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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三十二）李锐的庐山会议 （中） -- 史文恭
家园 【原创】那年庐山 （三十二）李锐的庐山会议 （中） 上了庐山之后，李锐和他的老朋友们，如周小舟，田家英，胡乔木等过往甚密。-----诚然，他们几个都算是很早看到“大跃进”的失误并向东哥提出意见的。------而且此刻，东哥对他们很有好感------当然，另一方面，他们毕竟人微言轻，在小组会上，还无法和各省的诸侯们抗衡。
出于比较浅薄的政治经验和过于急切的爱国热情，周小舟动员了彭总给东哥写信。（这是李锐在一九八零年十月三十日在当时中央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的小组发言），之后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七月二十三日东哥悲愤地说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后，庐山会议发生了转折，当晚，周小舟对东哥的这个大拐弯气愤难平，硬拉着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和彭总的住所（黄大将事先曾阻止周小舟来，但小舟坚持要去，黄大将只好同意），-----谈话时说了最让人忌讳的“斯大林晚年”，谈话后出来又碰到了罗瑞卿大将。----所以此后的小组会上，当晚他们到彭总住所的聚会被多次追问。二十六日之后，形势更加严峻，东哥发出了“对事，也要对人”，彭总发出了“操你二十天”----此时庐山的形势已经是一面倒，东哥下定了决心，并下令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彭总等的“右倾”和“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哥于三十日召见黄大将，周小舟，周惠，李锐。---而召见前，李锐特地和“二周”商定，七月二十三日晚的议论，他们三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了。-----在谈完这个“攻守同盟”后，三人才去见的东哥。---------这是李锐在庐山上犯下的第一个可以原谅，并可以理解的大错误。
同时，在三十日前，李锐的内线，田家英已经给他传出消息“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李锐通知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他，问过总理，没有李锐的名字；”
而另一方面，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李锐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胡乔木大概是考虑到毛泽东原来对李锐的好感，（请参考前一章），于是，在三十日被东哥召见之后，李锐下定决心，给东哥写了一封信，用书面形式确认了他对东哥的撒谎。-----------当然，李锐的用心自然是在知道自己没有被列入反党集团后，为了帮助他的朋友们，（因为他知道周小舟他们的语言虽然犯忌，但的确没有刻意反对东哥的政治意图。）--------------但李锐的这个举动显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当时泰山压顶的情势下，东哥会被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他小小的一封自述消除疑心。----而这个前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不仅如此，李锐还在书面对东哥撒谎之后，用赌咒发誓的做法来“保证”自己信的可信度。他信的原文是：“………听了主席23日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周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三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好了。说彭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
我同小舟是在湖南工作熟识的，平常能在一起扯谈。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就认识。这次开会，三人原都在中南小组，对于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将一些问题和缺点摆清楚，对于所谓压力问题的感触，气味是相投的。
情况就是如此。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所以后来李锐被开除一切职务和党籍，被称为庐山会议受处分最重的那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为他在东哥时代政治生命的棺材敲上最后一颗铁钉的，正是李锐本人。
以历史的逻辑，以政治的规律衡量，李锐的这一举动和因之召来的后果是很公平，很自然的。李锐本人对此事的回忆是：“30日晚上，反复考虑之后，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下面这封信。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现在回忆，仍觉得是终生恨事。”
但作为后来者，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指出，李锐的这封信是在知道自己已经不在反党集团名单里的前提下，明知可以置身事外，仍然不惜以自己前途为赌注，救朋友一把的。-----这种行径，固然在政治斗争中是一种幼稚，但是在朋友道义和个人品格上，我们是否会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一个朋友呢？
-------然而李锐的错误还没有完，在八月九日，洛甫第一个泄漏了他和彭总之间议论东哥“斯大林晚年”之后，八月十日，黄大将在压力之下，爆出了七月二十三日晚的“斯大林晚年”，这对李锐而言，就是一声丧钟，而且是彻底的丧钟，在这个炸弹爆了之后，李锐在庐山之上成了一个企图蒙骗东哥的撒谎者，他不仅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还丧失了在他人眼里的信誉和人格。这么沉重的打击之下，李锐也乱了阵脚，但他在压力重重和心乱如麻之下，还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因为庐山会议前期，背后议论东哥的，除了已经被揪出的这几位外，还有一些东哥身边的秀才们，比如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等等。而目前的斗争形势下，如果继续深入，则会触及到这些人，而那样的局面如果形成的话，显然，对东哥的威信不是好事。“于是我就先单独同薄一波谈出我的想法：“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交代、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一波很同意我的想法，要我“先发制人”。我随即写篇自我揭发的检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八月十一日，李锐在大会检讨，“题目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内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间交换过的各种意见，直到23日夜晚的活动：“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30日夜晚写的信，“还欺骗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写的”；由于思想、立场相同，有反党活动，同黄、周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陷入这军事惧乐部的一员”。同主席的两次谈话，小舟早已同别人并在第五组谈过，为了避免引起诸如此类的误会：难道是主席鼓励你们鸣放吗？我是这样写的：“主席了解到我们这种不正常的情绪之后，便鼓励我们发言，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将自己的牛鬼蛇神放出来，公之于众。”这也算是我当时的一点“苦心”吧。从延安起，就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说实在的，我对毛主席一直是极其崇敬的，至少有一本《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为证（此书写于1952年，有英、日等外文译本，为国际公认研究毛泽东早年的必备书）。现在也没有失去这根本一面，这有《龙胆紫集》为证（这是秦城监狱中8年作的旧诗词，《庐山吟》等即引自此集）。只是不能一切盲从，遇事保持自己的一点独立思考而已。为了“主客观”的一致，我一开始就写道：“在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我同周小舟、周惠同志结合一起，想把会议的方向导致多谈缺点，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并对绝大多数贯彻总路线的‘左派’同志进行责难，因此散播会议有压力，有不能畅所欲言的空气。”
---------这是李锐在庐山的第三次撒谎了，而这个谎言的受害者是当时死不承认自己是反党集团的周小舟和周惠，------虽然二周一直不认罪，但李锐的这个检讨和“自我揭发”，为了保护田家英等，把所有的过火言论都揽到自己头上，可不应该的是，他也分给了二周一份。（因为当时会议其他高干已经认定李锐和二周是一伙的，所以李锐也必须这样讲。），换句话说，李锐的检讨成了控诉二周的罪证。------对于本来就受到重重压力的二周来说，李锐此举无异于叛变和诬陷。-----为此，二周当时曾在自己房间用很多带直系女性亲属所有格的形容词大骂李锐。
------------不过李锐的这第三次撒谎，在政治上，的确比前两次进步了。--------他的考虑在政治上是有道理的。---------------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李锐的好心并没有得到他的期望，-----他的谎言最后还是被揭穿了。-------这一次揭穿他的，是在庐山一直情绪激动的湖南第一书记周小舟。
相关链接：史文恭:【原创】那年庐山 （三十一）李锐的庐山会议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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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4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这段评论主观意识太强烈 但作为后来者，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指出，李锐的这封信是在知道自己已经不在反党集团名单里的前提下，明知可以置身事外，仍然不惜以自己前途为赌注，救朋友一把的。-----这种行径，固然在政治斗争中是一种幼稚，但是在朋友道义和个人品格上，我们是否会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一个朋友呢？大是大非面前，所谓的“朋友道义和个人品格”太苍白，对不起马列主义者的称谓。并且，有过“政治斗争”经验的人会知道，这种情况下，“置身事外”是绝对不可能的，区别只在于被处理的方法如何。从这几件事来看，关键时候李锐同志是靠不住的，所以前面史MM分析的李锐同志RP靠得住是值得商榷的。
系列文章看到现在，突然冒出个念头：二周和李，胡，田这些秀才（少壮派）塔上彭，黄老军头以及洛甫级别的老牌教条主义者，这个“集团”的杀伤力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幸亏二代不在山上，如果二代这样执行能力特别强的人也跟这样的“集团”扯上关系的话（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该“集团”完全有实力干些颠覆性的事情。《人民的名义》就反映了现实存在的秘书帮的巨大能量，其实汉大帮也类似，都是秀才集团。
家园 《党史博览》：毛泽东的秘书们与地方负责人的激烈争辩 揭秘：庐山会议 毛泽东的秘书们与地方负责人的激烈争辩
李亚平
2010年06月11日08:5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11847879.html
《党史博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委负责人。会议初期的基本精神是纠“左”。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另外，也有不少与会者不愿意多讲缺点，认为纠“左”已经过头，使干部、群众泄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一般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会议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神仙会”，气氛比较宽松；后期“反右倾”，变成一边倒。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仙会”阶段，“秀才”们（当时一般指参与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大都表现出对前段“大跃进”的否定和对继续深入纠“左”的支持。巧合的是，他们大都与某个积极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发生了矛盾。
田家英和李井泉
李锐和柯庆施
陈伯达和叶飞
胡乔木和曾希圣
吴冷西和吴芝圃
毛泽东的最终态度
家园 似乎说明不少重要问题： 巧合的是，他们大都与某个积极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发生了矛盾。这个“巧合”表明毛的倾向
毛泽东的最终态度通过以上对“秀才”们和地方负责人纷争现象作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居于纷争最终裁决者的地位。对毛泽东来说，一方是他身边的人，一方是“大跃进”的倚重力量，在纷争的前期，他没有轻易表态。
但是，在庐山这场大的斗争中，随着毛泽东转向批判彭德怀、“反右倾”，也就自然宣判了“秀才”一方的落败。李锐在会上即被淘汰出“秀才”行列，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其余四人也被中央立案审查。毛泽东几次当面批评他们表现不好，方向不对头。在涉及“秀才”与地方负责人的“官司”时，毛泽东明显地偏向后者：“你说人家一些坏话，人家反过来批评你，这是常情。紧张一下有好处，可以反过来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
裁决“秀才”落败的结果，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大跃进”的态度上，和一些地方负责人的共同点更多，“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常规机构中的干部还是他倚重和依靠的力量。左右亲近之人在政治活动中释放的能量、发挥的作用，还远不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他晚年身边的人相比。
这段蓝字是作者对“秀才”落败这段历史的解读，而不是历史本身。
我觉得可以修改如下：
裁决“秀才”落败的结果，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大跃进”的态度上，和一些地方负责人的共同点是有的，虽然要改变“左”的指导思想，但是三面红旗的总体方向不容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纠左的人往往流于形而上学的绝对化，将方法上的纠正引申至立场路线的改变。左右亲近之人在政治活动中释放的能量、发挥的作用，往往会给人以为是代表自己的，正因为如此，如果这些人的立场路线改变了，就会改变整个大局的形势，改变国家的性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他晚年身边的人相比，这些人是立场路线的质的错误，后者保持了立场路线的坚定性，至多是操作层面上的缺陷。
通宝推：王铁墩,家园 同意：价值在资料本身而不在作者的解读 作者的解读逻辑不通者甚多，不过真实的历史细节，往往是从这种文章里逐渐公布出来的。
家园 在一些出题问题上，大部分秀才们的意见事后看是正确的 但是从大的局势上看呢？按老毛的想法，气可鼓，不可泄。说到底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这是决策者和参谋者的不同之处吧。
家园 一代思想家李锐的雷人语录：比尔盖茨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在北京一个约定地点，年近九旬的李锐老先生如期而至，一个小时的访谈中始终精神饱满，思路活跃，声如洪钟，向记者讲述了他对毛泽东和当下时局的看法。以下是根据采访录音纪录整理，个别不准确处由记者负责：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叫什么社会主义呀？讲得难听一点叫做专制社会主义，或者暴力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要公平，要富裕，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实际上中国富裕谈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问题很多，当然比过去好得多，从ＧＤＰ的总量来讲，现在中国占全世界第五位，但是你一人均就没了，一人均就是世界上很后面了，所以说富裕这个东西很难讲。苏联共产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
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现在大家清楚，它垮掉了，它从列宁到斯大林发展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斯大林比列宁更厉害了，他是真正消灭异己，全部杀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毛泽东专政
我们呢，从体制上来说和苏联是一样的，政治的体制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专政。共产党专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专政，而且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只能当毛泽东的丫头
周恩来心里不明白吗？他不了解毛泽东吗？他不知道毛泽东做的这一套对还是不对吗？他心知肚明，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当丫头，你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学习雷锋就是学习做伪君子
刘少奇讲的，共产党人做驯服工具。学雷锋是什么呢，雷锋就是当螺丝钉，当螺丝钉，就是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思想，任何人都要服从，而且心里面思想上服从。有一点头脑的人也要讲假话，培养伪君子，所以这一点中国的特色，世界上任何国家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只能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农民痞子运动
严格地讲农民是一个从人类历史社会上来讲一个落后的阶层。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是文盲，而且农民们是眼睛向上边，靠一个人来管，还需要一个皇帝。中国的农民战争每次就是打倒一个皇帝又出来一个新皇帝。刘邦也是这样，朱元璋也是这样。毛泽东非常欣赏朱元璋，毛泽东实质上他的作为就是个农民领袖，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就喜欢痞子运动，农民他只能靠痞子运动。破坏－痞子运动就是破坏中国人现在还习惯当奴隶当奴才
郭沫若就给他写信，让他到社科院当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就回一封信说－这是钱锺书告诉我的－我当这个所长可以，但是我这个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且请你请示毛泽东刘少奇，经过他们批准了我就来。顶呱呱的一个人。钱锺书算比较独立了，但是他也只能告诉我，他没办法。郭沫若(献媚)到那个程度大家都知道。在党内，像我们这样的人，爱讲点怪话，就把你关起来了，没什么办法。所以这就同西方不同，就像鲁迅讲的，中国人习惯当奴隶，当奴才，这个局面现在没有改变。我（指李锐，下同）比焦国标余杰他们更有后台呢
对我这样的人，他们不能像对待年轻人一样。你们知道吗，像什么余杰啊，焦国标啊，那些人讲话比较厉害啊，什么讨伐中宣部阿。我知道毛泽东数学打0分
我研究过毛泽东的早年，知道他的数学打零分。这个人没有数学头脑怎么行呢，没有自然科学头脑社会科学是搞不好的，最近在陆定一的文章里我写了这句话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资料】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 不知这些内容教头熟悉否？资料可信性如何？
部分摘要：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问：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周惠：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周惠：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通宝推：西安笨老虎,五磊山,
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要花 人总是两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