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2010年中期，一连串工人自杀事件将全球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华尔街周刊》曾在三年前将其称作“你从没听说过的最大出口商”。这家公司名叫鸿海精密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采用的名称则是富士康。2010年全年间，富士康在大陆开设的工厂里共有十八名工人企图自杀，年龄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二十五岁，其中共有十四人自杀成功，这十四人当中除一人外全都选择了从公司楼房上一跃而下。这些自杀事件本身固然已经十分触目惊心了，但是真正让这些事件成为全球新闻的要点在于它们的发生地点是负责组装iPad与iPhone的工厂，而这两款产品当时正是全球最火爆的消费品，也是现代化与优越生活的标志。自杀事件将两个极端并排摆在了世人面前，一边是感到深受压迫与异化、宁肯自我了断的工人，另一边是设计优美精致、造型简约奢华、充满未来气息的苹果公司电子产品。这样的并列对比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许多极不舒服的问题：制作现代化牌香肠的肉品加工厂究竟用的是什么原料呢？厂房内部究竟干不干净呢？为了让消费者们拿到有型有款方便好用的高科技产品，都有哪些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企业界对于自杀事件的反应几乎就像自杀事件本身那样令人不安。苹果、戴尔以及惠普等等委托富士康组装自家产品的公司应对自杀事件的态度全都十分低调，一方面表示关切，另一方面又表示调查正在进行。时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史蒂夫.乔布斯声称这些自杀事件“令人难以释怀……我们正在全面解决这个问题。”2012年，随着富士康进一步爆出负面舆情，苹果公司与非营利组织公平劳动联合会签订合同，委托该机构检查富士康厂房的工作环境以及厂内生产活动是否符合监督团体的工作场合行为规范。但是富士康的全部主要客户——包括苹果在内——全都没有终止与富士康的合作。另一方面，富士康创始人兼董事长郭台铭一开始声称自杀事件微不足道，因为富士康的员工数量实在太多。但是随着自杀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负面舆情日渐累积，富士康的股票价格也日益走低，迫使公司不得不采取行动。2010年6月，富士康将深圳厂区的基本工资从法定最低工资月薪人民币900元（132美元）提升到了1200元（176美元）——深圳厂区也是自杀事件发生最集中的地点。到了这一年10月深圳厂区又再次加薪。*此外富士康还开设了二十四小时心理咨询中心，并且在最大场厂区举行了花样繁多的庆祝活动，包括花车游行、啦啦队、蜘蛛人变装、杂技、烟火以及各种口号，例如“关爱生命”与“相互关怀共创美好未来”。

*【为了抵消加薪的影响，富士康相应提升了加工价格。】

但是富士康的应对手段还有更黑暗的一面。为了限制自身要为未来自杀事件承担的责任，富士康要求工人签署免责协议：“如果非公司责任原因的员工意外伤亡事件（自杀、自残），员工应同意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绝不提出之外的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和影响公司生产秩序。”这份协议刚刚露头就激起了工人们的满腔怒火，以至于公司方面没过几天就草草放弃了这项尝试。此外富士康还开始将生产活动从深圳这样的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内陆地区工资水平较低，但同时公司方面也相信流动务工人员——或者说富士康劳动力队伍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距离家乡越近就越不倾向于自杀。最后，公司用铁丝网围住了宿舍楼的阳台与外置楼梯，高层窗户也一律锁死，还围绕着所有厂房宿舍拉了一圈离地二十英尺的黄色防护网，总面积达到了三百万平方米，差一点就能铺遍纽约中央公园，从而确保执意跳楼的工人不至于丧命。如此令人无语的应对手段——不去考虑如何改进逼迫青年男女自寻短见的生产体制，只想着怎样在他们落地之前接住他们——难免让人回想起狄更斯笔下的汤玛斯.葛莱恩那套扭曲的实用主义哲学，只不过如今应用这套哲学的工厂规模如此硕大无朋，相比之下当年葛莱恩赖以发家的曼城纺织厂看上去活像是家庭作坊。

尽管有些关于富士康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确实提到了涉事工厂的庞大规模，但是有一项事实却遭到了所有新闻报道的忽略：富士康旗下的深圳龙华科技园——俗称“富士康之城”——是迄今为止就员工数量而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工厂。富士康的保密政策极端严格，以至于外界就连员工数量的基本信息都搞不到。根据媒体与学者的估算，2010年龙华科技园工人数量至少超过了三十万人，甚至还有可能达到四十万人，哪怕是罗格河与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这样的工业里程碑在其面前也要甘拜下风——就算把这两家工厂的工人加在一起也依然远远赶不上富士康之城。曾有一名苹果高管前来富士康视察，汽车开进厂区的时候正赶上换班时间，汹涌而出的人流愣是把车堵在了半道上。事后他感慨道：“这里的规模太惊人了。”

尽管龙华的用工数量在全世界都无可匹敌，但是在东亚地区的其他超大规模工厂确实还有不少，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富士康的产业。2016年富士康在三十个国家雇佣了共计一百四十万工人，其中超过一百万人位于中国，他们所处的工厂最小的也有八万人，大一些的则以十万计。富士康还在深圳修建了与龙华密切协调的第二座工厂，在2010年雇佣了十三万人。足有十六万五千名工人在成都的一座富士康工厂里组装iPad，这片厂区比龙华还要大好几倍，占地面积十平方公里。2016年，专门组装iPhone的富士康郑州厂区曾经一度在用工高峰时期聘用过令人瞠目结舌的三十五万名工人，成为了世界史上用工人数前几名的工厂之一。*其他电子公司也在中国开设了极大的工厂。富士康自杀危机过后，苹果于2011年将一部分iPhone与iPad组装业务交给了与富士康一样来自台湾的和硕联合科技公司。2013年下半年，和硕的上海厂区已经雇佣了超过十万人，其中有八万人住在拥挤不堪的厂区宿舍里。员工人数达到一万、两万甚至四万人的电子工厂在中国并不稀罕。尽管按照富士康的标准这些工厂都不算大，但是要比几乎所有美国工厂都大得多。2006年出品了一部关注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的纪录片《人造风景》，影片一开头就是一个沿着厦门某工厂走廊缓缓推进的追踪长镜头。这家工厂雇佣了两万名工人，产品包括电咖啡壶、电熨斗以及其他小家电。这个镜头延续了整整八分钟，将这座两万人的工厂拍出了无边无际的气势。在亚洲地区，电子行业之外还有几个行业修建过极大的工厂。在中国首屈一指的纺织生产商华芳集团拥有一片各类建筑上百、员工足有三万人的厂区。另外亚洲还有几座规模可观的玩具厂以及体量惊人的球鞋与便鞋制造工厂。

*【中国境外的富士康工厂大都小得多，某些情况下只是些供应地区市场的中性组装厂，其兴建目的在于逃避关税。有些富士康工厂会为多家客户制造零部件或者组装成品，其中包括微软、IBM、因特尔、思科、通用电气、亚马逊、惠普、戴尔、摩托罗拉、松下。索尼、东芝、任天堂、三星、LG、诺基亚、宏碁以及联想。还有一部分工厂仅为一家客户服务甚至仅仅生产一种产品。】

制鞋工业领域的富士康是裕元工业集团，这家公司是成立于1969年的台湾宝成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裕元工业在大陆开设的工厂位于东莞，从富士康之城出发驾车向北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这家工厂雇佣了十一万人，成为了史上最大的鞋类工厂。这里的工人每月要为耐克这样的国际名牌（耐克公司在厂区设有办事处）以及裕元的自有品牌胜道体育生产一百万双鞋，然后通过公司遍布全中国的零售连锁店分销出去。就像富士康之城以及中国的许多其他工厂一样，厂区里有工人宿舍与食堂，还有耐克公司投资修建的阅览室与迪斯科舞厅。裕元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还有五家工厂，其中三家位于广东省。另一家鞋业公司宝成国际集团于2015年创收84亿美元，旗下工厂分布在台湾、印尼、越南、美国、墨西哥、孟加拉、柬埔寨与缅甸等地。2011年6月，裕元公司某越南工厂当中有超过九万名工人发动罢工。这恐怕是近几十年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一工厂罢工了。

工厂巨型化的最新章节具有两大成因。首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与越南都在试图提升居民生活标准并且拥抱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程度又越发受到大体上由资本主义制定的全球化标准的衡量，于是两国就都向私人资本与境外资本开放了市场。其次，美国与西欧各国在同一时期经历了一场零售业革命，经销商而非制造商成为了决定多种产品的设计、营销与物流的关键角色。正是这两大变革的合流催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厂。二十一*世纪的工厂巨型化在许多方面都像极了工厂历史初期的超大型工业化项目，有时这份相似性简直令人有些心悸。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最新的巨型工厂又与前辈们差异极大，代表了巨兽谱系当中的全新物种。当代亚洲的工厂巨兽一方面学习借鉴了二百年来的前辈们在组织、管理、劳资关系以及技术等方面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同时又担任了不同于前辈们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角色。就像过往各个时代最大最先进的工厂一样，今天的工业巨兽同样体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的无限可能与无尽恐怖。但是今天的巨兽却不像前辈们那样饱受称颂，而是大体上躲在聚光灯的照射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