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翻译】齐泽克：持久的经济危机 -- 张三李四王五

但如今我们正在见证这个意识形态机制的巨变。阿甘本对我们当代的“后政治”或者说身体政治的社会有一个定义，在这个社会的各种机制中会将个体去主体化，并且不再生产新的主体：

“身体政治”标示着一系列的社会机制，它们不再生产主体，而只是管理和规范个体苍白的生活。

在这套机制中，真正的社会变革似乎成了不可能的梦——然而“不可能”这个词本身应该让我们好好思索一番。如今各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都以奇怪的方式爆炸性的出现。一方面，就个人自由或者科技而言，我们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可以以任意的方式享受性快感，随便下载音乐、电影和电视剧，甚至任何人都能（以某种价格）进行太空旅行。许多人期待通过基因手段提高我们的自然或超自然的能力；甚至期待以把自己变成可以下载安装在硬件设备上的软件，来获得永生。

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关系领域，我们这个时代自己觉得足够的成熟，已经不再抱有千年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而接受了现实——其实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的现实——现实中的所有的界限导致的不可能。你接受了它的训诫：你不能参与到浩大的集体行动中去，因为这最终会导致专制集权；你无法坚持老式的福利国家制度，这让你失去竞争力并会导致经济危机；你无法把自己从全球市场中独立出去，否则只能获得北朝鲜一般的自主。在这种版本的意识形态中，甚至连生态学也给出了一系列不可能性，比如所谓的临界值——全球变暖不能超过两度——这是基于“专家意见”得出的。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区分两种不同的不可能性：社会对立的“不可能的真实”(impossible-real拉康的概念)，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不可能性”。不可能性在这里被加倍了，自己成了自己的一个面具：第二种不可能性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模糊了第一种不可能性。如今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努力使我们接受种种的不可能性：社会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革；资本主义不可能被废除掉；民主不可能不堕落成国会里玩的把戏。如此种种的不可能性，所掩盖的是贯穿资本主义社会始终的社会对立这个不可能的真实。这个真实是“不可能的”仅仅因为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对立来说它不可能；而这并不是说这不可能的真实无法被处理，或者无法被改变。

因此拉康对于克服意识形态不可能性的药方，不是“一切皆有可能”，而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发生”。拉康的不可能的真实不是需要现实的去考虑的先验限制，而是在于实践。这样的实践比在可能性领域进行干涉要有力得多——这样的行动会改变可能性的定义，因此相应地能够自己建立使可能性之为可能性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也关心真实(the real)：像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去行动，就意味着介入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真正的对抗。

经济长久处于紧急状态，并不意味着左派就该放弃没“实用性”的、需要耐心的学术工作。恰恰相反：我们比以往更不该忘记的是，共产主义的开端是康德在名篇“什么是启蒙”中提出的“理性的公共运用”：思想平等的普遍性。因此如今那些事实上威胁了国家间的开放空间的所谓“改组”，是特别需要我们与之作斗争的。欧盟的“博洛尼亚进程”就是一个例子，它致力于“促进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和谐”，但是事实上构成了对理性公共运用的一致攻击。

这些改革都是试图使高等教育服务于这样一个任务：通过生产专家来解决社会中的具体问题。而思想的真正任务已经消失了：这真正任务并不只是对“社会”问题——事实上不过是国家和资本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更是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的组成；去思考这些问题究竟是如何成为问题的。在如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中，将高等教育的任务降低为生产对社会有用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这事实上只是康德说的“理性的私下运用”的变体—— 这些专业知识的产生都是有条件限定的，依赖于教条的前提预设的。用康德的话来说，这些做法都出自于“不成熟的”个体，而不是居于理性普遍性中的自由人。

应该意识到，高等教育的流水线化和知识分子各说各话、学术公共性的丧失是紧密联系的：这并不只是说学术越来越私人化或者商业化，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教育朝着生产专家的方向发展。而这个过程本身只是当今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全球性变革的一部分。这时候该想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如果说在中世纪这个意识形态机器在宗教机构意义上是指教会的话，那么对早期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言，就是学校教育系统和合法性观念的双重统治。个人通过普遍的义务教育成为了法律主体，可主体又是作为法律秩序下的爱国的自由公民存在的。因此在资产阶级和公民之间、在自我而功利主义的个人和献身于公共领域的国民之间，就总有一个断裂。出于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意识形态被限制在公共领域，而个人的兴趣则作为私人领域被认为是“前意识形态”的，因此这个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本身，变成了真正的意识形态。

而对68年之后的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来说，经济自身——市场与竞争的逻辑——将自己变成了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我们见证了传统资产阶级学校这个意识形态机器的瓦解：学校体系曾经是强制性的、由国家组织的并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坚守着启蒙价值——自由平等博爱，而现在则越来越不是如此。依照“低成本高效能”这个神圣法则，学校系统迅速的被各种“公私伙伴关系”所渗透。在权利的组织化和正当化中也是如此，选举体系越来越像市场竞争模式：选举本身成了商业交换，如果谁能最有效率的维持社会秩序、检控罪行等等，选民就投票“购买”这个候选人。

同样以“低成本高效能”的名义，从前只能属于国家权力的领域，比如办监狱，也变得可以私有化；军队武装不再靠征兵，而是由雇佣军组成。甚至国家官僚体制也不再被认为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普遍阶级了，正如贝卢斯科尼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在如今的意大利，国家权力为资产阶级所滥用，他们冷酷而公然的把国家权力作为保护他们私人利益的手段。

甚至建立感情关系的过程也越来越像组织市场关系。这样一个过程依赖自我的商品化：比如网络约会或者婚姻介绍所，人们把自己当成商品一样的列出自己的优点，发布照片。但是这里佛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单纯的吸引力(der einzige Zug)—— 让人一下子喜欢或者讨厌上别人——却不见了。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在某个时刻，人会觉得他已经沉浸在爱的感觉中，没有办法不去爱。因此根据这个定义，那种比较各个对象的优缺点，然后决定和谁恋爱，这种做法不能称之为爱。这就是为什么说婚介是一种特别杰出的反爱情的机置。

这说明了意识形态作用的什么变化呢？当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把个体塑造成主体的时候，是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个体”之上，构成一张网络精密的作用在他们身上。与此相对，“主体”不是指实体活物，而是指这些个体存在被意识形态机器所捕获并置于一种象征秩序中的产物。由此能推得的是，只要经济被认为是属于非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全球商品化的新世界就会觉得自己是后-意识形态的。但是显然意识形态机器比以往更加强大的存在着。而只要意识形态把自己理解为单只是作用于主体的，而把个体相对的理解为属于前-意识形态的，那么经济领域的统治就只能显示为意识形态的缺席。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反映”了经济，就像上层建筑由基础所决定那样。而是说，经济自己作为意识形态模式发生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说经济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此相对的是“真实的”经济生活，它显然不符合理想的自由市场模式。

马克思深刻的洞察在此刻仍然有效，甚至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加有效。对马克思来说，自由的问题不能完全的只局限在政治领域解决，正如全球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做出审判的时候就会使用这个准则——是否有自由选举？司法是否独立自主？出版是否不受那些无形压力的影响？人权得到尊重了吗？自由的真正关键，相当程度上反倒在于那些“无关政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大到市场小到家庭，真正需要做出的改进并不在于政治改革，而在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我们从来不为了谁拥有什么财产或者工厂里的工人-老板关系投票；所有这些都是在政治领域之外处理的。但期待把民主“扩展”到这个领域，建立由人民掌控的“民主的”银行，则同样是一种幻想。对这个领域的根本改变是外在于正当权利的。当然，这些民主程序确实能产生些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程序仍然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这国家机器的目标也只是为了保证资本家的再生产的持续进行。在这个意义上，巴迪乌准确的断言道，对现在来说终极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或者剥削，而是民主。这样把“民主机制”默认为终极体系的态度，才阻碍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

对“民主体制”迷信的破除是必要的，而同时要破除的是对暴力的盲目反对。比如说，巴迪乌最近建议实践一种“防御性暴力”，即通过建立不受国家强力干预的自由领地，来摆脱国家的统治（就像波兰早期的团结工会），并且只在国家想要毁灭和重新占领这些“自由区”的时候，才进行抵抗。这个药方的问题就在于，它依赖于对国家机器“正常”功能和国家暴力的“滥用”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本身是成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常识就是，“和平稳定”的社会生活其实只是某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暂时）胜利。从受压迫者的角度来看，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暴力。类似的，罗伯斯庇尔说弑君的正义性并不在于证明国王犯了什么罪，而是在于国王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的，是对人民自由的侵犯。就此而言，受压迫阶级使用强力反抗统治阶级和国家的行为总是“防御性的”。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我们愿意使国家“正常化”，并把国家暴力仅仅当成某种可能的滥用。自由派的名言是：有时诉诸于暴力确实是必要的，但是暴力从来都不是正当的。这种说法是远远不够的，从一种根本性-解放性的角度，我们应该把这话倒过来：对受压迫阶级来说，暴力总是正当的——因为他们现在受压迫的社会地位本就是暴力的后果——但永远不是必要的：是否使用武力对抗敌人，只是个策略问题。

总之，我们需要对暴力问题进行祛魅。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并不是因为它诉诸于暴力本身——夺取国家政权，并用内战来维持政权——而是更广泛意义上，它的行事方式使得诉诸暴力变得不可避免和正当化：党成了历史必然性的傀儡，诸如此类。在CIA关于如何削弱阿连德政府的记录中，基辛格简单的建议道：“让经济尖叫吧”。美国官员公开的承认，他们如今在委内瑞拉使用同样的策略：美国前国务卿伊格柏格在Fox News里说：“从一开始我们对付（查韦斯）的武器就只有一个，那就用经济手段把经济搞得更糟，以此破坏他在国内以及周边地区的形象。”在现在经济危机中，我们显然也不是在应对无理性的市场进程，而是高度组织化的、策略性很强的经济干涉；这些干涉来自于其他国家和金融机构，目的在于以他们希望的方式解决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难道防御性的反制手段还不合理吗？

正当那些所谓激进的知识分子津津有味的继续他们20世纪以来的幻想，试图使政治形势“灾难化”的时候，以上这些因素必然会粉碎他们安逸的主观立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到在一个“行政管理化的世界”中，灾难会发生在“启蒙辩证法”达到顶峰的时候；阿甘本将集中营认定为整个西方政治规划的“真实”。但是回想一下霍克海默50年代在西德的形象。他一边谴责西方消费社会造成的“理性之蚀”，一边矛盾的为这个社会形态作辩护，认为在集权主义和腐朽的独裁统治的海洋中，西方社会是唯一的孤岛。但要是真实情况是：知识分子一边过着安稳舒适的生活，一边为了生计去生造了些极端的灾祸——要是事实是这样的，又怎么办？对许多人来说，无疑如果革命真的发生，那最好发生在远远的地方——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以便于他们一边怀着热情的为远方的事情担忧，一边在学术职业中一帆风顺的得到擢升。但是现在随着发达工业化福利国家的经济崩溃，所谓激进知识分子终于和真实有那么一点点接近了：叶公们想要激进的变革——现在终于真的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