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少将的死刑与撤判（上） -- gaogeli

自然界的江水转折时，遵循“湾道环流”规律——含有少量泥沙的表层水借回湾水势的离心力，自动流向凹岸，再沿着新的方向曲折前行；夹带大量沙石的底层水受重力作用，自然而然地流向凸岸，并把其中相当一部分难以带走的沙石沉积在凸岸沙滩上，让它们等候未来洪水的冲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中国历史进程前所未有的大转折，同样遵循了“湾道环流”规律，不仅有意识地夹带一部分“杨福”曲折前行，也无情地把另一些人抛弃到历史大潮后面。

一部完整的历史有“宠儿”，也有“弃儿”。历史“弃儿”的完整历史，可以向我们展示历史的另一个层面，一个有助于完整感知和思辨历史的层面。对于当代人来说，历史“弃儿”李嵩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变革的教科书，是一支人生哀怨的变奏曲，也是一张走出历史迷宫的导游图。

1948年10月16日，在与围困长春城的解放军取得联系后，国民党第60军中将军长曾泽生决定当晚率第60军及所属第182师、暂编第21师、暂编第52师，举行战场起义。

国民党第60军是两代“云南王”龙云、卢汉起家的部队。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先将滇系主力部队调离云南老巢，再逼迫龙云交出云南地方政权，取而代之的卢汉，则处处受制于蒋介石先期部署云南当地的军政势力。被调出云南老巢的国民党第60军于1946年春被海运至东北参加内战后，其所属第184师于1946年5月 30日在辽宁海城起义，随后组建的第二个184师于一年后在梅河口战役中被全歼，之后重建的第三个184师又被远调辽西，不准其归建。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控制这支杂牌部队，1947年秋，将东北交警总局吉林警务处与由东北第4保安区改编的暂编第52师并编后，先交第60军指挥，再划归第60军建制，让嫡系将领李嵩任师长的暂编第52师在滇系第182师和暂编第21师之间“掺沙子”，并且“人事、经理自成一系”。

尤其令曾泽生军长警觉的是，起义前夕，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曾直接给暂编第52师空投了一批武器弹药。曾军长假装糊涂，把这批武器弹药分给了第182师和暂编第21师。李嵩知道后，手持“剿总”给他的电报，硬是将这批武器弹药全部要了回去。

此时由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统领的10万长春守军，除第60军外，还有归属蒋介石嫡系、美械装备的新7军，以及吉林保安旅、骑兵保安第1旅和第2旅、长春警备司令部等地方武装，第60军并不占优势。

由此抉择数万官兵命运的关键时刻，夹带、胁迫本不放心的部属战场倒戈，曾泽生军长有理由也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

在完成对所属暂编第21师、第182师和军部直属队的起义动员后，曾泽生军长返回军部，接通所属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的电话：“李师长吗？今晚11点钟，你带三个团长到我这开作战会议，要准时到达。”

“是，一定准时到达。”李嵩回答很干脆。

放下电话，曾泽生叫来军部副官处处长张维鹏：“起义行动准备就绪，就是暂编52师还没安排。李嵩平日就拒绝我过问他们内部情况，不会同意起义，是起义的障碍。叫你来，是安排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张维鹏问。

“我已通知李嵩带着三位团长于今晚11点钟准时到军部开会。他们到达后，由你和军政工处处长姜弼武、副处长张第东以‘作陪’形式将其留住。11点钟准时动手，先解除武装，将其扣押，再把我事先写好的信交给李嵩，并正式通知他们，60军已经反蒋起义。然后，打电话传来欧阳午副师长和三位副团长，叫他们听从指挥，随军起义。要提醒欧阳午，李嵩师长他们几位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里！”曾泽生具体布置了挟持暂编第52师的行动方案。

曾泽生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在旧军队，军权私有，行政专制，任用私人不仅是公开的、普遍的，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当军、师、团长的，哪一个身边没有忠心耿耿的几大“金刚”？哪一个手下没有效死卖命的一帮“太保”？而一旦扣押他们尊崇的长官，抵作人质，就不怕他们不听话了。

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带着第1团团长胡家驹、第2团团长周曙初和第3团副团长熊国桢（团长谢绍贤因病改由副团长代）提前来到军部后，被副官处处长张维鹏引到楼上军长卧室等候，由张维鹏、姜弼武和张第东作陪。

张维鹏让李嵩等人一直焦灼地等到23时整，才按预定计划，请姜弼武处长将曾泽生的手令交给李嵩，并正式传达军长命令：暂编第52师随军起义，服从指挥，不得随意行动。如破坏起义，由李嵩等人负责。

李嵩拿着曾泽生的手令，神色惶遽，他极力控制自己惶恐不安的心神，表示：“我们一定遵命照办！”然后，提出了与军长通一次电话的要求。电话接通后，李嵩再一次表明了“一切以军长之命是从”的态度。

电话机那一头，曾泽生只是几句：“很好，很好！”

按照张维鹏的要求，李嵩又接通了与副师长欧阳午的电话：“欧阳兄吗？你马上带各团副团长到军部来，有要事相告。”

欧阳午带着第1团副团长贺良汉和第2团副团长王鹏驱车赶到军部后，被张维鹏带上楼，随即，看见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士神情严肃地守卫在门两侧。欧阳午心中一怔，意识到发生了重大变故，自己已身临险境，没退路了，只好硬着头皮跨进门去。

室内显得很空，地板上的纸片随处可见。李嵩等人坐在沙发上，低垂着头，一声不响。李嵩的脚下，一包香烟被撕得粉碎，撒在地上。欧阳午和身后的副团长们见状目瞪口呆。不知是惊，是恐，是虑，还是兼而有之，欧阳午很想问个究竟，又想不出如何发问才好，于是，侧过身来，把探询的目光惶惑地投向平时与自己交情不错、此时并肩而立的副官处长。

张维鹏发话了：“军长要我转告你们，60军已经决定反蒋起义。希望欧阳副师长本着对上对下负责，服从指挥，跟随全军一起行动。”稍事停顿，又调过头对李嵩说：“李师长，请你同欧阳副师长谈谈吧！”

李嵩和两个团长分向各自的副手交代：千万要服从军长的命令，一致行动。

交代完毕，张维鹏将李嵩和两个团长扣押在军长卧室作人质，把欧阳午和三名副团长放回，并再次提醒他们：“军长要我转告，如果你们不听话，跟新7军跑，我们就消灭你们。我们有八路作后盾，你们不要执迷不悟。”

欧阳午唯唯诺诺：“是，是，是！请转告军长，我们暂编52师听从指挥，拥护起义。”

在血腥的战场上，向昨日效命的营垒反戈一击，是要冒风险的。曾泽生为保障顺利起义，避免内部流血，先行扣押自己不放心的李嵩等人作人质，强迫暂编第52师随军起义，十分必要。

据欧阳午回忆：1948年3月第60军从吉林市撤退到长春市后，“暂编五十二师奉命在市东二道河子一带布防，守卫通向解放区的大门，左翼与守东大桥一带的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衔接，右翼同在市东南设防的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衔接，象一个楔子被放在两个师的中间，把六十军防地分割成两半。此后，郑洞国几次把师长李嵩召去当面交代任务。我虽然不清楚郑洞国向李嵩讲了些什么，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五十二师是很器重的。尽管我们已拨归六十军建制，郑洞国仍然直接指挥，经常打电话找李嵩（后来李嵩病重就找我）去汇报正面解放军的动态、我师的防务情况及六十军另外两个师的情况。因此，我心里明白，国民党对六十军不信任，有戒心，暂编五十二师负有监视六十军的任务。”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曾泽生军长扣押了李嵩师长，却忽视了对欧阳午副师长的监视与控制。

欧阳午与李嵩虽然是黄埔军校第6期同学，两人之间又有为时一年的隶属关系，但分属蒋介石嫡系将领中不同的人事系统，无人身依附，少袍泽情谊。

李嵩来自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74军。1929年底，李嵩由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保安第3团机枪连任中尉排长。1932年，蒋介石的浙江奉化同乡俞济时由第88师师长调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职务相当于省主席的参谋长）后，一方面，建立与军委会特务处直接联系的特务机构，捕杀“共产党嫌疑分子”，另一方面，裁汰非军校军官，遗缺尽先以第88师旧部或黄埔军校生接充。 李嵩由此进入俞济时的人事圈子，步步擢升。

欧阳午则来自第71军，其老长官宋希濂，属于蒋介石嫡系中的另一派系。

从性格上看，欧阳午比较刻板，行文落笔中规中矩，一般不逾越信笺方格之外，多少有点“夫子”气，讲“正统”，认死理，缺少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的“灵性”。

更为重要的是，1934年宋希濂率所部第36师围剿中央苏区时，曾当面夸奖时任机枪连连长的欧阳午：“机枪连有功，欧阳午能打！”欧阳午自己也经常吹嘘：“毛泽东的弟弟、红军师长毛泽覃是我那个营打死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是我那个师抓抓到的！”

欧阳午平时如此自吹自擂，此时再去“投共”，自然要担心共产党“饶不了自己”。回到师部后，一个徘徊良久的念头悄悄挤入神经中枢，指使他偷偷接通了与兵团部的电话。

据郑洞国回忆，10月16日深夜，床头电话突然铃声大作，拿起听筒，里面传来欧阳午的声音：“喂！司令官吗？60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郑洞国正要问个究竟，电话断了。放下电话，郑洞国心头一阵紧张：“欧阳午的话若是真的，让共军不放一枪占领半个长春，后果不堪设想。”但转念一想：“我一向待曾泽生不薄，曾泽生不是那种薄情寡义之辈。暂编52师的李嵩、欧阳午等人素来与曾泽生等滇系将领不和，欧阳午会不会有意夸大其事？”想到这里，为慎重起见，郑洞国给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打了个电话，让他查证一下。

长春城内一场血腥的火并虽然没有发生，但欧阳午为自己逆时代潮流毫无价值的片刻选择，付出了半生代价：在东北军政大学学习期间，欧阳午被当作“特务”，受到起义学员激烈的批判斗争。学习结业时，欧阳午未能毕业，被转至“解放军官教导团”继续接受审查，后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欧阳午作为“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落户南京。虽然，中共中央的文件早已明确规定，有“破坏起义”行为的人“不应当算作起义人员”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于1980年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原特赦决定，对欧阳午按起义人员对待。”欧阳午随后被安排为南京市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委员、南京市玄武区政协委员，再后，按照建国前参加革命享受离休待遇。

欧阳午未遂的“破坏起义”行为，为曾泽生扣押李嵩等人之举，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注脚。

曾泽生率部起义的次日，派军部董副官带武装士兵一个班，将先行扣押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及所属团长胡家驹、周曙初、谢绍贤，送往兴隆山，交给解放军。不久，转送东北军区政治部的“解放军官教导团”。

1951年11月8日，李嵩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原东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2月，李嵩于执行前在狱中病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掀起了“落实政策”的热潮。1984年3月，李嵩的发妻蔡凤仪由李嵩之侄李济时代笔，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要求为李嵩落实起义人员的政策。

最初两年，蔡凤仪的申诉没有被接受。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嵩的政治身份介于两可之间：起义前被先行扣押，视其“被俘”，有道理；被扣押后，向所属部队下达了“随军起义”的命令，视其“起义”，也有道理。

而“两可”之天平，一旦滴上草根大众的斑斑血迹，倾斜，也就在所难免了。

李嵩历史的血腥，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散发的。

1934年12月至1935年1月，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指挥浙江7个保安团及王耀武的第1补充旅等部，围剿抵达浙赣交界地区的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致红10军团副总指挥兼红19师师长寻淮洲阵亡，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红10军团总指挥刘畴西、红21师师长胡天陶等一大批红军指战员被俘后惨遭杀害。李嵩时任浙江保安补充第2团3营营长。

李嵩被追究的历史罪恶，均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仅残杀战俘和中共地下工作者一项，少量摘举就足以触目惊心。

1946年1月，国民党第100军奉命以“受降”名义进至江苏泰州一带后，对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苏中根据地实施“扫荡”，“杀害中共江都县委机关干部，破坏了该地区的基层人民政权”。 其间，时任第100军19师副师长的李嵩率部在青龙一带“清查户口”时，下令将查出的三女两男共五名共产党工作人员全部活埋。

1947年5月，李嵩任国民党吉林省警务处处长期间，其部属俘虏一名女性解放军工作人员，将其脱光上衣用皮带毒打后，处理不详；同年9月，又在吉林杨家店战斗中俘虏共产党地方武装双阳大队32人，李嵩下令全部集中用机关枪扫死。

如果仅仅是血债，也不足大虑，国民党带兵参加过反共内战的将领，多数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类似血债，但李嵩不同，他比别的国民党将领有着更为复杂的嫡系背景和“特务”印记，以致于连曾泽生、陇耀等滇军将领都对此坚信不疑。

李嵩的军旅生涯依附的是俞济时、冯圣法。此二人抗战期间曾分别调任蒋介石的侍卫长和侍从室第3组组长，是蒋介石的“近臣”。1935年，俞济时被任命第58师中将师长不久，将其原属三个浙江保安团调湖北宜昌、沙市一带，与第58师并编。李嵩随队入编，改任第58师347团3营营长。1937年8月，第74军组建，辖第51师和第58师（之后又拨入第57师和独34旅），首任军长俞济时兼任第58师师长。同年底，俞济时的姻亲冯圣法升任第58师师长，李嵩随之升任该师第344团上校团长。1939年6月，王耀武由第51师师长升任第74军军长后，于1940年冬将第51师的“步兵指挥官”张灵甫调任第58师副师长，在俞济时、冯圣法旧部中“掺沙子”。1942年10月，第58师师长廖龄奇因“临阵脱逃”被枪决后，张灵甫接任师长。李嵩一直熬到1944年3月王耀武升任辖第73、74、100军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后，才于同年5月升调第100军19师任少将副师长。

1946年5月，第100军接受整编，改编为整编第83师，其第19师改编为整编第19旅，李嵩改任第19旅副旅长。就在这时，对整编安排不满意的李嵩，得知国民党军委会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正在南京为接收东北铁路招兵买马，并已任命冯圣法为东北交通警察总局局长，于是，回到了老长官麾下，于1946年9月出任吉林铁路警务处“简任四级”（相当于少将）处长。随后，带着一批原第19师旧属，组建了辖三个警务段（相当于团）、三个独立大队（相当于独立营）编制数千人的“护路”武装。

“交警”属军统特务系统。虽然，李嵩曾经申辩过：“我们是装备很差的‘路警’，不是‘交警’。”但他身上还是被打上了“特务”的印记。

据国民党“国防部260组”组长冷克著文回忆，1947年上半年，他被军统派到这支杂牌部队，配备电台，遂行监视任务。到职未久，便将暂编第52师师长刘伯中在当年4月塔其木战斗中对所属陈团被围坐视不救，在该团被歼灭后又“借机侵吞全团粮饷达两个月”，并且“枉杀士兵多名”等罪状电报南京，使其被“撤职押办”。随后，暂编第52师与吉林铁路警务处并编，师长“由军统忠实可靠的李松（嵩）少将充任，达到了并编裁汰的目的”。

据李嵩部下揭发：暂编第52师撤退到长春后，李嵩与军统特务头子项乃光（中共叛徒）等人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俞济时每次来信，李嵩看完就烧了，十分诡秘。更有甚者，李嵩组建吉林警务处之初，在吉林市成立“警谍训练班”，有64人接受训练，毕业后，分派各部从事特务活动。

在国民党军队，李嵩的上述背景是很让人眼热的，以至于第60军起义前，军参谋长徐树民曾力劝曾泽生军长讨好下属师长李嵩，以期在官场能“走俞济时路线”。

像李嵩这样有嫡系背景和“特务”印记的“战争罪犯”，起义时又被先行扣押，要想“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自然很难，但蔡凤仪还是不懈努力。

1986年初，李嵩的湖南同乡、老长官郑洞国先生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反映：我们党在解放初期的政策有些“左”，起义的个别师长都被杀了，至今还没落实政策。郑洞国的发言被刊登在全国政协会议的简报上，印发了下去。

不久，沈阳军区联络部和军事法院本着中共中央关于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宜宽不宜严”的政策精神，进一步审理了李嵩一案，并找到了“从宽”处理李嵩的事实依据：李嵩的罪行均发生在起义前，起义的当时和以后无反抗或破坏起义的言行，在学习和关押期间，也没有抗拒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李嵩被扣押后，当即表示了“一切以军长之命是从，拥护起义”的态度，并向所属下达了随军起义的命令。

为慎重起见，沈阳军区“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办公室”出面，就是否可以为李嵩撤判、落实政策，向惟一留任解放军部队并健在的原国民党第60军高级将领李佐发函征求意见。

李佐1948年10月17日参加长春起义时任国民党第60军182师副师长，该军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后，李佐历任第50军150师师长、军副参谋长、坦克副军长、副军长，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此时的李佐，虽然已经从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职位上离休，享受副兵团待遇，但还是忙于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大量工作。老人为来函谦逊、诚恳、负责的态度所感动，当即抱病查阅资料，提笔回信，表明了赞同态度，并回忆了两件颇能说明问题的往事：

暂编第52师退守长春拨归第60军建制后，虽然客观上可以起到监视和牵制第60军的作用，但李嵩此时已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心，对部队的前途更感绝望，故曾向曾泽生军长提出“家中老母年迈，迫望准予长假 ，回籍侍奉母亲”的请求。

第60军起义后，李嵩曾被送回在九台县的军部办理有关事务，并安抚部属，其间，曾泽生军长就暂编第52师人事安排征求李嵩的意见，李嵩不但不建议起用他的部下，还坚决反对副师长欧阳午代理师长，连说：“不行，不行！欧阳午掌握不了部队。我看李佐合适。”李嵩与李佐并无私交，他力荐李佐是为了稳定部队，由此，可以说明李嵩在部队起义后的表现是好的。

李佐还告知，在暂编第52师《起义官佐登记簿》的“长假官佐名册”中，首先就有师长李嵩的名字，可见，解放军第50军一直把李嵩视为长春起义人员。

据说，在发函征求李佐意见之后，案件承办人员又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将军发去了请示信，并得到了萧劲光关于同意落实政策的批示。

经反复慎重的调查审理，1986年11月17日，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一、撤销原东北军区军法处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对李嵩的判决。二、对李嵩以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从当年国民党将领残酷杀戮被俘的共产党人毫不手软，到如今中国共产党纠正建国初期错误处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付出代价的历史在进步。

在为李嵩落实政策的过程中，李佐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李嵩这个人，不像人们想像得那么坏！”这话，并非无稽之谈。李嵩的人格印记，可以从他一生三次痛哭中得到历史的投影。

1906年，李嵩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雪峰山脉和武陵山脉之间一处谷地的贫苦农民家庭。最初几年，一家六口人靠父亲耕种祖产五斗山田和佃种儒公祠堂几斗公田维持生计。因为地租高，收获不丰，父母常为一家人的衣食愁眉不展。后来，由于父亲读过几年书，人也精明能干，农忙时辛勤劳作于田间地头，农闲时借高利贷做倒卖竹木、茶叶等小本生意，加上母亲勤俭持家，若干年下来，家境好转，佃种的公田退给了佃主，自己购置了些田地，请了一个工钱不多的跛脚长工，父亲则专做他的生意。

父亲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不辞辛劳的奋斗，为幼年的李嵩树立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生楷模。家庭步入小康后，李嵩有了读书的机会。虽然，私塾教学方法不良，难以提起学习兴趣，但他却牢牢记住了父亲的嘱托：“像长工那样泥手泥脚的‘光眼瞎子’是最苦的。读书明理，才能在社会上为一家人求得好生活。”

李嵩的功课得到了先生的好评。好评，又强化了他蒙蒙眬眬的责任感，乃至于引发了李嵩懂事以来的第一次痛哭。

那一次，邻居办喜事，因私塾先生外出无人写对联，想起了平常大家总在夸李家的“伢子”书读得好，字也写得好，便上门相求。李嵩的父亲一口应承下来。

一般的孩子能写则写，不能写则一推了事，不会挂在心上。李嵩不然，他内心感受了一种无法推卸的心理压力：要是写不好，岂不辜负邻居的一番厚望？岂不丢了父亲的老脸？

越想越愧，越愧越急，百般无奈又急又愧的李嵩最后竟伏在桌上，嚎啕大哭。

邻居不再勉为其难，小李嵩却为了将来给邻居“写好对联”，为了使全家稳居长工之上的“好生活”，更加发奋读书。

上中学后，正赶上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置身于救国图存热浪之中的李嵩和许多同学一样，一边努力完成学业，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宣传新思想的书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他读，共产党的《向导》《独秀文存》他也读。

新知识的灌输，使父亲言传身教培养起来的责任感融入了更神圣的内容。李嵩追求人生理想的视野，从此越出了生育他滋养他的小山谷，越出了凝聚了父亲一世心血的家业，越出了乡间邻里婚丧嫁娶所求的笔墨功夫。他看到了社会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看到了军阀杀伐连年横征暴敛，看到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及其丧心病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沙基惨案和五卅惨案，从感情上极大地刺激了李嵩的爱国热情，激发了他报国救民的人生志向。李嵩不顾父兄规劝，参加了学生会组织，投身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

1926年，李嵩中学毕业，家里无力继续供其读大学。正痛苦彷徨，北伐革命军占领长沙，带来了广东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李嵩不顾父亲强烈反对，毅然徒步前往广东，于当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入伍生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不久，中国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打着“清党”旗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正在入伍生队学习的李嵩，亲眼看见一批批优秀同学被五花大绑押上远去的卡车，投入大牢，其中不少人倒在了血泊之中，都是些忧国忧民志向远大品学皆优的好青年，有的，甚至与李嵩情同手足！

21岁的李嵩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要革命，为什么以血腥手段摧残有胆有识有志向的热血青年？

几乎在一夜之间，血淋淋的现实封死了李嵩追求新思想之路，使他从美好理想的云端，跌入阴霾笼罩的深谷。逮捕同学的卡车驶离校园后，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一头栽倒在床上，扯开被子，蒙住脑袋，偷偷哭泣起来。

留在国民党营垒里“年轻幼稚”的李嵩，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自然找不到任何求解中国革命道路的答案，思想上的空白，从此，于青天白日的大旗下，逐渐被一种诠释“清党”暴行的国民党“正统”理论所充填：中国为什么受尽列强的欺凌和宰割？还不是因为自己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帝国主义是一条“饿狼”，实行封建割据的军阀和“共匪”是家里的“疯狗”，“疯狗”乱咬人，“饿狼”就要趁虚而入，入室吃人，所以，“攘外必先安内”。要结束分裂，统一中国，只能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特别是“一个领袖”，那是凝聚人心的旗帜，就像德意志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大和民族的天皇。中国要想不受列强欺负，惟有此路！

注：杨福，原国民党第60军营长，1947年10月在吉林作战被俘，1948年被我东北军区联络部派回长春做策反工作。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后，留队继续担任营长。杨福起义前曾活埋过解放军战俘，鉴于其主动交代，未予追究。1951年，杨福在朝鲜战场上被提升为团参谋长。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杨福因心胸狭窄、生性多疑、思想改造不彻底，意外持枪行凶，致多名基层指战员伤亡，被击毙。

gaogeli:【原创】少将的死刑与撤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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