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理学和心学只是侧重不同，讨论的层面不同，并且很容易混淆到一起。理学看上去侧重于事实层面的「天理」，所谓的外在规范。但实际上是以根本价值为基础，由「心」所认识的。心学看上去侧重于价值层面的「本心」，所谓的内在本性。但实际上是以具体事实为目标，由「行」所确立的。两者都是事实与价值合一，都是知行并重（朱子「知行相须」阳明「知行合一」），不像现象学那样是纯粹事实层面……很容易带来问题。

如果明白了他们的方法，尤其是「事物」是什么，他们的那些批判就需要重新审视。尤其是陆的「作用是性」，朱的「知先行后」。前者针对是的意识之后，是我们充分发挥了事物本性之后所得到的认识。比如手发挥了手的作用。后者针对的是实践之前，是我们想要充分理解事情的实质所需要的准备。比如要知道什么是手，怎么观察和确证，如何行动，才会知道手的作用。这和反对者说陆学空谈心性、朱子空想不动是两回事。

那为什么还要批判呢？以朱子对陆学的批判为例，作用是性（手足能运动），很容易导向良知现成（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也就是本性固有（硬要将一物去治一物？），不需要发明本心。也即很容易把潜能和现成混淆到一起，忽略了中间的过程。这对心学强调发明本心（去除习心）、发展良能（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来说当然是不成立的。但是陆学的表述很容易误解，很容易推导出不用发展，以至于许多人就是以此理解，乃至以此为借口的。其结果就是空谈心性。再加上陆学乃至王学所强调的认识很可能是个人的、难以表述的体验，这个问题就愈发严重。所以他的说法是成立的。

　　　　注意是陆学不是王学，王学这方面很清晰。虽然阳明后学还是有那种粗暴的「良知现成」，甚至以此反对阳明「无善无恶」的。人家王阳明说的是事实层面无善恶，不是价值层面，和「良知现成」两回事。

批判朱子的知先行后同理。只不过是用开端的知、指导的知当作最后的知，强调表达很容易陷入语言或游戏，强调行动（朱子「知先行重」）很容易陷入无知盲动而已。所以反对空谈心性不少是从反对朱子开始的。就此来看，反对朱子的性命之理和反对阳明的心性之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简而言之，他们的批判只针对他们的定义（意之所在），是有针对性的，并不能视作对整个学说、学人乃至学派组织的反对。反之亦然。这点在阳明、颜元对朱子的反对中特别明显。定义就是批判对象本身（体用不分，由用显体），不能脱离这个定义去讨论所谓反对。就像我觉得你这个观点不好，并不是在说你这个人有问题。就算因为观点做了什么，那也是观点＋行动，而不是人。这不是简单的整体和部分之别，而是整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或者你无法“真正（完全）”认识。

以上同样适用于这个讨论。也就是你提出了一个可能，这没有问题，也没什么好反对的。但这种可能只是潜在的，你不去发展相应的材料和证据，那和不存在有什么区别？尤其是不同定义混作一谈，并未澄清问题的实质。这是只有知而没有行，这就是所谓的空谈心性。你现在就亲身实践间了什么叫一边说知行合一，一边空谈心性。和事功派、东林党并没有什么区别。

知行合一就是潜能与发展，认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猜想与确证。空谈心性就是脱离经验实证去发明什么事物的本质，认为不需要发展潜能就可以拥有或者认识，最终远离了现实行动。

　　　　或者价值与事实，良知与良能。超验与经验，理念与实在。他们的合一。分别对应道德实践（价值层面），科学认识（事实层面）。

最后，考虑到我只是回应你的提问，一开始就说了无法评论，不要觉得我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有相反的立场。恰恰相反，我完全没有立场，因为立场是要基于事实的，是什么都没确定，如何评价？也就是说，从始至终说的是「无法评论」。而这个主题的其他立场、宽泛的立场，比如批判耶稣会和东林党，我自始至终是完全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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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上贴的材料：

这意味着徐光启死（1633）后数年，礼仪方面依然“尊重”中国，没有太大问题。礼仪之争本来就是从国外教会开始的，比如指责利玛窦援引儒学、指责中国信徒烧钱祭祖……等等。其实我之前强调16世纪前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7世纪中（明亡）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是理学、心学和耶稣会的变化，还是东林党的出现和发展。尤其是明末党派何其多，不是理学心学就是佛教道教，没办法简单说谁代表什么学。毕竟，嘴上说着主义，心里都是生意。按照三教的标准，他们都不合格。

至于传教士的德性，我之前写过利玛窦的。比如科学革命才刚爆发，能带来什么东西。前面都是利玛窦的问题。指望这种人改变社会，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