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尾声 得失(1)·非常轨迹 -- 双石

洪门渡

皎平渡

龙街

树桔渡

鲁车渡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也早已被编成了歌曲到处传唱。然而艺术化的概括终究还是不能替代对历史本原的考量，而那个在战争史上蔚为奇观的战略大机动之神奇魅力又绝非艺术作品所能传神尽述。所以笔者很久以来就一直有一个宏愿，要弄出一篇既有史料价值又具可读性的文字来把这段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逐一再现，以使更多的人们更多地了解当年那些为了崇高理想而浴血转战的先贤们艰难跋涉的坎坷历程，以及他们在极为严峻艰险的环境中把人类的勇敢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的精彩表演。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和领袖人物那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完全可以诠释为一系列条件苛刻的高难度考试。在这种置于战争舞台的考场上，赴考者面临的不仅仅是环境的重压和对手的锻击，还必须通过自己战友和同志们各种挑剔眼光的考量，受到如此关照的赴考者几无从中作弊弄巧行“弓弦”走捷径之可能。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之战，在毛泽东此前此后所经历的“一系列条件苛刻的高难度考试”中，属于难度系数最高一档。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才开始被他的战友和同志们更深刻地认识、接受且心悦诚服地予以拥戴，最终成为了全党领袖和全军的最高统帅。

　　历史是一个不规则的多面体，位于不同的视角或许会产生不同的观察效果。作者在本书中着重从当时最为紧要迫切的军事斗争角度来对这段历史作近距考量，当然也必然会带有作者自己的视角局限。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之战虽然已为世人所熟闻，但其原始历史资料仍有发掘整理和开放不够之嫌，这也给作者写作带来了诸多困难。为保证本书的严肃性和严谨性，作者在引述敌我双方有关历史文献和回忆文字时均注明引证出处，对有明显错讹之处或存疑待查的资料也在脚注中予以标注。缺乏原始证据和证言的双方有关活动，作者都作为 “一家之言”以“推测”方式向读者阐明，而且尽可能地通过实地踏勘和调查的方式予以补充。

　　作者在每一章都绘有双方角逐路线的详图，但因条件局限，无法找到当年的大比例尺详图。只能在现有的四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一边作校正一边进行绘制。中央红军长征距今已逾70个年头，其间行政区域多有更动，当年地名与现在地名也有很大差异，还多有迁徙、更名、分治、合并等变故，加上红军长征时在相当一段时间也没有大比例尺详图，只能靠略图和侦察情况来决定行动路线，故而当年部署和电文中许多地名都是根据当地群众口头提供的地名译音而标注的，与现在的地名差异很大，作者考据订证颇费功夫，却依然无法保证没有错讹和遗漏，全部进行实地考察又受各种原因的限制无法在近期内完成。对此，作者恳请读者予以谅解，并希望提供更正意见，以在本书再版时予以订正。

　　作者谨向成都电视台经济资讯服务频道以下领导和同事为作者提供的写作支持忱致谢意。本台领导对作者的写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作者许多同事为支持作者的写作和外出考察，经常无偿地承担本应由作者自己承担的本职工作及节假日值班任务。没有他们，很难想像作者能顺利完成本书。

　　还有四川凯旅摩托车俱乐部的唐皓、张林、王旭、胡旭辉、王艺森、冯光瑞、杨立、胡逸飞、张吉、裴红信、叶光伟、张晓龙、恒鑫、李力、杨亮、孟传淦等摩友。凯旋摩托车俱乐部可以说是全国率先开展“红色旅游”的摩友团体，作者自驾摩托考察长征路线时得到了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与帮助。作者作为凯旋摩托车俱乐部的会员，为有他们这样的队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在实地考察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共赤水市宣传部、赤水市旅游局、中共习水县委宣传部、习水县土城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赤水市委宣传部的何世灿同志、赤水市旅游局袁长江局长还陪同作者徒步踏勘了黄陂洞、复兴场、青杠坡、箭滩等战斗的旧战场，习水县土城镇罗永赋书记也为作者在土城青杠坡战场的考察活动提供了诸多方便，在此谨向他们忱致谢意。

　　这事儿还牵连到了彭德怀。

　　据有关回忆称，遵义会议后，刘少奇曾接替袁国平在红三军团当过一段时间政治部主任，那段时间又正是红三军团上上下下牢骚最盛的时候，当时刘少奇在部队中收集了许多反映给中央写了个情况汇报。这个情况汇报刘少奇杨尚昆都签了字，但彭德怀却觉得与自已观点并不相同因而没有签字。

　　于是汇报便以刘少奇杨尚昆的名义电告中央了。

　　按理这个汇报也是“政治部主任”掌握部队思想动态的份内工作，然而据说这个汇报里反映的意见是跟林彪那些“弓弦”、“弓背”的议论差不多——这也不难理解，跑路的怨气大家都有，象“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也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愿当伤员！”“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什么前方后方，前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之类的牢骚话，非常普遍，肯定也会传到中央决策层诸公耳中，如此便让读到了这个报告又读到了林彪那封信的毛泽东很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些猜测：林彪这封信后面会不会不还有什么“始作俑者”？有人说、彭德怀曾鼓动林彪闹情绪。从种种迹象分析．十有八九不虚。不然，林彪为什么单单提出让彭德怀直接指挥部队呢，彭德怀为什么又不在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的电报上签字呢，是否是为了避嫌？所谓虚则实之，一种计谋。此外，洛甫（张闻天）也不大明朗，每每反映王稼样的意见，面露模糊之色．是不是和彭德怀达成了某种共识……

　　毛泽东肯定非常恼火：我等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好容易才使这支队伍暂时摆脱困境，现在就连一直都没有服气的博古、李德等人都没了话说，自己的爱将却对自己发难了！而前头还有恁长的路要走，恁多的事儿要办，要不解决这个问题，还怎么去走后头的路，办后头的事儿？

　　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据说张闻天和周恩来读了林彪的这封信后，也认为信中流露的是一种消极情绪，既不利于团结，又有碍于发展，必须予以澄清、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而此间张闻天本来就听到过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的不少意见，也觉得应该开个会让大家议一议统一一下认识，遂提议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下边议论的事拿到会上来说道来解决。

　　于是中央决定在会理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2日，中革军委向与会者和有关当事人发出会议通知：

　　是日14时，会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

　　这个“铁厂”所在地域现在是会理的红旗水库，会址已没入一片汪洋而无从寻觅。会议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纪录，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也只是与会者的一些回忆，甚至连会议究竟开了多久也有多种说法，有称当晚就结束了的，有称开了三天的，等等。

　　这个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现如今对这次会议作文学性扫描的作品很多，中间夹杂着许多与会者的发言。这些发言很多都没有原始出处笔者也不敢胡乱引述，只能根据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刘英等与会者们或知情者们有限的回忆资料，将会议的基本概况和结论作一简要归纳：

　　一、会议是中共中共总负责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总结发言，肯定了四渡赤水以来的军事指挥。

　　二、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对四渡赤水的战略行动作了总结，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什么”，还称“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批评彭德怀“右倾动摇”。

　　三、彭德怀批评了林彪：“林彪同志这封信，事先我并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的。我也认为是错误的。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局面才出现转机，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极不适当，提出我更不适当”，同时还作了自我批评：“由于在土城、鲁班场战斗没有打好，给部队增加了许多困难．觉得这样打下去不行，因而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

　　彭德怀对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和误解没有辩解，后来在自述称他当时的想法是“日久自然明”。

　　一九五九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为此作了说明：我写的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

　　四、林彪在会上作了解释：“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针对部队的疲惫状态……”。

　　五、周恩来、朱德等在发言中都支持毛泽东，批评了林彪。

　　六、除了会议发言中被点名批评者以外，毛泽东对张闻天、王稼祥等也产生一些看法，认为彭、林的牢骚和信件与他们也有关系。7年后在延安整风期间，因有人反映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拔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小组”，张闻天还专门找到有关人士调查取证，并在自己的“整风笔记”中对此说予以澄清。

　　……

　　林彪写信这件事儿在“副统帅”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后被上了很高的路线纲，甚至八九十年代还有文学作品称此间的林彪鼓动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是假，自己想谋取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是真，不知道这些说法都有什么过硬的客观依据。其实那个时候的“林总”虽然很能打仗，在中央领导层眼中却仍然是个“娃娃”，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和军中地位甚至还低于彭德怀——彭德怀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还曾经是合作者的关系，而同时期的林彪跟毛泽东最多也只能算作师生；彭德怀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林彪那时还在这个圈子之外；彭德怀曾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而林彪那时就是个军团长。就是放开让大家投选票，也不可能有人把“林总”选出来挂帅。说得再不好听一点，就是选出了彭德怀，也轮不到林彪。这一点，当年的“林总”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会力荐彭德怀挂帅……

　　那会儿的“林总”，想谋取帅印的可能性，极低。

　　要知道，“林总”那会儿可不是什么“副统帅”，离最高统帅的角色，还差着老远一大截哩！

　　其实林彪当时的想法很可能是非常单纯的，就是对走“弓背”不走“弓弦”不满，要渲泻一把。渲泻的方法、渠道也基本没有问题——除了了私下鼓动彭德怀挂帅以外，党的干部，写信向党的中央反映意见和情况，就是说错了，也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跟“路线”应该说没有多大瓜葛。“路线”什么的，那是要以“政治纲领”为依托的，而那会儿还是个“娃娃”的“林总”，恐怕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纲领”……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会上对彭德怀、林彪的批评带有很大的情绪化成份，纲也上得有点过高——对林彪甚至还有“不是说服而是压服”的“家长作风”之嫌。对张、王、彭等的猜测更是缺乏调查研究的客观基础，会理会议上的“批评”也好，“自我批评”也好，应该说都是比较粗糙简单的，并没有完全达到与会者都“心悦诚服”的效果。

　　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会理会议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也是勿庸置疑的。大敌当前，领导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团结对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不管是谁的队伍，都不会放任各种有可能破坏团结涣散军心的言行任意泛滥。而会理会议的确起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的积极作用，维护了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也维护了红军领导层的团结，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尔后突破敌人的大渡河防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个重大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考虚到当时紧迫的战争环境，会议的简单粗糙色彩应该还是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

　　其实会理会议之所以取得了积极效果还有最本质的一个原因：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队伍是党的而不是哪位将领的个人私产。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当时的林彪，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红军将领，就是有意见有牢骚也把没有将这些意见牢骚与个人的私利联系起来，意见和牢骚的初衷与动机与毛泽东等的殚精竭虑从根本上来说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一致性”，他们才会在此后更多、更严峻也更复杂的军事斗争中，逐步接受、领会和实践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并且还成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科学体系的重要建设者。

　　很难想像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一支队伍能够与之相匹。

　　历史是属于成功者的，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抢渡金沙”的战略大机动中，以其出色的战争指导艺术，将濒于覆灭边缘的中央红军从危境中挽救出来，使一次本属被动败走的“逃跑”，变成了一次堪为今古奇观极具主动色彩的战略大机动，目光远大而脚踏实地，视野开阔而匠心独具，在这一场对手和战友们都予以了非常关注的特珠“考试”中，战胜了力量强大气势逼人的对手，也赢得了众多曾经“政见不同”的战友，这为他最终成为全党全军衷心拥戴的领袖人物，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蒋公当然是最大的失败者，蒋公把一场大气磅礡的“追剿”，变成了一次疲于奔命赔钱赚吆喝的“送行”，虽然也借机攫取了“黔政”染指了“川政”得了不少外快，但放走了最大的对手，而且再也没找到比这更好的“剿灭”良机，最后还把江山都送给了人家，甚至就连掺和这场“剿匪”的众多诸侯和下属，都成了对手的朋友对手的座上客有些还做了对手的官儿……

　　蒋公赔的本钱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此后跟“朱毛”打交道，蒋公基本上就再没有过赚钱的机会了。

　　会理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决定了一件大事：

　　中央红军在会理稍事休整后即经西昌北上，抢渡大渡河，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理会议期间，红三军团主力正为筹粮筹款而围攻会理县城。

　　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先后向中革军委建议，会理非通衢要冲。红军攻城，为的是筹粮筹款，解决给养问题。既然咫日难克，劳师费时，又徒增牺牲，攻之无益。不如断然弃之，以赢得时机，保持主动。

　　中革军委决定：撤围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伺机抢渡大渡河，寻求新的机动。

　　5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和红九军团开始分别从会理、宁南北上。

　　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另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拉开了序幕。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1）《聂荣臻回忆录》第258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

　　（2）《蒋中正命二路军派队赶赴洪门白滩追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龙云命滇军向各渡口进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朱德关于我军已全部渡过金沙江及当前任务致罗炳辉、何长工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5）《龙云为追击红军未果电请蒋介石严行议处》，《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4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6）《朱德关于我军在会理附近停留五天进行休整的部署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7）[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45～第14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8）《朱德关于十二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5月8日，军委和红军总部一直住在江边，等候红一军团赶到渡江。

　　红一军团行走的道路是金沙江边最崎岖难行的路段之一——聂荣臻后来回忆“一夜过了48次急流”，在经过了昼夜兼程的急行军后，红一师于傍晚时分赶到皎平渡口，晚22时开始渡江，红二师及军团部则在红一师之侧后跟进，当夜进至新田地域，准备次日凌晨在红一师之后渡江。

　　当天在经过鲁车渡时，正在对岸西进接应的红十一团找到了一只小船划过江来，红一军团野战医院遂将伤员及医务人员送至北岸，红十一团则继续向姜驿方向前进，准备阻滞有可能从龙街渡过江来追击的滇军部队。

　　担任的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为防万耀煌师主力追来，仍以一个营和团侦察排在坎顿阻敌，红三十九团主力则位于赵村以为后盾，军团主力全部移驻皎西地域警戒备战。傍晚时分，董振堂李卓然得到中革军委通报：红一军团已陆续赶至，明9日晨可全部渡完。董、李遂将坎顿、赵村的红三十九团撤回，与主力一道赶往江边，仅在杉乐树留下一营准备阻敌。

　　深夜时分，因仍不见追敌赶至，该营亦随主力跟进江边，准备次日渡江。

　　毛泽东那天一直就在江边“穿洞”里等待红一、红五军团前来渡江的部队，见到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及时赶到他非常高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菠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1）”

　　5月8日深夜，蒋公和“龙主席”对“匪踪”之研判才开始向“正确”靠拢。

　　是日晚上，蒋公在将刘元璋求救电和“龙主席”“匪在龙街渡江未成……”之研判两相比较一番，终于有点回过味儿来：“环州之匪或系匪之掩护部队，其主力潜由洪门渡河。观其焚毁行李，其决心渡河可知。（2）”

　　其实“龙主席”这会儿也回过味儿来了，当天晚上他也得知：“查匪自江日（5月3日）起即已在禄劝属之鲁车各渡陆续偷过，截止今日，已有数日”，但却把一肚子窝囊气撒给了下属——“而我追击部队昨今两日反徘徊于元谋一带，殊欠果断。似此犹移，匪速我缓，何能灭此狡诈百出之匪。”（3）

　　醒过味儿来的两公本能反应当然是督促各部“全力赶赴江边实行堵剿”。可都到这当口了，那是说什么做什么都晚了，蒋公“龙主席”麾下兵马中就没有那一路伸手就能摸到“朱毛”。能摸得着“朱毛”的倒有一位，那就是金沙江北岸的刘元瑭，可此公这会儿哪儿还有那个胆儿来摸“朱毛”哟，“朱毛”要能发发慈悲不摸他一把，他就该吃佛念斋烧高香了！

　　最惨的是原本靠“朱毛”最近的万耀煌，7日他刚令所部回师禄劝，这下好了，又得屁颠屁颠地往回赶，而且紧赶慢赶赶到了也只能捡到一大堆人家扔下的烂草鞋，这才真正是冤枉得不能再冤枉的冤枉路哟！

　　万耀煌将军字武樵，1891年生于湖北黄冈，保定军校出身。此公在“剿共”乃至抗战中虽罕有突出业绩，但却是能与蒋公“共患难”的死党：几年后的“西安事变”中，时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的万将军与蒋公一起被张、杨所执，万利用其眷属在张学良将军“女人无政治犯”的宽容下所拥有的自由度，与所部暗通信息以与张、杨抗衡，蒋公对其表现极为满意。而此后万将军虽然多居闲差位置，却把与蒋公患难与共的生涯一直延续到了海峡对岸，直至1977年1月31日在台北去世。

　　笔者认为万耀煌将军有一件业绩还是值得史册一书：抗战胜利后万将军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时，为“效忠国家，敬恭桑梓”计，曾四处奔走八方筹措，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然此间蒋公正困扰于“剿匪”所需浩瀚经费，对万将军之屡屡恳请未予理睬，万将军宏伟的建桥计划当然也就只好束之高阁不了了之。但十余年后，这个“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宏伟蓝图在蒋公和万将军的终生对手共产党治下还是变成了现实，而万将军当年筹措建桥时所留下的勘察和设计资料，也为实现这个蓝图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这大概也是万将军此生唯一一次与共产党为同一目的不期而遇异曲同工的真诚合作。

　　当然，当年在金沙江边的万将军也与共产党“合作”得不错，虽然这里头并没有“真诚”。

　　5月9日凌晨，红一军团主力赶到皎平渡口，紧随红一师之后连夜过江，清晨7时，全部过江完毕。后卫红五军团凌晨1时赶到拉戛厂渡口，清晨时分紧随红一军团之后开始过江，至傍晚时分，全部过江完毕。过江后，军团侦察连留守渡口，准备阻扼追敌，主力则连夜经中武山、通安，进至平山宿营。

　　军委和红军总部随红五军团一起离开渡口，当晚经通安进至张官冲宿营。

　　张爱萍率红十一团二营赶到姜驿时，刘元瑭部那个团已经撤回会理。红十一团即沿江岸警戒。

　　至此，中央红军全部跨过金沙江天险，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

　　5月9日晚，中革军委电告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

　　当日深夜，“龙主席”在得知安恩溥旅追至白马口却“未与匪接触”的消息后，始断定“江南岸似已无匪”，即刻向蒋公作出了恳切万分的“深刻检讨”：“现虽未接前敌确报，而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中如焚。初意满拟匪到江边，纵不能完全解决，亦必于痛惩，使溃不成军，借以除国家之巨害，而报钧座之殊恩于万—。讵料得此结果，愧对袍泽。不问北岸之有无防堵，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唯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谨此掬诚上闻，伏祈鉴核。（5）”

　　而“剿匪军”各部官长却全然没有“龙主席”这般“政治觉悟”和“自我批评精神”，在得悉“匪已渡江”的信息后，各部官长谁也没有理会蒋公“龙主席”关于“猛进”渡江与川康军夹击红军，歼红军于西昌、会理间的命令，而是统统放慢了脚步，慢吞吞地向金沙江边挪去。

　　5月12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在会理休整5天的电令：

　　会理攻城和休整期间，红一军团集结于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向西昌来路侦察警戒；红五军团集结于会理城东北之交户保、杉松坡地域，向东北两方警戒；军委干部团集结于景庄庙、沙坝一带，分别向白沙、大栏河两方警戒；红九军团则在巧家附近执行破坏渡船的任务。

　　军委纵队先驻朱家坝，后迁铁厂。

　　同日，蒋公飞抵昆明，南岸各路“剿匪军”始陆续抵达金沙江边，开始架桥。

　　多年后，对毛泽东成见很深的李德也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坦陈：“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达了北岸。……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7）”

　　但这并不是当时所有中央红军领导层成员和红军将领们的共识。四渡赤水西进云南期间，因为战争指挥活动所特有的上下级信息获取和交流的不对称状态，以及因各自所处环境、地位、视野的不同所产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在中央红军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对这期间的军事指挥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上上下下都存在着的跑路的情绪和怨气一经交汇，就自然要寻找渠道予以渲泄了。

　　在会理攻城和休整期间，毛泽东的爱将林彪就渲泄了一把。

　　多年后，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元帅回忆道：

　　笔者没有发现过林彪这封信的原文，不知道他在信中究竟是怎么说的。除了聂荣臻上述回忆外，我们现在能得以确证的内容只有这样一句话：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

　　而这句话的基本意思大致可以这样解读：毛泽东不要再插手军事指挥。

　　爱将向统帅发了难，真稀罕！

唉。。。坑了我三十经验值。可惜我正慢慢积累，想到1500能具备送草权力呢

　　5月5日，中央红军开始大举过江。

　　是日，军委纵队由永善地域出发，进至皎平渡拉戛渡口，随到随渡，至19时，全部渡完。这时因通安镇尚未被占领，干部团前卫营尚在营盘山一带与敌对峙，中革军委即令军委直属队参谋长张经武率军委警卫营前往通安助战，而已从洪门渡（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口过江的右路渡江纵队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兼程赶往通安，协同干部团消灭通安之敌。下午时分，红五军团以一个营掩护军委纵队渡江，主力只进至石板滩、龙郎河一线，准备阻击已进至小仓街的敌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先头部队。

　　军委纵队渡江的组织工作由刘伯承亲自负责，进行得非常有序。6条船全部编定了号码，大船载30人，小船载11人，座舱内全部有座位序号，上船时部队都成一路纵队按序入座。船只不载马匹，马匹缷鞍后泅水过江。那时北岸渡口有十来个百十来米长的“穿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就率总部机关住在“穿洞”中，在那里指挥各路渡江纵队抢渡金沙江。

　　左路渡江纵队红一军团一师这天继续在龙街渡口上游的石花滩架设浮桥，但只架了三分之二架桥器材即已告馨，而此刻尚在元谋的军团主力又已与追来至的滇军第一旅刘正富部的邱秉常支队打响——这是一个星期来“朱毛”屁股后头第一次响起了枪声。

　　红一军团主力预有准备，邱支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立即停步作自保状……

　　右路渡江纵队红三军团这天已聚集洪门渡口（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但却只有一条船，仍无架桥希望。

　　倒是红九军团那一路十分轻松愉快，而且过渡场景浩浩荡荡十分壮观。那天上午10时左右军团主力就赶到了渡口，江中40多条大船往来穿梭，4个小时后全军人马辎重就高高兴兴地过了江，尔后便集结于下游的盐场，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

　　红九军团过江后即以每条船27个大洋的代价买下了所有渡船，并全部砸碎变成了柴禾。

　　此后直到9日，红九军团将下游树桔至巧家一带200余条渡船，全部击毁。

　　蒋公“龙主席”嚷嚷了好多天的事儿，最后还是对手来替他们完成的。

　　是日下午，中革军委鉴于洪门渡（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无法架桥，龙街渡无船，架桥也很困难，而且因对手将左路渡江纵队误判作整个中央红军渡江队伍，红一军团几乎背上了整个追兵的压力，遂向彭德怀和林彪、聂荣臻各下一道电令：令红三军团“有迅速渡河、北进会理消灭刘敌的任务。三军团（缺十三团）如本日到达绞平附近，必须6号拂晓前开始赶到河边渡河，限6号夜渡完；如离绞平较远，则须于得电后立即出发，不顾疲劳，限明上午赶到绞平，不得延误。否则刘、万两敌有夹击我军于江之两岸危险”，“只十三团在洪门渡渡河，烧毁全部船只，并限明兼程向通安前进。协同干部团消灭刘敌，即受陈、宋指挥”，“绞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但部队必须紧接过渡，不得间断”（12）；令红一军团“必须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绞平渡，8号黄昏前渡河完毕，否则有被敌隔断危险”，“从龙街经白马口、志力、鲁车沿河小路直达绞平二百四十里间不能过马、行李，如绕绞西里程或较多，则你们必须日行百三四十里以上，由你们决定。但时限不能延误”，“鲁车两船已集中绞平，志力闻已停渡，但白马口、大平地今须即刻查明，派队抢船，如得手，依船数即以一部或大部从此渡河，则更捷便”（13）。

　　“龙主席”这边好像对“朱毛”已大举渡江的消息全无察觉，这也跟这几天天气不好飞机不能出动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象皎平渡这类小地方原本就不在他老人家的视野范围之内。那天凌晨他给刘元瑭去电报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片地域：“匪自入滇经元、武向江边窜逃，计程将已到达江边，对棉花地（今攀枝花市仁和区东北）及大小渡口对门之倮罗坝（今攀枝花市东区南端金沙江北岸）以等处，最为紧要，希即查照迭电加派重兵，沿江布防外，并盼随时对江岸侦察监视。一旦发现匪情，立刻电达此间为要”（14）。

　　那天滇军表现还真是不错，也可能是在昆明养了几天提了点精气神，除刘正富部在元谋与红一军团开始接触外，其它各旅也跑得很快，连孙渡的纵队部都进了猫街。而同一时间时原本靠“朱毛”最近的中央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却基本上无所事事——万耀煌不知根据什么认为石板河的红五军团阻击部队是“小股掩护部队”，这天根本就没有出小仓向团街“追击”。

　　于是“朱毛”中路、右路渡江纵队屁股后头又是一天没有枪声。

　　5月6日，中央红军左、右两路渡江纵队分别向中路纵队渡口皎平渡靠近。

　　是日午后，红三军团部队陆续赶到皎平渡口开始渡江，先头红十一团过了江正舒舒服服地晒太阳睡觉，周恩来就叫来红十一团政治委员张爱萍，亲自向他交代了一个新任务：率部沿江北岸前往姜驿以南的龙街渡口北岸，驱赶川军部队并接应、督促红一军团迅速向皎平渡口前进。

　　红一军团林、聂、左在得悉军委电令后，于是日清晨便各率主力分别从龙街、元谋抄小路向皎平渡前进。左权、陈光、刘亚楼在离开元谋前令红六团三营前出到元谋城外10里处的白洒坡阻滞追来的滇军。三营与滇军在白洒坡你涞我往打了整整一个白天，天黑后方才撤出阵地跟随主力向皎平渡前进。

　　当晚，林、聂率红一师进至白马口，左、陈、刘则率红一军团主力进至东坡。

　　三路渡江纵队都在向皎平渡靠拢，而此刻通安镇还在川军手中。于是中革军委一边严督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无论如何今天要消灭通安之敌，否则我们就会退到金沙江中去吃水”，一边电令后卫红五军团：“五军团（缺一营）有继续掩护野战军主力渡江的任务。明7号五军团主力仍留石板河地区，以两个营守二道河附近阵地，并前出得力部队伪装主力先头南下，向万（耀煌）敌积极行动，逼敌展开，务阻该敌先头部队不得趋过二道河以北，以便8号能继续阻敌于石板河、绞西之间，不得违误。（15）”

　　正在通安镇与敌对峙的陈赓听到军委直属队参谋长张经武传达的命令后也急了眼，决定在特科营迫击炮火的掩护下，首先夺取通安四周山头，尔后将敌迫至通安镇内予以歼灭。倾刻，韦国清指挥迫击炮和重机枪向山头据守之敌猛烈射击，陈赓亦令吹响冲锋号发起攻击，一时间营盘山附近杀声震天，川军终于招架不住匆忙逃出了通安。红军战士们挺着刺刀挥着马刀一路呐喊勇敢冲击，冲得最快的已经冲到刘元瑭的身边，差一丁点儿就把刘文辉这位骄横跋扈的族侄给抓了俘虏，刘元瑭在左右的簇拥下连滚带爬好容易才躲过了大刀片儿的追杀，其特务营第二连连长陈跃然因为跑慢了一步，还是死在了红军的乱枪之下……

　　这一仗干部团伤亡12人却拾掇了刘元瑭几百人枪，在通安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后还有老者津津乐道这些“戴铁帽子（钢盔）的红军”，说那些红军战士看起来都是十来岁还是“奶声奶气”的娃娃，打起仗来却“硬是一个都打不倒”，身上挎的不晓得是哪样枪，一拿下来就“哒哒哒……”连起响（“花机关”）。

　　而逃出了追杀的刘元瑭一屁股坐地下就放声嚎陶：折损了几百人马回头啷个跟“幺爸”交代？

　　是日，万耀煌部先头部队终于还是进至团街以北的龙海塘，与红五军团第三十九团侦察排有了接触。“朱毛”屁股后头终于响起了久违的枪声。但此刻万耀煌仍然不清楚这里是不是“朱毛”主力，抑或是“主力之一部”，其主力犹犹豫豫还是没有积极进取之状。

　　5月6日是个好天气，这天薛岳本人亲自乘飞行队长张友谷驾驶的飞机到金沙江沿江一带“视察匪情”，飞至龙街渡口时突然发现了红一军团已架了三分之一的浮桥。薛长官见状当即大惊失色，马上向蒋公和“龙主席”报告并派出飞机前往轰炸（16），孰不知这会儿林彪、聂荣臻已经弃此未成之桥而不用，奔皎平渡赶船去了！第二天飞机飞来忙活了半天儿把桥炸毁了却对“朱毛”渡江连屁大一点影响都没有……

　　从这天起风水好像倒转过来了，此前是“龙主席”天天严饬部下联络川军藏匿销毁金沙江各渡口的船只，而从这天起则改由“朱毛”来操这个心了。6日那天，彭雪枫在洪门渡口（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用重金买下了那唯一的一条船尔后付之一矩，罗炳辉也得到中革军委电令，要红九军团“彻底焚毁沿金沙江渡口的所有船只，限追我之敌于金沙江右岸，掩护野战军主力过江后在会理地域集中。（17）”

　　5月7日，中央红军渡江行动进展十分顺利。

　　是日中午时分，红三军团全部过江，开始按军委命令经通安向会理前进。张爱萍则率红十一团二营和团侦察排沿江北岸崎岖小道溯江而上，掩护南岸正溯江而下的红一军团向皎平渡赶进，红一军团两路部队在万德附近消灭当地民团一部后合为一路继续前进，当晚进至志力渡宿营。而从树桔渡口过江的红九军团在睡了一个好觉后也开始奉军委命令沿江搜索船只予以销毁，先头部队已直抵巧家附近。

　　因红一军团尚未赶到，中革军委当晚再电红五军团董振堂、李卓然，在通报“渡河极顺利，每日夜能渡万余人。三军团即可渡毕。五军团现在部队只须4小时可渡毕”和“从绞西到江边50里，隘路天险极利掩护，敌即至绞西亦不忧渡江困难”等情况后，命令红五军团“必须用大力本日阻敌于石板河以南，保持石板河于我手中。明8日阻敌于绞西以南，保持绞西、沙老树于我手中，以掩护一军团后（卫）队于8日下午通过绞西，及你们自己于9日安全渡江，决不得违误”（18）。

　　军委在电令中还估计：“万敌孤立，前、昨两日共仅进约百里多，畏缩可知”。

　　因日前万耀煌师先头部队已与红五军团有了接触，董振堂、李卓然也估计到今天会有一场硬仗要打，遂以红三十九团主力配置于坎顿西南山地，以多道阻击防线进行阻滞敌人前进，军团侦察连亦配合红三十九团作战。红三十九团团长董俊元、政治委员黄志勇以主力隐伏于小庙丫口附近的白猪丛林之中，派出警戒部队在二道河北岸为阻击防线，河边路口两翼高地均配置以机枪火力点。

　　还真让军委给说着了，万耀煌师目前确实呈孤立之状，如果中央红军这会儿主要任务不是过江的话，要捏他一把那还真是个极好时机。那天万师先头部队本来已进至团街，却因判断日前接触的“赤匪”系“小股掩护部队”，师主力已奉命折回禄劝，从龙海塘向二道河东派来的仅仅是其别动队一个营。

　　该营上午7时进至二道河正涉水过河之际，即遭红三十九团警戒部队火力拦击而被迫退回。

　　稍后该营又调整兵力又继续攻击，红军却在顶了一阵后向退向小庙丫口附近……

　　万师别动队再往前进，又连遭红三十九团警戒分队的几次伏击。红军每次出击兵力都不多，撕杀一阵又向后退走。于是万师这位营长便认定此乃“匪之小股掩护部队”，遂放胆前进至小庙丫口脚下。孰料这一回杀出的可就不是什么“小股掩护部队”而是红三十九团主力了。红五军团是原冯玉祥部第二十六路军的部队起义过来的，特点就是擅使大刀片作白刃格斗。这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战法万耀煌的队伍可没见识过，当下便败阵而走，一路溃向二道河南岸……

　　这是“朱毛”过金沙江之前最后一次与追敌接触。

　　那天的蒋公“龙主席”并没有因为“航空侦察”这个“高科技”发现了龙街浮桥而变得清醒起来，反倒又一次“失去匪踪”：龙街渡浮桥已被炸毁，显然“朱毛”跟那儿是没法渡江了，没法跟那儿渡江也就只好再觅渡口，如此他们又能往哪儿去渡江呢？……

　　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两公就开始瞎猜。虽然两公日前已得到川军刘元瑭“有匪一部，在中武山渡口（即皎平渡口）偷渡（19）”的报告，但却执着地认为这并非“匪”之主力“窜渡”方向。蒋公猜测的方向说起来有点好笑，竟然是金沙江上游的永仁，而且认定搭设龙街浮桥的红军“必系其右翼（20）”——呵呵，与“朱毛”部署恰好相反，开始忙于协调川滇两省诸侯在金沙江上游的防务分配（21）；而“龙主席”则更是把自己的猜测说得有鼻子有眼：“匪大部窜至元谋前方之龙街，渡江未成，又因我第三纵队超出其前，遂将所有行李完全烧毁，踅窜至武定属之环州（22）”……

　　蒋龙两公这一天好像全然没有在意刘文辉“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的求救电——“通安溃匪仍复折回，现在盘旋激战中，以待滇方追兵夹击。……应请立饬追击部队兼程过江夹击，并望酌派飞机助剿，以期一鼓荡平，勿任迫切之至。（23）”

　　直到5月8日下午时分，蒋公还在对“龙主席”念叨：“匪部狡狯百出，需防其一部分<向>环州回窜，而其主力或重要匪首乘我专重围剿环州股匪时，乘机向仁和、大兴及其以西地区偷渡（24）”，而同一时段的“龙主席”则在对那位求救的刘元璋作纯属敷衍性质的柔性安抚：“查匪数现在二万以上，虽渡江一部，其大多数仍在环州附近。通安得失，无关重轻，仍希举全力赶至江边，实行堵截，以免匪之后续部队源源前进。俟此间将其主力消灭，窜扰通安之匪，亦容易肃清也。（25）”

　　就在这一天，红一军团已陆续赶到皎平渡渡口，开始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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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蒋中正命由巧家会泽及禄劝武定进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0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龙云令孙渡进省鲁旅尾追》，《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0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朱德关于我军分由龙衔、洪门口、绞平渡准备渡江致红三、五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26～第3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4）薛岳《剿匪纪实·黔西——滇北——川南追剿情形》，《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71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5）《罗炳辉、何长工关于红九军团占领东川、拟到蒙姑渡江致朱德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28，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6）《会泽县参议会恳请派兵驰援》、《会泽县会议会再请派兵》、《会泽县参议会请派兵驰援》，《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01～第150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7）《龙云复会泽参议会东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0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8）《龙云令会泽县长相机移动》，《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0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9）《龙云饬昭通等处设立收容所》，《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1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0）《龙云报告红军确向元谋武定前进已布置截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1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1）《龙云望滇军将领努力作战》，《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55～第15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2）《朱德关于红三军团主力赶到绞平渡渡江致彭德怀等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3）《朱德关于红一军团兼程赶到绞平渡渡江致林彪等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4）《龙云要刘元瑭加强监视棉花地及倮罗坝》，《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6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5）《朱德关于红五军团继续掩护野战军渡江致董振堂、李卓然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6）《龙云电刘元璋等派兵赴江边截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7）《军委电令九军团》，《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1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8）《朱德关于保持绞西以掩护红一军团后卫队渡江致董振堂、李卓然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9）《刘元瑭报告红军一部于中武山渡口渡江》，《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加注。

　　（20）《龙云命滇军各旅星夜兼程驰赴江边》，《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1）《蒋中正命滇军负责永仁以上江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2）《龙云报告已饬一、三纵队向环州攻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2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3）《刘元璋请求派追兵飞机协助》，《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2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4）《蒋中正命龙云派兵驰进仁和以西防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5）《龙云复刘元璋虞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2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