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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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四) -- 区块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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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四)

1924年,国民党的一大闭幕后,毛主席到国民党的上海执行部工作。到了这年的8月,上海执行部就停摆了,原因很简单,国民党的财政又紧张了。由于身体状况也不佳,年底请假,主席回湖南休养了。

健康状况稍有好转,主席就开始在韶山组织秘密农协,并把农协的积极分子发展成党员,成立基层的党组织。

1925年8月,韶山地区出现大旱,地主们开始囤积居奇,高抬谷价,主席利用党支部和农协,发动农民,取得了“平粜阻禁”斗争的胜利,这是主席第一次直接领导湖南的农民运动。

农民竟敢起来斗地主的消息传到了湖南省长赵恒惕的耳朵里,这还了得!他要抓捕主席,主席随后就由长沙转道去了广州。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年年底,主席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才是中国革命第一份有实用价值的纲领性文件。文章对彼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凭借这份大纲,大家很容易就能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由于国民党右派的猖狂活动,主席意识到,国共合作未必能持久,当年年底,中共韶山支部按照他的要求,在原有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农民协会进一步壮大。做两手的准备,是主席的习惯,这也是他领导中国革命必然成功的原因之一。

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接踵而至,年底,蒋介石从主张迁都武汉到反对,企图在列强和买办的支持下,在南昌另立政府,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毛主席特意回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随后,他下基层,他要掌握湖南农民运动的最新情况。

1927年春,毛主席回到武昌,迅速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5年和26年,在专职于国共合作和党内工作的前提下,主席居然把湖南农民运动搞起来,就能让以千万计的湖南农民,按照他的指挥统一行动,这是什么样的功力?!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澎湃,他是中国革命中的农民运动大王,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并在广东的海陆丰一带,展开了广泛的农民运动。

不过,澎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毛主席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广东和湖南两省农民运动的区别,我先把澎湃在1923年搞的《广东农会章程》的会务部分转帖过来:

第七章 会务

第二十七条:本会应行会务分左列各项。

一,防止田主升吊,以免农民生活不安及对于耕地不加工作、肥料,致生产日下。

二,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清醒,向田主请减租额。

三,会员如有发生争执事件,得由本会极力和解以息讼累。

四,禁止会员吸食鸦片、赌博等事。

五,办理各乡农民学校、半夜学校、阅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关于教育等事。

六,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他关于农业事项。

七,办理疏浚河流、湖塘,修筑坡圳及其他关于水利事项。

八,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

九,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

十,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

十一,饲养耕牛以供会员无力养牛耕作者之借用。

十二,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

我们再看看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总结:

十四件大事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第九件 农民诸禁;

第十件 清  匪;

第十一件 废苛捐;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通过对比,我们就知道,澎湃搞的农民运动,没有在根本上触及广东农村旧的封建秩序。他组织的农民协会,人畜无害,更像是帮助无产的农民进行自我改良工具,让这些农民变得更加规矩,同时要求地主阶级做出一些伪善的让步,如此,广东的农民更有利于地主老爷的统治了。

而毛主席在湖南搞的农民运动,直接就把农民上升到主导地位,成了社会的主人。他认为,县一级的政权,就应该由农民来主导。对于两年多年来的皇权无法下县的问题,毛主席给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澎湃在广东搞的农民运动,在国民党方面,没有多少人反对。而毛主席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极度不安和极大的不满,“糟的很”和“痞子运动”就是他们的评价。我们党内,包括从苏联来的全权代表,也跟着附和,毛主席不得不进行有力的回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由此看来,毛主席在晚年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非常好理解了,他一定要为人民搏一个公平。

特意阐明湖南和广东农民运动的本质区别,我是有目的的,南昌起义之后,起义军要去广东,就是认为那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可是,澎湃所打下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他的做法,并不能使广大的广东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血肉和鱼水的关系,这致命的一点,导致了南昌起义的部队,最终无法在广东立足,而彻底折戟沉沙。

湖南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让合作的国共三方都焦灼起来。怎么变成了三方?就是三方的,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为了挽救国共合作,为了挽留国民党左派,为了不把斯大林的意图搞砸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和谭平山等,组成了专案组,要专门去湖南抑制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好让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们消消气。

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到岳州的时候,听说许克祥下令:一旦他们入境湖南,就立即予以逮捕,而且,就地枪决。这几个人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被吓的逃回了武汉。

搞的大家如此灰溜溜的,试想一下,彼时中共的高层,对那个在湖南制造了一大堆“麻烦”的毛泽东,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和评价。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中共,谁也没有敏锐地意识到,彼时湖南的农民运动的价值。

试想,在叶挺率部击败夏斗寅的叛乱的时候,如果能同时巩固湖南农民运动的成果,以此为基础,就能和随后一系列的暴动遥相呼应,由于蒋介石的叛变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可能会被彻底扭转的。不但国民党左派可以稳住,中共一下子坐实了强大的民众基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基本就能平起平坐了。甚至说,国民党左派得反过来和中共套近乎了。

非常可惜的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被彼时的决策层的优柔寡断葬送了,主席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了一旦。

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主席在湖南所指导的农民运动,是不是跟当时中央的农民运动宗旨不符?

1926年的12月20日,毛主席出席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在会议上,他做了《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演说,指出:

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那么,湖南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激进现象,就是农民运动发展过程必然出现的诉求,这是由农民运动的客观规律造成的,不以旁观者的意愿为转移的。

相信不少年轻朋友,没有听说过罗易这个名字,这是个印度人,早年,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国共合作期间,谭平山把他邀请到中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合作,也是开始貌合神离了。莫斯科为此也做好了国共合作破裂的准备,给中共来了一个《五月紧急指示》,也就是要求中共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而罗易呢,为了争取汪精卫,竟然傻乎乎地给了汪精卫这份本不该让他看到的电报的副本。结果呢,汪精卫拿着这份证据,开始了七一五清党行动,国共合作在事实上,已经彻底失败了。

我之前,蹭过河友@忘情的帖子,后来有一个回帖,由于点数不够显示不了发帖人,应该是他回复的。回帖里说了总理在前敌委员会的会议上,强调自己是受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委托,来领导南昌起义的。这个说法,有相当的普遍性。

但是,总理的这个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了《五月紧急指示》,作为中共随后的行动指南。其主要内容是: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4)动员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

中共在6月1号收到了五月指示,在6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既然赞同,就应该彻底贯彻。如果不能彻底执行,就应该首先统一思想,扫除一切影响贯彻的障碍,由此看来,陈独秀当时已经无法行驶他的领导职权了,以总理为首的少壮派们,已经彻底上位了,当初在法国发展旅欧支部,本就是为了取代陈独秀的这一天。

内外受制于人的陈独秀,终于无法忍受了,他在7月12日提出辞职了,在共产国际的主持下,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成员是: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这个班子的五个成员,三个有旅法经历,我们就能知道,彼时的中共,已经后浪推前浪了。

这套临时班子的负责人,是张国焘。也就是说,出现在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张国焘,他就是中共当时的负责人。那么,张国焘是否指示过总理去领导南昌起义?压根就没有。

那么,共产国际是否委托过总理来领导南昌起义?更是没有的事。共产国际给中国的五月指示,根本没有要求立即发起暴动的内容。而张国焘正是奉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的委托,才来到前敌委员会,要求大家慎重行事。

那么,总理为什么会说,他是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委托来领导南昌起义呢?

1924年的7月12日,陈独秀提出辞职,共产国际指导成立了以张国焘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事实上,彼时,还存在另外一个党的领导人,这个人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在1927年5月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他并非是7月12日所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原始成员。但是瞿秋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鲍罗廷的翻译。而彼时的鲍罗廷,已经被莫斯科解除了职务,他的继任者,罗明纳兹在6月23号,才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的。

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包办一切重大的决定,作为翻译的瞿秋白就有了特殊的地位。没有人去关注张国焘,大家有了问题,反倒会先去找瞿秋白这个翻译商议的。如此一来二去,瞿秋白就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一个不是党的总负责人的总负责人。应该说,瞿秋白这样做,是违背组织原则的。

直到1927年的8月7日,瞿秋白才成为中共中央的临时领导人,那是因为,临时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了。在1928年的六大上,瞿秋白就被向忠发取代了。也就是说,在1927年的8月7日之前,瞿秋白不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

七一五政变之后,想要发动南昌起义的少壮派们,派了代表,上了庐山,和瞿秋白说了发动起义的必要性。瞿秋白和将要离职的鲍罗廷沟通了一下,认为事情紧急,在等候共产国际的意见到来之前,可以做一些发动起义所需的准备工作。

总理所谓的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委托来组织南昌起义,就是指瞿秋白在庐山上的这个表态。但是,当时瞿秋白的身份是不能代表中共中央的;同时这里面还有个总前提,那就是共产国际是否赞同在南昌发动起义。罗明纳兹23号才抵达武汉,而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电报,26号才收到。

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如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暴动。罗明纳兹当场解释了这封电报,那就是共产国际反对发动南昌起义。为了进一步打消冒险者们的念头,共产国际要求苏联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南昌起义,同时告知,对于南昌起义,无法提供资金以及弹药的支持。

而瞿秋白等人,把共产国际的电报,解读出新意: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

罗明纳兹要张国焘亲赴前敌委员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因为他是党的负责人,只有他才有可能制止起义。

共产国际不同意发动起义,而临时中央又把球踢给了前敌委员会:如果你们有一丝的把握,那就自己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吧。

而张国焘在前敌会议上,既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又解释了中央的决定,他所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南昌起义如何才能算是成功的呢?

是不是在南昌城里的军事行动胜利了,就代表南昌起义成功了?南昌城里本来就没有多少敌人,不成功才是怪事。南昌起义是否成功,要看南昌起义的完整过程是成功了还是失败的。类比的秋收起义,起步就遭遇挫折,最终在井冈山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秋收起义是成功的,而南昌起义是失败的。

综上所述,总理所谓的,他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委托来领导南昌起义的说法,并不成立的,临时的中央,并没有给出准确的说法,而是把球踢给了总理。而张国焘作为当时党的总负责人,他在前敌委员会的态度,明显和共产国际是一致的。

更为神奇的一幕,出现在1927年的11月,彼时,南昌起义已经彻底失败了,大家陆续回到了上海。9号和10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南昌起义和其它暴动进行了总结,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对张国焘进行了特别的处罚,理由之一就是张国焘妨碍南昌起义,甚至是反对起义。

二、张国涛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涛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涛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同时参加过7月26日和11月9日及10日会议的,至少有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南昌起义已经失败了,在决定处罚张国焘的时候,居然开始颠倒黑白了。

张国焘在前敌委员会上,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到底有没有失实之处?

彼时,张国焘是代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到前敌委员会征询大家的意见:在缺乏资金和弹药的情况下,是否有把握成功地发动南昌起义?这一点也是张国焘在出发前,作为翻译的瞿秋白和罗明纳兹的一致观点。

而在11月9日及10日的会议上,7月26日的与会者,集体默契了。瞿秋白和张太雷的默契可以理解,因为两个人都是翻译出身,前者由后者介绍入党。而李维汉是一个最关键的目击者,他技术性地选择了沉默。

张国焘在24年被捕变节过,他后来又脱离了革命,这些不光彩的一面,并不代表他作过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没有资金来源,没有弹药的补充,苏联人又不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提醒大家应该慎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瞿秋白和罗明纳兹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变脸了,让张国焘一个人成为背锅侠。

张国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都被撤销了,受牵连的还有毛主席呢,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秋收起义并没有失败,南昌起义确实彻底地失败了,南昌起义的盲动者们,只是象征性的接受了一个集体处分,然后,他们重新成为中共中央的成员,而毛主席和张国焘却被开除出中共中央了,这真是超级滑稽。

这一切,都是瞿秋白导演的,显然,这也得到了其他与会者的默认。

7月12号,陈独秀提出辞职,当时的鲍罗廷已经被解除职务了,对他而言,回到苏联,肯定要受到问责的,他要为国共合作的破裂承担主要责任。作为翻译,瞿秋白想的很周到,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让他一个人成为国共合作失败的替罪羊。

为了掩盖他和鲍罗廷的串通一气,瞿秋白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革命的问题源于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不能有错,共产国际有错了,也不能承认,最好由中共来顶缸,而顶缸最好的人选,就是刚刚提出辞职的陈独秀。

瞿秋白,这个党内所谓的理论家,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到了11月9号,他又故伎重演,这一次,他要替罗明纳兹摆脱责任。毕竟,共产国际不希望举行南昌起义,而南昌起义又没有任何意外地失败了,罗明纳兹肯定要为此负主要责任的。这一次,瞿秋白选择了让张国焘来担当替罪羊。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有了问题,就找替罪羊!

应该说,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当时的领导人,一旦以党的名义,做出了这些决定,相关当事人就没有了辩驳的机会,更没有翻身的可能。

自认天地无缝的做法,往往会出现意外的。中国革命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共产国际也很纳闷。正好中共中央希望党的6大在苏联召开,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共的请求,让大家都到场,三堂会审,会诊一下中国革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共产国际希望陈独秀出席,他情绪化地拒绝了。共产国际居然特别邀请张国焘参加,张国焘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否则,他的政治生命就可能彻底终结了。

在六大的会场上,张国焘被标示为反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也给了他发言的机会。他做了长时发言,大闹会场,现场就问询共产国际,是否发过不赞同南昌起义的电报,罗明纳兹安排他去前敌委员会,是要求他去制止起义,还是去推动起义。

瞿秋白玩的把戏,被当场拆穿了,这样的人,还能继续担任党的领导人吗?瞿秋白从党 的总书记变成了普通的中央委员,而张国焘呢,则恢复了中央委员的身份。

两个人的一升一降,结果就不言自明了。而且,共产国际把他们两个安排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谁也不许回国。

瞿秋白的这些事,做的很不地道的,尤其针对陈独秀的那些栽赃。

瞿秋白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那就是以高尚的理由,来行下流卑鄙之勾当,以掩盖个人的错误和达到其它不光彩的目的。

红军要长征时,他被留下来了。

瞿秋白被捕后,又写了纯属多余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在1927年的奇怪表现,或许并不能用其人品低下来评价的,他的所作所为,也绝不能简单用“左倾”盲动主义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掩饰的。

瞿秋白在莫斯科只得到了一个象征性的惩罚,但历史是公正的,瞿秋白虽然没有被组织深究,但是他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审判。

就是因为六大的会诊地不彻底,让左倾机会主义者能继续危害中国革命。作为代表的李立三,最终没有一直幸运下去,他因为随后又狂热地推动立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莫斯科不得不怀疑他就是一个潜伏在我们党内的高级卧底,为此,李立三在苏联蹲了两年大狱。

我们上面澄清了关于南昌起义是否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许可,下面,我们接着说说,到底该不该发动南昌起义。

应该说,共产国际的建议并没有错,如果有把握,可以举行暴动。但是,共产国际拒绝提供援助,这就等于变相地告知,发动南昌起义是没有必要的。

毛主席是怎么看待南昌起义的?他的说法是: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如果南昌起义的领导集体,能给出恰当的政策来保证起义的成功,那么,就该发动南昌起义;否则,就不宜发动南昌起义。

不宜发动起义,毛主席和共产国际在这一点的观点是一样的。

共产国际在五月指示中,其实是给出了正确的策略的,毛主席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就是把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毛主席并非天生伟大,翻阅联共解密的文件,主席在1923年就如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还认为,苏联应该把武器装备运到黑龙江北部的中苏边境,来武装中共并开始革命,最终统一全中国。当然了,最终中国革命胜利的路线图确实如此,但是,那么1948年以后的事情了,在1923年,这样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我们以毛主席领导的抗战为例,来看看南昌起义如果也进行同样的操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毛主席的宗旨是,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以广泛的游击战争和侵略者进行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战之初,林帅领导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这个大捷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但是,伤亡比例也让毛主席非常心痛。怎么能用日本鬼子的一条命,来换我们经过万里长征并身经百战的八路军将士宝贵的生命吗?

把八路军的将士作为种子,撒到敌后,一个人就能发展起一个连队,甚至是带起一个团,这样的例子,可是不胜枚举的。也就是通过这样的积累,中共才有了和国民党争夺天下的实力。

而南昌起义,就好比后来的平型关大捷,确实鼓舞人心,但是战损比太高了,几万人枪,基本损失殆尽。

试想,如果当时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把我们的党员,从国民党的体系中撤下来,深入到当时的敌后,也就是到广大的农村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搞土地革命,结果会如何?

抗战时,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部,我们在敌后尚且能发展起来,国共合作破裂之时,由于国民党的实力局限于大城市,广大的农村,国民党并无暇顾及,如果当时把我们党的精华,作为种子撒向广阔的农村,那么,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一定可以形成。

毛主席领导的土地革命,以及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就是如此操作的吗?

由此看来,当初发动南昌起义,确实是一个下下策。

关于是否应该发动南昌起义,我们再换一个观察的角度:如果我们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会如何评价南昌起义。

1927年,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派要下重手,把当时弱小的中共,从中国的领土上彻底消灭干净。口号都残酷无比: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我们如果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如果我们接到了消灭中共的命令,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看到中共分散开来,潜入到中国广袤的农村中,和广大的农民形成革命的汪洋大海,还是希望中共把有限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和国民党进行硬碰硬的火拼呢?

毫无疑问,蒋介石和汪精卫更希望出现第二个局面,因为,他们在力量上是强大的,而且,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深入到中国的乡村,去清理能够和农民阶级进行完美结合的的共产党的。

所以,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多么高兴南昌起义的出现!请君入瓮都比不上这种自杀式的自投罗网的。

南昌起义毫无悬念地被剿灭了,为什么随后就要发动广州起义?也就是把我们在广东的革命力量,再一次集中起来,让国民党有机会集中解决?!

而且,没有去进攻长沙的毛主席,也就是没有用秋收起义的精华,去长沙接受杀戮,由于这个原因,他居然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并解除了候补委员的职务。随后,对于主席,还有更多离谱的神操作,我们将会在下一期里细说。

综上所述,南昌起义的发动是一个错误。

而瞿秋白,正是南昌和广州起义的倡导者,连同对毛主席的处理,这些决策,毫无疑问,起到了很好的资敌效果。

现在,关于南昌起义的论调是一边倒的,认为南昌起义是必须的,也是成功的,其实,从8月1日开始,到10月3日的完败,南昌起义唯一的亮点,就是开了个第一枪。而且,还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开的这一枪。

南昌起义之所以必须发动,其实是一项政治任务的。

由于字数限制,随后的部分,请大家跟踪《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五)

《“中国革命”群落开张了,感谢铁手,感谢热心的河友们》;、

《大同的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 》

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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