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过去二十年的中国与越南修建了很多巨型工厂，在此之前两国都经历了迄今为止最后一轮将工厂重新诠释为社会体制的切实努力。1949年中共势力胜利夺取全国政权之后随即试图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全国现代化，并且留下了一个一言难尽的关于规模与奋斗的故事。中共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将资本主义世界与斯大林苏联的工厂照搬到中国，而是断断续续地尝试了许多组织生产的新方式。这些尝试争议极大，造成了几乎撕裂国家的社会分歧，最终导致了政经层面的激烈转向。

一开始共产主义中国的工厂故事看上去好像是复刻了苏联的经验以及同时期正在东欧进行的工业化进程。内战结束后，中共政府先是让国家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在1953年遵循苏联的建议发动了自己的一五计划。中国的一五计划效仿苏联的先例，同样主抓重工业。对于这个压倒性的农业国来说，重工业领域将会占据一五计划的一半投资，其中地位尤其优先的产业包括钢铁、机械制造、发电、石油冶炼与化工。中国的一五计划包括了六百九十四个大规模资本密集型项目，旨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中有四分之一是由苏联援建的。中国实现一五计划所需的大部分机械设备也是借助短期贷款从苏联进口的。就像东欧一样，中国也成为了由美国流传到苏联的工业传统的继承者，并且格外强调了特化任务与设备、高产量、层级管理结构以及收入激励制度。*但是还没等一五计划落幕，中共领导人就开始逐渐远离了苏联模式。首先，中国人排斥了苏联的一长制管理制度，转而试图让党组织与工人更广泛地参与到管理活动当中来，并且逐渐抛弃了针对个人的收入激励。接下来到了二五计划的筹划阶段，项目优先程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资本密集大型项目转向了分布更广泛的中小型项目，因为中国人认为这样做更适合中国当时有限的财政能力。

*【当时有一万多名苏联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协助工业化进程，前往苏联接受培训的中国技术人员数量更是逼近了三万人。】

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发生，中国的二五计划遭到了打断。大跃进的本意是通过全民动员与去中心化创新来加速经济增长，在操作层面上则具有深切的反官僚动机。中共在工业领域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新政策，一方面继续发展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现代工厂，同时也不放松依赖当地资源的的小规模人力密集型初级技术工业。大力发展后一类小微企业的用意在于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与原材料，不仅直接反哺农业，而且还要为大规模工业供应初加工物料。这一思路催生的最著名实例就是大炼钢铁。中国各地兴建了几十万座规模极小的后院式高炉，这些高炉再加上供应它们的小煤矿小铁矿一度雇佣过六千万人。中央指导的重要性遭到削弱，地方能动性则扮演了更显著的角色。除了尝试工厂规模之外，大跃进的支持者们还试图打破工厂内部管理层与工人的分界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与特权不平衡。1957年5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工厂的行政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都要抽一部分时间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亲自接触工人们的工作环境、日常关切与所思所想。另一方面，工人们则获得了参与工厂管理的更大机会，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评判管理人员表现的话语权。定期召开的工人大会会评估管理人员的举措，黑板报则为工人们提供了即时发表批评的渠道。有些行政任务——包括会计、工期安排、质检、工作分配以及维持纪律——也从管理层手里转移到了工人小队手里。为了确保工人们在参与技术行政工作时不至于两眼一抹黑，中共发动了大规模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像极了苏联在三十年代的作为。

根据毛主义的理念，动员群众是经济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创建小规模农村工业以及在工厂管理问题上赋予工人更大话语权都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但是事实证明大跃进以及关于工业规模的激进社会实验完全是一场灾难。一部分商品的产量的确大幅上升，但是产品质量却极其低下，而且往往属于用不着的门类。与此同时，地方工业吸纳了太多的农业人口，中央规划的削弱导致了生产混乱，再加上对于粮食产量的大幅估算失误，最终导致了人称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饥荒。见此情形，就连大跃进的最坚定支持者——包括毛泽东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单纯依靠大规模动员搞不好经济。但是尽管中共领导层关停了绝大多数小高炉，恢复了中央控制，并且重新让技术专家主管工业，涉及工业的社会实验却并未因此而终止。毛泽东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手。这些实验的目的不仅在于避免中国人眼中苏联工业模式的弊病，而且还要避免工业管理等级体制与官僚体制的不断固化殃及共产主义理念。虽说毛泽东再次接受了工业巨型化是国家发展必由之路的主张，但是他依然希望赋予大型企业足够的自主权，从而削弱中央规划复杂死板的弊端，同时为工人参与管理创造更大的机会。

毛泽东历来推崇左派路线的工业管理法，当时中国工业界在这方面有两大榜样，其一是大庆油田，其二是鞍山钢铁公司。早在中共掌权之前，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鞍钢公司就是全国最大的两家炼钢企业之一。一五计划期间这家公司依靠苏联援助进行了扩建。1960年，毛泽东亲自批示全国学习“鞍钢宪法”——即由鞍钢工人起草的一套工厂管理规程。尽管鞍钢宪法的具体细节从未得到过公布，但是其一般原则强调了政治挂帅与群众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鞍钢宪法是中国人对于所谓“马钢宪法”（也就是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管理法）的明确回应，后者主张用严格的限制性规章条例来约束工人，前者则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相信，巨型工业企业可以成为巩固全新社会结构的锚定点。炼钢厂的责任不应局限于生产范围狭窄的某几类产品，而是应当在机械、化工、建筑以及其他领域同时运营，从而成为一家全能的社会机构，担负起商业、社会、教育乃至农业与军事组织等等方面的各种责任。工厂将会成为全覆盖社区的核心。与苏联与东欧的工厂相比，中国工厂所扮演的角色还要更加重要。就像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一样，大庆油田也是在一片地广人稀的荒野里建设起来的。设计师们因而有机会构想一种打破城乡分界的全新定居模式。苏联人统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修建了一座常规制式的城市，中国人在大庆则营造了许多分散定居点，这些定居点不仅要容纳工人，还要协助周边地区进行农业生产以及提供一系列社会与教育服务。

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社会要想取得进步，要想实现更显著的社会平等与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物质发展水平，还在于生产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谁在工厂里说了算。但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围绕经济政策与工业化实践进行的高层论战当中，中共领导层却针对这一主张提出了许多批评——难免让人想起二十年代苏联的类似场景。大跃进之后，许多中共领导人都不再推进企业自主与工人自治，而是将重点转向了企业与工人的专业化以及物质激励的应用。时任劳动部长马文瑞在1964年提出的主张集中体现了这一派观点：就像几十年前的托洛斯基一样，马文瑞也主张由复杂的机器与大量工人的协调行动构成的现代工业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组织结构，不可能资本主义社会搞一套社会主义社会搞另一套。国有企业的基本任务依然是实现产量最大化从而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工厂的全部产出都是为了全社会的整体福祉，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利益不分彼此，因而消灭了资本主义体制下工厂内部固有的阶级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下工厂内部的实际运营结构就一定非要与资本主义那边天差地别。马文瑞支持工人参与监督管理层，但并不指望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区别完全消失。与马文瑞针锋相对的另一派意见则认为所有权的转移才仅仅是改造工厂与更广大社会的第一步，无论在工厂内外都应当实现政治挂帅，不仅推进平等，还要实现“人的革命”。社会主义理应弱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以及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区别。从实操层面来说就是要让工厂的所有相关人员都接触一下体力劳动，要让工人加入行政与领导群体，还要让管理层接受党的监督。工人依然还要在分工高度细化的生产体系内从事专业工作，但他们的作为将会不止于此。工人、技术员、党政干部以及管理人员将会共同决定工厂运营的一切方面。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加剧了关于工厂里谁该说了算以及工厂应该干什么的斗争。工厂卷入不断升级的政治纷争的速度虽然很慢，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冲突的核心。动荡的政治气候鼓励工人们攻击所谓的“走资派”工厂领导层以及他们享有的权力与特权。工人批评家及其政坛盟友们大力抨击他们眼中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官员人浮于事，工人则无法参与技术革新之类的关键领域。造反派们还提出了更加激进的观点，质疑工厂是否仅仅应当被视为实现生产力最大化的经济单位而存在。他们重新拾起了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观点，认为工厂首先应该是社会机构，其作用在于满足工人以及周边社区的多种需求，哪怕为此要付出生产力与利润降低的代价。还有些人着力推动工厂去专业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为的是利用工厂设备与专业技能来满足当地需求，生产各种满足当地消费的产品，而不是为了满足全国市场而生产范围狭窄的特定产品。不过像这样的激进实验持续的时间很短。随着学校、政府机关以及工厂里的政治冲突即将陷入彻底失控的境地，中共高层不得不发动军队成立军宣队在基层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此时各地党支部都已经被冲击得气息奄奄了。随着秩序逐渐恢复，工厂也重新树立起了等级体系，尽管各家工厂之间在这方面差异悬殊。工人们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工厂管理，关于工厂组织形式的实验也还在继续，不过潮流更改的趋势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在文革期间有人试图推动工厂的去专业化，但显然从未有人试图针对生产过程中工人们的具体工作进行去专业化，尽管这一时期的工人更广泛地参与到了工厂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工厂职能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