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尾声 得失(1)·非常轨迹 -- 双石

　　这事儿还牵连到了彭德怀。

　　据有关回忆称，遵义会议后，刘少奇曾接替袁国平在红三军团当过一段时间政治部主任，那段时间又正是红三军团上上下下牢骚最盛的时候，当时刘少奇在部队中收集了许多反映给中央写了个情况汇报。这个情况汇报刘少奇杨尚昆都签了字，但彭德怀却觉得与自已观点并不相同因而没有签字。

　　于是汇报便以刘少奇杨尚昆的名义电告中央了。

　　按理这个汇报也是“政治部主任”掌握部队思想动态的份内工作，然而据说这个汇报里反映的意见是跟林彪那些“弓弦”、“弓背”的议论差不多——这也不难理解，跑路的怨气大家都有，象“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也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愿当伤员！”“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什么前方后方，前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之类的牢骚话，非常普遍，肯定也会传到中央决策层诸公耳中，如此便让读到了这个报告又读到了林彪那封信的毛泽东很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些猜测：林彪这封信后面会不会不还有什么“始作俑者”？有人说、彭德怀曾鼓动林彪闹情绪。从种种迹象分析．十有八九不虚。不然，林彪为什么单单提出让彭德怀直接指挥部队呢，彭德怀为什么又不在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的电报上签字呢，是否是为了避嫌？所谓虚则实之，一种计谋。此外，洛甫（张闻天）也不大明朗，每每反映王稼样的意见，面露模糊之色．是不是和彭德怀达成了某种共识……

　　毛泽东肯定非常恼火：我等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好容易才使这支队伍暂时摆脱困境，现在就连一直都没有服气的博古、李德等人都没了话说，自己的爱将却对自己发难了！而前头还有恁长的路要走，恁多的事儿要办，要不解决这个问题，还怎么去走后头的路，办后头的事儿？

　　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据说张闻天和周恩来读了林彪的这封信后，也认为信中流露的是一种消极情绪，既不利于团结，又有碍于发展，必须予以澄清、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而此间张闻天本来就听到过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的不少意见，也觉得应该开个会让大家议一议统一一下认识，遂提议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下边议论的事拿到会上来说道来解决。

　　于是中央决定在会理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2日，中革军委向与会者和有关当事人发出会议通知：

　　是日14时，会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

　　这个“铁厂”所在地域现在是会理的红旗水库，会址已没入一片汪洋而无从寻觅。会议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纪录，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也只是与会者的一些回忆，甚至连会议究竟开了多久也有多种说法，有称当晚就结束了的，有称开了三天的，等等。

　　这个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现如今对这次会议作文学性扫描的作品很多，中间夹杂着许多与会者的发言。这些发言很多都没有原始出处笔者也不敢胡乱引述，只能根据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刘英等与会者们或知情者们有限的回忆资料，将会议的基本概况和结论作一简要归纳：

　　一、会议是中共中共总负责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总结发言，肯定了四渡赤水以来的军事指挥。

　　二、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对四渡赤水的战略行动作了总结，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什么”，还称“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批评彭德怀“右倾动摇”。

　　三、彭德怀批评了林彪：“林彪同志这封信，事先我并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的。我也认为是错误的。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局面才出现转机，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极不适当，提出我更不适当”，同时还作了自我批评：“由于在土城、鲁班场战斗没有打好，给部队增加了许多困难．觉得这样打下去不行，因而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

　　彭德怀对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和误解没有辩解，后来在自述称他当时的想法是“日久自然明”。

　　一九五九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为此作了说明：我写的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

　　四、林彪在会上作了解释：“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针对部队的疲惫状态……”。

　　五、周恩来、朱德等在发言中都支持毛泽东，批评了林彪。

　　六、除了会议发言中被点名批评者以外，毛泽东对张闻天、王稼祥等也产生一些看法，认为彭、林的牢骚和信件与他们也有关系。7年后在延安整风期间，因有人反映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拔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小组”，张闻天还专门找到有关人士调查取证，并在自己的“整风笔记”中对此说予以澄清。

　　……

　　林彪写信这件事儿在“副统帅”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后被上了很高的路线纲，甚至八九十年代还有文学作品称此间的林彪鼓动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是假，自己想谋取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是真，不知道这些说法都有什么过硬的客观依据。其实那个时候的“林总”虽然很能打仗，在中央领导层眼中却仍然是个“娃娃”，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和军中地位甚至还低于彭德怀——彭德怀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还曾经是合作者的关系，而同时期的林彪跟毛泽东最多也只能算作师生；彭德怀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林彪那时还在这个圈子之外；彭德怀曾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而林彪那时就是个军团长。就是放开让大家投选票，也不可能有人把“林总”选出来挂帅。说得再不好听一点，就是选出了彭德怀，也轮不到林彪。这一点，当年的“林总”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会力荐彭德怀挂帅……

　　那会儿的“林总”，想谋取帅印的可能性，极低。

　　要知道，“林总”那会儿可不是什么“副统帅”，离最高统帅的角色，还差着老远一大截哩！

　　其实林彪当时的想法很可能是非常单纯的，就是对走“弓背”不走“弓弦”不满，要渲泻一把。渲泻的方法、渠道也基本没有问题——除了了私下鼓动彭德怀挂帅以外，党的干部，写信向党的中央反映意见和情况，就是说错了，也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跟“路线”应该说没有多大瓜葛。“路线”什么的，那是要以“政治纲领”为依托的，而那会儿还是个“娃娃”的“林总”，恐怕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纲领”……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会上对彭德怀、林彪的批评带有很大的情绪化成份，纲也上得有点过高——对林彪甚至还有“不是说服而是压服”的“家长作风”之嫌。对张、王、彭等的猜测更是缺乏调查研究的客观基础，会理会议上的“批评”也好，“自我批评”也好，应该说都是比较粗糙简单的，并没有完全达到与会者都“心悦诚服”的效果。

　　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会理会议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也是勿庸置疑的。大敌当前，领导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团结对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不管是谁的队伍，都不会放任各种有可能破坏团结涣散军心的言行任意泛滥。而会理会议的确起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的积极作用，维护了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也维护了红军领导层的团结，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尔后突破敌人的大渡河防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个重大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考虚到当时紧迫的战争环境，会议的简单粗糙色彩应该还是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

　　其实会理会议之所以取得了积极效果还有最本质的一个原因：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队伍是党的而不是哪位将领的个人私产。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当时的林彪，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红军将领，就是有意见有牢骚也把没有将这些意见牢骚与个人的私利联系起来，意见和牢骚的初衷与动机与毛泽东等的殚精竭虑从根本上来说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一致性”，他们才会在此后更多、更严峻也更复杂的军事斗争中，逐步接受、领会和实践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并且还成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科学体系的重要建设者。

　　很难想像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一支队伍能够与之相匹。

　　历史是属于成功者的，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抢渡金沙”的战略大机动中，以其出色的战争指导艺术，将濒于覆灭边缘的中央红军从危境中挽救出来，使一次本属被动败走的“逃跑”，变成了一次堪为今古奇观极具主动色彩的战略大机动，目光远大而脚踏实地，视野开阔而匠心独具，在这一场对手和战友们都予以了非常关注的特珠“考试”中，战胜了力量强大气势逼人的对手，也赢得了众多曾经“政见不同”的战友，这为他最终成为全党全军衷心拥戴的领袖人物，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蒋公当然是最大的失败者，蒋公把一场大气磅礡的“追剿”，变成了一次疲于奔命赔钱赚吆喝的“送行”，虽然也借机攫取了“黔政”染指了“川政”得了不少外快，但放走了最大的对手，而且再也没找到比这更好的“剿灭”良机，最后还把江山都送给了人家，甚至就连掺和这场“剿匪”的众多诸侯和下属，都成了对手的朋友对手的座上客有些还做了对手的官儿……

　　蒋公赔的本钱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此后跟“朱毛”打交道，蒋公基本上就再没有过赚钱的机会了。

　　会理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决定了一件大事：

　　中央红军在会理稍事休整后即经西昌北上，抢渡大渡河，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理会议期间，红三军团主力正为筹粮筹款而围攻会理县城。

　　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先后向中革军委建议，会理非通衢要冲。红军攻城，为的是筹粮筹款，解决给养问题。既然咫日难克，劳师费时，又徒增牺牲，攻之无益。不如断然弃之，以赢得时机，保持主动。

　　中革军委决定：撤围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伺机抢渡大渡河，寻求新的机动。

　　5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和红九军团开始分别从会理、宁南北上。

　　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另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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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聂荣臻回忆录》第258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

　　（2）《蒋中正命二路军派队赶赴洪门白滩追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龙云命滇军向各渡口进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朱德关于我军已全部渡过金沙江及当前任务致罗炳辉、何长工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5）《龙云为追击红军未果电请蒋介石严行议处》，《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4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6）《朱德关于我军在会理附近停留五天进行休整的部署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7）[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45～第14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8）《朱德关于十二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