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地下钱庄 引子 -- 卢国俊

河里有溶溶写了关于民间借贷的内容，我也正好赶上访过几位大仙，说说钱庄的事吧。

几千亿的热钱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内地参与炒作房地产和股市，而中国银监会和外管局对于地下钱庄是怎么运作的竟然一头雾水！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他们游离于阳光与阴暗之间，在外人看来，这个神秘的行业又显得那么黑白分明——做着政令不允许的勾当，享受着暴利，干扰着国家经济。

但是，对于地下钱庄的了解，您真的能像听这个名字一样耳熟能详吗？

随便一个案件，就牵扯出几十亿、几百亿的巨额非法交易，他们是如何在当局眼皮子地下滚动巨额资本的？中国有多少地下钱庄？

这些地下钱庄真的像媒体所曝光的那样，仅仅是钻了监管的漏洞，偶然所成吗?

这些地下钱庄，是凭借什么能力让无数的黄光裕们、无数进出口企业、甚至是无数大型国企央企趋之若鹜，纷纷陷落？

一个钱庄陷落，为何能让整个香港股市一片低迷？为何能让亚洲股神李兆基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

说不好太监不太监。

正文。

惊天交易量

银行的警觉

2005年，上海陆家嘴金融区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一名男子每天都不厌其烦的多次排队办理汇款业务，而且办理的汇款业务量很大，为了方便，柜员提议让其办理VIP卡，这样就不用再每次都排队了。

按理说，VIP对很多人都是有吸引力的。一来是有门槛，不是普通人就能享受的，好歹也算个身份象征；二来确实是随到随办，不用排队，旁边还有端庄的工作人员端茶送水。但是，这哥们儿居然一口回绝银行职员的好意，继续乐此不疲地排队办理。

银行也不是吃素的，有自己的逻辑：VIP对咱们双方都方便，上杆子让你当很多人都艳羡的VIP，你不干，那我就觉得你反常。于是，职员开始警觉，随即将此舆情通报上级的反洗钱中心。反洗钱中心局要求交行的职员对于这些情况再进行仔细的核查和落实。为了完成上级任务，银行职员假装无意的询问此男人作什么生意，为什么每天都要进行汇款？而此男子回答说是做外贸进出口生意，每天进出的都是业务上的货款。

不过，银行不是警觉么，这人更警觉。在银行讯问后，他神秘消失了！

而同样频繁办理的汇款业务开始由另外一名陌生男人来进行。银行在进行资料的审核中发现，此人的联系电话和住址居然与以前那位反VIP男子是一样的。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上级反洗钱中心的重视，调阅以前男子的汇款资料和录像，查证全市各家银行的存取款、汇款业务，一趟下来，收获颇丰，竟发现其在全市十一家商业银行都有账户，不但进款业务和汇款业务频繁，而且一样数额巨大。

反洗钱局兴奋了。

马上对此立案。在对各银行同一名字账户操作者进行录像核查后，专案组确定此人是一名新加坡籍人士。在随后的跟踪侦查中，反洗钱局发现，这是一个由四名新加坡人操作的地下钱庄！

在经过严密的查证和取证后，决定批捕。

2006年4月28日，公安人员逮捕了这些经营地下钱庄的新加坡人，在对这些新加坡人的住址进行搜查时，搜出几百张银行卡和几十份存折。

2007年08月07日，上海地区最大的一起“地下钱庄”洗钱案一审宣判，受雇于新加坡一家公司的4名被告人，于2004年1月开始进驻上海经营地下钱庄业务，每天在境外收取外币，然后再通过11家银行的68个储蓄账户兑出人民币。至被捕时，检查机关核算其洗钱金额为人民币53.54亿元。罗怀韬、莫国基、李启荣、陈培祥均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9年不等，其中新加坡籍被告人罗怀韬、莫国基、李启荣被并处驱逐出境。

一个小小的四人组织，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能完成如此巨量的交易额，看来，地下钱庄的能量不容小觑。

钱庄女王落网

2007年6月26日，深圳罗湖区宝安南路的大信大厦

杜玲，正坐在办公室忙着给身边的几个人布置事情，天兵突降——警方已然秘密包围大信大厦，正门、后门、角门、消防门，门门把守；电梯、步梯、天梯、消防梯，梯梯不漏。

看看布防万无一失了，队长冲着对讲机喊了一句：行动！

于是，警员们直达22楼，迅速冲进杜玲办公室，前台的把风小妹刚拿起电话，就被一把按了下来！

一向比较稳当但又相当警觉的杜玲也听见了外面的急促脚步声，正要拿起电话问前台，门开了，外面一片威武雄壮。

当场，以杜玲为首的6名嫌犯被控制起来，从办公室查获各种银行卡90张，网银密钥40个，存折67张，用于转账的身份证11个，现金3万多。

之后，警方又冻结涉案账户55个，涉及金额约420万元。

事后，警方公布消息，这是由一次内部结怨或嫉恨进而检举揭发出来的地下钱庄案件。带头人深圳杜氏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杜玲，就是赫赫有名的钱庄女王。

审讯室里的杜玲一脸无辜的淡定。

然而，审讯人员对这样的人早就司空见惯了：“告诉你，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早就指示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科对你所谓的深圳杜氏贸易公司涉嫌地下钱庄事件进行立案侦查，光是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协同摸底，就搞了两个多月，杜氏地下钱庄的来龙去脉，我们早就一清二楚了。用不用我替你说说看？”

杜玲招了。

事后统计，仅仅几个人的杜氏钱庄，从2006年初至2007年5月，光是深圳窝点的流动涉案金额就高达43亿元人民币。

看看她的“业绩”，就知道这个女人着实不简单：

她能坐地而动，轻松操控如此巨量的资金，使大量非法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其中，与房地产有关的交易资金达1.3亿元，与资本市场有关的交易资金达1.05亿元人民币，金额最大的是贸易、销售等行业，达4.53亿元。加上她广州分舵的涉案金额22亿元，总共就是65亿元的非法流动资金！

问题是，这还只是近两年的统计，事实上，杜玲也说了，杜氏地下钱庄早在七八年以前就开始“营运”了。总共玩过多少钱，估计她自己都说不清。

杜玲其实也是个苦孩子。

上世纪60年代，她出生在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由于家境清贫，一度差点连学都上不起。后来，父亲省吃俭用东凑西借，弄点本钱开了个小卖部。这样，总算凑合着读到初中毕业。看着父亲一天天的操劳，杜玲有点于心不忍，就干脆辍学，在自家小卖部里帮忙。到了90年代，父亲的小买卖做的还算有点起色，举家搬到佛山发展。而她，则只身来到深圳，经人介绍在罗湖口岸附近的港币兑换店找了个工作。

其实，直到现在，关于杜玲的发迹史，无论是在她的家乡还是在深圳，都是个谜。但也有一些流传甚广的传说，其中大同小异的情节就是，杜玲在这个店一干就是十多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从事港币兑换工作杜玲已经对此业务相当纯熟，可以说是睡着了都比别人明白其中的奥秘。就这样，虽然仍旧是打工，但积累的客户资源慢慢地已经足够她另立门户了。

正当她心里开始琢磨自己的小九九的时候，“馅饼”再次砸在她头上——一个偶然机会，她结识了在香港地区经营人民币兑换行的邓国良。两人如同干柴烈火，迅速结合——杜玲做了香港媳妇儿。殊不知，这条通往温情的婚姻大路，却也通往迷雾重重的地下！

移居香港后，杜玲和老公几乎顾不上新婚燕尔，放下小酌，迅速办了一家中港人民币找换行，杜玲一举从一个民工小妹上升为董事长，而其夫老邓，则当上了二把手——总经理。

事实上，开办货币兑换店在香港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可以说是相当的合法。而且，和开个小卖铺差不了多少，当时的香港，少说也有几千家。最初的杜玲，也学着她曾经打工时的那家店那样，一五一十地踏踏实实经营着，虽然小铺成色不错，但在香港也算不上知名。

然而，杜玲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很多和她一样的港店，都纷纷开进内地搞驻深办、驻广办甚至是驻京办，为两地货币买卖提供方便。

难道内地这种换币需求会强过香港？还是内地有其他门道？杜玲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

杜玲就是这么一种雷厉风行的人，抛给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她早已一头扎进深圳，也搞了一家办事处。

这不开不要紧，一开，自己苦思冥想了许久的那两个问题马上就不成问题了。开张没多久，就有很多遇事严谨、三摸而后行的客户主动上门来摸底、摸门路、摸信用，狂摸之后，开始找杜玲做生意。这些人的胃口可不是香港兑换店那种图个到深圳买菜便宜而临时兑换零钱的需求，这次，数目很大，大到杜玲没见过，没准备，甚至，没现金！

想尽办法小试了几单生意之后，杜玲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地下钱庄！

小试之后是中试，中试之后就必然上规模。地下钱庄这种生意，基本上和吸毒差不多，一沾就上瘾——赚钱太容易了。渐渐的，杜玲对这套模式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情结。于是，她从简单的提现换汇开始，逐渐涉足境外汇兑、境内担保、土地转让保证金等非法金融业务，从中抽取佣金。

事实上，尽管中国的外汇管制已在逐步放宽，但企业的涉汇需求仍受到很多限制，而且其中的外汇风险以及银行手续费、价差等成本，另外一点是，通过正规渠道处理外汇，需要经过外汇调剂中心等部门，效率很低，往往一笔业务费用需要几天才能完成。而地下钱庄的经营模式则手续十分简单、快捷，资金周转极快。因此，为了尽快实现换汇套现，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往往会通过与地下钱庄合作而完成外汇收支。

这期间，杜玲遇到两个大主顾，不是一般的大，号称世界100强，都和地沟油是同一个行业。

A油深圳一家子公司和B化深圳石油分公司常年和香港公司有贸易往来，他们要求香港方面用人民币结算加油款，但香港公司说只能够进行港币结算。扯来扯去，两家国企的帐要不回来，有点急眼，香港公司一看情况，就给他们出一主意，说可以通过一个公司中转一下，以人民币的形式把加油款转到他们内地的银行账户上。

而这家公司——中恒达，正是杜氏钱庄控制的转账公司！

从这时开始，杜玲很快就对这些客户需求理出了系统的脉络：做好业务的前提不是能不能实现换汇，服务到不到位显得异常重要。她知道，客户要的是迅速完成交易，效率是她生存的最大资本！

虽然经营找换行的钱庄为数也不少，但杜玲却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发展出六家找换行分店，并以深圳总部为基地控制多家公司，然后同全国31个省市的众多公司进行地下金融交易，据警方介绍，参与的公司甚至还包括国内很多比较知名的国企。

这得益于杜玲的地下钱庄与传统地下钱庄有所不同，很多找换行都玩现金交易，而杜玲则只是通过网银在公司的账户间来回传导转账，通常一笔业务，几分钟就可完成。这让客户们大呼痛快，只要需要换汇，一句话，几分钟搞定。渐渐地，杜玲被“业界”冠名为“钱庄女王”的美誉。

钱庄生意一干就是七八年，杜玲的手腕也是越来越高明，行事也越来越高调。而这，往往是出事儿的开始！

比如，杜玲出事后，家乡人民纷纷对这位“慷慨捐助的连山知名人士”扼腕叹息。杜玲在家乡建设上，也确实是挥金如土。有一年，家乡连山县房管局对商业街进行改造，号召连山企业家捐款。杜玲二话没说，慷慨解囊。2002年连山县40周年庆典时商业街开业，杜玲甚至还作为港澳嘉宾荣归故里，出席了揭牌仪式。至今，县城仍有一条以杜玲名字命名的商业街。

杜玲在连山乃至清远市频频以“知名港籍企业家”的身份高调亮相，拥有第一届世界清远联谊大会副主席、香港连山港澳联谊会会长、香港清远商会副主席、香港清远公会理事等社会头衔，并于2003年当选为清远市政协委员。

正如一个相关人士所言：“现在做这个（地下外汇）的很多，满大街都是找换点，她被抓主要是因为做太大了，树大招风。”

杜氏钱庄究竟有多大影响？看看下面。

杜玲落网之后，在香港的六七家店铺居然仍然能够照常营业，丝毫不受到影响。更有甚者，杜氏案竟然导致内地人在香港炒股的资金链一度断裂，影响了港股的波动。有“亚洲股神”之称的李兆基就曾在2007年7月18日说：“深圳地下钱庄案对港股的影响已反映出来，但预计内地会有宏观调控措施出台，有关波动和影响只是暂时性的。”

这足以证明地下钱庄的能力和影响力。很多内地居民参与香港股票的炒作资金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出境的。地下钱庄出境的金钱数量居然可影响到香港的股市，可见地下钱庄交易的金额是难以想象的巨大。

然而，杜玲只是中国蓬勃的地下钱庄业的冰山一角。

这样的案子还有很多，比如更有名的，2007年9月至11月短短两个月间，黄光裕将人民币8亿元私自兑换成港币8．22亿余元。为他完成操作的地下钱庄，能调动的资本更有想象空间。

然而，没有最可怕，只有更可怕。

中央震惊了

2011年8月17日，重庆警方宣布，他们打掉一个利用“空壳公司”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家族式地下钱庄，这次的涉案金额不是一般的高——560多亿元！

事实上，这起案件的涉案人张绍国、陈惠专夫妇从2009年底起，就一直在盘踞在重庆市石桥铺赛格电子市场的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商铺当中，守着几平米的面积、一台笔记本电脑、几部电话和传真，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应付着往来的顾客。

但“绚烂”总是在平淡中酝酿着，这些都不是他们生意的主业，一个小小的商铺，怎么可能每天的出入资金会远远超过国内许多银行的地方支行呢？

如果不是案发，又有谁能想到，他们竟是一对隐于闹市鸳鸯大盗呢？他们竟然掌控着一个在一年半时间里交易金额高达560亿的地下钱庄，交易足迹遍及广东、北京、大连等多个城市，非法牟利超过4000万元！

但是如此密集的巨额资金流动，却持续了一年有余，并没有进入相关部门的法眼。这个隐秘的地下钱庄浮出水面，竟然始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商业银行新增贷款投放结构和资产质量专项跟踪的审计：2010年1月到10月，重庆楚和商贸等19家公司利用其开设的商业银行公营账户向9000多个人账户划转资金，交易金额累计达450亿元人民币。

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几个月就能折腾出这么巨额的交易，审计们都有点傻眼，因为从来没遇到过。逐层上报之后，国家审计署也不敢怠慢，终于相关审计结果落在了国务院的案头，立即引起了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们先后批示——立即查办，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

由多个金融专家参与的专案组迅速成立，不调查还好，一调查，内容不是一般的丰富多彩——初前面怀疑的450亿元之外，从2010年10月以来，还有117亿元异地资金通过19家涉案公司的对公账户进入重庆，在划转到多个涉案个人银行账户后，又被转往异地。

案情虽然渐渐复杂，但调查也渐渐清晰。这是一个组织结构极为严密、分工极为细致的地下钱庄，光是有名有号以汕头陈氏兄妹为核心的涉案人员就有30多个，而且大部分非亲即友，都是汕头、深圳系地下钱庄的精英，对钱庄的运作手法相当熟稔。

2011年5月6日，专案组开始统一收网行动，26名涉案成员相继落网，最后一清理，结果出来了：作案电脑24台、银行卡160余张、网银U盾90余个，总涉案金额560亿元！

然而，目前警方已冻结的涉案账户只有区区的912个，冻结资金仅为5.48亿元！

如此巨量的交易额，如此广发的区域，这个“地下金融帝国”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如此巨量的交易额，如此分散的交易账户，为何才仅仅冻结百分之一不到的资金？其他的资金哪里去了？

如此巨量的交易额，如此频繁的资金流动，监管部门又到哪里去了？

真像重庆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邓涛说的那样，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还未实现时，总会有些钱要通过地下钱庄进出，这对金融监管而言是一个严峻考验吗？

快点儿接着说：

另外，是不是法律条文上并没有很对应的条款，否则“钱庄女王”经营这么大的数额，怎么才被判6年？

黑格尔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地下钱庄规模搞这么大，有它的合理性。我国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自由兑换没有实现，正规渠道效率低下费用高昂，在此背景下，地下钱庄的畸形繁荣才有可能。往好里说，它弥补了国家金融链条的缺陷，只是逃税和利润巨大让几大行看不过眼。

前两天和一位朋友聊天。说到投资问题和未来发展，他说他们圈内可以随时调动的资金大概50亿，只是没有好的投资渠道，很多人都去卖楼了。原来是住宅，现在是写字间。

中国现在民间财富巨大，如何运用好发挥好，需要思考。大禹治水，也是疏导。

这么大资金量，总有用处

不查或不动手罢了

到一定时候一锅端

笨狼感觉，应该有安安开的

这也正是我乱说这个事的目的吧，钱庄这东西，打是万万打不掉的，监管是监和管两方面的事，只监不管，或者是搞成监打都不行，可以看到钱庄的双面性，对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有火力填木头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帮助洗钱、走私、热钱出入的干扰作用，引导，应该是唯一良策吧。

专家之萌

2010年春节不远了。

高建明暂时还没有回家住的打算，他现在的工作和当年的工作正相反，现在是帮助政府补漏洞，当年是找政府的漏洞。当然，也有相同的一面——都容易引起一些人的警觉和注意。

回家对他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

东方银座前几天刚刚翻新完毕，重开业第三天他就住了过来。对这家酒店，高建明相当情有独钟，回首当年的第一笔大买卖，就是在这里拿到的抽头。如今，这个被珠三角一带人都称做“七星深圳”的五星酒店，尽管对高建明来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但他还总是隔一段时间来这里住一阵子。

电视里正播着凤凰卫视某财经节目，不时提及的几个词——热钱，引起了高建明的注意。画面中显示一行字幕：“嘉宾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副所长李永红”！

这个人他听说过，据说是国内最顶尖的热钱专家了。现在，专家同志正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就已经发现了热钱开始加速入境。到2008年前后，热钱无论是从往来频率还是从交易量上，都已经相当大了。由此也引发了2008年后金融界言必谈热钱的现象。

事实上，为什么叫热钱？是因为在我们金融体系里，这些钱比较烫手。官方手里拿不住，飘在外面又时刻有人在追逐。热钱的本质还是资本，是资本就铁定有资本性格——High Return Low Risk（高回报低风险）。然而热钱的性格更火爆，是高回报、高风险、游击战。此性格注定热钱不会在某个地方老老实实发呆，更不可能被冷冻成呆账。

比如我们监控到，迪拜危机时，国际游资马上就全面撤出中东，迪拜事件第三天，香港也出现热钱撤回欧美，我们国内的热钱也迅速抽离。

还有2007年初，热钱加速进入我国，但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刚刚发生的第三天，我们所监控的地下钱庄们就发觉生意骤然冷淡，热钱似乎一下子就突然间停止流动。然而在这种状况持续将近10多天的时间之后，生意又忙了起来，大批热钱又冲了进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对于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会，资本豪赌也即将开始，他们的目标统一瞄准了股市行情和楼市行情。然而这次，热钱有点失落，行情并未得逞，因此在2008年8月份，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十天左右的时间，资本通过地下钱庄开始返乡行动，热钱出逃预示着奥运会行情没有了。

我们完全可以想得出来，国际游荡的至少10万亿美元热钱，为何能迅速抬腿就走？过国家的外汇关口，不可能这么快。

显然，这里面有一个官方监测不到的渠道在起作用，那就是地下钱庄。

而这个地下钱庄，正是我们一直长期所监控和研究的对象！

什么？高建明心里暗笑，他能监控到地下钱庄？还长期研究？

在高建明这些“圈内”人士的耳朵里，还从来没有听人这么说过。他拿起电话，迅速拨了一个号码：陈哥，看凤凰台节目！

专家继续口若悬河。

现在我们国内对大陆究竟有多少热钱流动，有着很大的争议。大家都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加量减去同一期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所得的不可解释部分来计算热钱。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方法基本上不可取。可以说，热钱如何统计，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整个经济界。还好，现在我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搞了热钱与地下钱庄课题组，找到了比较有效的方法。首先我们知道热钱是不可能计算出来的，因此我们开始重点研究地下钱庄，从某个地下钱庄每个月进来的钱，与过去比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来监控地下钱庄的流动，我们这种监控能知道某笔钱来自何处，流向哪里。这样，我们通过对上百个地下钱庄的监控和研究，做成一个地下钱庄热钱流动趋势图，然后再根据热海关、外经贸公司、外汇管理局等单位的数据，来修正我们从地下钱庄研究出来的这个流动趋势。几年下来，我们给有关部门就报送了几十个研究报告，很多部门都认为我们这种研究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成效的……

听到此处，高建明觉得，电视这玩意儿现在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这时，手机响了，那边传来陈哥的声音：我靠，真他妈能胡诌，他能监控上百个钱庄？还搞什么趋势图？要是这样，国家明知道是钱庄不端，难道留着解闷儿？！

高建明之所以觉得电视台离谱，也是基于这一点。这位专家有些东西说的不见得没道理，但他吹嘘监控地下钱庄这个事儿，却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按照高建明的理解，充其量，专家同志也就是道听途说一些大概情况，顶多是什么朋友的朋友或者六度理论中的那种朋友知道一点点地下钱庄的细节，和他讲了几句而已。可以说，他根本不清楚。地下钱庄能让他研究，还能被他监控，那也就不是地下钱庄了。

不过，李专家提出另一个观点倒是让高建明频频点头。他认为，监管部门越是想规避和控制热钱，热钱流动越是异常，地下钱庄越是更秘密地发展壮大，可以说是一个地下钱庄倒下去，几个或十几个地下钱庄站立起，偶然的打击反而使地下钱庄积攒更多规避风险的经验的有效方法。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他提出的“怎么把这些地下活动转化为公开化的正规引导下的活动，是国家要积极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还真是官方第一次有人站出来这么说，而这样的观点，在高建明他们这些曾经的地下钱庄内部人士看来，正好是普遍的共识。

事实上，自从接受了国家的邀请选择当金融漏洞方面的顾问，他也曾经多次向相关部门以及国家高层提过这样的建议。

打破规则的经常比制定规则的更专业，这在大部分时候都成立。

高建明在金融漏洞里生存多年，对于国家金融体制，有比任何专家更深刻的认识。地下钱庄的存在，正是折射出改革开放30年金融体制相对于经济体制的落后。回想当初在“三来一补”企业这个优惠区的呼风唤雨，他早就清晰地知道，现在的热钱，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地下钱庄的代名词。

漏洞就是用来钻的。

按照高建明所掌握的情况，很多地下钱庄其实都有合法外衣，加上利益之下无操守，基层银行甚至都会积极配合，给地下钱庄分析和提供金融业务漏洞，他们经常被圈内人叫做“吃脑族”。

事实上，有需求就有利益。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罗湖海关每天一大堆人私兑外币，改革开放30年从未间断。后来一些银行为了打击这些人，干脆在罗湖附近开设兑换点，想以此来遏制外汇私下买卖。

然而，适得其反。

因为那些私买外汇的人所买到的外汇价格比卖给银行的价格要高！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一不做二不休，渐渐的，他们收到的外汇不再卖给银行了，而是统统拿到地下钱庄来操作，因为有利可图！当然，这些小散户只是地下钱庄的一些小客户。但这里面就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把那些经营本外币兑换的地下钱庄合法化，正常地批给它一个公司，引导他们从地下活动转到明面，代理银行的兑换点，不和银行间形成明暗竞争，而是通过制度和法则去约束，这样，这些钱既可以很容易地去监管，又能省去地下活动所附着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而这些，正是高建明这些人内心所呼喊的。

看来，针对这一点，地下和官方还是有点共识的。

遗憾的是，金融体制改革到底在哪里？

可笑的专家，又让高建明觉得可爱。李同志凭借自己对地下钱庄的微弱研究，就能提出让地下钱庄合法化的观点，着实也不是吃白饭的。

不过，地下钱庄可真不是专家想的那么简单，地下钱庄所操作的交易量远不是专家或者是警方破几个案子就能轻易预估出来的！

杜女皇涉案的65亿元，为什么那么大的数，相关部门那么多年才发现？她如何能在监管部门眼皮底下滚动这么大的资金？

事实上高建明很清楚，这个65亿元只是个虚数，是经营多年的累积交易额，并不是她真实的流动资金。返回头想想，如果她果真有这么多的资金，早就弃暗投明了。要知道，这个数砸到房地产，利润绝不会比地下钱庄低，又何必一直冒这种地下风险呢？

迷雾重重

“钱”的前头加个“热”字，听起来很温暖，但对一国经济来说，却显得极为烫手。

2008年，金融危机让经济研究者们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研究题材数不胜数，各类数字指标也层出不穷。那年，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境界学家们确实拥有了同一个梦想——搞清楚有多少热钱。

于是，在中国，关于热钱，差点就爆发了一场数字战争。但对于这种事，高建明曾经的那些“同行们”只是躲在酒店里围观，围观之余，仍旧不断地“做生意”，不断地把本就让经济学家头大的热钱数字搞的更大！

最先站出来说话的是中国社科院，给出一份说是很严肃的关于中国热钱的报告：5年来，流入中国的热钱约为1.75万亿美元，超过截至2008年3月的中国外汇储备余额。

事实上，在这份报告出来之前，已经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与渠道》所给出的中国有8000亿美元热钱的判断就让中国经济界开了锅。现在猛然翻番，将“热钱”一词再次炒到散发出糊味的境地。就连小卖铺买烟的民工大哥，在给老家打电话的时候，还和电话那头的老婆强调：“本来金融危机，我们快失业了，可是听说最近热钱多了，也许我们工资还能涨点呢……”

可是，仅仅5天之后，大名鼎鼎的世界投行摩根士丹利也发了篇叫做《计算热钱》的报告，直接指着社科院的鼻子说：你那叫骇人听闻！从外管局的细节数据和金融资本流动数据来看，中国的热钱规模顶多也就是2000~3000亿美元之间。

也不知道为什么，高建明从打混江湖的时候，就极度关注财经新闻。这场热闹自然他也没有错过，看着你来我往的数字，高建明得出一个结论：

一个权威说话，叫真相；两个权威说话，叫探讨真相；多个权威说话，就没真相了！

一般情况下，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局面时，再去问究竟谁的统计数据更逼近真相，基本上再很难扯清了。

事实上，数据越不统一，越是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热钱根本无法估算。高建明有时真的特别想把这句话告诉那些吵来吵去的人：有时间忙点有意义的事吧，统计热钱和睡觉之前数羊差不多，最后的结果都一样——迷糊！

不过，无论是社科院看上去涵盖面更广的所谓全口径统计法，还是摩根士丹利引用外管局的数据，至少有个起码的基础——承认中国存在热钱。

但让高建明感到尤为搞笑的是，有的人偏偏就不这么理智，比如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作为外资流入监管者的外管局竟然冒出一位官员表示，中国根本不存在热钱，言外之意，似乎是外管局的工作做的简直是滴水不漏。然而，这位本着“正本清源”的官员话音刚落地，外管局官网立刻说，“这只代表某官员的个人看法”（外管局已经很留面子了，没说这个人是临时工）。

既然连外管局这样权威中的权威也不敢对热钱规模下贸然的结论，那么，在数字上纠缠确实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高建明很清楚其中的道理。

事实上，热钱无法准确计算，无法得到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规模测算，恰恰有一个原因被人忽略了——

热钱是如何流动的？

特别是在对外汇监管方面从不松懈的中国，这个问题比究竟多少热钱更值得研究。“要是换了我，起码，不会再继续舍本逐末，在没弄清狗熊是怎么笨死的之前，先去研究狗熊的愚笨指数是多少。”高建明经常心里会这么想。

幸运的是，很快，在热钱数字战没多久，大家也都纷纷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社科院报告的作者，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就出来说了句比较务实的话：“比热钱具体数字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弄清热钱流入的途径。”

同时，他立即投身这项调研工作，最后也确实得出了比开始那1.75万亿热钱稍微有价值点的结论：热钱进入中国的渠道可能有三类——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地下钱庄。

要知道，高建明就是钱庄出身，里面的水多深，他自然比纸上谈兵的专家教授们更清楚。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尽管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已经严格到几乎无缝的程度，但过去他们经常玩的那种通过与外贸企业相勾连，利用低报进口、高报出口的虚假贸易方式入境的所谓经常项目（包括骗退税）；以及身披外商直接投资(FDI)项目外衣，然后转而投向其他非标的领域，或是利用QFII（证券投资资金）和PE（私募股权投资）这样的资本项目入境的貌似“合法通道”的手段，现在仍旧是令监管当局风声鹤唳、头疼不已的大窟窿。而且，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堵住过。而地下钱庄，恰恰是这些漏洞的主要“消费者”，他们无论是做小九九生意，还是帮助国际热钱过境搞雁过拔毛，主要就利用这些漏洞进行操盘。

因此，专家下的结论需要稍微修改一下，才更加准确：

热钱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有两类——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主要操盘手是地下钱庄！

专家们还经常会提出问题：相关金融部门对地下钱庄能控制吗？

这个问题很傻很天真！

第一，要是能控制地下钱庄，就不会出现热钱算不清的局面了。而且，不止是难以控制，更有甚者，很多人恐怕连地下钱庄完整运作模式都缺乏深层次的了解。

可以说，他们所了解的，只是地下钱庄的一个业务流程而已：

首先，地下钱庄会让想要入境的境外资本拥有者将钱汇入其指定的境外账户，然后，地下钱庄再以高于官方汇率的黑市价将等值的人民币打入境外资金拥有人的中国境内账户。可以说，这中间他们扮演的是银行的角色。这其间，地下钱庄会假借房地产、外贸进出口、退税等大宗交易设计出等额的利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瞬间将这笔来路不明的钱“洗白白”。

看似很简单的往来，实际上，这笔游资已经完美避开了所有的资本入境管制，外管局、调剂中心，连钱的影子都看不见，人家就已经入境了。

简单吗？

貌似简单。

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细节，是地下钱庄的局外之人始终搞不明白的——

手续费佣金比例是多少？汇率是挂牌价还是调剂价？如何设计大宗交易的利润？每天的交易额是多少？有没有私下里的合同？出现信用问题，赖账怎么办？

还有最关键的，为什么不走合法途径而选择地下钱庄？

据一些已破获的案件资料，曾经有过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把2亿多美元打入了1000个股票账户中的超级快马，还有比这个更快的吗？

所有这些问题，靠什么数字研究，靠几个人的调查取证，是不可能回答上来的。

恐怕，也只有置身事内的高建明这些人才能回答。

或许只能这样说：了解地下钱庄的，只有地下钱庄本身！

然而，和相关金融部门不能深入了解地下钱庄运作细节正相反，地下钱庄对整个金融运作细节却了如指掌，比如在高建明的眼中，外汇监管基本上是不堪一击的低级防火墙，睡着了都能知道漏洞在哪儿。

很多专家往往在研究文章或发言中，言必谈“堵住地下钱庄这一漏洞”云云，事实上，致使热钱随进随出的漏洞根本不在地下钱庄，恰恰在金融外汇监管上。

外界所言及的热钱数额，不管是社科院还是摩根，仅仅掌握的是通过证券投资途径进来的一部分热钱而已。也就是说，热钱数量难以测算，可以肯定地说，是因为管理机构不明白地下钱庄的操作方式，难以对地下钱庄所经手的金额进行统计。缺了这一块，统计并疏堵热钱恐怕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掩耳盗铃。

可以说，热钱和地下钱庄让金融监管如入迷雾之中：政府为什么拿地下钱庄没有办法？地下钱庄的钱流速度因何能让国家监管部门看不到尾灯？按照所有的金融交易规则，出入境货币交易都需要通过银行来完成，因何会有那么多大额的、天量的交易能轻松绕过银行，避开国家监管？这些问题往这儿一摆，“外行们”算不清中国热钱流动的数额就再正常不过了，或者说，他们要是算清了，那才叫不正常！

站在高建明的角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对待问题，只能让研究者们在监管迷雾之中一直“嗑药”，云里雾里。监管者也好，研究者也罢，他们一直在注意热钱监管的表象，而从来没有把目光放到历史当中。

历史是很好的老师，它能让所有人看清事物发展过程中漏洞形成的途径。对地下钱庄是如何产生的这段历史，高建明尤为熟悉，据说，他的一个同行也是师父，就是历史见证者。

房产中介由于有大量的现金往来，也是受到监控的。我想国家的金融安全是有很多资源来保障的，楼主从一个方面来看不会很全面，毕竟很多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详细了解的。

大家对TG的一个误解就是TG很土，有些现代的东西不一定懂，其实我想这是误解，TG上台前就用金融手段搞过老蒋。要是说TG不知道别人会用金融手段来搞事，恐怕就是天真了吧。

金融安全这个话题，忙总说过几句，是国家四大安全基础之一。

我觉得楼主有点说故事的感觉。

我的意思是，监管、监控，都不是天衣无缝的。并不是说他不踏踏实实的做，而是民间金融和国家金融有两条不同的路，最大的区别就是民间活动靠的信誉和真正的市场需求，国家金融则只能停留在管和制。任何事情，夹缝总是存在的。

这些故事折射出的也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是说说地下钱庄的运作技术。

往下看，就知道了。

侨汇风云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抗战再到内战，仗一打就没完没了，上百年的动荡给中国带来什么？对于生意人，都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然而对整个国家来说，战争和动荡却是致命性的倒退。

建国初期，总算安生了。可当国家用心开始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才蓦然发现，所谓的经济已经举步维艰。

新中国一上来就面临着第一个大问题——敌对封锁！物资封锁可以再搞若干个南泥湾，可是搞经济总得打开门做生意，对外贸易被封锁才是最让人头大的事。

当时国家的外汇非常紧张，而这些本就没多少的外汇，主要渠道还是来源于侨汇（华侨给国内亲属汇钱）。

但是，帝国主义自然要设置一些障碍，比如当时的美国，制定了专门的条例：严禁华侨寄钱回国，谁敢往家寄钱就是违法犯罪，要判刑要入狱。东南亚国家散布的华人最多，一看美国对此事如此重视，当然要马首是瞻了，于是都跟着采取限制政策，不许华侨寄钱回国。

然而，再锋利的利刃也割不断血肉亲情，自己背井离乡在外打拼，还不是为了家乡的父老妻儿？海外华侨于是想到了走旁路——先托当地钱庄把钱款转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国内亲人手中。

国家当然也深知侨汇在中国的外汇收入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于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采取了一些便利侨汇的措施，把争取侨汇作为侨务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1950年8月，国家侨委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华侨眷福利会议”，周总理、廖承志、薄一波、南汉宸、苏幼农等领导人都一再声明中央政府对华桥、侨眷以及民间侨汇业的政策，确立了“便利侨汇、服务华侨侨眷”，“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等政策，并要求侨批业协力扩大收汇业务。

同年10月，全国开始执行统一收汇奖励金制度，根据“公私兼顾，高低折中”原则，按收汇额5‰发奖励金。

明确的政策一度让国家外汇迅猛上升。光是1951年，全国侨汇收入就已超出1949年的7倍以上。

然而，乱子总会不时出现。

1951年下半年以后，曾经备受拥戴的土地改革却出现了许多“左”倾错误，直接打击了鼓励侨汇的政策，让刚刚有点起色的外汇收入再度下挫。

首先，深化土改需要定阶级调调，说白了，要划出谁能分地、能分多少的道道才行。怎么定调调是个问题，这让全国各地着实费了一番脑筋。过去的一些标准用过了，但划出的地主还是不够用！于是开始不断创新阶级标准。拿侨汇多少说事的新方法渐渐被推广，比如侨眷比较集中的广东，土改初期，原先的地主直接就被列为恶霸！恶霸多了，地主就相对不够了。于是，把当时一些小土地出租者甚至是兼有少量土地出租的工人和小贩们都定为地主，后来干脆就开始在侨眷身上做文章，把那些依靠侨汇生活而没有一亩土地的侨眷也划为地主!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没土地的都能当地主，真正的地主们情何以堪？

但是，事情确实是渐渐变了味道。有的地区干脆以侨眷做威胁，让他们写信向海外亲属要钱；还有一些地区开始强迫侨眷拿出手里的外汇作为信用合作社资金，或者强迫侨眷认购公债、捐赠。敢说“不”的，地主无疑！

砸一块玻璃，不管是用弹弓还是棒子，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引来的必然是一系列破窗效应。

于是，恶性事件开始频发，经常接触侨民和侨眷的高建明就曾经听说过，南京市华兴村曾经就有一个归侨被划为地主，这位当时归国不久，也不知道政策，对这种做法可能有点微词，结果被吊起来开打，最后落得所有的侨汇都被充了公。还有，在广东的台山、开平两县，当时甚至还发生过逼死侨眷的现象。

这些事件开始引起国外华侨和国内侨眷的忧虑和不满，家里的和外头的，意见都很大。最让海外华侨们不能理解、又倍觉心痛的是亲人宁可饿肚子，也不敢去取这些钱，有的侨眷干脆写信给国外亲属：千万别寄钱回来了，收取侨汇，就是接受剥削，是与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没钱事小，被升为地主或者恶霸事儿就大了。

还有的侨眷，明明接到了国外的汇款，可胆小的先生愣是说这笔钱不是汇给他的，死活不承认这是自己的汇票，侨批局（侨信局）只好将原款退了回去。

这种情况接连发生，而侨民侨眷又是很团结的群体。逐渐的，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为求自保都这么干，结果全国侨汇收入大幅度下降。中国银行曾经有过统计，广东省1951年6月到9月的短短三个月，侨汇收入就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江苏省1952年的侨汇收入则降到了可怜的70万元人民币，比1951年减少了44.4%。

更麻烦的是，这种状况产生的不仅仅是侨汇收入的暴降，还一举造成了侨乡的一些不安定的呼声。

现在，我们常用决策力和执行力来研究各种管理问题。事实上，上面关于侨汇出现的问题，就完全是决策力有效执行力偏差造成的：本来是很积极的土改政策，到了下面一执行，渐渐在人们心中植根成为一种均贫富观念。

从大局来看，美国封锁并不可怕，朝鲜战争怎么样？还不是打得他们屁滚尿流？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当时国内的基层干部的错误观念：凡是见到和国外有关的东西，就显得兴奋无限——可算逮个洪水猛兽——抬手就贴个阶级斗争的标签。这样的结果是，不仅不能帮助国家突破封锁，而且无形中帮倒忙——都不用美帝费力气，自己就把自己给封闭了。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么一闹腾，等于在国内与海外之间修墙，本来就有很多华侨一直骑在墙上观望，这些事情一出，难免有万念俱灰或者是伤不起的，就彻底从墙上跳到敌人那边了。这样受损的不光是广大侨眷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因为侨汇就等于外汇！

侨民的态度历来很受国家重视，这次也不例外。

1951年年底，时任中侨委副主任的廖承志也了解到了相关情况，马上召集会议，什么外交、外贸、统战、侨务及各省的有关部门领导们都叫来，反复给大家上课，讲解海外华侨汇款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之后，他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坚决纠正侨区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

翌年，中央就给出批转，在《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侨汇及华侨投资的报告》中，非常坚决地要求地方必须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不能侵犯侨汇”的指示，要保障侨汇的所有权，解除广大侨眷的顾虑。土改是土改，建设是建设，“土改以国内封建财产为限，不追至国外，侨汇不是封建剥削”。

到了1953年，国家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一系列摸索之后，终于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条方针路线中，自然少不了在当时仍旧是重中之重的侨务工作。随之，侨务重心转向“动员归侨、侨眷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争取侨汇和华侨投资，增加建设外汇资金”。 因此，首先做好团结侨眷侨民的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纠正土改偏差也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中央特派廖承志赴中共华南分局，率先召开侨务工作会议，着重重申了土改中对归侨、侨眷的适当优待政策，明确了侨汇的资本性质，确定了国家一段时间内长期依附侨汇业的政策。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华侨土地财产的补充办法》，主要就一个意思：尽快解决土改中被“误打”侨眷的善后问题，对既发事实，该摘帽子的摘人家帽子，该还房子的还人家房子，能追回的侨汇就追回退还，追不回的就赔偿。

之后，此办法作为中央文件，迅速在各地转发，务必参照执行。

国家指示一出来，折腾渐渐消停了。

随后而来的，就是各地都召开一系列侨务工作会议，福建和广东率先开搞侨眷福利会议、侨眷生产会议，一些关于解决土改中的华侨遗留问题的具体举措相继出台。有一项统计，当时在广东、福建两省，纠正华侨地主、富农成分的侨户，占土改时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95%以上；光是侨户大省广东提前纠错的侨户就有35000户之多。

同时，从1953年7月起，国家侨汇奖励金上调至7.5‰。

事情总是如此，风雨之后的彩虹总会催发更多的生活憧憬。

国家态度一旦表明，侨眷们终于又回归了正常的生活，经历错误和纠正之后的人们，对侨汇业的思想顾虑也就自然得到了解决，大家争取侨汇的积极性一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错误就是用来纠正的，但纠正和不犯错是两码事，错误的后果并不会立竿见影的被消除，当时全国侨汇收入的下降趋势仍在继续！

假设1951年全国的侨汇基数为100，那么，1952年为95.3，1953年为71.5，1954年为70。

前浪死在沙滩上，可后浪毕竟还是浪。

土改遗留问题刚刚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又出现了崭新的问题——干涉侨眷使用侨汇！

当时有些基层干部是这么想的：

你和海外通信，就有反革命嫌疑！

你收到侨汇，就是和国外反革命分子有联系！

你和国外有联系，尽管你也是干部，那也没用，鄙视你，不信任你！

甚至在有些农业社，看到侨眷一直不用劳动而依靠侨汇生活，是相当不顺眼。不干活就知道坐吃山空，出去劳动吧！不劳动也行，投资捐献即可！

一个策略不稳或不明确，一般来说比较好办，尽量让它稳定或者明晰；但一个本很明确的策略被无端或是有意曲解，就不太好办了，因为后果往往会非常糟糕。

比如这种情况下，侨民侨眷都开始犯嘀咕：刚说不变了，又下文件了；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怎么办？

大部分拥有侨汇收入的侨眷逐渐变得惶惶不安起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据后来的统计，在“肃反运动”中，光是在广东潮安等19个市县中，1955年就发生了192宗侵犯侨汇的事件。

侵犯侨汇以及侨汇收入持续下降的情况再度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弄的一向沉稳的周总理有点火冒三丈，据《廖承志传》回忆，他当即就把廖承志、侨委的其他领导和政策研究室的人找来问询情况：“怎么下面还在争论华侨寄钱回来，接受侨汇是不是剥削，是不是合法的问题？这是多么幼稚的问题！你们不会告诉这些人：假如你们认为这是剥削，不允许侨眷收侨汇，那就让你们发钱给他们好了，发钱给他们吃饭，发钱给他们穿衣，行不行？几百万侨眷，从哪里出这份钱！反正我周恩来这里拿不出这个钱的！这些人真幼稚得很！为什么华侨寄钱回来就不行呢？为什么你们亲属在农村，你们寄些钱给亲属，赡养亲属都可以，为什么华侨赡养自己的家属就不允许呢？这是什么道理？”

讨论到最后，周总理做了一个决定：以他的名义发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他强调说：“不是可执行可不执行，而是命令，必须执行。”

于是，1955年2月23日，国务院在《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中再度严正重申：侨汇是“中国外华侨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侨眷的生活依靠，是侨胞、侨眷的正当权益之一。同时侨汇对国家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保护侨汇不仅是国家当前的政策，而且是国家长远的政策。”同时，该命令还对当时存在的很多问题给出明确指示：“在动员侨眷参加各种合作社、进行爱国储蓄、购买公债时，必须贯彻完全自愿的原则；侨眷有使用侨汇的自由，任何人对侨眷把侨汇用于生活方面，包括用于举办婚、丧、喜、庆等事，不得干涉。”

命令的最后署名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政令一下，各地马上行动，制订了很多相关措施，对侵犯侨眷的案件采取严厉打击措施，当时的广东省，被判刑的就有数十人，其中有两个严重的，被判处死刑！

在国家积极而坚决保护侨汇的政策和措施下，海内外华侨、侨眷无不衷心拥护，欢欣鼓舞，大家再次把身心投入到祖国建设当中，全国侨汇收入因此重新步入上升通道。在1954年的基础上，1955年全国侨汇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

然而，后浪之后还有后浪。

命令持续执行一年之后，侵犯侨眷的事虽然平息了，但当时全国商品极度缺乏，粮油副食品都是统购统销按计划供应，很多侨眷收到外汇，换成人民币之后，也还是很难买到日常所需！

面对这一问题，廖承志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很早就有了侨汇奖励金制度，但这一制度还是比较死。说白了，侨汇奖励，到手的还是人民币，即使拿着侨眷证明，该买不着东西还是买不着。但如果在这个侨眷证名上增加一个度量衡属性和货币属性，也就是在侨眷证明上计价方式为紧俏商品贴标签，那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于是，廖承志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证改券：侨眷可以根据所收侨汇的多少，发给侨汇券，然后根据上面记录的收取侨汇的数量多少确定给他们供给粮、油、糖等物资的数量。

可这个方案刚拿到侨委内部的台面上，就炸了锅。还没等廖承志阐明方案，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帽子就朝他劈头盖脸扣过来：这方案明显背离统购统销，你的屁股坐到哪去了？立场站到哪边了？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党性呢？

传承其父母廖仲恺、何香凝革命进步思想的廖承志，当然不是被吓大的。自小就在革命中长大，大事难事危险事见多了，这点压力根本不值一提。凭他的经验和阅历，这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一点问题，在当时的情势下，走哪儿都行得通。于是，他坚决上报周总理。很快，事情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可。

于是，1957年3月，国务院再度批转中侨委、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报告，“为争取更多的侨汇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从根本上解决有侨汇收入的侨眷的物资供应，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满足有侨汇户的生活资料的需要”，各地可施行将侨汇收入与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结合的政策，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给国内收汇人。具体的侨汇券方案交由当时的财经委主任李先念执行。

不久，历史上著名“侨汇券”就走进了广大侨户的家庭。

这是一种专门印有“侨汇”字样的票证，根据不同的商品属性，还细分了不同的票面，如侨汇购物券、购粮券、购油券，还有的地方有布券、棉券、副食品券、工业品券、肥皂券、煤券等。

侨汇券持有者可以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品或生产物资，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既解决了侨汇户的物资供应问题，又提高了归侨、侨眷争取侨汇的积极性。

如果说1955年周总理亲自署名的关于侨汇的《命令》是一次针对国内与国外华侨之间隔膜的拆墙行动，那么，侨汇券则是名副其实的修路行动。

习惯了计划时代分配法则的人们，被这个新鲜物刺激得趋之若鹜，争取侨汇的热情来了个大井喷。因为海外亲属只要往国内汇的款越多，你在国内获得的侨汇券就越多，可买的紧俏商品的范围和购买力就越大。

侨汇券极大程度了刺激了外汇入境中国的热情，但使用套路并不单纯，需要和人民币配合才行。光拿个侨汇券上街买东西，没有钱也是白扯。也就是说，这东西具有货币能力，但不能代替货币。可不管怎样，为了国内的亲人过的更好，海外侨胞或者国内工作的外宾都卯足劲往中国汇钱，为的就是多得侨汇券。只要有外汇进来，去银行就可以按当时的汇率牌价提取相应的人民币，除此之外，搭配的就是一定比例的侨汇券。

面对通常的侨汇渠道，海外华侨自然没了担忧，侨汇又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祖国涌来。

然而，寂寞不常在，坎坷永相随。

到了1958前后，侨务工作又有了波折。

首先是全民“大跃进”如火如荼，侨汇工作自然不能落下。最初，各地还有点欲说还羞的意思，先是小打小闹地拆人家侨户的铁门铁窗去炼钢铁。渐渐的，在争取侨汇的问题上，也开始走跃进路线，开始对归侨、侨眷提出不合实际的侨汇目标摊派，采取层层控制指标硬性分配任务，队与队之间比赛“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等做法。一些地方银行在解付侨汇时，大都捆绑定期储蓄存单，让侨汇户在存款上“放卫星”，有的存款年限竟达100年！甚至有的地区还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区劝募。

另一头，人民公社运动对侨眷这一块也照顾有加，由开始的浅尝辄止发展成重口味，于是，侵犯侨汇、征用华侨房屋、平调归侨和侨眷财产、强迫侨户捐献投资等现象也再度抬头，有些地区甚至在人家黄金上打主意，专门开设“总路线训练班”，把有黄金的归侨、侨眷们集中起来进行“培训”，苦口婆心，滔滔江水，目标只有一个——献出自己家的黄金。

相伴而行的还有反右斗争，白热化必然会过头，想直行却有点失控，逐渐有向左转的苗头，侨务部门开始无视归侨、侨眷的具体生活习惯，强迫他们在劳动方面也跃进争先，甚至还针对没有劳动习惯的侨眷提出改造计划，要求其一年之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达到中等劳动力水平。

这些冲击本来就不小了，再加上全国大办食堂，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很多侨眷即使仍有侨汇在手，也买不到生活所需。大家觉得手里的侨汇除了没用之外，还极易惹祸上身，于是，争取侨汇的积极性再度降到了冰点。

这么一搞，结果可想而知。

据资料显示，1959年1至4月，全国侨汇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2.4%，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6.9%。而江苏省上半年的侨汇收入较1957年同期更下降了46%。

多条路线绞在一起，形势大有愈演愈烈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外汇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侨汇收入再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当年国家原本计划使用侨汇为6000万美元，可实际上，上半年全国的实际仅侨汇收入才2000多万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以上，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而江苏省1962年上半年的侨汇收入竟然只有区区的39万美元，仅为上年同期的78%！

情况危急，决不能等闲视之。

很明显，原因有二——

一是运动作祟，让侨户心里备受打击：越有钱越没理，有时凭空就会遭受责难，不如干脆放弃侨汇。二是国内物资供应紧张，有侨汇证也不见得就能保证侨户起码的生活物资，侨户就更加没有积极性。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

再次纠错，打消侨眷顾虑，保证侨眷正常生活，继续强化对归侨、侨眷“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方针，采取措施解决归侨、侨眷的实际困难。

因此，国家从1962年开始，搞起了两手抓。

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凭侨汇证增加物资供应的标准，同时也增加供应物资的品种和质量。各地成立“华侨特种物资供应小组”，在归户较多的城市，设立专店专柜，违反规定擅自挪用的，一律视为挪用国家外汇罪论处。

同时，要求各地听取侨户的心声。侨户们最开始都有点心有余悸，不敢贸然发言。但相关部门的表态和诚信，终于让他们平定心绪，有了一诉衷肠的机会，于是大家都满腹辛酸，很多会基本上就成了诉苦大会。不过，会议的基调和结果都非常良性——吃了人家的，给人家吐出来，拿了人家的，给人家还回来。对那些认为享受凭侨汇增加物资供应的优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国外亲友的正当联系是复杂的海外关系的，都统统闭嘴；那些私拆信件、追查侨汇来源、干涉侨汇用途的，坚决查处；那些占用华侨房屋的，不仅要退还，还要按使用时间发给补偿金；那些强迫侨眷、归侨投资捐献的财物，一律退还，并付给应得利息；甚至连侨眷、归侨的家畜及屋前房后的瓜果梨桃树，都永远划归个人所有，没办法退还的，折价赔偿。

另一方面，不少地方都纷纷开展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建筑汇款工作，以作为侨汇收入的一个新增长点。一些归侨、侨眷较多的城市，开始建设华侨新村，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华侨和港澳同胞用侨汇购买；同时对华侨和港澳同胞自建房屋所需的建材、房基地等实行优惠政策，允许凭侨汇在城市建房的华侨或港澳同胞在农村的家属进城落户。

坚决而端正的态度加上所有这些得力的措施，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出现的偏差，让当时举步维艰的中国经济逐步得以改善，侨汇收入又再次开始上升。

然而！总有不断的然而，总有不断的转折。

左倾思潮再次来袭！

1963年3月22日，中侨委下发文件：“国内侨务工作应当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最近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对归侨、侨眷进行更加深入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加强阶级教育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侨务战线和全国其他战线上一样，都体现了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这些斗争始终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

什么意思？

侨务工作也要上纲上线。

1964年，中侨委再发报告：“侨务工作也有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侨务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必须坚持政治第一，坚持同种种以公开或隐蔽方式宣扬资产阶级影响、进行资本主义活动的行为进行不断斗争才能正确地贯彻党的侨汇政策，完成侨汇任务”。

什么意思？

侨务工作政治斗争第一。

尽管“左倾”已露端倪，但在最初几年，国家还一直坚持争取侨汇的态度和路线，一再强调“汇款赡家是华侨的义务和正当权利，党和政府一贯采取保护侨汇的政策，严禁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侵犯或变相侵犯侨汇”，要求“各地继续纠正追查侨汇来源、强迫投资、侵犯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侵吞、挪用侨汇物资等错误行为。”

应该说，在这样一种颠倒红绿灯的年代（据说当时为了表达又红又专的寓意，以红为尊，曾经把交通信号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实施几天后由于交通事故频发而被迫不甘心地放弃这一创意），有些省市还能够继续在侨汇政策上采取积极措施，也算是真正的难能可贵了。比如江苏，就曾拿出过比较积极的态度和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应该教育干部们自己能对侨汇工作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要听风就是雨，胡搞瞎搞，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第二，侨汇物资供应工作是根本，不能动不动就断供；专柜专店机制还得继续；第三，银行解付服务不能懈怠，对侨汇必须随到随解，甚至对侨汇收入较多地方还设立专职的侨汇干部。

江苏的做法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给侨汇工作的健康发展做了个很好的榜样。比如1963年江苏全省的侨汇收入为125万美元，到1965年已超过200万美元。

在这种坚持下，尽管1963年至1966年5月这一段时间里左倾思潮已经基本上处于摁不住的态势了，但可以说归侨、侨眷的权益还是基本能够被有效保护的，全国侨汇工作还是能够正常运转的。

然而，1966年一纸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整个国家开始走向集体迷茫、纠结、动荡、混乱的文革年代。当时，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都能和阶级斗争扯上很“要好”的关系，一个“纲”字定始终，这种情况下，谁再强调什么创汇，实属异端！甚至发展到后来，一提侨汇，那就是反革命！

侨汇至此基本停滞，国家外汇进入前所未有的紧缺时期。

历史来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

站在外交以及国际的角度看，这次成功的访问对于中美关系以及中国打开国际关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对当时还处于癫狂状态的文革国民，着实有点摸不着头脑：资本主义头头怎么来了？

不管怎么说，在发展的道路上，中美修好是好事大事。当年就有很多中美之间的合作意向进入中国，大都涉及到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

进口当然需要付汇了。可是，1972年2.3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快就花光了。到了1973年，中国外汇储备亏空，为-0.81亿美元！

这下，都有点傻眼。

无奈之下，只好再度掀起了另一次鼓励侨汇和创汇的热潮。从此以后，整个国家的侨汇工作才算步入稳定阶段，国家外汇储备则从零开始，逐步走入稳定增长期。

1979年，国家根据外汇储备和交易需要，为了加强外汇管理力度，正式成立了正式的外汇交易机构——国家外汇管理局。到了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侨汇收入全球第四。

回顾这一阶段的侨汇历史，可谓风云跌宕。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从建国到改革初期，国家从未放下过外汇管理的利剑。

因此，鉴于当时全民政治的状态，即使侨汇解付稍慢，被人发现持有外币，都有可能被定为是反革命罪，对于倒腾外汇的地下钱庄来说，那时还根本不存在，或者说，还没有适合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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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严格，融不得他人染指。不知道是啥原因，对金融机构的保护太过。所以只会是葡大说的第二种可能：作为国家体制不稳定因素来被针对。

抑或是已经皈依了？？？

美国外汇交易主要是OTC场外交易和银行组成，做得大多都是可自由兑换的外汇对。

中国的地下钱庄跟国外的OTC交易在业务上有何明显不同？按照现在的形势发展，国外的OTC交易商很快就会在中国取得合法的业务牌照，这样是否会对地下钱庄的业务造成冲击？

还有中国的地下钱庄是如何的绕过外汇管制，还望告知。

地下金融贷出的钱应该会脱离地下，合法流通，

这样地下金融没法创造货币，

一个没有货币乘数的系统创造这么多贷款，真是很难想象；

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地下系统贷出去的钱还在这个地下系统中流通，

那么这些贷款相关的经济活动都是和这个地下系统捆绑到一块了，

这个好像也很难想象，量太大了

这个地下金融系统太牛了，不知道有没有地下央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