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1997年大选证明了托尼.布莱尔手下的胜选机器究竟有多么高效。新工党赢得了419个席位，这是工党建党以来赢得席位最多的一次，只有1935年的国民政府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工党在下院获得的多数议席也创造了历史性记录的179席，比起1945年艾德礼压倒性胜利还多出33席。从保守党那边流失过来的选票达到了10%，又创造了一项战后记录，与1979年撒切尔大胜时向反方向吸引的选票相比多出一倍。女性议员当选人数也创造了历史记录，共有119人，其中101人是工党成员，所谓的“布莱尔宝贝”。工党在南部地区以及伦敦地区也获得了大胜，，此前在这些地区工党的存在感一向很差。但是在这一系列足以令人心跳停止的统计数据背后——这些数据曾令布莱尔不可置信地摇头大叫“这不可能！”——依然存在着一系列微弱的警示信号。选民投票率非常低，只有71%，为1935年以来最低的一次。工党赢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但他们获得的实际总票数根本比不上此时恶名缠身的梅杰5年前所赢得的总票数。不过再怎么说，随着朝阳照耀在一个生机勃发、欢欣雀跃的政党身上，许多关于英国新黎明的辞藻也令人两眼湿润地应运而生。坎贝尔组织的大群党务工作者与支持者在唐宁街两旁夹道排开，欢迎布莱尔入主唐宁街。有这么一会儿，似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欢乐的海洋。

这次的胜利要归功于一小群自命的现代化改革家，他们控制了工党并将其向右推进了一大步，其前进距离之远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新工党由一个走“左及中左路线”的党转变为“中左路线”党，然后又成了“中间及中左路线”，在布莱尔执政晚期终于成了“中间路线”。布莱尔是这出戏的主角，但并非唯一的玩家。他还需要来自仰慕者与朋友们的支持，这些人将要对他软硬兼施，又砸又捧，还要替他办事，无论他自己知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打算究竟是什么。这些人都是谁？这里面有彼得.曼德尔森，才干过人但喜怒无常的前媒体大亨，现在则当选了议员。他一度十分看好戈登.布朗，但布莱尔对他大献殷勤而他也顺势投桃报李。但是布莱尔班子里的其他人都不太信任他，因此他在布莱尔争夺工党党首选举中用了“鲍比”这个化名来掩饰自己在竞选活动中的中心角色（“鲍比”指得是鲍比.肯尼迪，这样说来布莱尔自然就成了约翰.肯尼迪：谦虚在上层小圈子里从来都不是标志性的美德）。

有一位阿拉斯特.坎贝尔，布莱尔的新闻官与斗犬。一位曾经的记者，天生的宣传家，前酒精成瘾者以及大男子主义者，坎贝尔将会把任何敢于抨击布莱尔的人的耳朵咬下来嚼烂，攻击梅杰的宣传活动中有一大部分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在私下里对待布莱尔的方式就像一位私人健美教练调理紧张的年轻主妇那样（有一回他的举动还被拍摄了下来）。有一位菲利普.戈德（1），一名工人阶级子弟，无限崇拜美国政治技巧。他将为工党带来研讨小组技巧以及刀刀见血的民调分析。有一位德里.艾文（2），圆胖身材、气场逼人、才智不俗而且敏感得令人诧异的北苏格兰律师，他当年曾在自己家里腾出一间屋子来留宿过布莱尔与谢丽。他负责修改工党党章，日后将会担任大法官一职。还有一位安吉.亨特（3），富有魅力的女低音，她年轻时就认识布莱尔，并一直是他与每天阅读《每日邮报》的中部英格兰之间最可靠的沟通渠道。

上述这些人，加上布朗本人（几乎）与之平行的一套班子，组成了这届政府的内部圈子。年轻的戴维.米利班德（4）是一位著名马克思政治哲学家之子（5），他分管调研工作。日后加入这些人的还有乔纳森.鲍威尔（6），一位曾在华盛顿观摩过克林顿日常工作的外交官，他的长兄查尔斯.鲍威尔（7）曾是撒切尔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在布莱尔时代末期，随着如此之多一度十分重要的人物纷纷倒毙路旁，他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唐宁街里的二把手。一开始与这个圈子关系很近的议员还有玛乔丽（更出名的叫法是莫）.莫兰姆（8）。布莱尔进行党首竞选的经费来自一干传媒业百万富翁，其中包括日后的BBC总裁格雷格.代克（9）以及迈克尔.利维（10），后者是位唱片经销商，后来获得了贵族头衔，再后来因为行为不轨遭到指控与逮捕。关于布莱尔人马最令人震惊的第一点在于这其中民选工党政客的人数居然如此之少，而日后与他交恶的人又如此之多。布莱尔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迷住某人并将其拉拢过来，当此人完成自己的作用或成为里令人尴尬的负担时就将其一脚踢开。

布莱尔在工党党首选举中获得了57%的选票，轻松击败了另外两名左翼候选人。其中一位是约翰.普利斯科特（11），后来成为了他的代理。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布莱尔一直在强调现代化的一般性原则并紧紧抓住了英国人的本能，但是他的话语中对于保守党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所奉行的中央化测评以及半独立机构做法也流露出了赞成的态度。就这个角度来说英国选民们事先已经得到了警告。当下一届年度党代会如期召开时，工党已经成为了“新工党”。在他的第一次大会发言当中布莱尔欲说还羞式地提到了工党价值观的更新。他实际上想说的是要废除工党党章第四条，该条款声称“为了保障体力或脑力工人能充分享有行业成果”，必须对生产、分配及交换环节的物质基础实施公有制。第四条是工党的看家门神，是反映工党摧毁资本主义决心的1918誓言，这一条款已经在角落里蒙尘多年。休.盖斯克当年就曾想过要废除这一条款但终究没有下手，几十年里这件事就一直拖了下来。下死手的人是布莱尔，他的新工党目标宣言开篇就咬定“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党”，当时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在接下来的一场发言中布莱尔用了59次“新”字，“社会主义”只提到一次，完全没有提到“工人阶级”。

对于英国选民来说，梅杰时代充满了各种关于他手下众多大臣的丑闻，事情往往不大，但是十分悲哀地夺人眼球，而在这一切丑闻之前他还十分不明智地发表过一篇号召人们重新拾起旧式道德观的演讲。实际上所谓的“重返基本面”（1）几乎谈到了一切题目，就是和和个人性道德没有关系——梅杰谈到了公共服务、工业、稳健货币、自由贸易、传统教育、尊重家庭与法律以及打击犯罪专项运动。但是“重返基本面”为各家报纸提供了一条屡试不爽的大标题，无论什么时候哪位大臣的丑事被人抖出来，这一口号都会被人拉出来鞭尸，而各位大臣也十分争气，竞相被人揪了出来。一连串的猛料公之于众：通奸、私生子、虐恋性情趣游戏导致的意外死亡、梅杰本人的婚外恋传言（婚外恋确有其事，只不过媒体找错了人）以及最后关于议会是否在对伊拉克军售问题上误导公众进行的调查全都搅和在了一起，成了一种单一式的不良行为，称作“滥搞”。

在1996年一场为期三年的调查告一段落。调查内容是政府是否明知梅切克斯.丘吉尔（2）军火公司领导层的经营活动并未触犯私下获得认可的规章但依然允许对其进行审判。这一调查导致两名大臣遭到公开谴责。调查显示政府对于向萨达姆出口军火的松弛体制一直听之任之，甚至在5000名库族人在费卢杰被毒气所杀害之后依然如此，一套暗室操作与双重标准的文化就此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其他滥搞所涉及的故事则更为个人化。一位与同僚相比更为花哨、扎着领结、能说会道的撒切尔主义托利议员尼尔.汉密尔顿（3）遭到受贿指控，哈洛德百货公司用牛皮纸信封装了现金交给他，让他在议会里替自己提问。在接下来的一场诽谤案中他言辞激烈地否认了这一指控，但是他输了官司，也因此倾家荡产。财政部大臣乔纳森.艾特肯（4）遭到指控在签署一份阿拉伯商务合同时接受了不正当款待。他随即辞职并就这一指控与《卫报》较量了起来。尽管他信誓旦旦地“手拿真理之剑与公平较量之盾”，最终还是被判处伪证罪以及一年半有期徒刑。

一位与性伙伴进行不正派举动的大臣与另一位与商业人士发生不正常联系的大臣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不过这无关紧要。身居反对党的新工党与媒体紧密配合，以十分专业的技巧地将这一切打包组合在了一起。九十年代后期，“滥搞”就好像日后工党时期的“操纵”一样无所不在而自鸣得意，这个词确立了一个时代的基调。1997年大选中在戏剧化方面较为突出的一幕是汉密尔顿在自己的塔顿选区遭到了压倒性的失败，取代他的人是一度在萨拉热窝前线采访并身负重伤的BBC战地记者马丁.贝尔（5）。贝尔穿着为人所熟悉的全套白西服参加了选举，他做出了与工党以及自民党候选人一起亮相的决定，工党的“操纵圣手”阿拉斯特.坎贝尔也为他出谋划策，最后贝尔成功地颠覆了汉密尔顿一开始的多数地位，获得了11000票的多数。他成了英国近50年来第一位独立议员，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人们还认为如果真理之剑无能为力，那么白西装总可以将英国政治荡涤一新。

到了梅杰政府末期，似乎人们关于英国政治已经学到了好几课。欧盟十分危险，很容易导致党派分裂。他们的单一通货就像我们的牛肉一样危险。所有人都厌恶政客。报界失去了对政客们所有的尊敬。医疗、警察以及教育体系令人眼花的改革真正带来的改变却如此之少。冷战之后的世界远没有所谓“和平红利”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美好而稳定。最后，运气一旦转向就会一泻千里。所有这些课程都很值得一个心思缜密的反对党好好琢磨一番。究竟应当怎样更好地治理这个国家呢？鉴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在维和行动与干涉行动方面的正确做法应当是什么呢？终结犬儒主义的承诺要如何兑现呢？不过1997年的工党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此时它想的是如何下杀手。

（1） 外链出处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ms-to-Iraq#Matrix_Churchill

（3） 外链出处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nathan_Aitken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Bell

约翰.塞尔文.冈默（1）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与环保人士，也是英国政治圈子里最和善的人之一。1990年5月萨福克郡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他领着自己的女儿考德莉娅来到簇拥成群的摄像机面前并试图劝她吃下一个牛肉汉堡。可是四岁大的考德莉娅一点也不傻，紧闭小嘴坚决不吃。冈默迅速将尴尬与已经凉了的汉堡全都吞了下去，声称“十分美味”。他这么做自然有其政治目的。一种神秘而十分恶劣的疾病正闹得人心惶惶，这种作用于牛脑的疾病会使牛行动不稳，倒地断气。这种病的学名叫牛绵状脑病，俗称疯牛病。此时英国上下每周都会发现300起新增病例。冈默领导的农渔业及粮食部首先考虑的是农户利益而非消费者利益，因此不鼓励社会上对这种新疾病大惊小怪。在这一阶段官方说法依然坚称这种病不会传染给人。但是由于这种疾病似乎是通过掺入牛饲料的牛内脏来传播的，政府对于这种阴森而无意的牛类相食依然出台了新的政策。农民们得到指示，要将病牛销毁。冈默的公开作秀是为了向人们显示英国牛肉及牛肉制品有多么安全。早在考德莉娅拒绝食用汉堡之前，牛脑、牛脾、扁桃体与其他内脏已经遭到明令禁止，不得供应人类食用。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拒绝食用英国牛肉的人们还有德国人、一部分学校以及绝大多数的医生。多种不同动物相继死于疯牛病，包括一只猫，一头猎豹以及一只猴子。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政府已经花费了上千万英镑来补偿将死牛焚烧或掩埋的养殖户。 “人类不会感染疯牛病”的底线开始崩溃了。北威尔士的一名青少年维多利亚.瑞莫感染了与疯牛病十分相似的库贾氏病并死亡，据称死者曾经食用过感染牛肉。更多人类病例也得到了报道，病人中有农民、屠户以及接受输血者。很显然许多屠宰场没有遵守新颁布的条例，而一部分感染牛肉还是摆上了餐桌。欧盟方面开始越发关注这一问题，1996年3月大臣们承认在10名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新型库贾氏病，其中8名病人不治身亡，原因很可能是食物中存在着牛绵状脑病毒。

公众对政府部门的怒火十分正当地爆发了出来，政府的公信力也遭到了广泛质疑。欧盟对英国牛肉实施了禁运。在牛肉得到食用前首先进行去骨处理的新操作规程得到了引进，全国豢养了30个月以上的牛全都遭到宰杀。带骨牛肉撤下了餐桌，英国乡间星罗棋布地缀满了油污四溢的肿胀尸堆，其景象壮观得令人反胃。最后共计147000头各种动物遭到宰杀，但欧洲方面依旧不肯松口，还将针对英国牛肉出口的禁令扩展到了非欧盟国家。疯牛病成了托利执政末期的标志，就好像军事左翼运动与朋克摇滚象征着七十年代的结束一样。政府的怒火主要指向幸灾乐祸地夸大老英格兰烤牛肉的致命之处从而趁机出售自家牛肉的欧洲大陆。但是这股怒气如果指向其他方面的话或许更有成效——只顾照顾农业、反映迟缓的政府部门；拒绝全面报告疫情的养殖户；监管不严的屠宰场；还有用死牛脑子喂活牛却丝毫不考虑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安全或健康的工业化农业体制。此时关于疯牛病的科学研究的确还不甚到位，媒体的反应也的确有些歇斯底里，但这并不能减轻政府与行业的责任。（2）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Selwyn_Gummer

（2） http://www.bioon.com/popular/library/48805.shtml

与撒切尔、梅杰或史密斯相比，托尼.布莱尔看上去更像一个上层社会角色。他也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光，留过长头发，触犯过校规，还在摇滚乐团里模仿过米克.贾格。他的爷爷是克莱德赛德地区的一位共产主义者，他的父亲早年遭遇过一场十分严重的中风，这使得他的孩子过早地体验到了世事的无常与艰辛。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布莱尔是一名托利党律师的儿子并且在达勒姆上了私立预科学校，然后是位于爱丁堡的住宿制费蒂斯公学，再然后是牛津大学，接下来他又投身律师界，最后终于成为了一名议员。在他早年的简历中涉及到的哥特式建筑比起佩夫斯纳（1）建筑指南中写到的内容还要多。尽管布莱尔度过了叛逆的青少年时期，但是关于礼节与顺从的课程以及有关权力谱系的无声知识从一开始就到位了。年轻的布莱尔具有着天然的魅力，极富感染性的幽默以及杰出的表演技巧，此外他坚守原则的严肃作风也是人所共见。他的父亲中风发作时他还很年轻，在学生时代又失去了他十分爱戴的爱尔兰裔母亲，这使得他越发投向宗教，不过他并未终日沉溺于冥想，而是成为了一名活动家。

关于他为什么要加入工党而非保守党这一问题之前的人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笔墨。这个问题并不可笑。他与一名叫做谢丽.布斯的利物浦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爱情无疑对他日后的政治道路产生了影响，但是在此之他已经加入了工党。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精心计算之后的结果。八十年代初托利党内充满了才干不凡的年轻律师，一个个摩拳擦掌意欲获得议席并就此走上自己的政治生涯，反观工党似乎早已朝不保夕。如果你想进入议会并出头，加入工党虽说风险更大，可也更容易。尽管这一说法很有几分道理，但是在工党最为低潮之际入党即便对于最纯粹的投机家来说也需要难以置信的先见之明。更可能的解释是布莱尔相信政治行动的力量，而工党的信条尽管不甚完美，却依然与他的基督教社会观念有着相当多的不谋而合之处。加入工党之后他从工党伦敦地方支部干起，展示了全套的温和左翼理念，他敌视欧共体与私有化，倾向核裁军与高税收，支持维护非法移民权益以及进一步的媒体自由。日后他将会抛弃所有这一切立场，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一开始从未真心实意地相信过它们。对于富特时期的工党来说这些立场都只能算温和，而布莱尔本人也一直反对强硬左派的本主义以及军事趋势团体。

在参与了一场毫无希望的递补选举之后，布莱尔凭借着自己天生的大胆与魅力在英格兰东北部赢得了一个很稳固的席位。自1983年起他在下院就开始与另外一名工党议员打得火热。戈登.布朗与托尼.布莱尔的人生经历正好互补。他有着很强的政治家庭背景，一开始就是工党的自己人，从未认真端详过造就了布莱尔的上层社会高墙大院。自23岁起布朗就是著名的苏格兰学生政治活动家，在苏格兰工党圈子里也已经成了一号人物，后来还上过一阵电视。但是这两人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两人都是基督徒，也都对工党现状十分不满。在七到八年的时间里这两人可谓形影不离，共用一间狭窄且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布朗将政坛当中的各种阴暗面全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布莱尔，把他当做一个纯真的小弟弟（早晚有他吃亏的时候）。另一方面布莱尔对于布朗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军师，是他教给了布朗如何揣摩英格兰中部地区中产阶级选民的心理。在当代政坛上还从未有过如此紧密的政治合作关系。布朗在1991年总结道，“我认为布莱尔很可能在我之后成为党首”。两人一起与威斯敏斯特的记者们搞好了关系，在下院一起成长起来，一起发泄着对工党旧领导层的不满与失望，一起攀爬着影子内阁里的等级阶梯。

然后布莱尔就开始领先了。1992年工党失利之后布莱尔就工党为何败得如此之惨进行了一段十分惨淡的公开论断。原因并不复杂，而是十分简单。“”身为影子内政部长他还开始采取措施，承诺（借用了布朗的原话）将会“严厉打击犯罪以及犯罪根源”。在1993年幼童詹姆斯.博格尔惨遭两名低龄少年虐杀一案（2）所引发的狂热化全国大辩论中，布莱尔的应对尤其掷地有声。简而言之，布莱尔试图让工党重新回归符合常识的道德语言。沟通高手比尔.克林顿及其“新民主党”团队将社会保守化观点与经济自由化观点混合而成的信息对于布莱尔的言论尤其有着深切的影响。

布朗也是一样。但是他的话说得更硬，因为他身为影子财长的工作职责就是摧毁深受珍爱的公共开支计划并对工党议员说不。布朗对于欧洲汇率机制的支持意味着他在梅杰与拉蒙特遭受惨败时根本无法趁势发力。布朗与布莱尔的关系渐渐没有之前那么紧密了，但依然十分牢固。两人曾结伴访美，就当代政治新风格向民主党取经。对于布朗来说十分不巧的是，这种新派政治极其依赖个人魅力。在国内，布莱尔一直咄咄逼人地促使史密斯改革改革工党章程并与他闹得很不愉快。一直关注工党情况的新闻评论员与一部分工党议员开始向他倾斜，支持他成为下一任工党党首。布朗的团队开始考虑布莱尔是否打算向自己的导师下手。这段时间布朗很不好过，因此也没有精力抛头露面来展现自己的阳光一面。渐渐地布朗-布莱尔组合就成了布莱尔-布朗组合。

约翰.史密斯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得到了英国当代政坛从未有过的分析与揣测。但是基本的故事很清楚。史密斯刚刚去世布莱尔就决定竞选党首，而布朗则要么出于悲痛过度要么出于谨慎心理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他原以为自己能继承党首之位，因为刚听说布莱尔的计划时不由得目瞪口呆。两人从爱丁堡一路吵到伦敦，在至少十次面对面的会议上争执不休。布莱尔一边，民调显示他远比布朗更受欢迎，来自工党议员以及报界的支持也更有力。这一切并非向布朗团队之后声称的那样完全是曼德尔森的阴谋，而是许多在其他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共同做出的估计。对于布莱尔来说十分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口才极佳的英格兰人，可以确保作为重要选战战场的大片地区。布朗的优势则在于他对工党的理解更深入，工会也更支持他，此外他的改革计划也更为彻底。这两人如果真的刀兵相见，考虑到工党内部复杂的选举团机制，鹿死谁手孰难预料。布莱尔的人说布莱尔将会压垮布朗并令他“颜面扫地”，布朗的人则回应道布朗强大的竞选技巧将会把大城市出身的布莱尔打得猝不及防。不管怎么说，两位现代派的内战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人身攻击将在所难免。布朗的唯一胜算就在于从左翼向布莱尔发动攻击。

于是布朗决定做交易。这一决定的结果则是两人在伊斯灵顿一家十分入时的格兰尼塔餐厅（3）（现已停业）共进了一顿臭名昭著的午餐。（这顿饭也体现两人之间的文化鸿沟，因为饭后布朗不得不又找了一家餐厅正经吃了一顿）这顿饭的结果也是众说纷纭，可以确定的是布莱尔认可了布朗对于一系列广泛政策的权威，日后他将在财政部里面主管这些政策，其中就包括布莱尔的“社会正义”议程。他是否还承诺自己的首相任期只干7年之后就下台让贤呢？这话由一位反对党政客向另一位说出来实在是过于傲慢了一些，再怎么说保守党还要执政好些年份。但是两人很可能的确关于日后权力过渡的问题交换了某些意见，尽管有可能只是为了缓解布朗的不快。多年以后回头再看，格兰尼塔以及随后会议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英国最强大正政府部门财政部正是因此如虎添翼，比起托利党执政时期还要重权在握。身为首相的布莱尔将比他自己之前的估计还要密切地关注外交事务， 而布朗手下的财政部则将会发展成统管英国国内事务的超豪华部门，其权力之大远远超过任何官僚最狂野的梦想。戈登.布朗很可能是财政部对于当年的乔治.布朗取得的最终胜利。

（1） http://wenku.baidu.com/view/7b64fdf8770bf78a65295441.html

（2） http://i.mtime.com/stephenking/blog/1631304/

（3） 外链出处

1993年12月，约翰.梅杰站在黑漆钢板的唐宁街十号大门前，身边站着和蔼的爱尔兰共和国总理阿尔伯特.雷纳德（1）。他提出了一条冒犯了许多保守派与统一党的原则。如果爱尔兰与北爱投票支持双方统一，英国将不予阻挠。据梅杰说，英国“在北爱尔兰没有任何自私的战略或经济利益。”因此托利党内长期流传的信条——托利党竭力为联合王国服务，有意识且骄傲地为了联合王国的利益而采取偏袒立场——就此遭到颠覆。这还没完。假如最近刚刚炮轰唐宁街且在柴郡谋杀了两名少年的爱尔兰共和军愿意放弃暴力手段，他们也可以走进阳光之下成为合法政党。

在这项唐宁街声明（2）的筹备阶段，政府也在秘密进行着与爱尔兰恐怖组织进行的“后渠”谈判。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层的确十分滑头而棘手，但是在1994年8月他们还是做出了“全面终止军事活动”的声明。尽管这一举动距离全面放弃暴力还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是依然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欢迎。一个月之后英统派正式停火。随之而来的是由三方会谈、框架性文件以及关于放弃武器商谈组成的复杂舞蹈。通向和平的道路将会十分曲折，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不欢而散与公共争议。在街头，私刑伤人与偶尔的谋杀事件依然在继续着，但是死亡人数的确从1993年的84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61人，1995年则是9人。爱尔兰共和派与统一党之间的冲突意味着梅杰没能取得最终协议。这一未竟的任务要留给布莱尔去完成。但是梅杰取得的成果依然是不容忽视的，他在缔结和平方面做得很不错。

回到国内，梅杰也为争取和平作出了戏剧性的努力。1995年7月，被甚嚣尘上的右翼阴谋论折磨得不堪其扰的梅杰凭借一人之力发动了一场舞台风格十足的政变，其表现之出色足以令他那位演艺界出身的父亲感到自豪。他辞去了保守党党首职位并邀请各路人马对他出招。他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园里告诉沐浴在阳光中的记者们，“要么出手要么闭嘴”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他输了就辞去首相之位，如果他赢了保守党此后就要无条件地团结在他周围。这一招十分冒险，因为当时保守党内并非没有其他可能的党首人选。赫塞尔廷就是其中一位，不过此时他已经成为了代理首相并且十分支持梅杰。另一位人选是迈克尔. 波尔蒂略，当时他还是撒切尔右翼的招牌人物。他的支持者已经为他建立了竞选工作总部，但他还是决定放弃参选。到头来上场的是威尔士事务大臣约翰.雷德伍德，此人的外号叫“火神”，因为他的面貌有几分天外来客的神韵，此外他也是一位颇有才智的撒切尔主义者。在为他的竞选活动举行的灾难性新闻发布会上，一大帮支持他的议员穿着刺眼的服装围住了他，这些人很快就得到了“脑残军团”的雅号。梅杰打赢了这一仗，尽管赢得不太好看。109名托利议员拒绝支持他。但是梅杰以十足的政治机智在第一时间内宣告了自己的胜利。他将在两年后的正式全国大选中下台，但是此时前一年自毁式的欧洲战争已经使得失败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梅杰在开战方面也很谨慎。布莱尔从他手中继承而来的不仅是北爱和平进程，还有自前南斯拉夫在九十年代初期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为独立国家之后就开始不断酝酿的种族战争。最为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塞尔维亚攻击波斯尼亚以及围困萨拉热窝三年之后。“种族清洗”一词伴随着四散奔逃的凄切难民第一次为人所知。一个人们原以为在1945年就已经结束的梦魇再次降临在了欧洲，距离伦敦只有几天的车程就是修罗屠场。梅杰询问自己的军事顾问，要想强制双方停火需要多少军队，答案是400000人，这是当时英军总人数的三倍。梅杰派出了1800人来护送奔赴南方的人道主义救援队。许多英国人自发筹集了大量食品、衣物、药品以及毛毯等物资，由志愿者用卡车拉到南方。一场在伦敦举行的会议还试图促成和平协议但没有成功。

这场新战争就这样继续了下去，而且越打越难看。政府里的许多人都不认为英国应当进一步卷入这场战争当中。但是晚报专栏文章里充满了各种来自战区的照片，饥饿的难民，新发现的填埋受处决平民的万人坑，伤势严重的儿童，等等。呼吁西方国家进行干涉的呼声愈发高涨，但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干涉呢？美国总统考虑到决定不让美军在地面上冒险，但是对于塞尔维亚举动的高涨怒火使他不得不考虑较为廉价的替代选项，例如空袭以及解除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这将使得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其他地面人员在塞尔维亚实施报复时成为直接中枪的靶子。伦敦与华盛顿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萨拉热窝爆发的一系列血腥袭击事件，尤其是一起以迫击炮轰炸集市的袭击事件，终于促使北约采取了空袭手段。作为回应塞族武装绑架了联合国军作为人质以及人体盾牌，其中也有英国军人。塞尔维亚武装占领斯雷布雷尼察之后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也激起了关于军事干预的新一轮呼声。

干涉从来没有到来。持续三年的战争、针对塞尔维亚的制裁以及克罗地亚人的最终胜利反击之后，各方终于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签署了和平协议。梅杰是英国冷战之后的第一位首相，此时他依然在摸索西方国家在这样的世界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巴尔干战争是共产主义崩溃的必然结果，这场战争也十分到位地表明了干涉的危险性与局限性。当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裹挟着各种可怕的场景通过电视机呈现在千百万选民面前时，期待政府有所作为、分开冲突双方并抚慰受苦者的压力往往相当大。但是这种压力要求的往往不是一两场空袭，而是全面的地面干预，而参与干预行动的军队很容易会被卷进战争当中，而且往往还要承担接下来好几年里的援助与重建工作。将军队推上战场的同一批选民们是否也会乐意为了所有这一切买单并接受随之而来的伤亡呢？梅杰和他的同事们背负了道德懦夫与犬儒主义的骂名，人们认为他们眼看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一角沉滓泛起却听之任之。这的确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西方领袖们对于选民能否接受一场全面战争及其将会带来的费力不讨好的新殖民责任并没有多少把握。他们的顾虑很可能是对的。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bert_Reynolds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wning_Street_Declaration

作为一名深知失业之苦的前布里克斯顿居民，以及一位十分敏感、很容易就会感到遭到轻慢的人，梅杰的成长环境与脾气秉性都使他做好了准备，要好好收拾一下公共服务业中广泛存在的傲慢低效等弊病。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被这些弊病折腾得苦不堪言。“电话接线员要么恶声恶气要么干脆不接电话，顾客们还在排队时办事窗口就关闭了……市政办公室位置偏远，总得做半天公交车才能到达，到了以后每每找不到管事的人……接触到的都是些无名面目，连一个联系姓名也不肯留下。”*6* 他这番话说得很到位，为什么这个国家在公共服务上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整体服务质量依然上不去呢？撒切尔革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只有市场才能正确地做出反应。但是整个八九十年代期间的所有当权者，包括撒切尔本人在内，都不敢遵循这一逻辑把事情做到底，将医疗、教育或者公路体系彻底私有化，同时用代金券或现金来补偿家境不好的穷人。在财政部的铁腕之下也没有谁真正热心于复兴地方民主来处理此类问题。

这一来唯一剩下的选择就只有繁琐而高度官僚化的集中制了。在撒切尔时代这一主义就开始越发得势，在布莱尔时期则将进一步大放异彩。在梅杰时期，集中制的教学资金局成立了，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所有中小学都根据学生们的考试成绩被硬塞进一张等级表当中。大学系统则开始了快速扩张，许多学院与技校都获准更名为大学。此外一场为公务员对大学进行学术测评以及将等级表引入大学体系的徒劳研究也在进行当中。医院遭到了进一步集中化并得到了一大堆新的业绩目标。警察也收到了自己的测评表，内务大臣肯尼斯.克拉克对他们的收入与行业要求进行了审查，借以整合警力。托利党自1974年至今在执法方面的实际花费已经增长了74%，但是犯罪活动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知名杀人犯为数众多，足以凑成一张令人悲哀的清单，时刻提醒着公众世道有多不太平。克拉克对许多警察都抱有鄙视态度，称他们为“既得利益者”，这番话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赢得警察对改革的支持。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各地，民选市议员纷纷被排挤出了警务委员会，商人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克拉克对于地方控制的敌意在他担任卫生大臣时显露无余。根据一位部门内部人士透露，克拉克就像“托利党斯大林主义侧面的突出代表，他把地方卫生机构的主管全都阉割了。”*7*

1993年克拉克为自己的警务测评表进行了辩护，他的说法与日后新工党的口径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暗合之处。“我们向公共服务业要求的新问责方法无法仅仅通过心存善意与合理性的人们来取得。新问责就是新激进主义。”问责制：这个词曾经意味着众多想法与政绩在选民面前彼此竞争。现在这个词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了。由公务员、会计、审计员以及核对员组成的大队人马接手了全国上下所有地方事务，从地方政府审计到法院开庭再到护士的工作时间一律概莫能外。早在四十年代，工党曾经因为声称白厅最了解情况而饱受嘲讽。现在白厅雇佣的审计员与会计成了最了解情况的人。大臣们时常有气无力地宣称中央控制与检测的邪教完全是布鲁塞尔作的孽。有时的确如此，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土生土长的“超级国家”干的好事。

梅杰管自己的招牌政策叫做“公民宪章”，尽管他本人并不十分中意这个名字，因为它“与法国大革命有着无意识的共鸣”。政府内部主管公共服务的每一个部门都要拿出一套基层改良方案，而中央则通过检查、问卷、测评表以及名为“宪章标志”的奖励机制来确保这些方案得到实行。梅杰自始至终都在谈论向医生与教师“放权”，“帮助顾客”以及“权限移交”。他认为自己伟大的中央监管体制不会延续太长时间。这个体制不过是“为了提升服务标准而设置的监管型刺激因素……假以时日，我希望能够看到正式监管体系伴随着竞争增强的见效而逐步萎缩下去。”但是这一点要如何成为现实呢？在实践中，管理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如果监管者花钱让人打靶跳圈，拿钱的人也会成为打靶跳圈的专家，但这并不能也使得他们成为明智的行政人员。尽管话说得好听，但是公务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管理自由，而民选官员则遭到了解雇。梅杰希望中央监管能够自行萎缩，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当年曾经希望苏联能够“萎缩消失”的列宁，两人也取得了半斤八两式的“成功”。

撒切尔下台至布莱尔上台之间的7年里英国故事的最核心情节自然是欧洲，不过在国内政府依然尽力继续着英国革命。在多年徘徊不前之后，英国铁路终于遭到了拆分与国有化，煤炭产业的残存部分也是如此。1992年选举之后大局已定，剩余的采煤工作岗位还要再裁撤掉一半，此外还要关闭31个矿坑，为接下来的私有化做准备。许多托利议员对这一结果都愤怒不已，他们认为当年由诺丁汉郡主导的民主矿工工会（1）为了打破罢工而做出了努力理应得到更好的回报，此外这一结果也激发了大范围公众抗议。但是随着电力公司转向石油与天然气，再加上煤炭行业工会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两年后整个煤炭行业就都出售了出去。不过面对着赫塞尔廷提出的邮政私有化的建议，梅杰还是表示了反对。这项服务历史悠久，还可以使用皇家纹章，梅杰的拒绝很可能是为国家干了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铁路私有化完全就是一场大灾难。

有些政客与铁路之间从来不是两三句话能说清的。也许这是因为每一个曾经的小男孩都会在卧室或阁楼珍藏一堆火车模型。也许这个美丽与复杂并重的行业自有其浪漫之处，偏重数学思维之人会折服于时刻表的结构，浪漫主义者则会为其工程学上的美感而倾倒。简而言之，无论哪个党派治下的政府对于铁路都有着危险的迷恋，总忍不住上下其手一番。撒切尔从来都不是个小男孩，但她也了解铁路对于上百万人日常工作与生活的重要性，知道不能轻易将其拆分出售。据说在尼可拉斯.雷德利担任交通部长时撒切尔曾经告诉过他，“铁路私有化将会成为这个政府的滑铁卢，不要再和我谈论关于铁路的问题了。”*4* 但是财政部私有化工作组因为已经完成了大多数行业的私有化而不断向撒切尔施压，于是在辞职前不久撒切尔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软化，梅杰上台后立即兴致勃勃地开始了铁路私有化的工作。火车！还有什么能更好玩？老旧的风格、无味的三明治卷、频繁发作的事故，难道英国铁路不是一个全国性笑柄吗？任何一个货真价实的改革政府，任何一个依然将旧日私营时期漆色明亮的火车珍藏在怀旧心绪中的政府难道不应该做得更好吗？

要将一套年老体衰、连年亏损、维系着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的铁路系统出售给私人，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假如你的目的是筹钱，那就得眼看着火车票价在短期内快速上升而服务项目则将会遭到削减，因为任何一位铁路系统的新东家都要尽可能盈利。这样一来政府少不了要挨骂。但是假如你的目的是促进竞争，那又应当怎么做呢？每条路线上只有一条铁道，不同的铁路公司很难开展直接竞争，在同一条线路上你争我抢。要不然放弃增进竞争的想法直接将英国铁路整体出售？保守党反对这一做法。这一来就只剩下两个选项了。选项一是将铁路网按照地理区划进行划分，将各个区域的火车与铁轨分别出售给不同的公司，将全国铁路的面貌恢复到三十年代。竞争依然不会是直接的，但是地区间的服务质量差异——例如效率与乘车体验——将会体现出来。假以时日市场的力量将会发生作用，赢家与输家也将得到区分。对于输家可以吊销执照，赢家则可以进行接管。选项二则是将整个铁路系统垂直地劈成若干份，国家依然拥有铁路，而车站、火车以及其他设施则属于不同的公司。这个选项也可以叫做一锅粥选项。

在财政部创造最大竞争以及利润的压力之下，新任交通大臣约翰.麦克格雷戈（2）选择了后者。一个（几乎涵盖一切的）由补贴、合同、竞标、定价、交叉查票以及管理细则组成的极为复杂的新体系就这样出现了。这个体系问世当天晚些时候政府就做出了决定，将全国铁路全套设施卖给单一私营垄断公司集体，也就是日后的英国铁路线路公司（3）。突然之间乘火车穿越英国变得十分复杂，至少要牵扯到两三家铁路公司。但是这些公司不会就这样不受节制地奔向新市场。一位特许经营主管将有权决定新公司的盈利与包括票价在内的定价，一位铁路总监将与铁轨方面的问题打交道。两人都要直接向国务大臣报告，因此所有的公众不满、商业纠纷、安全隐患——总之一切问题最终都会回到政客们的面前。如果管这个也叫私有化，这这种私有化未免有些无厘头，纳税人为了这个新体系所要承受的花费远远高于私有化之前饱受嘲讽的英国铁路。专门研究这个古怪故事的历史学家克里斯丁.沃玛管这一举措叫“装着轮子的人头税”。西门.金肯斯曾经是英国铁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他总结道：“九十年代财政部对待铁路的方式可能是自二战以来白厅工业管理的最失败案例。”*5*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on_of_Democratic_Mineworkers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MacGregor,_Baron_MacGregor_of_Pulham_Market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iltrack

现在吞噬保守党政府的危机是一系列主题复杂而凶险的互动，但是从其他方面来说这一危机又十分单纯。第一件事是当英镑脱离欧洲汇率机制之后，保守党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自己的经济政策。梅杰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章节一开头就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概括。“黑色周三——1992年9月16号，英镑脱出欧洲汇率机制的那一天——是一场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灾难。这一事件在保守党内部造成了极大混乱并彻底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地图。”*3* 话说至此，很有必要回顾一下欧洲汇率机制究竟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初期如此重要。

欧洲的旧通货，例如马克、法郎、里拉、克朗等等，原本一向共同进退，就如同一队型号驳杂但队列紧密的飞机一样。它们并肩作战抵御外部货币特别是美元，简直就好像同一种货币一样。投机者也无法将他们拆散。最终这些货币终将融为一体，这个飞机比喻也将在那时正式废止。目前为止最强劲的货币是德国马克，其他所有货币都追随着它的起伏。

如同其他货币一样，英镑兑马克的价值长年以来一直维持在一片相当狭窄的区间之内——这就是英镑自己的空域——英镑只有紧跟马克才能够穿越国际货币市场带来的暴风骤雨。一旦决定了进入比率，即英镑在马克中所试图维持的价值，接下来英国政府唯一能够操控英镑的手段就只剩下利率了——更不中用的方法还有抗议活动。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十分危险的事实在于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立场。就梅杰政府看来，因为德国央行在反通货膨胀方面一向享有严厉凶狠的名声，跟随马克就意味着英国为自己购买了一项现成的货币政策。紧跟强健的马克等于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十分有用的信号：在经历了过去几十年里大大小小的通货膨胀繁荣之后，这届政府终于对通货膨胀采取了严肃应对的态度。不过在欧洲大陆，欧洲汇率机制的存在目的则截然不同。这一做法最终将导致一种强大的新单一货币。因此这项一开始得到撒切尔认同的英国通货膨胀控制政策最终遭到了她的厌恶，因为这一政策将英国拉上了通往欧洲超级大国的不归路。糊涂了吧？大多数保守党成员也不明白。

炸弹就这样准备好了。引爆炸弹的事件是美元由于利率削减而开始下跌，并且拽着英镑一起下跌。更糟糕的是，进入德国马克的那部分货币升值了。正当英镑坠落之际，飞行编队中的领头飞机却越飞越高。政府将利率提升了令人眼泪汪汪的10个百分点，试图将英镑推升上去。但是这一招不管用。很明显，接下来德国人应当降低利率，让马克飞得低一些，维持欧汇编队的完整性。这样做不仅对英镑有利，也能帮助例如意大利里拉这样的较弱货币。但是此时德国刚刚在共产主义倒台后完成统一，将较为贫困的东德纳入西德将会耗费极大成本，德国人十分恐惧这样做将可能带来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恐惧当年魏玛共和国噩梦般的回忆在现实中重演。因此德国不顾英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痛苦，坚持维持着高利率。梅杰求爷爷告奶奶，冲着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软话硬话说了一大堆，但科尔就是不为所动。梅杰警告道马斯特里赫特协议面临着彻底失败的危险，因为丹麦人刚刚在全民公决中将其否定，而法国人刚刚开始自己的全民公决。这些说法也没有什么效果。

在公开场合，英国政府坚称英镑将不惜一切代价留在欧汇机制之内。这套机制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梅杰的反通货膨胀策略。早在担任财长时梅杰就告诉饱受失业与房屋回收之苦的英国民众“见效的政策总会带来阵痛”。他的声誉已经与欧汇机制捆绑在了一起。不过这也是他的外交政策。英国的欧汇机制成员国身份表示英国对于身处“欧洲中心”十分认真。这是梅杰关于英国经济与外交如何幸免于难的宏大构想。拉蒙特向市场宣告英国既不会离开欧汇机制也不会将英镑贬值。这是“我们政策的核心”，任何人对此都没有必要抱有“一丝一毫的疑虑”。梅杰则更进一步，在苏格兰的一次演讲中他告诉听众，由于现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了3.7%，而且还在持续下降，离开欧汇机制将会是发疯之举。“软弱的选择，贬值派的选择，通货膨胀的选择，将会是对我们未来的背叛。”

但是他并坚持不了多久。首先是意大利里拉脱离飞行编队一头栽向了地面。接着国际货币交易者就将目光转向了虚弱的英镑并继续出售。他们赌得是梅杰与拉蒙特不会维持高利率从而使英镑能够紧跟马克——这个赌注可谓一本万利。在真实世界里，英国10%的利率已经高得让人肉痛了。黑色星期三的上午11点，英格兰银行将利率再次提升了两个点。买房者与商务人士都将因此备受折磨。但是拉蒙特放话说他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英镑在欧汇机制体系内的位置。人们的恐慌感越来越强，英镑抛售还在继续。全身颤抖的拉蒙特赶来告诉梅杰利率机制已经失灵了。但是在海军部办公室里——唐宁街十号最近刚刚遭到爱尔兰共和军的迫击炮袭击，正在翻修当中——梅杰和其他关键大臣们决定继续留在牌局内。英格兰银行宣布利率将会进一步上升3个点，达到15%，这个利率如果保持下去将会在英国国内引发多重破产。这一做法依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终于到了下午4点，梅杰给女王去电话称自己要召回议会。这意味着政府的崩溃。晚上7点半，拉蒙特在他最亲密顾问们的陪同下——其中就包括大卫.卡梅伦——离开财政部，向白厅中众多摄像机宣布他要“暂时终止”英镑的欧汇机制成员身份并撤销当天早些时候提升汇率的决定。梅杰写下了自己的辞职声明以备公开广播。自16年前的1976年9月英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下惨遭凌辱以来，这个国家还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丢人现眼的时刻。

假如梅杰真的辞职，那拉蒙特也将被迫下台，英国将在严重危机期间一下子失去两位高级大臣。因此梅杰决定留任，尽管已经发生的一切对他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至于拉蒙特呢，他一向是一个更加富有活力且打击耐受力更强的角色，与二十世纪末期相比，似乎摄政时期更加适合他的发挥。他声称退出欧汇机制造成的闹剧之后，他忍不住在浴缸里高兴地唱起歌来。他还漠不关心地学唱了两句皮亚芙的《我不后悔》。他之所以高兴是因为英国经济对低利率做出了反映，缓慢的恢复已经开始。当其他人只能看到失业、房屋收回与破产的皑皑白雪时，他总能注意到经济重生的“绿芽”。或许这是他鸟类爱好者习惯的流露。观鸟人对于大自然总是格外敏感。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蒙特创造了一个新的一统式预算体系，并且在修补公共金融方面做出了许多艰难的决定。但是随着国家对经济衰退越发厌倦，他也越来越成为各大报纸的取笑对象。令拉蒙特大出所料且大为震惊的是，黑色星期三结束6个月之后梅杰将他解雇了。拉蒙特则在下院发言中还以颜色。他说，政府对于民调人士与党务管理人员的话听得太多了。“我们给人的印象是执政却未能掌权。”这一击瞄得很准，下手也很重。梅杰指派肯尼斯.克拉克来接替拉蒙特。他是当代托利主义中最为了得的人物之一，好斗成性，倾向欧洲，好饮啤酒，酷爱爵士乐。尽管拉蒙特就此开始越发倒向完全的欧元怀疑论而且从未原谅过梅杰，这三个怎么看怎么不像一路人的火枪手们依然要为4年后新工党政府继承的强健经济政策负共同责任。

至于梅杰本人，他脚下早已崎岖不平的道路正在变得越发陡峭湿滑。在下院里，批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的斗争在选举前还作为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享受着人们的欢呼声，现在却变得如此漫长而血腥，充满了夜复一夜的通宵党团会议，议会酒吧中的密谋以及相差无几的选票。反马斯特里赫特协议的叛逆轻松地抹平并压过了托利党的微弱多数，这些人的背后推手自然是撒切尔与她的前任党主席，现任上院议员诺曼.泰比特。黑色星期三事件使得那些将欧汇体制与欧洲联邦主义视为英国劫难的人们说话底气更足了。正如梅杰日后写道的那样，这一事件“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不安转化成了对于与欧洲拓宽联系的干脆拒绝……情绪之河终于决堤了。”能不能说我们又让德国人卖了一回？难道说低利率与“绿芽”不是英国的自我驱逐带来的吗？如果欧汇机制如此糟糕，那么整个联邦计划岂非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一度曾热烈欢迎马斯特里赫特协议的报纸现在又成了坚定的反对者。媒体上最响亮的几个保守派声音对于协议与梅杰本人都充满敌意。撒切尔的新反对主义在威斯敏斯特一呼百应。原则、脾气与势利眼全都搅和在了一起。梅杰讲话时沉闷的措辞与彻底毫无风度的做派使得许多出身上层的托利党人认为他缺乏教育，只有三流的才干，难以担当一国领袖。他本人对于批评的敏感以及时而表露的自怜自伤则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简而言之他缺乏当代政客所必须的那层不知痛痒的保护性死皮。

1992-93年秋、冬、春三季期间批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提案在议会内部的进程过于曲折冗长，在此略过不提，只要简单说几句就足够了。一个人数与成员不断变化但始终维持在40人到60人之间的托利党叛逆团体经常性地保持着与工党的合作关系，竭力在立法主体的关键部分挫败政府，同时梅杰则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无论何时，只要他提出举行信任投票并以大选来威胁叛逆议员，他总能取胜。无论何时，只要史密斯麾下的工党与反马斯特里赫特分子能够取得共识，无论是多么薄弱的共识，他都会面临失败的危险。叛逆分子的人员组成十分多样，从最为顽固且严肃认真、真心担忧欧盟将会从根本上损害古老议会民主政体的议员到纯粹跑出来发泄怨气的捣乱鬼一应俱全。有些后座议员发现自己频频接受电视采访，而自己的观点也上了报纸，自己俨然成了小小的全国人物。正如笔者所目睹的那样，这一现象很容易将人冲昏头脑。到头来梅杰还是通过了他的立法，英国也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但是达成这一点却令他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以及政治代价。梅杰曾经在无意中冲着窃听话筒谈到内阁里的三个“欧洲”混蛋——这里他指得是迈克尔. 波尔蒂略（1），彼得.利雷（2）以及约翰.雷德伍德（3）。这个国家目睹着一个党派将自己撕成两半，并且对此大为不满。

1993年秋天拉蒙特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英国或许有必要彻底离开欧洲。金融家詹姆斯.戈尔斯密（4）则准备发动自己手下的公决党（5）在国内强行举行全民公决。下一场冲突爆发的引子是欧盟扩张时所采用的选举制度，这一实力政策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所有成员国的手腕软硬。新任外交大臣赫德被迫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达成一项协议，使使英国手中的牌遭到削弱，要么干脆投反对票阻止欧盟扩张。赫德选择了妥协。议会又一次开了锅。托利党叛逆们开始讨论挑战梅杰领导权的问题。这一轮乱局很快就平息了，但是到了欧盟预算以及渔业政策问题出现时又一次卷土重来。8名叛逆分子的托利党员身份遭到了剥夺。此时为带来梅杰好几次最糟糕议会经历的约翰.史密斯突然去世，托尼.布莱尔取而代之。当梅杰将一度赶出门户的叛逆们重新纳入托利党时，布莱尔曾对他说，“我领导我的党，你跟随你的党。”正如拉蒙特那句“执政却不掌权”一样，布莱尔的话也对梅杰身处的两难绝境好好开涮了一把。不过也和拉蒙特的说法一样，布莱尔的话也在全国引起了共鸣。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Portillo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Lille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Redwood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Goldsmith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ferendum_Party

当代英国政治生活的故事至今为止已经包含了比例相当高的偏执狂，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叫不定之人。约翰.史密斯不是偏执狂。自从基诺克因为1992年梅杰大胜而绝望地退出政坛之后，这位平和、可靠、自信的苏格兰律师就取代了他的位置。今天所有人都喜欢把约翰.史密斯从历史书里删掉。就布莱尔的追随者看来，他不过是一块灰暗的背景，衬托着即将上演的现代化英雄大戏。对于爱戴基诺克的人们来说，他是个选举失利的影子财长。托利党则将他视为刁钻的议会质询人。在政治圈子里做预测是很危险的，即便预测时间的跨度只有一个月也是如此。但是尽管史密斯于下一次大选开始三年前的1994年就因为心脏病而去世，我们依然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在经历了暗淡无光的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他将会成为首相。假如当真如此，那么英国就会拥有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与欧洲大陆上的政府更为接近，而我们的历史也将大不相同。

史密斯的家庭在苏格兰西海岸以捕捞鲱鱼为业。尽管他本人一直顶着一颗童山濯濯的脑袋，但他的父亲、当地镇长却叫做海利.史密斯（1）。他从早年就开始支持工党，这个聪明而自信的年轻人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了自己最初的政治教育。他是新一代学生辩论家当中的一员，他的同辈日后将会加入苏格兰的各个党派并主导苏格兰政坛。在六十年代中期，格拉斯哥大学工党俱乐部是一块政治温床，这里培养的并非激进分子而是支持盖斯克的温和派。史密斯从政之后从未偏移过这一立场。他在苏格兰党派政治圈子里作为最明亮的新星之一冉冉升起，以下层大臣的身份度过了威尔逊与卡拉汉政府，负责石油业与权力下放方面，最后在40岁那年成为贸易局主席并因此进入内阁，成为最为年轻的内阁成员。

当工党成为反对党时，他总是与最凶狠难看的冲突保持着一臂距离（他和托尼.本在能源部共事之后结成了不错的个人关系，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相差甚远），并且最终成为了基诺克的影子财长。他是一名优秀的律师，也是一名出色的议会辩论家。这为他在威斯敏斯特赢得了响亮的名声，尽管在撒切尔治下的英格兰人们往往将他视为一名热衷于增税的社团主义者，一位老派的社会主义份子。他收到过一封内容十分简明的信件：“你休想乱动我的英国电信股票，你这个夜猫子眼睛苏格兰秃头王八蛋！趁早滚回苏格兰去，顺便也叫那个二逼基诺克滚回威尔士去！”。史密斯生长在一个较为旧式的基督教平等主义背景下，因此在撒切尔时代英格兰茁壮成长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励志文化当中并不吃香。在他成为党首前不久有一次他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他认为教育高于一切因为“（教育）开启了想象之门，打破了阶级屏障并使人获得自由。在我们家里……金钱的地位很低，而教育则饱受尊重。直到今天我对金钱依然不大感冒。”*2* 这番话实在无法用来形容他的继任者。

史密斯和基诺克的个人关系从来算不上紧密，但他对基诺克的忠诚可谓无懈可击。尽管平时一直是个饮食无度的工作狂（主要还是吃得多，他不酗酒），他还是在1992年以绝对多数选票继承了基诺克的位置。这时她已经挺过了一次严重心脏病发作并且开始爬山。《太阳报》一向不以预测未来见长，但这一回庆祝他胜选的文章标题却很像一条阴森森的精准预言：“他很胖，他现年五十有三，他得过心脏病，现在他即将接手一份高压工作。”

尽管史密斯很快就将托尼.布莱尔与戈登.布朗这两颗政坛新星的政治生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他的领导却越来越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不相信工党需要改革，就他看来略微改良一下就可以了。他一开始很不情愿在一人一票党内民主的问题上纠缠。他第一眼就对彼得.曼德尔森这位梅菲斯特一般的现代派十分厌恶，这可能也与他的苏格兰长老会反同性恋背景有一定关系。布莱尔、布朗以及曼德尔森认为史密斯自高自大且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史密斯则相信这些年轻人纯粹是在没事找事，还相信工党可以通过回归传统精神来重获权力。一位籍籍无名的记者阿拉斯特.坎贝尔（2）将工党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狂热派”，包括布朗、布莱尔与杰克.斯特罗（3），另一边则是以史密斯为代表的“大棋派”。实际上布莱尔一度曾对史密斯的领导如此失望，以至于考虑过要退出政界。他曾经说过自己应当像自己的哥哥一样坚持从事法律，因为他哥哥此时在法律界干得很不错，而他搞政治却看不到什么指望。

1994年5月12日的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导致了史密斯的死亡。一开始的震惊与悲痛结束后工党迅速背离了他的政治遗产。但是史密斯留下的日程当中有一部分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并且对今天的英国造成了重大影响。作为一位曾在1978-79年的最黑暗时期里依然坚持推进苏格兰地方放权的大臣，史密斯一直都是完成建立苏格兰议会以及威尔士国民大会这一“未竟任务”的坚定支持者。他和他的朋友唐纳德.迪瓦（4）一起在工党成为反对党期间彻底投入了这一目标当中，以至于一向对于中央放权并不热衷的布莱尔日后面对着这一根深蒂固的工党议题也只能顺水推舟。

（1） 英文即Hairy Smith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stair_Campbell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k_Straw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ald_Dewar

为了领导这个茫然无措、在全球化洪流边缘立足不稳的新英国，一个意料之外的十足英国化人物走上了前台。他执政时间共计7年，是当代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之一，但是今天已经几乎被人忽视了。约翰.梅杰是个不可貌相之人。一开始他看上去好像一位平淡、友好而忠心的撒切尔主义者。撒切尔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其他托利党议员有着同样的看法，都认为他当不了托利党首，因此才投票选他。梅杰不是都市气质、高雅老派的赫德，也不是秀发飞扬的师奶杀手赫塞尔廷。那他究竟是谁呢？梅杰并不像撒切尔那样果断强硬。有一条很合理的原则：假如仔细分析一位普通的主流英国人，往往能发现许多令人吃惊的古怪之处。梅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个很敏感的孩子，生长环境并不算好，而且家庭背景也有些不着调。他的父亲是一位音乐厅里的演出艺人，这是一位很有来头的人，小时候在美国呆过很长时间，于爱德华时代返回英国并由此开始了漫长了演艺生涯，再然后又乐滋滋地转战南美，结过两次婚，生过两个私生子。他的名字是汤姆.鲍尔，“梅杰”是他的艺名。正如梅杰日后所说，他原本可能会被人称作约翰.鲍尔，和历史上反对人头税的农民起义领袖重名。

梅杰的父亲老来得子，生下了梅杰。此时他已经改行做起了花园装饰品的买卖。一笔不甚小心的交易使他几乎倾家荡产，梅杰一家人不得不离开舒适的郊区别墅，搬到了布里克斯顿一栋拥挤的公寓里。同住的室友中有一位偷猫贼，一位日后因为刀刺警察而被捕的牙买加人，还有三个来自爱尔兰的逃税者。这间公寓的产权所有人是梅杰一位年长得多的同父异母私生子兄长，尽管当时他并不清楚这一点。这里可不是信奉卫理会的格兰瑟姆。梅杰上的是语法学校，在学校里“梅杰鲍尔”（1）这个外号令他不胜其扰，他16岁就辍学了。他早年的生活完全是一团糟，叫人看不出头绪。他干过书记员，和兄弟们一起做过花园里的地精摆件，留在家里照顾过自己的母亲，还忍受过一段“不体面的”失业生活。几经周折他终于打入银行业并成为了一名保守派市议员。和撒切尔不同，他的政治观点是由内城贫民区塑造而成的，他在党内处于反鲍威尔的温和派系。在一番长时间搜索之后，梅杰终于当选获得托利党汉廷顿市议席并与1979年撒切尔时代刚刚开始时进入了议会。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毫无痕迹地一路向上攀升，先是在内务部做一份下层工作，后来又被调往党务办公室，这里作为议会党派的内部安全机构可以为目标远大之人提供良好的培训，再后来他又在社保局干了两年。1987年大选之后撒切尔将他提拔进了内阁，担任财政部秘书长，在这一岗位上他经常与各位大臣就开支计划纠缠不已。撒切尔之所以喜欢梅杰是因为他总是在纷争当中站在自己一边，而并非因为他是个听人摆布的棋子。接下来他又被突然调往外交部并担任了94天的外交部长以及财长。身为财长他推进了一套短命的货币联盟替代方案，具体内容是实行自愿欧元与旧通货平行的双轨制。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他突然就成了接任首相的可能人选。了解梅杰的人都认为他为人和蔼可靠，工作勤恳，谦冲自持，而且作为撒切尔的门生也一定是个合格的撒切尔主义者。但是对于托利党外的旁观者来说梅杰就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他是战后英国在当选前最不为人所知的首相，也是直至当时为止最年轻的战后首相，就任时仅仅47岁，简而言之当时他根本算不上公众人物。

多数保守党对于戏剧性情节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正当此时来了一位面容和善的邻居二哥，打算带领他们迎来一段较为和缓的时光。当时议会里最聪明的人首推彭定康，当时他是议会发言人，日后他回忆当时议会的情景好比贝多芬歌剧《费戴里奥》中囚犯们的自由大合唱。这帮人可谓缺乏先见之明。撒切尔面带着姗姗来迟的些许倦容许诺自己将会成为一名称职的“后座司机”。不过梅杰根本不想听她的建议。他一开始打算为撒切尔在内阁安排一份工作，或者将她送到华盛顿当大使，这两个想法最后都被他自己否决了。梅杰谈到了创建“机遇型社会”以及充满激情的社会，之前“仅限于少数”的特权现在要“向最广大多数”普及。这番话听上去很像日后的新工党在排练台词。日后梅杰认为布莱尔剽窃了许多他的原创创意，只不过添加了不少花巧而已。正如我们即将见到的那样，这一看法也有几分道理。但是梅杰基本上没有时间安排自己的计划，因为还有好几场火烧眉毛的危机等着他处理。他手脚麻利地了结了人头税，以一套与旧式房产税体系极为相似的市议会税取而代之。他还以同样迅捷的速度拜会了老布什总统并在海湾战争中提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必须马上挺身而出对抗正在吞噬托利党的九头怪蛇，雅克.德洛尔的联邦主义日程。

如果要就独立国家组成的欧洲如何终结这一问题寻找一个合适的谈判地点，那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可谓不二之选。这个卵石铺地的美丽小镇坐落于德国与比利时边境附近，几乎就是一片无国籍的土地。1991年冬天各方都来到这里摊牌。一份新协议即将在这里得到签订，进一步明晰欧洲联邦化的进程。单一货币的进程即将走上快车道。欧盟将对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以及内政事务拥有最高权威。一份“社会宪章”将迫使英国接受更为昂贵的欧陆式工作担保并放弃一部分撒切尔业已取得的工会改革成果。作为一个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其经济部分取决于从欧洲竞争者手里抢生意的国家来说，这些要求可以说十分致命。保守党曾经大力宣扬撒切尔在布鲁日桀骜不驯的演讲，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做法无异于宣战，欧洲的“联邦”宿命终于到了即将降临的最后时刻。赋闲在家整天生闷气的撒切尔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视为全国性自杀之举。现在她相信自己之所以被人赶出唐宁街就是因为自己面对欧洲不肯让步。听说梅杰重新提起了把英国置于“欧洲中心腹地”的陈辞滥调，她立刻就把梅杰的名字添加到了长长的叛徒名单上。撒切尔的倾慕者们对梅杰咬牙切齿，但梅杰依然坚持拒绝永久性反对单一货币。这一来撒切尔及其倾慕者们更加生气了。

梅杰试图就事论事而非头脑过热。他决定不对单一货币持有任何绝对化观点。有一天这个设想将会成真，随之而来的商贸便利也显而易见。但是现在就这么做依然为时尚早，部分原因在于这会使刚刚摆脱共产主义加入欧盟的中欧国家十分难做。因此梅杰既不肯说“绝不”也不肯说“马上”。在许多人眼里他这是在两个巨大漩涡之间划船，竭力试图保证托利党不至于因此分裂。他在撰写水平远远高出同类作品的回忆录中抗议道自己曾遭到各种指控，例如首鼠两端、拖延不决、缺乏领导能力与信念等等。至于他那十分微妙的立场，“我已经不奢望有人能够理解了。”但是在马斯特里赫特的激烈谈判中他还是排除万难想方设法令英国躲过了欧盟提出的大多数效忠要求。他与自己的财长诺曼.拉蒙特（2）一起为英国在谈判中争取到了英镑特别退出货币同盟的待遇，并且在最终条约中彻底排除了社会宪章的内容。梅杰经常与自己的谈判对手拖到很晚，任何细节都不放过，往往将对方的政治礼节磨得一干二净，但是就决心而言他丝毫不逊色于撒切尔。对于一个手里没多少好牌，还要承受来自国内后方火力袭击的人来说，这番表现可谓可圈可点。梅杰回国以后报纸上对他一片溢美之词，他的一位助理认为英国已经到了“各就位，预备，跑”时刻的说法也得到了广泛报道。他立刻就成了英雄。他将自己在下院受到的托利党欢迎比作古罗马的凯旋仪式。当年走出布里克斯顿的少年这回好好地风光了一把。

随后不久，信心爆棚的梅杰就宣布举行大选。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输。经济状况一塌糊涂，人头税新创未愈，基诺克麾下的工党组织严明、毫不留情，这回托利时代肯定要结束了。但是情况却大大出乎意料。拉蒙特的选举前预算帮了大忙。预算提出将所得税基准税率每英镑削减5便士，这样做一方面帮助了低收入群体，另一方面极大地打乱了工党的阵脚。在现任党主席，好斗成性的彭定康带领下，托利党向工党对于高税收的热情发动了激烈的攻击。这一招很见效。彭定康自称“自由派暴徒”。在竞选活动中，梅杰又一次回到了布里克斯顿的肥皂箱子上面——其实是个塑料集装箱——通过麦克向躁动的听众大声疾呼。这种做法与筹划细致的工党竞选活动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边是逆境抗争的弱者，另一边是基诺克的“未来政府”。到最后，在谢菲尔德一次选举集会上，基诺克的自控终于绷不住了，他开始对天挥拳，高叫“大家好！”人们常说正式这一幕使得中部英格兰背弃了他，其实并没有这么巧。

1992年4月9日，梅杰的保守党赢得了1400万张选票，超过了英国政坛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的记录。一方面这固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个人成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对于工党的高税收政策普遍心存畏惧。这次保守党还取得了自1945年以来得票百分比差距最大的一次胜选，尽管由于选举制度本身的古怪之处托利党仅得到了21个议席的多数。基诺克这回彻底垮了下来，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政界。但是从来没有一场如此著名的胜利会为胜利者带来如此惨重的打击。彭定康丧失了自己的巴斯议席，只得前往香港担任最后一任港督，为了英国早已许诺归还的最后一块正式殖民地与中方来回扯皮。尽管在投票中很受欢迎，微弱的多数依然意味着梅杰的权威难免遭到稳步蚕食。他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伟大领袖的形象，不过在议会政治体系里所谓的伟大往往与议会里的算数有关。假如撒切尔在1979年或1983年也只有21个席位的多数，那她也发动不了什么革命。此外当时的经济也不景气，就算工党赢得了1992年大选也一样难免吃瘪。那一年里政府面临的选择用英式橄榄球员的行话来说叫住院式传球。梅杰这位愉悦且长出一口气的胜利者手中拿着滑溜的球正在向欢呼的观众致意。与此同时几十个满脸横肉、摧筋断骨的魁梧前锋即将一拥而上将他压倒在地。

（1） 用英文写出来就是“Major-Ball”，有一定的三俗含义……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man_Lamont,_Baron_Lamont_of_Lerwick

撒切尔的子女？在她离任之时只有一少部分人还真正相信她。就算内阁大臣们没有先下手为强大多数民众也会把她选下去。历史对于坠落中的领袖总是格外严苛。撒切尔已经在台上叽叽喳喳地存在了许多年，以至于许多当初将她当做一股清新空气大加欢迎的人们现在都不胜其扰。那些希望得到一个更为安静的领袖的选民们马上就会得偿所愿了。但是大多数人到头来在撒切尔手下都过得相当不错，不仅是雅皮士与黑社会，也包括对她嘴下最不留情的中产阶级批评家。就平均水平而言现在的英国人比起七十年代末期要富裕得多。更大的私家车，远比从前更长的假期，品质更好的食物，数量更多的电视频道，家庭录像已经问世，电脑时代的第一批电子产品也即将走进千家万户。但是这个英国依然不完全是今天的英国。

在此时的英国，抽烟的人要比今天多。无烟公共区域或办公室/餐厅室内吸烟禁令的设想听上去不过是美国加州的标新立异之举，根本不会在英国得到落实推广。如果有人走路时从耳朵里扯出一根电线，一边走还一边跟自己说话，一定会被人当成神经病。星巴克还没有登陆英国，提供速溶咖啡、茶水、油炸食品与糕点的本地经营咖啡店依然是主流。中午吃正餐的习惯在金融城里已经岌岌可危了好几年，现在其他行业也开始效仿。时尚的三明治吧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遍布英国，培根生菜西红柿三明治、鳄梨以及蓝奶酪都成了常见的菜品。1986年利物浦一次递补选举中据说有一位工党活动家在当地一家薯条店指着豌豆酱要求提供“鳄梨蘸酱”。这或许只是个故事，一个口口相传的都市传说，表现了真正的英国与南部的新兴大都市英国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城里人走到哪里都要提着瓶装水的习惯还没有流行开来，尽管毫无意义的企业行话已经成了商务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无处不在的PPT演示此时还在萌芽阶段。乘客而非“顾客”们依然乘坐着英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出行，自1965年就开始使用的双箭头标志看上去依然十分亲切。在马路上依然有很多十分拉风的福特谢拉，奥斯汀蒙太古以及时髦的奥斯汀都市（1）。

作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国民情绪并不轻松。当时人们常说一句老话：“公共富裕等于公共贫穷”。最切近的威胁来自经济方面，劳森繁荣的后遗症此时正开始发作。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了两位数，利率达到了14%，失业人口即将突破200万。接下来的四年里一系列严重的白领衰退将会重创英国，尤其是南部地区，那里的房价也将下降四分之一。据估计约有180万人此时的住房价格低于当初在任性轻狂、信贷宽松的八十年代借款支付的金额。仅仅1991年一年间英国就有75000户人家的住房遭到银行收回。事后看来人们普遍认为撒切尔耳鸣重塑了英国经济并为英国应对即将到来的全球化经济做好了准备。但是在1990年人们的感受并不相同。

此外还有其他改变。当时的英国人没有今天这么多。人口总数至少少了300万。此外国内的种族构成也更单纯。在大约300万非白人英国人口中最大的族群是印度人（840000），加勒比黑人（500000）以及巴基斯坦人（476000），这一情况根据七十年代的国情完全可以推导出来。政坛上还没有人就穆斯林能否融入英国的问题发表任何严肃看法。一方面是为了便于监督麻烦制造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英国的宽容传统，伦敦向一部分逃离故国的最激进穆斯林军事活动分子提供了庇护。最主要的白人移民人口来自爱尔兰，那里还相对比较穷。波兰人或俄国人要么是外交官要么是逃离共产主义体制的政治难民。“虚假避难申请人”的说法当时不会有多少人理解。总之此时的英国还没有像之后不久那样受到海外文化的全面渗透。

英国即将再次作为美国的跟班走上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战场，这场战争使得科威特免遭萨达姆的入侵，也重创了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尽管英军在这场战争中也颇有伤亡而且萨达姆还用了人肉盾牌，这次的伊拉克战争就争议程度而言都远远赶不上第二次。这次的战争被人普遍视为国际社会对一名特别可恶的独裁者施加的报复。在经历了撒切尔时代的争议频发与提心吊胆之后，外交事务已经不再那么惹火了，除非涉及欧洲联邦主义这一宏大命题。在导致了全球范围内4000万人死亡以及150余场小规模冲突之后，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十分切实的乐观主义情绪，也许西方世界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政客与记者们都十分兴奋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和平红利”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因为必需而存在的监视与谍报国家体系的终结。对于英国安全唯一依然存在的威胁就是爱尔兰共和军，他们凶狠而狡猾的攻击还要持续上好几年。1991年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他们将会对唐宁街发动三连发的迫击炮攻击，差一点就杀死正在指挥海湾战争的首相以及高级官员。

关于环境的担忧也开始浮现出来，尽管和今天的全民恐慌相比此时这方面担忧的呼声依然细若蚊鸣。二十世纪后半期为数不多的将会被世人铭记几百年之久的英国人中有一位詹姆斯.洛夫洛克（2）。他是一位科学家，1965年他在一项关于行星系统化学物质组成及其与有机生命互动关系的长期研究之后提出了“盖亚”理论。理论的名字取自古希腊的一位女神，洛夫洛克在德文的邻居、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在两人一次乡间散步时提出了这个名字。盖亚理论阐释了支持生命存在的大气与行星化学有多么精妙而脆弱，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自调节体系，生物存在的前提。有些嬉皮士以及“新时代”神秘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洛夫洛克说得是地球本身是个生命体，实际上他只是在打比方，但是这个说法在涉及人为气候变化时有着特别抓人的引申意义。七十年代末期正当洛夫洛克埋头撰写自己影响力最大的一部著作时，远赴南极的英国科考队第一次观测到了臭氧层变薄的迹象。据说1985年首次正式测量开始时臭氧层厚度读数如此之低，以至于科考队员们以为仪器出了问题并将其送回英国检修。这一发现促使了削减臭氧消耗氟氢碳化物条约的出台。英国在1979年日内瓦第一次世界气候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促使其他国家也投入了进一步研究当中。

1990年，130余个国家参加了一场跟进会议，共同关注关于全球变暖威胁真实性日渐增加的证据。但是这次会议未能就具体应对措施达成任何协议。有没有哪位高层政客对此表示担忧呢？有一位。两年之前，科班出身的撒切尔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自己对全球变暖的担忧。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斯宾.迪克爵士（3）说服了撒切尔相信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讽刺的是他首次向撒切尔提交各种令人担忧的数据的场合是在一架长途国际航班上。因此1988年9月撒切尔告诉皇家科学院她相信很可能“我们已经在无意中以地球系统本身为对象开始了一场超大型实验。”当时公众对此类问题没有多大兴趣，因此首相的这次演讲并未得到电视摄像记录，在举行演讲的古旧大厅中她只得借助蜡烛的火光辨读自己的讲稿。对于1990年的大多数人来说，环保问题还是地区性事务，例如杀虫剂的使用或者核废料处置之类的问题，而讨论地球命运的书籍往往会牵扯到核武器。

文化方面，英国正被进口美国电视剧迷得目不转睛，从《海魂》（4）到《辛普森一家》都成了广受欢迎的舶来品。接下来15年里国民性自我嘲讽的喜剧流派此时正在茁壮发展。哈里.恩菲（5）的《维恩与薇纳塔.斯劳布》（6）对腰包猛鼓的撒切尔时代“爷有钱”式作风发动了攻击。《翻模秀》鞭辟入里的力度乐呵呵地近乎恶毒。《新闻问答》（7）也于这一时期崭露头角。这一切都预示着对于严肃政治议题以及意识形态的关注正在被政治娱乐化的兴趣所取代，在这个舞台上，幽默家与笔杆子们可以证明自己比民选政客们更聪明。不出所料的是，这并未改善国家治理的情况。

在一系列灾难性交通事故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投资。英法两国的工程师于1990年在海底隧道胜利会师。以今天的标准衡量移动电话普及率依然低的可怜，主要安装在四处旅行的商务车辆里面，偶尔也能见到几个金融城的潮男们手里拿着半头砖大小的莫名物体。电脑时代正在降临，各种新产品与新设备早就如同闪闪发光的瀑布一般在撒切尔时代倾注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中大多数都来自那个加利福尼亚的什么“硅谷”。“硅谷”早在1971年就得到了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此地就一直是计算机技术革新的温床。革命性的苹果II型电脑于1977年首次面世，随之而来的还有TRS-80（8）、Commodore（9）和雅达利以及与之配套的软盘与简易游戏。第一台IBM个人电脑出现于1981年，这款电脑使用得是一套谁也不熟悉的MS-DOS操作系统，该系统的开发者则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微软公司。来年推出的Commodore 64型机将会成为有史以来销路最好的电脑，尽管当时市场上也存在着英国国产电脑。克莱夫.辛克莱爵士（10）的ZX Spectrum（11）一经上市就成为了英国各大报纸的头条。1983年，仿IBM的康帕电脑（12）正式面世，这是同系列无数作品中的第一款。此外微软也在同年推出了Microsoft Word与Windows系统。一年之后英国企业家艾伦.休格（13）旗下的电子公司推出了第一款Amstrad电脑（14），美国那边则有了苹果麦金塔电脑（15）。此外这一年里还有一位名叫威廉.吉布森的小说作家在他的《神经浪游者》一书中创造了“赛博空间”这个新词。

到了八十年代末，虚拟现实、电脑游戏——《模拟城市》于1989年发售——以及微处理器计算能力的指数增长已经成了最热门的新话题。电脑成像技术在电影中的应用越发广泛，尽管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依然十分粗糙笨拙。但是即将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还得算是互联网。九十年代初英国人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与政治毫无关系。万维网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爵士（16）与詹姆斯.洛夫洛克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任何一名英国政客。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了多种技术的集成，从1957年苏联“旅伴一号”卫星的成功到发源于美国军用计算机联通项目的早期美国大学校内网，以及个人电脑的革命。但是伯纳斯.李想法的独到之处在于创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超文本——对电子文档的计算机辅助读取——使得人们可以远距离协作，在一张文档之“网”上分享知识。他的创造使得互联网的硬件发出了全球性的声音。

伯纳斯.李是一名牛津毕业生，曾经用电烙铁自行组装过他的第一台个人电脑，后来在多塞特的一家英国公司崭露头角，最后于1980年来到了位于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这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们总免不了用电脑相互传文件。因此伯纳斯.李的第一个程序写于瑞士也不算巧合。1989年他提出了自己的超文本革命设想并于1990年在CERN内部得到施行，也就是所谓的万维网，第二年夏天在互联网上也得到了应用。

伯纳斯.李是一位十分值得钦佩的人，他为人低调正派，还拒绝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从而使任何人都能免费应用。他原本可以富甲一方，但却选择靠学术人员的薪金度日。他日后搬到了波士顿，开着一辆二手车，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与2004年受封骑士。两年后由于担心虚假信息与非民主势力在网上扩散，他进一步呼吁对互联网的社会影响进行进一步研究。不过在撒切尔时代的最后余波当中，这一切都还没有到来。有些文章声称一个全新的电脑世界社区正在成型，但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互联网难道不是面向科学家而存在的吗？会出现电话-打字机二合一式的机器吗？会出现某种全自动化的图书馆吗？谁也不敢肯定。不过在1990年“www”的前缀还没有出现，自然也没有.com。

（1） 这三款车都于九十年代停产

（2）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096.ht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spin_Tickell

（4）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418478/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ry_Enfield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ry_Enfield%27s_Television_Programme#Wayne_and_Waynetta_Slob

（7）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270182/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S-80_Color_Computer

（9）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0835.htm#2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ve_Sinclair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ZX_Spectrum

（12） http://baike.baidu.com/view/51958.htm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Sugar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strad_CPC

（15）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2396.htm

（16） http://baike.baidu.com/view/806924.htm

玛格丽特.撒切尔政治生涯的死亡披着一层黑暗的光泽，就像是古代故事当中的情节一样。她的首相任期充满了鲜明而切近的自我戏剧化，她将自己打造成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双重英雌，她在煤矿与街头艰苦奋战，在党代会上一路唇枪舌剑过关斩将，长江流水一般抨击对立党派的领袖，日复一日她永远让人感到崭新的历史篇章正在创作当中。这也正是为什么如此之多针对她的攻击往往都会被扭曲成有口无心的赞美——铁娘子、特权女旗手、不可违逆之妇人、大英雌、天佑的玛格丽特、甚至还有巨雌象。在她血迹斑斑的胸甲上，八十年代倒映的影像比起任何一个当代时代都更加光怪陆离，金融城新增财富金光刺眼，苏联倒台的色调明朗温暖，国内冲突与暴力又抹上了一把惨淡的暗色。撒切尔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极限。世界在她手中焕然一新。她的倒台也在所有方面都配得上自己之前的表现。伟人倾颓之际，按照诗歌要求原因必须是个人弱点，而决不能是因为她在地毯上绊了一跤，或者因为精力不济、年老体衰。这个故事的结局从任何方面都配得上早先的跌宕情节。

导致最终大爆炸的导火索有好几条。有一条是人头税，还有一条是经济问题，最后还有几乎等同于经济问题的欧洲问题。之前我们已经见到了劳森如何试图将英镑与与西德央行的反通货膨胀经验以及信誉联系在一起，在欧洲汇兑机制中紧跟德国马克。他的打算是在新兴全球金融市场这片混战不休且令人晕眩的泥沼里找到一块坚实的施政基础。撒切尔表示反对。她认为货币应当自由浮动。撒切尔好比《暴风雨》中御风而行的精灵爱丽儿，而劳森在她眼里就是粗蠢的卡利班。她还知道欧洲汇率机制将来有一天打算推行欧洲统一货币，这是欧共体主席雅克.德洛尔打造固若金汤的欧洲联邦化国家体系计划的第一步。蛮牛一般顽固的劳森无视撒切尔的反对，还是将德国马克当成了英镑的追随目标。两人在公开场合全都否认这一点但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撒切尔在报纸上跟随这这一做法的进展。当劳森跟随政策的成本开始高到难以承受时她终于下旨号令劳森收手。劳森气鼓鼓地听从了她，但是从那以后两人就再也没说过话。

比利时的布鲁日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城。海底隧道与廉价航班使得大批英国人蜂拥而至，享受浪漫情调、啤酒、艺术与巧克力。不过当撒切尔于1988年御驾亲临时，上述这几条都不在她的日程之内。她此行的目的是发表一篇决定性演讲，迎头痛击正向她大举逼近的联邦主义。外交部曾试图将她的讲稿修改得柔和一点，但她在最终个人定稿时再次将所有的尖角与利刺又装了回去。她告诉自己的听众们，她并没有“成功地控制国家在英国内部的权限”（这一说法前文已有分析）“但却仅仅是为了看到这些权限在欧洲范围再次得到推行，看到一个欧洲超级大国通过布鲁塞尔实行规模空前的大包大揽”。类似这样难听的话她还说了很多。这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不仅触怒了欧洲的政客，也惹毛了外交部的豪尔。接下来她又重新任命了一位个人经济顾问，气质阴郁且直言无忌的货币主义学者阿兰.沃特斯。此人一贯鄙视劳森的汇率政策且不止一次出言抨击。就这样撒切尔一下子同时扛上了劳森与豪尔这两位革命时期的财长。政府上层出现了十分危险的分裂迹象。她看上去一点都不担心，依然像平时一样对豪尔出言轻慢。此外所有人对于她声称自己“完全地、快乐地、毫不动摇地、无私地、……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支持劳森作为自己财长的说法都不以为然。人们常说撒切尔不懂幽默，他们错了。撒切尔的幽默只不过有点怪而已。

然后尖刻且坚定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雅克.德洛尔带着一份内容充实的经济及货币联盟计划再次回归到了这个故事的主线当中。他的计划最终将导致欧元的问世。为了走到这一步，所有欧盟成员国首先都要将自己本国的货币纳入欧洲汇率机制从而使其联系得越发紧密——这正是劳森的意愿，也正是撒切尔所不想见到的。于是乎豪尔与劳森走到了一起。他们告诉撒切尔她必须立刻宣布英国将会很快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哪怕暂时先不谈论单一货币的问题。她先是纠结了一会儿，然后就发动了反击。在一次马德里峰会的前夕——英国将不得不在这次峰会上表明立场——豪尔与劳森一起私下造访了撒切尔，和她大吵一通并威胁说假如她不让步两人就一起辞职。她一脸凶相地后退了一步，于是这场危机总算是过去了。但是她只不过是在战术撤退而已。1989年7月，峰会结束4周之后，撒切尔还手了。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内阁重组，时人将其比作1962年的麦克米伦“长刀之夜”。豪尔遭到贬黜成了下院领袖。她勉强允许豪尔保留代理首相这个维护颜面的头衔，但是在她的新闻官伯纳德.英厄姆立即告诉记者这个头衔不过是个摆设之后这一让步也化为了浮云。接替豪尔的是当时还相对不为人知的前任秘书长约翰.梅杰。劳森这次之所以躲过一劫只是因为经济情况正在恶化，当时就搞掉他过于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