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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四) -- 区块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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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认为南昌起义不该搞而应该深入到农村去,完全是一种想当然

试想,如果当时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把我们的党员,从国民党的体系中撤下来,深入到当时的敌后,也就是到广大的农村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搞土地革命,结果会如何?

抗战时,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部,我们在敌后尚且能发展起来,国共合作破裂之时,由于国民党的实力局限于大城市,广大的农村,国民党并无暇顾及,如果当时把我们党的精华,作为种子撒向广阔的农村,那么,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一定可以形成。

毛主席领导的土地革命,以及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就是如此操作的吗?

由此看来,当初发动南昌起义,确实是一个下下策。

用抗日战争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做对比,完全无视了两者不同的历史背景跟条件,大革命时期中共根本没有自己的武装,把革命者全部深入到敌后、农村,属于各自为战,其后果只能是被各个击破,更实现不了中共自己掌握武装的目标。而抗日战争中能够在敌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有自己的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武装力量的依靠,无论是日伪、皇协还是国民党,均要顾虑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试看没有大部队存在的地区,哪来的敌后根据地的发展?

对此,教员其实也早有总结:

“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

而你对南昌起义不该举行的抨击,虽然是打着抬秋收起义的名义去踩,但其实你并未了解或者说选择性无视了教员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教员在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特意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要在英译本《毛泽东选集》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毫不让步,让人回复说,“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也不愿删改。为什么?因为“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也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些外国共产党因为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而丧失了革命前途,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解放。

在谈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时,教员也讲过:

“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一团取道文家市,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这是1965年5月,教员在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住处谈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的原话。

而在(四)中你说

把南昌起义定为建军节,恰恰是总理的军委系,在主席领导建立的中央苏区,在剥夺了主席的军事指挥权之后所做出的决定。

然后又对比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在打出的旗号等等的不同,最后借翔宇的口说出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的起点,属实有点发明历史了。没有从南昌起义的教训,哪来的秋收起义?就是教员自己也说不出这种话。

事实是1933年6月23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八一”作为红军成立纪念日第一次写入中央文件。6月3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为纪念南昌暴动和红军成立,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签发《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7月30日,工农剧社举行“八一”纪念晚会。教员出席晚会并向群众讲演了工农红军的历史。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调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主要经验时,把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一起称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而在总结秋收起义的教训时,除了上面说的那次,还对秋收起义时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甚至主张烧农民的房子,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行为做过反思。他自我批评道: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没有鼓掌赞成,反而低头散去。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三月湖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可以看到教员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湘南暴动的中坚力量,这样至少有占领5个县以上的把握。 他明确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很难想象对正规的军事力量如此看重的教员,会如你所说贬低南昌起义的作用,更不会如你想象的把革命者散布到农村去,而不是集中力量掌握军队。

南昌起义确实不能说是完全胜利的,但历史绝非你这样断章取义地去解读,毕竟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离不开朱老总从南昌带出来的正规军的加入,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也启发了后来者,对后来的武装起义也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打着抑周挺毛的幌子却颠覆性地把南昌起义说的一无是处,这已经不只是简单地博眼球了,其实已经是对人民军队的历史的颠覆,不要忘了人民解放军的军徽上八一还是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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