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随便写 一 -- 电饭锅

当时修的另外一座寺叫做永安寺，说起这个寺很多人不熟悉，但是说起来北海的白塔大家可能就恍然大悟了。当时这个白塔就是因为那个西藏喇嘛的请求建造的，所以此白塔就属于典型的覆钵塔，也就是喇嘛塔。从样子来说这种塔其实很好辨认，它的塔基肯定是方形的，象征地，塔身肯定是圆的，象征水，塔脖子肯定是三角形的，象征火，最后还有一个华盖伞样的塔刹，象征风，至此佛教认为的构成世界的四大基本元素就都齐备了。你要是在其他地方还看到相同样式的塔，肯定就可以指认它的喇嘛塔身份了。

这个塔在北京很显眼，造得也很结实，几次地震都没弄倒他，后来唐山地震有过一次大损伤，结果政府去修缮的时候找出了一个两层金质舍利盒，里头装有十多颗如米粒般大小的舍利子，这倒真是赚了。北京还有一座有名的白塔就是妙应寺白塔了，这个白塔最是出名，乃是元代遗物，连带着大家都称呼妙应寺为白塔寺了。后来70年代政府也来修缮这白塔，也是翻出一大堆宝物来，比如700多函的大藏经、黄檀木雕的观世音像、乾隆帝手书《波罗蜜多心经》、赤金舍利长寿佛、另还有舍利子等等。我一直在想，这些宝物其实也是塔的一部分，原本都是塔内贡物，从佛家角度来讲，还是应该在其本身保存更好吧？

除此之外，在北京的白塔还真不多，好像有除了上头两个之外，还有大觉寺有一座白塔，现在经常会在四月份开一个什么大觉寺玉兰文化节。另外潭柘寺里各式各样的塔不少，应该也有白塔？另外妙峰山也有一座白塔，就在惠济祠旁边。还有我家旁边还有一个白塔，就在白塔庵里头。谣传这座塔是建文帝的衣钵塔，实不可信也。不过现在这塔在中国书画院的院内，没法进去参观了，最多在外面拍拍照片。最后一座白塔是在法藏寺，当时此寺俗名也叫做白塔寺，位于崇文区，清末的时候寺庙就已经没了，只剩下个七层的塔，不过这个塔是楼阁式塔，不是喇嘛塔，所以可以攀登，所以重阳节的时候这个塔最热闹。后来解放了，50年代左右被拆了，连法藏寺这个地名都消失了，现在叫做幸福大街。所以，现在北京可能也就六座白塔了。

后来这种喇嘛塔继续发展，形制发生改变，多了一个门洞出来，意思就是如果你过了一次门洞，就相当于给佛行了一次顶礼，这是最方便的朝拜方式了。北京地区最大的这种过街塔就是居庸关的过街塔，不过明代经过地震后，上面的三座喇嘛塔就不见了，如今只剩下塔座了。

再回来说这永安寺，除了看白塔之外，还有一个比较与众不同的所在就是它门口的狮子脑袋冲里，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做“永安寺的狮子——头朝里”，其实这狮子是明朝遗物，是属于永安寺门前那座古桥守牌楼的镇守建筑，只是太靠近者后建的永安寺，所以才会出来这个误会。还有以前永安寺在十月二十五会举行一个白塔燃灯的活动，根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自山下燃灯至塔顶，灯光罗列，恍如星斗，诸内侍黄衣喇嘛执经梵、顺大法螺，余者左持有柄圆鼓、右执 弯槌齐击之，缓急疏密，各有节奏，更余乃休，以祈福也。”这个和我上文提到的喇嘛寺打鬼活动差不多，都属于老北京很有特色的宗教仪式。不过现在，只能见打鬼，无缘得见燃灯了。

再说和永安寺同时建造的另一座寺庙，叫做普胜寺，民间称为石达子庙，因为曾有一个蒙古姓石的鞑子僧人做过主持。这三座寺庙当时建造时都有创建碑，只是永安寺的碑损坏了，东黄寺的遗失了，只剩下普胜寺的完好无恙，结果被石刻艺术博物馆给收了。不仅仅是创建碑，连乾隆年间的普胜寺重建碑也被收了，而且这两座碑还都是北京城内最高大的卧碑了，足有三米多高，全是龙首，前者是方蚨，后者是龟趺。为什么普胜寺没能保住这两个宝物呢？很简单，清末时普胜寺就破败了，而后此地就被欧美同学会收购翻盖成会所了。

说了东黄寺、西黄寺，会有人问有无南黄寺、西黄寺？这两个寺是绝对没有的，却另有一对前黑寺、后黑寺，也是藏传佛教寺庙，所以按老北京的说法是南有双黄寺北有双黑寺。黑寺其实并不黑，只是因为覆盖黑瓦，按《燕京岁时记》所载:“ 所谓黑寺，盖指铁色琉璃而言，今亦无之矣。“所以才有这个黑寺这个得名。究其原名，前寺叫做慈度寺，后寺叫做察罕喇嘛庙。不过这两座寺庙在民国期间都被军阀李景林部洗劫一空后纵火烧毁了，毁了大部分建筑，而后文革期间被用来做饲养处，又被拆了天王殿等不少房屋，很多佛像也被捣毁用来铺路，最后也就剩下配殿和活佛仓等建筑，现在原址附近就是海淀区民族小学。

后黑寺原名叫作察罕喇嘛庙是因为这个庙是察罕活佛来盖的，察罕活佛也恰好是我上文讲过的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特别之处在于他是唯一的一个蒙古族活佛。所以察罕活佛受到的礼遇也不一般，其中最辉煌的待遇就是道光帝曾把自己穿的龙袍和黄袍赏赐给了察罕活佛。

上文说的香山的昭庙所受的最惨的破坏是英法联军做的，一把火过后，只剩下琉璃牌坊、七层琉璃塔、以及一些石疙瘩留存，比如幡杆石座啊，白台、红台基础，还有一座乾隆庚子季秋之月中澣御笔的御碑留下，不过现在这座御碑被一圈铁栏杆围起，旁边只有一颗老树陪伴，显得寂寞无比。这碑上刻有乾隆的五言诗一首，照例是汉藏满蒙四种文字，摘录如下：

昭庙缘何建？神僧来自遐。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

是日当庆落，便途礼脱阇。黄衣宣法雨，碧嶂散天花。

六度期群度，三车演妙车。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

碑上亦刻有注释，亦摘录：

西卫：既建须弥福寿之庙于热河，复建昭庙于香山之静宜园，以班禅远来祝厘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是日自谒陵回跸至香山落成，班禅适居此庆赞。又昭庙肖卫地古式为之。卫者番语谓中，俗谓之前藏。班禅所居后藏乃实名藏，藏者善也。

脱阇：见楞严经注，唐语谓法幢也

散天花：是日本晴，甫至经坛乃微鱼，皆以为散天花之喜云

注一下：原文是诗文注释混刻，我这里为了阅读方便分开来了。

再后来，此处开了一个静宜女校，昭庙也得以修复了部分建筑，因为昭庙本身就在香山静宜园内，所以女校因此命名，这个和台湾有名的静宜女校完全没有关系，台湾的那个女校（现在也接受男生了）是因为主办学校的那位修女盖夏姆姆中文名为陆静宜，才命名为静宜大学的，从大学的英语全名Providence University就可以看出，这是所天主教大学。再后来日本人来香山了，据说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故事，某日本大官在香山安居不思故土，但是唯一烦恼的是昭庙还留有一座七层八角密檐式琉璃宝塔，这塔上挂满了惊雀铜铃，结果风一吹就叮当乱响，于是他派了很多日本兵要用粗绳套住宝塔顺势拉倒，可是绳子一套上，大家就开始头疼难止，大家知道得罪神灵，慌忙解开绳索，又磕头叩拜才躲过这一灾，所以香山有了这么一个鬼见愁的别名。再后来，共产党来了，没急着进城，就在香山办公，昭庙此处就为中共中央秘书处所驻扎。再后来，就进入新中国了。不过据当地老师傅讲，期间这个地方做过医院、疗养院、传染病隔离医院，日伪时期也派过用场，埋过不少尸体，据说是不太干净的地方。不过反正我们也不太有可能在那里过夜的，顺便参观参观应该无碍，只是不要去扒拉那里的渣土就好了。

回来说西黄寺吧，现在这地方已经不对外开放了，因为那里成立了一个藏语高级佛学院，以前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活佛，就近培养小活佛，方便照顾，同时也抢救一些藏传绝活。现在主要是培养藏族高僧了，换句话说，这佛学院最近也标志着藏传佛教佛学教育进入了学衔教育的新时代，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颁发“拓然巴”高级学衔，好象已经颁发了三、四届了。拓然巴这种新的学衔是不同于寺院传统学经制的学衔的。以前藏传佛教传统的做法是格西考试，一共分为四等，即多让巴格西、林斯格西、措让巴格西和拉让巴格西，其中拉让巴格西是为最高学位，现在又出来一个拓然巴，虽然这个只是授予学习一年左右的优秀人才，但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新的制度在慢慢地崛起。

有西黄寺，自然就有东黄寺，而且这两座寺庙仅仅只是一墙之隔，不过这座寺庙的运气不太好，在文革期间被拆掉了。其实这座寺建造的时间比西黄寺还要早上不少，它是顺治年间所造，是清初在北京建的三大寺庙之一呢。当初顺治帝刚刚亲政，正好从西藏来了一位活佛觐见，该活佛奏请允许在京城传播藏传佛教。于是因此建了三大寺，分别为永安寺、普胜寺和这个东黄寺。这东黄寺当时是直接改造了一座佛教寺庙普静禅林而来的，只为喇嘛服务，后来康熙年间重修，雍正年间就被指给了青海广惠寺的活佛作为驻京办所在。为什么广惠寺的活佛能有这么高的待遇呢？很简单，广惠寺的寺主敏珠尔活佛为青海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其地位仅次于章嘉国师。章嘉国师何许人也？章嘉国师乃是清朝唯一授为国师封号级别的活佛，相当于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相提并论的层次，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之一，分管京城及漠南蒙古地区的佛教事务。上文说的六世班禅来拜见乾隆，就是章嘉国师在其中穿针引线的。而呼图克图又是什么职位呢？因为我们知道，西藏、青海的活佛数量多如牛毛，所以清朝是对各活佛有一个等级划分的。比如啥法王、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等等，其实这都是沿袭明朝的规矩而来，后来雍正年间出了一个青海罗卜藏丹津事件，清朝统治者就来了一个大改革，一方面是对青海相当多寺院进行了抄家活动，没收了大批颂匾、法器、财物，这面打完棒子了，另一方面自然是分送胡萝卜，清帝按照一些著名喇嘛的道行、学识程度、功德大小进行排名，有点像现在的公开竞选公务员。最后分别赐给呼图克图、诺门汗、班智达、堪布、赛赤、仓等六级名号。呼图克图就算是最高级的活佛称号了，这个词在蒙语中意思就是智者，当时一共才册封了12人，广惠寺的敏珠尔活佛就属于这个等级，而且还是属于驻京的八大呼图克图之一。也可称为内呼图克图，不驻京的就是外呼图克图。像我们比较熟悉的青海塔尔寺，当时就有两位呼图克图，一位是阿嘉活佛，另一位是拉科活佛。广惠寺则有敏珠尔活佛、甘珠尔瓦活佛、沙里瓦活佛共三位活佛。所以说广惠寺差不多是和塔尔寺差不多等级的大寺庙了，也可以证明东黄寺当时的地位了。

好像是全国文保级的

再回来说拥有另一座金刚宝座式塔的西黄寺，此寺坐落在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上，寺中的金刚宝座式塔也是印度式的大塔配四个小塔共同托身于汉白玉石台基上，当然也掺杂了牌坊、辟邪等汉化装饰，但是其主塔却是明显的藏式风格，原因很简单，当初这个塔是乾隆为了纪念六世班禅而建造的六世班禅衣冠塔。而六世班禅的肉身呢？乾隆另外出了七千两黄金造了一座金塔，把班禅的肉身贡入塔内，派理藩院尚书给送回西藏札什伦布寺去了。

不过这西黄寺当年可不是为六世班禅所建造的，而是当年顺治皇帝为五世达赖来北京晋进而建的。那么如此说来，六世班禅的地位要低一些？也不能这么讲，乾隆也为他单独造了一座寺庙，仿的还是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不过这个寺盖在承德，叫做须弥福寿之庙，是承德的外八庙之一。造在承德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六世班禅是特意从西藏扎什伦布寺起程，经行一万多公里来到承德给乾隆祝寿的。这次祝寿的起因也很清楚，其一，乾隆刚刚扑灭了阿喇布坦的叛乱，此叛乱多少还牵扯到了六世班禅的兄弟；其二，乾隆对西藏地区动了一次政治手术，废除了藏王，设立了噶厦，又规定四个噶伦的职权，无形之中压抑了世俗阶层的力量，为班禅、达赖掌握实权排除了障碍；其三，这时候英国人已经跑到西藏去怂恿藏区独立了。这几点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六世班禅就提早了两年向乾隆打报告要求来入觐祝寿，又提前一年带领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堪布及高僧百余人，连同随从僧俗官民代表约两千余人，从老家扎什伦布寺出发，一路经青海、宁夏、呼和浩特等地，辗转到达承德。乾隆方面也很热情，到处派员迎接，高规格接待，他本人还特意学了不少藏语，基本达到了日常对话的水准。尤为重要的是他还请六世班禅为其小女儿和孝公主赐法名，还停止了每年必办的木兰秋狝活动。

和孝公主，也就是固伦和孝公主，是最受乾隆喜欢的女儿。该女是妃子所出，却能得到固伦公主这个原本是皇后所生之女才能有的封号，而且还是在她13岁的时候就得到册封，乾隆又同时赐予她乘坐金顶轿的权利。只是这位公主也难以摆脱政治婚姻的结局，而在乾隆朝，最宠爱的公主自然要许配给最宠爱的臣子家属，于是固伦和孝公主就就下嫁给了丰绅殷德，也就是和珅的儿子，幸好这两人夫妇生活还算美满，双方感情也不错。只是和孝公主15岁结婚后只过了9年的幸福生活，待到嘉庆四年乾隆一去世，她的人生就来了一个大翻盘。想当初六世班禅给他赐的法名可是“四朗白吉卓玛”（意为福祥的度母），这个法名和现实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阿。

另一项木兰秋狝是历年清帝北巡必定举行的一项国家大典级别的活动，其秋狝就是打猎所谓的：“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而其中的木兰并不是指某个木兰猎场，木兰在满语中的意思是“哨鹿”，哨鹿就是用白桦树皮作哨子来模拟公鹿啼叫以引诱母鹿。这活动要从八旗驻防将士中抽调一万两千多人次，前后分三批参加，诸皇子、王公大臣、内阁六部官员、以及附近的蒙古族豪贵们都要轮流参加。所以这秋狝的意义多少已经拔升到以弘扬练兵习武、提高八旗兵军事素质、绥抚蒙古王公贵族、巩固满蒙联盟的高度了。怪不得嘉庆帝曾说过：“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为了六世班禅的到来，乾隆停止了这项活动，可算是极给班禅面子了。

所谓礼尚往来，六世班禅对乾隆也很尊敬，在乾隆大寿这一天，他向皇帝祝诵无量寿经，敬献七珍八宝及长寿画卷，又亲自给皇帝施无量寿佛大灌顶。最后班禅还亲自下场扮演文殊菩萨参与金刚驱魔神舞。金刚驱魔神舞，藏语称“跳布扎”，蒙古语称“布扎克”，咱们老百姓俗称为打鬼。藏族的祈愿法会就经常表演这一节目，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这是一项固定的保留节目。清《燕京岁时记》便有记载：“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根除不祥也。每年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咱北京的雍和宫，农历正月底就会表演打鬼，每年农历的正月二十三日（大建为二十四日）至二月初一日为法会日期，其中正月二十九日（大建为三十日）、二月初一日两天就会要跳金刚驱魔神舞，而且对外开放，大家要稍早点去占位才方便观看。如果很有兴致的话，在二月初一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还可以赶来看寺内喇嘛抬着铜打胎未来佛弥勒像绕寺的活动。像打鬼这活动，老北京以前还有几座寺庙会举行，比如弘仁寺，会在正月初八举行，不过这个寺现在没了，旧址在如今305医院附近；还有西黄寺，会在正月十五举行；后黑寺会在正月二十三举行。这些都算是当时比较有特色的宗教活动。

待六世班禅向乾隆祝寿过后，这两人又携手回到北京，这西黄寺自然就作为六世班禅的下榻之所了。不过乾隆舍得花钱，先是在雍和宫把三间药师殿改成三十间的重檐大楼，赐名班禅楼，在此便可以听班禅说法。目前的班禅楼主要用来展出宗教物品，其中有一件世界孤品—三光毯，长2米，宽1.5米，底色天蓝，周围有花边，上面有红日，有银月，有星宿，所以称为三光毯，当年是古代西域一带的手织品，不过目前世界上只有这么一块，这一块以前还被丢在其他殿宇，后来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来了才认出这珍品来。

而后乾隆又在香山拿自己的皇家之鹿园改了改，又给六世班禅建了一座坐西向东的昭庙。这也是有讲究的，冬天天气寒冷，那就在西黄寺歇息，待到夏天了，就可以去香山凉快凉快，估计乾隆爷看到六世班禅才42岁，在承德又下场出演打鬼很有精神，才做了这么多来年活动的铺垫工作，可没想到，六世班禅居然在内陆感染了天花，连这一年的大年节都没熬过就圆寂了，这真是可奈何？

昭庙全称应该是宗镜大昭之庙，就坐落在香山见心斋的下方，以藏族碉房式为主，又加上门口有一个大大的漂亮琉璃牌坊，很容易辨认的。昭庙的藏文音译为“觉卧拉康”，觉卧就是尊者的意思，拉康就是神殿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尊者神殿，这个档次完全配得上和当初乾隆给班禅的圣僧称号，这个庙和盖在承德的须弥福寿之庙基本上就算是姊妹庙了。只是当时那座须弥福寿之庙的藏式主殿---妙高庄严殿的鎏金铜瓦顶共耗黄金一万五千两，上面还骑了四对各重一吨的铜制鎏金飞龙，不知道当时这个昭庙是不是相同的配置？无论如何，我们是看不到了，因为战火、社会变迁等原因，现在去看的昭庙大部分都是后修的了。

说起皇帝做罗汉，让我想到了前文说的法海寺，这法海寺也出现过活人往罗汉塑像里扎堆凑热闹的事情，法海寺的建寺人是明朝的大太监李童，此人非常之了不起，乃是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的五朝宠宦，虽然跟长乐老冯道历经五朝前后服侍八姓十帝的经历要差那么一些，但是也是颇为辉煌的。当年跟朱棣爷的时候，多次扈从成祖北征蒙古，其间李童一直是“皆披戴甲胄，朝夕环卫”，等朱棣爷崩逝榆木川，他又是护灵返京之人。从资历上来算，他和郑和都是同一年代的人物了。在仁宗年间又随驾平定汉王高煦叛乱，在宣宗年间时又随驾征讨蒙古兀良哈部立下功绩。待到英宗年间，李童终于摆脱了在外面奔波的劳碌命，凭着三朝元老的身份颇得英宗赏识，而此时他又拜在知名大太监王振门下，也算是真正抖了起来。

除了李童本人的显赫身份外，李童建法海寺又另有一段奇闻。据说他当年先是梦到一白须老人指点他到京西蟠龙山腰古龙泉寺旧址处找到建寺地点，而后他又再次做梦，梦到龙泉古寺的老主人一条东海双角真龙跑来找他争斗，据说当年此龙乃是东海龙宫一太子，作恶多端因此被玉帝锁在这龙泉之处，年深日久之后，锁链锈蚀，双角真龙脱出，吃了贡品还不够，连上香的百姓也一并吞掉，所以这龙泉古寺就一并凋落下来。这故事充分告诫我们，做人不要太贪，杀蛋的母鸡杀不得，这个连如今小学生都知道的基本原则，那条老龙居然一点都晓得，可见的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话说回来，这条双角真龙正要捏掉李童的时候，观音菩萨带着二十天神前来相助，降服了老龙。好像这菩萨最喜欢这种明着解围助难，暗着收小弟的做法。话说这边厢老龙走了，李童便也醒了，于是他便根据梦中所见龙泉古寺的布局做了精确施工图，而且在这法海寺的壁画上描上了观音及二十天神。

问题就在于李童这两个梦，使得他自己坚信自身已经修到了阿罗汉的果位了，也想把自己塑个罗汉金身，混到十八罗汉里头去，可惜他不是乾隆帝，没有金口玉言的能耐，手下人也惶恐不敢，只是给他支了一个变通的招数。于是等到山寺住持到位，菩萨开光过后，他让手下在十八罗汉的东侧修了一座大黑天坐像，在西侧修了他本人的站像。大黑天是密宗的护法神，是大自在天的化身，李童本人也是密宗的虔信者，这样也算得上和十八罗汉相配了。

不过这个景致如今去是看不到的，这两座后配的像连同那十八罗汉彩塑，还有大雄宝殿正座上的那个金漆楠木雕三世佛及左右胁侍都毁于文革期间了。这也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连当时出名的白马寺都没有逃脱这个命运，何况这靠近北京，就在这风口浪尖上的法海寺呢。话说当年白马寺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贝叶经被焚，宝玉马被砸，弄得一团遭烂。后来西哈努克要去朝拜的时候，还是北京故宫调了贝叶经，碧云寺调了十八罗汉去充场面才糊弄过去的。

又说回这碧云寺了，再说那个五百罗汉堂吧，除了可以看看乾隆的稀奇之外，还可以去房梁上找找济公和尚。济公和尚待的这位置大家都熟悉，像五台山善化寺罗汉堂，他也蹲在屋梁上，不过在南方，他的待遇要稍微提高一些，比如天宁寺、国清寺，济公和尚便是站在过道里的。只有在他的家乡杭州净慈寺，才有他的专享殿堂。

净慈寺乃是杭州名刹，以南屏晚钟出名，过年的时候尤其热闹，大量市民排长队前来敲钟。寺中和济公有关的另一个名景点就是运木古井了。这口井的传说大家都很熟悉，是济公和尚借用此井来从四川运建寺原木的，据说当时木头到了井里，众人费尽心神都无法拔起，这时候忽然来了六个健壮的汉子，轻而易举的就把木头一一从井里举出，按照故事的正常结局，这六人果然是腾云驾雾而去，这也充分证实了这六人乃是六甲神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们在井内留有一根木头，让其常年在井中漂浮，既不下沉，也不腐烂，便成了一个奇观。寺僧们又在井上建了个亭子，让人点了蜡烛系在长绳上缒入井中，让善男善女们方便观看。为什么就只用一只蜡烛呢？井内地方太小，腾挪不开，而且就这么一根蜡烛淡淡的光彩，也正好若隐若现的看到那根木头，也多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后来有位净慈寺的副主持解放后在上海文史馆工作，对朋友透露了其中实情。这运木古井其实只是寺中五口露天水井之一，这井特别的地方在于据说其源头通达钱塘江，乃是活水源头。清初的时候，忽然有位天才和尚想到运木古井这个天才噱头。他们选了数尺长的木头，一头系着石块让它下垂，而后又在木头通身涂上蜡烛油等东西，一则使之看起来年代久远，二则也使其腐烂稍缓。而后又在上面盖了一个亭子，使这口井被包围在殿宇之间，尽力使其光线昏暗，不易让人看出弊病来。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换一根新的木头，如此这般再操作一次。后来有了桐油，便改抹桐油防腐，间隔时间得以拉长，即便如此，他们也要一年就必须更换一次。所以当时这些观看运木古井的香敬所得，都是照管该井及照烛招待的僧人的个人利益。因为要考虑到利益均沾，所以寺内所有执苦役的僧人，比如烧火煮饭、挑水打柴的，每三年都可以轮值一次来做这个美差。至于主持方丈等正式和尚，已经因为这古井招揽了更多的香客来访，所以是不参与这个小小的分成的。

五塔寺中这个五塔的来历据说可以追溯到明朝，某印度僧人来京，向永乐皇帝呈献了这种佛塔的规格样式，印度称之为佛陀伽耶塔，到了咱们本土就称为金刚宝座塔。当时就按照这个式样动工，但是又加入了檐、斗拱之类的本土元素，最后一直到成化年间才修建完毕，命名为真觉寺。而后到了乾隆年间重修，为了避雍正爷胤禛的讳，才改名为大正觉寺。而民间，一般都还是习惯称之为五塔寺。不过奇怪的是那个五塔的塔座，也就是那个长方形石雕须弥座下沿周边刻有大段藏文，而且这个藏文是八思巴致忽必烈皇帝的新年祝辞，这样看来这个寺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了。根据《日下旧闻考》记载：“真觉寺原名正觉寺，乃蒙古人所建。寺后一塔甚高，名金刚宝座。从暗窦中左右入，蜗旋以跻于颠为平台。台上涌小塔五座，内藏如来金身。金刚座左偏又一浮屠，传是宪宗皇帝生葬衣冠处。前临桥，桥临大道，夹道长杨，绿阴如幕，清流映带，尤可取也。”或许可以作如此推断，当年元朝这里曾经有一座寺庙，也有某建筑物，而到了明朝，在此改变旧制，翻新寺庙，又在那个石台上直接建造如今的金刚宝座塔，其中或许还有镇压风水的一些意味。

而后清朝该寺大修过两次，都是因为乾隆爷要给皇太后做六十、七十大寿。最辉煌时大小配殿加起来有200多间，主要建筑的屋顶都还是一水的黄色琉璃瓦。过了这一茬热闹劲后，五塔寺就日渐衰败，无人照顾，又遭遇八国联军一场大火，烧掉了大半建筑，更显冷清。待到民国时期，寺内还住有几名喇嘛，但是当初的建筑群落只剩下一座大塔了，就连这座塔，上面的铜顶也被偷盗一空，后来北平政府仗义出手简单维护了两次，好歹才多了几间房子和院墙。再后来打战了，给塔上添了些弹痕，再后来，解放了，占上了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额，后来又赶上唐山地震，政府修了好几次塔基。文革中，塔身多了不少红漆。其间因为它正对着动物园后门的缘故，一度被动物园接手作为蟠桃种植基地。最后直到八十年代，才慢慢筹集各种石刻文物，成立了现在的石刻艺术博物馆，不过当初五塔旁边有一座乾隆爷当时给皇太后铸造的两米多高的空心铜铸塔就此消逝了，可能搬到某个铜刻艺术博物馆去了吧。也幸亏这五塔的石头疙瘩体质能打熬，终于熬到现在平平稳稳的局面，没有消逝在历史长河中。想当年，此处往西还有延寺庵、延庆寺、三笑庵、西域双林寺、昭应宫，昌运宫等；往北又有李东阳墓，王崇简、王熙墓，翁仲石兽等等。大浪淘沙过后，也就剩下这几个寺庙在水泥森林中孤单着了。

五塔这样的造型在北京还有两座，碧云寺和西黄寺各有一座，另外在外地还有三座，分别是呼和浩特慈灯寺、昆明妙莲寺和河北正定广惠寺。碧云寺也是座老庙了，原为元朝耶律楚材的后裔耶律额尔吉所造，后来正德年间的御马监太监于径看上此处的风水，打算留给自己做百年之后的安身之所，墓也修好了，墓上的青松也种上了，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后来下狱了，没法享这个福，下一个接手的是魏忠贤魏公公，也是扩建庙宇，修好墓地，结果么，也没享上这个福分，幸亏他有个忠心耿耿的好朋友葛九思，偷偷把他的衣冠葬了进去，还在墓碑上刻上魏忠贤生前的全部头衔：“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膳监印务、司礼监秉笔、总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完吾是魏忠贤的表字）魏公忠贤之墓“。可是没等纪念，又被人发觉，被人在墓上小便，还上奏揭发，十天后就被铲平了。再后来，才修了金刚宝座塔，再再后来，也就是现在了，这金刚宝座塔变成了中山先生的衣冠冢，还把附近的一个殿改为中山堂，还放了先生一座雕像，只是这个转变也不太容易让人接受了，不过换个角度想，这好歹也证明了此处是块风水宝地呀。

去碧云寺值得一看的地方还有罗汉堂，这罗汉堂仿的是杭州净慈寺的罗汉堂，里头508尊罗汉全是纯木雕刻，外敷金箔，现在还都加上铝合金玻璃罩加以保护。这其中第四百四十四位罗汉据说就是乾隆皇帝，因为其他罗汉都是高鼻阔目，一袭僧衣的老外，唯独这位罗汉是铠甲、战盔、战靴齐全的武者打扮，胸口的护心镜上还印制着双龙飞舞。联系到罗汉堂中乾隆爷御笔的一幅对联，或许可以猜测当年他老人家的想法。这幅对联是：“果证吉祥云，三千已遍；观融功德水，五百非多。”

乾隆爷不仅在这里占了一个坑位，又跑到西山卧佛寺的三世佛殿去又占了一个坑位，也是相同的打扮，估计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赫赫武工。被他占位的这位罗汉原名叫作破邪见尊者，即破邪见菩萨，根据养正所撰的五百罗汉谱中记载：“第四百四十四破邪见尊者，正面而坐，右脚高架，双手交叉置于腹前，方面大耳，体形丰硕健壮，神态从容高贵，宁静思索貌。 “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这尊和尚另外还有一对硕长的白眉直垂到胸前，据此可以断定，破邪见尊者肯定是已经被掉包过的。只是为什么乾隆爷要选择破邪见尊者来顶替呢？是否处于他的444排名来考虑的？佛教中有种说法，如果努力修行，因缘成熟时，就可觉悟证果。而小乘果位最高只有四果，到了四果的境界，也就是阿罗汉的境界，或许这是乾隆爷选择444的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乾隆爷当年是以皇四子宝亲王的身份封为皇太子继皇帝位的，所以才对四这个数字额外的有好感？

其实并不只是北京这儿有皇帝做罗汉的，四川新都宝光寺罗汉堂也有乾隆爷在内，不过在这里他是第三百六十位直福德尊者，除他之外，康熙也占据了第二百九十五位阁夜多尊者的位置，滑稽的是，这位罗汉脸上画了梅花状的一个图案来隐喻康熙帝的麻子脸。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最后一个地方就是昆明的筇竹禅寺，不过这里的五百罗汉堂不仅有康熙乾隆，文官武士、优伶百工、贩夫走卒、渔樵耕读都一一入列，雕工黎广修甚至把自己和几个弟子都改头换脸塑成了罗汉，这应当算是完全本土化的五百罗汉了。

刻艺术博物馆除了大量墓碑之外，另又有些其他石刻艺术品，比如书法碑、功德碑、经幢、阙柱、阙表、佛造像、同乡、同业会馆碑、寺观碑、各类石雕等等。而这些收集的石刻艺术品中最贵重、被称之为镇寺之宝的是两件石造像，其一是北魏太和造像，其二是一尊永定河床中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石造像。这两个镇寺之宝就一左一右的印在五塔寺的门票上。

北魏太和造像是北京仅存的最完整、最古老的一尊石佛，本来他是不在五塔寺内存放的，最初栖身在西山的车耳营村。车耳营坐落在北京海淀区聂各庄乡，出于凤凰岭风景区的南线。车耳营是个建在山坡上的小山村，这个山也是太行的余脉的一小部分，当地人更习惯把三声的耳字念成轻声，所以变成了车儿营，其实这也更符合该村名的来源，这名字名字诞生于明朝。话说嘉靖二十九年，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汗率领部队从古北口一直打到顺义、通州一带，闹得京城内人心惶惶，所以名将戚继光提议在这块地方建立车营以抵御外寇，正如他奏章上所写：“寇入平原，利车战。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时则结方阵以迎敌。“，这就是用农耕民族习惯的防御作战方式来抵抗这些游牧民族的骑兵队伍的最有效方式了。车儿营也因此诞生在此处。

这个村里最有名的建筑就是存放北魏太和造像的石佛寺了。北魏太和造像，顾名思义，这个像来自北魏，而且还是根据孝文帝的奶奶冯太后的形象雕刻成的，这位冯太后，也是位女强人级别的人物，辅佐幼主、垂帘听政、继而独揽大权，可是偏偏还政绩突出，对了，她的性倾向也很正常，喜好男宠，和武则天的派头差不多，不过她更加出格，因为连南朝齐国派来谈判的使者也被他拉到床上去了，资治通鉴就记载到：“（齐国刘）缵屡奉使至魏，冯太后遂私幸之。”；至于她的做事作风么，也和武则天很像，他诛杀丞相，毒死献文帝，对孝文帝则不时拉来体罚、关禁闭、饿肚子。也就是这样强势的皇太后，才教导出了一位温良恭俭让的孝文帝，也幸亏孝文帝的底子比较好，没有被冯太后的苛刻压迫成偏激型的领导人物，也不至于像懦弱的光绪帝那样结局悲惨。所以他还能很正常的对待当年严苛的太后，还在太后过世的几年后给她作了这座北魏太和造像。

这座佛像再被人们发现的时间是在清光绪年间，可能是又碰上了一位强势太后，有所感应吧。“光绪六年，通州张云翼访得之”，这座佛像在永定门附近被发现，光绪帝估计很清楚这段历史，于是特意下旨在西山，也就是现在的西山农场，也就是车耳营处给佛像见了一座小庙，然后特意调了一户姓姚的人家前去看管。而后一直就延续到1998年，这一年来了七个小偷，合伙偷走了这座石像，令人痛恨的是，这些人为了偷窃方便，直接把这石像摔成了7块搬出去了。幸好半年后，这些碎片全部被追回，小偷也全部被捉获，所以这拼合的石像就被石刻艺术博物馆给接纳了，可是后来北京新出了个首都博物馆，手眼通天，直接把这个国宝级文物给调走了，因此博物馆只剩下个东汉时期的石造像作为唯一的镇寺之宝了，连门票也显得名不副实了。

说完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来说说五塔寺吧，五塔寺的得名很简单，里头有五座塔呗，不过这五座塔其实看起来更象是一座大型组合塔，一个大塔基，上面分分立五座四角密檐式小塔，中间较高，四边小塔较低。塔身嵌满石刻，以佛像为主，还有狮子、象、马、孔雀、金翅鸟王等五种动物，另又有些佛八宝的的图形，间有梵文、藏文。最特殊的一处是在塔内有一个佛脚的雕刻，而且这个佛脚是阳雕的，其他地方的佛教都是阴雕，所以这一是北京城内唯一一处可以抱佛教的地方，诸位同学要是平时不烧香，临时就可以到这里抱一抱。

五塔的旁边有两株需要四人合抱的银杏树，号称有500多年树龄，仅次于潭柘寺的那两棵，而且这两颗银杏每年也都结果，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去采摘的好季节。我们家附近的交大里头也有不少银杏树，前段时间总有人拿着木棍在树下逡巡，最近几天来了几阵大风，去得人就更多了。我们家也攒了不少，只是银杏果外面那层肉软烂实在是太恶臭了，极其影响心情。不过这白果剥出来之后还是蛮好吃的，炖汤也很相宜。我最喜欢的吃法是烤银杏，要是还嫌麻烦都可以丢在微波炉里转上几十秒就可以进食。杨万里当年估计也是爱吃一族，他写过一首烤银杏摘录如下：“深灰浅火略相遭，小苦微甘韵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作金桃。”

这里说的鸭脚就是银杏，因为银杏的叶子就像张开的鸭掌，待到他三月份长出新芽时，它的叶片又变换了一种形状，下面拖着一根细长的叶炳，颇像一片摇曳的绿色小扇，所以也有地方叫它千扇树。而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这个东东是活化石，是古银杏类植物在地球上存活的唯一品种。所以银杏果在古代也是个稀罕物，经常是皇帝、豪门贵族所享用。宋代便有诗写道：“鸭脚半熟色犹青，纱囊驰寄江陵城。城中朱门翰林宅，清风明月吹帘笙。玉纤雪腕白相照，烂银壳破玻璃明。“而佛家最爱用银杏木来雕刻佛像，因为银杏木质坚硬细腻，最适宜来雕刻细节部分，比如指甲，可以任意发挥，雕得极其纤薄也不怕它破裂，因此祖国各地的千手千眼佛一般都是用银杏木来雕刻的，所以银杏木也被称为佛指甲，佛门中人又称呼它为圣果树。也正因为如此，寺庙中大多会栽种有银杏树，如今保留下的很多高龄银杏树就都在寺庙之中。而一直到了宋朝，地方官员以鸭脚子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时，才给他按上了银杏这个吉祥的名字。

回转原来的话题，继续说传教士墓碑吧，石刻艺术博物馆里陈列的基本都是耶稣会士成员的墓碑，不过有很多墓碑看起来很扎眼，按照清墓碑的规格来说，这样的碑是完全不合理的。大清朝规定一品为螭首龟趺，碑身高八尺五寸，阔四尺四寸，碑首高三尺，碑趺高三尺六寸；二品为麒麟首龟趺，碑身高八尺，阔三尺，碑首二尺八寸，碑趺三尺四寸；三品为天禄避邪首龟趺，碑高七尺五寸，阔三尺，碑首高二尺八寸，碑趺一尺二寸；四至七品为圆首龟趺，碑身高七尺，阔二尺八寸，碑首高二尺六寸，碑趺高一尺；士为圆首方趺。按照这个标准对比，传教士的墓碑很多都是螭首碑，规格很高，但是碑身尺寸又很小，碑趺又是方形，这规格反而又很低。这究其原因，还是要落到传教士的身份上。他们不是达官贵人，所以这碑只能是方趺，尺寸也不能太大，但是又因为经常接触皇帝，可以算得上是近臣，身份特殊，所以恩准用螭首。

因为和皇帝关系好，就能有这个待遇么？其实这个也是有先例的，比如说，皇帝的保姆，确切的说是乳母，所受的恩遇就不比这个差。当年玄烨的乳母瓜尔佳氏，他们夫妇墓前不仅有龟趺螭首碑，还造有地室，这算起来可起码是一品大员的标准了阿。更别说玄烨还特封她为保圣夫人，派手下官员致祭四次。玄烨的另外一位乳母孙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曹寅的母亲，这家人因此得到了四十年江宁织造的职位，要不是雍正继位前站错了队伍，还能够凭借这个保姆身份继续辉煌下去。

针对乳母这种特殊职业的特殊待遇，从汉朝就开始有记录，汉武帝曾经尊称乳母为大母，赐以田地财物；接下来晋、唐、宋旅游记载，而且都开始分封保姆为某某夫人，比如唐玄宗封的燕国夫人，唐宪宗封的燕国夫人。至于少数民族的政权，则以更恭敬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乳母，比如北魏太武帝尊乳母窦氏为保太后，元朝文宗封乳母夫为营都王。到了大明，则出了一位更有名的乳母就是客氏，客氏的好朋友魏忠贤大家就更为熟悉了。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因此入关后的大清也就照搬这个习俗，册封顺治帝的乳母朴氏为奉圣夫人

乳母由此待遇，西方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教士团体因为接近皇帝，所以多少也有些恩遇，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有这个恩遇的，这些碑刻，以蒋友仁为明显的分界线，在他之前的都是螭首，之后的都没有，联系到以前讲过的罗马教廷和中国文化的冲突，自然可以理解这种现象。唯一的例外是巴德尼的墓碑，他死于蒋友仁之前，却不是螭首，正是因为他的墓碑是后期修复的，采取了当时通行的形制，所谓海水江崖、瑞草纹饰，跟味增爵会的墓碑风格大体相近。

这里提到的教士都是不简单的，毕竟他们当时都算得上是国外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巴德尼，宫廷画家，很受受乾隆皇帝的赏识。与郎世宁、艾启蒙、安德义合称四洋画家，只是名气没有朗世宁那么大而已，圆明园大水法的很多装饰绘画就都是他画的，而大水法的设计呢，却是另外一个传教士蒋友仁，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以机械为动力的人工定时喷泉，由代表十二个时辰的十二生肖分据水池的四周，每个生肖轮流喷水两小时。所以他也是最繁忙的一位传教士，当然也很得乾隆皇帝的欢心。画师们呢，也是属于繁忙的族群，忙得都没有空去传教了，他们每天清晨都从北京东华门----也就是紫禁城东门附近的寓所步行进宫，要赶在七时正向宫门禁卫报到，随后马上投入工作，在一所单独的画室内作画，一致忙碌直到下午五时为止。这间画室冬冷夏热，所以这些传教士必须把颜料放在炭炉上烘着以免凝结，除此之外他们还要修习汉文与满文以方便皇帝垂询。看来给皇帝打工也不轻松啊，不过也有些微好处，比如雍正继位时，其他传教的传教士都倒霉地被发配走，唯有在宫廷服务的这些有所专长的传教士受到特殊礼遇。

这些传教士中我额外有印象的是一位叫做殷弘绪的法国传教士，就是他把中国的制瓷秘密泄露给了西方，从景德镇的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原料、到胎土、釉料、成型、彩绘、色料、匣钵制造、瓷器入窑、烧成等各种瓷器生产制作一一写入信件传回法国，从他的故乡法国利摩日镇（Limoges）开始流传，所以高岭士的英文kaolin就来源于殷弘绪的汉语拼音。巧的很，利摩日镇也果然发现了高岭土矿，也开始了瓷器生产，而且该矿质纯色白，经过高温煅烧后形成的釉面具有半透明的效果，所以也被美誉为法国白金，利摩日也自然成了法国的瓷都。虽然知道这些技术难免要外传，但是像这么简单的就传播开来，总让人觉得惋惜，就像当年日本人轻而易举的就从中国获得了景泰蓝、宣纸的制作工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