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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把我的青春献给你(1-3)冯小刚著 -- 裙裾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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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把我的青春献给你(20-23)冯小刚著

二十]

  凯爷听我一句劝,象牙塔出不得,就得让他们想见见不着,不但不能收光圈,还得开光圈,越炫目越好。走出象牙塔,让他们看清楚了,神秘感没了不说,跟他们比生活自理能力您还真不见得是他们的个,您的本事不在这,就像总理大臣未必能管好一家饭馆一样。要我说,凯爷的这一出《和你在一起》,得不偿失,无论你拿多少奖,惟一的获益者就是张艺谋老师,有《和你在一起》在前开路,更衬托出了张老师的《英雄》气度不凡。

  我无意指点江山,自己也是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的糊涂蛋。说凯爷的意思是说葛爷,也是想自己。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光环。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就踏踏实实地在哪块林子里栖着,飞出去玩一圈,临了还得落回来。

  与凯葛二位爷共勉。

  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最后还是葡萄。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忽略了这些表面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保持在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登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服中药。我说,好啊,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杠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

[二十一]

  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对他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能在把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那是1991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的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了争执。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7遍。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李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李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要求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495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之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踩油门把车开到海里去。在岸边我刹住车以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去的感觉。终于有一次在长岛,喝了几杯酒,在停车场附近,试着以20公里的时速行进,不踩刹车撞向一个小土坡,其产生的冲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多公里的时速撞车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二十二]

  那一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艾未未是郑小龙请来为剧组帮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画会”的主要干将,于1978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同期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烦了,觉得没劲了,毅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呆了12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也有光头党和暴走卒,同时那一带也是纽约贩卖来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带的黑人兄弟亲如一家,彼此见面,不是FUCK这个,就是FUCK那个。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1992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刚坐下,就被艾未未从后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脑袋套上,一边拧紧塑料袋憋得韩国人满脸通红,一边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国式的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了艾未未。韩国贼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12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200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艾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10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那时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上盲目地东游西逛,他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对我说:这些都是垃圾,应该炸掉。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他也会一脸坏笑地补充说:可以给你留下一幢。那时他就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喜欢冷酷、喜欢简单,就是现在常说的“简约”。12年前,他曾对我说: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我给你设计一个房子,保证花钱不多。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的方案,他说:你买四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彼此衔接组成一个“口”字形的建筑,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甚至也找不到门,就像一个金属方块,所有房间的采光都是从里面的天井获得。我当时听了,热血沸腾,满处打听买一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回国后,离开了艾未未的影响和灌输,审美观再次堕落到了庸俗的轨道上来。12年后,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实践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湿了的棉袄,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脱下来冷,穿着更冷。

[二十三]

  说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这么大的一个岔儿,没办法,只要是提到纽约的事,就不能不说他。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回来,带子揣在兜里,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到奥伊斯特贝去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过了才回去。回到剧组后,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都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杠。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杠。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的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觉得他就不可能错。他太聪明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绽。每次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觉得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了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的时候,给我敲过一次警钟。这次写书,忍不住把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的话写进了书里。只当我还是个诚实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观摩了《鬼子来了》这部不准出生的电影之后见到我。我问他:喜欢姜老师的这部影片吗?作家说:非常好。姜老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看得出来姜老师的智慧过人,有想像力。我又问:不足呢?作家说:没有。非常好。我说:不可能吧?作家想了想说:当然,还可以更好。我追问:比如呢?作家说:村里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杀人。于是姜老师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刽子手,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杀人只要一刀,从未失过手,因此得名“一刀刘”。此人非常老道,隔着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戏剧性,令村民眼花缭乱,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编出来的情节,也确实给影片带来了趣味。但是非常遗憾,这个趣味横生的情节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远不如原著中,请来邻村杀猪的屠夫帮着杀人更有力量。这是聪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聪明的错误。后来我也学习了《鬼子来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对认识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价值的一部电影。但我也非常同意作家朋友的看法,“杀人”的戏变成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让我的心情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轻松,暂时离开了那个村庄。当然姜老师很快就把我们叫了回去,而且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离开过。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姜老师聪明过人。记得几年前,一位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据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做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了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了主动地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演的“富贵”断然也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的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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