部分非亲即友，都是汕头、深圳系地下钱庄的精英，对钱庄的运作手法相当熟稔。

2011年5月6日，专案组开始统一收网行动，26名涉案成员相继落网，最后一清理，结果出来了：作案电脑24台、银行卡160余张、网银U盾90余个，总涉案金额560亿元！

然而，目前警方已冻结的涉案账户只有区区的912个，冻结资金仅为5.48亿元！

如此巨量的交易额，如此广发的区域，这个“地下金融帝国”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如此巨量的交易额，如此分散的交易账户，为何才仅仅冻结百分之一不到的资金？其他的资金哪里去了？

如此巨量的交易额，如此频繁的资金流动，监管部门又到哪里去了？

真像重庆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邓涛说的那样，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还未实现时，总会有些钱要通过地下钱庄进出，这对金融监管而言是一个严峻考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