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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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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50年。

        凳公的50年,恐怕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境界如此。

        香港为证。

      • 家园 说到税收

        名义上税收不超过收入10%,实际上远远不止。

        这个税收,不知大约多少是个好。

        文景之时,田租是非常低的。大部分时间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从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六月到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五月,十一年间是不征收田租的,当然人头税(包括口赋,算赋,户赋)和劳役还是有的。这是否说明承平无事的时候,光征收人头税(文景时算赋是四十钱,算比较低的)已经可以解决政府的开支了?

        景帝即位后,很快就重新开始征田租,按三十税一(1/30)征收。不知道重新开始征收的原因是收支不平衡,还是为对付诸侯王。

    • 家园 【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23)

      汪直、郑芝龙(俞大猷的儿子还剿过他)——一条切用的线索。

      汪直被杀,郑芝龙却得以合法收编。

      且看明帝国面对海洋贸易如何转身。

      戛然而止。

      (郑芝龙降清,先得同安侯。

      郑成功不降,“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谷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两全之局耳。”清廷怒囚郑芝龙于高墙、郑芝豹于宁古塔。1661年,郑芝龙并子孙11人在京被杀。)

      1683年,康熙得台湾。虽解除海禁“禁令”,但颇有限制:

      “商贾船许用双桅,但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舵谁人等不得超过二十八人。一丈七尺的梁头的船,不得超过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的梁头的船,不得超过十六名。一丈二三尺的船,不得超过十四名。至于渔船,不得用单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舵谁人不得超过二十人,打渔不许越出本省境界。”

      清代自不会再有汪直、郑芝龙。造船业亦衰。

      鸦片战争说明:如此自守,守不住。

      李贽被呼“狂徒”,然而实近孔子“历史的眼界”:

      论王安石:介甫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

      论冯道:“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默夺,纵有兵戈,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经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于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

      论戚继光、俞大猷:此二老者,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也。(预言果真!)

      ——李贽重事功。列商鞅、韩非、申不害、晁错入《强主名臣传》;列李悝、桑弘羊入《富国名臣传》。孔子亦重事功。他虽不满管仲器小不俭,然而“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李贽于当日知识界的剖析: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李贽的自剖:

      “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奇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这和鲁迅《一件小事》所云“皮袍下的小”,同样珍贵。

      鲁迅绝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由无承之人。—— “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通讯)

      他必赏张居正:良心+手段。中国大转型,呼唤的亦是这样的人才。

      有人连建国区区60年都刻意分作几段,然而历史长河的线索,四五百年也连得上的。李贽反道学,狱中自尽;五四仍在反道学,鲁迅反感“正人君子”,所为何来?即使今日,我们还要反嘴巴遮掩屁股的言论。所谓民主,社会当少骗人:首要还原真实。开启民智,今日尚在进程中。愿骗子少些;就算骗子心有不甘,端掉市场,也同样有效。

      李贽辞官剃发,求去家族之束缚——他打死不愿归乡,否则虽为贫官,家族几十人他负有当仁不让的责任。——五四的恋爱小说,家族小说,所求的仍是解去大家族捆绑——今日凤凰男成为热议话题,亦不过是这一进程的浪花一朵。

      男方一家人供出来的,兄姐或有牺牲,个人亦需承载、回报大家庭;女方进城二代或三代之上了,家庭绑绳更轻,甚至父母付出多而索取少。

      凤凰男多是乐于找城市女的。于是家庭中亦有经济、文化种种暗线交锋。

      经济向来是一条无情却清晰的线:

      我们以为悲惨的“寡妇守节”(封建时代),——其实不少人更乐于守节,否则本家财产就可能被大家族内别支刻意侵吞了。至于底层,请看祥林嫂,婆家直接就卖了,有德想守,怎会给你这个机会呢?被迫改嫁,然后还要愁苦死后两个男人怎么分——多么好的教化,多么好的文明。

      鲁迅是个好心的诚心的,因为他说实话,不卖花活儿:挪拉出走,“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献给民主教徒。

      转型——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我们走了几百年,刚刚上了大路。身履是事,一点一滴均是民主功课。几百年前的古人李贽,可早就说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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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22)

      【历史的活色生香】

      当无数人的生活变成历史,需提炼,需条文,需微言大义;这也意味着,我们翻阅历史时,需还原,需触摸,直面其活色生香。

      微言大义,从芜杂处透视道路来处去处,要得;活色生香,还原彼时全息场景,也要得。

      众人皆知戚继光爱用义乌兵。(就文史普及而言,于丹和当年明月均立了大功)。

      戚继光部队里,除去乡野老实人,亦有不少矿工。明代中期,矿场兴起,大规模劳作亦兴起。——明代对开矿的复杂态度亦因为此:经历过分工合作的矿工,种田对其多不具吸引力。群体作乱能力远远增强。——他们宜于合作,参与到军队中,亦是顺理成章。

      明代正处在农业大一统帝国转型萌芽期。鸳鸯阵这个阵法,10人长短兵器,一人队长,一个伙夫,后来又加一个火铳手。杀敌多,伤亡少——对付单兵强手日本浪人武士,——事实证明,严守纪律分工合作的鸳鸯阵是杀伤力最大的。

      军事威胁往往唤起并旁证一个国家最大的应变力——对于日寇小股特警队的骚扰,驻扎大军反而束手。有人想办法:高手对高手。古有十三棍僧救唐王,——找少林和尚对付好了。也真的这么办了。有效果。但是,效果最佳最终荡扫倭寇的是——戚继光的组织方式。不求天才,不求强人,——但必须懂得协作,严守纪律,这要求的是团队精神。他选“乡野老实”之人,亦是为了实现最大化的团队。这样的军队,也必然会欢迎矿工,事半功倍。

      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这些兵士退役了怎么办?——你会发现,他们多做货郎,建起了分工严密的敲糖帮。——直到建国。你会明白,老毛对于社会结构所动的大手术。75年左右,敲糖个体复生,把某处小货物卖到另一处,赚取地区差——后来升级转型:便是全国闻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张元《过年回家》里拍得最好的一幕便是出狱犯人站在斑马线上,无所适从。福柯体制研究多就学校、军队、监狱下手,亦是因为特别和清晰,不复杂,宜于原型分析。日常生活实有太多的文明掩饰。《士兵突击》就退役复员草草一笔,——这是不好拍的,我们今日社会结构于退伍兵的抚恤不足,又忌其军事专长,农家子弟退伍,保安大约是最实用一途。然而薪水低微,——崔英杰就是转行想做小商贩,尚还未学会成功小商贩必备的油滑和机灵(城管若早打点好了,摊位亦相应安定),最终酿成悲剧。

      400年很长,400年也很短。

      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中:完全料想不到东南倭寇的出镜。西北有所防,军屯,但尚不能自给自足;而明代中期,有东南倭寇,有朝鲜一役……皆此前所不能料。卫所制度多有瘫痪,东南必要征收,用于军队。戚继光搞钱是有本事的,但几无私蓄——要打点关系,要高薪招人……海瑞定然干不了戚继光的活儿。

      俞大猷亦是抗倭名将——然而他的待遇一向不如戚继光,多被贬抑。他的计划所要动的手术太大——要建立强大的水师,要技术升级,需东南战区各地财政合作支持,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战区编制必然导致军权扩大,很有藩镇的阴影——文官集团以及朝廷谁不怕这个呢?

      而戚继光的鸳鸯阵建制——折腾不大——戚继光是凑合现实直面现实的高手——主管蓟州时,骑兵、步兵、车队、少量火铳,协和作战——他练的就是这个——15年少有边患。对了,戚继光继续修长城。千年的老法子继续用。

      戚继光遇见了两位难得的上司。其一是谭纶,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说台州兵唯有谭纶能练。谭纶文官出身,然而颇通军事,任福建巡抚时,戚继光任福建总兵。他任蓟州保定总督,戚继光调任蓟州总兵。军费上,颇通融;亦替他挡去很多文官是非,强调“文官不得干涉军事训练”。其二是张居正。戚继光在蓟州15年,相当于前任十人任期总和,——若无张居正,亦无法想象。戚继光要练兵,——朱棣天子守国门的麻烦此时已现,京畿重地,谁敢放任将领练兵?戚继光原想10万人练兵3年,近乎痴人说梦。张居正已是调度的超级巧妇,让他从南方调兵,起初4000,慢慢调了2万。为了给他职权做事,张居正原想使他总理“蓟州军务”,这亦是前所未有的官职,——朝廷舆论哗然,以为“违宪”,只好收回。居正再生一计——将蓟州的其他总兵调走,维护其权威自由;亦威亦劝,望文臣“和衷共济”,“巡视最多每年一次”,“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

      ——这就意味着,戚继光的成就近乎是个奇迹。张居正是以其威仪其斡旋,竭尽全力,并押上全部身家,才能给他搭这个平台的。其人死后被清算,——戚继光事业亦要告终。甚至,戚继光本身便是张居正的罪状之一。重臣和大将相亲,这是死门大忌。有人说得清楚:张居正有无反心并不重要,张居正和戚继光有作乱的能力,这就够了。戚继光、李成梁均被作为居正附逆被人指责,戚继光尤重。万历调任戚继光为广东总兵,英雄末路,郁郁而死。

      后来的熊廷弼,万历尚可顶着言官压力,予其信赖;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启年间,熊廷弼便被言官告倒;后复职亦有文臣相掣肘,军事人才难展其长——广宁兵败——第一责任人王化贞崇祯5年才死;次要责任人熊廷弼虽初始不过“听勘”,然而亦定死刑,天启5年就被处死了!

      我附上《东林点将录》,有心人王树君已见孙承宗不过是地煞之列,排30余名。——《清史》将此人看得无比重大,然而,军将当日情景几何,大约亦可一窥了!秦桧的“莫须有”绝不是笑话,而是宋明制度选择的真相。——所为防藩镇也。代价几何?也是明摆着的。

      在组织军队时,戚继光用尽浑身解数:包括设计各营军旗。和部下歃血为盟,立誓表白“或怀二心,不爱军力,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夤缘……即如俞景龙立死,以膺显报。……天灾人祸,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男盗女娼,十代不止。”宣扬报应因果,亦在所不惜。

      军士多为农民,是你凑合他们还是非要他们凑合你?哪条是绝路,戚继光很清楚。

      等你看明白了戚继光的苦心,——你才会赫然发现,毛泽东干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人民军队为人民,组织起一支英雄军队。其制度保障:土改。其思想指导:毛泽东思想。解放军的确是几千年来前所未见的军队,岂可不珍而惜之?

      通宝推:遥仰凤华,黄锴爱李莹,联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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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21)

      【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行事策略往往如此:小皇帝赠他书法,第二天他委婉说,书法是小道;皇帝第一工作是治国。这和后任申时行拿着赠贴,颇为感动,大有不同。张老师就路径方法远胜过建文的方孝孺老师,要求万历多读史书。张居正还专门给他编了一套《帝鉴图说》,凡孩童均爱连环画,图文并茂,万历自然爱不释手。

      李太后信佛,——张居正能婉劝她将修寺庙的钱捐来建桥,是为功德。

      万历外公李伟,管理仓库后勤,多有贪污,先使万历知其事,万历愤怒,复有斡旋。李伟可免去法庭,但需受申饬,保证不得再犯。

      在万历面前,他宽容政敌——也许之后会暗地算账。

      他以考成法扩大了内阁权力,压制言官。——死后被清算,亦是意料中事。

      邹元标,曾积极诉张“夺情”。万历表示再纠缠此事者,定有重罚。唯有他继续上书,“陛下以张居正有利于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受廷杖(贿赂过太监,否则一百六十着实难挨),并充军贵州。随清算张居正,又任吏科给事中。后又劝万历“无欲”,皇帝客气地批了“知道了”(即理解万岁,无处罚亦无嘉勉)。他继续上书,说万历有过不改,“欲人匆闻,英若勿为”——万历终于贬他为南京吏部员外郎。两状遂得大名,求名有报,“讪君卖直”——这是万历的逻辑。然而天启二年,正是邹元标,请求为万历朝第一任首辅张居正恢复谥号。“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然而世间已无张居正。下场何其不好。继任者申时行,擅长太极推手捣浆糊——然而言官和皇帝之间,到底还是撑不下去了。后来更少裱糊匠,你砸我砸,你斗我斗,好一番精彩,直到明亡——降臣甚至斗到清朝去。

      时李贽骇言,众人皆曰可杀。张居正不喜清流,然重李贽率真,李贽遂提为正五品云南姚安知府。泰州学派何心隐杖毙狱中,颇多人猜度实出张居正授意。李贽在《答邓明府》有所剖析: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为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之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人,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李贽与海瑞、张居正同代。如是评海瑞: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如是评张居正:宰相之杰,故有身后之辱。

      但凡到了危机时刻,譬如天启,譬如崇祯,譬如抗战,——他的政敌会赞赏他,亦引无数后来人动容:世间可有张居正?!但愿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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