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讨论的内容 -- 杰瑞

但此时三边军分区的领导人[99]却未能准确掌握敌情，在卢忠良部已经进入盐池境内后，仍错误判断敌人不会进攻定边，令新十一旅一团、盐池县警卫队坚守盐池；令新十一旅二团、旅直、定边县警卫队坚守定边；以安边、靖边两县保安队组成独立营或保安大队警戒东线；令警八团集结于百家寨子作为机动，预计在马鞍山或天掌一线选敌之弱点，歼其1至2个营，或在城郊打敌围城部队，或以一部进入城内，配合守备部队打击攻城之敌[100]。

这个作战计划反映出指挥员内在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采用诱敌深入，歼其一路的做法（马鞍山在定边以南），一方面又存在不失寸土的侥幸心理，分兵把守，并打算在警八团配合之下直接就打击敌攻城或围城部队。事后看，如果能及时了解敌情，显然应该将警八团和新十一旅主力集中起来，和马鸿逵部周旋，争取在定边以东给予其一个打击较为稳妥（反击地点选择在马鞍山、天掌一带仍嫌过于靠前）。

3月23日夜间，卢忠良部向盐池发起进攻，战至天亮，新十一旅一团受到一些损失后大部撤出了盐池[101]。

暂九旅占据盐池数天后，又增加了两个骑兵团（十九团和二十团），继续向定边进攻，以一团主攻定边城，二团进攻南关陈家大墩一带，三团攻击东关地区，骑兵由东西两侧包抄袭击[102]。

盐池失守后，三边军分区仍将主力集中在定边附近，打算在羊圈山一带寻机歼敌，以挫敌锐气。4月2日，警八团在定边东南8公里暗门一带待机，撤出盐池的新十一旅一团驻在定边东南的彭滩。

3日凌晨，宁马先头部队和警八团一营接触，八团将二、三营也调入，据守暗门以北城墙。三边分区司令部随即将新十一旅一团也调至暗门。战斗开始后，宁马只是按照原定计划去攻城，仅以部分兵力对付一营，并未发现我军主力。但分区指挥员再次误判，将进攻之敌误当作侦察袭扰之敌，没有及时调整部署。至3日中午，敌开始向一营发起大规模冲击，1小时后突破了一营的阵地。我军以迫击炮支援一营作战，虽予敌一定的杀伤，但也暴露了主力所在的位置。卢忠良部随即在两个骑兵团配合之下，全力转向城南猛攻。分区司令部令新十一旅一团2个连占领杨家圈，保障八团左翼安全，并配合八团反冲击夺回南关。但该部刚抵村沿，即被宁马骑兵冲乱，八团遂处于敌四面包围之中。

当此万分紧急之时，定边守备部队（新十一旅二团）与机动部队仅相距2.5公里左右，但却未能直接配合作战，致使八团在劣势情况下苦战，不得不边打边退，引敌南进，以掩护定边城内党政机关、群众和部队撤退。八团退至彭滩，又苦战2小时，至黄昏退入南山，敌亦因伤亡惨重而停止追击，战斗遂告结束。宁马随即占领了定边[103]。

此战三边军分区部队损失惨重，警八团伤亡达600余人，失踪70余人，团长王振川受伤被俘，损失迫击炮4门，电台1部。更糟糕的是，此战之后不久，新十一旅一团在团长赵级三带领下叛变[104]。5月初，新十一旅二团和警八团余部撤至吴旗县，在凤凰寺整编为“二八团”，新十一旅番号被撤销[105]。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不久后也因患伤寒，到晋绥解放区住院治疗，病愈后即在绥德县义合镇联防军司令部休养学习[106]。受赵级三叛变之风影响，成川保四营部分人也跟着叛变了。与此同时，鄂旗阿拉庙的部队也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一团长顾寿山（尔吉胡图）被叛徒出卖遭杀害，二团长马良诚（包勒巴图）仅带30余人突围而出[107]。

三边军分区在与敌斗争的关键时刻遭受如此惨痛的失利，主力部队丧失战斗力达八个月之久[108]，其原因除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外，主观上主要是分区指挥员对敌情判断错误，制定了“坚守定、盐”的错误作战方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式[109]。另外，指挥员对宁马作战囿于过去胜利的经验，麻痹轻敌，对其作战特点未能深入研究，也是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解放战争中，我军和宁马作战的经验认为，宁马是比较善于侦察和隐蔽自己行动的，“在进攻我三边、陇东地区时，均利用还乡团匪配合行动，进攻前进中以团匪在先头两侧侦察活动，宿营时以团匪分驻外围，每占一地即建立保甲，注意封锁消息，以小恩小惠引诱欺骗群众，收买人心，利用叛徒自首分子配合原有之特务进行破坏工作”[110]。

宁马作战时，“稍大部队行动，其中必配有骑兵，此宁马军之特点”，攻击时，“主力多在先头梯队，喜用迂回包围，攻击我之侧翼，或从我防御配备之空隙处突入，形成大规模、小规模的包围迂回，尤其骑兵多用在两翼向我迂回与追击（如元小滩与三边的战斗）”[111]。这些特点，事先未能加以认真研究，失利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造成敌情判断失误的原因还有通讯联络上的问题。三边地委的三科长（通信科长）是新十一旅的又系外行，且经常被派出做教育训练工作，三科的工作没有抓起来。此战“三边地委台2A报压了三十三小时，造成八团的失利（因XX在该台负责）”[112]。

宁马不但夺占了盐池、定边，还有进一步南下的可能，据西野司令部4月9日的“敌情综合”，宁马占定边之后，“骑十旅南犯，进占我青山街、太白庄，宁保五团、六团跟进至宝塔、牛毛井之线担负守备”，其八十一师之三十五旅、暂六十旅也由金积及其东西地区向盐池、环县边境进犯[113]，陇东地区亦受到威胁。

当然，国民党军在配合方面并非都是如此协调一致，这是其内部派系林立所造成的。比如青马部队出动就比较迟，3月26日八十二师之第一百旅才从西宁乐家湾营地出发；骑八旅4月1日出发；马继援率八十二师师部及直属部队4月4日出发。至4月8日下午，各部才集结至平凉附近，直到5月底才向边区发动攻击[114]。

北线的邓宝珊集团也不积极。邓宝珊和中共在抗战时期就有一些交往，邓还曾到过延安。内战开始后邓及其下属均有厌战的情绪，1946年10月邓部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领保九团及二十二军骑兵团等共5000余人在横山发动起义，邓也无可奈何。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开始后，要求北线榆林部队配合。邓开始只想应付一下，准备让徐保（二十八旅旅长）派1个团（刘松山团）出去摆摆样子，但遭到其参谋处长赵一清的反对，最后还是决定分三路南犯：中路二十八旅（徐保为指挥官）经鱼河、镇川、米脂向绥德前进；左翼八十六师（徐之佳为指挥官）2个团经清泉寺、打火店、通秦寨向佳县前进；右翼保安、骑兵三个团（胡景通为指挥官），在新十一旅1个团的配合下，收复横山、波罗、响水，经石湾向周家岘之线前进。4月初胡宗南部董钊、刘戡兵团南返，电令邓宝珊部原地待命，这样，邓部便停止了下来[115]。但在中共看来，邓宝珊部“向南蠢动”[116]，也有一定的威胁。

后勤补给对西野也是一个大问题，4月11日彭德怀致电军委，称“蟠龙地带已驻二十天，民粮公粮，均已吃光，不能再在此地停留，准备移至瓦市东西地区，就粮和围困瓦市之敌，吸引敌主力北援和邓部再向南进一步”[117]。但西野尚未行动，就得到了一三五旅可能南下的消息。

三、虎口夺食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军委机关4月4日下午由子长县石家湾转移至靖边县青阳岔，住区公所内。从4月5日到4月13日再次转移到安塞县的王家湾[118]，期间有了3月下旬以来难得的几天安定。4月10日，周恩来由河东返回和毛泽东等会合在一起[119]。

就在周恩来返回之后的第二天，军委二局破译了胡宗南部调动的密电[120]，毛泽东敏感地觉察到了新的战机。4月11日2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本早密息，清涧之二十四旅一个团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瓦后，一三五旅很可能调动，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121]。

当天上午，西野二纵已经通过敌情侦察得知“清涧敌二十四旅一个团本日拂晓向瓦市前进”，判断“该敌可能接受一三五旅之防务，一三五旅有南撤可能”，二纵打算伏击二十四旅的这个团[122]，但该部行动较快，当日黄昏18时已经进入瓦窑堡，二纵截击未果[123]。

在接到毛泽东电报之后，王震于当日24时给教导旅下达命令，指出：“驻瓦市敌135B（注：即一三五旅）因粮尽兵疲，及我晋南之胜利，有向南撤走之模样，本纵队有以伏击手段歼灭该敌之任务”[124]。

4月12日凌晨，彭德怀致电王震并军委，根据“本日敌机出动最繁，一军亦准备出动，方向不明，二十九军尚未动”，认为“二十四旅之七十二团十一日到瓦市后可能换出一三五旅向蟠龙或向永坪或向清涧或者冒险出安塞，此时尚难判明”，故此要求二纵和教导旅位于黑山寺、杜家畔、岭湾等地便于机动，并对一三五旅的可能行动方向预先作了不同部署[125]。

和青化砭伏击战类似，二纵判断一三五旅当日即可能南撤，各部于凌晨5时即进入伏击阵地，但迄至当日12时一三五旅都没有行动的迹象[126]。二纵由于当天须赶到伏击地点，行程在50-70里，故此11日一天非常紧张。有的部队走到天很黑才到，而集结地点又是房子稀少的地方，大部需露营，至凌晨3时又要起床，干部因部署设伏甚至整晚都没有时间睡觉，所以上下都很疲劳[127]。也该着一三五旅倒霉，换防这点事居然用了整整两天，给了二纵一天多的休整时间。

当天早上，西野电台在工作间隙又收听到敌七十二团用报话机向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的报告，称“瓦市地方大，很复杂”，三科长刘克东立刻将此情况报告给彭德怀，据此进一步判断该团很可能用来守备瓦窑堡，而替换一三五旅南撤[128]。但一三五旅究竟从那条路线撤退，仍然是一个疑问。

国民党军方面，经过永坪战斗后发觉西野主力仍在“牡丹川、李家川等处潜伏待机”，胡宗南判断共军将“在清涧、安定、安塞地区凭藉有利地形实行游击”，决心“彻底扫荡牡丹川以北匪军并摧毁其游击根据地”。基于这一决心，胡宗南令“主力由蟠龙镇附近地区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并向右旋回，会由瓦窑堡南下之一部，包围匪军而歼灭之”；“瓦窑堡部队应于主力军进出李家川、榆树岭子以北之线后，以集结姿态向李家川前进，以求夹击匪军并切断匪向东北之退路，包围匪军而歼灭之”[129]。

这个计划从表面上看去，仍然是中规中矩，似乎很妥当完满。但是，北线南下的瓦窑堡部队（一三五旅）是一支粮尽兵疲的孤军，兵力又单薄，仿佛铁钳的一翼只用了硬纸板来充数。西安绥署也考虑到这一点，要求一三五旅等到主力北出至李家川、榆树岭子以北之线后再动出，南线主力分左右两路行动，重点在左兵团董钊的迂回。董钊先是3月底向清涧进攻时因迟到被胡宗南斥责为“不顾友军安危，擅自停止行动”[130]，4月初永坪之战又被指为行动迟缓，表明董、刘在配合上确实存在问题，实战中这一点再次暴露无遗。

12日上午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就向北展开了攻势，第一师第一六七旅当日晚19时攻占了1550高地，第一旅攻占北沟北侧高地[131]，九十师亦于当日晚攻至张家坪附近[132]。与之接触的西野部队系三五八旅八团及新四旅一部[133]。

由国民党军主力12日的行动态势，彭德怀判断整编一三五旅经子长（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的可能性很大，决心乘一三五旅移动中歼灭之[134]。

当日晚20时，彭德怀向各纵、旅下达了“歼击一三五旅的作战要旨”，规定13日之部署为：以二纵、教导旅集结于瓦窑堡东南之岭湾、黑山寺、杜家畔地区；新四旅集结于瓦窑堡东南之新庄沟、严家沟以西山地并以不超过2连之兵力于石咀、宋家沟高地构筑工事，阻敌二十九军北进；一纵三五八旅集结于全岔河、白家坪、羊路沟之线以南地区，独一旅（欠第三十五团在清涧西南）集结于安家咀、石家坪地区；警七团集结于石窑河、南家湾地区。

这一部署包含了三种不同的作战方案，可以灵活应对一三五旅经安定向安塞、沿瓦蟠大道南下以及东向清涧等不同情况。即：第一案，如一三五旅沿瓦蟠大道两侧南下，其先头进至阎家沟、新庄沟间，即以二纵及教导旅由东向西，新四旅由西南向东北，独一旅、警七团截断敌退瓦窑堡退路由西向东攻击，歼敌于羊马河地区；第二案，如一三五旅沿瓦窑堡、安定大道退往安塞，则以二纵尾敌猛追，警七团于十里铺、石家河间占领阵地，吸引敌于当面，新四旅当敌与警七团接触后，左翼与警七团靠拢由南向北冲击，独一旅由西北向东南冲击，歼敌于安定以南地区；第三案，如一三五旅由瓦窑堡东南高地向清涧或永坪前进，则以二纵单独歼敌，并要求独一旅第三十五团灵活堵击，新四旅向二纵靠拢并受其指挥。为保障歼击一三五旅，以第一纵队主力节节抗击，吸引敌第一军、第二十九军于蟠龙西北地区[135]。

鉴于此战关键在于能否吸引敌军主力于蟠龙西北地区，当日21时，彭德怀指令一纵以三五八旅在夏家沟、安家岩底、陈家砭、上白家坪地带组织防御吸引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于当面；以独一旅（欠第三十五团）及警七团于云山寺、元子沟地区及以北高地阻击整编第二十九军，保障新四旅侧翼安全。

一纵当晚部署以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在安家岩底、下白家坪地区组织防御，准备抗击向雷鼓川方向进攻之敌；八团在山田峪、东沟门组织防御，以抗击向牡丹川方向进攻之敌，迫敌13日不能越过白家坪、任家沟、李家岔地区；以七一六团一营配置在徐家沟西侧山地，侧击吸引敌人；其余部队集结在李家岔、羊畔山为第二梯队。独一旅以二团在云山寺南端高地及其以东高地占领阵地；以警七团在安家咀南侧及其以东地区占领阵地；七一四团作为第二梯队，在王家圪崂以北山地占领阵地 [136]。据说，三五八旅还规定：“每天只让敌人前进五至十里”[137]。

13日上午，按照彭德怀的要求，在野司驻地后寺湾召开了旅以上干部紧急会议[138]。会上彭德怀提出歼击一三五旅的计划，讨论中干部普遍认为我军兵力有限，两面作战，弄不好会遭到敌人的夹击[139]。彭德怀听完大家的讨论和意见，最后确定决心不变，但强调消灭一三五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要阻住敌人的援兵，二要靠速战速决。彭德怀反复说明，如果不把敌军主力阻住和调开，我军可能限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境地；而如果歼灭一三五旅战斗的时间拖长，就会增加阻击部队的难度，也会使预期目的落空。他要求将此战役思想向部队干部讲清楚[140]。

这面在开会，一纵那里的阻击和诱敌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13日4时，一纵部队到达指定阵地，构筑工事，天亮后部署完毕。当日晨7时30分，胡军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开始向三五八旅的阵地发动攻击。位于徐家沟的整一军部队先向位于牡丹川西的七一六团第一营阵地冲击，经激战后，该营转至第三阵地。敌继续向八团三营（第二阵地）攻击。8时，位于徐家沟以东的敌人向牡丹川东的八团一、二营阵地实施进攻。该两个营连续打垮敌人四次冲击，坚持战斗四个半小时，然后转移到第三阵地。当日整一军被阻在庙嫣、东沟门地区[141]。

至当日黄昏，国民党军整一军才攻至李家岔以南地区。整二十九军方向也进展不大，在七一五团节节抗击下，当日下午攻占榆树峁子东南上白家坪一带[142]。当天虽然国民党军前进了约二十里，但一纵所规定的当日不使敌越过白家坪、任家沟、李家岔地区的目标也顺利实现。

由于一纵的顽强抗击，且国民党军进攻正面发现三五八旅、新四旅等正规部队番号，使得胡军认为“这下子可把共军的主力兜住了”，骄纵之情大增。九十师师长陈武对董钊的每小时联络一次的规定极为不满，认为好不容易抓住共军主力，为每小时联络而拖时间，不是要故意放走共军吗？如此胆小还能同共产党打仗？[143]

二纵方向，13日上午10时王震下达了作战预令，但因一三五旅并未出动，所以当天部队休息一天[144]。

至当天16时，彭德怀基本判明敌行动方向，认为敌军“企图驱逐我军至安定以西以北地区，接引瓦敌135B（一三五旅）经蟠瓦大道南退”。虽然对敌人的“宏大”计划（企图包围歼击西野）未能完全了解，但对一三五旅的行动判断却完全是正确的。故此，于当日21时发布正式命令，以新四旅位于李家川、石家川、南家咀线南北高地向瓦市南退之敌侧击；二纵附教导旅位于黑山寺及其南北，由东向西协同新四旅夹击由瓦南退之敌；一纵、独一旅仍钳制当面之敌并保障新四旅侧翼安全[145]。

当晚，三五八旅重新调整了部署，以七一五团继续在朱塔湾、云山寺（不含）及其西北高地组织防御；第七一六团当夜用2个营兵力接替第八团阵地，占领牛沟以南阵地防守至12时，牛沟以北阵地防守至15时。如此，预计敌进至大塔上的时间约在16时左右。这样，14日一天敌最多进至塔家山。第八团则位于王家凹子附近作为二梯队[146]。

按照这一部署，将生力军七一六团换上去，以13日的经验，以为坚守一天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该团防御计划欠周密，而敌军又改变了打法，故此第二天差点出个大纰漏。

二纵方向，通过一纵13日与敌主力战斗判明一三五旅必沿瓦蟠大道南退，决心歼其于南进途中。王震14日凌晨下达命令：以郭旅（三五九旅）为右翼，四时半进入黑山寺黑山子沟山地隐蔽，当敌尾进入陈家塔时猛击其侧翼；罗旅（教导旅）为中央，四时半进入张家坪老沟黑山子沟间及兔儿河一线，与郭旅同时发起战斗，猛烈侧击敌人；顿旅（独四旅）为左翼，四时半进入双岭湾、王家坪一线，与三五九旅、教导旅同时发起战斗[147]。

四、围歼一三五旅

13日的下午，驻守瓦窑堡的整编一三五旅也已经将防务交接完毕。代旅长麦宗禹召集了四零四团团长成曜煌、四零五团团长陈简及参谋主任朱祖舒等，研究了翌日行军的部署。

次日清晨，整一三五旅在瓦窑堡南郊集合完毕，即以战备行军方式沿瓦蟠大道向南行进。第四零五团为前卫，派一个营为左侧卫，旅部、特务连、通讯连、工兵连、化学炮连、第四零四团、辎重营、卫生队为本队，由四零四团派出两个连，一个连为右侧卫，一个连担任后卫[148]。

羊马河位于蟠龙东北、瓦窑堡西南，距前者四十华里，距后者五十华里，是一条深沟，当地传说是宋朝的奸臣潘仁美害死杨七郎后，被杨家兵马追杀至此，故此叫做羊马河[149]。

14日拂晓，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并让出三道山梁，使敌不易发觉我之埋伏[150]。

7时半一三五旅右侧一路和教导旅二团发生接触战，因为教导旅由强家峁伏击地要横穿几道山梁才能绕到李家滴哨以北[151]，所以不得不一路奔跑。二团团长王季龙带一营跑步占领一个山头，因跑得过猛，还得了肺气肿[152]。

上午9时半左右，整一三五旅前锋在三郎岔附近被新四旅十六团副团长宋绍连所带的一个营拦住了去路[153]。因运动稍慢，敌先头两个连约二、三百人已经逃出了包围圈[154]，还好敌大队人马还是被堵住了。

得知发现了西野大部队，麦宗禹带旅部和四零四团登上三郎岔以西山坡，目视即可观察到已经陷入伏击圈中，遂急令四零五团占领三郎岔以北河川东山，四零四团占领三郎岔以西山地，进行防御，并以一个营向蟠龙方向攻击前进。同时，令化学炮连进入阵地向东山射击，以图阻止西野向四零五团的进攻[155]。

因为此前让出了几道山梁，整一三五旅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因此麦宗禹决心坚守待援，并以一部（一个连）试探沿瓦蟠大道东侧搜索前进。该连进至磁家沟东北，遭到隐蔽集结在石家沟以北的独四旅的突然袭击，十二团绕到敌之北面，将该连迅速压下沟去，并击溃敌一个营的反扑，俘敌百余人。十四团则抢占了石家河以南高地，与新四旅取得了联系，彻底切断了整一三五旅向整二十九军主力靠拢的道路[156]。

二纵这里如愿以偿地打上了，可是一纵的阻击却又不像前一天那么顺利了。整九十师大概吸取了昨天的教训，不再采取逐山逐沟进行争夺的方式，而是以主力由李家岔以西迂回，直接攻击牛沟西北高地；整一师也以一个旅由上白家坪经榆树峁子迂回攻击牛沟以南高地[157]。九十师从早上7点开始攻击，至九点就突破了七一六团的防线[158]。七一六团未料到敌人这一手，布防时对西侧注意不够，一时措手不及，被陈武打了个冷不防[159]。至12时许，该团已经退至塔家山附近。

原来打算坚持一天的计划，只守了半天。且七一六团阵地被突破后，在朱塔湾坚守的七一五团阵地右翼暴露，不易再守。幸亏三五八旅手里还有一个八团，遂紧急调八团占领牛沟南山阻敌前进，而令七一六团坚守大塔山高地，七一五团则放弃朱塔湾阵地，节节抗击转移至刘家岩窑以北高地，和七一六团重新构成防线。

八团这次重新拉上去，打得仍然不错，将敌人攻势阻住，至下午16时才主动撤出牛沟以南阵地。接下来塔家山附近由七一五、七一六团联合抗击了敌几次冲击后，又撤向凉水湾、孙李家沟以北高地继续抗击[160]。整一军攻势虽然猛烈，但方向却逐渐偏到羊马河西北地区，至当天下午16时，其所处的态势对整一三五旅的覆灭已经鞭长莫及了。

彭德怀当天拂晓来到独一旅旅部，告诉王尚荣等，要坚决把整二十九军阻击在羊马河以南地区。14日上午羊马河方向打响后，独一旅通信科监听到国民党军联络十分忙乱，报话机里麦宗禹直接向董钊喊话，称被共军主力包围，要求救援，甚至连保密都顾不上了[161]。

整二十九军沿雷鼓川两侧向北攻击，大约在中午时分，得知一三五旅被包围。胡宗南令刘戡设法援救，刘戡转令最右翼的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派队驰援[162]。约下午1点多，钟松打电话给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告知一三五旅被共军围攻，但该旅现在何处，情况如何，一概不知。只要一六五旅抽调部队，向瓦窑堡方向寻找增援[163]。

李日基也算是比较灵活的，派一支部队绕过独一旅和警七团的防线，向琉璃坡方向的空隙渗透突击，一时进展颇快。警七团二营在二线阻击阵地上观察到这一情况，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当机立断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精干小分队，轻装迅速越过新庄沟，抢先占领了羊马河以南的高地，迟滞了敌人的前进。战后，新四旅特地派人带着感谢信和战利品一部（八二迫击炮两门、电话机两部、各种弹药万余发）到警七团团部表示感谢[164]。

最终，一六五旅虽然和一三五旅仅隔一个山头，约五、六里的路程（直线距离），却再也够不着了。战后，刘戡认为一六五旅救援不力，行动迟缓，经钟松力争，才未予李日基处分[165]。李日基事后回想，前一天下午曾观察到共军少数人员向东北方向移动，但无论刘戡、钟松还是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一三五旅才是共军真正的目标。

整编一三五旅虽然竭力挣扎，但西野集中了四个旅的兵力，根本不给其喘息之机。独四旅十三团从右翼以火力掩护十二团越过一道沟，抢占三郎岔东山，同时十四团也绕至十二团左翼，先向西再向北攻击。至下午1时许，将一三五旅四零五团全歼。接着，独四旅会同三五九旅、教导旅、新四旅向三郎岔西山的一三五旅旅部和四零四团发起进攻，至下午7点半，将敌全部歼灭（敌一个连突围，被十四团九连追至琉璃坡以北歼灭）[166]。

此役西野以479人伤亡的代价，毙伤俘敌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167]。其中，独四旅俘敌914人，伤亡90人（伤77，亡13）[168]；由二军战史中所记载的俘敌四零五团团长成曜煌以下1551人可知，三五九旅俘敌数大约为600余人[169]；教导旅俘敌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等500余人[170]；新四旅七七一团俘敌395人，伤亡127人（伤56人，亡71人）[171]；新四旅十六团俘敌及伤亡数字不详。王恩茂日记中所载“俘虏一三五旅副旅长麦宗禹、四零五团团长成耀煌以下官兵3000余名”应系二纵及教导旅、新四旅歼敌的总数[172]。另，一纵在阻击战中毙伤敌军统计为1492名，己方伤亡数字不详。两日后彭德怀给军委的电报中称：“十四日经八时战斗，旅长麦宗禹（原旅长祝夏年在西安未来，麦为副旅长代旅长），四零四团和四零五团团长、副团长、参谋长以下共俘四千余人，毙伤近千”，“我军伤亡约五百人”[173]。

五、蘑菇战术

羊马河战斗充分体现了彭德怀大胆果敢、慎密细致、善于造机的指挥风格。从国民党军角度看，以九个旅的重兵，相隔数十里的狭小战场上，居然被西野以大胆顽强的运动战割歼一部，难免有不可思议之感。一三五旅虽是孤军，但一则有近在咫尺的主力接应；二则按照部署，该旅是待主力军进出李家川、榆树岭子以北之线后方才动出，也不能说有多大的破绽。过去有的书籍或文章中认为羊马河战斗是抓住敌人“靠近主力的疏忽”[174]，但从敌军的整个部署及一三五旅以战备行军南下的姿态来看，很难说是疏忽大意造成的失败。

之所以彭德怀敢于在敌重兵集团之前定下歼击一三五旅的决心，主要是彭德怀掌握并利用了国民党军企图抓住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

战机的产生，或由于敌人行动的过失，或由于敌我双方行动的不期然而促成，或由于我积极主动的行动所得。无论何种情况，要真正做到抓住战机，为我所用并克敌制胜，都不是守株待兔式的态度所能遂愿的，都必须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且战争为双方智力上的博弈，己方在设法利用战机，彼方也在图谋获得战机，如何及时乘敌之隙，并弥补己方的过失而不为彼方所乘是指挥员素质的体现[175]。

彭德怀迎合国民党军急于决战的心态，以主力部队之一部坚决顽强的运动防御，诱导其向西攻击前进，脱离我预设的歼击战场，是非常高明的造机手段。彭德怀将主力一纵摆开，要新四旅一部参加阻击，规定13日不让敌军越过白家坪、任家沟、李家岔地区，凡此种种，都是为了给敌人造成“我军主力在此”的印象。有此印象，则敌军行动俱落入我之巢窠之中。整一军、整二十九军主力被牵往西边，一三五旅大胆南下，皆因这一判断而起。

对于歼击战场的部署则表现了彭德怀判断准确、思虑周详。此战西野部署歼敌一三五旅，事先准备了三个方案，无论敌西进安塞、南退蟠龙或东出清涧、永坪，均有相应的对策。部队的集结位置则充分考虑到应对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同时又有重点地针对了敌南退的最大可能性。

因此，这场战斗对于国民党军主力来说，似乎很顺利圆满，一路攻击，攻无不克；而对整一三五旅来说，仅数小时就全军覆灭，大部就俘，可以说是典型的“安乐死”。

西野阻击和伏歼的两支主力部队，一纵和二纵，此役中的表现也都相当不错。一纵守御得法，顺利达成了诱敌的目标。阻击战斗中，最突出的是三五八旅第八团。该团新任团长任世鸿[176]组织防御时非常注意阵地两翼出击的部署，战斗中组织短促出击，形成小包围消灭敌人，打垮其冲击。13日在三窑子、14日在牛沟以南都打得很出色。相比之下，七一六团14日牛沟防御则因缺乏周密的计划，未能完成任务，过早地放弃了阵地[177]。二纵在攻歼战斗中动作勇猛，迅速抢占要点，因此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战后总结中唯一被提出批评的是独四旅十二团的二营和三营，因作战中扩张战果时指挥犹豫，拖延了时间[178]，但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

4月1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习仲勋及朱德、刘少奇的电报提出了著名的“蘑菇”战术。毛泽东认为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去；我军则应该继续过去的办法，同敌人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段时间，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179]。过去有的回忆文章中，将“蘑菇”战术提出的时间提前到毛泽东离开延安之前了。有人著文予以辨正，认为这种说法显然有演绎之嫌，是起自袁学凯《英明的预见》一文。该文最早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19期上，原文内并没有“蘑菇”战术的提法，但在70年代后出版的《毛泽东在延安的故事》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回忆和记述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文章里，却加进了毛泽东接见袁学凯等人时谈“蘑菇”战术的一段话[180]。

这当然是对的。不过这篇辨析的文章以及其它不少著作中，都认为毛泽东是在羊马河战斗胜利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蘑菇”战术的，却和事实略有差异。实际上，毛泽东4月15日给彭习朱刘发电时尚不知道羊马河战斗的情况，故此有“自歼敌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之语，并要彭德怀等引敌向瓦市以北，再向东、向西和敌人兜圈子，显然尚不清楚羊马河是否打上了。

从彭德怀14日亥时电中得知羊马河战斗胜利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于同日又发一电，通报各战略区，并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181]。

彭德怀在16日给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了战果，同时说明：“此役，我集中兵力的对比，尚不及敌三分之一，足见敌战力弱、士气低，我军战力强、士气高”[182]。对这一胜利，西野上下也极感兴奋，王恩茂在日记中写道：

“这一胜利非常重要，因为这次胜利以前，有三次没有打到敌人，即石家砭、石咀行动，贺家渠行动、吴家寨行动；一次打到了敌人，但未歼灭敌人，即永坪战斗。所以，我和很多同志均极关心，如这次战斗不能打胜，则不仅有关战斗士气，而且影响指挥信心，对于边区战局有很大关系”[183]。

羊马河战斗后，西野在岔沟坪战斗中受挫。随之，彭德怀再施巧计，调动胡宗南，又赢得了蟠龙之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