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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少将的死刑与撤判（上） 自然界的江水转折时，遵循“湾道环流”规律——含有少量泥沙的表层水借回湾水势的离心力，自动流向凹岸，再沿着新的方向曲折前行；夹带大量沙石的底层水受重力作用，自然而然地流向凸岸，并把其中相当一部分难以带走的沙石沉积在凸岸沙滩上，让它们等候未来洪水的冲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中国历史进程前所未有的大转折，同样遵循了“湾道环流”规律，不仅有意识地夹带一部分“杨福”曲折前行，也无情地把另一些人抛弃到历史大潮后面。
一部完整的历史有“宠儿”，也有“弃儿”。历史“弃儿”的完整历史，可以向我们展示历史的另一个层面，一个有助于完整感知和思辨历史的层面。对于当代人来说，历史“弃儿”李嵩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变革的教科书，是一支人生哀怨的变奏曲，也是一张走出历史迷宫的导游图。
１．抉择命运的必要措施1948年10月16日，在与围困长春城的解放军取得联系后，国民党第60军中将军长曾泽生决定当晚率第60军及所属第182师、暂编第21师、暂编第52师，举行战场起义。
国民党第60军是两代“云南王”龙云、卢汉起家的部队。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先将滇系主力部队调离云南老巢，再逼迫龙云交出云南地方政权，取而代之的卢汉，则处处受制于蒋介石先期部署云南当地的军政势力。被调出云南老巢的国民党第60军于1946年春被海运至东北参加内战后，其所属第184师于1946年5月 30日在辽宁海城起义，随后组建的第二个184师于一年后在梅河口战役中被全歼，之后重建的第三个184师又被远调辽西，不准其归建。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控制这支杂牌部队，1947年秋，将东北交警总局吉林警务处与由东北第4保安区改编的暂编第52师并编后，先交第60军指挥，再划归第60军建制，让嫡系将领李嵩任师长的暂编第52师在滇系第182师和暂编第21师之间“掺沙子”，并且“人事、经理自成一系”。
尤其令曾泽生军长警觉的是，起义前夕，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曾直接给暂编第52师空投了一批武器弹药。曾军长假装糊涂，把这批武器弹药分给了第182师和暂编第21师。李嵩知道后，手持“剿总”给他的电报，硬是将这批武器弹药全部要了回去。
此时由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统领的10万长春守军，除第60军外，还有归属蒋介石嫡系、美械装备的新7军，以及吉林保安旅、骑兵保安第1旅和第2旅、长春警备司令部等地方武装，第60军并不占优势。
由此抉择数万官兵命运的关键时刻，夹带、胁迫本不放心的部属战场倒戈，曾泽生军长有理由也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
在完成对所属暂编第21师、第182师和军部直属队的起义动员后，曾泽生军长返回军部，接通所属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的电话：“李师长吗？今晚11点钟，你带三个团长到我这开作战会议，要准时到达。”
“是，一定准时到达。”李嵩回答很干脆。
放下电话，曾泽生叫来军部副官处处长张维鹏：“起义行动准备就绪，就是暂编52师还没安排。李嵩平日就拒绝我过问他们内部情况，不会同意起义，是起义的障碍。叫你来，是安排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张维鹏问。
“我已通知李嵩带着三位团长于今晚11点钟准时到军部开会。他们到达后，由你和军政工处处长姜弼武、副处长张第东以‘作陪’形式将其留住。11点钟准时动手，先解除武装，将其扣押，再把我事先写好的信交给李嵩，并正式通知他们，60军已经反蒋起义。然后，打电话传来欧阳午副师长和三位副团长，叫他们听从指挥，随军起义。要提醒欧阳午，李嵩师长他们几位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里！”曾泽生具体布置了挟持暂编第52师的行动方案。
曾泽生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在旧军队，军权私有，行政专制，任用私人不仅是公开的、普遍的，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当军、师、团长的，哪一个身边没有忠心耿耿的几大“金刚”？哪一个手下没有效死卖命的一帮“太保”？而一旦扣押他们尊崇的长官，抵作人质，就不怕他们不听话了。
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带着第1团团长胡家驹、第2团团长周曙初和第3团副团长熊国桢（团长谢绍贤因病改由副团长代）提前来到军部后，被副官处处长张维鹏引到楼上军长卧室等候，由张维鹏、姜弼武和张第东作陪。
张维鹏让李嵩等人一直焦灼地等到23时整，才按预定计划，请姜弼武处长将曾泽生的手令交给李嵩，并正式传达军长命令：暂编第52师随军起义，服从指挥，不得随意行动。如破坏起义，由李嵩等人负责。
李嵩拿着曾泽生的手令，神色惶遽，他极力控制自己惶恐不安的心神，表示：“我们一定遵命照办！”然后，提出了与军长通一次电话的要求。电话接通后，李嵩再一次表明了“一切以军长之命是从”的态度。
电话机那一头，曾泽生只是几句：“很好，很好！”
按照张维鹏的要求，李嵩又接通了与副师长欧阳午的电话：“欧阳兄吗？你马上带各团副团长到军部来，有要事相告。”
欧阳午带着第1团副团长贺良汉和第2团副团长王鹏驱车赶到军部后，被张维鹏带上楼，随即，看见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士神情严肃地守卫在门两侧。欧阳午心中一怔，意识到发生了重大变故，自己已身临险境，没退路了，只好硬着头皮跨进门去。
室内显得很空，地板上的纸片随处可见。李嵩等人坐在沙发上，低垂着头，一声不响。李嵩的脚下，一包香烟被撕得粉碎，撒在地上。欧阳午和身后的副团长们见状目瞪口呆。不知是惊，是恐，是虑，还是兼而有之，欧阳午很想问个究竟，又想不出如何发问才好，于是，侧过身来，把探询的目光惶惑地投向平时与自己交情不错、此时并肩而立的副官处长。
张维鹏发话了：“军长要我转告你们，60军已经决定反蒋起义。希望欧阳副师长本着对上对下负责，服从指挥，跟随全军一起行动。”稍事停顿，又调过头对李嵩说：“李师长，请你同欧阳副师长谈谈吧！”
李嵩和两个团长分向各自的副手交代：千万要服从军长的命令，一致行动。
交代完毕，张维鹏将李嵩和两个团长扣押在军长卧室作人质，把欧阳午和三名副团长放回，并再次提醒他们：“军长要我转告，如果你们不听话，跟新7军跑，我们就消灭你们。我们有八路作后盾，你们不要执迷不悟。”
欧阳午唯唯诺诺：“是，是，是！请转告军长，我们暂编52师听从指挥，拥护起义。”
2．副师长的半生代价在血腥的战场上，向昨日效命的营垒反戈一击，是要冒风险的。曾泽生为保障顺利起义，避免内部流血，先行扣押自己不放心的李嵩等人作人质，强迫暂编第52师随军起义，十分必要。
据欧阳午回忆：1948年3月第60军从吉林市撤退到长春市后，“暂编五十二师奉命在市东二道河子一带布防，守卫通向解放区的大门，左翼与守东大桥一带的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衔接，右翼同在市东南设防的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衔接，象一个楔子被放在两个师的中间，把六十军防地分割成两半。此后，郑洞国几次把师长李嵩召去当面交代任务。我虽然不清楚郑洞国向李嵩讲了些什么，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五十二师是很器重的。尽管我们已拨归六十军建制，郑洞国仍然直接指挥，经常打电话找李嵩（后来李嵩病重就找我）去汇报正面解放军的动态、我师的防务情况及六十军另外两个师的情况。因此，我心里明白，国民党对六十军不信任，有戒心，暂编五十二师负有监视六十军的任务。”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曾泽生军长扣押了李嵩师长，却忽视了对欧阳午副师长的监视与控制。
欧阳午与李嵩虽然是黄埔军校第6期同学，两人之间又有为时一年的隶属关系，但分属蒋介石嫡系将领中不同的人事系统，无人身依附，少袍泽情谊。
李嵩来自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74军。1929年底，李嵩由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保安第3团机枪连任中尉排长。1932年，蒋介石的浙江奉化同乡俞济时由第88师师长调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职务相当于省主席的参谋长）后，一方面，建立与军委会特务处直接联系的特务机构，捕杀“共产党嫌疑分子”，另一方面，裁汰非军校军官，遗缺尽先以第88师旧部或黄埔军校生接充。 李嵩由此进入俞济时的人事圈子，步步擢升。
欧阳午则来自第71军，其老长官宋希濂，属于蒋介石嫡系中的另一派系。
从性格上看，欧阳午比较刻板，行文落笔中规中矩，一般不逾越信笺方格之外，多少有点“夫子”气，讲“正统”，认死理，缺少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的“灵性”。
更为重要的是，1934年宋希濂率所部第36师围剿中央苏区时，曾当面夸奖时任机枪连连长的欧阳午：“机枪连有功，欧阳午能打！”欧阳午自己也经常吹嘘：“毛泽东的弟弟、红军师长毛泽覃是我那个营打死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是我那个师抓抓到的！”
欧阳午平时如此自吹自擂，此时再去“投共”，自然要担心共产党“饶不了自己”。回到师部后，一个徘徊良久的念头悄悄挤入神经中枢，指使他偷偷接通了与兵团部的电话。
据郑洞国回忆，10月16日深夜，床头电话突然铃声大作，拿起听筒，里面传来欧阳午的声音：“喂！司令官吗？60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郑洞国正要问个究竟，电话断了。放下电话，郑洞国心头一阵紧张：“欧阳午的话若是真的，让共军不放一枪占领半个长春，后果不堪设想。”但转念一想：“我一向待曾泽生不薄，曾泽生不是那种薄情寡义之辈。暂编52师的李嵩、欧阳午等人素来与曾泽生等滇系将领不和，欧阳午会不会有意夸大其事？”想到这里，为慎重起见，郑洞国给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打了个电话，让他查证一下。
长春城内一场血腥的火并虽然没有发生，但欧阳午为自己逆时代潮流毫无价值的片刻选择，付出了半生代价：在东北军政大学学习期间，欧阳午被当作“特务”，受到起义学员激烈的批判斗争。学习结业时，欧阳午未能毕业，被转至“解放军官教导团”继续接受审查，后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欧阳午作为“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落户南京。虽然，中共中央的文件早已明确规定，有“破坏起义”行为的人“不应当算作起义人员”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于1980年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原特赦决定，对欧阳午按起义人员对待。”欧阳午随后被安排为南京市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委员、南京市玄武区政协委员，再后，按照建国前参加革命享受离休待遇。
欧阳午未遂的“破坏起义”行为，为曾泽生扣押李嵩等人之举，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注脚。
曾泽生率部起义的次日，派军部董副官带武装士兵一个班，将先行扣押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及所属团长胡家驹、周曙初、谢绍贤，送往兴隆山，交给解放军。不久，转送东北军区政治部的“解放军官教导团”。
1951年11月8日，李嵩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原东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2月，李嵩于执行前在狱中病故。
3．“剿共”血债与“特务”印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掀起了“落实政策”的热潮。1984年3月，李嵩的发妻蔡凤仪由李嵩之侄李济时代笔，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要求为李嵩落实起义人员的政策。
最初两年，蔡凤仪的申诉没有被接受。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嵩的政治身份介于两可之间：起义前被先行扣押，视其“被俘”，有道理；被扣押后，向所属部队下达了“随军起义”的命令，视其“起义”，也有道理。
而“两可”之天平，一旦滴上草根大众的斑斑血迹，倾斜，也就在所难免了。
李嵩历史的血腥，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散发的。
1934年12月至1935年1月，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指挥浙江7个保安团及王耀武的第1补充旅等部，围剿抵达浙赣交界地区的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致红10军团副总指挥兼红19师师长寻淮洲阵亡，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红10军团总指挥刘畴西、红21师师长胡天陶等一大批红军指战员被俘后惨遭杀害。李嵩时任浙江保安补充第2团3营营长。
李嵩被追究的历史罪恶，均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仅残杀战俘和中共地下工作者一项，少量摘举就足以触目惊心。
1946年1月，国民党第100军奉命以“受降”名义进至江苏泰州一带后，对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苏中根据地实施“扫荡”，“杀害中共江都县委机关干部，破坏了该地区的基层人民政权”。 其间，时任第100军19师副师长的李嵩率部在青龙一带“清查户口”时，下令将查出的三女两男共五名共产党工作人员全部活埋。
1947年5月，李嵩任国民党吉林省警务处处长期间，其部属俘虏一名女性解放军工作人员，将其脱光上衣用皮带毒打后，处理不详；同年9月，又在吉林杨家店战斗中俘虏共产党地方武装双阳大队32人，李嵩下令全部集中用机关枪扫死。
如果仅仅是血债，也不足大虑，国民党带兵参加过反共内战的将领，多数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类似血债，但李嵩不同，他比别的国民党将领有着更为复杂的嫡系背景和“特务”印记，以致于连曾泽生、陇耀等滇军将领都对此坚信不疑。
李嵩的军旅生涯依附的是俞济时、冯圣法。此二人抗战期间曾分别调任蒋介石的侍卫长和侍从室第3组组长，是蒋介石的“近臣”。1935年，俞济时被任命第58师中将师长不久，将其原属三个浙江保安团调湖北宜昌、沙市一带，与第58师并编。李嵩随队入编，改任第58师347团3营营长。1937年8月，第74军组建，辖第51师和第58师（之后又拨入第57师和独34旅），首任军长俞济时兼任第58师师长。同年底，俞济时的姻亲冯圣法升任第58师师长，李嵩随之升任该师第344团上校团长。1939年6月，王耀武由第51师师长升任第74军军长后，于1940年冬将第51师的“步兵指挥官”张灵甫调任第58师副师长，在俞济时、冯圣法旧部中“掺沙子”。1942年10月，第58师师长廖龄奇因“临阵脱逃”被枪决后，张灵甫接任师长。李嵩一直熬到1944年3月王耀武升任辖第73、74、100军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后，才于同年5月升调第100军19师任少将副师长。
1946年5月，第100军接受整编，改编为整编第83师，其第19师改编为整编第19旅，李嵩改任第19旅副旅长。就在这时，对整编安排不满意的李嵩，得知国民党军委会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正在南京为接收东北铁路招兵买马，并已任命冯圣法为东北交通警察总局局长，于是，回到了老长官麾下，于1946年9月出任吉林铁路警务处“简任四级”（相当于少将）处长。随后，带着一批原第19师旧属，组建了辖三个警务段（相当于团）、三个独立大队（相当于独立营）编制数千人的“护路”武装。
“交警”属军统特务系统。虽然，李嵩曾经申辩过：“我们是装备很差的‘路警’，不是‘交警’。”但他身上还是被打上了“特务”的印记。
据国民党“国防部260组”组长冷克著文回忆，1947年上半年，他被军统派到这支杂牌部队，配备电台，遂行监视任务。到职未久，便将暂编第52师师长刘伯中在当年4月塔其木战斗中对所属陈团被围坐视不救，在该团被歼灭后又“借机侵吞全团粮饷达两个月”，并且“枉杀士兵多名”等罪状电报南京，使其被“撤职押办”。随后，暂编第52师与吉林铁路警务处并编，师长“由军统忠实可靠的李松（嵩）少将充任，达到了并编裁汰的目的”。
据李嵩部下揭发：暂编第52师撤退到长春后，李嵩与军统特务头子项乃光（中共叛徒）等人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俞济时每次来信，李嵩看完就烧了，十分诡秘。更有甚者，李嵩组建吉林警务处之初，在吉林市成立“警谍训练班”，有64人接受训练，毕业后，分派各部从事特务活动。
在国民党军队，李嵩的上述背景是很让人眼热的，以至于第60军起义前，军参谋长徐树民曾力劝曾泽生军长讨好下属师长李嵩，以期在官场能“走俞济时路线”。
4．再审重判像李嵩这样有嫡系背景和“特务”印记的“战争罪犯”，起义时又被先行扣押，要想“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自然很难，但蔡凤仪还是不懈努力。
1986年初，李嵩的湖南同乡、老长官郑洞国先生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反映：我们党在解放初期的政策有些“左”，起义的个别师长都被杀了，至今还没落实政策。郑洞国的发言被刊登在全国政协会议的简报上，印发了下去。
不久，沈阳军区联络部和军事法院本着中共中央关于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宜宽不宜严”的政策精神，进一步审理了李嵩一案，并找到了“从宽”处理李嵩的事实依据：李嵩的罪行均发生在起义前，起义的当时和以后无反抗或破坏起义的言行，在学习和关押期间，也没有抗拒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李嵩被扣押后，当即表示了“一切以军长之命是从，拥护起义”的态度，并向所属下达了随军起义的命令。
为慎重起见，沈阳军区“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办公室”出面，就是否可以为李嵩撤判、落实政策，向惟一留任解放军部队并健在的原国民党第60军高级将领李佐发函征求意见。
李佐1948年10月17日参加长春起义时任国民党第60军182师副师长，该军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后，李佐历任第50军150师师长、军副参谋长、坦克副军长、副军长，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此时的李佐，虽然已经从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职位上离休，享受副兵团待遇，但还是忙于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大量工作。老人为来函谦逊、诚恳、负责的态度所感动，当即抱病查阅资料，提笔回信，表明了赞同态度，并回忆了两件颇能说明问题的往事：
暂编第52师退守长春拨归第60军建制后，虽然客观上可以起到监视和牵制第60军的作用，但李嵩此时已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心，对部队的前途更感绝望，故曾向曾泽生军长提出“家中老母年迈，迫望准予长假 ，回籍侍奉母亲”的请求。
第60军起义后，李嵩曾被送回在九台县的军部办理有关事务，并安抚部属，其间，曾泽生军长就暂编第52师人事安排征求李嵩的意见，李嵩不但不建议起用他的部下，还坚决反对副师长欧阳午代理师长，连说：“不行，不行！欧阳午掌握不了部队。我看李佐合适。”李嵩与李佐并无私交，他力荐李佐是为了稳定部队，由此，可以说明李嵩在部队起义后的表现是好的。
李佐还告知，在暂编第52师《起义官佐登记簿》的“长假官佐名册”中，首先就有师长李嵩的名字，可见，解放军第50军一直把李嵩视为长春起义人员。
据说，在发函征求李佐意见之后，案件承办人员又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将军发去了请示信，并得到了萧劲光关于同意落实政策的批示。
经反复慎重的调查审理，1986年11月17日，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一、撤销原东北军区军法处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对李嵩的判决。二、对李嵩以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从当年国民党将领残酷杀戮被俘的共产党人毫不手软，到如今中国共产党纠正建国初期错误处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付出代价的历史在进步。
5．人生变轨在为李嵩落实政策的过程中，李佐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李嵩这个人，不像人们想像得那么坏！”这话，并非无稽之谈。李嵩的人格印记，可以从他一生三次痛哭中得到历史的投影。
1906年，李嵩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雪峰山脉和武陵山脉之间一处谷地的贫苦农民家庭。最初几年，一家六口人靠父亲耕种祖产五斗山田和佃种儒公祠堂几斗公田维持生计。因为地租高，收获不丰，父母常为一家人的衣食愁眉不展。后来，由于父亲读过几年书，人也精明能干，农忙时辛勤劳作于田间地头，农闲时借高利贷做倒卖竹木、茶叶等小本生意，加上母亲勤俭持家，若干年下来，家境好转，佃种的公田退给了佃主，自己购置了些田地，请了一个工钱不多的跛脚长工，父亲则专做他的生意。
父亲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不辞辛劳的奋斗，为幼年的李嵩树立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生楷模。家庭步入小康后，李嵩有了读书的机会。虽然，私塾教学方法不良，难以提起学习兴趣，但他却牢牢记住了父亲的嘱托：“像长工那样泥手泥脚的‘光眼瞎子’是最苦的。读书明理，才能在社会上为一家人求得好生活。”
李嵩的功课得到了先生的好评。好评，又强化了他蒙蒙眬眬的责任感，乃至于引发了李嵩懂事以来的第一次痛哭。
那一次，邻居办喜事，因私塾先生外出无人写对联，想起了平常大家总在夸李家的“伢子”书读得好，字也写得好，便上门相求。李嵩的父亲一口应承下来。
一般的孩子能写则写，不能写则一推了事，不会挂在心上。李嵩不然，他内心感受了一种无法推卸的心理压力：要是写不好，岂不辜负邻居的一番厚望？岂不丢了父亲的老脸？
越想越愧，越愧越急，百般无奈又急又愧的李嵩最后竟伏在桌上，嚎啕大哭。
邻居不再勉为其难，小李嵩却为了将来给邻居“写好对联”，为了使全家稳居长工之上的“好生活”，更加发奋读书。
上中学后，正赶上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置身于救国图存热浪之中的李嵩和许多同学一样，一边努力完成学业，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宣传新思想的书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他读，共产党的《向导》《独秀文存》他也读。
新知识的灌输，使父亲言传身教培养起来的责任感融入了更神圣的内容。李嵩追求人生理想的视野，从此越出了生育他滋养他的小山谷，越出了凝聚了父亲一世心血的家业，越出了乡间邻里婚丧嫁娶所求的笔墨功夫。他看到了社会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看到了军阀杀伐连年横征暴敛，看到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及其丧心病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沙基惨案和五卅惨案，从感情上极大地刺激了李嵩的爱国热情，激发了他报国救民的人生志向。李嵩不顾父兄规劝，参加了学生会组织，投身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
1926年，李嵩中学毕业，家里无力继续供其读大学。正痛苦彷徨，北伐革命军占领长沙，带来了广东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李嵩不顾父亲强烈反对，毅然徒步前往广东，于当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入伍生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不久，中国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打着“清党”旗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正在入伍生队学习的李嵩，亲眼看见一批批优秀同学被五花大绑押上远去的卡车，投入大牢，其中不少人倒在了血泊之中，都是些忧国忧民志向远大品学皆优的好青年，有的，甚至与李嵩情同手足！
21岁的李嵩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要革命，为什么以血腥手段摧残有胆有识有志向的热血青年？
几乎在一夜之间，血淋淋的现实封死了李嵩追求新思想之路，使他从美好理想的云端，跌入阴霾笼罩的深谷。逮捕同学的卡车驶离校园后，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一头栽倒在床上，扯开被子，蒙住脑袋，偷偷哭泣起来。
留在国民党营垒里“年轻幼稚”的李嵩，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自然找不到任何求解中国革命道路的答案，思想上的空白，从此，于青天白日的大旗下，逐渐被一种诠释“清党”暴行的国民党“正统”理论所充填：中国为什么受尽列强的欺凌和宰割？还不是因为自己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帝国主义是一条“饿狼”，实行封建割据的军阀和“共匪”是家里的“疯狗”，“疯狗”乱咬人，“饿狼”就要趁虚而入，入室吃人，所以，“攘外必先安内”。要结束分裂，统一中国，只能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特别是“一个领袖”，那是凝聚人心的旗帜，就像德意志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大和民族的天皇。中国要想不受列强欺负，惟有此路！
注：杨福，原国民党第60军营长，1947年10月在吉林作战被俘，1948年被我东北军区联络部派回长春做策反工作。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后，留队继续担任营长。杨福起义前曾活埋过解放军战俘，鉴于其主动交代，未予追究。1951年，杨福在朝鲜战场上被提升为团参谋长。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杨福因心胸狭窄、生性多疑、思想改造不彻底，意外持枪行凶，致多名基层指战员伤亡，被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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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回复 张宏佳兄：
感谢您及令堂大人评价本文“写得挺好，符合实际”之评价。遵嘱，将令尊杨河清的名字加上，不过，由于本文无处可加，只能加在另一篇文章里了，敬请见谅！请见《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心路沧桑》创作感言》外链出处
加在该文的这样一段话中：
还有一种“差错”，则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稳定全局的政治需要。国民党各部队编制序列都有政工系统，高级政工人员均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委派，其职能带有特务性质。但是，具体到个人头上就不同了。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政工人员中，确有特务分子，但也有曾泽生军长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对杂牌部队的控制而掺进去的“沙子”。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于长春被围困期间，为了“找碗饭吃”才当兵干政工的，没干多久就随军起义了。
然而，在历史转折的大潮中，要准确区分敌友，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中有受嫡系排挤的杂牌军，杂牌军中有归属国民党中央的政工系统，政工系统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中又混杂有学生特务。政策松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隐患；政策紧了，则会扩大伤害面。
基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为了防止特务分子煽动叛变，原国民党政工人员（如少将姜弼武、张第东，上校杨河清，中校王人俊，少校陈长庚等）被迅速调离，送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以确保部队的稳定。全国解放后，对这部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甄别有了结果，问题严重的人被留了下来，不是服刑，而是继续“管训”；问题不大的人，被资遣回乡。
解放初期对这些起义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处理是温和的。对他们处理的升级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原来留在黑龙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训”的人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被资遣回乡的人员，则因其有“特务嫌疑”的历史，被当地群众“管制”。
另外，对张宏佳兄提出的问题，我在博客外链出处上曾回复以下内容：
张宏佳先生：一、您主张“对地主阶级恢复名誉”，第一个理由，是“地主财富的来源除了地租‘剥削’外，主要是无数代的积累和本人的勤俭持家”。
这里，有个逻辑问题，即如果某人以“无数代的积累和本人的勤俭持家”得来的财产，从事贩卖奴隶，或从事贩毒，被没收了财产，照您的逻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恢复名誉”？
这里，还有一个史实问题——中国革命的目标，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消灭剥削制度。在旧中国，地租剥削率是很高的。当下，不少人都拿刘文彩来给地主阶级翻案，根据是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那好，我也来说说这一出翻案的节目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的关于刘文彩的节目中，主持人问一位了解刘文彩的农民：“当年租刘文彩的田，一亩田的地租是多少？”农民说：“一石谷子。”再问：“一亩田打多少粮食？”答：“一石七八。”又问：“这个地租高不高？”答：“不高，不高。” 这段对话，意外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第一，刘文彩出租给农民的地租率为55%至58%。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十九条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先按下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这一地租率是否合理不表，就说刘文彩文违“法”剥削率，就高达46.7%至54.7%。第二，如此高的地租率，还说“不高”，说明高于此的地租率，还很多。
对于旧社会、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暂编第52师随军起义后，广大起义官兵在控诉运动中多有具体的揭露。推翻这一人剥削人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包括暂编第52师广大起义官兵的要求。
您若有兴趣，过段时间，我贴出暂编第52师一位起义士兵的回忆录节选，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究竟是基于您说的“主题先行”，还是基于血淋淋的阶级压迫，您看如何？
二、您主张“对地主阶级恢复名誉”的第二个理由，是“私有制度在中国大陆恢复的现状”，以及“当代暴富一族”“盘根错节于神州大地，肆无忌惮地吸取民膏民脂”。
照您的逻辑，袁世凯复辟帝制了，是不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就应该对爱新觉罗皇朝“恢复名誉”？
您抨击的当代社会现象，是事实，不过，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前就已经预言到的。刘少奇之子、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都说：“无庸讳言，当年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择手段所要防止的资本主义复辟，许多现象已经预言式的出现了。”蜚声世界的史学巨匠汤因比曾说：“我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为了防止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中共党内官僚主义阶层的压迫，毛泽东甚至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他亲手缔造的党和政权打得粉碎！
涉及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您若有兴趣，欢迎您到《论毛泽东“目光远大”——兼论毛刘分歧》一文下面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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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偶然去逛了一趟，那位的回复看得我是一肚子火气 真亏这位是主席的湖南老乡。还退休教师呢，这一辈子活到哪里去啦？建议应该说点这些话去回复。
“地主财富的来源除了地租‘剥削’外，主要是无数代的积累和本人的勤俭持家”不错，只不过不止他们勤俭，是佃户和高利贷放贷对象们帮着他们一起勤俭。他们少吃几顿肉少做几件衣服，人家可是倾家荡产快活不下去了。
“勤俭”是人类也是地主阶级的一种美德和天性，是每朝每代施教训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当然，也有石崇、王恺一类暴殄天物的代表，但毕竟是遭到讥讽与鄙视，且非主流。正是由于财富的积累和国人的勤俭，在太平盛世，社会呈现祥和富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后汉书》说文景之治时“民家给人足，都鄙廪庾尽满……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唐书》说贞观时“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岁仅三十九人”。杜甫《忆昔》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汉文帝时期想奢侈，人家也得有啊。就那时那个生产力水平，他的吃穿只怕还及不上现在的中产之家呢。引了这么多史料，土地人口的治乱循环都不知道吗？开元之后怎么乱的,全怪安禄山？啊？
当远在彼岸的东瀛小国伤了华人感情后，我们对他们的不能“反省历史”是深恶痛绝，但我们对自己历史上惨虐和伤心的一幕，却可以熟视无睹、讳莫如深吗？在这方面，某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倒是表现出了耿直和大气，今举几例，以飨读者： （1）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下跪于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2005年欧洲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总理施罗德在华沙起义纪念墙前深深鞠躬，以表达德国的道歉和忏悔。 （2）1885年，加拿大对参加“太平洋铁路”建设后而定居的中国劳工征收50美元的“移民人头税”；1923年又颁布《禁止输入劳工法案》，致该批劳工与亲人分隔数十年，缘于此，加拿大总理哈珀于060622在众议院举行庄重仪式，向全加华人表示“真诚道歉”和“最深切的悔过”，并承诺经济补偿。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棒透了，对犹太人下跪，对劳工道歉，全出来了。犹太人挨刀的不可能多半都是大富人家，肯定还是讨生活老百姓居多；中国劳工就更别提了，绝对的社会底层。这叫什么逻辑能把这个往一起拽？
随着“夏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的确立和西周时父权家长制的臻于完善，宗法和礼法制度从此深入人心，数千年未变。鄙人收藏有清同治八年澧州之《彭氏族谱》，其《家规十二条——嗣续当慎》云：无嗣者“理应择姪承继”，若“立异姓及外甥妻姪者，除赶逐外，并治以异姓乱宗之罪。”以保证财产的遗传只能在本姓宗族里。还在那说宗族呢。再说宗族规矩的话，什么发展民主自由啊，共产主义啊，全做梦吧，还扯呢，扯个头。
要是哪家有族谱的话，直接把现在这些还执行这个家规的人删除为好。编家规者数百年前人，不能说错，当时情况如此。现在如果当家仍行此规，守旧不知变通之枯骨也，这人能顶什么用处？
高戈里老兄实乃儒雅厚道之人，要是我回复，直接拿这些话砸他，本人在河里水平虽不高，砸他几砖还是可以的。
家园 每一个成功的写手背后都应该有一个好讼棍，呵呵 普通的小诋毁者，装作看不见就行了，那种靠挑战牛人博出位的、或者本身就是讼棍的，自然恶人还需恶人磨啊。当然这只是“术”，作用是有利于写手集中精力。毕竟思想迸发，有心与人分享或探讨的时间窗口，对每个人来说都不见得很长，能集中精神写出来就是好事啊。
家园 情况是这样的 截止2007年3月，我采访过近200人，其中国民党起义、被俘官兵116名，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
我的采访，不但兼顾旧军队各个阶层，还兼顾在新中国“得势”与“失势”的不同阶层，这其中，有解放后被判死缓的当事人（现在还在世，我的文章中提过他），有被长期管制的“历史反革命”，还有被判死刑者的家属。
多样性的采访经历，促使我在写文章落笔时，必须面对以下事实：
第一，我所有的采访对象，无一人否定当年的反蒋义举。有一位解放后一直被管制的“历史反革命”，采访中，甚至向我唱起了控诉运动中的诉苦歌。一个月后，带着“落实政策”未能到位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诉苦歌，可能是他一生唱的最后一首歌曲。
第二，解放后，这部分被判刑或被管制的起义人员，他们的家属受到了株连，很惨。有一位“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在一封要求落实有关政策的申述信中，有这样一句让我非常伤感的发问——“他们凭什么剥夺我父亲参加抗美援朝的权利？”
要知道，50军入朝参加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伤亡人数总共高达全军实力3.3万人的三分之一！
第三，他们对中共，对革命，对毛泽东的认识，与当下多数中国人一样，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一类思潮的影响，很重。
张宏佳的父亲，是暂编52师上校政工主任，起义后，先被送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之后转到集中改造国民党俘虏军官的“解放军官教导团”，抗美援朝打响后，好像是被判有期徒刑并死在狱中。
张宏佳的两篇主张为地主阶级翻案的文章，他早就写出来了，一年多前就传给我了。但我一直没反驳他，就是想等《少将的死刑与撤判》出来后，再说。因为文章中的主人公李嵩是暂编52师少将师长，张宏佳的父亲杨河清是暂编52师上校政工主任（姓氏问题就不说了）。
《少将的死刑与撤判》贴出来后，张宏佳把他早就写好了的两篇文章作为跟帖，贴了出来。我随即予以反驳。前几天，我与他通了电话，出乎预料，他和他的母亲对《少将的死刑与撤判》评价很高，说“写得挺好，符合实际”。自然，我借机把为什么不能否定土地改革，简单陈述了几句（要害是地租率）。他同意了。
张宏佳希望我能把他父亲的名字加在《少将的死刑与撤判》这篇文章里，是对当年反蒋起义的认同。
所以，对张宏佳这样的兄长，我必须耐心“摆事实，讲道理”。
通宝推：夏至欧锦,
家园 这篇可以对比看看：罗荣桓－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 一、长春守敌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之众，凭坚固工事及建筑物实行困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发动对该敌作战。从五月末开始长春外围战，夺取机场后，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
二、两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三千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新第三十八师、第一八二师等外，均以酒面〔1〕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混，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达一万零四百七十一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百分之六十八，杂牌军占百分之三十二，军官占百分之二点三，带武器者占百分之十。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2〕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三、围困情况的初步经验：
（一）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提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检查发现每人存粮不足三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四十五斤），即强制赶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将其押送出来，并对市民进行欺骗说：“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军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人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
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
（三）断敌粮源，必须发动群众，军民一致参加封锁。初合围时，敌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粮食约五、六十石。据传当时敌军粮征收机关每日能购二、三十吨，主要因长春市外围均系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地方工作只注意后方生产，忽视对敌斗争，且军事封锁不严，封锁线又距城太远。后来确定不按原县区界，而根据围城各师防区划界，成立军队地方统一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师政委任主任，统一领导封锁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军队站岗，设立盘查站，堵截出入，防止走私，并规定以没收走私粮百分之三十（后为五十）作为奖励。经严密封锁后，入市粮食大减，但还不能根绝。因市内粮价奇高，布及工业品则较贱，运粮入市，获利十倍，故有商民专以走私为业者（出来时偷领难民，乘机勒索）。他们在沿途各村设有秘密据点，逐村转粮，数人数处分带，如一部被查获，其余亦足获利，并有武装击伤群众岗哨者。我地方机关及围城部队人员，亦有不少违犯禁令，借口打入关系而托买笔买表及日用品者，有乘机发难民财、收购贩卖者，也有乱没收难民金银白钞以至我钞者，以致封锁不严。经检查教育后始予克服。断敌粮源另一办法为统制封锁区粮食，划长春市外五十里为封锁区，禁止粮食交易，此地区早为蒋军抢劫一空，粮食缺乏，故粮价高于后方集市数倍，如不统制，自然大批流入市郊而转入市内。在封锁区成立生产救灾合作社，组织群众集体到后方买粮。政府所发种子及救济粮，亦通过合作社，计地计口贷出，粮食以每三、五天发一次，以免走私。长春西地区因救济粮较少，不能停止后方粮食交易，采取带领群众集体购粮，或限制每人购粮不得超过十斤，并保证不准走私。六、七月间瓜菜未熟执行中尚无问题，八月间即发现有以瓜菜果腹，留下救济粮以走私营利者。敌人方面则鼓动运粮进市，敌曾枪毙敲诈运粮商人之士兵，并发采购通行证予以便利。现仍继续高价抢购。除新三十八师外其他部队八月初即发粮代金，金额虽逐增，但均不足一斤高粱之价，此即鼓励部队自行夜掠人民存粮及从市外购粮。以致市民饥饿日趋严重，有冒险抢敌粮车，不顾死刑危险分抢空投粮食者。市面统治秩序已日渐混乱。
（四）在围困中，我发动部队进行对敌攻势并派出几个敌工站，在城垣附近积极发展内线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利于开展政治攻势，这是两个月来瓦解敌军收效较大的原因。敌士兵生活很苦，近来情形更坏，且封锁日久不见援兵，感觉前途暗淡。新七军与滇军第六十军有矛盾。东北暂编师与蒋系矛盾更大，故滇军及东北籍之军官，有不少与我接近拉关系，送情报掩护我方人员入城，故内线关系较易建立，情报亦较灵通。但发动反正仍不容易，至今除了几股土匪武装及暂第五十六师一部九十余人有组织的投诚反正外，其余均系个别人或小股逃来（八月起，整班投诚者增多）。因市内缺乏党的组织，且敌人管制甚严。自王家善师〔3〕反正后，几个东北师的师团干部多被撤换，改以蒋系军官充任。但其所属两个保安旅已呈瓦解状态，最近有两大股突围企图逃窜，转至我后方扰乱，已被我大部歼灭。我对敌宣传，是以阵地喊话（尤以用敌逃兵喊话收效大），通过群众传话，散发宣传品，送回敌伤兵及以宣传弹（制造与炮弹相仿，如同飞机散发传单一样）发射宣传品，沿伊通河水流入宣传木船，通过内线关系在市内设秘密宣传站翻印宣传品等。但以宣传弹效力大、射得远、散得宽，使敌来不及防，兵民均可拾到，敌兵对我传单尤其通行证极重视，有出高价托人来买，逃来者有带我方传单以表示接受我宣传，并作为出城之护照，居民藏我传单谓打开城可持此领粮。敌对逃兵则施行镇压，实行士兵三至五人连坐，一人逃亡全部挨打，带枪者捉回枪杀活埋，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谓台湾新兵中秋节时增来东北，九月沈北会战，长春即将解围等等。但此项仍不能挽回其日趋涣散之军心。我收容逃兵工作曾一度发生偏向。有的自行规定，不带枪不收，土匪不收，因家属不好处理，故将家属拒回。又因清查难民之假装逃兵致堵回真逃兵者，甚至有不带符号不会唱蒋党歌，不会走正步，不知其官长姓名者都不收。这使敌兵发生顾虑，发现后已予纠正。收容的逃兵现已集中解放团训练，准备经过训练清洗后，争取补入部队。投诚的几股土匪武装，因成分很坏已一律缴枪，准备大部遣送回原籍生产，少数罪大恶极的头目，送地方政府依法处理，因长春这类武装尚多，为了不影响争取，故对他们暂时仍予优待。
（五）发动生产，救济封锁区群众，是发动群众围城热情的重要工作。因市郊粮食去冬即为蒋军抢光，屋上的草又被扒去喂马，今春市东一个区饿死四十人，围城开始时土地大部荒芜，有种后又荒芜者。为了避免荒芜，长春东南地区由吉林贷粮一千吨，钱五万万元，一千吨养麦种，由部队抽人力牲口，并发动后方一些人马助耕抢种抢锄，业已大部种上。现外围五万垧地将开始秋收，收成甚好（八、九成），每垧约可收四石，现正布置抢收。对哨卡外难民之救济，分别由吉辽两省在长春市东西地区组织处理委员会，下设办事处、事务所、检查站。派人将饥饿严重者介绍出来，尽量资助回原籍或投亲友，无家可归者送附近各县安置，发动社会救济组织生产，并在难民中吸收一部工人、学生入伍。
（六）围城部队在长期间内，已逐渐形成规律化之阵地生活。初围时做工事很多，因有交通壕地堡掩体等需要构筑和加固，岗哨亦多，每日每人五、六小时日夜不休，非常疲劳，加以天雨运不到粮食，有的吃三天稀饭，又发生传染病（痢疾），某些新组成的独立师在初围城时怕敌炮火、飞机，发生逃亡、自伤或乱打枪者，数次发生误会，造成恐慌情绪，后经动员并研究改善生活，利用阵地守备发动养猪种菜（每师已种百亩以上）、割草（解决烧柴喂马），现生活已获得改善，并节约了大批粮食救济灾民，目前情绪很高，不愿换防，但亦不愿守阵地，要求快打，同时也发生麻痹现象，在阵地上主要进行军事练兵，政治教育不够，违犯政策纪律现象时有发生，其事实已如上述。
（七）围城斗争极为复杂，绝非仅为军事斗争，必须党政军民一致动员，故要强调一元化领导。长春敌亦宣传所谓“总体战”，我之围城中曾发生配合不好，政策贯彻以及组织不一致。如长西地区未按军队防区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在长南地区长农县曾一度发生疆界争执，对收逃兵、放难民、处理走私、处理难民财货、禁止贸易、停止后方粮市等政策发生不一致现象，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是围城斗争中必须注意的一条经验。
注 释：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
〔1〕酒面，用粮食做酒剩下的渣子制作的面。这种渣子叫糟粕，通常作为牲口的饲料。
〔2〕郑洞国，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
〔3〕王家善师，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八师。《罗荣桓军事文选》
家园 圍困長春平民死亡問題- 最誇張說法是餓死了六十五萬，我並不相信!一般估計是八至十萬人。解放軍入城後，埋葬了四萬多具屍體。海外有人認為，大陸淡化這段歷史，你是否同意?
另外，韓戰和鎮反運動有關。TG對幫會及會道門如:青紅幫、一貫道等在韓戰前，比較寛鬆!韓戰後，TG才大開殺戒!
家园 具体数字没有只能推算 1957年6月，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我们参观东北五大城市。在长春参观时，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向我们介绍长春解放前后情况，谈到1948年围城期间，因饿病而死的达12万人，解放军进城后共收尸8万余具。——尚传道时任长春市长
国民党军队困守长春期间，最苦最惨的是长春的市民，许多人饿死病死，其惨状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据当时统计，大约有12万
人死于这场浩劫。——杨治兴天津《民国日报》驻东北特派记者
此外尚传道说：目前（48年3月）在卡哨内的人口约为40万，郊区20万，加上10万部队和军政人员。
郑洞国说：“我奉命防守长春时（3月底），该市哨卡线内外居民有五十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近七十万人。”
48年10月中旬杨治兴对郑洞国说“长春那时将会是，一片废墟，多不幸的城市啊互现在只剩下不到10万市民了（城内？）。
龙国钧新七军参谋长说：“四平解放之前（48年3月），长春人口已降到40万，其中有近万人是新编第七军、国民党空军及特种部队和独立团营的眷属与留守人员。……从3月四平解放到5月解放军尚未对长春紧缩包围圈的一段时间里，市民看到生活日益困难，开
始大量外流，离开长春。直到五月解放军进占飞机场，对长春作近迫包围时为止，全市居民只剩下约十五万了。到十月间长春解放时，全长春仅有市民五、六万。”
最终60军投降2.6万人，新七军和第一军团军部率残军4.7万人投降，合计有7万3千人（军队绝少饿死，人数减少是由于5月底飞机场之战损失6000，6月初突围损失1000，四个月里零散投降1.8万人）。
以上面的资料看病饿而死数量为10万人上下。
家园 淡化还是对的啊 毕竟要扯清楚的话，先强迫征粮在前，后又嫌吃饭人口多把人往解放军那里赶，起义后城里粮还能吃三个月，这些丑事都揭出来，对于某些人及某党来说都太难堪了吧！
- 复 淡化还是对的啊
家园 未看到有三个月余粮的资料 中后期8、9月守城部队亦陷入饥饿，只是尚有搜抢对象尚未饿死而已。8月间围城部队表现说起来也不光彩。这事黑不提白不提，也就过去了。
“围指”首长号召全体围城部队的指战员充分认识，不让一粒粮一根草进入长春，是我军对敌斗争的策略，也是对敌作战的手段。要求全体指战员克服片面的慈善观点，着眼于大局。应该认识到，长春攻不下来，是长春人民永远的灾难，只有解放了长春人民才能彻底摆脱灾难。首长这些话是针对我围城部队有些指战员的实际思想而发的。某些干部战士由于对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认识不足，在复杂的经济封锁斗争面前产生急躁情绪。有的认为，不让群众逃出长春是不“人道”，对外逃的百姓抱有可怜悯情绪。有的战士把自己的津贴给了要出来的群众，让他们买饼子吃。也有的战士向群众解释：“没办法，上级的命令，我们同情你们。”有的干部战士执行封锁任务敷衍了事。有些饥民逃出了敌人的哨卡，进至我军岗哨前，要求到解放区去活命。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与人民的感情休戚相关。他们在战场上打起仗来是条硬汉，却禁不住这饥饿的群众苦苦哀告。
家园 長春投降后，城内的蒋军还有够吃几个月的粮食。 鎮反与抗美援朝无关，刚解放剿匪时还采取对国军的宽大政策，结果许多死硬分子放了再上山，再抓再放再上山，直到狠狠杀了一批才消停。
家园 吹啦 哪有几个月的粮食？我读了很多相关文章，这种神奇的说法也仅见于长春市长尚传道的一篇文章而已。倒是说城中守军浮肿、夜盲。手脚无力的文章很多，从散兵游勇到新七军、60军都这么反映。
敌军从6月份开始，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1斤5两，高粱大豆各半，7月1日减少4/10,8月初，除新七军三十八师每周还偶尔能吃一顿大米饭，六十军一八二师用1/3高粱米掺大豆吃外，余下的四个正规师都发粮代金，由各连自己去买，买到什么吃什么，每人每天的菜金只够买一斤黄瓜熬些菜汤喝。至于地方保安部队，只能靠抢了，抢到什么吃什么。——围城指挥肖劲光
六十军从吉林撤到长春未及两月就被包围，没有存粮，受粮荒威胁严重。7月，新七军将一半存粮给六十军，实际上已是马粖作为人粮，就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
10月10日，蒋介石派空军到长春投下手令一件，叫郑洞国率部从长春突围，他派廖耀湘兵团北上接应。郑召集各军、师长开会，研究突围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体力甚弱，吃酒糟、豆饼，腿脚发肿，行军尚且困难，哪能闯过解放军的层层阻击。——长春市长尚传道
郑洞国当即召集军、师长开会，讨论突围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官
兵体力很弱，腿脚浮肿，到沈阳难以通过长达六七百里的路程，且有解放军层层堵击，即使突围出去，共结果必然是在途中全军履没。……（史说）隔着深度的近视镜望看我，以无限忧郁的语调说;“解放军在长春部署了近十个师的兵力，而我们只有六个师，士兵长期挨饿，以酒糟、豆饼、野菜充饥，多数人浮肿，患夜盲症，走不动…… 后来，郑洞国又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间。我看见他的参谋人员和副官在烧文件和收拾东西。我把当夭下午看到（新七军主力）三十八师一个团向南岭移动时队伍散乱、士兵没精打采、面黄体弱、步履艰难的情况告诉了郑洞国。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停地吸着烟。——天津《民国日报》驻东北特派记者杨治兴
我们刚来时，每天三餐还能吃上一半大米掺合一半黄豆，后来，解放军紧缩包围，攻城日紧，国民党派来的飞机空投时，被解放军炮火打得狼狈不堪，往往胡乱投下物资就仓皇飞走。因此，粮食日渐紧张，守军不得不靠吃黄豆渣来维持了。士兵们一连吃了几天黄豆渣就受不了，几乎都拉起肚子来。此后，人们的精神开始恍惚，四肢无力，呈现出一副病态。……（投诚后）每人每餐竟吃五六大碗饭，这样又出问题了，长时间以来半饥不饱，一下子突然过量的猛吃，肚子胀得走路都痛。——彭云鹏第一军团司令部特务团班长，负责郑洞国的外围警卫
我记得，粮食发给最少的时候，军人每人每天只发大米、高粱三两左右(每斤以十六两计)，余者是豆饼，根本吃不饱肚子。士兵饿得无奈，有的只好到战嚎边、草地里去捉青蛙、抢草籽，煮了充饥。没有柴烧，就扒民房，砍绿化树。由子较长时期吃不到油和蔬菜，不少人身体浮肿，很多人患夜盲症，部队士气颓丧，毫无战斗力。——保安旅第一团李壮飞
十万守军的粮食依靠微弱的空投补给，远远不能满是需要，而且空投时常停顿。部队把军马都杀吃千净，士兵饿得头晕眼花，因饿而病而死的不计其数，战力大为减弱。士兵携械向解放军投诚的日有所闻。——陇耀 60军21师师长
没有运出的大豆，豆饼就被新七军向商人买来作为马粖。但到了后来也只好把马粖掺人点高粱米作为人粮来吃.乡第六十军由吉林调来一长春，毫无粮粖储备，除了向新七军借粮外(新七军分了存储马粖的一半给他)，只得去挖一些酒坊酱园的陈年酒糟来吃。……到十月初，已是山穷水尽。军队吃豆饼酒糟，官兵个个浮肿，脚己难以走路。——史说 新七军副军长
这期间，国民党守军的生活也很困难。……一般部队日常吃的粮食，先是豆饼加米汤，以后是酒糟豆饼糊。……豆饼酒糟存量日益减少，士兵由于饥饿，脸部浮肿起来，夜盲和腿软，更是十分普遍。——龙国钧 新七军参谋长
到了8、9月份，长春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了。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得难以行走。各部队指挥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几乎天天来找我，请求设法解决粮食、燃料之急需，我为此焦急得食不甘味，席不安枕。——郑洞国 第一军团司令
长春投降后蒋军“够吃几个月的粮食”何在？莫非有粮食不吃肿着玩么。
国军搜抢粮食，驱民离城固然十分无耻，但也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