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acob Geller：游戏与政治三则1 -- 万年看客

二，暴行的合理化：爆头及其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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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从来都惯于谈论开枪爆头。我知道这是句奇怪的开场白，但是且听我说！诚然，人类历史上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并不存在枪支，但即使在枪支问世之后，爆头这一说法也并非总像现在这样无处不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纸浆小说当中，遭到枪杀的人们通常会被射中胸口。“射中心脏！”听起来几乎有几分可爱。“哦，你射中了我的心脏，为什么不干脆娶了我呢？”当然也有例外。《满洲候选人》包含了三次爆头情节，其中两枪是暗杀，一枪是自杀。但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侦探如何冷峻坚韧，反派如何阴险狠辣，死者的脑袋大抵总能保持完整。那时候我们的文化也没有那么熟悉今天常见的切身贴近式电影暴力。当然，两次世界大战在记忆中依然是最近的事，但嵌入式记者采访与二十四小时新闻周期还相当遥远。我们描述战争的方式是画质呈颗粒状的照片与爱国主义电影。严格的内容法规也意味着娱乐媒体仍然受到束缚，不能展示特别“生动”的画面。

根据肖恩.昆兰（Sean Quinlan）的说法，我们其实可以精确地指出让爆头进入大众意识的历史事件。也许这其中最不直观的事件与暴力无关，而是与医学科学密切相关。前面我提到黑帮分子惯于“射穿心脏”，虽然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像是一句可爱的搭讪台词，但是作为一种简洁明了的杀人方式，这样做其实很有意义。因为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心脏都是自我的代名词。当然，如果你停止了某人的心跳，你也就等于杀了这个人，但是还不止于此。无数作家都曾充满诗意地描写过心脏，要么借此憧憬自己爱慕的人，要么借此质疑自己厌恶的人。此外心脏也等同于灵魂，毁掉一个人的心也就等于毁掉了这个人，而相比起来单纯地死于失血过多或者因为肺炎而断气总归差点意思。“冲他心口来一枪”，基本上就是在说要抹杀此人的存在。

然后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变得越发擅长阻碍人们彻底死去。就像爆头一样，植物人这个概念也并非从来都存在于大众意识当中，而是现代医学的产物。突然间我们拥有了各种机器，可以让人在头部受创后依然保持心跳，尽管如此严重的伤势曾经会让他们直接丧命。这些人按照所有曾经的标准衡量都还活着。但是感觉却并不像是活着。

现代医学界的另一件大事是器官移植的推广应用。对很多人来说，把心脏——自我——从一个人身上取出来放进另一个人身体里的理念就算不是彻头彻尾的伦常败坏，至少也很令人不舒服。为了面对这个问题，一群医学专家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次关于死亡的峰会。他们得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决定，并且于1968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人类生命的本质是大脑活动。他们主张为了确定死亡，医生应该使用脑电图并且测量脑电波。明白吗？从此心脏就不再是自我了，人们的自我垂直向上移动了一尺半的距离。现在你是你的大脑，因此万一大脑遭遇任何不测，那就太可惜了。

这种针对大脑的关注为过去的其他医疗实践投下了黑暗的阴影。美国大约有四万人遭受过脑叶切除术。这种医疗程序会切除一大部分大脑，旨在调节行为。其中最著名的脑叶切除术当事人是萝丝与约瑟夫.肯尼迪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她的名字叫罗斯玛丽。二十三岁时，罗斯玛丽接受了脑叶切除手术，目的是为了阻止她的情绪波动与偶尔的暴力爆发。手术致使她的思维能力超不过两岁。家里人把她藏进一间小屋，她在那里度过了她余生的大部分时间。

当然，当人们提起脑部受创的肯尼迪家族成员时，并不会首先说起罗斯玛丽。约翰.F.肯尼迪遇刺事件在国际社会的病毒式传播堪称前无先例。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一天之内得知了事件经过。林登.约翰逊站在血迹斑斑的杰姬.肯尼迪身边宣誓就职的照片已经被镌刻进了美国的国家记忆。然后，扎普鲁德录像的摇晃画面或许让这次刺杀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受关注的死亡事件。与之前的著名刺杀案不同，这次的刺杀有了视觉证据的支持，因此人们有机会真正沉迷于肯尼迪之死。最著名范例是奥利弗.斯通的电影《肯尼迪》，影片将扎普鲁德的录像内容深挖到了极限，试图证明或反驳某种形式的阴谋论。录像带与随之而来的文化对话如此无处不在，以至于看似无关紧要的短语“313帧”至少在某些圈子里无人不知。这个短语指的是肯尼迪的自我被摧毁的那一帧胶片。在这一格画面之前他是总统，这一格画面之后他就沦为了被湮灭的对象，阴谋论的道具，悲剧的化身，一代人梦想破灭的象征。但是无论如何此时他都不再是一个活人了。身为活人的肯尼迪留在了312帧。

按照昆兰的说法，埃迪.亚当斯在1968年的一张名为“西贡处决”的普利策奖获奖照片中捕捉到了第三起事件。之前我警告过你们，现在我再警告你们一次——我将会展示这张照片，画面并不算特别血腥，但是的确记录了某人头部中枪而死的场面。拿着枪的是南越中校阮玉鸾，而刚刚中枪的是越共嫌疑人阮文敛。换句话说，我们作为美国人应该站在上校这一边，这位刽子手代表了我们的战斗。越南战争还要持续近十年时间，但西贡处决标志着国家感情的转变。我们记得肯尼迪，我们记得一个人的自我被暴力剥夺的感觉，而现在照片记录无可争议地证明了我们这边也在做出同样的行径。在反映越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开创性作品之一《猎鹿人》当中，一场被迫进行的俄罗斯轮盘赌迫使全场观众一次又一次满心恐惧地期待着两位主角头部中枪。正如Sylvia Shin Huey Chong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幕几乎与“西贡处决”一模一样。它把美国人更直接地按在了阮文敛的位置上，用枪口抵住了美国人的太阳穴。美国，六十年代的梦想，战争的创伤，所有的一切，与湮灭之间都只隔着几帧画面而已。

这些事件——从肯尼迪到阮文敛——协助现代作家将另一个短语送进了文化词汇：粉红雾。在1969年的小说《教父》中，马里奥.普佐生动描述了迈克尔.柯里昂在一家餐馆里射杀两人的场景。“子弹刚好打中索洛佐的眼睛和耳朵之间的地方，子弹从另一边迸了出来，炸出了一大团血，血和头骨碎片四处飞溅，也溅满了给吓得呆若木鸡的堂倌的衣服。迈克尔本能地认为一颗子弹已经足够了……只用了一秒钟，迈克尔就转过手枪，对准了麦克罗斯基。迈克尔开了第二枪，打穿了他那披满白发的脑瓜盖……空中弥漫着粉红色的雾。”事后迈克尔的司机问他是否确定他们已经死了，迈克尔的回答很简单：“我看到了他们的脑子。”科波拉电影中的同一场景远比书中描写更著名。画面上的爆头并没有书中描述的那么血腥。但是粉红色的雾气？赫然可见。

讲真，从七十年代开始爆头就成为了文化作品当中的惯常做法。例如《肮脏的哈里》，主人公是一位独行侠。为了维护种族偏见根深蒂固的法律和秩序而战——“这是一支点四四马格南，全世界最强大的手枪，能把你的脑袋打得渣都不剩。”在《夺命凶灵》当中，人头就像装满水的气球那样炸裂。总之爆头已经成为了文化的固有部分，而观众们对此显然很有胃口。美国导演萨姆.佩金帕曾经认为，爆头这种新兴艺术语言，以及爆炸特效与各种新式视觉特效技术的出现，可以让观众震惊于真实暴力的恐怖——那些发生在战争当中的暴力，那些令观众们无法一笑了之仅仅当成电影魔术的暴力。不过尽管佩金帕如此担心，可他还是成功了，因为他错了！观众喜欢这种暴力。也许这一点其实表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区分传媒内容与现实生活。实际的悲剧不可否认地影响了电影当中的暴力描述，但是屏幕上的暴力并没有引起观众同样的创伤。也许我们真的很擅长区分事实和虚构，又或者也许这个问题其实要比看上去复杂得多。

【BOOM爆头！BOOM爆头！】

【我能跟你耍一天！我能跟你耍一天！】

【打我呀！你倒是打我呀！】

Pure Pwnage如今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标题，但是这部始于2004年的网剧（显然现在还在更新）为游戏玩家的网络言论做出了一项重大贡献。在第五集里，主人公热情的尖叫成了真正的网络老梗，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嗓门的网剧主人公FPSDoug正在玩《反恐精英》。他的惊叹声告诉了我们关于他的游戏风格的所有信息。他很豪爽，他很霸气。尽管他看上去有些傻乎乎的，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技术很高超。

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最早的爆头游戏机制于1996年出现在初版《军团要塞》当中。但大部分游戏玩家最初接触爆头却是在一年后的1997年，不妨说这款游戏的暴力更有档次。《007：黄金眼》的几个关卡会为你提供一把狙击步枪与一群浑浑噩噩的敌方杂兵用来练习枪法。此前再没有哪款游戏更明显地邀请玩家尝试爆头。《007：黄金眼》的爆头具有某种奇怪的二元对立，游戏负责人Martin Hollis也明确说过，“爆头并不特别符合邦德的风格，因为这是无谓的残暴。你能想象这是一种非常脏乱且丑恶的杀人方式。”他甚至表示他们尝试过血腥版的爆头效果，但最终选用了被他称为“冷淡式”的动画。这是一个违背现实的名词，用冷淡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明显不冷淡的动作。在多人模式当中，爆头次数最多的玩家甚至能得到一个反映这种不和谐的头衔：“最专业”。如果你不想难为自己，你甚至可以输入作弊码开启DK模式。爆头从未如此平易近人。

电子游戏当中的爆头究竟意味着什么？“最专业”的说法并没有那么离谱。在大多数射击游戏当中，爆头都是最高效的玩法，能在最短时间内杀死敌人，能保存最多的弹药，把子弹射进坏人的两眼中间意味着他们向你还击的时间更少。但即使如此，像这样讨论爆头也依然过于冷淡。我们说实话吧：一枪爆头的感觉太爽了。游戏枪手们基本上已经把人体变成了一个投分球台：任何人都可以投出十分球，如果你能始终如一地投出十分，最终可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分数，换几张零钱。但是球台上方角落里的一百分球筒才是大奖所在。该死的，那才是我们最想要投中的目标。在射击游戏当中讨论玩家能动性的最基本表达之一就是“你想射哪里？”这也是为什么《生化危机4》让人感觉如此富有创意与活力的原因之一。想让某位村民扔掉草叉？朝他的手臂开一枪。想让他们慢下来？射他们的腿。但是就像投分球台一样，这里也有最佳选择，也就是头部——射他们的大脑。

我不擅长投分球，但是我玩《生化危机4》却玩的贼溜。说实话，《生化危机4》是我被允许拥有的第一款M级游戏。那年是2000年左右，我刚刚举行了受诫礼。于是我雄辩地说服我的父母，既然在律法眼里我已经是个男人了，那么娱乐软件分级委员会有什么资格与上帝的意旨作对？于是我买了《生化危机4》。十几年后我还在玩这款游戏。能对游戏行使这么大权力的感觉真好。那些曾经把十三岁的我撕成碎片的Ganados如今毫无胜算。我现在终于主宰了这款游戏。《生化危机4》乍一看去暴力程度令人震惊，一点都不冷淡，而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脑灰质与内脏碎片齐飞的烟火。但我现在已经不再去想这方面的问题了。虽然游戏肯定会以暴力为卖点，但大多数玩家会告诉你暴力很快就会消失在背景中。游戏经常会模拟出我们前面说到的粉色雾气，但你却几乎感觉不到一个人已经消失了——因为，当然，一开始那里就没有人。

在一篇题为《游戏暴力的鼓动作用》的文章中，科学家Pryzbylski、Ryan与Rigby提到了《光环》中的野猪兽生日派对修改。这款修改用欢快叫喊与纸屑雨代替了血腥，而且并没有剥夺游戏的任何乐趣。爆头的享受来自于彰显自己能够主宰游戏——或者说在更常见的情况下主宰其他玩家。我在玩单机模式时爆头成功后的喜悦心情与多人游戏当中相互爆头的玩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多人游戏更快更难，对手具备真正的思考能力，那些让你得以成功爆头的瞬间反应都在一次次证明你比你的对手更强。一百分的投分球台已经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要玩就玩三千分的（这个比喻越来越弱了，但是且听我说完）。在场面纷乱的多人游戏当中，爆头往往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这种逻辑也正在向更广泛的传媒媒介泄露。在暴力至极、电玩气质爆表的《疾速追杀》系列当中，爆头确实是唯一一种重要的枪支互动。基努.里维斯经常一次两次乃至更多次地冲着人们的躯干开枪，但是多数情况下这只是在给最终一枪爆头做铺垫。其他的都不重要。只要敌人的头完好无损，他们就能照常行动。一旦头没了，他们也就没了。就像我父亲第一次看电影时说的那样：“他的枪就像一台订书机。”但尽管场面壮观，《疾速追杀》的血腥还是隐含着一则信息：主人公比其他匪徒都更强，他有生存所需的神经反射。如果说还有人堪称专业人士，那么必定是该死的基努.里维斯莫属。

我有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你什么时候会向一个人的脑袋开枪？【绝不！绝不！绝不！绝不！】 好吧，回答得不错。我换个更恰当的问题：对于那些工作职责包括开枪打人的人们来说，什么时候应该对着人的头部开枪？其实这个问题有现成的答案。在人质事件当中，警方射手有时会射击劫持者的头部，彻底破坏神经系统，从而避免报复。还有什么时候？事实上——几乎就没有了。一般的军警射击训练都要求瞄准躯干。打猎的时候？你该不会想要打烂自己的战利品吧？狙击手又如何？那些以杀人为职业的人们？他们也不会打头。神枪手训练打的是上胸的三角区，基本上就是脖子与两个乳头之间的区域。而且现实生活中的设计与游戏当中很不一样（没想到吧！）：枪支很重，开枪时有后坐力，子弹轨迹会受到气候的影响，一枚流弹不仅仅是浪费了而已，还可能会跳弹甚至可能会打到别人身上。虽然枪支在美国可以说无法回避，但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直接卷入枪支暴力，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遇到自己也持有武器并且有机会开枪还击的情况。那么我们对枪支的观念是在哪里形成的？这个嘛……

你能否想出这样一款游戏，其中你向一个人开枪却不打算杀死他？这样的游戏确实存在，比方说《荒野大镖客》允许你活捉逃犯，《黑色洛城》也有徒步追逐机制，但这些机制都不是常态，不是吗？这样的设定其实很现实。枪支很不擅长完成任何非致命性的任务。但这一点却能让人明白枪在游戏中的意义。最好的枪手就是杀人杀得最快的人。

游戏当中描述枪支暴力的趋势还有其他明显的例外。之前我一直在展示《行刺肯尼迪》（JFK Reloaded）的片段，这是一款2004年的免费游戏，将你置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位置。当然这款游戏刚一发布就引起了争议。这个名字故意起的如此粗俗，简直令人发噱。按照大多数射击游戏的风格重现真实生活中的刺杀总统事件的想法似乎十分亵渎。但《肯尼迪重装》其实是一款无比有趣的游戏，主要是由于其中游戏性内容太少了。这里没有进阶系统也没有奖励。你将总统爆头的奖励是——呃——知道你射爆了总统的头。《行刺肯尼迪》的真正特色在于给你提供了大量细节：你的子弹如何跳弹？它们是否击中了车上的其他人？当天风速是多少，你的枪声间隔了多久？《行刺肯尼迪》给我们提供了扎普鲁德录像带不能提供的东西：以各种角度详尽检视现场海量细节的机会，看看这一枪可能造成多大破坏，在313帧周围暂停并放大画面，不留下任何未解之谜——可是到头来总统还是死了，而我们又究竟收获了什么？

《Receiver》是一款2012年的游戏。这款游戏同样忽略了传统游戏的枪械逻辑。虽然有炮塔和无人机可供射击，但两者的危险程度都不如你对手中枪支的巨量控制力。在大多数游戏中，你会用多少个按键来控制枪支？三个？一个用来瞄准，一个用来射击，一个用来装弹？如果还有副武器的话可能需要四个。《Receiver》却为你提供了十几个按键，下面是《马克思佩恩》当中使用左轮手枪的方法：按R键装弹，点击射击，也就两个动作。《Receiver》里的操作则是这样的：按E打开弹筒，按V-V-V抖出旧弹，按Z-Z-Z-Z-Z-Z把每颗子弹装进去，按R关闭弹筒，按F拉回击锤，点击瞄准，点击射击——总共需要十四项独立输入。当然，柯尔特1911的射击体验本来就与其他枪支非常不同。这是一把不同的枪，凭什么感觉起来要一样？《Receiver》不是一款比拼神经反射的游戏。游戏当中的一切操作都必须刻意为之。必须是这样，否则枪就不会开火，弹筒会卡住，弹夹会打空。

大多数游戏都不是《Receiver》或者《行刺肯尼迪》。大多数游戏都不遗余力地让枪感觉像是你身体的自然延伸。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就是我们对枪支最直接的体验：点击坏人的头。这样做是否会让我们想要射击真人？现有的一切研究都认为不会。但这不是唯一重要的背景。

“例如电子游戏这样的模拟是非常重要的场合，在这里能让个人对于射击他人头部的可能感受产生大致的想法。这并不是因为模拟能帮助他们理解谋杀或者死亡本身的感觉，而是因为它能帮助他们在特定的虚构语境当中接触瞄准与射击的机制。”——Amanda Phillips，《论枪杀》（Shooting to Kill）

我们从游戏中了解到，使用枪支完全基于神经反射，一切都取决于瞬间的决定。而这种理解非常吻合我们对致命一击的热爱。从《使命召唤》到《战地》再到《美国狙击手》，我们神话化了训练有素的杀手在海外如何枪枪夺命的故事。这就是独行杀手美学，由海豹突击队、狙击手和超级英雄推广开来。正如内特.鲍威尔在他的漫画《关于脸》（About Face)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美学和态度很快就会渗入美国国内的警察队伍。如今的警察往往留着特战队员式的大胡子，开着车窗涂黑的车辆，掌握着不断膨胀的预算以及越发军事化的装备。我们的文化如此重视致命部队的所谓专业性，几乎将其凌驾于一切之上，我们又凭什么说这样不对？

五年前，一个名叫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 ）的十八岁男孩被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杀害。他身中六枪，其中两枪位于头部，这两枪当中还有一枪的枪口角度向下。你想必早已听过了各方面的争论，这里我也不打算向你解释警察枪杀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一个七岁的女孩——是多么可恶的行为。如果你不认同这一点，我也不打算强求。但我的确希望你能想想那些击杀数据：整整六枪，两枪击中头部。就警察杀人事件来说这些数字甚至不算特别高。阮文敛被站在他旁边的人一枪爆头；迈克尔.布朗不是敌方战斗人员也不是外来威胁，却在早已倒地身亡之后被站在遗体旁边的警察一枪爆头。头部中枪的效果依然与六十年前一样，等同于自我的湮灭。这一点其实颇为适宜警察暴力的背景；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在努力将黑人男女非人化，将他们置于不如人的地位，从而使得针对他们的压迫不至于引发白人的同情。如果大脑是自我，那么一位头部中了两枪的少年还能剩下多少自我？

主要通过黑人与拉丁裔女性的组织努力，我们的文化已经越发意识到了警察枪击事件的存在。迈克尔.布朗和其他人的恐怖遇害的确推动了社会进步，即使这些血案似乎永远不会将杀人凶手送进监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世界也正在越发沉浸于枪战的虚拟力学、物理学以及目标，这一点会怎样影响我们对于现实暴力的力学、物理学和目标的看法？

“虽然还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电子游戏暴力与实体世界的攻击性有关联，但我们确实面对这样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越来越多的平民会认为射击头部是使用枪械的常态，甚至是乐趣所在；在这个未来，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将神经反射视为正当之举。但是神经反射受到隐性偏见的支配，而且人们已经发现两者的结合会影响涉及种族与致命武力因素的快速决策。”——Amanda Phillips，《论枪杀》

陪审团是否会有意无意地用“最专业”的赞誉来奖励一名警员在执法现场的致命手段？我们是否对他们的神经反射式战斗熟练度如此敬畏，以至于认为他们使用武力的决定也是经受训练的结果，正是同一套训练教会了他们如何高效地摧毁一个人？从历史上看，我们通过在媒体上与爆头理念互动才建立形成了对于爆头的认知。尽管历史也许一成不变，围绕暴力的观念却在不断变化，不断在与我们痴迷于枪支的文化进行对话。据我们所知，电子游戏并不会导致暴力。但我越来越觉得这是问错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