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继续代理政委 -- 达雅

东周以来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周边蛮夷不断被“以夏变夷”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这中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华夏在制度方面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是蛮夷都不否认的。这就使得蛮夷们努力学习华夏，最后变成了华夏。这是三千年的常局。

但是，1840以后，常局不再，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变局中，英法德俄日美这些新蛮夷自恃船坚炮利，根本不承认中华制度的先进性。不仅蛮夷们不承认，甲午战争之后，华夏自己也不认为自己的制度有什么先进的。于是学习西方就成为一百多年来的潮流，革命作为结束落后局面的药方就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国民党共产党都是革命党，差别不过在于怎样革命。

革命的逻辑基础是“制度落后导致被动挨打”，但是这个逻辑基础其实是有问题的。人类到现在为止，其实对于怎样判断制度落后并无共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是最先进的了，但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则话，具体到一国一时，决定和反作用究竟哪个居主导，其实大家也搞不清楚，只能是声音大拳头硬的就是有理。很多时候，大家是根据结果反推原因，因为生产力落后所以觉得生产关系不行；因为造不出好枪炮打不过人家就认为自家制度不照。

但问题在于，制度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今天革命了，制度改变了，明天早上生产力就突然上一个新台阶，不会造的东西统统都会造了，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几十年里，制度是先进的，但是生产力仍然是落后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因为生产力落后就觉得制度不行。

但是人民常常不吃这一套，尤其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三千年来一直是领先的，所以一旦落后了就特别受不了，反应过度，就觉得制度不行要革命要换制度。但是制度是不是真落后呢？其实也讲不清楚。无非是觉得我们被蛮夷们打败了，蛮夷们的制度都是那个样子我们却是这个样子，所以肯定是我们的制度不对。这种思潮一直流传到今天。

但是这种思潮是不成立的。忙总在总结企业管理的经验教训的时候说：

其实道理很简单，举例来讲

这虽然说的是企业管理，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执行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运作空间的，成功与失败很多时候是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制度的结果。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都是共产党当家，但是路线方针政策变了，整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就完全改变了。

中国当年搞洋务运动那阵子，还是对自己的制度很有信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制度不行。事实上当时大清的制度确实也不算落后。放眼世界，英德俄奥这些都是君主制，事实上一直到孙中山领着大家闹革命驱逐鞑奴那阵子，君主制仍然是世界强国的主流。当然了，你如果非要说彼君主制非此君主制，人家的君主制哪里哪里先进大清的君主制哪里哪里落后，那你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但是反过来，我也可以找到大清的君主制比英德俄奥这些新蛮夷的君主制强的地方。例如，大清是彻底地搞郡县的，地方官员对于上级最多是阳奉阴违，根本没有公然对抗中央的空间。而德国的君主制，地方割据的残余在制度上还是很严重的。

因此，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就是一条，被日本这个计划外的敌人打败了。洋务运动本来针对的是英法这样的敌人，中法战争中军事上中方是优势的，因此洋务运动其实完成了自己既定的目标。而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更大程度是在战争策略上，就现在的资料看，日本当时也很紧张，为了准备在华北和清军决战财政已经快搞不下去了。如果中国方面不认输，坚决打下去不说打败日本，搞个平手不用割地赔款的希望还是很大的。而中国认不认输，根本就是个策略问题，与制度无干。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甲午战争打败了，大家就觉得这套制度不行了，要维新，要革命，根本不给上述书斋式探讨任何机会。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自以为掌握了历史真理的革命者轰轰烈烈地推进着历史的进程。整个20世纪的上半段，中国都在制度方面用功。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尽管这一点，直到今天还不能被大家普遍接受。

要不封你个副政委如何？

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就是回答“什么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个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子问题，一个“我们是谁？”，另一个是“怎样是有利？”。两个中间，“我们是谁？”逻辑上居先，虽然实际中这两个问题是搅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总是会搞“屁股决定脑袋”，常常会因为“怎样有利”而变更对“我们是谁”的判断。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谁？”还是应该先解决。

对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需要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相对明确地区分“我们”和“他们”；另一方面，需要留出一个空间，使得“他们”能够变成“我们”。有了这两点，“我们”的阵营才能明确，“我们”的群体才能逐渐扩大，从而“我们”的力量不断壮大。力量归根到底来源于人么。

相应于这两个方面，就有两种不同的错误。第一种是，模糊了“我们”和“他们”的界线，搞得人人都是“我们”其实也就人人都是“他们”，“我们”团结不起来，阵营不能明确，依靠谁反对谁不知道。这是美国正在犯的错误。美国对成为“我们”的要求是很宽松的，入籍就完了，事实上拿到绿卡基本也就成为“我们”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很多人绿卡拿了甚至籍也入了，但是并没有成为美国的“我们”，该干啥还干啥，急了就开飞机撞大楼。最后搞得连要不要搞民族大熔炉都成问题了，亨廷顿老先生死不瞑目地问：“我们是谁？”

另一种是历史上犹太人犯的。犹太人这个民族也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就是搞不大，总是少数。而少数又总是容易被别人屠杀，屠杀了就更少数。犹太人几千年还存在，实在是不容易。但是这种不容易其实很大程度也是自找的，因为历史上犹太人对“我们”“他们”的尺度卡得太严，这不行那不行，结果很多犹太人的孩子搞着搞着就成了“他们”了，而“我们”的补充就只能靠犹太人自己生。本来人就少，生出来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成了“他们”，所以犹太人就总是少数。

与这两种错误相比，中国人的处理方式就非常之高明了。早在春秋时代老祖宗就搞“华夷之辨”，搞到战国，楚国这个当初的蛮夷就成了华夏了。搞到司马迁那时代，匈奴这个死对头也成了黄帝苗裔，几百年后匈奴人刘渊居然高举起了“我们是汉朝外甥”的大旗。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几百年搞下来，都大融合了。这种融合一直持续到当代，五十六个民族正在重新熔铸为一个中华民族。

这中间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同时兼顾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华”和“夷”的区别是存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方面，“从夷变夏”经过长期努力又是有可能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人给“他们”成为“我们”预留了一个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空间，而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他们”就成了“我们”。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领先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夷狄们之所以要舍弃自己的那一套改用华夏的，根本原因是华夏的东西好。农耕比放牧生活更稳定，丝绸比羊皮穿着更舒服，登基做天子搞郡县制比左右贤王统治效率更高，诗词书法这种高雅的玩意更是闻所未闻。于是一个个蛮夷族群在进入中原之后眼界大开，迅速领悟到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一旦尝试就食髓知味离不开了，于是就学着中华定都城创文字读历史学唐诗，然后努力往黄帝苗裔里面挤，同时也自有审时度势的文人出来帮忙论证人家本来就是。最好再来一场共同抗击外部敌人的战争，就像抗日战争那样的，共同流血牺牲保卫中国，打完了大家就不分彼此都是中国人了。中国人的祖宗自然都是中国人，于是我家祖宗忠于大明被你家满清祖宗砍了脑袋的事情也就可以作为中国人民内部矛盾一笑泯恩仇，大家都是华夏没有了蛮夷。

• 继续代理政委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文明走向成熟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样看起来这个问题当然很难。但另一方面，只要你坚持一个以我为主的态度，对我们有利的就是好，对我们不利的就是坏，那这问题也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但是简单的解答后面，仍然有两个深刻的问题。第一个，“有利”还是“不利”，是需要这个文明的主流群体去自行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当然“自行判断”和“人云亦云”也常常会搅在一起，我们很多时候得意洋洋地自以为是自行判断了，结果深挖下去是个人云亦云。但不管怎么说，这两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而当前的信息技术，使得“主流群体”的总人数大大扩大了。人人都可以上网发帖子嘛，不像封建社会，就那么点人识字。

中国当前正处在一个从人云亦云逐渐走向自行判断的阶段。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大部分中国人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自行判断能力是有缺陷的，尤其是高干子弟和后来的JY分子。结果毛主席去世，改革开放开始，大家又觉得美国就是好啊就是好，JY分子摇身一变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驱，变的是左右，不变的是人云亦云。然后大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跟着人云亦云，一直到五颗炸弹炸了大使馆，大部分中国人发现，美国人也不是东西，靠得住的还是自己的脑袋，于是自行判断才逐渐占了上风，而JY的名声也就逐渐烂掉了。

第二个深刻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这比自行判断还重要。因为先得确定了“我们”才能谈论有利还是不利，不然肯定是讲不清楚。而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搞不清楚。

这个问题在毛主席的时候是很清楚的，“我们”就是中国人民，什么是人民有明确的定义。如果你不幸不属于中国人民了，那就努力被改造，等到被改造成功的那一天吧。而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搞乱了，谁是“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了，大家根据自己的个人利益来选择自己属于哪个“我们”，“中国人民”都很少被提了，乱得一塌糊涂。不同的人对这个“我们”有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解，于是划线站队秀屁股。例如，JY们肯定不认为那些血汗工厂黑煤窑死难的工人是“我们”，他们只是JY们争夺话语权的工具。而河里的大多数，估计也不把JY当“我们”。汉民族主义者不把伊斯兰教徒当“我们”，武统派肯定不把部分台湾居民当“我们”，等等。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是中国意识形态重建过程中的首要问题。当这个问题解决得好的时候，中国就是一个拳头的中国；而当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的时候，中国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因为中国的力量就在于这个“我们”，当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是“我们”的一份子愿意出一份力的时候，中国就会迸发出令世界震惊的力量；而当中国人彼此认为对方是“他们”，一部分中国人甚至把外国老板当“我们”的时候，那就内斗不休了。而中国改开三十年来的种种乱象，很大程度就来源于此。

• 继续代理政委

其实相对于Zorin的观点，我更看重怪味可乐的评论《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进步》：“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不断学习，这样才能进步。向印度那样，总认为自己的最好，那才没啥前途。”

这段话当然是对的。我们从小学起就被教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当然要学习别人的长处。但问题在于，这段话的正确性需要这样一个前提，知道什么是长处，什么是短处。或者说，得有能力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有具备这种能力以后，怪味可乐的话才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就会把坏处当好处学了，发生认真学拳结果学了一堆拳病的情况。

中国当前的问题就在这里。中国处在文明未成熟阶段，所以就是一种“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状态，跟二十多岁小青年似的。在操作层面上，从中央政府到芸芸众生，基本都是在搞“钱多就是好，钱少就是坏”。但这个简单的二分显然无法解决这么复杂一个国家的全部问题。举个例子，自朱镕基以来，中央政府攒了一大堆美元放国库里贬值，这好吗？到个人，“被自杀”的巨富商人，钱有了命没了，好么？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但一点也不简单。这其实是一个社会是否成熟的根本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成员都能够自己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得到较为一致的结果，那这个文明就成熟了。当然，成熟也就意味着必然要走向朽烂衰亡，这就跟是人总要死一样，但是我们总不能说因为怕死就拒绝长大。

中国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中国人对于各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各有各的看法，很难达成一致，吵得非常厉害。比如说，西西河里的左派右派中间派，对于毛泽东邓小平的看法就很不同，有时候还尖锐对立，一有划线站队帖那真是壁垒分明。这在已经成熟的文明是难以想象的，例如我现在在美国，美国人民的主流对华盛顿、林肯的态度就明确而一致，华盛顿纪念碑高耸入云，林肯纪念堂就是个神庙，美国人民觉得这样好得很，没听说有什么人以反对“个人崇拜”的名义要把把这两位描述成坏人，要推倒华盛顿纪念拆毁林肯纪念堂的，虽然要论对国家对人类的贡献，这俩加起来也比不上毛泽东。

• 继续代理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