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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攻坚硬仗

打蟠龙，彭德怀将二纵放在攻坚的主力位置上，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羊马河战斗一纵作为阻击部队，是“啃硬骨头”的，所以调剂一下；另一方面从羊马河战斗及新岔河战斗的情况看，二纵执行命令比较坚决，彭德怀用得顺手一点。

可能是因为张宗逊在大同集宁战役及西华池战斗的表现，中央似乎对一纵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有所怀疑，并考虑将一、二纵合并起来。4月19日，毛泽东曾电告贺龙、李井泉并彭、习，要将贺炳炎转至野司听候彭习分配工作，如将一、二纵合并，则以王震为司令员，贺炳炎为副司令员【94】。彭德怀等经过考虑，于22日复电军委：“经过考虑后，张宗逊暂留部任原职”【95】，并对一纵的表现做了委婉的解释：“十四日羊马河战斗，一纵牵制敌军三十六师完成了任务。十九日永瓦间战斗，他们亦有缴获”【96】。张宗逊好歹是原来一方面军的干部，彭德怀的老部下，此时换将虽然的确未必合适，但有毛泽东的意见在先，彭德怀也不能不考虑此战如将一纵放在关键位置，万一打不好，难以交代，这恐怕也是以二纵担当主攻任务的原因之一。事实证明，这一布置是对的。蟠龙攻坚战中，一纵表现平平，反倒是原先战斗力远远弱于它的独四旅起了关键性作用【97】。

据独四旅蟠龙战斗阵中日记记载，5月1日下午4时，独四旅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攻坚部署时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以一个团直接攻击蟠龙镇，将其指挥机关打乱，使山上之敌失去指挥。这个想法为旅长顿星云所否决，还是决心先肃清外围之敌，再攻蟠龙镇【98】。

5月2日18时，独四旅先以第十四团、第十三团向敌集玉峁沟东警戒阵地发起攻击。22时，十四团进至集玉圪垯，敌已撤回主阵地。第十三团也占领的郭家庄北山，并以两个连对青化砭警戒【99】。

新四旅负责攻击集玉峁主阵地东北高地，张贤约旅长令十六团以“夜老虎七连”摸占了纸坊坪以北山梁的三个碉群【100】，同时，七七一团三营也攻占了镇东的山神庙梁，在对付胡军的反扑中，第八连连长杨洪吉牺牲【101】。

一纵以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于当晚21时开始向田子院之敌发起攻击，但因为寨子较高且地形狭窄不易攀登，打了四、五个钟头，直到3日2时才突入寨内，但敌已逃走，仅俘30余人，跟踪追击至蟠龙以北小高地受阻，时已天亮，遂停止攻击【102】。

独一旅以第七一四团、第二团分别向老庄南北山防守之敌进攻。21时30分与敌接触，部队以勇猛动作迅速攻占了各高地及辛庄科、老庄，歼敌陕西保安总队一部，并乘胜发展。第七一四团向小庙梁、第二团向磨盘山攻击前进。至拂晓，各分队接近敌主阵地前【103】。

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告蟠龙战况，称：“今拂晓攻击，敌保安队守备第一线，我攻占第一线后，即已天明，共俘保安队六百余人，我主力均已接近敌阵地，伤亡甚小，本日黄昏后决心再攻”【104】。

毛泽东4日午时复电：“俘敌六百，甚慰。敌主力似在绥米地区有数天停留，至少一星期才能返抵蟠龙。我军如能在一星期内攻克蟠龙即可保持主动。胡宗南已令张新率二十四旅一部（可能是一个团）增援，望注意”【105】。由该电可知，此时二局破译敌电报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对胡宗南部的动向，甚至其下达的增援指令均已了如指掌。

集玉峁是蟠龙守敌的主阵地，一六七旅以第四九九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第七连驻守，他们以制高点为核心构筑了大伏地堡，并辅以周围小伏地堡，构成梅花形碉群。核心碉堡周围削成陡壁，并挖成深宽各六七米的外壕。外壕及山洼要道均设有铁丝网或地雷，大小碉堡可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力，之间以交通壕连接。集玉峁东几百米处，有一个高于集玉峁的土山包，叫集玉圪垯，敌驻守了一个加强连，将其削成陡壁，辅以外壕、铁丝网，山上是环形交通壕，修好了向外的射孔。要攻占蟠龙，能否夺占集玉峁是其关键，而夺占集玉峁的重要一环，又是攻克集玉圪垯【106】。攻克集玉圪垯的任务落在独四旅十三团二营身上。

十三团二营当天黄昏前展开攻击，连续猛攻数次，均未奏效。王震在独四旅指挥所呆不住，跑到十三团、十四团的指挥所，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开展军事民主，让大家想办法。十三团团长王文礼、政委曾光明到二营召集营连排干部和爆破组、突击队员开“诸葛亮会议”，讨论如何打上去。战士反映三次攻击都攻入外壕，但转来转去都找不到可攀登的路。会上讨论的结果是用加大药量的炸药包并排横放实施爆破的办法，破坏敌外壕陡壁【107】。

二营遂展开第四次攻击。在火力掩护下，以数个爆破小组突入外壕，将炸药包横排，用事先准备好的木叉顶在陡壁上。爆破后，陡壁被炸滑坡形成了可以攀登的斜坡，突击队配备冲锋枪，一举突入，后续部队也随之杀入，与守敌展开肉搏战，敌伤亡惨重，被迫弃阵而逃【108】。

敌军之顽强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彭德怀5月4日凌晨给军委的电报中称：“敌敢于白刃战，昨黄昏前夺取蟠龙东南一高山阵地（一连据守），仅俘二十人，余均被刺死”【109】。过去认为胡宗南部整一军“不能夜战，恐惧我之手榴弹与刺刀，缺乏肉搏勇气”【110】，但这一战斗表明，在特殊环境下敌军仍有困兽之斗的可能。

不仅于此，敌军还实施了反击。集玉峁主阵地以一个连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集玉圪垯反扑，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但二营准备充分，占据集玉圪垯后立即迅速改造工事，将射孔改向集玉峁方向。当敌进至手榴弹距离时，突然以手榴弹、步机枪火力打垮了敌人的反扑。该敌在我各种火力打击下，竟无法重新退回集玉峁，被迫顺山沟逃回蟠龙镇。这使得集玉峁之敌守军又减少了一个连的兵力，为之后的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反击战斗中，该团一参谋（营级）梁树德被集玉峁山上敌山炮击中牺牲【111】。

十四团也是以二营为第一梯队发起进攻。上午以四连冲至敌主阵地前，因无法越过外壕，与敌隔壕对峙，互掷手榴弹，相持十余分钟后，不得不退回冲锋出发地。随即以四、五两个连和十三团五、七连再次向敌冲击，仍不成功【112】。新四旅十六团二营也以1个连配合攻击，但猛攻数次，均未能奏效【113】。

彭德怀决定暂停攻击，总结经验教训，讨论如何夺取敌阵地。当日上午，王震在独四旅指挥所用望远镜看见两名已经攻到铁丝网和外壕边的战士仍在不停地向敌外壕挖坑道，和顿星云研究后，向彭德怀建议用对壕作业的办法继续攻击，得到了同意【114】。十四团立即展开对壕作业，至当日中午前，完成了任务。

集玉峁的地形险要，只有东面和北面有斜坡可上，故此敌工事、火力均集中于这两个方向。独四旅旅长顿星云、参谋长马森反复观察，认为南面是敌防御的薄弱环节。南面有一条300多米长，20多米深，30多米宽的沟，沟两边是黄土质悬崖，顿星云等令十三团派一个连，于前一天夜间在悬崖上秘密挖掘小道，并在悬崖顶端我方斜面上，分散挖掘了能隐蔽1个连的猫耳洞。十三团以第二连负责挖掘任务，拂晓前完成，换下二连休息，以第六连带干粮和水进入猫耳洞，执行突击任务【115】。

当日下午15时，二纵将炮火移至集玉圪垯东山准备向敌行抵近射击时，发觉敌已经动摇逃窜，遂未待炮火掩护即发起攻击，暗壕里的部队偷至敌外壕边炸开缺口，十三团乘浓烟弥漫之机突入外壕，迭成人梯越过外壕内壁，将敌投弹组打垮。山后之敌的反冲击又被事先准备好的手提机枪组击溃，遂乘势攻上敌人大碉堡。十四团、新四旅部队亦相继突入，各自消灭了集玉峁西侧和北侧之敌，迫使残敌向第二主阵地——苦菜梁——逃窜【116】。据王恩茂日记，“该主阵地原是敌一六七旅四九九团二营五连，因该连长负伤换四连守备，被歼灭的则是四连”【117】。

新四旅3日上午和中午，亦以七七一团的第一、第三营两次猛攻集玉峁阵地，均未得手。下午，三营在阵地上召集七、九两连干部开会，研究攻击失利原因和再次攻击的办法。七七一团令该营后撤至安全地带休整，准备翌日继续攻击。但三营长夏其雨考虑部队后撤须通过敌火地带，将遭致伤亡，向团建议不后撤。团长吴宗先、政委张世功采纳了这个建议【118】。

与二纵相比，一纵方向进展十分缓慢。3日黄昏，第七一六团以第二营向蟠龙以北高地攻击，因对敌之工事没有查清，障碍物未破坏就发起冲击，因而受挫。夜间又以第一营攻击，也未突破。4日拂晓前，三五八旅以第七一五团一营配合七一六团冲击数次，仍未成功。3日黄昏后彻夜攻击，均无效果【119】。3日下午，第八团配属独一旅，以一部协同第二团对磨盘山的攻击，除该团九连攻击小庙梁，在连长吴章友周密组织下，一举攻克敌3个碉堡外【120】，其余攻击因准备不足，协同不够，火力组织不好等原因，均未能攻下。纵队鉴于蟠龙以北小高地工事坚固不易接近，遂令部队4日拂晓开始对壕作业，以迫近敌碉堡，排除障碍，准备下午攻击【121】。

二纵当晚以独四旅十四团协同新四旅攻击苦菜梁。十四团布置以一营配合新四旅部队攻击北山，三营攻其中间山头，二营为预备队。3日22时，十四团一营进至苦菜梁以东隐蔽集结，23时与新四旅同时发起冲击，将敌铁丝网破坏。之后，攻击部队连夜挖好交通壕，进行攻击准备【122】。

次日上午虽有敌机来袭，但独四旅观测到“敌人与其飞机的联络信号是白布摆工人二字，红布摆单括弧形，工人二字相距约两步”，十四团一营于上午11时击落敌机一架，敌机坠落在青化砭附近【123】，减少了来自空中的威胁。

4日12时，随着掩护的山炮轰击，攻击部队向敌北山和中间山头发起冲击。十四团一营与新四旅七七一团一、三营在20分钟之内向敌连续冲击4次，终于突入敌第二主阵地并将其占领【124】。至此，敌纵深防御体系基本瓦解，“蟠龙完全在我火力控制之下”【125】，蟠龙守敌全线动摇。为进一步动摇敌人的斗志，王震还释放了集玉峁战斗中俘虏的敌营长，并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带给李昆岗，令其投降【126】。

一纵得知蟠龙东山已经被攻克，东面已无顾虑，令第七一五团两个营在炮火掩护下，向敌猛攻，经数十次冲击，皆因敌外壕未破坏及缺乏通过器材，未能成功。纵队决定由东西两面攻击，激战1小时后终于攻克了敌阵地，歼敌大部。退集镇内之敌千余人向西北方向突围，一纵即令二团、七一四团一部监视小庙之敌，七一五团攻击蟠龙北小高地，其余部队向突围之敌突击，将敌击溃并俘虏千余人【127】。

独四旅之十二团奉命攻击蟠龙镇南面，该团3日黄昏占领窑坪后，继续攻击蟠龙东南山头敌前沿阵地，三营占领敌阵地西北角后，因仓促投入战斗，准备不充分，夜间联络困难，缺乏配合等原因，攻击未能奏效。4日，当十四团占领苦菜梁之后，十二团再次发动攻势，但部队进至铁丝网外收到正面及两侧敌火射击，不得不后撤。黄昏时，在一纵配合下攻克了南山敌阵地【128】。

黄昏后，十四团、一纵、新四旅部队居高临下，向敌猛攻，由南面突入蟠龙市街。19时15分，十三团由苦菜梁沿蟠龙以东小沟追击逃敌，也顺势突入蟠龙市街。十二团亦由东南相继突入。至当晚24时，镇内之敌全部就歼。剩下被一纵七一四团围困于小庙的敌人1个排仍据险顽抗，在被俘军官喊话劝降后，也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了。至此，战斗全部结束【129】。

教导旅的任务是在青化砭以北阻击南面敌可能的援军，并扫清外围敌反动武装【130】。该旅当日黄昏（9时半）向平步塔地区攻击，未经什么战斗，就将陕西自卫军第三总队千余人俘获。这些自卫军的纪律极坏，俘虏中发现有强拉民女在工事里，也有的妇女在做饭蒸馍。二团长王季龙是陕北人，拉出俘虏中一个当头的喝问为什么要拉妇女，那人狡辩说是为擀面条，结果被王季龙抬手一枪给毙了。王余怒未息，还要再拉人出来枪毙，被政委关盛志发觉制止【131】。

3日该旅集中于青化砭附近，彭德怀去电估计当晚或第二日晨可攻下蟠龙，判断敌一军、二十九军9日方能回到蟠龙附近，故此打算继续歼击青化砭之八十四旅，要该旅准备。但4日敌四十八旅增至青化砭，协同八十四旅倾巢出动，在2辆坦克、3辆装甲汽车的配合下，向蟠龙增援，被教导旅二团阻击于孙家崖以南山地。当晚在坦克掩护下继续进攻，5日拂晓攻击平步塔至何家沟山地，教导旅二团向东转移。此时蟠龙已经被攻克，增援之敌于5日晨8时撤退，连青化砭也不要了，沿公路以西山地一直向拐峁撤下去，教导旅见诱敌未成，发起追击，但也没能抓住敌主力。一团当晚占领了青化砭【132】。

据国民党军的报告，其主力5月2日由槐树湾附近向绥德攻击前进，“沿途击破匪三五九旅、新四旅等主力之逐次抵抗，九时占领绥德西南五里铺高地，匪凭坚固工事顽抗，我整九十师主力绕匪右翼，而整一师在我两军之间地区钻隙突入绥德，经三小时之巷战，于午刻占领绥德县城”，“绥德残匪纷向西北逃窜”【133】。5月3日整一军以一部续向北追击，迄4日上午与南下之榆林邓宝珊部在米脂会师【134】，形式上打通了延榆交通。

类似的铺陈战绩在国民党军内部是司空见惯的，但由此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蟠龙战斗中，李昆岗和胡宗南保持着极密切的电讯联系（电报和无线电话），胡宗南整夜坐在延安指挥所的窑洞里等候消息，直到蟠龙守敌被全歼，失去联络为止【135】。最初是董、刘部到绥德后向蟠龙讨要粮草，蟠龙守军则要董、刘回援。胡宗南根据董、刘的报告，判断共军主力在绥德以北，怎么会跑到蟠龙来？据此将李昆岗严厉训斥一通。李昆岗这里遭到共军猛烈攻击，外围阵地尽失，以此报告胡宗南，胡又回头对董、刘大发雷霆，骂他们混账透顶，上了共军的当。董、刘自然不服，鸣冤叫屈，要上级实地调查。胡宗南派飞机空中侦察，结果证实黄河西岸从军渡到黑峪口一线，确有大批船只欲渡河。胡宗南遂又反过来再臭骂李昆岗【136】。如此折腾数番，都没搞清楚共军主力真正所在。反倒被早已掌握胡宗南部上下联络的共军偷听得一清二楚，当做笑话讲。

直至4日清晨，胡宗南才下达了回援蟠龙的紧急命令。绥德离蟠龙不过二百五十里，急行军三日可达，可经由田庄、石咀驿向西南趋折家坪、永坪，或沿董兵团向绥德进军时的老路，经裴家湾、王家湾、瓦窑堡至蟠龙。但董、刘却担心西野在九里山附近（石咀驿东侧）或原来老路上设伏以待，遂“妙想天开”，选定所谓“出敌意外”的道路，即由绥德先向西再折向南的远路。这一条路有的地方是只能单人通行的羊肠小道，数万大军排成一字长蛇阵，昼夜兼程，也足足化了四天才到蟠龙。这时除了空城一座，伤兵数十之外，什么也找不到了【137】。

一、 蟠龙战斗战果及三战三捷对战局的影响

根据5月5日西野上报的战斗结果，中央军委通报各地：此战除毙伤外共俘虏六千五百余人，其中一师一六七旅（缺一个团）四千五百人，陕保两千人，副旅长、参谋长、团长均被俘，旅长闻亦被俘【138】。

不久后公布的清查战果称，“计生俘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健、政治部主任陈献金【139】、参谋长柳届春、团长肖伯廉、副团长傅玉遵等以下五七一三名，毙伤其一四零零名，缴获山炮六门、迫击炮六门、火箭筒三个、六零炮十八门、重机枪十八挺、轻机枪一一一挺、步枪二三二八支、司登冲锋枪一二八支及短枪、信号枪、枪榴筒等，子弹廿余万发、骡马千余头、汽车两辆、击落蒋机一架，军需品除洋面一万两千袋、军衣四万套外，尚有军鞋一部及电讯器材等甚多”【140】。我军伤亡失踪合计1549人，其中负伤1256人，阵亡293人【141】。

一纵毙伤俘敌共3923名（其中三五八旅毙伤敌800人，俘敌1807人；独一旅毙伤敌322人，俘敌949人；纵直俘敌45人），一纵伤亡等共748人（伤亡732人，其他16人）【142】；二纵打的是硬仗，缴获反而不多，共俘敌旅长李昆岗以下六百七十一人，缴获各种炮十九门，各种枪三四七支，伤亡不详【143】；据独四旅、新四旅俘敌总数2269人【144】推算，新四旅此役俘敌数为1598人；教导旅此役担负清扫青化砭附近敌自卫总队，俘敌数约在700至1000人以上，详细数字及自身伤亡数字不详【145】；三五九旅负责诱敌主力北上，完成任务后转至清涧西北水园子一线堵截南下回援之敌，有记载的伤亡是七一七团19人负伤，30人阵亡【146】。

据胡宗南年谱称，4日夜蟠龙镇被攻入后，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率残部突围后，下落不明”【147】。由前述5月5日军委给各地的通报亦可知，当时尚未清查出李昆岗的下落。实际上，李昆岗是被独四旅十三团俘虏了。就在攻克蟠龙之后，该团宣传股长高明正带一个连兵力负责收容关押俘虏，先查到了李昆岗的卫士排长何斌，据何称李昆岗已经被抓住，但逐个指认时，何斌只指出四九九团团长肖伯廉，而故意漏过了李昆岗。之后凑巧因为缴获的山炮需要人抬，派了四十个俘虏兵去，李昆岗也在内。大概因为长期担任参谋和指挥工作，体力劳动不行，李昆岗被看管的战士认为偷懒不出力，打了几下，才自己说出来是旅长【148】。

前曾提及，战前毛泽东曾去电调晋绥独五旅旅长贺炳炎到西野听候调遣，被任命为一纵副司令员。贺炳炎从野司赴一纵上任时，须由敌我交界处通过，贺胆子很大，只带一个警卫员就出发了。结果路上遇见敌保安队，开始因贺穿着大斗篷，骑着大骡子，又有护兵（警卫员），保安队误以为是正规军的大官，没敢动他。后来贺炳炎发觉不对，连忙跳下骡子，带着警卫员顺山沟往回跑。保安队醒悟过来，追了一下没追上，把贺骑的骡子抢走了。巧得很，这次打蟠龙把贺炳炎骑的骡子又缴了回来，是件意料外的趣事【149】。

按照中共方面的记载，“三战三捷”西野伤亡总计2293人，毙伤俘敌14445人【150】，约为1与6之比。如果算上永坪及新岔河等战斗，西野的伤亡人数应该还要高一些【151】。就缴获的数量来看，亦不算多。如缴获的子弹数，三战共缴获370399发【152】，虽然实际缴获数字可能要高一些【153】，但总数仍非但远无法与华东等大战略区一个战役中的缴获数相比，亦远少于在晋南作战陈赓部的缴获【154】。西野缺乏重武器，蟠龙之战虽然缴获了山炮，但缴获的炮弹却只有迫击炮弹和六零炮弹，数量亦不多【155】。缴获中反倒是一万二千袋面粉和四万套夏装对双方出入较大，粮食的重要自不必说，而夏装本来是胡军准备用来换季的，却正好送给了共军，非但再次筹办7个旅的粮食、夏装费事不少，且令胡宗南本来就不灵光的情报侦察更几乎要完全失效了。因为现在共军也是穿着国民党军的黄军装，空中看下去，实在难以分辨【156】。

“三战三捷”的主要意义不在于以小的代价歼敌几个旅，也不在于数目有限的缴获。因为虽然胡宗南部损失不小，双方实力对比上的巨大差距仍在，这几次战斗远未足以引起双方实力上的转换。这三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战略全局、战役主动权转换及作战双方心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首先，“三战三捷”对国共双方整个战略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国民党军原本的如意算盘是迅速解决陕北中共首脑机关、歼灭西北共军主力或驱赶其渡黄河以东，然后将胡宗南集团作为战略预备队投入中原、华北战场。但不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这一企图就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不要说援助其它战区，胡宗南集团本身亦有力不可支之势。6月14日胡宗南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称“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为安定国本，消除匪患，拟请于万分困难中，另编新军，以应此艰巨任务，而免匪势再事蔓延”【157】。

胡宗南25日被召至南京，蒋介石问渠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告之毛泽东在绥德以西周家釜附近，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震、贺龙亦皆在陕，企图再与我决战。故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鉴于此，蒋介石不得不同意陕北兵力暂不南调【158】。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胡宗南部这支被国府当局定位为全国战局里的战略预备队兵团，可说已被完全绑在陕北而难以动弹。今后其不但很难再大规模他调其他地区支援友军作战，面对日益壮大的西北共军，反而开始需要其他系统的国军前来增援。蟠龙战斗结束以后，原本就有补给问题的陕北国军，不但丧失了重要的补给基地，维持延安与关中地区的重要干道延洛公路，也在‘囊形地带’重新落入共军的掌握后而宣告截断”【159】。

后来甚至有台湾学者认为胡宗南部是掉进了中共预设之陷阱，王禹廷在《从将军到大使——简述胡伯玉上将》中提到：“国军劳师动众，仅仅进占了延安一座空城，始终没有捕捉打击到共军的主力。而深入陕北的国军则踏进匪方预布的陷阱之中，丧师失利，蒙受了很大创伤，战力大为削弱。……凡此，似非政府当局及战地主帅始料之所及。胡宗南……兵力最盛时拥有四个集团军，五、六十万人之众，堪称是抗战剿匪的总预备队，可见当局对他倚畀之殷和寄望之重。抗战胜利前后，虽然以一部远戍新疆，一部调赴华北，但留在他掌握中的仍然是当时国军最完整强大的兵团。这番攻略陕北，竟未能克奏肤功，实在令人叹息”【160】。

“三战三捷”的胜利，亦印证了毛泽东坚持将中央留在陕北之正确，5月14日晚间，中共在离延安仅90华里的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均发表了讲话，并宣布毛泽东和中央仍留在陕北【161】。毛泽东结合其它战场的形势，认定“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至河东，寅世占清涧故意不去绥德，让一条路给我走，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卯宥起才令董钊率八个半旅北上，辰冬到绥德，认为可以驱我渡河。辰微我克蟠龙，彼始惊悉我在延安附近，令董钊迅速南撤，绥德不留一兵，仍然开放着。由此证明，胡军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162】，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自5月4日起再次提出准备调陈赓部入陕北，协同西野歼灭胡宗南部【163】。

胡宗南这支国民党军的“战略预备队”被牵制住后，使得中共全面转入反攻的筹谋愈加有了成算。4月底，毛泽东致电刘邓要该部随时准备渡河行动并征询陈粟对配合行动的意见，5月4日更确定以刘邓大军独力经营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164】。

胡宗南部如果不是深陷陕北，那么刘邓南渡之后，除应付顾祝同集团外，尚需对付胡宗南东调之主力，虽然中共可能用西野在陕北、陈赓在晋南予以牵制，但如果国民党军采取西守东攻之战略，则刘邓所临的形势未容乐观。如此，中共亦可能推迟刘邓南渡黄河的作战行动。这样一来，将有利于国民党军利用进攻对解放区实行经济消耗的战略。可是，由于进攻陕北的作战，使得胡宗南集团直到48年1月才抽调部分兵力由裴昌会率领东援豫西，且不久后因宜川失利被调回，对攻守转换紧张之际的中原战局几乎未起到任何影响。

其次，由“三战三捷”的过程，陕北作战的主动权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易手。从大的方面来讲，胡宗南在指挥上经常徘徊于援晋和寻找西野主力决战，西野则始终以拖住胡军为目的，虽然有永坪、新岔河战斗的不成功，但胡宗南部也无法抽身，且为羊马河、蟠龙之战创造了战机。从战术层面来说，由于彭德怀谋划精细，尤其是对一三五旅的羊马河之战及对一六七旅的蟠龙之战，其打击对象，选择适当，不但均获得成功，且造成敌我态势的倾斜和转变。

青化砭之战，规模虽小，但证明西野主力仍在，使敌不敢大胆行动。当胡宗南部采取集中大兵团行动的“方形战术”之后，彭德怀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三面埋伏”的战法，忍耐待机，于羊马河在敌重兵夹击之一翼围歼了一三五旅。这一战斗及之后不成功的新岔河战斗，均促使胡宗南部在扫荡和野战中必须集中尽可能大的兵力行动，以免中伏被歼。因此，董钊北上绥德前，连在蟠龙多留一个团也不肯，反过来为蟠龙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蟠龙战斗，毛泽东曾提议不打，彭德怀却不为所动。就歼击目标来说，蟠龙之敌并非唯一的选择，彭德怀坚持己见的深层动因，即在于以该战斗的成功，向国民党军表明，即使依托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守备兵力少于一个整编旅也是不行的。如此一来，迫使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及部署，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集中兵力以野战则守备堪虞，集中力量守备则非但备多力分，且野战兵团行动更受牵制。胡宗南为驻守延安、清涧、瓦窑堡，占用了三个旅；为保护交通线，占用了一个旅；加上被西野歼灭约两个旅的兵力，其机动兵力下降为只有七个整编旅【165】。如此，战场主动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西野的变化。

再次，“三战三捷”对作战双方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一方自不必说，毛泽东5月10日给陈饶黎粟等的电报中竟有“中央在此，安如磐石”之语【166】，可见其自信之甚。反观国民党军上下，则均对战局悲观而失信心。胡宗南在蟠龙弃守1个月之后，撰文“惨痛的回忆”，总结蟠龙之战失利的教训在于“如果官兵都抱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则虽战至一兵一卒，也不会俯首就俘。如果工事构筑，既能构成火网，又能独自为战，则即令左邻右邻工事全都弃守，也能固守待援，独立作战”【167】。

但他的部下却不认为仅是精神教育和工事修筑的问题，整一师师长罗列5月11日给胡宗南的电报，直言：“迭次进剿，均以敌情不明，行动过受约束，无法适应战机”，北上绥德，“行程虽短，实则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宿，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168】。李昆岗被俘后，亦认为解放军消灭对方有生力量这一点很厉害，但“这个我们办不到。我们发现你们主力之后不能自由运动部队，也不能相互合作、援助”，并称一六七旅出发时是一百五十人一个连，但不到两个月，减员达三分之一【169】。更有中级军官认为部队“损失之大为本战区八年抗战所未见。居指挥者，能不愧死！”【170】可见胡军上下信心之跌落。

5月8日，新华社发表的评论蟠龙大捷的文章，把胡宗南部占领绥德旋又放弃，刺之为“最没有面子的一条，最泄气的一条”，最后用一首打油诗：“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来总结【171】，对胡宗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5月12日，新华社又发表了经周恩来改写的社评，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172】，其中“骑上老虎背”一语，点中了胡宗南的要害。的确，现在的西北国民党军，已经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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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SPK的西北战场系列我这里就没有了，甚憾

• 都已经顺利完成发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