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残疾的世界见证了大量杀害子女的罪行。杀死自闭症子女的父母往往声称自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罪。任何质疑自闭症权益运动的人们都应当看一看这一系列案例，然后再来讨论主张自闭症患者生存权的运动究竟多么迫切。

1996年，六岁的查尔斯-安托尼.布莱斯死在了母亲的手里。她并没有服刑，而是被判处在一所中途之家义务劳动一年，之后她又被蒙特利尔自闭症协会任命为公共代表。1997年，十七岁的凯西.奥博利被母亲用浴袍系带勒死了。此前母亲命令她跳桥自杀，但是她拒绝跳下去。她的母亲这样告诉警察：“她与全世界都格格不入。人们全都害怕她，因为她与别人不一样。我希望我下手的时候还能更利索一些。很久以前我就应该这么做了。”这位母亲以过失杀人的罪名被判处了一年半有期徒刑。1998年，皮埃尔.帕斯卡被母亲淹死了，她的母亲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1999年，四十六岁的小詹姆斯.乔瑟夫.卡明斯在他生活的寄宿机构里面被他父亲捅死了。老卡明斯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同一年里，十三岁的丹尼尔.鲁伯纳被母亲烧死了。他的母亲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01年，六岁的加百列.布里特被父亲闷死并且抛尸湖中。他的父亲被捕后主动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同样还是在2001年，捷德维嘉.米斯琪维兹勒死了十三岁的儿子约翰尼.丘奇，她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里。一名体检医生认为她抱有“她本人再也配不上的‘严苛高标准’。”2003年，二十岁的安吉丽卡.奥利玛被母亲叶安娜淹死了。此前叶安娜还试图让她触电而死。叶安娜后来声称“我整天担心，都快要疯了。”她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同样在这一年，特伦斯.考特瑞尔的母亲与她的教友们迫使特伦斯经受了一场驱魔仪式，他在仪式期间窒息而死。一位邻居转述了特伦斯的母亲对于驱魔仪式的描述：“他们将他按倒在地将近两个小时。他几乎不能呼吸。然后她声称魔鬼开始通过自己的孩子开口说话，尽管他其实并不会说话。‘杀了我吧，带我走吧。’她说教会告诉她这是唯一对付他的办法。”特伦斯的母亲没有遭到起诉。组织驱魔仪式的牧师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另处罚款1200美元。2003年，丹妮拉. 道斯勒死了十岁的儿子杰森，被判处五年监视居住。悲痛的丈夫在出庭作证时表示，“直到那一天之前，她都是无可挑剔的最佳母亲。”2005年，三十六岁的帕特里克.马克罗被母亲闷死了。她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执行。还是在这一年，简.内勒枪杀了二十七岁的女儿莎拉，然后烧毁了自家住宅并且自焚而死。《辛辛那提调查者报》写道，母女二人“全都死于绝望”。2006年，克里斯托弗.德格鲁特被父母锁在家里烧死了。他的父母各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还是在2006年，乔斯.斯塔布割开了儿子尤利西斯的喉咙。事后他主动报警自首，并且表示“我再也受不了了。”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2007年，黛安.马什杀死了自己五岁的儿子布兰登.威廉姆斯。尸检报告表明他死于颅骨多处骨折以及过量服用扑热息痛；他的双腿布满了烧伤疤痕，因为他的母亲经常将他泡进开水里，借以教训他。她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08年，雅各布.格拉布被父亲枪杀。他的父亲以精神失常的名义被判处无罪。

上述绝大部分案例的判罚结果表明，法庭习惯于将杀害自闭症子女的行为当做不幸却又不难理解的结果，因为养育自闭症子女的压力太大了。一方面判罚普遍比较轻，另一方面法院与媒体也经常接受行凶者的利他主义动机。泽维亚.利弗毒杀了十六岁的自闭症儿子之后说道：“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儿子慢慢长成一个没有脑子的人。”倾向于从轻量刑的法官认为，“对于她的真正惩罚是生活在自己罪行的阴影之下。这段记忆将会纠缠她整整一生。” 至于查尔斯-安托尼.布莱斯的谋杀，蒙特利尔自闭症协会主席表示这起谋杀“不可接受，但是可以理解”。劳拉.斯拉特金说过，“许多家庭都曾经告诉我们，‘我们全都有过隐秘黑暗的想法。’”卡米.麦加文是一位自闭症患儿的母亲。她在《纽约时代》的卷首社论当中这样写道：“将自闭症的康复神秘化很有害处。我恐怕我们设置了无法企及的标杆，致使全国五十万自闭症患儿的父母觉得自己十分失败。”卡米坚称自闭症患儿的确可以取得极大进步，但是假如父母们一心只想看到完全康复的结果——只想看到“假如你的孩子没有自闭症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人”——那么父母们就难免步入“一片凶险的情感地带”，谋杀也会成为值得考虑的选项。

不过话说回来，假如这些人的行为留下了一具又一具子女的死尸，那么用利他主义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行为恐怕并不合适。有一项定量研究显示，几乎一半杀死残疾子女的父母都没有坐牢。“倘若你杀死了一个患有感冒的人，你的确终结了他身患感冒的痛苦。但是更恰当的做法还是为他提供感冒药，让他好好休息，督促他多喝水，并且亲切地关照他。”成年自闭症患者乔尔.史密斯在博客里这样写道：“如果酒后驾车的司机撞死无辜儿童之后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尽管他并非蓄意杀人，那么蓄意杀死子女的父母也应当得到相同的判决。”

将残疾仅仅视为疾病而根本不将其当做身份是很危险的看法。2008年，卡伦.麦卡隆医生闷死了自己三岁大的女儿凯蒂。她的自我辩护露骨地彰显了此类看法的险恶之处。“自闭症让我变成了一个空心人。或许这样做能让我治好她。或许在天堂里她终于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麦卡隆的一位朋友说道：“这么多年来卡伦一个晚上都没有休息过。她把所有相关书籍都读遍了。她真的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凯蒂的爷爷并不吃这一套。他怒火填膺地抨击了这些理由与借口：“有些报纸说什么这起谋杀是为了终结凯蒂的痛苦。我跟你打包票，凯蒂一点也不痛苦。她是一个美丽、珍贵、快乐的小姑娘。每一天她都沐浴在关爱之下，并且用拥抱、亲吻与笑声将这份爱回馈给了世界。有些人的言论明里暗里要纵容杀害我孙女的行径。每次看到这些言论我都恶心得想吐。”在另一处场合他还说过：“如果这些人都是自闭症的‘拥护者’，那么我可不敢想象自闭症的‘反对者’都是一帮什么东西。”

“尚未死亡”组织的研究分析师斯蒂芬.德雷克写道，“6月9日，《芝加哥论坛报》就麦卡隆案件刊发文章，题目是《亲生女儿谋杀案促使人们关注自闭症的负担》，文章的立意可谓昭然若揭。文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针对卡伦.麦卡隆的同情评价与针对自闭症的负面评价，描述受害者的文字或者悲恸家人的言论则少之又少。”《包容每日快报》的主编戴夫.雷诺兹这样评价此类新闻报道：“在每一起案例当中，邻居与家人无不将凶手称作充满爱心与奉献精神的母亲，在每一起案例当中，凶犯都被描述成了子女残疾的绝望受害者，以及未能充分提供恰当支持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受害者。”雷诺兹抱怨道，这样的新闻报道角度“强化了以下理念，即自闭症患儿是父母与社会的沉重负担。任何人都不能为谋杀子女的行为张目，也不能同情杀人者。所有这些女性面前除去杀人以外都有着无限多的其他选择。”

其他人或许会激烈地反对他的观点，认为自闭症患儿父母的选择绝不是无限的。事实上，许多最终沦为凶手的父母起初都曾经费尽气力为自家子女寻求安置机构，但却始终未能如愿。赫蒂.谢尔顿意图杀死五岁的儿子并且自杀。犯罪未遂之后她说道：“我不能让扎克生活在一个所有人都拒绝他的世界里，包括他的家人，还有教育体系，等等。”.约翰.维克多.克罗南试图杀死二十六岁的儿子，然后再杀死妻子并且自杀。他也失败了。直到他受审之后，他的儿子才得到了安置机构的接纳。他的妻子说：“除非差一点闹出了人命，否则我们根本无路可走。只有闹大了以后，他们才会为理查这样的人腾出地方来。”如果我们都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这些父母负有责任——经常热烈迎接这些凶手的泛滥同情心表明我们确实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原本可以通过更多的长远政策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提供远远更好的服务。我们需要暂托护理服务，需要免费且令人满意的安置机构，不过我们更需要采用积极的叙事角度来描述自闭症，以免迫使父母们一味只想着根除自闭症，哪怕要让自己的孩子与自闭症同归于尽。

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往往睡眠不足。护理费用往往会令他们手头拮据。他们的子女往往需要不间断的看护，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子女的需求压倒。他们可能会离婚并且孤立于社会之外。他们可能要与诸多方面进行无休止的缠斗，例如保险公司，医院，还有能够决定他们的子女将会获得怎样教育服务的当地教育当局。他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他们经常需要应对各种危机，以至于请假天数太多。他们与邻居的关系往往很差，因为他们的孩子行为暴力或者喜好毁坏公共财物。重压之下的人们会做出各种极端行为，极端重压会使得人们突破最深重的社会禁忌，例如杀死自己的子女。有些杀死自闭症子女的人们声称自己是出于爱，也有些人承认自己是出于恨或者愤怒。黛博拉.L.怀特森试图杀死自己的儿子。事后她对警察解释道：“我足足等了十一年，只为听他说一声‘我爱你，妈妈。’”激情往往令人困惑。绝大多数行凶的父母们全都受到了压倒一切的强烈情感的驱使，无论将这股情感称作爱还是恨都有些意犹未尽。就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只知道这份感受多么深切沉重。

在所有遭到谋杀的美国儿童当中，一半人死于父母之手。这些父母当中又有一半人声称自己是为了子女着想。但是社会舆论对于这个标签的接受已经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毒害。犯罪学家们一直主张，生物伦理学家使用“利他主义”这个词的行为不仅增加了杀害子女案件的数量，而且还会增加虐待子女案件的发生频率，使得原本就有暴力倾向的父母更加无所顾忌。每当发生知名度较高的谋杀自闭症子女案件并且凶手的利他主义动机得到普遍认可之后，模仿犯都会层出不穷。FBI 的侧写师认为，许多此类杀戮的真实动机都不是利他主义，而是凶手对于权力与控制的渴求。法庭的宽仁判决向全社会、其他父母以及自闭症患者群体发出了错误的信息，即自闭症患者的生命不如其他人的生命那样宝贵。这样的推论与优生学只有一线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