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郑昭公为什么说齐大非偶 -- 林风清逸

先秦纪年史书，也就春秋经传，再放宽点，加上竹书纪年。史记虽然也记先秦史事，然而史记本身不是先秦史料，而且史记的年表，很多出土文物证明其不可靠——我并不认为史记本身记载全无价值，但纪年这个东西由于环环相扣，一处错舛，必然全盘皆错。先秦虽然列国众多，但春秋以鲁公建元纪年，而竹书纪年以周王建元纪年，这么小的范围，找不到当年改元直接的例子。

豹子头河友回复指出共王和共和当年改元，据我所知这是断代工程的结论，我不是专家，也不了解其具体论证过程。不过就我看到的文献，不支持共王当年改元的说法，按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元年是己未，可以推知穆王死去的五十五年干支是癸丑，而共王即位的记载是“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即共王是逾年改元的。

共和当年改元，我认为也不是无可争议，据史记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而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厉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联合二者倒推，则共和元年即厉王十三年，可见“共伯和摄行天子事”是当年改元。但我个人的看法，一方面如此不加辨证地把这两个记载同时使用是个问题（史记中甚至根本没提到“共伯和”的存在）；另一方面，单独按竹书纪年的记载，厉王逃亡到彘是在厉王十二年，如果共伯和即时接管周王权，那么厉王十三年为共和元年，也很像是逾年改元。

说到这我觉得我应该修正前面回复的一个说法：何年为元年，确切说也不是由国君决定的，而是由“礼”决定的。但之所以说不是由史书编次决定的，可以由记载中看出，竹书纪年记载：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可见国君有改元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