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杰拉苏十分明确地表明，罗马当局现在已经无法忽视基督教了。到了二世纪末期，这门来自某边远落后东方行省的的宗教甚至已经打入了宫廷。康茂德皇帝的情妇以及皇帝遇刺而死的策划者玛琪亚就可以被视为基督教在宫廷里的开路女先锋，尽管她的身份与行为说出来都不太好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康茂德死后不久，第一批可考基督徒皇室成员墓碑就出现了。*39* 随后基督教就与皇室结成了没有这么极端的关系。塞维鲁.亚历山大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侄孙）的母亲尤莉亚.马梅亚对于基督教就很有兴趣，她曾邀请奥利金前来讨论信仰问题，一向咄咄逼人的罗马神父希坡律陀则很有风度地向她或另一位宫廷贵妇进献了一篇关于基督复活的论文（大部分内容已经佚失了）。*40* 根据不可靠消息的说法，年轻的塞维鲁.亚历山大皇帝还专门命人制作了耶稣与亚伯拉罕的雕像，与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已经封神的皇帝先祖的雕像一起供奉于内室之中。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救主造像的记录，尽管这种折衷做法将基督的神性打了对折，为日后蓬勃发展的基督教造像艺术开了一个不甚靠谱的先例。此时两边的态度都有些暧昧。基督徒们一方面希望维持排外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很想与当权者搞好关系（哪怕当权者们搞出来的基督雕塑触犯了基督徒禁止雕刻造像的规矩）。位高权重的罗马人对于基督教则对基督徒的打算既好奇又怀疑。

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202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就曾下令禁止皈依基督教或犹太教，这一做法有力地鼓动了他以及他的儿子们在位时期的迫害活动。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于235年杀死塞维鲁.亚历山大并篡位登基之后，基督徒们短暂的受宠时期也随之戛然而止。*42* 到了三世纪中期，罗马皇帝的基督徒臣民们首次遭遇到了帝国发动的全境迫害。在任何情况下，非基督徒社会精英捍卫自己宗教的坚决与投入对于基督徒来说总是意味着麻烦，但是这次的事态在三世纪四十年代恶化起来，因为熟知历史的罗马人都清楚这段时间标志着罗马建城一千年。对于罗马公民们来说，正好借这段时间来回想他们所热爱的帝国的历史，对于那些依靠砍杀拼斗登上皇帝宝座的一系列保守思想军官们来说，这一前景实在令他们郁闷不已。

图拉真.戴修斯是一位活力旺盛的元老兼行省总督，于249年夺得帝位。他将帝国在千年之交遭遇到了种种困境归咎于旧神们由于香火冷清而发怒——正如我们前文所见，他关于旧神香火冷清的说法是很正确的。对于戴修斯来说解决之道很简单：强制全体公民向旧神献祭，男女老幼均不得例外，起码也得让各家户主代表全家人进行献祭——按照传统，每一任罗马皇帝即位后都会要求城内各个社区进行献祭，而现在的作法则是对传统的极端强化。很显然帝国境内最为系统化地回避献祭旧神的团体就是基督徒，接下来发生的冲突将基督教群体此前还不甚突出的强硬立场推到了无情的聚光灯之下。帝国的新政策在250年得到了极其高效的实施。进行过献祭的人们可以领到书面证明，有几份此类证明文件还在埃及的垃圾坑与沙漠中得到了保存。*43* 献祭政策与惩罚措施挂钩，拒绝献祭通常意味着监禁，不过有时也会导致死刑。图拉真之后的加卢斯皇帝与瓦勒良皇帝分别在252年与257年于百忙之中重新拾起了他的政策。直到不幸遭受波斯人俘虏的瓦勒良皇帝的儿子伽里恩即位，这才在260年废除了这种迫害政策，因为此刻的帝国正面对着众多其他危险。但是在此前十年间基督教教会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倒不是说死伤了多少人，因为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并没有多少其他人遇害。但是教会的士气的确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事实上压倒性多数的基督徒都屈服了。这一点或许并不意外，因为同样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例如112年小普林尼就在比提尼亚行省逮捕过基督徒。存心服从皇帝的命令是很自然的。大部分基督徒都对帝国怀有深切崇敬，当时主要基督教作家都对于服从帝国的限度给出了困惑难解而又自相矛盾的说法，很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普遍心态。*44* 此外，教会在整体上还不适应迫害活动，或者说当时肯定没有基于中央领导的系统化应对措施。迫害带来的麻烦并不因为迫害结束而结束，教会领导层不得不开始收拾烂摊子。应对迫害的方法关系到主教的权威。有些主教遵从了主在约翰福音中的诫命，勇敢地殉教而死，这其中包括安提阿、耶路撒冷与罗马的主教；还有些主教遵从了主在马太福音中内容完全相反的诫命，踏上了流亡之路，例如迦太基与亚历山德拉主教这样的重要人物。

逃跑的人很可能遭到那些为了信仰而留守原地受苦受难的人们的批评。按照罗马法律术语当中对于当庭认罪之人的称呼，这些坚定的基督徒们被称作“自白者”（confessors）。自白者为深陷困局的教会提供了一种基于其所承受苦难的替代性权威来源，尤其是在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宽恕屈从于帝国政令的基督徒——所谓的“跌倒者”（lapsed）——的问题上。大量“跌倒”的基督徒聚集在自白者面前寻求宽恕并试图重新加入教会，而主教们则十分反感这一情况。在罗马与迦太基都爆发了关于宽恕问题的重要辩论。面对着部分自白者的不服从行为以及一位竞争主教的选举，迦太基主教居普良发动了一场宣传大战，其中他就主教职责所撰写了不少流传千古的文章，其意义远远超越了这次一时一地的争论。他认为赦罪的权柄与主教同在，并且强调主教是公教会团结的关键，因为主教就是各个主教辖区的使徒继承人。这一观点将最早由伊格纳丢、克雷芒以及爱任纽进行的讨论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在罗马，争论则主要围绕是否可以宽恕全部跌倒者的问题来展开。在这一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诺瓦提安长老反对他的同事科纳里当选罗马主教，因为后者认为主教有权赦罪。这一来罗马教会就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居普良与科纳里就主教权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结成了同盟，而诺瓦提安的支持者们则成为了遭到孤立的少数。

接下来的情况越发恶化。诺瓦提安主义者们凭着一腔热情开始在北非与罗马招募皈依者。后来许多诺瓦提安教派的支持者都觉得分裂教会有些过分了，而且许多在他们手下受洗的皈依新人都希望重新加入公教会，投靠居普良与科纳里。这一来迦太基与罗马又面临着谈条件的问题。诺瓦提安教派的洗礼有效吗？居普良认为没有，但是罗马新任主教司提反希望安抚入教新人，因此不同意他的看法。结果这两人又吵得不可开交起来。这场争端部分表明，罗马教会越发感到北非主教们对于自己在西方教会中的地位自恃太高。司提反不仅以“敌基督”之名蔑称居普良，而且还为了掌握大义的立场而诉诸于基督在马太福音中语带双关的言论：“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马太16：18）。这是罗马主教引用这段经文的最早记载。这场发生在256年的争端标志着罗马在逐渐发迹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最后北非与罗马同意就这一问题求同存异。北非方面坚持有效洗礼只能在教会这一基督教团体内部进行，而罗马方面则声称圣礼归于基督而非教会，因此任何用心纯正之人都可以遵照正确规程来有效地施行洗礼。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教会迎来了相对的和平。导致传统宗教体制在这一时期逐渐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基督徒人数的稳步增长。在272年教会甚至还向奥勒留皇帝寻求过法律援助：长期以来教会一直试图驱逐遭到罢黜的安提阿主教撒摩撒他的保罗，此人十分顽固，一直呆在安提阿教堂里面不肯离开。这是记载当中帝国第一次干涉基督教内部事务。不过最严重的一轮迫害即将到来。存心改革的戴克里先皇帝发动这次迫害的目的是在帝国全境彻底荡平基督教。戴克里先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重振罗马的旧日辉煌。尽管这一努力所造就的压迫性官僚机构与对于同一性的无情追求十分不同于早期帝国的情况，但是他也是个决心尊崇旧神的人。他不仅仅不信任基督教，而且对一切宗教创新都满心怀疑。不过他隐而不露的宗教保守主义转变成积极的迫害基督徒活动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三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戴克里先越发受到一个军官小团体的影响，这批军官来自巴尔干地区的亚德里亚行省，为首之人名叫伽列里乌斯，他是受戴克里先拣选辅助其统治帝国的同僚之一。这帮人极其反基督教，其中有几个还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热情追随者。他们劝说戴克里先将思想倾向转化为行动。自303年开始，针对基督徒的全面攻击正式发动，神职人员首当其冲。教堂遭到拆毁，基督徒被迫参与献祭，圣典经文遭到查抄。迫害活动在帝国西部要相对缓和一些，因为戴克里先的另一位同僚君士坦提乌斯对于基督教抱有几分同情之心。但是其他地区的迫害活动则在戴克里先于305年退位之后愈演愈烈。尽管这次“大迫害”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而且二十年后教会就时来运转，但是就其野蛮残忍程度来说却是此前任何攻击基督教活动所不能比拟的。教会早期所有殉教记录当中几乎有一半发生在这个时期。而且正如我们在第六章将会见到的那样，这次迫害的最终结束同样也留下了大量内部争端的由头，正如同戴修斯皇帝及其继任者们在本世纪中期发动的迫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