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科技知识分子是万能的吗？ -- 豫蒙

我觉得河里很多网友都是学理工的吧，而我是学人文社会的，所以常常感觉交流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诸位大谈硬盘分区，或者毒龙什么新产品的新性能的时候，我随然不能说一窍不通，但也基本上是懵懵懂懂；反过来，我和大家谈论人文社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也常常感觉各谈各的，谁也没听懂对方的意思。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争论的问题有两个层面，前面我一直是混在一起说的，表达的不够清楚，诸位也就很难听明白。我现在分开力争清楚地阐述一下。

事实上，德国学者韦伯，曾提出过两个很有用的概念，一个叫做“价值理性”，或者叫“目的理性”；另一个叫做“工具理性”。简单地说，价值理性考虑的是某一目标是否合理，而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

举个例子讲，上面我们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的故事，对于工具理性来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什么材料、花多长时间来建造毒气室，这样的毒气室应该有多大的面积、使用什么样的毒气、装多少个喷头、一次放进去多少人、多大的剂量可以最高效的毒死这些人、尸体如何处置等等，这些都是工具理性要考虑的问题。

而“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毒气室”？它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建这样的毒气室”违反不违法人性？等等，此类的问题就属于“价值理性”要考虑的范畴。

每个人都既具有工具理性又具有价值理性，但是，在生活日益复杂化、细密化的今天，某一具体问题的“工具理性”常常掌握在“专家”手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这样的问题，公众便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事实上，专家要解决的常常只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而对于其他公民来说他们依然可以就“什么是我们的目的”、“专家们所谓的目的是否合理？”等价值理性的问题展开讨论。

对于纳粹工程师来说，他的任务知识建造毒气室，如果他能按照某种标准，比如说“多快好省”，建造出某种标准的毒气室，那么，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但是，他却解决不了“为什么要早这样的毒气室”之类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对每个公民开放的。工程师作为公民当然也可以思考着个问题。但是，他必须清楚，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再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反对战争的弹药工人往炮弹颗粒填沙子可以看作是他们通过某种“工具理性”来达到他们的“价值理性”的目的。但是，同样的行为假若发生在了抗美援朝，性质是不是会变呢？对这一问题，以前好像大案是一个，现在好像又有争论了，这里我们不必纠缠了它了。

这两类理性的划分虽然很清楚，然而，却很少有什么事物也是这么清清楚楚划分到两个阵营里面去的。一个问题往往兼有这两方面：又有哪个工具理性不是为了达致某种目的的呢？所以争论当然可以发生在这两个层次任何一个上面。

我们举一个我们身旁的例子：日本人通过修改教科书否认二战罪行。这里面，修改教科书可以算作“工具理性”的体现，想要达致的是“否认二战罪行”的目的。难道我们只能就“修改教科书”一个层面讨论？只能依靠“教育学家”、“法律学家”、“政治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每一个亚洲公民、每一个世界公民、甚至如果有外星人的话，对此感性取得外星人，都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抨击日本政府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假若镜头捕捉到游行队伍中有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一本正经得说日本不好，你能说他是在照中国政府的课本背书？他的父母是在靠小孩子“作秀”，所以很无耻？

当然，这个例子很圆明园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日本政府的行为除了他自己，谁都认为是错的；而圆明园的情况则还没有定性，还可以讨论。正因为还可以讨论，所以，就要允许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发出来，这很正常。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能够容忍这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即便是作为技术人员，听到这些声音，哪怕公众在谈论原本不是他们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话题，作为技术人员，都要有所克制，要意识到，从“目的理性”的角度，这些人士可以发表意见的。如果他们在技术层面上说的不对，那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而工具理性讲究的是“有效性”，只要你能够证明他们的方案是无效的，或者没有你的有效，就很容易取得效果：即便对方不能接受，其他的听众也会赞同你的看法，认为你是对的。所以，无论如何，还是不要说人家“作秀”，更不要说人家“无耻”。

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个小孩子来说，他有权利就圆明园铺膜的事发表意见，而且，我认为，这种意见对于合理解决这一问题是有正面作用的。你们抨击他，是仅仅从“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讨论问题，是不全面的。

然而，很不幸的是，韦伯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越来越优势，人们越来越忽视价值理性，而习惯于仅仅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再思考某一目的本身是否合理，而仅仅考虑要达到该目的是否可行，由该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与步骤来达致它。韦伯认为这是件很不幸的事。他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了焦虑。

事实上，他的忧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奥斯威辛德悲剧正是最好的例子。那些监狱官、放毒气的人、运尸官、焚尸官，常常并非凶残暴烈、蛮横无理的亡命之徒，恰恰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多是遵纪守法的良好市民、体贴入微的好丈夫、疼爱孩子的好父亲、乐善好施的好邻居、诚实可敬的好朋友。然而，就是这样一些人，一旦到了上班时间，进了奥斯威辛这座杀人的工厂、穿上工作服装，却又可以眼都不眨一下的把同他们一样的大活人送进毒气室，一丝不苟的调整机器，严格准确的实施操作，勤奋辛苦的生产工厂的优质产品――他人的大批、快速、干净的死亡。

这不是以件很可怕的事情么？

不问目的的单纯的工具理性竟然可以产生这样的祸害？

而且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德国人所独有的，想想我朝的文革，又有什么样的差别？

所以，单单靠工具理性是无法解决一个问题的。要解决一个问题，首先就要允许别人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的目的？”

在这个方面，每个公民都是有权利发言的。你们仅仅根据工具理性来批判小孩子的发言为“被书本”、“没意义”，太偏颇了。

而且，事实与你们所以为的并不相同：“专业知识”其实并不能垄断“工具理性”。吉登斯所说的“专业知识”的缺陷实际上包含了“专业知识”忽视“目的理性”、和“专业知识”本身就有缺陷两个方面的内容，但他的焦点更偏重后者。

专业知识这方面的缺陷性体现在它的“不全面”上，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专家系统能够成为全能的专家”。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涉及到很多方面、很多层面的东西，而这些方面、层面往往又很难再开始就被人们意识到。同时，专业知识越来越细化，每个专家所专攻的往往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领域，这也就是所谓的“知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少的东西（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少的东西）”。所以，结果就是，在解决某一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假设这个问题的目的理性已经被人们广为人可了，即便在这个时候，也很难想到什么样的专家是应该找的，而这些专家的知识又是足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但如此，专家系统与专业知识还常常有很多盲点与意想不到的后果。我在上面举的巴西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建筑师们相信，崭新的巴西利亚消除除了拥挤的贫民窟，以及和贫民窟相伴随的黑暗、疾病、犯罪、污染、交通拥挤、噪音、缺少公共服务等等。去而代之的是，所有的居民都应有相同的住房，唯一的区别是分配的房间数量。每个小区都是正方形的，体现了理性、健康和平等。然而，实际上居民们在这些物质条件之外获得的是什么呢？是巴西利亚综合症。

这种症状不是人类生活必然的结果，而是建筑师知识运用的产物，假若没有这样的建筑师设计这样的城市给人们居住，巴西利亚的居民也就不会的这样的怪症。也只有运用了这样的知识，人们才发现，原先的建筑学知识是多么的片面与有害。

我国的例子也有啊，比如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难道你认为那个设计师真的差劲到这种地步么？明知如此海要这样设计？不是的，是在这既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知识的不全面。类似的还有北京的摊大饼似的三环、四环、五环、六环。这样的设计，在解决了旧的交通问题的同时又造成了更多新的问题。

而非专业知识也绝非你们所想想得那样只配给专家们提出现实中的问题，然后等着专家们解决就是。简雅各布对美国城市社区观察的视角是那些城市建筑专家们所从来不曾用过，也从来不曾想过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外行人，尽管在开始受到内行的嘲弄，她的创见却逐渐的到整个社会的承认，从此极大的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建筑理念。

所以，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

1，问题常常有两个层面，目的理性层面与工具理性层面。

2， 每个公民都可以就目的理性层面加以讨论。

3， 尽管工具理性层面日益为专家所垄断，我们必须记得专家系统与专业知识是不完备的、有缺陷的。二十世纪证明我们的生活已经日益依赖于专家系统与专业知识，但是二十世纪的历史也同时表明，专家系统与专业知识有时候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4， 公众的“非专业知识”不仅仅可以用来讨论目的理性，而且有时候也会对“工具理性”有所助益。

5， 对公众的意见要有制度的保障，以使他们能够及时发表出来；同时，要对这些意见有起码的容忍态度，任何侮辱性的评语都应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