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在日论汪精卫 -- 兼答博士兄 -- 萨苏
家园 【原创】在日论汪精卫 -- 兼答博士兄 重提汪的问题是因为给汪精卫翻案似乎还挺热的，在下觉得比较成问题，对于给他翻案的几个理由，似乎还可以探讨。
第一，认为汪对日投降可以比拟明末投降清朝
窃以为日本侵略和满族入关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满洲，古称肃慎，女真，它在历史上一直属于大中华框架以内，并曾经长期处于中国政府有效管辖之下，满清入关以后，它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皇帝，而日本则不同，它是要把中国变成大日本帝国的非洲，最多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个行省。您看英国和法国王室素有通婚，请个法国血统的英国国王没有什么，英国人能接受，他还是英国国王，可是这个英国国王如果想把法国归并到英国成为一个省，法国人就要拼命了，即便你有法国血统也不行，因为英国就是英国，法国就是法国，谁也不能统治谁。
满族和汉族的区别，恐怕不比当年秦国人和赵国人区别大，秦国古称西戎，和中原华夏肯定血统上有所区别，秦国喜欢屠杀，恐怕也不下于嘉定三屠，能接受它，是因为这毕竟是中国内部的成王败寇。而日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
顺便说一句，满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因此当它向主体挑战时，带有覆亡中华民族政权的意味，这个时候说岳飞是民族英雄，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把中国变成外国的殖民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满族虽然骄横，也没敢有这个想法。
第二，汪精卫认为自己无国可卖，卖的无非是已经丢掉的国土。
这一点汪恐怕也是不得已而言，以他的聪明，这种辩解未免无力。
台湾也不在北京控制之下，北京政府承认它独立是否也不是卖国？外国占领某块领土是可能的，但是只要作为政府不承认，就永远有收回的可能。外蒙古为什么收不回来了，因为中国承认人家独立了吗。要说最早承认它独立，也是1946年，那时候中国失去对外蒙的控制已经二十多年了。
还有就是科威特战争，国际为什么干涉的那样理直气壮，同样是因为1966年伊拉克承认了科威特独立，如果没有这回事，道义也不会那样完全的背萨达姆而去，这个时候您再说科威特“自古以来是伊拉克的神圣领土”，那是毫无用处的了。
所以，敌未退出国土之前言和也许不算汉奸，干脆把国土算成敌人的，让它理直气壮的占领那里，这个，不但是汉奸，而且是大汉奸了。
顺便说一下，蒋介石比汪精卫要有资格的多。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蒋与日本的和谈接触也是不断的，但是他有他的底线，那就是不能承认满洲国。最有希望成功的调解是陶德曼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谁都明白一旦承认了，满洲国就可以成为另一个外蒙古。即便最困难的时刻，中国方面的让步底线也只是“维持战前状态”，--- 这个战前状态，就是满洲国存在，但是中国不承认。从当时的记录看，如果老蒋承认满洲国，他要达成一个和议比汪精卫容易得太多了。这方面，蒋坚持住了两个原则，一个，是“可以鲸吞，不可以蚕食”,一个是“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能与他讲和”
第三，让步可以保存国家元气，一边抵抗，一边投降
这个不可能，因为日本人是穷棒子出身，不榨你的油水，他怎么过日子呢？他也没有那种宽容的传统，可以允许你在它的殖民地逐渐成长起来 -- 其实日本人连殖民地的概念也没有，只有征服，同化，兼并的概念。日本人只懂得把你变成日本，无论是冲绳，是台湾，是朝鲜，还是满洲。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早晚会走的，而且可能下一个伊拉克政府比萨达姆更好些。日本人是不会走的，有没有协议都不会走的，它还自以为挺有东方智慧的呢。朝鲜国王够让步柔顺的了吧，假如换了别的殖民国家，搞个保护国不好吗？日本不行，它要日韩合并。朝鲜的国王是不是也有自己受点儿委屈，让国家保存元气的思想呢？结果呢，朝鲜死了多少人？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这个侵略者，大概是历史上最恶的侵略者了。
作为中国人，即便不反抗，采不合作是和敌国侵略者最低的要求了。汪组织人民和侵略者合作，非汉奸也何？1943年上半年部分国军投汪，不知算是保护国家元气，还是破坏国家元气。最关键的是，日本人根本不会给您保留中国元气的机会，只会用您做破坏中国元气的工具，最后恐还免不了一脚踢开 -- 溥仪和川岛芳子的日子可好过？
说一些题外话，对日本人，妥协只能走向投降，除了和它硬到底，别无出路。
我想一些朋友不了解日本这个民族的性格。我和日本人偏巧打交道较多，随便说说。他们有几个特点和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日本人在开始做事的时候相当小心，所谓高抬脚，轻落足，-- 现在做生意日本人常常错过好时机 -- 所以他动手侵略的时候一定是反复筹划，中国人相反，抓时机看得准，但后劲不足。因此日本人发难的时候，往往不好应付，对付它最好的办法是在它没有完成准备的时候主动出击。
第二，作为狭隘的岛国居民，日本国民易于激起疯狂的情绪。一旦有胜利的激励就会变得疯狂而一条道跑到黑，不知道拐弯，能得到100，99他也不会接受的。所以让他侵略中途刹车，那不可思议，中国人相反，讲究不过为己甚，讲忠恕。因此，不能让日本人疯起来，否则它不好收拾，要经常给它一瓢凉水。
第三，日本民族惟我独尊，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自大到愚蠢。这也自然，因为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和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共同繁荣的历史经验，所以主观上认为天下只有大和 - 崇拜欧美是怎么回事后面说 - 建立满洲国溥仪应该感谢它吧，无缘无故硬要给溥仪找一个天照大神当日本祖宗，您说这象一个现代政府作的事情吗？有脑子的人看了都要啼笑皆非，祖宗能硬安的么？又有什么意义？可日本人就这么一丝不苟的作，还专门仔细研讨，找出理论依据来，坚信溥仪一定会接受！给韩国人改日本姓也是一样，韩国人也是，你让我纳租子没什么，让我换姓？！815后韩国人第一件事就是砸掉门上的日本姓氏，今天到日本，好心的日本人还要一个劲的劝你“入乡随俗”，它就是不承认应该尊重人家自己的文化。这是我从美国到日本后最不适应的一点。中国这方面五族共和，挺自然的，也没有要回族人吃大肉，要藏族人穿毛服。所以，要日本人主动的去尊重你，那是不可能的。
最后，极端的欺软怕硬，日本人没有中国那种宽容，中国人那种“和为贵”在日本见不到，你越让步，他越骄横，日本的谦虚在脸上，心里面只有征服与被征服，你不是我的主子，就是我的奴才，朋友的意思就是咱们关系挺远的，彼此够不着。在下的水平绝对草包，但这里的鬼子对我相当客气，因为我吃准了每隔几天就找茬大发脾气一回，鬼子不管你是不是草包，只看你横不横，他要服了呢，那比猫还听话。有个上海的留学生总说日本鬼子欺负人，他不想想你自己做的让日本人怎么想，来上课提前把大伙儿的地面都打扫干净，见人点头哈腰，在国内那是好人，在日本那是窝囊废，日本学生就敢让你站在那儿训你。我说，你自找的。
对日本，只有打，只有强硬，绝不能让步软弱。
那么，假如你差劲些，他还会尊重你，假如你厉害，他就要崇拜你，日本对美国的态度，就是打服了的，服的比吃美国饭的南朝鲜还厉害。
同样对日本熟悉的蒋百里，对这个就看的清晰。
汪精卫不该不懂啊。
[完]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谈几点不同的想法 萨兄好文，读完感想很多，大概“翻案不得人心”，不过还想说几句不中听的，一团和气的附和也很无聊吧。
1。汉家衣冠
最早在碧云寺见孙中山衣冠冢，不解其意，还以为纪念馆拿着鸡毛当令箭。后来见了不少名人的衣冠墓，才慢慢明白了衣冠在清之前汉人心目中的地位。多尔滚的削发灭冠，对当时的汉人，已经是灭族的象征了，否则怎么理解扬州十日时的反抗。当时的汉人，哪里会有我们现在的大中华的概念，满人的入侵就意味着杀戮和文化的灭绝。
如果满清强制推行满文化呢？别以为这是做不到的，埃及文明就这么中断的。所幸的是满清反过来接受了汉文化，汉奸们功不可没。记的洪承畴对清的制度建设颇有贡献，具体还得请温相来讲讲。
2。汪卖了多少国？
是汉奸，没说的。但要定刑，必先量罪。
汪投敌前，大半中国已经沦陷。汪伪没有签任何卖国条约，没有参与日军的进攻。另外，沦陷区人民的生老病死，有汪伪比没有要好。陈碧君曾吹当时广州物资如何充裕，你也可以对比一下48年的国统区。
当然汪伪客观上巩固了日寇的占领，罪不容咎。判100年还是300年，对犯人都一样，但从法律来讲，什么样的罪才能动什么样的刑。
3。日本的野心
萨兄分析的透彻。看日本在台湾朝鲜统治期的所做所为，今后纷争一起，鱼死网破在所难免。
家园 好文。 家园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讲吧！ 汪精卫政府的存在，是不是对沦陷区人民生活有所改进？
我记得是有这样的论点的，沦陷区人民和日寇的“有限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吗？
此外，我看李宗仁的回忆录，他提到，汪精卫从来没有试图来拉重庆方面的军 队，虽然他同很多军人有很深的关系 。
家园 【转载】抗战时期"两面政权"的属性 抗战时期"两面政权"的属性
抗日战争是实力直逼英美的日本军国主义积蓄多年，旨在灭亡中国或者至少肢解中国使其变成自己的附属国的全面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杀，即使对于拥有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抵抗日军的大规模入侵已经是相当吃力的事情，从总的战略上只能是持久坚持，以空间换取时间。好在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出现新生的迹象，新的知识界和市民（中产阶级）虽然在人口比例上还很小，但绝对数量已不可小视，无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具有相当强的社会整合力，中国的国力也得到了初步的提升，国防力量也非北洋军阀时代可比，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也空前的高涨，所以，尽管总的趋势中国军队是在节节败退，但在大多数的战场还是给了日军相当的杀伤，在损失了相当大面积的国土之后，终于使得日军没有力量再进一步发动进攻，基本上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目标，就是在国际上也为中国和中国军队赢得了赞誉，欧美国家普遍反映，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打得这么好，同时也滋长了它们对日军的轻视心理，以至于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的初期一败涂地。
在抗日战争的（日军）战略进攻阶段，敌后根据地的压力还不算大，一来当时的国共关系比较好，双方也比较合作，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多少有些补充，共产党军队在敌后的游击战争，战果辉煌，很好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为消耗敌人军力和物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在这一阶段，日军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消灭国民政府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迅速投降的上面，主力无暇回顾，所以，根据地虽然也遭到了日军的多次扫荡，但持续时间短，投入兵力也不多，不仅难以扑灭根据地，反而使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但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日本的战略计划发生了改变，南下战略的制定，使在华日军的主要目标从迅速灭亡中国变为巩固已占领区，以期从中获得战争资源，所谓"以战养战"，使占领区变为它们与英美争夺太平洋及南洋地区的后方基地。在这样的战略变化的情况下，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压力明显减小，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的压力陡然增加，大批日军主力从正面战场撤回，用来进行巩固后方的"肃正战"和"治安战"。过去季节性的扫荡变成持续不断的灾难，不仅投入兵力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而且手段残忍狡猾，常常采用铁壁合围，反复清剿，逐村逐屋地剔抉扫荡，一旦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逼出平原根据地，就派遣重兵据守，采用的是一种进攻性的堡垒战术，强逼农民为它们修筑密集的碉堡群和公路网，密集到了抬头见炮楼，出门上公路的地步。对于暂时无法占领的山区根据地，则用很深的封锁沟来隔开，沿沟密布炮楼和岗哨，并强迫农民组成伪自卫队（团），以联保的方式沿沟巡逻看查，如果发现有人过沟而没有觉察，则看守人全部处死。在某些地区，甚至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将区内的居民全部强行迁入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人圈"，用封锁壕铁丝网和炮楼将居民看住，以达到长期占领和隔开八路军和老百姓的目的。据日本方面自己的统计，仅在华北一处，日军就驱使农民"义务劳动"，"在治安地区和非治安地区中间挖掘的隔断壕，总长达11860公里，而且封锁敌匪活动的碉堡阵地超过7700个"。仅仅在驻扎在冀东一个联队的区域内，就"构筑了隔断壕245公里、其他封锁工事74 公里，共计319公里，棚舍132个、碉堡3个、城寨18个、关卡2个、共计155个。此项工事共用52天，作业人员达到1957000人次。并新架电话线258公里，维修153公里，共计411公里，新建汽车公路83公里，修补392公里，共计475公里。长城无人区包括七十六个村，1235户、6454人，暂时无人村二十八个，2342户、12036人。" 在封锁沟内，实行残酷的保甲连坐制，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摧残抗日政权，如果发现有所谓"通共"迹象，往往不惜采取屠村的残无人道的手段对付。对于沟外的山区根据地，则不断地扫荡进剿，几乎是公开采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期破坏八路军生存的基础。同时，由于对占领区的重兵清剿，使得大部分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迅速瓦解，成千上万地投降日军，日军由此大大扩充了伪军队伍，这些伪军又很快地被投入到围剿根据地的战事上来，根据地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显然，比起当年国民党的围剿来，日军的手段要残酷得多，而且毫无顾忌，甚至不惜使用杀光和驱光居民的办法来达到摧毁对方的抵抗的目的，几乎任何的战争道德约束都没有了，这在中外近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面对这样的严酷环境，根据地大大的缩小了，据延安的统计是人口减少了一半，实际上巩固的根据地已经没有多少了，绝大部分都变成了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与敌占区。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前那种日军一扫荡居民和抗日政权就转移，等敌人退走再回来的反扫荡方式显然是行不通了，合党组织以及各种群众团体为一体的基层政权即使没有被敌人摧垮，也只能转入地下。而日军在所谓的新占领区马上就开始建立伪政权，先是维持会然后就是保甲制。
然而，尽管日军用尽了世界上最非人和残酷的手段，对于原来是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农村，仍然没有能完全地控制住。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队仍然可以在这一带活动，甚至可以取得税收给养。本来，由于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特殊性，即使在抗战初期比较顺利的时期，也难免存在两面政权的现象，只是那时的两面政权基本上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情况没有后来那么复杂。在战争环境极其恶劣的相持阶段，敌我都支应的"两面政权"不可避免地大面积出现，其面貌呈现比较复杂的态势，而且由于这些政权的所在地大多处于比较富庶的地区，因此对于抗日武装来说，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所以，处在敌后的中共必须有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才能应付这种局面。
日军建立伪政权主要找的是这样几种人，一是地痞流氓，二是原地方精英，三是某些会道门分子，很自然它们就会找到这些看起来似乎与中共敌对的人。其实，由于日军的统治是靠最残忍的高压手段建立起来的，除了极个别毫无廉耻的铁杆汉奸，它们的统治实际损害了几乎所有人的利益，绝少有中国人真心实意地为它们工作。日军屠杀了太多的农民，据说象冀中一带，在"五一大扫荡"以后，几乎家家都要戴孝。所以说每个农村居民的亲人和亲戚都有死在日军刀下的，加上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而进行的超经济掠夺，也使得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伤害。所以，即使是日军和伪军找的这些人真正甘心做汉奸的也是少数，这就为两面政权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因为日伪军只能找那些看起来对中共有反感的人为它们服务，如果连这些人都对它们心怀不满，那么伪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一点也没有了。
按朱德新的说法，两面政权可以分成三类，一是亲敌的两面政权，它们一般处于敌人据点附近或者城市周围，那里已经建立了比较严密的保甲连坐制度，基本听命于敌人，但也支应八路军。二是亲我的两面政权，一般距离敌人据点较远，建有两套政权班底，一套伪政权的，一套抗日根据地的，而实权掌握在抗日政权手里，伪政权的保甲长是抗日政权用以应付敌人的工具。三是具有两面形式的抗日一面政权。有这种政权的村庄一般属于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早已建好了完善的抗日政权系统，只是为了应付敌人的扫荡，由抗日政权出面添设一点装饰性伪机构，选派可靠的旧机构的成员或者原地方精英组成。（朱德新，1994）
这三种形式的两面政权，其区别的关键点就在于日军军事控制的强弱，控制力如果强，就对日军顺从一些，反之则反叛性就强。从本质上讲，不存在什么亲日的基层政权，所谓的"亲日"基本上是日军暴力逼出来的。当然，抗日势力的存在与抵抗特别是对铁杆汉奸的打击，也是两面政权能够普遍存在的另一个因素，尽管对于日军残暴和非人的统治几乎所有人都感到了难以忍受，但总是会有无耻之徒的存在，如果这些人能够凭借日军的势力横行而又不受到惩罚，那么政治空气也同样会变得恶劣，社会上类似的人就会增加，使得有民族正义感的人生存越来越困难。抗日力量的活动不仅给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农民以希望，而且起到了维持农村社会私下正常的道德氛围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两面政权的存在，实际上是农村所有居民对日军统治的反感和愤怒，并由这种愤怒导致的一种暗中的反抗。不仅仅单纯因为它们是异族统治，而且由于它们难以想像的残暴，使得人们没有办法不去想去掉或者推翻这种统治。试想，在当时日军动辄以通共的罪名屠村的情况下，即使是所谓"亲敌"的两面政权的与八路军的一些联系，以及资助八路军的行为，也是带有极大的风险的，如果没有全体村民的几乎一致的支持和默许，也很难长期的维持下去，事实上尽管日军早就觉察到了这种它们称之为"村公所共有化"的现象， 而且采取各种威胁利诱、重金悬赏的手段，但绝少有告密者出现。这种在中共领导和支持下的民众反抗，事实上瓦解了日军妄想把中国占领区建成它们对英美战争的巩固后方的企图。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夕，实际上日军已经非常清楚占领区的基层政权的状态，明白这些政权基本上都两面化了，1944年，日本华北方面军的自我总结似乎对局势和前景都看得很清楚："中共鉴于1940年以前军事抗战战略的失败，于是，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攻势'，采取使新政权（指日伪政权--笔者注）两面化的政策。对公务人员、武装部队和治安地区农村及其自动放弃的农村根据地，进行抗日赤化工作。中共此种战略的目的，显然在于加强'利用新政权充实抗战力量'的程度，使新政权在平常执行任务时，形成抗战的外围力量，以弥补自身独立抗战力量的不足，而在所谓'总反攻'时，要使新政权的部队、公务人员与民众成为'反攻友军'。" 即使对于下面担任据点守卫的日伪军来说，农村两面政权的存在也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但是由于日军力量的日趋衰弱，它们即使知道这个事实，也不可能象在1941和1942年那样动辄已屠村来镇压了，顶多在粮食征集不上来的时候，将两面政权的负责人抓去打一顿，自然也会追问村里的抗日人员是谁，但如果这些伪村长和保长们死抗着不说，它们也没有办法，还只能把这些人放回来，因为，如果打死了这些人，恐怕征粮征税就更难了。
在日军将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到了敌后根据地的时候，在经受了巨大的损失，顶住了压力之后，面对数量很大的基层政权人员不得不的"变节"，和相当数量的乡村"能人"为了自保而加入伪政权和伪军的严酷现实，中共很快就作出了政策上调整，一改过去民族理想主义道德判定，采取了尽可能务实的态度，为那些为伪政权和在伪军中的人员留下了更多的余地，对于所谓的变节人员也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区别，即使那些真正的变节分子，只要有心改过，仍然允许他们自新，"对于一切叛变分子，一经反悟，回到祖国，一律不侮辱其人格，不咎既往，并予以法律保护。" 事实上，在如此恶劣的情形下，想要按抗战初期那种近乎理想主义的道德分野来要求所有的基层政权的群众团体的成员，已经是非常不现实的了，如果还要坚持那样，势必导致将大量本来出于无奈和被迫应付敌人甚至"变节"的人推向敌人。进一步，中共又及时制定了针对"两面派"人士的具体政策，彭德怀于1941年底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特别谈到针对"两面派"的方针和政策，主要有三点："首先要了解两面派的特点及其所处的环境。基本的由于敌强我弱，所以两面派对敌人是公开的合法的，而对我们则是秘密的不合法的。他只能以秘密掩护的方法，卫护抗日分子，去执行其革命任务。对敌人，他是必须应付的，应付的本身也就是一种斗争。其次，必须替两面派找寻应付敌人的办法。在敌人压迫严重时，应顾虑他的苦衷；甚至在某一时期，可以允许他把革命的一方面缩小到极小的限度。要爱护两面派，严格替他保守秘密。最后，要帮助两面派逐渐进步，尊重其人格，不应强迫自首或写悔过书，对之一般的应采取宽大的办法。" 已经被迫"变节"的人员和在伪政权中担任职务的人，在这样的政策下，很快就被"争取"到了抗日阵营这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行为大规模而且普遍地发生着。在现实的生活中，尽管为日伪服务的人员大部分有这个可能为抗日出力，但如何能让他们实现这种可能性，还是需要中共方面的努力。江渭清回忆说，当年他们在江北高宝地区，对于伪化区的乡保长，做争取工作，"采取了打、拉结合的方法"，先是使他们从原来为敌伪服务的反动的"一面派"，先后变成两方面都应付的"两面派"，再转变成真心为新四军服务、表面应付敌伪的革命的"两面派"。 显然，当时中共不仅政策对头，而且执行的策略也十分得体。
日军所控制区的基层政权，由于最高级的伪政权的统系不同，因而面目各异，有的叫乡、村长和相应的乡公所和村公所，有的叫保甲长，还有的由临时性的维持会暂代政权。凡第二种类型的两面政权，基本上在伪村长或者保长和维持会长之外，都有抗日政权指派的联络员和办事员以及武装班长，在很多情况下，还用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担任副保长和村副，实际负责村务。即使是第一类的两面政权，也有共产党的人打入其间，担任伪职。但两种类型的两面政权其"合法"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日军乐于接受的原地方精英和能人，只有这些人出面，才方便周旋（因为日军根深蒂固地认为，共产党是搞共产主义的，与这些人格格不入），在有些地方，由于日伪方面对基层政权负责人过于苛刻，也有地方精英出钱雇佣穷人来干的，当然，这些敢于出面的穷人，自然也非等闲之辈，应当属于乡村能人之列。两面政权的负责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两面派"，主要是日伪方面找他们来干，而他们自己出于种种考虑，暗中为八路军做事，甚至干脆听地下的抗日政权人员的指挥，按照抗日分子的意思行事。但是也有一些直接出于抗日政府的安排，选择那些表面上日伪可以接受，但实际上属于坚决的抗日分子的人。吕正操回忆说在冀中，"我们指派的伪联络员、伪村长，一般的都是选择坚决抗日，机智勇敢，年龄较大，社会经验比较丰富，而又不大突出的人担任"。 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后来这两种类型的人有点分不开了，实际上是前一种人自动向后者靠拢，主动接受共产党的委派。两者在当时从效果上的确没有多少分别，都为八路军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抗战以后，对他们的评价就出现问题了，不断的有人在运动中受到冲击，被视为汉奸，过去的含垢忍辱构成了道德的问题，以至于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还呼吁为这些人平反。
由于日军在"巩固占领区的战略"中，采取了所谓总体战的方针，即进行对根据地所谓政治、军事、经济一体化的战争。在建立伪政权的同时，也用高压和利诱的方式，着手在农村建立各种名目的伪组织，象什么"反共自卫团"、"新民会"等等的团体，但是，这种伪组织甚至比伪政权还要脆弱，很快就被中共方面打入而且严重的两面化了，由于这些组织百分之百都是日军用刺刀强迫成立的，有的地方甚至要靠屠村的威胁才能建立起来，所以，这些日伪组织的基层单位根本没有基础，即使没有中共的瓦解和渗透，也不可能真的去与抗日势力作对。日伪建立伪组织原来的目的是要与中共争夺群众、尤其是争夺青年，其次是想要利用这些组织建立军事据点之外的警示系统，让伪组织的成员担任巡逻守望的任务，发现抗日活动及时报告。然而，这两项都完全地落了空，无论是巡望封锁壕的民众还是平时村庄里的自卫团，看见八路军根本就装作看不见，甚至还帮助八路军打掩护，农村的伪组织基本上都换成了抗日分子，有的村甚至反共自卫团和基干民兵成了一回事，白皮红瓤，明里替日伪站岗放哨，暗中则打鬼子冷枪。在长江流域地区日军实行所谓的"爱护村"制，对于它们认为治安好的村庄封以"爱护村"的称号，但大部分的爱护村实际上真正爱护的是新四军，爱护村的两面政权在给日军巡守篱笆（江南日军清乡经常编起长长的篱笆，妄图给新四军的行动制造麻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为新四军放哨。当据点的日军化装成农民偷过篱笆以试探爱护村村长时，反而会遭到痛打。 甚至正规的伪军也有不少乐意处在脚踏两只船的境地，因为在八路军的分化瓦解下，铁杆的汉奸不仅会遭到八路军最严厉的打击，而且在同僚中也会受到排挤，暗中"通共"的伪军，在中共地下组织和基层政权的保护下，一般不仅不会受到日军的非难，反而处境比较顺利。当然，真正暗中投靠八路军的伪军也是少数，但多数伪军都会明智地采取为自己留后路的方针，或多或少对抗日势力行些方便，甚至连那些伪军的大头目都是这样做的，更何况那些天天要与抗日武装打交道的基层据点的伪军。
两面政权最重要的事务是两面负担，即既按伪政权的系统缴纳粮税，又要为八路军负担粮款。这种两面负担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于靠近敌人据点或者干脆就是敌人据点的村庄来说，主要和常规的负担是给伪政权系统的，而临时的，断续的供应则是给八路军的。一个当年做过两面政权的保长的儿子回忆说：那时的保长"日本人来了也得伺候，八路军来了也得伺候，八路军是走哪吃哪，也不该给养，乱开个条，就顶个征购，就得。" 这种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要就给点的情况，一般是属于八路军势力不强的地方，这种地方主要负担的是伪政权系统，就是说主要给日本人交粮纳税。而第二种两面政权则主要负担八路军的粮款，对于"合法"政权系统的粮税则更多的是账面上的，能拖就拖，能欠则欠，实在拖欠不了，就让八路军和游击队配合，说好送粮的路线，到时候让八路军来劫，或者由游击小组放几枪或者鞭炮，佯装被劫然后再向敌人报告"敌情"。当敌人下乡来勒索或者抢粮时，事先通情报让八路军来埋伏，既打击了敌人，又阻止了敌人的勒索和摊派。吕正操回忆录上有个故事讲得很生动："1943年3月19日，我赵县一个区小队十名战士转移到焦家庄，该村'伪村长'、联络员向我（此'我'系指我方--笔者注）报告，将有伪警察来村勒索钱粮，并同我小队长商量好打击敌人的办法。我小队让联络员到赵县城门边去等候，听到我这里打响以后再进城去报告。伪警察果然来了，村公所人员表面殷勤接待，我小队战士突然袭击，不到五分钟将其击溃，伤俘伪警五名，缴获步枪四支、手枪一支，我无伤亡。此时，联络员急忙进城向敌报告说：'我村住满了八路军。'敌人说：'你们，好好的，快叫他们（指伪警察）回来！'其实，这时战斗已经结束。" 自然，至于第三种类型的两面政权，基本上是按抗日政权的系统交粮纳税的，日军一般捞不到什么东西，扫荡时抢到什么算什么。不过，据朱德新的研究，他考察过的冀东的几个村庄而言，两面政权给日伪政权系统提供粮税比例还是相当高的，相对而言，日伪征收的数额要远远高出八路军方面的，有的村庄甚至全年的收获都被抢夺而去。（朱德新，1994）显然，仅仅这个原因，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农民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支持抗日政权。这一点实际上连日军也十分清楚，用当时它们的语言说就是："民众变成匪的根本原因，虽是由于中共方面的抗战负担，但中共以巧妙的宣传说成是新政权（指日伪政权--笔者注）的榨取所致，使匪化民众同情中共，使之成为最外围的武力，用来对付我方。"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日益日军吃紧，大批生力军从中国大陆调走，日军在占领区力量明显减弱以后，日伪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被拔掉，即使还能存在的，也陷入了抗日武装的围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第一种类型的两面政权向第二类转化，而第二类的自然变成了第三类。这时候，这些村庄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不完全的选举，出现了大批所谓的"半民主政权"，而在某些条件好，政策相对要激进一点的根据地，已经开始肃清两面政权，到了这个时候，两面政权的使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抗战时期的两面政权，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大规模的殖民性质的基层政权机构。从本质上讲是在日本占领军动用大批兵力，以法西斯手段，采取非人的高压政策扫荡和镇压的结果。否则，在共产党活跃的敌后抗日活动面前，除了一些大的点和线，日军是很难建立大面积的农村基层政权的。两面政权实际上有两种不同内涵，它可以是由日伪政权体系出面找那些在他们看来可以为它们服务的人来组成政权机构，也可以是出自抗日势力之手，主动派出合适的人选来建立一个两面政权。尽管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曲折的对侵略和暴政的反抗，这种政权形式事实上也确实帮助中共度过了最艰难的关头，但在民族主义高扬的时候，这种政权形式的本身，却难以通过道德上的关卡，不仅前一种情况的两面政权人员有着难以抹掉的污点（无论他们对抗日事业有多大的贡献），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人，前景也未必光明，如果在派遣他们去"跳火坑"的上级不幸死去的时候，那么情况就更糟。然而农民其实对两面政权中人并没有那么多的民族大义的要求，如果这些人在当时情景下有担待，能保护老百姓，农民的舆论还念着他们的好，尽管这些人也许难免借助政权的便利为自己也捞过好处，对于农民来说，在那个时候，也许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能有人替他们应付那些凶神恶煞的日本人，担着生命的干系，他们不可能不心存感激。直到最近，有些还活着的村民对于那些两面支应的乡保长们仍然深怀同情："我们那乡长罪受大了，让日本给打昏过去多少回呀？把他抓去，问他你这庄办事员是谁呀？武装班长是谁呀？他说就是我自己，说我们西村是守着公路，选谁当办事员和武装班长也没人干，我又是办事员，又是武装班长，又是乡长，他说你们这方面要粮要草我得给，八路军那边要粮要草我也得给，我惹不起，爱咋咋着，他是大家选的，谁愿意干那个？今儿干，明儿脑袋没了，哪边你惹得起呀？" 也许，是岁月已经磨去了这些农民的民族情绪，他们只是凭着自己最本能的东西在同情着当年那些两面为难的人，同情那些后来因为这些事情饱受磨难的人们。
两面政权带有的反抗意义是与整个的抗日势力存在密切相关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次的异族统治，但中国人自己的政权还是对中国人意义不同寻常。在共产党人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成功地灌注到农民中去的时候，真正唤醒的也许只是古老的中国人的自我，有了这种"古老的自我"，日军的统治就不大可能被视为具有正当和合法性，当然尽管如此，有效的武装反抗力量必须存在，只要这种力量还在，那么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就不会全然丧失，糊弄外国人的政权就会大有市场。反过来，如果没有了这种顽强的抵抗力量，那么无论中国人对日本统治有多大的反感与敌视，日本建立的政权还是能够比较有效地进行统治。
两面政权虽然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却同样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印痕，中国人的道德至上主义和委曲求全精神直接碰撞到了一起，在日后的个人、家族、政权话题上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余波。
11.《华北治安战》下，第190-191、215页。
12.《华北治安战》下，第193页。
13.《华北治安战》下，第391页。
1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151页。
1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145-146页。
16.《苏中抗日斗争》，第478页。
17. 吕正操《冀中回忆录》，第196页。
18.《苏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306页。
19. 转引自李康《革命常规化过程前后的精英转换与组织机制变迁》（未刊本）第5页。
20.吕正操：《冀中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第234页。
21.《华北治安战》下，第392页。
22. 转引自李康：《革命常规化过程前后的精英转换与组织机制变迁》，第4-5页。
上网日期 2001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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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文章看的有趣，少见的资料啊。
家园 当年游击战的地区也曾和日寇合作的 在华北八路军和日军进行拉锯战的很多地区的八路军的抗日政权的村长和维持会会长就是一个人，八路军来了就给八路军粮食，日军来了给日军粮食。八路军在日军最猛的时候，实行的是“合法斗争”，就是让人民尽量满足日军征粮征税的要求，等到日军不行的时候，才实行“非法斗争”，抗捐。
家园 李宗仁提到过，这实在是汪可同情之处 不过见过一种奇特的思维，那就是，鬼子本来是坏人，所以他烧杀抢掠是正常的，可以原谅，打鬼子的是好人，所以应该面面俱到，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要是鬼子来祸害老百姓，那不是鬼子的责任，而是打鬼子的人的责任。
对于沦陷区，和汪对立的想法就是组织游击队去，发展地下组织，象冀中那样，现在有些人说八路那是糟害老百姓，到处埋地雷也没炸死几个日本人，倒是折腾的鬼子来扫荡，我访问日本的老鬼子他们可不这样说，因为闹八路，他们有些地方真的不敢去，大队扫荡是对平原地区，比如平西的里十三，就是攻不进去，八年下来一直如此，外十三呢，汉奸带着才给攻破了。假如照着八路祸害百姓的思路，汪精卫确实是在保护江浙广东的人民了，不过那边原来就有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香翰屏游击队，共产党的新四军，东江纵队，不知道汪政权对于这些部队采取什么措施？支持？那鬼子能饶得了他？消灭？那他这种有益国家我不知道是有益哪个国家？这个简单的饽论就能把汪精卫整死，他是否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智力，以至于以为自己可以打开钢丝的死结？
家园 号称打鬼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 出了新四军八路军以外，又有许多土匪伪借抗日为名，组织什么“抗日救国军”但抗日不足而扰民则有余！这些土匪其实是自己占地盘，敛财的。其罪实浮于汉奸之上。这种人消灭也是应该的。不过汪剿灭新四军确是无益国家的。犬养健的回忆录也称新四军在苏北深得民心。
家园 呵，从另一个角度看，有这些土匪祸国殃民更好，消灭，整编这些土匪，使我新四军，八路军更得民心，壮大得更快。 这种土匪的战斗力不怎么样。
家园 不能说是可以原谅的，只是说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做法 不过见过一种奇特的思维，那就是，鬼子本来是坏人，所以他烧杀抢掠是正常的，可以原谅，打鬼子的是好人，所以应该面面俱到，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要是鬼子来祸害老百姓，那不是鬼子的责任，而是打鬼子的人的责任。不能说是可以原谅的，只是说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做法
能改变的只是自己，用改变自己行为的方法来赢得对自己最大的利益。
比如说某地有人偷窃，抢劫， 这对於我们某个个人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事实，能改变的只有自己的行为，那就是少去那些地方，或者小心一些， 当然根本的做法应该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家园 答萨苏兄 “台湾也不在北京控制之下，北京政府承认它独立是否也不是卖国？外国占领某块领土是可能的，但是只要作为政府不承认，就永远有收回的可能。外蒙古为什么收不回来了，因为中国承认人家独立了吗。要说最早承认它独立，也是1946年，那时候中国失去对外蒙的控制已经二十多年了。
还有就是科威特战争，国际为什么干涉的那样理直气壮，同样是因为1966年伊拉克承认了科威特独立，如果没有这回事，道义也不会那样完全的背萨达姆而去，这个时候您再说科威特“自古以来是伊拉克的神圣领土”，那是毫无用处的了。
所以，敌未退出国土之前言和也许不算汉奸，干脆把国土算成敌人的，让它理直气壮的占领那里，这个，不但是汉奸，而且是大汉奸了。”
伊拉克承认科威特、中国承认外蒙与汪精卫承认伪满不同。伊拉克承认科威特，中国承认外蒙时的世界局势都不像汪精卫承认伪满时那样是一个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格局。所以汪精卫承认伪满是可以不算数的。何况汪的打算是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合流，合流之后，政府都变了，那么政府以前签的条约承认的东西也是可以改的。故而，胡兰成《今生今世》一书里有“??都?r 办表中日和平基本?l俭及中日?M三??共同宣言，我在中攘日?蟀l表社??，?Τ姓J ?M洲??表示哀痛，??道、「呃些皆未能算?担??s是要等到??肴局?荽笞??拥慕Y果栗??分?浴！雇粝壬?看了?s亦不真甚?N。其後汪先生蕴???|北，?M洲??人檫群???g迎大??，汪先生即席致揎、「我??咿去是同胞，?F在也是同胞，???磉?是同胞 。」???r???I?M眶，日本晷?|??的?⒐僖嘣谧?，??了失色。及回南京，汪先生在行政院??阻上?蟾妫?我??他尚不?俦???，?s只???蔚囊痪洌?汪先生真道、「日本人真不??那?樱 龟P於此行??咿及?M洲的大工?I建韵，汪先生?s一遮亦不提。
至于汪精卫对日本的理解，一时找不全那么多资料，容日后再答。
- 复 答萨苏兄
家园 唉，假如老蒋没有承认外蒙 唉，从这个角度上也是内战耽误了主权。
50年代民族情绪高涨之时，恐借个胆子老毛也不敢签字，这个他是把得稳的，就算是来个什么秘密协定，等到苏联倒台恐怕后面机会还多得很，那也是大战将临的局面哦，中国内战的规模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逊色吧。签了，斯大林面前毛要是再提这个，底气就不足，假如外蒙问题挂着，总是中苏之间的一个芥蒂，也不一定会赶走司徒雷登。中美关系甚至有改善的可能，韩战是否爆发，以后远东政治格局的走向，都有可能有大变数。就算老汪到时候想反悔，只要他和老蒋合流，苏联就可以把东北当下一个加盟共和国，授人以柄，那麻烦就大了。
恐怕到那时候汪除了自己牺牲，承认自己是汉奸政府，也是别无他途。汪是因为看不到大战即将爆发，看不到抗战的前途才出走南京，好的说是试图通过和平活动拯救中国，假如他清醒的认识到大战即将爆发，他去南京干什么？
个人以为，汪有他的贡献和魅力，但是一念之差，遗恨千古。这个历史上汪精卫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