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 复 （17）落幕
家园 落幕，续 于是剧情就这样推进了下去。下院就如同充斥着硫磺与肾上腺素那样一点就着。劳森四面受敌，工党的影子财长约翰.史密斯尤其让他不好过。当撒切尔的顾问沃特斯就他的欧洲汇率机制再次发表抨击后，他终于忍无可忍地于10月26日辞职，并且告诉首相大人今后应该善待自己手下的的大臣。撒切尔假装没听懂。接替劳森的人依然是梅杰，对于他来说这个秋天可谓妙趣横生。与此同时世界也正在转变。上述事件发生几天之后，东德向西德开放了边境，欢欣鼓舞的柏林人立即将柏林墙拆成了一堆瓦砾。然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下台，再接着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也沦为阶下囚。几周之后的1990年2月，一度曾被撒切尔贬斥为恐怖分子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全世界的欢呼声中重获自由。在这各色戏码轮番上演之际，下院里却发生了看似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幕。一位安东尼.梅尔爵士（1）站出来挑战撒切尔的保守党党首之位。这位默默无闻、年事已高的亲欧洲后座议员被嘲笑者们称作“尾行之驴”。这就好比罗尼.柯博特（2）在拳台上挑战迈克尔.泰森一样。但是令撒切尔大感不祥的是，投票结果表明居然有60位托利党议员投票支持尾行驴或者弃权。与此同时，赫塞尔廷这头更加危险的凶兽正隐藏在威斯敏斯特走廊的阴影中，匍匐身形往来于各个保守党团体之间。四年前自我放逐脱离撒切尔内阁之后，现在他看上去越发精神焕发。不少托利议员都向他低声抱怨人头税政策给他们带来的麻烦，他则一概表示同情，同时尽力掩饰自己舔嘴唇或打磨利爪的动作。
内部小圈子里的铁杆撒切尔主义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撤出了阵地。她那位滴酒不沾的环境部长尼可拉斯.雷德利由于在接受杂志采访时对德国人出言粗鲁而不得不辞职——令人绝倒的是，他的继任者恰好就是劳森的儿子多米尼克。梅杰也最终显露了其令人担忧的亲欧洲立场。撒切尔最密切的私人伙伴之一伊安.葛（3）也在离开政府之后被爱尔兰共和军在家中谋害。在国际上一系列大事还在陆续上演，不肯为撒切尔首相生涯的最后时光留下片刻宁静。萨达姆入侵了科威特，而她则力主老布什总统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不要动摇，乔治。”德洛尔的计划在罗马举行的另一场峰会上继续加压。撒切尔又一次发现自己被人连推带拉地陷入了联邦主义的诡计中。她在下院发泄着自己的怒火与轻蔑，一面将她痛恨的提案撕成碎片一面高叫“绝不……绝不……绝不！”。也就在此时，一个谁都没有意料到的人突然出手，彻底了结了她。
许多年来，杰弗里.豪尔一直在撒切尔手下逆来顺受，她的轻慢，她的急躁，她的嘲讽，她的怒吼，一切的一切豪尔都本着三锥子扎不出血的宿命主义忍了下来，就像一位饱受河东狮吼折磨但却从未想过离婚的受气丈夫。现在眼看着撒切尔在反布鲁塞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终于下定了反抗的决心。最终导致他忍无可忍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因为撒切尔在某些时机尚未成熟的立法问题上粗暴且不公平地对待了他。1990年11月3日，他一脸凝重地在下院对撒切尔出手了。他在自己的辞职声明中对唐宁街十号方面说他无事生非的指控予以了回击。他对满屋听众坦诚自己去年曾与劳森一起以辞职来要挟撒切尔，还指责撒切尔将大臣们打发到布鲁塞尔谈判的方式就好像让板球队上场打比赛，但是在更衣室里先把他们的球拍折成两截。豪尔坚称撒切尔对于欧洲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接下来说的话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接下来的党内领导权之争，“其他人现在也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应对彼此矛盾的效忠所导致的悲剧性冲突，这个问题已经纠缠我太久了。”此时摄像机刚刚获准进入下院，于是全国上下的观众都看到了豪尔的表现，看到了劳森在他身后点头，看到了赫塞尔廷冰冷而专注的神情，自然还看到了脸色苍白的首相本人。第二天赫塞尔廷就声明自己要挑战撒切尔的党首之位。撒切尔告诉《泰晤士报》说赫塞尔廷骨子里是个社会主义者，他所持哲学的极端形式刚刚在苏联遭受撤离失败，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他打倒。
托利议员的投票机制要求撒切尔不仅要赢取议会党的多数票，还要取得15%的领先票数，这样才算击败赫塞尔廷。随后一场巴黎峰会期间，她在众多旧日仇敌环绕中得知自己差4票未能满足第二项要求。这意味着还要进行第二次投票。作为公共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能以一人气场营造出人多势众之势的政客，撒切尔人多势众地冲到外面，找到一具BBC的话筒发表声明说尽管失望但自己还将继续奋战下去。然后她以大无畏的镇定做派返回音乐厅继续和其他没那么面目可憎的国家元首一起欣赏芭蕾舞。正在她观赏芭蕾之时，威斯敏斯特内部的托利党议员们也一个个手舞足蹈，或是出于愤怒，或是因为兴奋。这是一个支持软化而心肠硬化的夜晚。许多关键的撒切尔主义者都认为她大势已去，如果继续战斗将会彻底被赫塞尔廷击垮。这一来托利党将难免一分为二。最好是她自己辞职，让其他人来对刺客下杀手。
即便就在此时，假如她在整个危机期间都呆在伦敦并集结所有内阁人马来支持自己，她依然有可能挺过这一关。但是当她返回英国并向党务秘书们询问意见后发现情况很不妙。她很可能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决定在自己的下院办公室里逐个接见内阁成员。道格拉斯.赫德与梅杰都已经勉强同意提名她参加下一轮选举，但是剩下的大部分其他大臣所传达的信息却一致得有些反常。他们愿意以个人身份支持她继续战斗，但是实话实说她一定会输。这也就意味着赫塞尔廷的上位。对首相而言更好的做法是主动让位并使赫德与梅杰摆脱支持许诺的束缚。事后这一过程令她阴郁地忍俊不禁。看上去就好像所有人事先对过台词一般。党务秘书们也是一片附和之声。内阁通过的动议是如果她坚持他们就支持她。但是他们这么说完全是心口不一，或者并不打算让她相信。她已经失去了内阁的支持。只有寥寥几名特别忠心的人士还在敦促她继续斗争下去，这些人基本上都身处内阁之外。其中有一位顽劣的日记作家兼右翼独行侠阿兰.克拉克（4）劝说她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战斗，“不幸的是他接下来又说就算我注定失败也应当战斗到底，因为充满荣光的失利总好过悄然无声地消失在黑夜之中。鉴于我对于瓦格纳式的结局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他这番话也只不过令我暂时振作了一小会儿。”*29*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尽管表现各不相同，但是她的内阁已经筋疲力尽，无法进一步支持她了，而议员们则害怕人头税将会在选举中带来的报复。撒切尔返回唐宁街十号，向丹尼斯坦诚了一切，睡了一觉，然后在第二天早上7点半向自己的内阁秘书宣布自己决定辞职。她和那些她认为背叛了自己的内阁大臣们进行了一场令所有人都很不舒服的内阁会议，觐见了女王，给其他国家领袖们去了电话，然后献上了她在下院里最后的精彩表演——“我很享受这一切！”——为自己的政绩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辩护。有一位托利议员忍不住哭喊道请她回来。当撒切尔眼含热泪离开唐宁街时，她很清楚自己刚刚成功完成了最后一场政治活动，保证自己的接班人将会是梅杰而非赫塞尔廷。她向自己最紧密的支持者去电话为梅杰铺好了路。不过他们都觉得这个人多少有些扶不起来，她本人也有自己的顾虑。但不管怎样，当代英国历史上最非凡也是对国家改变最大的一届首相任期终于结束了。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Meyer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nnie_corbett 外链出处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Ian_Gow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Clark
家园 （16）农民这回真起义了 撒切尔也许会说征收人头税实际上是为了拯救地方政府而做出的尝试。就像教育、医疗以及住房问题一样，各地的市议会再一次被大臣们扭送进了挂满钳子、锥子、鞭子以及棍棒的刑讯室，目的则是组织他们随意花钱或者集资，除非有白厅的许可。战后的地方政府花费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它们的独立筹款来源是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群体，即1400万房屋所有者。早在1974年爱德华.希斯就曾经撺掇撒切尔许诺废除这一所谓的“房产税”，但是谁也没能拿出一个可行且听上去受欢迎的替代方案。撒切尔极端厌恶房产税，认为这是对自力更生行为征收的税赋，而且从根子上与保守党的宗旨背道而驰。但是自从掌权之后这个问题就开始侵扰她。
这是一个恶性互动的过程。政府从地方议会手中夺取的权力越多，地方议会就越发无关紧要，地方选举也就越发沦为中央政府进行的全民公决，地方选票则成了不投白不投的抗议选票。曾几何时地方选举根本无法成为全国性新闻的内容，这些选举只关注于谁是管理当地乡镇的最佳人选。到了六十年代晚期以及七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地方选举成了经常举行的公决活动，首相也经常为此得到赞誉或遭受抨击，一般以后者为多。在撒切尔治下托利党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地方选举惨痛失利，失去了大量的地方议会，结果就是地方议会普遍倾向社会主义并因此进一步遭到中央政府的猜忌，而中央政府则如前文所述从地方议会手里夺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致使地方选举越发无关紧要，抗议投票活动也愈演愈烈。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情况还不够糟，更糟的是撒切尔及其大臣们都认定社会主义地方议会之所以胆敢推行昂贵的强硬左派政治路线部分原因在于地方选民中交房产税的人很少。许多人都可以投票支持推行高开支政策的市议会而不会感到肉痛。
有一招倒是可以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让所有为地方议会投票的人也为地方议会的开支掏腰包。这就是人头税的起源，或者按照官方的说法叫做社区收费。这是一项面对所有人的扁平式收费。这样做将会减轻许多房产所有者的税收负担，还能增强地方议会对选民的反应能力。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向2000万人征收一项新税，不客气的说就是倒行逆施。最穷的穷人与最富的富人要缴纳一样的金额。这一点打破了一条可以追溯至“战后共识”的原则。这个想法四处乱撞了许多年，然后才得到政府的重视，成为漫长而激烈的内部辩论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言，不过还是要说一句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想法。人头税最初是环境大臣肯尼斯.贝克于1985年在首相私宅的一次研讨会上向撒切尔提出来的，一并提出的建议还有全国统一商业税率。劳森极力劝说首相不要接受这一想法，声称这一想法“完全不可行并会带来毁灭性的政治后果”。
但是他寡不敌众，一大帮急于讨好撒切尔的人极力试图证明他的错误。赫塞尔廷愤然离席宣布辞职的那次内阁会议上就讨论过人头税的问题。人头税原本不会成为如此之大的灾难——事实上如果按照一开始的设想以10年为期，或者按照后来的计划以4年为期逐步推进，那么这一做法甚至还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是1987年托利党代会上所有人似乎都被热血冲昏了头脑。人头税夺目的简单性迷倒了众多托利党员，他们纷纷劝说撒切尔立即落实这一政策。在一阵间歇性脑残发作的影响下她居然真的同意了。说句公道话，当时他们也确实有着急的理由。当时的房产税就如同今天一样取决于英国的相对房屋价值，而房屋价值会随着流行趋势与装修而改变。因此需要经常对房屋进行重新估价来确保税收体系的正常运转。但是每一次重新估价对于上百万房屋所有者而言都意味着更高的税率，而政府则倾向于尽可能拖延估价。在苏格兰，一项新鲜出台的法律禁止了此类拖延之举。随后而来的房产税重估价活动导致了一场政治乱局。这十分难看的一幕令英格兰的大臣们提前领略了自己终将惹上怎样的麻烦。苏格兰大臣们乞求撒切尔在苏格兰首先推行这一政策，他们也得到了先发优势。
失业人口以及低收入人口将可以免于交纳人头税，但是也就仅此而已。有些托利议员由于十分明智地感到紧张而提出将人头税分为三档从而使其与支付能力差距多少发生一些关系，尽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议会叛乱，这一建议依然遭到了无情的否决。人头税终于出现在苏格兰之后引发了大规模的混乱与广泛的抗议活动。英格兰这边推行人头税可能需要的代价正在不断上升。恐慌不已的大臣们抛出一套套昂贵的计划来控制人头税的上限，并不断提供越发慷慨的免税条件，结果等于自拆墙角。控制人头税上限等于使得地方政府无须负责，而免税范围越大选民向市议会施加的压力就越小。就连撒切尔本人在听说80%英国人的纳税金额将会随人头税上升之后都担心起来。1990年3月31日，人头税预期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正式推行的前一天，伦敦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并最终导致了特拉法尔加广场暴乱。广场周边的脚手架被暴乱者拆下来当成了向骑警投掷的武器，汽车烧成了废铁，店铺被人砸烂，超过300与人遭到逮捕，400多名警察受伤。撒切尔将这一事件贬斥为毫无意义的恶行。但这一事件并不仅仅是一场暴乱，还是一贯遵纪守法的中产阶级选民的反叛之举。他们坚持不肯交钱，而他们的反叛则动摇了撒切尔内阁。随着保守党的支持率在全国一路下滑，一开始就反对人头税的托利党议员们，包括赫塞尔廷手下的关键组织专员迈克尔.梅茨（1），开始询问同僚们是不是到了让撒切尔下台的时候了。
（1）外链出处
家园 （15）1988：傲慢之年 对于撒切尔最忠实的信徒来说，第三届撒切尔政府的故事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背叛。她对于自由市场欧洲的希望遭到了欧陆方面的背叛，她自己的外交部则在一旁煽风点火。她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遭到了她自己的财长奈吉尔.劳森的背叛。最终直接背叛她的人——“面带微笑的背叛”——是她自己的内阁大臣，1990年11月20日他们集体倒戈并逼迫她黯然下台。英国革命就这样葬送在了一群胆小如鼠的软骨头手中，革命领袖无奈退隐伦敦南部的家中不问世事，无上光荣皆成过眼云烟。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可以用来总结这段故事——不是背叛，而是傲慢。八十年代晚期的撒切尔革命已经走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步。通货膨胀大潮的上涨一方面是因为信贷膨胀，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大臣们多多少少都认为旧有的经济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英国日益提升的繁荣程度已经进入了一条永不封顶的良性螺旋上升轨道。大摇大摆、高压专横的中央主义继续在福利国家横行无忌，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最终导致撒切尔倒台的是一项灾难性的地方税收政策，这一政策明目张胆的不公平性质从未得到过各位大臣们的认真考虑，就好像这种事根本无关紧要一样。到最后她自己对待身边人员的粗暴无礼也使得她举目无援。她掌权的时间太久了。
大选之后的1988年是真正的傲慢之年。在这一年里撒切尔政府以空前绝后的狂热势头四处出击，拳打独立机构，脚踢各行各业，就好像脾气暴躁的班主任体罚学生一样。英格兰的大法官们遭到了更严密的新增政治限制，他们终将发动还击。大学讲师们失去了由来已久的终身聘任制度，这一制度最初实行的时候学生们到校还要坐牛车，彼此用拉丁语开着玩笑。在肯尼斯.贝克（1）年内提出的《教育大改革提案》中，白厅直接控制了学校课程，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新官僚机构来强令教学内容、时间与方式，之后还要监督教学结果。教师对此丝毫无法干涉。数学课的细节也成了内阁辩论的题目。撒切尔也花了很多个人时间来操心历史教学的问题。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主管教育的大臣们经常在私下里露骨地抱怨人才质量低下，这话不是针对教师队伍说的，而是针对手中权力越来越大的公务员队伍。
曾经在综合学校时期担任过教育部长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悔不已的撒切尔相信目前的教育体系是英国之耻。她希望通过给予一般而言偏传统的家长更为宽泛的择校权，借此打击为了赶时髦而左倾的教师们。这意味着建立白厅控制的独立公立学校，专精于技术类课程，也就是所谓的城市技校（2）。这也意味着劝说其他学校脱离地方当局控制并接受中央拨款。这两个主意都没什么效果。只有寥寥几所收费高昂的城市技校最终正式开门，当初自愿脱离财政部与教育部严密管制体系的学校也没几家走回头路的。在日后的梅杰政府手下，中央财政管制不可避免的膨胀将会产生另一个白厅风格的机构（尽管其总部坐落于约克），教育资金局。这个机构在理论上有权关闭学校，成立学校，扩大或缩小学校规模以及改变学校性质，所有这一切都无需考虑地方意愿。某个右翼智囊团称之为“一系列了不起的独裁权力”，为教育部长带来了“类似亨利八世时期教会改革专员的权威。”*27*
在医疗方面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还是在1988年，新任医疗部长肯尼斯.克拉克（3）提出了“钱跟病人走”的新体系，这个体系下的医疗市场好比一个巨大的大富翁棋盘，医院“出售”服务，而地方医生则代表病人“购买”服务。这个市场自然不是真的，因为医院不会停业，而医生所能挑选的医院范围很窄，也很难在自己的患者需要心脏搭桥手术或者髋骨置换手术时攥着钱不松手。这个想法的理论基础十分高明，意在将类似私营部门的表现行为引入医疗行业，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控制预算。不过这个体系看上去的确很像是个真实的市场，也因此导致了医生与患者群体长时间大范围的抗议。他们的担心从出发点上就是错的。
因为政府并不真正信任当地人自己动手改善医疗条件，财政部控制住了预算与合同。为了运行这一系统全国创建了将近500多个全民医保信托基金，看上去虽然都是自治机构但实际上里面塞满了政途不利的保守党员，前市议会议员以及保守党金主。任何与民选地方代表的联系都遭到了无情的终结。撒切尔日后写道，“正如同教育改革一样，我们希望所有的医院都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更大责任……（而且）自治医院应当真正做到独立。”但是正如同教育改革一样，医疗改革的实际结果是催生了一个统管一切半独立组织的新官僚机构。从工资到借款再到人员招聘，所有关于“内部市场”合同的细节都要由中央部门敲定。所谓的选择在实践中意味着由提案、合同以及条例共同组成的难以胜任的独裁统统治，而人们则要用支票来当选票。从1980年到1990年，私人医疗保险公司保柏集团（4）的承保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350万上升到了接近700万。并非只有那些领工资的专业人士才会依靠合同里注明的医保条款前往私人医院就诊。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私营医院门口往往可以看到身披刺青穿着牛仔裤的壮汉们在排队，手里拿着现金。
关于国家能力极限的傲慢情绪随处可见。培训工作可能看上去没什么光彩，但是对于任何现代经济体而言都至关重要。在这一领域里一张由非选举组织勾结而成的大网也开始成形，根据白厅的章程花费着财政部的拨款。住房方面也一样，撒切尔称这方面的问题比起医疗和教育甚至还要严重。1988年非选举组织住房行为信托基金会（5）正式成立，从地方当局手中接管了提供廉价住房的责任。自从大部分上述机构开始运行20年之后的今天，有一个谜团依然未能解开。
撒切尔一直声称自己致力于让人们摆脱国家的管制。结果到头来她的做法却南辕北辙。就连她自己都这么认为。在回忆录里她这样谈论自己的第三届政府，“我们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做得太多。”那么她为什么还要放手让国家越发事必躬亲呢？西门.金肯斯总结道“她最强大的政治遗产就是强势。”*28* 一名领袖越是自信就越想改造身边的世界并且越难信任别人。这也就意味着获取更大的权力。让其他机构以及低层领导在越发忙乱的世界里自行其是的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受伤的机构就是地方议会。在我们的宪法体系下，地方政府面对着一个掌握议会绝对多数并且内阁稳固的首相只能任其宰割。于是许多地方政府都被砍倒了。最后这个摧毁非中央政府权力中心的行动终于出了昏招，以至于自由市场的列宁夫人本人也未能幸免。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nneth_Baker,_Baron_Baker_of_Dorking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ity_Technology_Colleg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nneth_Clarke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Bupa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using_Action_Trust
家园 （14）1987：革命的坐实 1987年选战开始时撒切尔对于自己的第三届政府究竟应当做什么有着十分清楚的想法。就像日后的布莱尔一样，她希望国家服务的用户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在地方市议员的控制范围之外将会出现名为拨款学校的独立公办学校。她希望经费能够跟随患者转移，尽管这次托利党的竞选宣言里很少提到医疗方面的内容。廉租房租户将会得到更多的权利。所得税基准税率将会得到削减。她将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地方政府，取消房产税并引入一种真正有杀伤力的税收体系。在报纸上这个施政项目看上去十分可行，不过要是论起托利党的竞选活动组织情况这话就不好这么说了。正当基诺克旗下的工党队伍终于取得了难得的和谐统一时，保守党中央办公室却是内讧不休，政客与竞选广告人冲着彼此呲牙咧嘴，连撕带挠。托利党女当家曾经的头号宠臣，凶狠的“青福德光头党”，现任党主席诺曼.泰比特，现在成了撒切尔的鞭打对象。
选战期间保守党曾经经历过一次十分严重的恐慌，当时工党已经将落后差距缩小到了仅有4个百分点，偏巧恰逢撒切尔牙疼发作，使不出全力，这就是所谓的“”。那个该死的基诺克所组织的竞选活动看上去似乎比她更为出色。基诺克走遍全国，身旁簇拥着支持者组成的人群，里面满是年轻人与护士，他挥手微笑，几乎不担心报纸会对他不利。与此同时撒切尔却痛苦难忍、诸事不顺。莫非真要变天了不成？到头来保守党根本没有担心的必要。尽管BBC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无多数议会的预测，尽管工党体验了一把自信涌动的感觉，保守党依然十分轻松地获得了胜利。托利党总共赢得了101席的多数，就所获选票比例而言基本上与1983年工党惨败一战的比例相同（42%）。工党仅仅获得了20个席位的净增长。回到威尔士家乡选区的基诺克懊恼不已，气得直用拳头砸墙。基诺克过去三周里几篇最出色演讲感动了负责贴身保卫他人身安全的警察，于是他就劝慰基诺克说，“别担心，先生，情况本来可能更糟的。”闻听此言基诺克骤然扭过头来，两眼眯成一线，满脸凶相的质问道，“更糟？怎么可能更糟？你倒是告诉我怎么可能更糟？”警官面无表情地回答道，“这个嘛先生，这要是在古时候他们早就把你的头砍下来了。”
之后在基诺克团队检视自己希望的残骸时，他们在选战中表现出来的才能、活力以及职业精神都得到了报界的肯定。4年之前摇摇欲坠的工党残破房舍如今已经面貌一新。与此同时保守党和之前两次选举相比则有些立足不稳，这只能说明威斯敏斯特政客们如此热衷的选举手法或许并没有这么重要。至于苏民党-自由党同盟这个八十年代政坛新主张的表现又如何呢？不过昙花一现而已。他们在民调中很是挣扎了一段时间，他们凭借着一个为数众多且相当稳固的少数群体始终侧身于基诺克谨慎的工党复兴与撒切尔一以贯之的民意支持之间。他们赌得是工党命不久长，他们赌输了。公众尽情享受着媒体对于彼此竞争的大卫.斯蒂尔与大卫.欧文双头领导的嘲讽，就连领导层也是如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欧文是个人物，但是他手下的社民党在选举中却表现的一塌糊涂，原来的8个议席只剩下5个，同时还失去了罗伊.金肯斯。欧文以极大的坚毅承受住了这一打击。社民党很快就将四分五裂，尽管一干欧文追随者组成的残兵败将依然一瘸一拐地撑着党派的架子继续前进了一段时间，剩下的部分则融入了自由党。出色的公关，到位的自我宣传，良好的感觉——这一切都不够。1987年撒切尔并没有创造出她心目中的国家，但是她依然可以辩称自己连续三次赢得大选胜利依靠得是理念而非权谋。
家园 （13）一场革命的中年危机 第二届撒切尔政府遭遇过几个相当糟糕的时刻。最突出的例子是有一次她差点遇刺。为了报复1981年撒切尔应对绝食示威的强硬手段，1984年爱尔兰共和军在保守党党代会期间用炸弹将布莱顿大饭店炸塌了一个角。共和军的目标是谋害全体内阁以及首相本人，使英国政局陷入混乱并因此不得不撤出北爱。炸弹在凌晨2点50分爆炸时撒切尔依然还在工作，为利物浦园艺节准备官方贺词。她在爆炸发生前10分钟才停笔，因此她甚至都不是被吵醒的。冲击波在她寝室的地毯上洒满了碎玻璃，还灌了她一嘴尘土。很快她就撤离到了附近一座警校的宿舍里，穿戴整齐地躺下休息了片刻。期间她陆续得知了伤亡详情：内阁大臣约翰.维克海姆（1）的妻子遇害而他本人几乎丧生，托利议员安东尼.贝瑞（2）遇害，诺曼.泰比特受重伤而他的妻子则不幸瘫痪，于是她和自己的个人助理辛西娅.克劳福德（3）一起跪下做了一场祈祷。
撒切尔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个小时，与此同时她的内阁成员在疏散时都将自己的正装落在了遍地狼藉的饭店里，不得不急匆匆地从附近一家玛莎百货找来衣服穿上。醒来后她推倒重写了自己第二天的演讲稿，在会上她告诉依然回不过神来的与会党代表们，他们刚刚目睹了一场试图颠覆政府的阴谋。“我们现在在此聚集一堂，尽管震惊不已但依然镇定且坚决，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此次袭击的失败，还证明了一切依赖恐怖主义破坏民主制度的图谋都将必然失败。”布莱顿爆炸事件的最终死亡人数是5人，还有多人重伤。但是这一事件原本有可能对英国政坛造成天翻地覆的冲击，可事实上却基本没起到什么真正的影响。
如果连爱尔兰共和军都无法动摇她的地位，还有什么能做到呢？政府内部一直纷争不断得令人担忧，不仅是关于韦斯特兰问题，还涉及到国家的未来走向以及根本经济政策。撒切尔的财长劳森一直打算废除中期财政战略这一老旧不堪的目标式货币控制方法并用一套新策略取而代之——在欧洲汇率体系（4）中将英镑与德国马克捆绑在一起。这等于是自认失败，承认在一个充满了全球性快钱的世界里，衡量货币的老式方式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与德国货币捆绑是一个选项。实际上，英国完全可以将自己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执行工作转包给更为成功且手段更坚决的西德央行。劳森对此十分热衷，撒切尔却不以为然。在英国国内说话算数的人只能有她一个。不过此时这一争论依然局限在专业金融界的小圈子里，还没有在一般性的政治生活中露头。
其他纷争则要快一步。不光是韦斯特兰事件，还有英国利兰出售失败事件以及1986年为里根总统空袭利比亚提供空军基地事件，后者在英国尤其不受欢迎。自从她在第一届任期内成功从欧共体方面夺回大笔预算之后，撒切尔主义就开始在她的第二届政府期间向欧洲方向扩散，最终这将会给她带来致命的伤害。她日后的劲敌雅克.德洛尔（5）刚刚获得任命成为欧共体主席并开始推进雄心勃勃地下一阶段欧盟建设计划。将上千条欧共体内部各国阻止自由贸易的法律碾得粉碎的《单一欧洲法案》（6）承诺商品、资本、服务与人员的自由流动，还预见了统一的货币。撒切尔对这一法案的通过给予了最急切的肯定，因为她一贯对于欧陆政客能够坐下来认真讨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想法嗤之以鼻。很快她就会后悔的。
在国内一个影响广泛的两难问题开始在内政界显现出来，从城市改造到医院，从学校到警察队伍无不在这一问题的范围之内。日后的梅杰政府与布莱尔政府都会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困惑不已。简而言之：一个现代化政府应当怎样办实事？在经济方面撒切尔有自己的答案。政府制定规则，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然后抽身而退让别人来完成具体工作。在实践中她往往表现得更为教条且喜好插手，与她的一贯形象并非完全一致。但是至少她的原则很清楚。但是在公共服务问题上就没有类似的原则了。撒切尔一向钦佩商业领域的创业者与风险承担者，但是这些人在公共生活中是否同样存在呢？那些意志坚定、精神独立，本应在医院、市政厅以及学校里大显身手的弄潮儿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政府收手后退，让学校、医院以及城区自行其是，那谁还抓得住它们呢？
在撒切尔革命之前保守党一般被人视为地方民主的捍卫者。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市议会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并且经常在例如废除语法学校之类的问题上成为工党政府恫吓威胁的对象。保守党一直将医院董事会与学校当局里的地方代表视为对抗社会主义白厅的坚强堡垒。撒切尔本人对于当年的身材健硕的地方独立代表们在各种无偿委员会里从事公共工作情形一定不会陌生，因为她自己的父亲就曾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七十年代的托利党智囊团经常抛出一份份报告，呼吁加强地方自治，打造富裕的“公民社会”，让独立机构——教会、学校、慈善基金、俱乐部等等——在这个社会中传播自由与自治。这是战后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哲学家迈克尔.奥克斯霍特（7）的主题观点。民选地方政府一直是托利党愿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1978年两位民选保守党政客就写了一份充满激情的宣传册，抱怨说“地方政府被剥夺了越来越多人们曾经普遍认为其完全可以胜任的职能。”*24*
但是掌权之后，撒切尔及其大臣们根本无法信任地方政府或任何由地方选举产生的独立机构。从1979年到1994年，议会一共通过了数量惊人的150条法案来解除地方当局的权力，并且按照1994年的物价标准，在此期间平均每年都会有240亿英镑的拨款从地方当局划拨到非选举产生的秘密集会手中。头两届撒切尔政府将权力与裁量自由从公开参选的当地人手里转交给了唯白厅马首是瞻的白厅心腹，一般都是些领取工资的党员以及用心良好的帮闲。政府里的大臣们无论是湿人还是干人，都争先恐后地在撒切尔面前表达自己从基层组织夺取能动权的热情。赫塞尔廷通过推行新审计体系、限制地方政府税收额度以及开支上限向地方政府发动了攻击。环境部长尼可拉斯.雷德利（8）强迫地方政府为私人企业提供一系列覆盖面更广的服务，还用最严厉的措辞警告地方议会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如果他们自己不乐意做出选择的话，我们将不得不为他们代劳，将他们的行为暴露于竞争之下。”*25*
所以说在公共服务领域没有发生类似私有化的情况。在医院与学校的问题上，当中央政策审查组向她提出收费、私人管理、选择权与独立性的激进替代性措施时，撒切尔最终还是表示了拒绝。她对这一想法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十分不安，因此做出了过度谨慎的反应。如果新兴私有化与旧式公有制都不中用，那还有什么出路呢？政府给出的答案是昂贵的官僚体系中央行为，这令诸位大臣们感到自己无比重要。在医疗方面，早先的去中央化尝试很快遭到了逆转，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制度也在新成立的计划机构推动下得到了实行。一方面费用上去了，另一方面服务质量却似乎变差了。类似的中央主义者夺权行为也发生在城市改造这一可见度最高且影响最直接的政府行为领域，预算流向了非选举产生的公司而非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并进一步倾注进破败的城区。国内规模最大的几家市议会，例如最著名有大伦敦市议会直接遭到了取缔，其原有的权力遭到瓜分，一家由白厅控制的非选举组织也分到了一杯羹。正如一名批评家西门.金肯斯（9）所指出的那样，到了1990年“全国一共有12000名外行凭借着任命掌管着伦敦，相比之下民选市议员只有1900人。”甚至在住房问题上，廉租房出售留下的缺口也被新兴的住房公司（10）填补了。在住房联合会所有用来购买廉价住房的开销中，住房公司的支出占据了90%。在撒切尔时代这一公司的员工数量翻了7番，预算则翻了20番。
说句公道话，八十年代中期的撒切尔的确还要操心别的事。个人关系在当代外交领域的作用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重要，而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双人舞是她本人的想象力与公众兴趣共同催生的结果。她成为了里根最为密切的盟友，这段国际关系对她在政治与情感两方面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那些年里她就是保守政治在国际舞台上的当家花旦，从莫斯科到北京再到纽约所到之处无不人潮涌动。她将自己的服装根据第一次穿着的场合加以编号：“巴黎歌剧装，华盛顿粉色、里根海军蓝、多伦多绿松石、东京蓝、克里姆林宫银白、北京黑色”。*26* 此外她还在1997年香港向共产主义中国移交前的过渡地位问题上进行着事无巨细的谈判。在英联邦大会上她因为拒绝制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而备受争议，与其他与会者唇枪舌剑战得不亦乐乎。在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依然不断作乱，尽管自1986年夏天起有所回落。与此同时，托利党内的战术家们依然搞不清究竟应当如何对付自由党-社民党的“两大卫”联盟。不过真到了选举的时候，这一系列失败与政治威胁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Wakeha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Berry
（3） 外链出处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Exchange_Rate_Mechanism
（5） http://baike.baidu.com/view/5265592.htm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ngle_European_Act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Oakeshott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holas_Ridley,_Baron_Ridley_of_Liddesdale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Jenkins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using_Corporation
家园 （12）威尔士人与布尔什维克 迈克尔.富特的上位的确使工党逃过了一分为二的厄运，但是从所有其他角度而言这件事都是一场灾难。他太老了，太正派了，也太和蔼了，既无法克制强硬左派也不能推进工党现代化。富特的政治思路就好像一位未来的议会革命家，但却在二手书店耽搁了太久。一旦激动起来（这很经常），他的头发就会上下扇动，他的脸庞会因为激情洋溢而扭曲，他的双手会兴奋地大幅摆动，同时战斗檄文会如同滔滔江水一般从他的口中倾泻出来，其流利程度连马丁.路德都会自叹弗如。成为工党领袖的富特已经年逾古稀——1983年选举后他正好70岁——而且看上去也老态龙钟。他对于浅薄的电视作秀伎俩不屑一顾，所以他在镜头前面的形象总是乱糟糟的，还因为在吊唁一战停战纪念碑时穿一件“女式风大衣”而饱受讥讽（他自己坚称那是一件十分得体的绿色羊毛外套）。他的技巧的作用是在会议上鞭策社会主义信徒或者在下院辩论中与托利党对手短兵相接。他似乎依然生活在几个世纪之前，尽管谁也不好说究竟是哪个世纪。他与斯威夫特、拜伦或赫兹里特神交已久，却与当代社会基于电视表演、严密组织与规章管理的政治体系格格不入。他是一个漂泊在散文时代的诗人。
或许在八十年代初谁也无法管教住工党或者为无法无天的党员们套上笼头。富特的确倾尽了全力，但是在他的领导时期工党遭遇了当代最惨重的失败。强硬左派、反欧洲、反核武器以及全面国有化一切产业的工党竞选宣言被杰拉德.考夫曼（1）称作“有史以来最长的自杀遗书”。考夫曼还曾经勇敢但徒劳地劝说富特在大选之前主动下台。这次工党竞选将会作为一场最不中用、最无组织的连续几周大混乱而载入史册，任何一个当代政党对此都得甘拜下风。富特完全是一副十九世纪晚期激进分子的做派，他在公开集会之间赶场，站在拥挤的讲台上向台下信众发表文采洋溢的长篇大论。就好像他从未放下身段注意到广播时代的到来，更不用说电视了。他与自己曾经严厉谴责过的托洛斯基主义者们站在了一起，而且很明显与自己的代理人丹尼斯.希利关系紧张，即便在国防问题这样的细节事物上也是如此。威尔逊与卡拉汉这两位工党前首相都公开批评富特那极富原则的单边主义。在这一切过去后，工党居然奇迹般地获得了第二名的位置并成功击退了苏民党-自由党同盟。人们对富特的感情很深厚，以至于他在大选落败后立即退休之时并没有多少人来追究他的责任。
不过这也意味着当尼尔.基诺克接手工党党首之位时他肩负了之前任何一位工党领袖都未曾享受过的改革使命。“享受”这个词用在这里或许并不准确。基诺克赢得了压倒性多数，获得了71%的选举团选票，相比之下与他最接近的罗伊.哈特斯利（2）只有19%，而最明显的左翼挑战者托尼.本由于失去了自己在布里斯托的议席而离开了议会。基诺克在一系列火热的演讲后当选党首，对于任何一位非革命人士而言他都是个左派。他希望英国尽快放弃核武器，他相信国有化与计划统筹，他希望英国从欧洲抽身，他希望废除私人诊所与托利党制定的工会法律。而且他与本党之间唯一的冲突也只与组织事务有关，例如他支持强迫工党议员接受再拣选，这等于将绞索交到了激进地方活动家的手里。但是在1983年的大混乱之后，他很肯定工党需要根本性的改革。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当代英国对于媒体进行彻底控制的做法源自彼得.曼德尔森就任工党联络主管之时，但实际上早在生于澳大利亚的激进民权运动人士帕特丽夏.赫维特（3）加入基诺克的新班子之后这一点就开始了。她是第一个将政党领袖与记者隔离开来的人，她对采访严加控制，将基诺克当做一颗宝石，安放在赏心悦目的背景之下。基诺克自己也知道旧工党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有多么不堪，因此对于这种种包装手段也就听之任之，尽管可能不大乐意。他在身边聚集了一彪强硬而好战的助理人马，其中很多人日后都成了布莱尔政府里的大臣——例如魁梧的查尔斯.克拉克（4），一位执掌重权的白厅官员的儿子；狂放的前共产主义工党后座议员约翰.瑞德（5）；赫维特本人以及彼得.曼德尔森。基诺克是第一个与一度遭到厌恶的广告世界眉来眼去甚而发生肉体接触的工党政客。他还寻求过支持工党的演艺界人士的支持，例如崔茜.尤玛（6）以及比尔.布拉格（7）。这一切都发生在布莱尔提出“酷不列颠”的概念之前很久。他将自己打扮一新，放弃了曾经让他在同事间大受欢迎的随便与人称兄道弟的作风，还为影子内阁引入了一套新的纪律规章，如果他在5年前就把这套规章提出来一定会被人赶出影子内阁。
在下院基诺克一直竭力试图在撒切尔最风光之际挫其锋锐，这样做很困难且很少获得成功。这两人之间的彼此厌恶就像化学反应一样激烈。工党一度十分难看的民调结果开始得到了缓慢的改善。关于“基诺克因素”的说法也有人提了出来。但是此时工党面临着无论是流行歌星、广告界的朋友还是教育良好、冲着记者狺狺狂吠的澳大利亚女士都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首先，工党内部栖息着一批力量可观且声音洪亮的少数派，这些人根本算不上议会政客，而是种类不同的革命派。其中包括阿瑟.斯卡吉尔及其麾下的叛乱性工会主义人马；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忙着渗透工党的托洛斯基主义军事趋势；此外还有各色左派团体，一心想着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搞掉“撒切尔”（或者说民选政府）。
基诺克把他们全都料理了。要是他没有这么做新工党根本不可能出现，托尼.布莱尔也会作为一名专攻就业法的和蔼辩护律师走上一条待遇优厚且默默无闻的职业道路。但是基诺克本身也是一个极富激情的人，就当时全国的新兴情绪而言他的政策还是偏左。他踏上了一条十分煎熬的旅程，一路上要面对并打败许许多多与他年轻时的自己不无相似之处的人，同时还要稳步向舞台中央前进，尽管一直都走得不够远。在这趟旅程中，他大部分的天生机智、随机应变、感情洋溢的即兴演讲与欢快的身体语言都将遭到沉默，尘封与沉降（他本人很可能在这里押个头韵）。他当年涉足政坛时将政治视作两队抗衡的英式橄榄球，所有参与者都十分享受的激烈接触性运动。但是成为党首后他发现政治比橄榄球更为认真、可怖以及更加不择手段。比赛规则正在改变。周复一周他一直在挑战撒切尔的过程中与一个多年之前就已经形成坚定政治原则的人进行着对抗，她的行为则是对这些原则的体现，无论他人是否喜欢。但是他却有必要时常改变，不断前进，既无法放弃自己早年的信仰又无法完全坚持按照这些信仰行事。他总是不得不潜形匿迹，两面下注，总是回避攻击而非直接反击。报界很快就送给他一个“威尔士风箱”的雅号。
基诺克所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来自煤矿工人罢工。正如我们所见，基诺克与斯卡吉尔彼此厌恶——说句实话，全国煤总主席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一位比起撒切尔更令基诺克感到厌恶的人。他不相信斯卡吉尔的目标，唾弃他的战术，而且很早就意识到他注定失败。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威尔士矿工的子弟，基诺克无法在抹黑罢工的同时不触及自己的出身。但是他知道罢工是一场灾难。随着暴力的扩散，保守党与报界都期待着他谴责纠察队并为警方美言，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他身边有太多人认为暴力事件的发生都是警方的过错。随着罢工的深入，一个很明显的策略就是批评斯卡吉尔未能组织全国投票。但是明确意识到矿工感受的基诺克实在无法在此时此刻批评深陷苦战的工会。前有撒切尔，后有斯卡吉尔，夹在中间的他尽管他依然口齿流利甚而滔滔不绝，但是却连一句囫囵话也说不了。在下院里他面色苍白地忍受着托利议员周复一周的嘲讽，说他行事软弱。在煤矿上他则沦为了矿工口中没有胆气支持自己人的矿工劣种。于是他开始长篇大论地为煤炭业以及托利政府的强硬手段辩护，可自己也很清楚这些说辞差不多只是照抄了当时吞噬全国的纷争。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在这个局中基诺克至少成功地避免了将工党与全国煤总在中间派选民的心目中拧在一起，确保了斯卡吉尔的彻底失败不会牵扯到工党。但是这一年他什么别的事情也没能干成，他的前进势头就此烟消云散，他早先火焰燃烧般的自信也遭到了压抑。他失去了自己的魅力，一位失去魅力的威尔士政客就好比一位豁不出脸皮的犹太经纪人一样没用。
家园 威尔士人与布尔什维克，续 人常说反对党政客与执政党政客之间的区别在于执政党政客每天起床后想的是今天该干什么，反对党政客每天起床后想的是今天该说什么。在英国政坛上基诺克一直以说话而为人所牢记，不过这很难说是他的错。批评他的人说他三纸无驴，不过是充满了批判与痛苦的政治立场调整过程带来的可悲产物。他的支持者们则回想着他精彩的讲台演说，他那锯条一般锋利的机智与震撼空气的激情。但是有这么一次，尽管只有几分钟，基诺克的发言如此精彩以至于整个政坛都对他表示了钦佩。
这件事发生在1985年10月1号，地点是军事趋势，在这座位于多塞特的海滨度假城市举行工党党代会总给人以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几天之前、就官方而言由工党管理但事实上由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控制的利物浦市议会向全体31000名市议会工作人员发出了裁员通知。这些革命派是一个党中之党，一个栖息在工党肚腹里啃食内脏的寄生体。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共有5000名缴费成员，因此军事趋势雇佣了140名全职员工，比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加起来还多。*23* 他们的势力在全国都有分布但利物浦是他们的据点。他们在这里推行着托洛斯基的“过渡性要求”政策——有意提出不切实际的增加开支以及工资等要求，这样当资本家的走卒们拒绝这些要求时你就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活动，最终导致体制的崩溃与革命。在此时正在兴建上千所廉租房的利物浦，这就意味着提出一份完全说不过去的市政预算并且乐呵呵地看着城市破产。向市议会全体员工发放裁员通知是为了向撒切尔示威，表示自己不怕出乱子。就像斯卡吉尔一样，军事趋势的领袖也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街头政治毁灭托利党。
基诺克早在一年之前就想过要收拾他们，但是煤矿罢工使得这一做法在政治上丧失了可能性。利物浦的乱局给了他下手的机会。所以他在军事趋势党代会开幕演讲中间发作了。一开始这只是一段十分传统的党首致辞，一面攻击其他党派一面给本党党员鼓劲，但是他突然说道，对工党而言现在是时候向公众显示自己的严肃态度了。不切实际的承诺不可能带来政治胜利。
“我告诉你们不切实际的承诺会带来什么。一开始是离题万里的决议。然后决议就会被腌渍成僵硬的教条，再然后你就会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死守着过时、错位、与现实毫不相干的教条不松手，最后你就会碰上一场由工党市议会——工党市议会——带来的怪异混乱，这个市政府居然会雇佣出租车司机在全市穿梭，将裁员通知书发送到自己全部员工的手里。”
话说到这里他真的动怒了，大吼大叫但同时依旧保持着自我控制——尽管十分勉强。最出色的演讲都是在距离车毁人亡仅有咫尺之遥的赛道过弯之处完成的，嘴上稍微一不利索演讲就会沦为词不达意的胡言乱语。过去一年里积攒下来的全部郁闷与挫败之情在这一刻得到了完全的释放。整个大厅都活跃起来。一副新近退役足球运动员尊容的军事趋势领袖德里克.哈顿（8）当场站起来大叫着回击。左翼工党成员嘘声四起，亲政府派犹豫不决地开始鼓掌。向来自负的左翼议员埃里克.海弗（9）（此人在下院演讲时曾经留下过足以流传千古的名句：“我，和基督耶稣一样，是一名木匠的儿子。”）大步流星地离开了会堂，身后还跟着一群记者与摄像师。如此大张旗鼓的做派即便在工党党代会上也很少有人见到。基诺克继续说道：
“我告诉你们，你们给我听好，你们不能用别人的工作，别人的服务，别人的主宰作为自己搞政治的筹码。”
会堂里更乱了，嘘声与掌声都比刚才响亮了很多。基诺克坚称有着真实需求的人发出的声音要比所有的嘘声更为响亮。“人民不会，也不能遵从徒有其表的架势。他们无法尊敬只会指手画脚的指挥官或者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战术家。”
头韵的技巧与情感的爆发结合得十分完美。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都说这是他们听过的最重要也是最勇敢的一场演讲，尽管左派对此敌意极深。一贯喜欢修理基诺克的报纸这回一边倒地充满了溢美之词。不过令基诺克十分不满的是，日后将会在布莱尔内阁任职的谢菲尔德市议会盲眼社会主义领袖大卫.布兰凯特（10）面对着军事趋势支持的动议依然做出了让步。不过这场演讲依然标志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到了下一个月的月底，军事趋势的力量来源利物浦地区工党遭到了暂时关闭，随后的调查工作也立刻展开。到了1986年春天，军事趋势的主要领导人都被挑了出来并遭到了行为与工党原则不符的指控。将这批人清除出党的过程十分刺耳耗时，而且还牵扯了不少法律上的小动作，尽管最后还是有100多人被请出了工党。同样重要的是党内其他成员当中涌起了一股指向基诺克的大潮，许多左派党员都切断了自己与革命派的联系。日后还有许多场与强硬左派的硬仗等着基诺克，好几名军事趋势的支持者还当选了下院议员。报纸上也少不了讽刺“疯子左派”过激行为的文章，例如以种族歧视为理由禁止使用黑色垃圾袋以及禁止教师哼唱特定的儿歌，这些报纸还将继续讥笑工党。但是在威尔逊、卡拉汉与富特都没能做到的前提下，基诺克面对托洛斯基主义份子的威胁挺住了自己的立场，从而为工党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工党开始在民调中甩开苏民党-自由党联盟，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也大为改观。新工党在这一刻成为了可能。
但是无论是上述的这一切还是基诺克引进的控制更到位、更圆熟犀利的管理方法都没能为工党在接下来对抗撒切尔的大选中带来多大起色。印制精美的宣传册、精心拍摄的宣传片、以及小心安排的拍照机会，一切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前学生领袖兼电视制片人，赫伯特.莫里森的外孙彼得.曼德尔森成了最出名的工党宣传现代化人士。他一手摒弃了工党旧有的红旗标志，以长茎玫瑰取而代之，查尔斯王子因此称呼他为“红玫瑰之人”。曼德尔森的确是一位一心一意的改革家，对于一贯反工党的报界极尽软磨硬泡连拉带打之手段。但他并非唯一这么做的人，还有几位其他人也提出过使用红玫瑰的建议，因为这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党派的首选标志。但是象征主义无法掩饰工党政治的本质。工党依然落后于公众的情绪。尽管有着大量失业人口，撒切尔的市场乐观主义依然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工党或许抛弃了红旗，但是它依然坚持着再国有化、筹建国家投资银行以及单方面核裁军的政策，基诺克及其妻子格琳丝（11）。
八十世纪中期，在经历了激烈的裁军谈判、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多起间谍事件之后，冷战终于有了融化的迹象。在白宫里，“邪恶帝国”的罪魁祸首里根总统正在着手打造“星球大战”项目，利用轨道卫星与反导弹系统来保护美国不受苏联的攻击。但是他也做好了会谈的准备。他与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的会面早已举世熟知。在这次会面上俄国人同意大幅削减导弹数量而美国人则拒绝废弃“星球大战”。但是对于基诺克来说单方面核裁军是他政治人格的基础，这是对那些认为他出卖社会主义的指责做出的条件反射式回应，这也是他的几篇最精彩演讲的来源。因此他坚持这一政策，甚至在他已经意识到这样做对于中间选民心目中的工党形象会造成多么大的破坏之后也依然不打算放手。
他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在工党治下所有英国及美国的核弹基地都要关闭，三叉戟潜艇要遭到撤销，所有现存导弹都要报废，英国将不再期望美国在战时提供任何核保护。军费将要花在坦克与常规战舰上。基诺克在这个问题上讲得很很有力度也很细致，而且他说得越多工党的支持率就越低。他底气十足地试图向美苏两边同时宣传核裁军，在苏联那边他辩解说这么做不是投降的标志，在美国那边则坚称这种做法完全不违背北约成员国的义务。在他第三次访美时里根团队狠狠地羞辱了他一把，用一场20分钟的会谈与随后冰冷且充满敌意的通报会就把他打发了。这一切都为他在工党传统选民那里加分不少，格琳丝还参加了格林汉康芒的妇女抗议活动。但是报界对所有这一切大加讥讽，苏民党则在一边推波助澜，中间派选民对这一做法也很不待见，这些以英格兰中部居民为主的选民恰好正是工党竭力争取的对象。1987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基诺克关于为什么英国在收到苏联核打击威胁时不应当投降的说法听起来就好像他正在宣传某种类似《老爸上战场》一类的游击队作战方式。诸如此类的政策根本无法为撒切尔造成任何真正的压力，而她或许的确需要一点这样的压力。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rald_Kaufma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_Hattersle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tricia_Hewitt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Clarke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Reid,_Baron_Reid_of_Cardowan
（6） 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013993/
（7）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7660.htm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rek_Hatton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ic_Heffer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Blunkett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Glenys_Kinnock,_Baroness_Kinnock_of_Holyhead
家园 更正 这件事发生在1985年10月1号，地点是伯恩茅斯。（下同）
所以他在伯恩茅斯党代会开幕演讲中间发作了
家园 我感觉，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正确的！大英帝国是断送在丘吉尔 这类鹰派手中的。英国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时只不过还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而已。讽刺的是一百年前英国人捅破了大清国的窗户纸，而一百年后，德国人捅破了英国人的窗户纸。假如英德媾和，英国退出欧洲大陆，军事实力犹在，本土免于战火，且可保海外殖民地完整，则今日的世界又是另一个样子，但这一切都毁在丘吉尔手中。
家园 你当英国人那么好忽悠。 波兰以后，英国人要是再相信小胡子的忽悠，海外殖民地也好，本土也好，还保得住？丘吉尔保住了本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美国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德国作为搅局者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英国人真的蠢得和德国人媾和，现在可能就是第三帝国的不列颠群岛。
家园 （11）苏格兰人与威尔士人几乎令我们流泪，一 苏格兰与威尔士有着十分不同的政治文化，但是在六十年代，两个国家都感到自己被困在了正在走下坡路的联合王国里面，执掌联合王国的旧工党已经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了。苏格兰的工业腹地由煤炭、钢铁、造船与工程业所主导。随着本地居民逐渐迁往较为富裕的南部英格兰新兴乡镇，南威尔士遭到了文化围困，威尔士语也日趋式微。这两个相对较小的国家都在考虑，如果他们能够脱离联合王国，是否就可以迎来一个新的开始。欧洲共同市场的经验表明小国也能过得很好。甚至在共同市场之外，挪威、冰岛与瑞士看起来也还说得过去。西方国家已经不再将邻国视为真正的敌人了。绝大多数经历过七十年代政治创伤的英格兰人某种程度上都受困于这个梦魇当中，而对于苏格兰人与威尔士人来说关门走人的可能性也一直都存在。
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分离主义者都从未获得过主流民意的支持。两国分离主义者的基本面都是小商人、学术界人士以及公务员，在英格兰这些人大多会加入自由党。但是苏格兰民族党与威尔士民族党（1）有着明确的目标，有效的政治组织以及比较时髦的反叛特质，这都令老牌政党们心惊肉跳。大不列颠分裂的恐怖前景将在接下来许多年里纠缠许多政客，爱尔兰共和军炸弹袭击遭到仿效的可能性催生了无数畅销书与电视剧。曾几何时拿威尔士人或者苏格兰人开玩笑还是很容易的，笑话里面的威尔士人总是一副德鲁伊的装束，欢蹦乱跳地弹奏着竖琴，苏格兰人则一律是穿短裙与针织内衣、两眼圆瞪、满头乱发的诗人。但是到了七十年代这些笑话已经让人笑不出来了。
苏格兰的情况可以追溯至战后时期。1949年10月29日，爱丁堡天气阴沉，一群神情肃穆、身穿黑衣的人走进了苏格兰教会本堂，这群人中有地主与矿工，贵族与造船厂工人，肥胖的商人与清瘦的神父。他们来这里是要签署一份《苏格兰公约》，上次有人干这种事还是在鲜血横流的十七世纪，狂热的长老会信徒挑战伦敦，输家的待遇是人头挂高杆。但是眼前的这群人怎么看也不像革命群体，他们签署的文件里也充满了对英王的效忠之词。蒙特罗斯公爵（2）在公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假以时日这份要求成立苏格兰议会的文件将会得到200万个签名，相当于当时苏格兰成年人人口的一半。
时间快进几个月。在一个漆黑的午夜，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面几名身着黑衣的苏格兰学生正忙着用撬棍搬运一块供奉在此的石头。据说这块石头是一名希腊王子与法老的女儿在摩西时代从埃及经爱尔兰带到苏格兰来的。古代苏格兰国王登基加冕时必须要坐在这块所谓的“命运之石”上。邪恶的英格兰人抢走了这块石头，现在它又被偷运回了苏格兰藏匿起来，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质（石头最终还是用苏格兰国旗裹着交还到了警方手里，九十年代保守党终于正式将石头送回了苏格兰）。不久后印有象征新女王的QEII标志的邮筒在从未有过QEI标志的苏格兰就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或摧毁。这段战后历史绝大多数英格兰人都不知道或者不理解，但是在一个苏格兰正与伦敦日渐脱离政治联系的时代，记住这段历史还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1707年《联合法案》（3）废除了自己的议会之后，苏格兰人自维多利亚时代之后越发热衷于重新获得议会。第一个苏格兰国家党（4）成立于1928年，后与苏格兰党与1934年合并成为苏格兰民族党。二战结束后工党开始着手致力于建立某种形式的苏格兰议会，但是在四五十年代以及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地方自治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人谈论的话题。部分原因在于战争带来的凝聚效果，增强了人们身为英国人的自豪感，还因为工党与保守党（苏格兰人称其为联合党）都奉行着扶植苏格兰的政策，在苏格兰开设工厂机构，带来工作。在集中主义与计划经济的时代，苏格兰得到了很不错的待遇。
在战争期间，丘吉尔指派了一位很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汤姆.琼斯顿（5）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此人在工党内部曾一度被视为替代艾德礼担任党首的出色人选。琼斯顿很快就得到了“苏格兰无冕之王”的外号。他在北部高地大量兴建水电项目，带来电力与工作岗位，他大范围种植经济林木，改革教育，总之就像一位开明的独裁者。战后他成为了一个单枪匹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办公室，在党派政治之外继续推进水利项目、林业项目以及旅游业项目。他甚至还曾试图在相关技术完全成熟之前50年就在苏格兰推广网箱养鱼，尽管这一产业最终将会为苏格兰带来上万个就业岗位。当时在苏格兰颇受欢迎的托利党也遵循着类似的政策，在苏格兰四处修建工厂，例如雷文斯克拉格的炼钢厂，还要求英国汽车联合公司与希尔曼公司（6）分别在巴斯盖特与林伍德开设厂房制造汽车。在威尔逊执政时期，主管苏格兰的是威利.罗斯（7），此人和琼斯顿一样大权独揽且强干自信，是一位当仁不让的无冕之王第二。他的政绩包括敦雷的核反应堆，因弗戈登的炼铝厂，还救活了克莱德的一家造船厂。他还成立了北苏格兰发展委员会（8）以及苏格兰发展局（9）。如果计划经济能使国家走向富强，那苏格兰就是天堂。六十年代苏格兰的平均公共开支要比英格兰高出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