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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蒋军的新战术

国民党军资料记载，青化砭战斗“卅一旅（欠九一团）以掩护大军东进，于是日（注：三月二十五日）拂晓由拐峁镇向青化砭前进，行抵石绵羊沟、崔家圪塔各附近，遭匪三旅以上兵力之伏击，激战三小时后，因众寡悬殊及地形不利，致为匪所乘”[1]。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军也没搞清楚西野究竟有多少部队参加了战斗，只笼统地说是“三旅以上之兵力”。另外，对战斗时间持续了多久，也未得到准确的报告。等一三五旅增援部队赶到，西野早已踪影全无，只收拢了大约二百人的残兵败将[2]。

此役蒋军“败不相救”的毛病亦暴露无遗，一三五旅就在拐峁、李家渠附近，居然置三十一旅于不顾，不仅只派了少数部队增援，增援部队也只是去装装样子。战后蒋军总结认为：“卅一旅遭袭之际，一三五旅以及廿九军主力未能立即增援，反包围匪军，反为敌情所炫惑，至次日方徐徐而前，任匪远飘，是又失一战机”[3]。

对西野来说，也是“失一战机”，要是早知道增援三十一旅的只有不足一团人，那肯定就索性一锅端掉了。因此，王恩茂在其日记中写道：“敌三十一旅被我歼灭后，派了一三五旅四零四团到林坪来联络，与四旅十四团接触了一下，如我们早知此情况，四零四团又要被我们歼灭则是无疑的”[4]。

大约就在25日下午，彭德怀接获在青化砭和安塞之间担任警戒的独一旅报告：向安塞方向进犯之敌整编第一军五个旅于3月24日占领了安塞。该敌除留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之九一团（欠一个营）守备安塞外，现正沿原路返回。又据敌逃兵供称，其长官限令25日赶回延安。从各方面所得情况可知：敌第一三五旅已进占李家渠地区，似有向青化砭方向行动的模样；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已进入延安；整编第十七师第十二旅已进至延安南之十里铺；整编三十六师（欠第二十八旅）位于三十里铺地区；整编第七十六师（欠新一旅）仍在金盆湾、松树林、临镇地区；胡宗南已率其前进指挥所进入延安[5]。

据此，彭德怀于3月26日致电毛泽东与中央，除通报青化砭伏击战斗情况外，就25日14时之部署提出更详细的意见，认为：

“

胡宗南目前寻求我主力决战，一师、九十师进扑安塞，二十五日即返延安，判断我主力在延长、延川、永坪地区。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该旅主力位于青化砭至永坪之线纵深，防敌北进；集结五个旅隐蔽于西北山梁后与安塞之间。此区地形好、粮多、群众好，能封锁消息，待敌深入至甘谷驿、岔口之线及其以东地区时，我可争取三至五天休息，然后再东进敌后寻求机动歼击九十师、一师，每次只歼敌一个团、至多两个团，求得一月内连续打两三仗，停止敌进攻，才可争取较长时间休整。

”[6]

毛泽东27日复电：“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部署亦妥”[7]。

胡宗南发觉西野主力在延安东北，按照一般常识判断，在青化砭打了一仗之后必定要转移（实际西野主力基本上是在青化砭、蟠龙之间），按照胡宗南一厢情愿的判断，西野很可能是向东北撤走了。于是，胡宗南决定集中董钊、刘戡两个集团向延川、清涧方向来一次大扫荡。如果西野愿意决战，那以胡军两个集团九个旅（不包括由延长向延川迂回的两个旅）的优势兵力，足以取胜；否则，就驱逐西野过黄河[8]。

3月26日，胡军的大扫荡开始，以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共十一个旅，分三路东进。其左路为整编第二十九军的四个旅（一二三旅、一三五旅、一六五旅、十二旅），沿青化砭、岔口[9]；中路为整编第一军五个旅（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五十三旅、六十五旅），经甘谷驿、禹居[10]；右路为整编七十六师的两个旅（二十四旅、一四四旅），经延长、交口[11]向延川会攻[12]。

当天，二十九军一三五旅四零四团于午刻推进到青化砭附近，和西野掩护部队发生接触，胡军攻击无力，进展缓慢，直到下午三时方才攻占青化砭两侧高地。同时，整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中午由四十里堡、白家垭、一二五二高地，至下午四点半攻占了一三二零高地[13]，据称“沿途均遇匪节节抵抗”。整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随后抵达一二五二高地，十二旅也到达拐峁镇东北高地。第一军第一师当天抵达四十里铺、周家湾附近，九十师在拐峁镇、王家沟附近。七十六师方面以由延长撤出的七十团第一营由姚家原出发，和小股游击队打了一下，上午十一时重新占领了延长[14]。

从胡军第一天的行动看，兵力高度集中，但对于敌情仍是毫无所知。其实胡军占据青化砭，正好将西野主力一纵和二纵分开了（二纵此时尚在青化砭以东），本来是个占据主动的机会，但因缺乏情报，所以并未能抓住机会。西野二纵28日将主力运动到青化砭、蟠龙以东，教导旅和新四旅分别利用夜暗于28日凌晨运动到蟠龙以西及青化砭以东[15]，这些行动均未被蒋军所发觉。

战术上胡宗南部采用了所谓“方形战术”，把董、刘两个集团的主力均集中到拐峁、青化砭至延川一线，行则同行、宿则同宿[16]，且放弃道路不走，要以主力沿山梁行进[17]，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遭致类似整三十一旅那样的打击。这种做法就战术而言除能够避免被歼外几乎毫无价值，大兵团放弃道路行进必然行动迟缓，而集中如此密度的兵力于一狭小之地域，后勤保障亦成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造成其它广大地域中兵力的空虚。因此被称之为“武装大游行”。这令人不免怀疑胡宗南实际是希冀凭这种“赫赫声威”，将共军主力吓过黄河，而并非是想求得决战。

这种战术在战略上却并非毫无作用。胡宗南部在刚进入边区时还稍稍要维持一下面子，用所谓“封金购物”的办法，对于就地搜购的粮食、副食、草料等，如果找不到物主，则以相应价格的法币包好放于原处，来表示军纪严明，据说是自老一师时代就采用的办法[18]（注：听上去好像是抄袭红军的做法）。不过，这一“面子工程”很快在大扫荡中“吃光、烧光、用光”的新“三光”政策之下荡然无存了，其所过之处，“搜粮抢物，任意宰杀牛羊耕畜，不论大村小户，无一幸免，翻箱倒柜，甚至群众的锅碗瓢勺都被打碎，其纪律之坏，真是不堪言状”[19]。陕北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兵火之后复罹旱灾，遂导致几个月之后西野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其紧张的境地，原先中共打算以陈谢纵队进入陕北助战的设想也无法实施，这可以看成胡宗南的新战术在战略上所获得的效果。

彭德怀26日12时给教导旅的电令中，提及“青化砭于本日前到敌多少、番号均未弄清”[20]，27日1时给军委去电时，对于“进入青化砭之敌究为一三五旅还是一二三旅或两旅均到尚未查明”，因此，彭德怀决定“明二十七日我军力求隐蔽，避免与敌在青化砭附近接触。二纵队、教导旅仍归王震指挥，在蟠龙两侧山地力求隐蔽；如敌向蟠龙前进时，让其深入勿加阻止。张纵在梁村以西，新四旅在青化砭以东及其东北地区隐蔽集结，秘密侦察敌情，看好地形，准备二十八日歼敌”[21]。

27日胡军以第一师第一旅守备拐峁镇（注：此处亦可见胡宗南对一旅爱护有加，打仗的时候放在最安全的地方），主力攻抵盖头坪、千谷驿[22]附近，九十师西沟门、贺家沟[23]附近。二十九军方面，一三五旅当日下午才攻占寨子沟[24]以南各要点，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十二点攻占李家沟[25]，一六五旅推进到一三二零高地，十二旅进占岳家滩。和第一天相比，各旅互相掩护推进，速度极慢。

担任诱敌向东任务的新四旅两个营及团迫击炮连由参谋长谢正浩率领伪装成主力进行阻击，交替袭击和掩护。胡军则如临大敌，只要对方利用地形或工事发动袭击，不论对手兵力大小，即整师、整旅地展开兵力，抢占山头。但等胡军筑完工事，准备展开进攻时，对手往往早已“拔锚起航”，撤到另一个山头去了[26]。晚上，新四旅还派出小股部队去胡军宿营地打枪、袭扰。不断如此往复，搞得胡军疲惫不堪。

至27日下午5点，彭德怀查知进至青化砭之敌为一二三、一三五两个旅，鉴于“敌之企图尚未查明”，“本日应力避与敌接触，力求隐蔽主力，准备二十八日集结朱家渠[27]强势兵力歼灭青化砭、蟠龙大道以西之敌”[28]。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28日凌晨1点30分），彭德怀又发出电令取消了原定的作战计划：“因敌主力有向延川方向攻击可能，故决定本部仍集结原地，寻求良机打击敌人”[29]。

27日下午的电报表明，彭德怀认为胡军有可能按老一套派出一部沿青化砭、蟠龙大道进占蟠龙，作为侧翼保障，因此把主力集结于青化砭、蟠龙大道两侧，希望再次以伏击方式解决其一部。但很快彭德怀就发觉这个想法已经不现实了，因为胡军根本就没有分兵的意思，完全是步步为营向东转去延川。这样西野要么不打，要么就必须一下子同时解决其三个旅（一二三旅、一三五旅、一六五旅）[30]，因此彭德怀采取了忍耐待机的做法。

28日彭德怀致电军委，除通报敌情、指出“安塞敌于二十六日放弃，我已收复。敌已感兵力不足”之外，将原定计划调整为“以小部背靠岔口力求吸引敌向东，主力纵深位置于贺家渠、财神庙线，节节阻敌北进。我一、二两纵、教旅在原地休练，待敌侧背暴露时再求歼敌”[31]。

3月29日15时，第一军方面第九十师六十一旅攻占了延川，五十三旅攻抵延川西北地区。二十九军、七十六师也分别到达延川附近。这样，胡军把十个旅左右的兵力都集中到延川了，但并未找到共军的主力。

同日21时，彭德怀致电军委、毛泽东：“估计敌占延川后，可能巩固延川、延长、清涧、永坪、青化砭地区或向北打通咸榆公路，或者继续寻找我主力决战”，因此彭德怀打算“寻求歼击一三五旅、好打时再歼一二三旅，因该两旅较其他东进各敌战力稍弱。为此部署，拟于三月三十一日隐蔽集结蟠龙、石嘴、李家沟、贺家岩、风背上[32]之弧线上。位置此线，可以应付敌占延川后上述三种情况，寻求歼敌左路之机会”[33]。

一二三旅被西野视为弱旅是很自然的，该旅系由原暂编五十九师改编而成，其三六八团原系鲁大昌部，战斗力较弱。该旅是胡宗南部嫡系，在三十六军（即整编三十六师）辖下担任封锁陕甘宁边区任务多年，此前曾几次和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交手，均遭败绩。45年该旅爷台山一战损失5个连，46年底在通润镇又被新四旅七七一团和警七团消灭了其三六八团的团部和两个营[34]。

一三五旅是美械装备，编制完整[35]，在一般人看来，该旅服装整齐、武器全新，甚至还配有许多日本高头大洋马，军容很壮[36]。何以彭德怀也将之视为弱旅呢？可能一方面该旅是由暂编五十七师新编的部队[37]，没有多少真正的战斗经验；另一方面该旅和胡宗南部嫡系之间矛盾较大。因为该旅原属陈诚系统，由河南追击八路军中原突围部队到陕西，被胡宗南抓住不放，该旅并不愿意受胡指挥，几次想拉回湖北，胡宗南对该旅也不放心。该旅旅长祝夏年推说腿部受伤在后方养病，部队由副旅长麦宗禹指挥[38]。

当天，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在郭家畔召集了旅以上干部会议，除总结青华砭战斗作战经验和下一步作战方案外，特别强调了整顿纪律的问题[39]。会后（4月5日）更发布了“关于对敌方针和密切军民关系的指示”，指出：“近日有少数军队脱离群众，挖窑倒箱，牵驴赶骡，杀猪杀鸡，打人骂人，以及吃了粮食不打条子，吃了菜不给钱等现象很严重，必须立即制止，不容再有此等现象发生”[40]。彭德怀还在司令部科以上干部会议上，针对有些单位接受老百姓送来的不易坚壁的鸡、鸭等物的现象，专门批评“宁叫自己吃光，也不留给敌人抢掠”的说法，认为“敌人吃了，老百姓把仇恨记在敌人帐上；你吃了，老百姓把这笔账记在你头上”，“部队只有动员、帮助群众搞好疏散转移的义务，没有随便接受老百姓东西的权利”[41]。为了“不脱离群众”，彭德怀还和西野司令部其他领导商量后，将小灶也取消了[41][42]。

3月31日，彭德怀致电新四旅张贤约、黄振棠、程悦长等，判断敌攻占延川后，或北犯清（涧）、绥（德）；或暂图巩固延长、延川、永坪、青化砭地区；或继续寻找我主力决战，而以“前一种可能少，后两种可能多”。但“不管敌人实行那种可能，永坪至延安公路敌必须打通，否则后方运输无办法”。鉴于此，彭德怀要求新四旅将主力放在永坪西北张家湾附近，“如敌北进，节节稍加阻击，诱敌北进。如敌西进一枪不要放，使敌大胆向永坪、蟠龙、青化砭，以利我主力歼击”。彭坚信，“敌愈深入愈分散，歼敌机会亦将愈多”[43]。

4月1日，彭德怀根据新四旅的报告[44]，判断敌有由岔口经曲儿教等向永坪前进的企图，遂发出电令，“我主力以待伏姿态歼灭向永坪、青化砭前进之敌”，并规定了具体的部署[45]。

彭德怀估计国民党军继续北犯清、绥的可能性小，但胡宗南部的行动却出乎彭的意料。自31日起，胡军继续向清涧进发，九十师五十三旅于当日11时攻占了清涧，然后继续向北追击，七十六师除留置一旅（第一四四旅）守备延川外，也随第一军跟进。而二十九军各部也紧靠第一军，其所属三十六师、一三五旅、十二旅猬集在清涧以西的吴家畔、王家沟、刘家川附近[46]，并不急于分兵西进夺占永坪。

4月1日，国民党军转向永坪。第一军以七十八旅、一六七旅重叠配置，沿风台窑西北侧山脊攻抵白家河、东沟附近，九十师也攻抵白家河附近。二十九军三十六师攻抵热思湾、王家庄附近地区，一三五旅攻抵聂家坪以北高地，十二旅抵楼儿沟附近地区[47]。此战国民党军部署小心异常，以二十九军和第一军相互重叠，而各军内的各个旅也都集中到一起，极其缓慢地向永坪推进，希望以绝对优势兵力在永坪附近和共军决战。可是这样一来，共军自然是“知难而退”，怎么可能求得决战呢？

果然，4月2日西野和胡宗南部接触后[48]，判断“敌有向永平（坪）地区合围企图”，因此决心“战斗不组织，立即向李家川线转移”[49]。

当日，彭德怀等致电军委，指出敌十个旅背依延川、清涧两城，分三路前进，“我二日于永坪公路侧伏，但因敌间隔很小，纵深大，在南北三十五里、东西四十五里内，以十个旅布成方阵，故停止伏击，隐蔽撤至蟠龙西北地区集结，敌未发现，另找机会击敌”，并称“自三十一旅歼灭后，此间未弄清敌情，请二局所得随时电告”[50]。

此电尚未被军委收到，当日毛泽东发来一电，根据西安情报，通告彭德怀敌决定全力取瓦窑堡，然后攻绥德，判断“胡军攻瓦窑堡必将先取永坪及清涧以西之折家坪，然后由该线两路或三路攻瓦窑堡”，并要彭德怀考虑在瓦窑堡、清涧之间或永坪附近设伏歼击敌人。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战术上“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此次我蟠龙、永坪设伏，因敌未走此路，且只有正面（较弱）及右翼，缺少左翼埋伏，故未打成”[51]。

该电中毛泽东的判断和决心因2日永坪撤伏已经过时，故此彭德怀等很容易能判断出毛泽东当时并未收到西野关于停止伏击的电报。但对于该电报中提出的战术打法，彭德怀觉得有解释一番的必要，因而当日21时再发一电给毛泽东，专门谈打法的问题，说明：“敌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天设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彭德怀认为：“敌人此种小米磙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52]。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电报后，很快复电表示赞同，认为：“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也通告彭德怀目前“二局无法侦察，敌情完全不明”，要其“派一个营附电台到瓦窑堡以西旧安定城附近担负侦察及掩护之责”[53]。

4月3日，彭德怀决心“明（四）日仍在原地待机歼敌”[54]，不料4月2日二纵有司务长投敌，将我军兵力部署供出[55]，国民党军“探知瓦窑堡匪军有退却模样”，以七十八旅之两个营轻装突击，于当日7点30分进占瓦窑堡，随后该旅主力也于下午15时到达[56]。

在青化砭之战的帖子中我们已经提及国民党军战略和行动上的矛盾，以及最初中共高层对于敌军求战决心估计得比较高，经过这一段时间对胡宗南部行动的观察，彭德怀对于敌军的意图产生了疑惑。在4月4日就目前行动方针致毛泽东的电报里，彭德怀提出：“胡军进占延安后，第二步战略方针是求战还是避战打通咸榆路，始终未弄清。自三月二十五日歼李纪云部后，调一军五旅三十六师两旅、一三五旅及十二旅共九个旅，拥集青化砭，似求主力决战。当时我主力在蟠龙附近休整，敌突然转向延川，又似避战”，“从上述九日行动来看，敌似避战又似采取避实击虚，走之字路迷惑我军，目的在打通咸榆路或者真正不知我主力所在”[57]。

4月4日彭德怀提出行动方针的设想，几天内和军委、毛泽东反复磋商，最终于4月9日确定以小部队四面袭扰敌人，“主力则在现地待机”[58]的决策。形成这一决策的磋商过程此处不再详述，唯能导致西野决定待机的关键点，一在于对敌密码的破译取得了成效，彭德怀4月5日致电军委称：“秘密已解破，敌情已开始明白，我们十天内仍在原地待机”[59]。其二则与4月6日灵光一现的战机有关。

胡宗南部攻占瓦窑堡、永坪之后，部队疲劳不堪，给养也发生困难，不得不于4月5日留整编七十六师主力守备清涧、延川，留一三五旅守备瓦窑堡，主力则南撤蟠龙、青化砭地区补充休整[60]。西野在获知此情况后，4月5日曾打算袭击由瓦窑堡向永坪之敌右翼进驻贺家渠的一个旅，但当日十一时又判断敌未进至永坪而改变了部署。教导旅6日凌晨1时接到王震的电报，称：“因敌尚未进至永坪，故本日无仗打”[61]。

当日晨8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导旅接王震命令，称据俘供二十九军刘戡率十二旅、一六五旅五日宿营于新岔河一带，于本日进至永坪宿营。西野决心集中力量歼灭刘戡及其所率两旅[62]。彭德怀于当日午时给各纵、旅下达命令，规定“本日战斗首先以歼灭十二旅及刘戡军直属队于永坪附近地区，然后各个歼击三十六师”，而“胜利的关键在教导旅的英勇坚决动作，确实牵制住三十六师于大寨、小寨地区”[63]。

大寨、小寨据永坪均不到二十里，要单靠教导旅的侧击来牵制敌整编三十六师的行动颇成问题。可能是出于这个考虑，王震在部署中除令“教导旅位千家坪以西，在九旅（注：即三五九旅）左翼，向岔沟坪突击”[64]外，亦令三五九旅“位于次草沟、千家坪以西，向寒沙石、岔沟坪段（均含）突击”[65]。可是这样一来，二纵的主要打击方向指向了敌三十六师，而西野命令中首要完成的歼敌二十九军直属队及十二旅则几乎完全要依赖永坪方向的新四旅及由东面包抄的一纵了。

正当西野部署作战之际，三十六师已经从小寨、大寨向永坪运动了，这下子我军部署、运动都赶不及，不但一纵未来得及赶上，教导旅也未能牵制住三十六师，其一团与占据岔湾坪以东高地的敌一个团打成对峙，从上午9点30分开始，战至晚上22时均无进展；二团也只在岔湾坪以东侧击敌侧背，以求钳制敌南进。二纵独四旅、三五九旅也未能同时动作，致使敌主力（三十六师）与其军部靠拢，战斗进入消耗性质。再打下去无论时间延长或伤亡增大，均对西野不利。因此，当晚彭德怀果断地决心撤出战斗[66][67]。

因为三十六师是在向永坪前进中第一二三旅在崔头村、汉山村遇到西野突击的，国民党军方面称这次伏击战为“崖头村、汉山村”战斗[68]。甫遭袭击，刘戡就已经判断出是西野主力，遂电请一军南下夹击，但董钊部直至4月8日才赶到永坪附近[69]。故此，国民党军在战役总结中认为：“崖头村、汉山村之战斗为不预期之遭遇战，因卅六师能利用山地前进，故未遭匪之伏击。唯第一军未能适时由北南下夹击匪军，实为失策”[70]。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经此一战，不免更加小心，在整三十六师赢得了“逢山爬”的外号[71]。

此战虽以少量代价歼敌600余人[72]，但未能达成战斗目的。西北局4月10日在营山寺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检讨今后作战方针、检察过去军事方针及作战经验教训。会上检讨作战经验时，彭德怀声色俱厉地痛斥了作战犹豫的表现[73]。不过，通过此战也摸清了胡宗南部内部矛盾重重、士气低落、战斗力差的底，西野司令部“关于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的敌情综合”中指出：“当三月二十五日青化砭一役歼灭第三十一旅与四月六日永坪之役，出其不意予敌大的杀伤，以胡军长途跋涉，露营无粮，兵疲之苦，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粮食依靠搜劫，抢甚吃甚，逃亡大等，胡宗南的气焰已大大降低，军事上不得不增加守备兵力到六个旅，机动兵力大为削弱，由寻找我主力决战转为避开我主力作战（如永坪战役后，一军、二十九军的南进），由锥形冒进改为逐山跃进，以致最近发展为不独一般士气消沉，连统率大军的高级将领皆发生苦闷，认为仗打不好，解决不了问题”，确定“目前我军以拖住和打垮胡军（蒋军主力）于西北（陕甘宁边区），便利其他解放区胜利出击，达到消灭胡宗南主力于边区内，打垮蒋介石，争取最后胜利的条件日益成熟”[74]。

彭德怀4月10日致电陈谢并军委，也指出：“胡军。。。。。。经过四处扑空，经常将八万兵力集结在三四十里方形内，像小米磙子式的前进，不走大道专爬山，不住房子专露营，兵力疲劳，逃亡、病甚严重。六日受我在永坪袭击后士气更加低落，敌来时寻主力决战，但现时力求避战，逃脱消灭”[75]。可见，4月6日永坪战斗虽不成功，但西野摸到了胡宗南部的底，故此仍将胡军主力确定为第一打击对象，羊马河战斗果断分割歼灭的决心与此关系甚大。

二、艰苦的搏杀：地方兵团的战斗

就在西野和胡宗南部主力纠缠而未能获得战机之际，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部队也正在和敌军展开着艰苦的搏斗。由于一般战史中对于这些地方兵团的战斗情况语焉不详，不但失败的战斗几乎完全不提，就连一些打得很出色的胜仗也很少涉及，因此人们很容易忽视他们的作用。但实际上，仅就羊马河之战来说，若无这些部队的牺牲和牵制，在敌重兵南、西、北三面压迫之下，边区回旋余地将大幅度缩小，西野主力就很难从容地在瓦窑堡、永坪之间待机了。

以延安为中心，南线由警一旅三团和警三旅五团组成的南下部队连战连捷，打出了作为经典战例的小塬子战斗。

早在3月11日，彭德怀即找野战军副司令员、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谈话，要他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的名义，统一指挥警一旅三团和警三旅五团南下撤出不久的关中分区，先收复该区，然后以此为依托，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咸榆和西兰公路，相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76]。

王世泰随即决定，以警一旅旅部作为指挥机关，由高锦纯协助领导和指挥收复关中的军事行动[77]。首先组织一支先遣部队，由警一旅三团第一、三两个营共600余人组成（二营在宜君县焦家坪未归建），任命刘懋功为指挥，关中地委副书记杨伯伦为政委[78]先行南下，了解敌情，扫荡小据点，突击敌清剿部队。

先遣队于3月16日南下，绕过山河镇从三嘉塬进入旬邑县境。经过侦察得知该地碉堡、据点众多，且敌人主要是胡宗南的中央军或陕西的保安部队，均不好打，故此继续南下，进入耀县，得知柳林和庙湾由还乡团和保安队驻守，兵力不强，遂于20日晚先夺占了庙湾，次日晚再下柳林，获得了首战的胜利。

随即先遣支队在敌八十三旅追击下向西南方向撤出，3月22日在高尔原碰上陕西保安第四团300余人，先遣支队以三营九连阻击追兵，主力猛扑陕保四团，将其打垮，歼敌200余人。

此后先遣支队进入淳化县境，又奔袭打下了赤水县境内的铁王镇。战前内部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警三团团长葛海洲主张抓住战机打一下，而支队内关中分区南线指挥部某负责人则坚决不同意打，最后刘懋功不得不撤了他的职。战斗打响后得知敌人是陕西保安第七团第一营及淳化县两个保安队共600余人，经激战被全歼（毙伤80余人，俘虏500余人，我军伤亡仅20人）。这是出击南线的第一个大胜利，赤水县境内敌人纷纷撤出据点，全县被收复。战后联防军司令部通报嘉奖了刘懋功和葛海洲[79]。

王世泰、高锦纯等率警一旅旅部、警一旅三团二营、警三旅五团于17日进至宁县的金村庙塬，18日继续向武汗镇前进，19日3时获知胡军新一旅一团之1个营（4个轻装连）约400人在副团长带领下在午亭子地区。22日6时，警三旅五团抵近午亭子前山和敌接触，五团以二营正面进攻，三营从左侧后断敌退路，一营除留1个排向午亭子警戒外，主力隐蔽越沟由右翼插入敌侧后，迅速将敌包围。当一营与敌接触时，敌尚误以为是其第四连，一营遂乘机稳住敌人，待各营进入指定位置后，发起了攻击。战斗至当日15时结束，共歼敌230人（毙伤100余人，俘敌少校副营长以下130余人），取得了又一次胜利[80]。

4月2日，王世泰带领的主力部队和刘懋功的先遣支队在阳坡头会师了。见面王世泰先是很严厉地批评刘懋功在几天前在细嘴子战斗中违反俘虏政策（打的是还乡团，敌人很顽固，我军最后设伏将其歼灭，将全部96人打死87人，只抓了9个俘虏），刘懋功解释说是战场上打死的，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也帮着刘说话，最后王世泰也就算了[81]。

警一旅三团随即奉命去史家道配合南线指挥部寻机歼敌，3日下午由后掌出发于黄昏进至桥儿沟宿营时，得知石门关被整十师八十三旅二四八团占领，史家道情况不确。但此时又接到上级命令，要其连夜返回原地，准备明日配合五团歼灭由职田镇出犯之地。刘懋功、左爱（警一旅政治部主任）和葛海洲商量后认为部队立即行动太疲劳，请上级指定进入战斗的时间和地点，以便依情况按时参加战斗。这个建议获得了同意，随后又接电说职田镇方向之敌不出来了。

4月4日上午，侦察员报告石门关之敌约500余向悟空洞方向而来。刘懋功急令南线指挥部部队赶来参战，并令二、三营及迫击炮连向连家河北侧山梁及帝家河滩前进，并派人联络一营（该营自后掌出发后接旅命令返回配合五团作战，故停止原地未动）迅速赶来参战。

敌军是八十三师二四八团之第三营，共600余人，美式装备，配有卡宾枪、冲锋枪，还有六零炮、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报话机、战防枪等，对一个营来说，那是当时不多见的一流装备了。但疏于戒备，大摇大摆地前进。

警三团二营正跑步通过小塬子时，发觉敌尖兵已经到达小塬子村边了，该营在营长郭振海、教导员秦茂芳率领下，果断地先敌占领了小塬子南塬高地（因小塬子是一高台地，敌经戴家山通过此地区时，必须先下到河滩，然后才能上到塬上），把敌人压迫于塬上斜坡和河滩之不利地形上。

战斗持续约1小时，敌未能接近小塬子村，随即以1个连兵力向二营左翼迂回，并占领了二营左翼的腰岘。正在此时，一营在警三团副团长李荣芝带领下赶到，将敌堵住。此时，三营也进至帝家河滩，从敌人背后发起了攻击。在警三团三面夹击之下，敌迅速溃乱，终被全歼。

战斗中，敌另一个营进至中指梁地区，恰好南线指挥部部队赶到，将其阻住。

此战共计歼敌610人，其中生俘500余人，我军伤亡三十四人[82][83][84]。战后，关中分区各据点之敌纷纷撤逃，连驻守关中政治军事中心马栏镇的陕保六团也弃阵而去，至此，关中分区全部收复[85]。

在延安的西北方向，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和伊西的地方部队，却遭遇了惨痛的损失。

战争爆发时，三边和伊西地区我军地方部队的仅有约四千人，包括警备三旅第八团、新十一旅的两个团（一团、二团）、三边分区骑兵团、西乌审蒙古部队、鄂托克蒙古部队、成川保四营蒙古部队以及一些保安队，其中半数为起义部队。他们所面对的除了伊克昭盟各旗的保安部队（一般是分散守备的）外，主要是陕西和伊盟交界处各种保安团、还乡团、自卫团，以及为配合胡宗南部进攻陕北而进犯的宁夏马鸿逵部[86]。

三边主力警三旅八团是42年12月成立的，由原警备第五团和边保富甘独立营合编而成，当时只有4个连。1946年4月，八团和警备三旅第九团、三边保安团各一部合编，番号仍为八团，团长郭宝珊、政委惠世恭。该团辖3个营和1个炮兵连，每营辖3个连、1个机枪排。部队成分纯洁、质量好、士气高，是三边地区的主要依靠力量[87]。

新十一旅原是被西北军孙蔚如部收编的甘肃保安总司令雷中田所部第八师第三旅所改编的部队，后归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指挥，1934年春，邓宝珊出任国民党新编陆军第一军军长，所辖的两个旅之一就是新十一旅（旅长石英秀，另一个旅是李贵清的新十旅）。抗战爆发后，邓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陕北重镇榆林，新十一旅也随赴榆林。1940年春，新十一旅移驻安边[88]。

该旅长期受中共政治影响，1945年10月25日，在警备三旅的配合下，以旅长曹又参为首的新十一旅一团和旅部直属部队2000余人发动起义，被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十一旅番号。曹又参为旅长，郭炳坤任政委，下辖两个团：一团（团长赵级三）、二团（团长李树林）。同时，中共还抽调了大批政工干部到新十一旅各级任职，军事干部则一般由起义的地下党员和军官担任[89]。46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特地配发了“贺新十一旅起义周年”的短评，此前也有一系列纪念该旅起义周年的文章，均称进步很大，面目一新[90]，但此后的事实证明改造起义部队并非轻而易举，只采用“掺沙子”的做法无法真正掌握部队。

西乌审蒙古部队则是以1942年奇金山、王悦丰领导的“三二六事变”中的部分起义部队为基础的三边军分区保安第四团扩编而成，共有两个大队五个连，花名册上是五百人，实际在编人数三百余人，司令员王悦丰，参谋长奇福录（巴彦布格）[91]。

当胡宗南部进攻陕北的战争刚开始，三边地区的伊盟地方部队首当其冲。国民党伊盟第三警备区司令奇玉山和宗文耀的自卫团约600余人突袭了西公商，由于事先已经勾结了西乌部队一大队长特木尔，所以一下子就把一大队搞垮了。而西乌部队二大队长宝音依布格（奇凤山）也已经和奇玉山暗通款曲，准备将二大队也拉走叛变[92]。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王建国（乌审旗委保安队长）等人以开会名义逮捕了宝音依布格，拉出了二大队，并和接应的曹动之（三边分区东线总指挥）、高增培（盟工委书记）所率三边军分区骑兵团、盟工委保安队会合在一起。3月24日，在曹动之指挥下，这支联合部队向进攻小石砭的奇玉山部发起反击。但反击战刚开始，曹动之本人就亲自到前沿去了（可能是骑兵团攻击不利），使得西乌部队和骑兵团失去了统一指挥，变成各打各的，最后联合反击失败，只好撤出伊盟草原，把部队带到陕北，一直越过芦河，到达瓦房、王家湾一带，才彻底摆脱追敌[93]。三边、伊西地区的骑兵部队本来就不到一千人，经此挫折，只剩下约六百人[94]。

损失更大的是三边主力部队警八团和新十一旅，他们所遇到的是老对手马鸿逵。

1946年底，马鸿逵以骑兵十九团、步兵一零三、一零四团乘警八团出击陇东之机，占据了盐池以西的兴武营、大圪塔、余庄子等地。警八团返抵三边后，立即与联防军骑兵营、三边骑兵中队、警三旅骑兵连等组成机动兵团，于12月3日夜，利用夜暗长途奔袭兴武营。至4日凌晨，将马鸿逵骑兵十九团团部及其直属队全歼（计歼敌374人，其中毙敌200人，俘敌174人）[95]，该团团长马得英赤足翻墙而出，仅以身免[96]。经此一战，迫使马鸿逵仍退回宁夏原防地。

这一次马鸿逵卷土重来，集中其一六八师、暂九旅、骑十旅、八十一师共两万余众，分三路向三边分区发起进攻[97]。马鸿逵令驻防灵武的暂九旅卢忠良部为主力进击盐池、定边。卢忠良接到命令后，兵分两翼：右翼以该旅二团配属1个骑兵连，经沙葱沟、顾家圈、石坑子到王乐井；左翼以旅指挥部率一、三团配属3个炮兵连，经磁窑堡、蔡家梁（注：是否史家梁之误，待查）、天池到牛毛井。于3月23日夜向盐池发起了进攻[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