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把我的青春献给你（1-3）冯小刚著 -- 裙裾飘飘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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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瞥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十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捡了个大便宜。

　　该剧之前本来已经开拍，导演是张元，但广电部突然要停拍这部戏。不是剧本的问题，因为那时张元是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迫不及待告诉王朔：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王朔陪我和刘震云、高山见了面，吃的是涮羊肉。我提出的条件是，以前拍了多少素材与我无关，我不看，也不会用。一切从零开始。他们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刘老师首先说：《一地鸡毛》写的不是凡人小事，写的是凡人大事。刘老师还说：每个人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上进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是“好梦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之后又相继拍摄了《永失我爱》《情殇》《我是你爸爸》《月亮背面》。出片量并不小，但都是别人投资，我们承制，只能在成本里紧紧巴巴地抠出一点钱来，除了还账，所剩寥寥。这期间，我们都在外面拍摄，办公室形同虚设。为了节省开支，待来年租约已满就退了新源西里的房子，把王朔接到剧组去住。公司成了真正的“皮包公司”。

　　有一阵子，彭总包里掖着公司的公章，四城八叉地满处找便宜能打折的宾馆。谈得有眉目了，就叫我和王朔出面和客房部经理献媚。谈好价格一拥而入。算是几个月的住处有了着落。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剧组已经结账，新的剧组还没有成立，为省钱，我们从北展宾馆搬出。两辆车拉着我们的全部家当找驻地，因为衔接上出了问题，从早上转到晚上也没有找着合适的落脚点，只能临时解散，回家待命。

　　王朔看出来了，这么胡混下去没多大发展，召集我们开会，勾出一幅宏伟蓝图。王总的设想是这样的：拿出几百万来，不干别的，只作剧本。首先与全国十几位一线作家签约，买断他们每年新出小说的影视改编首选权，只是首选权，每位每年几万元即可成交。这里面如果有适合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再正式买下改编权，没有钱就算白送您了。这就意味着从源头上掐住了其他影视公司剧本创作的脖子，因为有名能写的作家就这么十来位，而我们又签下了首选权，别的公司想拍，没问题，找我们来谈合作，由我们一批枪手负责改编成剧本，而且我们还不单着卖，想买就打捆买，好坏搭配。有黄金时间打炮的戏，也有上下午陪着家庭妇女解闷的片。如果想自己拍更好，找一家有实力的广告公司，比如说，“盛世长城”那一量级的广告公司，一年买下２００集的电视剧贴片广告，按每播出一集电视剧贴３条广告计，每条广告收费３０万，３条就是９０万，９０万乘两百集就是１亿８千万。在当时拍摄一集电视剧的平均成本是１５万左右，而每集我们可以拿到９０万的广告费，９０万减１５万，多算点减去２０万，利润就是７０万，一集７０万，１０集７百万，１００集就是７千万，２００集就是１亿４，我们上４千万的税还能落下一个亿的净利润。

[十七]

　　这还只是一年，第二年肯定还是这个数，只会多不会少。而我们最开始投入的却只有区区几百万。你们算算这个账吧。听完了王总的蓝图，我们问：那这几百万我们到哪找去？王总似仍沉浸在上亿利润的兴奋中，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１９９４年年底，正逢叶大鹰兴办“时事公司”，王朔把他的蓝图又给叶大鹰描了一遍，叶大鹰欣然接受，并投资两百多万开干，请王朔任总经理。

　　走马上任前，王总一方面嘱咐我们几个好自为之，一方面为安慰我们做出承诺：等我把剧本和投资都组织好了，你们拣喜欢拍的挑。王总离开了“好梦”去做另一个“好梦”。我们的一个制片，王小柱也一脸歉意地和我们告辞，追随王总而去。后来，王朔远赴美国休养，王小柱带着王朔组织的一捆剧本和一份“盛世长城”的广告协议投奔了郑小龙。小龙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常青藤剧场”。再后来王小柱又改换门庭投到赵宝刚导演旗下，成为多部浪漫言情剧的制片主任。圈里的人都认识他。

　　陈道明是演员里读书多的一位，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家里书架上摆了很多，也真看得进去。书法也每天都练，写得一手好字，其他技能也样样精通。再加上人长得眉清目秀（现在也是风韵犹存），从有明星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明星了，所以就有些清高，老端着，得理不饶人。曾有一位演员，当时已小有名气。一次，听说陈道明要赴外地演出，恳切要求能不能带上他也挣点外快。陈道明爽快，说：行。我替举办方做主了，给你５０００块钱。演员很高兴，说：谢谢哥。陈道明又说：给你找个什么事干呢？你就负责在后台催场吧。演员忙说：别催场啊，我能唱歌呀哥哥。陈道明说：你唱歌谁听呀？我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意思是，你别让人家下不来台。陈道明马上当着那位演员，问我：你踢我干吗？弄得大家都很尴尬。让这么一位爷演《一地鸡毛》里的小人物，说心里话，我当时心里是捏着把汗的。

　　《一地鸡毛》的主人公小林是什么人？是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那种人。陈道明看出了我的顾虑。一天晚上约我去他家里聊聊。令我惊讶的是，迎接我的是一瓶二锅头，没有菜，一人一半，干喝。认识陈道明的人都知道，他从不喝酒，因为不喝酒也就特别不喜欢饭局，更反感喝醉了互相称兄道弟的场面。那时他坚持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有的只是同事。他说：朋友的作用，就是关键时刻跳出来伤害你。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这一错误立场。他属于不爱认错的那种人，吃眼前亏也决不低头。他和葛优是要好的朋友，但这一点却和葛优截然不同。

　　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实诚表情，无不令警察叔叔心生怜悯，脸上虽然还是面孔威严，心里却已经在说：我们爱你还爱不过来呢。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那天晚上道明兄一反常态，首先申明：这次我听你的，该怎么要求，你就说。我喜欢这个人物，一切不在话下。他问我：你对小林这个人物有什么要求？我说：只要你不端着，一切包在我身上。道明很痛快：就照你说的办。他又谈了他的一些想法，我们把他在戏里与他有关的人物关系一一摆正。那一夜，谈兴很浓，不知不觉聊到天亮。一瓶二锅头一滴也没糟贱。我问他：你不能喝酒，喝了半斤怎么也没事啊？他说：我不是不能喝，是喝到嘴里没滋味。这是惟一的一次，往后再也没有见他喝过酒。

[十八]

　　《一地鸡毛》的拍摄中，陈道明果然完全变了一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收工了帮助收拾东西，机器出毛病了，二话不说，拉上我就去中央台凭着他的面子借一台回来。给徐帆搭戏，就是在前景炒菜，徐帆走不准位置，连续拍了十几遍，乃毫无怨言。加上每天穿着小林的几套拉里邋遢的服装，完全找不到了陈道明的影子，就是一个活脱的小职员，令全剧组人刮目相看。戏拍完了，吃散伙饭的那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我问他：你变得可真快，原来都是装的。他淡淡一笑，说：演员就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就是一个戏子。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得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一次，和周星驰邂逅，相谈甚欢。谈起合作，一旁的人说：你们两个是实力派的合作。星爷立刻指着我纠正道：他才是实力派，我是偶像派。他说：说谁是实力派就等于说谁长得不好看，我不要当实力派。说完了又觉得有点吃亏，更正说自己是，两个偶像派加一个实力派。我问他：周润发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星爷答：他是一个偶像派加两个实力派。我又问：那葛优呢？星爷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头一下一下地点着，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说：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一直说着走出门，来到街上，然后向街道远方一指，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排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是实力派。当然，这是星爷喜欢葛优，没有拿葛爷当外人开的玩笑。

　　葛爷不仅被星爷喜欢，也被大众欣赏。媒体分析说，这是葛优平民化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其实不然，朴实无华的人比比皆是，演员的队伍里也有一大筐，为什么单单就葛优脱颖而出令男女老幼爱不释手呢？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我与葛优共事多年，很多剧本都是为他量身定做，从中做出如下推测。先说戏里的葛爷：

　　调皮捣蛋是必须的，这一点首先就赢得了大家的欢心。没有人真正喜欢老实人，都是嘴上说。幼儿园里的老实孩子都不招阿姨待见，单位里的老实职工领导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字，谈恋爱小伙子光傻实诚老了也甭想博得姑娘的欢心。调皮捣蛋又不真坏，就叫淘气。“淘气”是一句嗔怪，多少还带有点爱意。但淘气的火候很难把握，程度不够叫蔫坏，淘气过了头又会招人讨厌。我是心里都明白，就是把握不住火候分寸，年轻的时候人家觉得我有点蔫坏，岁数大了又觉得我老不正经。葛爷就不同了，演起“坏小子”这类角色轻车熟路。既不让人讨厌，还透着机智过人。其次是，对于人性的弱点毫不掩饰，私心杂念也是层出不穷。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心比心，对别人也能像对自己一样的宽容。这就更让观众不拿他当外人了。再其次才是，善良。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关键时刻友情为重。必要时甚至不计后果。其实是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往往在影片结束时，人财两得。

　　您说这种人观众怎么会不爱呢？这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渴望成为的那种人呵。可这样的幸运儿在生活中又有几位呢？崔永元就是深得这一要领，把葛爷在戏里演的这一类人物，搬到现实生活中即兴发挥。比如说，访谈节目中，在别人言不由衷高谈阔论的时候，给人家冷不丁地垫一句大实话，听上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则是既给说假话的人泼了冷水，又活跃了现场的气氛。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他，把他视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十九]

　　再说戏外的葛爷：戏里的优点葛爷在戏外也有，但不全是。戏里的葛爷必要时是豁得出去的，戏外的葛爷则要小心谨慎得多；戏里的葛爷于不经意间妙语连珠，戏外的葛爷基本上说的都是大实话，抽不冷子也能蹦出几句惊人之语。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

　　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爷说：嘿，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就把中国的观众侍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分心吧。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葛爷确实是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就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地心平气和，做起事情来就比较的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接人待物，也就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这么说吧，葛爷只有亲人，没有仇人。

　　任何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在演艺界地位不断巩固，该拿的奖也都拿了，该享受的那种千呼万唤的待遇也都享受了。葛爷也开始动摇了，心情也开始矛盾了。一方面仰仗着演出的喜剧深入人心，成为观众喜爱的明星；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只当明星，也想往艺术家的路子溜达几步。换句话说，就是不想演喜剧了，或者说，从心里看轻了喜剧。我猜是这样的，但葛爷断然不会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在中国，只有演悲剧和正剧的演员才被认为是艺术家，才被认为是表演功力深厚。新闻媒体凡遇葛爷必问：这次的角色有没有突破？“专家”们见到葛爷也作痛心疾首状，苦口婆心地奉劝：你可不能再演贺岁片了。就连我老葛叔都发出了忠告：小嘎呀（葛优的小名），慎重！

　　葛爷知道都是善意的，没人要害他，于是频频点头，决定悬崖勒马，忽又听到耳畔传来阵阵呼唤。走进电梯，开电梯的大嫂问他：今年还有贺岁片吗？走进餐馆，服务小姐喜迎相问：今年的贺岁片女主角是谁呀？走在街上，迎面撞来一位愣头小伙，上来就是一句：我们就爱看你演的喜剧。开着车找不到停车位时，戴红箍的大爷一边把为别人预留的车位让给他，一边笑逐颜开地问：冬宝还想葛玲吗？出席活动，企业家说：我每年只看一部电影，就是你演的喜剧。海归派学着他在《不见不散》里的台词说：这大ＨＯＵＥＳ　ＶＥＲＹ　ＮＩＣＥ吧？大学生见了他，说：我也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您。警察见了他喊：人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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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葛爷深沉了，或者说艺术了，走进象牙塔了，可想而知观众还买他的账吗？而以葛爷的这种性格在象牙塔里住得惯吗？这话我不好意思当面对葛爷说，怕他误会我是为了拉他拍贺岁片居心叵测。最近还有一位糊涂爷，高高在上多年，忽然动了为人民服务的念头。正好和葛爷的想法形成鲜明对照。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凯歌。

　　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