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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君入瓮

“请君入瓮”的关键之一是诱敌，即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向安塞方向而去。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一纵独一旅二团二营。由于关系重大，西野司令部和一纵对该营实施越级指挥，由野司掌握的三个电台中的一部（第二台）和一纵的机动电台直接加入下级无线电网实施[59]。

该营自24日起，伪装成西野主力沿安塞公路北撤，沿途不断丢弃鞋袜和臂章符号等，以造成对方的错觉。独一旅此前还沿该道路挖了不少野炊灶坑，使之更像是大部队经过的样子[60]。

如前所述，胡宗南的大军进入延安空城之后，失去了进取的方向，而后勤供应只能仰赖后方，亦不能不暂时停止脚步。直至24日，胡宗南才下令，整一军主力于24日晨向安塞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61]。由此亦可见，胡宗南的企图并非如西野所估计的寻求决战，而主要是威力搜索。

3月24日拂晓，国民党军第一军向安塞方向出动了。该军以第九十师沿延安、安塞公路右侧地区，第一师沿公路及其左侧地区向安塞攻击前进[62]。由于道路狭窄，军队骡马过多，运动较为缓慢。尤其是九十师须沿路侧山梁行动，爬上爬下，尤其吃力[63]。这使得负责诱敌行动的西野独一旅二团二营非常着急，他们不时用冷枪袭击敌军，以“枪打慢牛”的方式，迫使对方加快一点脚步[64]。

延安至安塞约40多公里，国民党军花了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于当晚17时进入安塞，“残匪闻风先遁，未遇抵抗”[65]。在并未遭遇对方坚强抵抗的情况下，整一军的进展速度[66]显示出其缺乏决战之企图，以及臃肿、不适应山地战的特点。

3月25日，整一军留置整三十一旅九十一团防守安塞，主力则仍返回延安集结[67]。

至24日，一切似乎均如彭德怀所料在进行之中。拂晓，各部队均已进入阵地部署完毕，并构筑了简单工事和防空掩体，以保证对空对地之良好隐蔽[68]。各纵队、旅的高级干部也都亲自出马，如二纵司令员王震就分别到三五九旅和独四旅检查了战斗准备情况[69]。个别部队，如新四旅十六团三营，因营长夏益善睡过了头，天快亮才将部队带至前沿，被早已卧伏在那里的旅长张贤约逮个正着，结果在战后的总结会上，被张贤约叫起来狠批了一通[70]。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部队从早上等到下午，三十一旅居然并未出现！

是不是消息走漏，被敌人发觉了大部队的埋伏？究竟三十一旅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这是考验战役指挥员判断力的时刻。一般情况下，截获的情报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但任何情报都有其时效性。假设在被截获的情报之后对方又有新的命令下达，而未被截获，那么之前被截获的情报实际上是过时的信息。因此，除非能够完整准确地截获对方所有的信息（这在战争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就需要利用新的信息或判断力来填补这之间的空白。

经过分析，基本排除了消息走漏或大部队行动暴露的可能。如果是暴露形迹的话，24日敌军必定要派飞机来此处侦察，但终日敌机未来[71]。派出的侦察员当晚报告说，敌人在拐峁补给粮食[72]，当晚进至苏家河宿营[73]。

彭德怀认为群众是可靠的，情报也没错，胡宗南从基本军事常识出发，派三十一旅保障侧翼也是合理的[74]，因此于24日晚致电毛泽东及军委报告：敌三十一旅九十二团24日午前到达拐峁，停止未进，可能待补粮食，我们明（25）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当晚8时，彭德怀还致电各纵队、旅，要求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75]。

从以上布置一方面可以看出彭德怀等对于三十一旅行动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西野并不了解胡宗南部主力的真正意图。事实上，第二天（即25日）整一军就南返延安了，如果25日伏击不成的话，这个战机将有可能失去。

25日凌晨，西野各部仍按照原计划进入阵地[76]。当日早8时，整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自拐峁附近出发了[77]，其先头派出便衣侦察20余人，沿公路西侧登林坪西山梁搜索前进；另外派出1个连沿公路东侧山地搜索前进，主力则沿公路北进[78]。

三十一旅搜索队前进到一纵七一六团林坪阵地前，出现了一个意外。因七一六团干部侦察地形和部队运动时留下的足迹杂乱，被敌搜索队发现，敌搜索人员在该处停留判断了很长时间。幸亏并未发现其他痕迹，故此最终敌人还是继续前进了。不过，此后敌搜索队十分小心，不断向附近打枪，进行火力侦察。但西野埋伏部队均十分沉着，未被敌侦察火力所迷惑[79]。

上午十时[80]，三十一旅先头部队到达青化砭，后尾也已离开房家桥，西野伏击部队突然发起了进攻。

五、速决战

西侧一纵伏击阵地上，第八团首先打响，按原计划向敌后卫部队发起进攻。几乎同时，七一五团也已打响，阻止了敌军的去路。由于被敌搜索队几乎发现，七一六团干部决心犹豫，未按照原计划向前运动部队，等敌后卫已过林坪、七一五团打响以后，才令部队运动。此时，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一部分已开始向南溃退。七一六团一方面以机枪猛烈射击，打乱敌之队形，另一方面以第三营、第一营分头向林坪、帐子沟出击[81]。

东侧新四旅和教导旅首先发起攻击，由新四旅阻止敌先头部队，教导旅则和敌右翼警戒部队短兵相接，争夺石绵羊沟东侧的高地[82]。敌先头部队两个连占据青化砭东南土寨子企图顽抗，但这一着早已在料中，寨子北墙被拆，无从隐蔽，仅十分钟即被新四旅所解决[83]。

二纵以独四旅一部（十四团一部）占领惠家砭及其南沟东西一线山梁，截断了敌三十一旅之退路；三五九旅和独四旅主力则沿石绵羊沟和石家圪塔一线山梁向敌猛烈攻击[84]。

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原来在半嫡系的十五军六十五师任职，1946年调任整编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毕竟多年戎马，作战经验也还有一些。仓促之间，李纪云决心以尖兵连抢占寺沟西北高地构筑工事，并以一部继续向七一五团前沿阵地攻击前进；后续部队则力图抢占石绵羊沟两侧山梁，以稳定局势[85]。

但西野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下来，不容其喘息。教导旅协同新四旅沿石绵羊沟进击，遭到西山敌火力猛烈射击，但敌军随即被二纵主力赶了下去，全部压到了沟内[86]。西野的猛烈突击使得敌丧失了斗志，迅速崩溃。第八团由寺沟出击的部队（四连）正遇上三十一旅指挥所。见有敌高级军官，该连长过于谨慎，令部队停止前进。幸好排长尹玉芬（该团特等战斗英雄）较灵活，带着一个班冲杀过去，当即将李纪云等40余人俘获[87]。

战斗仅持续了1小时又47分即全部结束[88]。有的负责断敌退路的部队（如独四旅十三团）甚至都来不及赶上参加战斗[89]。

战后的统计：一纵毙伤敌250人，俘虏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以下612人，合计862人（不含独一旅诱敌行动毙伤的50人）[90]。二纵俘敌九十二团团长谢养民以下共1397人[91]，其中三五九旅就俘虏了1146名[92]。新四旅毙俘敌三十一旅副旅长周贵昌以下423人[93]。教导旅战果不详。合计此役毙伤俘敌2993人（其中毙伤400名，俘虏2593名），西野伤亡共计265人。双方损失比约为十一比一[94]。

当天，彭德怀、习仲勋向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今日歼灭之敌为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95]。

青化砭战斗发生时，胡宗南部整编一三五旅旅部及第四零五团驻在姚店子，第四零四团（团长陈简）驻在拐峁西北的火柴厂附近。这是距整编三十一旅最近的援兵。上午10点青化砭方向枪声大作，绥署西安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电令一三五旅派第四零四团增援，但一三五旅并不积极。第四零四团称因为补给问题，从各连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延安附近搬运军粮了。剩下的兵力也没有全力赴援，陈简只是令团附杨冰带团直及一、二营部分兵力向青化砭方向增援。增援部队到达青化砭南沟口，即不敢继续前进了，占领了沟口两侧的山头就停住了。等到枪声渐息，杨冰才率一营部分兵力进入川道中探查，这时除了人马的尸体、重伤的三十一旅士兵以及残破的装备之外，什么也没有了[96]。

下午十四时半，彭德怀给所属各部发去电报：

“

（一） 三十一旅主力或全部被我歼灭后，第一师、九十师、三十六师配以飞机可能于明二十六日向青化砭进攻，寻我主力决战。

（二） 我为了今后便于机动各个歼敌争取必要休整时间，部署如下：

1、 王震指挥之左兵团，教导旅位于蟠龙附近，二纵队位于青化砭至蟠龙大道及其两侧之线（蟠龙、青化砭均不含），切实向青化砭封锁消息。

2、 新四旅主力位置于青化砭（不含）和贺家渠之线，以一个营位置于青化砭及其以东，待胡军主力进攻时节节向东抗击，吸引敌主力向延川方面最为有利。

（三） 一纵队主力应位置于许家沟、曼家坪、梁村、马衣河、瓦窑头、米家街地区，向安塞、延安切实封锁消息。

（四） 各兵团务于明二十六日六时前移至指定位置，不得延误。俘虏兵严加管理争取补充，俘虏官送永坪交延属专员李景林接收。

”[97]

由这份电报分析，彭德怀当时尚未得知整一军已经于当天中午返回到延安了[98]，因此，彭德怀按照胡军急于寻找西野主力决战的基本判断出发，打算以重叠设伏的方式再次给蒋军一个打击。从25日14时的这份电报的部署中，我们可以推测，彭德怀认为胡军将直接由安塞向东旋回[99]，因此大致准备以新四旅一部将胡军主力向东引向延川方向，而将西野主力（一纵、二纵、教导旅）集中在青化砭至蟠龙的大道两侧，歼击其保障翼侧的部队。这个打法几乎就是青化砭战斗的翻版，只不过将伏击地点稍向北移，安排在青化砭至蟠龙之间[100]。

对西野来说，这个方案是最理想的，部队可就近转用，不必做远距离运动。但由于对胡宗南部战略企图的判断当时并未完全料准，且蒋军战术上很快发生了变化，因此设想中的歼灭战几乎等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打成。

六、青化砭战斗的影响及意义

青化砭战斗规模不大，歼敌2900余人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也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此战除补充了西野部队（主要是教导旅）延安保卫战的消耗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交战双方心理上的影响。

胡宗南历年“剿共”和防共，是国民党军中对中共作战富有经验的高级将领。1936年冬山城堡之役，胡宗南部轻躁急进曾为红军所挫，此次青化砭战斗覆辙重蹈，痛定思痛，狂妄之心遽收，畏惧之念渐起。当然，胡宗南不肯也不敢从战略或战役指挥失误的角度去总结，而是将三十一旅失利的原因归之于：“一因兵力之单薄，再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未]（注：未疑为衍字）用川道，致遭匪伏击不能应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101]。胡宗南手下原一师的“老人”则就势将只有黄马褂（黄埔军校毕业）而非一师出身的李纪云踩上一脚，说是“李纪云没有作战经验，凭牌子当官，现在牌子吃不开了”[102]。

鉴于上述“经验”，胡宗南采用了所谓“方形战术”，将主力集中在一起，以免分散被歼，遂开“武装大游行”之滥觞。

对于中共而言，此前虽然已经决定西野主力就地和胡宗南部周旋，钳制胡军不使东调，但从双方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出发，对陕北局势的设想是“主要靠陈谢从外线解围”[103]。但此战之后，信心大增，彭德怀等甚至乐观地提出“力争停止敌人于蟠龙、永坪、延川线以南”，并要求“陈谢纵队应开始向同蒲路南段进攻”，以为战略上的配合[104]。毛泽东一方面对与胡宗南部作战亦表示很有信心，但否决了彭德怀等过于乐观的建议，认为“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105]。虽单靠西野独力支撑陕北战局的决心尚未真正形成，但较半个月之前的看法已经有了转变。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青化砭之战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等定下决心：中央留在陕北。

此前，中共中央并未决心留在陕北。任弼时在25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问题的指示中，称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均移至晋西北[106]。当日晚，由任弼时起草，刘、朱、周、任联名致电在任家山的毛泽东[107]，判断：敌似决心继续“扫荡”陕甘宁及晋西北，南面敌大部集中，以延安为枢纽，向东向北行动时正面恐难找到歼灭的机会，因而“要准备敌人进到永坪、延川甚至瓦窑堡、绥德”，“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即须东进”[108]。可见书记处多数成员是主张过黄河，将中央迁至晋西北的。

接任弼时电报后，毛泽东当夜由任家山再赶到王家坪[109]，力排众议，提出：“我不能走，中央最好也不走”[110]。经过26日一天的商议，终于定下了决心。3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其“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111]。同日，毛泽东亦致电贺龙、李井泉，对任弼时25日电的观点作了修正，认为“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用以支持其观点的即是青化砭之战的完胜。同时，亦告知贺、李：“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112]。

当时其他书记处成员恐怕未必都有毛泽东那样的自信。任弼时26日电令王震，秘密从延水关挑选一只较大较好的船，拽到辛关渡，交赵立仁支配[113]。这大概是备不时之需的。

28日夜，毛、刘、朱、任等率中央机关转移至绥德以南石嘴驿附近的枣林沟，周恩来则赴晋西北负责布置中央直属人员转移的具体事务[114]。

3月29日至30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以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亦称中央前敌委员会）。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115]。

留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了中央支队（代号“三支队”，后改为“九支队”和“亚洲部”等），由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为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下属四个大队：一大队为直属队，军委一局由童陆生（后张明、张清化）负责的作战组编入一大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作战指挥业务工作；二大队由军委二局派出的人员组成（戴镜元负责，后胡备文），担负技术侦察工作；三大队由军委三局的人员组成（黎东汉负责，后崔伦），担负通信联络保障任务；四大队为新华社[116]。

由此，进入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配图：陕北三战三捷战役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