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在上述的各种乱象当中，如今又闯入了神经多样性运动。目前自闭症领域的主要慈善组织之一曾经叫做“现在治愈自闭症”，如今已经与“自闭症发言”合并了。反对研发治愈自闭症的方法就好比反对研发星际旅行技术，就目前来看还言之过早。尽管如此，神经多样性运动的战斗口号之一就是“现在不要治愈自闭症”。就像其他领域的身份政治一样，这种态度也是在反对歧视与偏见的斗争当中锤炼出来的。基本事实与凭空创造事实的意图之间有一道微妙的分界线，而这种态度却满不在乎地从分界线上踩了过去。保守派人士认为要求更广大社会接受自闭症患者的非典型社会逻辑将会破坏社会得以存在的基本原则；神经多样性运动的参与者们则并不认可资助表现缺乏社会一致性的观点，认为自闭症表现只是另一套不同于常规但是同样坚实的体系。两边的人马都在捍卫自己眼中的公民正义。

托马斯.因塞尔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将精神分裂、躁郁症或者自闭症视为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事情，而且这个人正在努力对抗这些疾病。”成年自闭症患者兼自闭症国际网络的创始人之一吉姆.辛克莱却抱有相反的观点：“自闭症不是某人遭受的疾病，或者困住某人的真实自我的外壳。自闭症患儿的内心并没有潜藏着一个正常的孩子。自闭症就是一种存在方式。自闭症无所不在，它会侵染当事人的所有体验，所有感觉，观点，思想，情绪与遭遇，会渗透个体存在的每一个方面。自闭症不可能与当事人分开——就算真能这么做，失去自闭症的人也不会是一开始的那个人。”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谈论残疾的政治正确术语都是将人与境况分隔开。比方说聋人是“耳聋的人”，侏儒是“患有侏儒症的人”。有些自闭症权益活动家们并不认可这种理念，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自我之上又添加了其他东西”的人。他们更喜欢“自闭人士”而不是“自闭症患者”。辛克莱曾经将“自闭症患者”这种称谓方式比作将男性称作“雄性人”，或者将天主教徒称作“具有天主教信仰的人”。

许多神经多样性活动家都质疑现存的自闭症疗法究竟是为了患儿自己的福祉，还是为了照顾患儿父母。各种怪癖或许的确令人不安，但是为了放弃这些怪癖，孩子究竟应当经受怎样的折磨呢？伊莎贝尔.拉潘在谈论自己的成年病人的时候认为，“我们不应当将我们自己的成功标准强加在具有完全不同的需求的其他人头上。”乔伊丝.陈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女儿。在她看来，“我们必须努力不让我们自己将孩子的境遇当成针对自恋的伤害。”换句话说，自闭症发生在孩子身上而不是父母身上。阿历克斯.普兰克患有阿兹伯格综合症，他的网站“错误星球”（Wrong Planet）旨在为自闭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支持，目前已经有了四万五千名注册会员。在他看来，“人脉最广的组织都是自闭症患者的父母成立的。这些组织的优先事项并不等同于自闭症患者的优先事项。尤其是有些父母的成功理念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与自己当年一模一样的孩子，这就更不像话了。”阿瑞.奈曼患有阿兹伯格综合症，并且在大学里就成为了著名的自我辩护人。他言语流畅地这样描述自己：“社会惯于从钟形曲线的角度来审视某个事物。我距离正常有多远呢？我要怎么做才能更好地融入外部环境呢？但是钟形曲线的顶点无非是泯然众人而已。如果我们坚持要将不同视为病态，平庸就必然将会是美国社会的命运。”

2007年12月，纽约大学儿童研究中心为他们的自闭症诊疗项目发布了一系列广告，广告文案采用了绑架勒索信的形式。有一条文案是这么写的：“你的儿子在我们手里，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要让他无法照料自己或者进行社会交往。这封信只是个开始。”落款是“自闭症”。另一封信写道：“你儿子在我们手里，我们正在摧残他的社交能力，迫使他一辈子生活在彻底隔绝当中。现在看你的了。”落款是“阿兹伯格综合症”。时任研究中心主管的哈罗德.科普维茨希望这些广告能驱使父母们尽快将遭受精神健康问题并且未经治疗的患儿送到专业人士手里。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广告将患者推进了丧失尊严与蒙受耻辱的境地。自闭症权益活动人士发起了针对这些广告的宣传战，宣传战的幕后组织者就是奈曼。他向自己创建的自闭症自我辩护网络的成员发布了备忘录，其中他这样写道：“这场极其令人反感的广告宣传仰赖了某些最陈旧且最无礼的残疾刻板印象，旨在恐吓父母们采用纽约儿童研究中心的服务。尽管被诊断为自闭症或者阿兹伯格综合症的人们在进行某些形式的社交互动时往往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绝非没有社交能力。如果能够得到支持与接受，如果我们的本质能够得到包容，我们也能按照自己的标准获得成功与成长发展。”

奈曼发动了一场公开信宣传运动，还拉拢了好几个主要的美国残疾人权益团体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他的宣传运动飞速升级，很快就得到了《纽约时代》、《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惊骇于抗议声势的科普维茨在12月17日坚持拒绝撤回广告，但是抗议声浪不断高涨，两天之后这批广告还是撤了下来。这次事件是神经多样性运动以及更广大的残疾人权益群体的标志性胜利。风波平息之后，科普维茨举办了一场在线质询会，将近四百人在会上发言。

奈曼是一个举止优雅且很有风度的人，但是你能感到他的风度并非自然流露，而是努力维持的结果。在他看来，“神经层面的典型社会互动方式就好像外语一样。一个人固然可以将外语说得流利自如，但是外语环境总不如母语环境舒服。”奈曼上高中的时候，他的智识技能、社交缺陷以及不同寻常的学习方式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既有残疾又有天赋，因此给他分班很不容易。“人们对于阿兹伯格患者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格外聪明，但是你必须认识并且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以及人类神经结构的多样性。这种态度与某人的学术成绩没有关系。” 奈曼说道。“就公关角度而言，像是弗农.史密斯这样患有阿兹伯格综合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提姆.佩奇这样患有阿兹伯格综合症的普利策摄影奖得主确实很值得宣传。宣传这些人有助于促进人们意识到神经多样性并非只是空谈而已。但是如果认为只有具备特殊才能的人们的不同之处才值得尊敬，那就大错特错了。” 2010年，年仅二十岁的奈曼被奥巴马总统任命加入了全国残疾委员会。这项任命引发了一阵炽烈的抨击。批评者们认为，奈曼对于自闭症的积极描述会减少治疗自闭症所必需的拨款，从而殃及他们的患病子女。

神经多样性这个术语最早来自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朱迪.辛格。她的母亲与女儿都患有阿兹伯格综合症，她本人也位于综合症的谱系之上。“有一次我在会所里参加研讨会，题目是设想一套比上帝的原版十诫更好的改良版十诫，” 她说道。 “我首先想到的诫命就是‘尊重多样性’。” 辛格的思路与美国记者哈维.布鲁姆不谋而合。尽管辛格率先使用了这个词，但是布鲁姆却在1998年首次将这个词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我们两个都注意到精神疗法正在退潮，神经学正在崛起，”辛格说。 “我对于这一趋势的解放运动侧面很感兴趣——女权运动与同性恋权益运动为各自的群众基础带来了极大的福祉，同理，神经多样性活动家们也会造福于神经结构不同于常态的群体。” 随着自闭症谱系的拓宽以及自闭症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增加，神经多样性运动也日渐加速。辛格认为，“互联网就相当于假肢，很多人离开互联网就失去了社交能力。”对于那些受制于语言与社交规则的人们来说，非实时的交流体系简直就是天赐的乐园。

卡米勒.克拉克在过去几年里开设了一个名为“自闭女一号”的博客。她被确诊为阿兹伯格综合症患者，也是神经多样性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此外她还是一位成年自闭症患者兼神经管发育不全患者的母亲。“自闭症儿童同样喜爱他们的父母。不过你可能需要学习识别你的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假如你的孩子展现爱意的方式与一般孩子有所不同，你也不应该往心里去。聋人孩子或许永远说不出‘我爱你’，聋人父母或许永远听不到孩子们这么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聋人子女不爱他们的父母。对于许多阿兹伯格综合症以及自闭症患者来说，仅仅与别人呆在一起也足以令他们心力交瘁，就像具有典型神经结构的普通人举办大型派对一样劳累。”许多自闭症患者都觉得目光接触令人心烦意乱；“神经多样性”网站创始人凯瑟琳.赛德尔表示，自己学会了回避儿子的目光以示尊重。她的儿子也意识到了她很看重肢体接触，因此偶尔也会拥抱她一下。

克拉克觉得神经多样性的理念不仅涵盖了自闭症。 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患有躁郁症、精神分裂症、诵读困难症以及抽动秽语症的人们，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都应当投靠在这个旗号之下。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应当合理意识到自己能够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而且永远不应该指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正常人’。自闭症患者本身就很有价值，用不着非得转变成为自闭症表现没那么明显的人们不可。”吉姆.辛克莱也写道，“我们与外界相互关联的方式并不一样。按照你所期望的正常标准来强求我们，那你就只能收获挫败、失望、反感乃至愤怒与憎恨。假如你愿意放下成见，采取学习新知的开放心态，尊敬地接触我们，那你就能找到一个从未想象过的世界。” 有一位活动家对我说，“治疗”自闭症并不像是治愈癌症，而是更像治愈左撇子。

许多神经多样性活动家都害怕基因检测以及选择性堕胎会导致一场“种族灭绝”。“我可不想到老了以后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再也不会出生。”加斯.尼尔森这样说道。他是一名阿兹伯格综合症患者，也是“自由阿兹伯格”网站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就像本书当中的绝大多数境遇一样，堕胎问题象征了身份模式与疾病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奈曼表示道，“我们从没说过自闭症并不代表残疾，而是说自闭症并不代表疾病。自闭症患者理应获得受教育机会，繁荣兴旺的机会以及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获得成功的机会。”赛德尔也表示, “我从来都认为基因研究确实有可能为自闭症人士经常遭受的问题提供有用的治疗方法。我非常支持研发针对自闭症症状的拮抗剂，例如能够矫正口腔运动机能的药剂，改善血清素新陈代谢的药剂，缓解慢性焦虑的药剂，减轻过度刺激的药剂，或者降低攻击性的药剂。但是我最关注的问题还是如何改善此时此地的自闭症人士的生活，因为我的孩子恰好也属于这个群体。”

然而也有许多重度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对于这些言辞流畅的自我辩护者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自闭症患者。自闭症诊断率的提升对于自闭症正在愈演愈烈的主张至关重要——因此对于争取研究资源也至关重要。但是要想提升诊断率数字，就意味着将一大批高功能人士纳入自闭症患者的范畴，而这些人往往公然反对某些研究内容。罗伊.理查德.格林克是乔伊斯.陈的丈夫，也是《并不奇怪的心智》（Unstrange Minds）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辩称根本不存在什么自闭症大爆发。“谱系的两端都存在着反科学视角。神经多样性活动家们因为科学家试图治愈自闭症而愤怒，反疫苗人士因为科学家不肯进行他们想要看到的研究而愤怒。双方的出发点天差地别，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他们之所以无法相互交谈，是因为他们的认识论与哲学基础势同水火。”

托马斯.因塞尔曾经感叹道，“自闭症群体是我见过的最为两极分化、内部最为分裂的群体。我觉得这些孩子遭受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他们仅仅需要得到接受而已，那么你不仅出卖了他们，也出卖了你自己。我们对待绝大多数癌症或者传染病都不是这个态度。我希望我们不要用这种态度来敷衍应付大脑失常的人们。绝大多数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子女过上最为充实的人生，假如这些孩子连上厕所都不会，连一丁点语言能力都没有，他们的希望就仅仅是空谈而已”

“请不要写这些人。”当我向《谢弗自闭症报告》的作者莱尼.谢弗谈起神经多样性运动的时候，他愤愤不平地回答道。“他们人数虽少，嗓门却高的很，吸引了太多的媒体注意力。自闭症的实质在他们那里遭到了轻描淡写的加工。声称自闭症不是病就好比从乞讨盲人面前的罐头盒里偷钱一样恶劣。这种说法使得那些本应推动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人们相信自闭症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阻碍了研究融资的进度。”其他批评家的口吻还要更加凶狠。自闭症患儿的父亲约翰.贝斯特是“仇恨自闭症”博客的博主。他最近的一篇博文内容是一张图片，画面上有一只猴子正在弯腰低头给自己口交。图片的题目是“一名神经多样性傻逼正在研究疫苗问题”。反神经多样性、反基因研究的“自闭症时代”博客曾经张贴过一款感恩节贺卡图样，内容是艾莉森.辛格、托马斯.因塞尔以及其他好几位不支持疫苗假说的科学家围坐在节日餐桌旁分食一名婴儿。

因塞尔主张自闭症“夺去了孩子的灵魂”，赛德尔则认为这项主张“不仅矫揉做作，而且充满污蔑”。她解释道：“尽管他声称父母的‘过分接受’使得他们忽视了子女的医学需求，或者使得他们的孩子未能获得恰当的教育，或者使得他们的孩子陷入了自我放纵的失禁状态，或者阻碍了他们的孩子尽其所能地学习交流能力，或者妨碍了针对自闭症特定相关问题的病因与治疗方式的研究，但是我相信他从未引用过任何具体案例。莱尼.谢弗这样的人竖起一个稻草人，说道：‘那些乱搞神经多样性的家伙们想让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们窝在墙角里独自烂掉，而且不让他们获得任何帮助。’这是胡说八道，任何脑筋没有毛病的父母都不会让自家孩子在墙角里自生自灭的。”

在争论的另一方，两名自闭症患儿的家长基特.温特罗布这样写道：“我的孩子确实遭受了生长异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因为我的孩子是谁而不爱他们。如果他们遭受了其他威胁到他们的未来与幸福的境遇，我也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尽量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让他们变得尽可能正常。不，‘正常’对于我来说并不意味着‘按照标准模子扣出来的、专门受训执行我的意愿的、机器人一样的孩子’。‘正常’意味着‘能够像没有自闭症的人们那样过上独立且目标明确的生活——能说话，能交流，能形成并维持人际关系。’”

有些自闭症患者觉得庆祝自闭症某些方面的活动家们经常擅自代表他们发言，并且对此十分反感。乔纳森.米歇尔是一位成年自闭症患者，他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博客与神经多样性运动作战。“神经多样性运动接触到了一个十分脆弱的群体，因为很多位于自闭症谱系上的人们都与社会十分疏远。自闭症患者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并且自尊低下，神经多样性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富有诱惑力的减压阀。重度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希望换一种眼光看待自己的子女，而不是将他们当成残缺破损的废人，因此他们同样很容易中招。” 当然，更广泛的残疾权益运动往往容不得科学。朱迪.辛格说，“我之所以与残疾权益运动反目成仇，是因为他们的想法完全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他们的思路简直好像憎恨生物学的创造论者一样。”但是神经多样性运动的参与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否认生物学，毕竟“神经”二字就表明了生物学必然是这场争论的组成部分。他们所探究的是生物学的意义。

对立阵营之间的恶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双方对爱的理解存在分歧。许多应用行为分析的倡导者或者疫苗假设的支持者都相信，那些拒绝接受他们观点的家庭亲手将孩子推向了毁灭。许多神经多样性活动家则认为应用行为分析折辱了人性，而疫苗假说纯粹是侮辱智商。克拉克辩称应用行为分析仅仅对动物有效，赛德尔则相信将自闭症子女描述成为疫苗受害者的父母贬低了自己的后代。“这么多人都相信身处自闭症谱系上的人们遭到了毒害，我很担心这些错误理念的流传会对我的孩子造成怎样长期且深刻的心理创伤。这些理念不仅在科学层面上不正确，而且在象征层面上十分粗鲁。”

因为自闭症权益活动家的自闭症行事风格而批评他们是很幼稚的——举止怪异，一根筋，死抠细节，难以想象听众对于自己措辞的反应，如果没有合理且站得住脚的理由就绝不肯妥协。鉴于社会活动一般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活动家的个人魅力来推动，这些特质无疑削弱了自闭症人士的说服能力，以至于达不到他们自己的期望。莱尼.谢弗曾经抱怨神经多样性活动家们“认为我们都是不懂爱的坏人，可是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在雅虎网站《伤害的证据》一书的在线讨论列表里，反对神经多样性的人们也口无遮拦地将他们的对手称作“懒鬼”、“疫苗蛮子”、“不值钱的妓女”、“收钱办事的走狗”以及散布“恶性公关炒作”的“自命清高的洁癖法西斯”。

莎拉.斯宾塞是一位在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工作的儿科神经学家。她认为，“当我们缓解了重度自闭症患者的某些症状的时候，他们看上去的确快乐了不少。作为一名临床医师。我觉得他们不喜欢‘呆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很想挣脱出来。我们也希望接纳神经多样性运动的政治立场，但是科学与临床支持必须先于政治。”西蒙.拜伦-科恩也说过，“自闭症既是残疾也是差异，我们需要设法缓解残疾并且尊重差异。”

想要推行非黑即白的政策来应对一套连续的谱系显然从根本上就错了。在自闭症的谱系上，有些人因为与他人交流不畅而懊恼，也有些人不以为然；有些人承认开口说话很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转而使用键盘以及其他辅助科技手段与别人交流，也有些人通过仔细观察发展出了还算过得去的语言能力；有些人因为社交能力的缺失而痛苦不堪，也有些人根本没有交朋友的兴趣，还有些人会按照自己的方式交朋友。自闭症使得有些人身心俱废，也使得另一些人骄傲不已，还有人仅仅就事论事地将自闭症当成了人生当中的诸多事实之一。社会环境的作用也不能忽视：经常遭到贬低的人们与接收到积极信息的人们相比更难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个性的因素也不能忽视。有些自闭症患者乐观飞扬，也有些人孤僻抑郁。神经层面的典型人群同样具有多种多样的性格，而自闭症则会与这些性格进行各种不同的搭配。

斯蒂芬.海曼认为，“自闭症的严重程度肯定事关重大。不过其他的因素也会发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例如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以及能否实现这些目标，你之所以感到沮丧无力是不是因为思考与感受方式的结果，以及你是否满意自己的存在方式。”因塞尔则认为，“对于那些自闭症病情最严重的人们来说，神经多样性无异于威胁。在谱系的另一端，这套说辞又能帮助人们接受自己，并且鼓励所有人接受各自的特别之处。根据自闭症群体当中一部分人的说法，假如你接受了我们的本质，也就意味着你愿意帮助我们实现全部潜能。”安娜的母亲詹妮弗.弗兰肯充满激情地谈论过这些主张：“假如安娜.利维亚是个故意穿纸尿裤，故意不会上厕所的成年人，那我简直要谢天谢地了。我真心希望她能具有足以参与神经多样性运动的自我意识。假如有一天安娜能够告诉治疗师，‘我妈妈真坏，害我受这个罪，’那么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坦普尔.格兰丁辩称，自闭症患者与全社会都要相互适应。她描述了无法交流，不会上厕所以及经常自残的人们所经受的痛苦。“如果能够预防完全破坏语言能力的最严重自闭症，那就太好了。但是假如你排除了一切自闭症基因，也就等于排除了无数科学家、音乐家以及数学家，剩下的就只有干巴巴的官僚而已。我经常在脑海里设想这样一幅画面：一群原始人围坐在篝火边上交谈，旁边的角落里有一位阿兹伯格患者正在打制第一枚石矛，正在考虑如何将石矛系在棍子上，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还切割了好几根动物筋腱。长于社交的人们不会发明技术。”

有人认为神经多样性群体当中的活跃分子肯定没有经历过严重自闭症患者所特有的问题。为了反驳这种说法，自闭网（autistics.org） 的三位网管共同发布声明，表示他们三个全都没有接受过完全的厕所训练，还有一个人不能说话。“我们会甩手，弹手指，打滚，蜷缩，搓手，拍手，蹦跳，尖叫，哼叫，嘶叫以及咋舌。”而且他们断言这些表现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幸福。在一部名为《用我的话来说》（In My Language）的视频当中，神经多样性活动家阿曼达.巴格斯描述了自己的观点。巴格斯有重复行为并且不能说话。“我的思考方式、对外界做出反应的方式以及感受外界的方式与标准概念相差极大，以至于有些人根本不认为我在思考。只有当我用你的语言打出一段文字的时候，你才承认我们正在交流。人们煞有介事地将像我这样的人描述成了神秘难解的存在，却没有人承认其实只是他们自己搞不清楚而已。只有等到多种不同的人格形态全都得到承认之后，正义与人权才能得以实现。”

珍.迈耶丁被确诊为阿兹伯格综合症患者，目前她在华盛顿大学工作。她这样写道：“假如自闭症谱系上的所有人全都能‘出柜’并且致力于增进社会体制的弹性，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特殊需求’都能得到迎合，那么这个世界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将成为一个更舒适且更贴心的场所。在这个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有各自不同的学习方式，就好比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发色与发质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的心智都有着独特的口音。” 乔伊丝.陈描述过她的女儿如何“因为某些她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问题而苦苦挣扎”，最后她终于解释说：“妈，我觉得这都是我的自闭症在捣乱。”像这样的主张二十年前有可能出现吗？像这样的自我接受与自我意识难道不是象征了成熟、解放甚至压倒疾病的胜利吗？“每当人们因为我的女儿而同情我的时候，我总是不理解他们的情绪，”罗伊.理查德.格林克写道，“自闭症与其说是需要隐藏的疾病，倒不如说是需要接纳与适应的残疾；自闭症并不是全家人的耻辱，而是人类存在的又一种变体。”

凯特.莫维斯是一位自闭症患儿的母亲。她这样写道：“直到目前为止，阿登还没有迎来他的‘尤里卡！’时刻，没有揭示出一个潜藏在自闭症之下的理想孩子。相反，反而是我得到了揭露，得到了重塑，不仅获得了看待阿登这个人的全新视角，而且还获得了审视我自身的全新方式。”凯瑟琳.赛德尔也认为，“不可治愈这个词尽管听上去令人心碎，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个词也意味着自闭症具有经久不绝的特质。从不同的侧面审视这颗宝石并不意味着看轻了那些遭受巨大障碍的人们所面临的挑战。我正在试图从全局着眼，看到自闭症的美丽之处。自闭症就像梦境一样是人性的一部分。上帝彰显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可能性，而自闭症也是可能性之一。自闭症是人类处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各种人类处境——的组成部分。”

对于聋人来说，医学治疗手段与权益活动都在突飞猛进。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这两方面的进程都举步维艰。自闭症与耳聋不同，即便在外部世界的自由派眼中也尚未确立作为文化的地位。语言学家们尚未识别专属于自闭症患者的语言。全世界没有哪家大学具有教育自闭症患者的漫长历史（除非把麻省理工算进来）。衬托着聋人文化主张的各种机制——聋人剧院，聋人社交礼仪以及聋人俱乐部——在自闭症圈子里都没有对应物。自闭症的科学解释极其复杂，这意味着自闭症的身份政治还要等待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会被医学进步碾压过去。但是聋人文化的变迁模式表明，神经多样性的支持者们同样身处于一场赛跑当中，而他们的最主要优势就是对手像乌龟一样迟缓的脚步。不过话说回来，自闭症阵营也确实能拿出很多由自闭症患者取得的切实成就来为自己撑腰。尽管针对历史人物的回顾性诊断从科学角度来看不太可靠，但是莫扎特、爱因斯坦、安徒生、杰斐逊、牛顿以及许许多多目光远大之辈按照今天的诊断标准都有可能登上自闭症谱系。假如海伦.凯勒从未降生人世，大多数人或许并不会感到怎样惋惜。但是假如我们的世界缺少了上述这些天才，那么所有人都将遭受极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