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次抨击李二卖国。 -- johny

台北失陷后，各乡各地人民都揭竿而起，自动组织抗日义军，保卫家乡，抗击日本侵略者。当时的抗日队伍主要有：著名爱国将领刘永福统率的黑旗军；吴汤兴，徐骧等为首的台湾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民团；台湾知府黎景嵩等组织的新楚军和爱国士绅募集的乡勇。这几部分抗日武装都由刘永福统一领导和指挥。

刘永福，字渊亭，原籍广西钦州，早年参加广西天地会起义，后召集余部在中越边境开荒屯垦，号“黑旗军”。在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率黑旗军屡败法军，立下卓著战功。甲午战争爆发后，刘永福奉清政府命令率军驻守台南。日军入侵基隆，进逼台北时，刘永福在台南草拟了一份《盟约书》，发出联合抗日的号召。号召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唐景崧内渡后，6月28日台南地方绅民共同推举刘永福继任总统之职，刘不受，表示仍称帮办，入府城领导抗日。刘永福根据日军准备南侵的动向，重新组织调配了抗日队伍，加强台中，台南的防守。刘永福还以军事帮办的名义颁发文告，激励全台人民共守危疆，在保卫台中，台南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汤兴，字绍文，台湾省苗栗人。秀才出身，家境贫寒，以教书为生。日军侵占台湾的行径，激起吴汤兴的爱国热情，决心“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以倭儿战一番”！清政府割让台湾后，吴汤兴经丘逢甲举荐，任台湾府义军统领。他回到乡里后，立即号召乡人抗日保台，组织了一支自备器械粮弹的武装义军。台北失陷后，吴汤兴率队北上，准备收复台北。并于6月10日发布告示，号召“各庄各户，立率精壮子弟，须修枪炮戈矛，速来听点，约期剿办倭奴。”当天，吴汤兴率所部义军由新竹沿铁路线北上，以截击进犯之日军。

徐骧，字云贤，苗栗县痒生。日军侵入台北后，他和姜绍祖，吴汤兴各自率领一支义军，在新竹，苗栗一带抗击由基隆，台北南侵的日本侵略军。

姜绍祖，新竹北埔人，家巨富。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散家财募集500勇士，组织义军，取名为敢字营。日军在澳底登陆后，姜绍祖率义勇一营前往迎敌。后因唐景崧内渡，遂率军返回新竹，与吴汤兴义军会师，共同抗击南侵之日军。

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所率领的义军同刘永福的黑旗军，台湾知府黎景嵩组织的新楚军互相联合，协同作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

......

英勇的台湾人民为保卫的神圣领土，为了洗刷民族的耻辱，它们在武器低劣，粮饷缺乏，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武器精良，凶狠残暴的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搏斗。英勇顽强地抗击了日军两个近代化师团(近卫师团后来无力继续南侵，台南主要是由增援的第二师团平定的)和一个海军舰队的联合进攻，使日军伤亡惨重。4个多月的战斗，使5万侵台日军中，在战场上伤亡和疫病而遣送回国者达3.2万人，其中死者4600多人，侵台日军头目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也在战争中毙命。总计日军在侵台战争中，比在甲午战争中死伤的人数多了近一倍。

呵呵，又一次验证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道理，李鸿章总指挥的甲午战争和刘永福总指挥的反侵台战争相比，真是天差地远。

台湾人民依靠清政府保台的幻想破灭后，决心独立自救，以武装自卫反抗日本的侵略。在这生死存亡之际，爱国士绅丘逢甲提出“人自为战，家自为守”的口号，同时提出成立台湾民主国的主张。

1895年5月21日，工部主事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台湾士绅在台北集会，筹议成立民主国事宜。5月23日，台湾士绅以全体居民的名义，发布了《台湾民主国成立宣言》。

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正式成立。丘逢甲等共推唐景崧为民主国总统，以台湾巡抚署为总统府。国号“永清”，寓永远隶属于清朝之意。国旗图案为蓝地黄虎，虎头向内，尾高而首低，以示臣服于中朝。并铸金印两颗。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首先设置了新的机构，并重新任命了官员。民主国总统下设三个衙门：改布政使司为内务衙门，以刑部主事俞明震主之，对外称内务大臣；改筹访局为外务衙门，以前驻法参赞副将陈季同主之，对外称外务大臣；改全台营务处为军务衙门，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主之，对外称军务大臣。诸大臣对内称督办，地方民事仍旧由道，府，厅，县办理。在三个衙门之外，设立了议院，但因仅有数名议员应付门面而未真正成立起来。此外，还任命了一些新的官职，添补了因各级官员内渡留下的空缺。这种新的抗日领导体制的建立，为以后的反割台武装斗争起了组织保证的作用。

加强台湾的军事防务是民主国的首要工作。台湾原有驻军仅20营，甲午战争爆发后，前巡抚邵友濂陆续招募新营，清政府又令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和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带兵入台，至清政府割台时，台湾共有新旧兵勇约80营。后来因杨岐珍等将领率军内渡，台湾驻军人数下降。民主国成立后，唐景崧对台湾防务重新做了规划。

在军事防务方面，唐景崧采取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的体制，他本人率一部分兵力驻台北，总揽全台军政大权；丘逢甲指挥部分兵力及义军在台北附近巡守，护卫台北，另设团练，筹防二局，以协助全台防务。

自此，台湾民主国无论在组织体制上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了新的开端，人民群众也受到鼓舞，纷纷组织义军，踊跃参加抗日斗争。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在加紧筹划侵占台湾的军事行动。5月10日，任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组织台湾总督府为侵台日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派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统辖的近卫师团和海军少将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海军舰队，共2.7万余人为侵台部队，准备进攻台湾。

5月28日至6月7日，经激战，基隆，台北次第沦陷。

6月15日，桦山资纪由淡水率文武官员进入台北，17日，在台北设立总督府，台湾民主国败亡。

战斗中不爽的事情列表：

1. 日军进攻狮球岭(台北之门户)时，胡连胜率6营拒守，恃险抵御，但由于守军中台勇，广勇间积怨甚深，内部开枪互击，阵地大乱。尽管如此，胡连胜仍督军苦战，战至下午6时方告失陷。

2. 基隆失陷后，唐景崧携巡抚印从后门逃往沪尾，在沪尾电令丘逢甲，林朝栋，杨汝翼等速带兵援助台北。而他自己却于6日乘德国船逃回大陆。他的临阵脱逃，导致台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以致台北迅速沦陷。

马关和谈期间，台湾人民就已经感到了台湾地位的危机。3月30日，中日双方签订的《停战条约》，明确规定了台湾不在停战范围内。台湾人民为之激愤。3月31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奏称：“停战，台不在列，洋行得信宣传，台民愤骇，谓：’此停战，台独不停，是任倭以全力攻台。台民何辜，致遭歧视！’众口怨咨，一时军，民，工，商无不失望，义勇尤哗。”

《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割台噩耗便传到了台湾。台湾人民“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湾的官员士绅也极度不满，纷纷提出抗议，反对割台的呼声在全台范围内兴起。

4月18日，台湾士绅，工部主事丘逢甲上书抗议，质问朝廷：

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泄，不顾身家，无负朝廷...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可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唐景崧)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

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

但是，清政府决心以牺牲台湾来保全其统治。4月19日，唐景崧接总理衙门复电，大意为：“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总理衙门还通知唐景崧说：“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20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21日，台湾商民闻电，立即鸣锣罢市，绅民拥入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唐景崧为台湾绅民强烈反对割台的呼声所感动，连连电奏皇上，请求保住台湾。他说：“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唯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又说：“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让我想到了《六国论》中的“以地事秦，犹报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而清政府置若罔闻。

为了保全台湾，一些官绅幻想依靠欧美列强向日本施加压力。4月22日，唐景崧与英国驻淡水领事金章商谈，提出将台湾归英国保护。4月27日，正式向朝廷提出这一建议。但此时英国已与日本结成同盟，“因而断然拒绝其建议”。随后，清政府又因法国有“保台澎不让倭意”，转而求助于法。但由于德国反对，5月4日，法国借口条约批准而收回了原先的承诺。

台湾绅民在寻求列强援助保卫台湾的同时，还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恳请清政府设法挽回。5月15日，台湾绅民向总理衙门及各省大吏发出通电：“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在台湾绅民“誓不从倭”的强烈呼声下，清朝政府电谕李鸿章再“详筹挽回万一之法”。5月18日，李鸿章复奏，说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已于17日启程赴台，日本方面态度强硬，挽回台湾将导致重开战端，并将危及京畿和辽沈。清政府反复权衡利弊，为了保持苟安而决心割让台湾。5月20日下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官员，并著饬令陆续内渡。”至此，台湾人民依靠清政府保台的幻想完全破灭。

日本政府正式声明接受三国“劝告”后，决心按照“即使对三国完全让步，对于中国一步不让”的方针，借机从中国勒索一笔巨款，作为归还辽东半岛的补偿。6月4日，日本内阁通过一个决定，作为同俄，德，法三国公使进行谈判的基础。按照这个决定，退化辽东半岛的赎金为库平银1亿两。后因三国不满，7月16日的内阁会议上，将赎金减至5000万两。7月30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通知日本驻俄公使西德二郎，俄国认为“此次所提之金额，未免过于庞大”。

9月11日，俄，德，法三国政府反复协商后，向日本政府提出声明：“日本政府要求归还辽东半岛之报偿，不得超过三千万两”，“三国政府认为，自辽东半岛撤兵之条件，与缔结中日通商条约无关，故上述三千万两赔偿交清后，日本应立即实行撤兵。并望早日确定撤兵期限。”三国政府提出上述声明后，日本虽贪得无厌，也只好适可而止。10月7日，日本政府正式答复三国政府：日本决定“将补偿金额减至三千万两”，并“自中国将上述赔款三千万两全部支付完毕之日起，三个月内实施撤兵。”

10月8日，即同三国达成秘密协议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向驻华公使林董发出了开始交还辽东半岛谈判的训令。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10月9日林董亲至总理衙门，提出要求与清政府直接谈判的照会。10月14日，清政府正式谕令李鸿章为归还辽东事宜的全权大臣。15日，总理衙门向日本驻华公使林董正式发出照会。从此关于归还辽东半岛的交涉，便进入中日两国直接谈判和会商的阶段。

早在日本同三国进行秘密协议之前，日本政府已做好了归还辽东半岛谈判的准备。7月30日，日本外务省根据7月23日阁议的精神，制定了关于归还辽东半岛的条约草案九款，并拟任林董为谈判全权代表，送请阁议批准。

8月2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外务省提交的草案。10月1日，西园寺公望临时代理外务大臣通知林董，根据三国的要求，将5000万两补偿金，减为3000万两；根据阁议的决定，将九款改为八款，将有关开辟通商口岸一款删掉。以此八款作为同中国直接谈判的基础。

10月20日午后2时20分，李鸿章，林董在北京总理衙门举行归还辽东半岛的中日两国第一次谈判。谈判的焦点，是围绕归还辽东半岛条约中“最为紧要之有关补偿金问题”。李鸿章千方百计地极力要求削减补偿金额，但因日本政府在谈判前，早已与俄，德，法三国达成秘密协议，非3000万两不可。

10月29日午后2时30分，李鸿章和林董举行第二次会谈。会谈中，清政府除提出条约修正案对日本条约草案作某些补正外，双方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关于补偿金数额问题。李鸿章虽一再哀辩，仍毫无效果。林董不仅毫不让步，甚至用“对此事早已不能浪费时间加以考虑”的口吻，断然拒绝。会后第二天，即10月30日，林董针对中国的条约修正案致电西园寺临时代理外务大臣，对有关问题进行请示。日本在细节和非实质性的几点做了些让步，但对“本条约中最为紧要的偿金问题”却仍然是“一步不让”。

早在李鸿章与林董开议前，清政府曾晤商俄，德，法使臣，请从中助力。后得知俄，德，法三国在补偿金数额上已与日本密有协议，此时再要求日本减少已不可能，只好同意日方3000万两的要求。11月4日午后2时，第三次谈判。11月8日签订《辽南条约》。

为了商讨应付三国联合干涉的对策，日本政府于4月24日在广岛召开御前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伊藤博文及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等三人。会议决定的暂时对策为：召开列国会议，处理辽东半岛问题。御前会议后，伊藤博文于当夜自广岛前往舞子。25日，与正在养病的陆奥宗光会晤，告知会议决定，并征询他的意见。此时，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内务大臣野存靖亦自京师来到舞子，四大臣遂在陆奥宗光病榻前会商协议。陆奥宗光坚决反对将辽东半岛问题交到列国会议处理。他认为“一交列国会议，则列国各主张切己之利益为必至之事，会议之结果，不免旁生枝节，各国互提种种条件，终至破灭马关条约全体，是盖由我更招欧洲大国之新干涉，同为非计。”伊藤，松方，野村同意陆奥之说，最后确定了对三国“不能不完全让步，然对于中国一步不让”的方针，并得到了天皇裁可。

根据广岛御前会议和舞子会议的精神，日本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手段之一，是极力拉拢英，美，意三国，企图取得援助，结成反干涉的联合战线。

英国是在中国拥有最多经济利益的国家。在战争之初，深恐中日冲突会造成远东的局势动荡，影响它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基于这种考虑，曾在1894年10月间向各国提出“联合仲裁”的建议。但战争的发展，却与英国的估计不同，不仅它同中国通商利益所受的影响甚小，且日本又对不妨害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通商利益作出了保证。在讲和条约中，日本所提的条件，对英国的利益无损，还可以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很多好处。英国既不愿意得罪日本，又不希望俄国成功。所以，当俄国政府提出共同干涉时，它拒绝了。俄，德，法三国采取联合干涉后，日本极力拉拢英国。4月24日，日本驻英国公使加藤高明会晤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其游说，希望英国支持日本。4月26日，日本政府又电令加藤公使，命其向英国政府解释日本政府对三国干涉还辽的让步条件，即以营口港和另一港口为自由贸易港口，降级关税税率作为诱饵，换得英国政府对还辽问题的支持。对此，英国政府报以冷淡的态度。

与此同时，日本驻意大利公使高平小五郎根据政府的指令，也在大肆活动。他两次会晤意大利外交大臣布朗克。布朗克对反干涉的态度十分积极，甚至表示：：“必要时，意大利可将军舰派往东亚。”但高平4月29日访问布朗克时，布朗克的态度有了变化。他直告高平，现在一切事须看英国意向而定。那么，英国的态度如何呢？4月29日，英国政府正式答复日本政府：决定“守局外中立”，不能应日本之提议而援助日本。英国这个答复，使日本反干涉阵线失败了。

日本反干涉的另一手段，就是通过外交途径，对三国联合阵线进行分化瓦解，并首先从德国入手，打开缺口。4月25日，外务次官林董按着陆奥宗光的指令往访德国公使，探知对方意向。德公使声称，“无论询问何事，备忘录以外之言辞不能予以答复。”第二天，德国公使又前来外务省，提出书面声明，要求日本政府对三国劝告，予以尽快答复。

由于拉拢德国不得要领，日本政府转而探询联合干涉的主谋俄国的意向。4月25日，日本驻俄公使西德二郎奉陆奥宗光电令，会见俄国外交大臣。得到的答复是“对于三国业经决定之今日，除等待东京答复外，别无他策”。并再次要求日本政府“采纳该忠告”。

4月27日，德国驻日公使前往日本外务省，代表三国公使，催问对备忘录的答复。28日，俄，德，法三国公使再次联袂前来外务省，催促答复。29日，三国公使再次来外务省，向林董声明：“接到本国政府电令，内称：答复必须于和约批准交换以前，即于尚未成为‘既成事实’以前回答。”由于俄，德，法三国政府都拒绝重新考虑对日本的劝告，且态度强硬，日本施展的外交分化手段也宣告破产。

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玩弄“拉拢”，“分化”的伎俩破产后，仍不甘心失败，又转而采取实行部份让步的策略，以退为守。4月30日，日本政府通过驻俄，德，法三国公使，向三国政府提出内容相同的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企图保有旅顺口，大连湾所在地的金州厅，并从中国勒索巨额偿金作为对三国干涉的补偿。

5月3日，俄国外交大臣向日本公使明确表示：俄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备忘录“不能满意”。德国外交大臣在5月4日接见日本公使青木，表示三国对日本政府之答复甚不满意。三国政府在外交上拒绝日本要求的同时，又在军事上施加压力，不断调兵遣将，进行武力恫吓。俄国政府派遣太平洋舰队，在东海，黄海和日本海游弋示威；调东西伯利亚总督统辖下的5万名现役和预备役兵员，集中海参崴待命，并实行“临时战区戒严令”。德，法两国也派军舰在中日间海面上活动，进一步制造紧张气氛，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这时，日本政府已是山穷水尽，外交上难以转圈，军事上又非三国敌手。如果不接受三国“劝告”，迁延不决，一旦清政府利用时机，拒绝批准和约，可能落得辽东半岛既不能保，马关条约又得不到批准交换的狼狈处境。5月4日，日本内阁及大本营重臣在京都举行会议，会上权衡利弊，不得不最后下定决心，完全接受三国“劝告”。5月5日，陆奥电告驻俄，德，法三国公使，“日本帝国政府基于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好忠告，约定放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5月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完成了互换条约手续，《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生效。5月9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同至日本外务省，表示对日本复文极为满意。5月10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告容纳三国忠告，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

19世纪中叶，沙俄通过《瑷晖条约》，《北京条约》，吞并了中国东北大片领土，攫取了很多特权，沙俄的侵略胃口很大，它企图扩张在远东的势力，进而称霸亚洲。它除了想在渤海湾攫取一个全年不冻港之外，还想染指朝鲜，霸占中国东北。沙俄与日本争夺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利害冲突，决定了俄国政府对甲午战争的态度。在整个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沙俄尽管表面上采取“不干涉”政策，但一直在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伺机而动。1895年4月初，俄国政府得知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中包括割占辽东半岛一项时，十分恼火。4月11日，俄国政府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当时的远东局势和确定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的对策。会议确定了干涉政策。4月1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皇宫又召集一次特别会议，批准了上述决定，随即训令外交大臣迅速执行。

4月17日，及《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向德，法两国驻俄使节声明：“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并正式邀请德，法两国参加共同对日干涉的行动。“如日本不接受这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立行的标的，为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上与其本国的一切交通，使它孤立。”

德国早就梦想在中国占领一个海军基地，以便扩大在远东的侵略，因此不希望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德国还企图把俄国的侵略视线引向东方，减轻它在欧洲竞争的对手。基于以上目的，德国欣然接受了俄国的建议，加入了共同干涉的阵线，并表现得格外积极。4月17日，即俄国建议联合干涉的当天，德皇威廉二世即下令“将装甲舰一艘，巡洋舰一艘派往东洋。”德国外交大臣马沙耳也向德驻日公使哥曲米德发出电训：“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斗争是没有希望的。”

法国一方面与俄国有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又与德国是世仇，所以左右为难。但是由于法国经过权衡后，深感“国家生存上不能一日与俄国离睽”，终于同意加入联合干涉行动，于4月19日正式通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

这样，俄，德，法三国从自身的不同利益出发，怀着从中国攫取“报酬”的共同目的，暂时捐弃前嫌，相互勾结，形成以沙俄为轴心的三国联合干涉还辽阵线。4月23日下午，俄，德，法三国公使联袂来到日本外务省，面会外务次官林董，声明各自受本国政府训令，对中日讲和条约中关于辽东半岛割地事件之异议，并分别提出备忘录。三国公使送交备忘录后，或劝告，或警告，或声明，“要求日本必须让步”。同时，俄，德两国在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俄国政府命令停泊在日本港口的所有舰艇，在24小时内作好随时起锚的准备。在神户和烟台集中了军舰进行示威。德国也集中军舰于华北港湾，剑拔弩张，向日本施加军事压力，迫其就范。

与朝野上下反对批准和约的呼声相反，这时清政府受到来自日本，美国和李鸿章方面要求及早批准和约的强大压力。《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日本明治天皇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和约。同一天，由任命伊东己代治为换约大臣。当天，伊藤博文在广岛向李鸿章发出日本已将和约批准完毕的电报，“希清国皇帝陛下亦同样对此加以批准。”4月23日，陆奥宗光又通过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和驻华公使田贝，询问中国政府对批准和约的意向。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电训驻英，美等国公使，命令他们努力争取驻在国政府对条约批准给予支持。对此，英国政府表示谢绝，美国公使欣然应允。4月29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致电陆奥称：“媾和条约批准之件”，美国已承诺“电训驻北京美国公使劝告中国从速实行”。并警告中国说：“假如中国不能批准条约，日本肯定再次发动更猛烈的战争。那么欧洲各国也许要卷入到事件中去，其结果中国将失掉比日本要求还多的领土。”

和约签订的第二天，即4月18日，李鸿章一行自马关乘船回国。船抵大沽后，立即派随员杨福同乘火车至天津，星夜进京，将约本送交总理衙门。李鸿章抵津后，称病不出。4月20日，向皇帝奏报签约经过，并请求批准换约。当他知道各省督抚及在京官员纷纷上奏，反对这个条约后，十分惶恐，恳请科士达(前美国国务卿，也是李鸿章去日本签约使团中的一员)替他进行游说。

科士达接受了李鸿章对和约进行“申辩并催促批准”的委托，在京城大显身手。他为了执行美国政府所谓“劝告”中国“从速”批准条约的意图和李鸿章的委托，一再“请求同军机处举行皇帝批准条约的会议”，最后终于如愿以偿。配合科士达的游说，李鸿章也不断对清政府施加压力。4月23日，俄，德，法三国公使已公开出面干涉，反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但李鸿章却于4月27日，28日两次致电总理衙门，故意摘引英，法等报纸反对本国政府出面干涉的新闻。旁敲侧击，暗示清政府依靠他国干涉已经无望，只有早日批准和约。(呵呵，看到这里，还有要给李二翻案的吗？) 4月29日，光绪皇帝电谕李鸿章：“台民誓不从倭，百方呼吁，将来交接，万难措手。”要他商改条约。李鸿章断然拒绝，并以恐日本“决裂兴兵”相恐吓。

清政府在日，美及李鸿章的催促下，计无所出。只好一面通过驻外使节寻求欧美各国列强的帮助；一面再次征求重臣对和战的意见。4月25日，军机处以廷寄电达在山海关督师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署直隶总督王文韶，谕令他们各抒已见，条陈战和意见。王文韶“游离两可之间，敷衍塞责”。刘坤一反对批准和约，主张整军再战(虽然廉颇老矣，这位湖南汉子可还是血性不改)。同时，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公大臣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之间，也在紧急磋商。或战或和，争论不休。

5月2日，陆奥宗光致函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拒绝田贝转来的清政府关于延期批准交换条约的请求。同一天，伊藤博文也向李鸿章发出反对延期批准条约的通电。清政府请求欧美列强的帮助，或遭到拒绝，或复以推脱之词，或施以敷衍手段，均无确实着落。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批准换约已无可再拖。乃于5月2日批准和约并任命伍廷芳为换约大臣，前往烟台换约。5月7日，伊东己代治到达烟台，同伍廷芳会晤。8日换约完毕。

《马关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激起了举国上下，朝野内外的激烈反对，廷臣疆吏，交章弹劾，力主拒约，反对批准。

4月20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熟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即电总理衙门，请求代奏阻止和议。他在奏折中，列举《马关条约》将给中国造成严重危害，反对对日妥协屈服。

4月23日，翰林院编修李桂林，宋伯鲁，徐世昌，叶昌炽等83人联衔上奏，反对割地赔款的讲和条约。认为“所定条约，则目前之患愈深，日后之忧更大，既不能苟安于旦夕，且无从补救于将来，自非暂缓批准，审议详筹，不足以舒切患而存国脉。”

同一天，国子监祭酒陆润痒等上奏《请宣示和议条款折》，侍讲张仁黻等上《和议要挟难堪请饬廷臣会议折》，请求召开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公同会议，加以驳正。

4月24日，军机处收到山东巡抚李秉衡于19日发出的关于拒约再战的奏折，内称：“如彼族要挟过甚，则拒其和议，勿为虚声所恫吓，勿为浮议所摇惑”，“臣虽老惫，愿提一旅之师，以伸积愤，即捐糜顶踵亦所不惜”。

4月25日，帮办北洋军务四川提督宋庆致电督办军机处，要求拒约再战。电云：“窃闻倭人逞其狡悍，无理要挟，既索巨款，复思侵地，为天下人所切齿，内而廷臣言路，外而疆吏，纷纷力争，莫不出于忠愤；况身在行间，敌忾之誓，不与共戴。”“庆一介武夫，愿与天下精兵舍身报国。”

当天，还有内阁大学士额勒和布等代表侍读奎华等内阁官员155人的条陈，内称：“今闻倭人籍端要挟，有赔款，割地，屯兵各条，此诚五大洲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局也。”请求“皇上乾纲独断，万勿批准约章，饬下王大臣再行妥议，毋贻后悔。”

4月25日户科给事中洪良品上奏《请立毁和约片》，言辞激烈，鞭辟入里。他认为日本如此要挟，是由于李鸿章“有心退避以就和局，倭人亦即窃透此意以肆邀挟。”李鸿章再反过来“为倭贼铺张声势，用心恐吓朝廷。”他请求皇上“圣明独断，立毁和约，勿循一切纷纭，以杜妄议。”

4月27日，裕禄，长顺，依克唐阿等九人联名上奏，电奏说：“目前兵力民情，均属振奋，仍尚可用。”“若议和平允，则尚无失进退之义；倘过于受欺，则虑民必难服，不久必复生衅，是目前之和难以持久，而将来之患所忧万大。”“万一彼族坚执不回，则以奉省兵团而论，尚可与之力战”。

4月30日，都察院代递广东举人梁启超等81人呈文，内称：“台湾既割，滇粤垂翦，即及广东，诚不忍桑梓身家将沦左衽，上之为国，下之为家，怀抱郁愤，迫切呼号。伏乞皇上俯察民情，深计后患，保全疆土，毋启戎心，严饬李鸿章订正和款，勿割台湾。”

4月30日，内阁侍读学士贵贤奏《和款贻害无穷亟欲集议以挽回折》，认为议和条款“是厝火积薪之举，止渴饮鸠之为。”

5月1日，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上奏《和局可危割地求和势不可行折》，认为“不和犹可以图存，受挟而和危乱直在旦夕。”

此外，从4月26日到月底，续有南洋大臣张之洞再阻议和电，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奏《和约断难遽就战事尤当预备折》，管理国子监事务户部尚书翁同和等奏南北学肄业生曾炳潢等请驳罢和议据呈代奏折，吏部候补主事鲍心增等条陈李经方罪状呈文，户部主事叶题雁等呈文，御史易顺鼎奏请严办李鸿章父子迁都拒和折，江西巡抚德馨来电，编修杨天霖呈文，编修黎荣翰等呈文，都察院代递奉天举人春生等，湖南举人文俊铎等呈文... 一致要求拒绝和约，另谋妥善解决办法。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了，不再赘述。

我认为甲午战争是清朝统治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虽然大门被列强轰开，虽然丧权辱国的情况严重，但总还在师夷长技，徐图自强，朝野上下还算有个向上的精神头儿，政局也还算稳定，甲午战争后，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的本质，激起了另一波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狂潮。政府财政陷入困境，自强也失去了精神动力，国内政局果然象这些条陈所预言的那样“危乱直在旦夕”，逐渐不可收拾。“革命”也就从此开始有了市场。

所以八年抗日中，中国就象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一粒铜豌豆”，不论战局怎么惨淡，总归不与对手言和，坚持到底，战斗到底，终于用持久战赢得了胜利。

4月1日，日本提出和约底稿共十一款，限4日内回复。其主要内容：

1.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2. 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

3. 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三亿两。

4. 中国除已开通商口岸外，更开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运进中国各口货物减税，免除厘金，并得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日本政府提出的这个和约初稿，是对中国骇人听闻的大掠夺。要求赔款之巨，割占土地之多，勒索权益之重，开创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历次不平等条约之新记录。日本政府深知，这一极端苛刻的议和条件，如在未达成协议之前泄漏于外，必将引起列强的不满和干涉，因此竭力保密，不使外传。

李鸿章收到日本政府的和约初稿后，立即将约稿的内容电告总理衙门，并请密告英，俄，法三国公使。4月3日，清政府收到上述电报，军机大臣们商讨对策，议无所决。4月5日，期限已到，又等不到清政府的回电，李鸿章派参赞伍廷芳向中田秘书官送交对日方和约初稿答复的说帖，请转呈日本全权办理大臣。说帖内容分朝鲜独立，让地，兵费及通商权利四项。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余三项提出了长篇驳论。

日方代表接到中国代表关于和约底稿的说帖后，伊藤博文为了避免“第三者产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怀疑”，主张加以彻底反驳。陆奥宗光任务，“一开论驳之端，彼方亦必有再三反驳的余地”，则双方陷于口舌之辩，必将拖延议和的时间，以致有招致第三国干涉的危险。他主张不与中国讲道理，只同中国谈事实，在事实面前迫使中国屈服。伊藤博文接受了陆奥宗光的意见。4月6日下午，日方派中田秘书官向李鸿章面交了对中国代表和议的底稿说帖的反驳照会。照会要求“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或全案，或按条，是否应诺，予以明确答复。如有希望酌加修改之处，亦请一一开明条款。”

在日方步步紧逼之下，李鸿章无计可施，只好于当天下午6时致电总理衙门请旨。4月8日下午4时，总理衙门电复李鸿章，要他“与之竭力申说”，“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这道电旨，虽然对于答复日方条款尚无肯定指示，但对赔款割地已大体上规定了一个范围，即“割地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不料，日方将此密电译出，完全摸到了中方的底。

李鸿章根据清政府的电旨，拟定了一份商改约稿的节略，准备于8日晚交给日方。先是，日本政府在李鸿章被刺后，为了逼迫中国使臣就范，及早结束谈判，决定从李经方身上下手。于是，通过美驻日公使谭恩转电清政府，要求加派李经方为议和全权大臣。清政府急于求和，当无不可。于4月6日经田贝转电日本政府，答应这一要求。8日晚，伊藤博文邀请李经方到行馆谈话，李携带说帖及商改约稿节略前往。谈话中伊藤博文对李经方大肆威胁，施以外交讹诈。声称：“为避免他日之误解，于此特别声明：赔款数额虽可略减，但决不能做大量削减；割地则奉天，台湾皆需割让。同时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国，中国为战败国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援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李经方害怕引起伊藤博文的“激怒”，连带去的说帖和商改约稿节略也没敢交出，就急忙返回旅邸向李鸿章报告。

李鸿章得到报告，思量原来的节略已不中用，决定另拟割地赔款节略。4月9日，李鸿章根据向总理衙门电商所说的“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款以一万万为止”的割地，赔款原则，提出节略及和约修正案。

4月10日午后，第5轮会谈。中心内容是围绕赔款和割地两个问题讨价还价。日方针对中国修正案，提出了再修正案，其中将赔款由原来的3亿两减至2亿两；通商口岸由7处减至4处，撤回将子口税降为百分之二的要求；奉天南边的割地面积略有缩减。日方声明，“减到此处，不能再减”。李鸿章一再反复驳辩，伊藤博文却毫不为动，只要求在“允”与“不允”间进行选择。并再次进行武力恫吓，以出兵占领台湾和中止谈判相威胁，逼迫李鸿章就范。

当天午后10时，李鸿章将日方的再修正案及谈判情形电高总理衙门，请旨定夺。同天，清政府电旨，意在割舍辽南，台湾矿权，保全两处土地，但日本对台湾，旅大，蓄意已久，志在必得，当然不会让步。因此，4月11日中午，李鸿章再电总理衙门，续告日方再修正案的内容，并陈述南北两处割地，恐非矿利所能换得。

日方破译了清政府与李鸿章往来的密电，知尚不肯遽然允诺日方条款，遂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第5次谈判的次日，伊藤博文致函李鸿章，声称：“业经修改之上述条件，须理解为系加以最终修改，希自昨日起四日内作出明确答复。”并以“今日我方所应允之讲和条件，并非至他日亦必须应允之”相威胁。

4月12日，李鸿章复函伊藤博文，再次要求对割地赔款两节，再酌情予以减轻。当天，李鸿章又接到总理衙门电报，希望赔费再“减少若干”，让地一节，“允其割台之半”。李鸿章于13日上午10时，回复总理衙门：“若议不和，必致决裂，察看近日日人举动，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并令德美观战探事人随队前往，其意可知。(靠，怎么倭人用的是韦爵爷的招数！) 恐非与订约不可，不得不先奏明。”当天又接到了日方交来的日本再修正案为最后修正案的严重声明。声明不仅对李鸿章之复函进行全面反驳，并再次催促中国在规定期限内做出明确答复。声明措辞严厉，态度强硬，实际上是采取了最后通牒式的威吓手段，再一次逼迫李鸿章就范。

清政府接李鸿章电告后，知日本态度强硬，李鸿章又表示无能为力，如再迁延不决，招致和议决裂，大局不可收拾。(和议决裂，大局果真不可收拾吗？) 因此，总理衙门于4月14日电复李鸿章允诺签约，彻底向日本屈膝投降。

4月16日下午，春帆楼第6次会谈。因日方掌握了中国的往来密电，胸有成竹，胜券在握。李鸿章唇敝舌焦，恳求再三，日方除在个别细节上作了一些改动外，不肯在大的方面让步。(早在战前多加准备，李鸿章何至有今日之辱？)

4月17日上午10时，签约。

李鸿章第三次会谈结束后，由会场乘轿返回寓所接引寺途中，遭到刺客小山丰太郎枪击，击中李鸿章左眼下。

日本政府极为狼狈。伊藤博文闻信，“震怒惊天”，随即携陆奥宗光前往慰问，“谢罪甚恭，忧惧之情见于辞色。”日皇亦惊诧不已，并派医生，看护至马关诊治护理，皇后还特制绷带以示优慰。日皇还特颁谕旨，表示“神以为憾”，要对凶犯“依法严惩不贷”。所有这些，并非真正对李鸿章优礼有加，而是害怕因此引起列强干涉，害怕中国以此拒绝谈判，故作姿态而已。

日本政府破坏广岛和谈以及向山东发动军事进攻的行径，已经引起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注意。李鸿章被刺的消息披露后，更引起欧美各国强烈反响。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发出一片谴责日本和同情中国的声音。与此同时，欧美许多国家的舆论也提出警告：“鉴于日本所提出要求甚大，不可束手坐视，于讲和谈判结束前，必须加以干涉。”欧洲各国“今日必须首先共同努力，使已衰落的中国免遭其大部领土割让给日本之危险，...其结果不独对中国有危险，而且对于在东亚政略及贸易上利害相同之各国地位，亦然将产生巨大影响。”上述动向使陆奥宗光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乘此时机采取善后措施，即有发生不测之危机，亦难预料。”

李鸿章遇刺的当天，陆奥宗光夜访伊藤博文，密商对策。陆奥宗光提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仅在礼遇上或社交的情谊作表示，不另采取有现实意义之措施，恐终不能使对方衷心感到满意。故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们一再恳请之休战，较为得计。”伊藤博文完全赞同陆奥宗光关于无条件停战的主张，并立即致电在广岛的阁员，征询意见。25日晨，伊藤博文亲赴广岛，与文武重臣会晤，大费唇舌，终于取得了停战的一致意见，并经明治天皇裁可。27日夜半，伊藤博文将此决定电高陆奥宗光。28日上午，陆奥宗光亲到接引寺，就李鸿章病榻，表达日本天皇允诺停战之意，随即将所拟的停战条约草案交给李经方。能够实行停战，李鸿章父子认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心满意足，对条款的内容就不去进一步争讲了。中方将日方的草案略加修改后交给日方。29日，日方对中方的修正案提出再修正，坚持停战地区不包括台湾，澎湖，经过折冲，达成协议。30日，停战条约签订。

停战条约的签订，受到了欧美各国的欢迎，扭转了由于李鸿章被刺事件引起的对日本的普遍“恶感”，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是日本政府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在日军节节胜利，清军一败涂地的形势下，3月20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马关的春帆楼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除双方彼此承认和互换全权证书外，涉及谈判本身的，只有中国全权代表提出的要求停战的备忘录。伊藤博文对李鸿章的提议并不感到意外，答以此事明日作复。在相互谈话中，李鸿章抱着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态度，不仅对日本政府及伊藤本人阿谀奉承，而且公开承认张荫桓，邵友濂全权不足，实际等于承认广岛和谈遭到破坏，曲在中国。在会谈一开始，李鸿章就吃了败仗。

3月21日下午2时30分举行第二次会谈。其中，日方一开始就以征服者自居，提出了一个蛮横无理，令人无法忍受的所谓停战条件：

1. 日本军队须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在该处的城堡，在上述各处之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军需品交给日本军队。

2. 天津，山海关之间铁路须由日本国军务官支配。

3. 停战期限内日本国的军事费用须由中国负担。

如对以上条件无异议，将立即提出实施停战日期及在停战期限内日中两军分界线以及其他细目。

日本政府故意提出这样明知不会被接受的苛刻条件，是给中国议和代表团一个下马威，逼迫李鸿章俯首贴耳，任其摆布。

第二天会谈的当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告以日方的停战条款，清政府得电，十分惊骇，随即派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前往各国驻华使馆商议办法。各国公使馆都认为先应了解日方议和条款，然后再做打算。24日，李鸿章收到回电，得知朝廷亟欲尽快探知日方议和条件，与自己想法吻合，遂决心将停战问题暂置不论，先谈议和条款。

3月24日午后3时，第三次会谈。除中国全权大臣撤回停战要求之外，未涉及实质性问题。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软弱怯懦，低首下心。当日方蛮横地把战争责任强加于中国时，他不仅不反驳，反而默认；当日方露出要割占台湾时，他不敢正面拒绝。谈话中，他还大肆攻击所谓“北京政府中之政治家，惟以主战为能事”，表白自己如何反对与日本作战，以取悦于日本政府。

在无理拒绝中国停战要求的同时，日本政府命令日军向台湾省所属的澎湖列岛发动了进攻。3月25日，日军占领了澎湖。26日，在马恭城设立“澎湖列岛行政厅”，开始实行殖民统治。日本企图趁和谈之际，逼迫中国在谈判桌上同意割让台湾，即使达不到割取的目的，也可以用澎湖作为进攻台湾的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