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1994年莱克星顿毕业仪式结束后不久，我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参加了全国聋人协会（NAD）举办的年会。将近两千名聋人参加了会议。在莱克星顿抗议期间，我造访了很多户聋人家庭，我了解了聋人使用电子通讯设备的方式，我见识了懂得手语的宠物狗，我参与了涉及主流化、口语教育以及视觉语言完整性的讨论，我习惯了发出闪光而非声响的门铃，我观察了英美两国聋人文化的异同，我还在加劳德特的宿舍里住了几天。但是全国聋人协会的聋人世界依然把我打了个措手不及。

自从1880年创始以来，全国聋人协会就是聋人自我实现与赋权活动的中心。协会每年举办的大会则是最坚定的聋人文化成员为了争取政治关注与进行社交活动而汇聚到一起的场所。在大会主席招待会上全场灯光通明，因为在光照昏暗的环境里聋人将会失语。房间里的景象十分奇异，如同一片浪涛起伏波光粼粼的人海。上千双手令人眼花缭乱地上下翻飞，描述着存在于空间当中的语法，每一双手都鲜明地彰显着独一无二的声音乃至口音。这群人几乎从不开口，不过你能听到拍手的声音，打响指的声音与吹气的声音，这些都是语言的一部分，都是手语的附带产物。偶尔他们还会无法自已地开怀大笑。与有听力者相比，聋人更喜欢相互触摸，但是我必须小心区分友好的拥抱与冒失的动手动脚。实际上我不管做什么都必须小心翼翼，因为我丝毫不懂得这种环境下的恰当礼节。

我与聋星旅行社的艾伦.卢德那讨论了聋人旅游业，接下来又与聋乐旅行社的乔伊斯.布鲁贝克谈论了同一个话题。此人当时正在组织全世界首次聋人同性恋海上邮轮观光活动。我参加了关于美式手语应用、艾滋病以及家庭暴力的座谈会。我与纽约聋人剧院的创始人阿兰.巴沃莱克谈到了为聋人改编的戏剧与为聋人创作的戏剧有什么区别。聋人喜剧演员逗得我前仰后合（肯.格里克曼，艺名格里克教授：“别人都说相亲是盲目的，我说相亲是耳聋的。你经历过耳聋的相亲吗？你和人家姑娘一起去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了。”）。在餐桌上，广受赞誉的聋人演员伯纳德.布拉格表演了手语版本的威廉.布莱克诗歌“朗诵”。他要的意大利面在表演期间放凉了。手语使用者们即便在满嘴都是食物的时候依然可以相互交谈，但是却不能一边交谈一边使用刀叉。

全国聋人协会还是全美聋人选美大赛的主办方。周五晚上就有一场比赛。美女们一个个身着盛装，披挂着写有各州名称的佩带，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南方的手语简直就是一锅粥。”有人对着密西西比聋人小姐指指点点。“别人谁也不会这样比划的。”（手语的地区分化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比方说纽约手语俚语当中表示“蛋糕”的手势在某些南方州就是“卫生纸”的意思。我那点可怜的手语词汇同样闹出过大笑话：我的本意是请人和我共进午餐，对方却以为我想找一位女同性恋。）纽约聋人小姐吉尼.格茨的父母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全家人在她十岁那年移民来到了美国。她发表了一篇流畅优美的独白，描述了在美国找寻自由的经历——她的母国对待残疾的态度并不算宽容，在那里她是不容于社会的异类，如今她却高扬起了聋人骄傲的旗帜。“聋人同样能够光彩照人”这样的理念看上去如此激进而惊人，完全就是美国梦的组成部分。

夜复一夜，我直到凌晨两点半依旧全无睡意，只顾着与人交流。我遇到的一位聋人社会学家撰写了一篇关于聋人如何道别的论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电传打字机发明以前——早在互联网问世以前这项技术就使得聋人们可以用打字的方式相互传递信息——聋人只能借助信件、电报或者亲自露面的方式进行交流。请人来参加派对很可能就需要花费两天时间。说再见总是很不容易，因为你往往会突然记起忘了说的话。由于下一次取得联系恐怕要等很久，两个聋人一旦开始交流就停不下来。

亚力克.奈曼是聋人飞行员协会的一员。此前他一直在周游世界，直到2005年遭遇坠机为止，当时地面人员忘记了自己正在为一位聋人飞行员导航，结果他受了重伤。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从中国旅行回来。“我刚到中国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几位中国的聋人。然后我就投宿到了他们家里。聋人出门从来用不着住宾馆，其他聋人总会收留你。尽管我们使用的手语体系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理解了对方的意思。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共同的聋人文化却将我们维系在了一起。当天晚上我们就谈到了中国的聋人生活与政治问题。”我一边听一边点头。“你要是去了中国可玩不了这一手，随便哪个有听力的人都不行。所以你看咱们俩谁才有残疾呢？”他这样说道。尽管这话听上去有些刺耳，但是任何一个置身于全国聋人大会当中的有听力者都难免会希望此时此刻自己也是聋人。我知道聋人文化的存在，但是却从没想到这种文化居然如此茁壮。

身为聋人的体验如何才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互调和呢？MJ.别文纽为双语双文化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这套方法一般被称作双-双教学（Bi-Bi），加德劳特校园的小学与中学用的都是这套方法。在双-双教学课程当中，聋人学生们将手语当做母语来学习，将英语当成外语来学习，尤其重视写作。在这套课程的引导下，许多聋人学生都能达到有听力同龄人的水准。平均而言，仅仅采用口语教学的学校的聋人学生在十八岁中学毕业的时候具有四年级的阅读水平，采取双-双教学的学校的聋人学生则大多能达到毕业水平。口语在双-双教学体系里是一件有用的工具，但并不是日常教学的首要重点。

我第一次见到MJ.别文纽的时候她四十出头，她的手语动作迅捷干脆，准确到位。她使用手语的姿态简直就像是在重新安排空气的形状，使之可以得到接受。她一直畅所欲言并且辩才无碍地反对贬低残疾人的语言用法，可谓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之一。“我是聋人，”她作出了“聋人”的手语动作——用食指从下颌划到耳部，就好像在描绘一个大大的微笑。“将自己视为聋人是一个选择，就好比我也将自己视为女同性恋一样。我的文化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不会用‘丧失听力’或者‘丧失’任何能力这样的字眼来定义我自己。有些聋人从小被迫学习英语，并且被禁止使用手语。长大成人以后他们非但没有养成双语能力，就连英语能力都没能完全发展。这样的人才真是残疾人。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身为聋人就像身为日本人一样并不能算是残疾。”MJ的父母也都是聋人，她的姐妹也是聋人。她对于美式手语的热爱就像诗人对于英语的热爱一样张扬。“当我们的语言得到承认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自由。”自由这个词——攥紧双手在胸前交叉，然后双臂外挥，手心冲外——在她的演绎下就如同爆炸一般壮烈。“我的许多体验都是聋人独有的，你根本无法获得对等的体验。”

话说至此就有些麻烦了。有些人主张，假如耳聋并不是残疾，聋人就不应当受到《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的保护，也就无权享受各种适应性措施：例如公共服务场所的译员，电话交换台的接力译员，以及配备字幕的电视节目。某个只会说日语的人在美国并不能自动获得上述各项服务。假如耳聋不是残疾，那么国家还有什么理由专门兴建聋人学校呢？社保体系还有什么理由向聋人提供残疾保险呢？东北大学心理学教师兼作家哈兰.雷恩这样说道：“我们的困境在于聋人希望获得民主政体之下的其他公民全都有权享有的便利——参加公共活动，获取政府服务，接受教育，等等——但是当他们为了争取残疾人权利而主动归附残疾定义的时候，同时也就殃及了争取其他权利的斗争——例如聋人儿童将难以接受对他们最有利的语言教育，不得不接受接受耳蜗植入，遏制聋人婴儿出生的行为也将会继续下去。”

我见过很多认为失聪肯定是残疾的聋人，一想到政治正确团体声称他们的问题不是问题就愤恨难耐。我也见过认同老式自我憎恨的聋人，他们因为耳聋而感到羞耻，因为自己的孩子同样耳聋而感到悲哀，他们认为自己永远只能是二等公民。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些人的愁怨声音。就某种意义而言，究竟是治好他们的耳疾还是修复他们的自我认知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些人的确存在，而且数量众多，需要来自其他人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