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政治、公众热情与神学之间的纠葛在一场全新的争端当中更加痛苦地显现了出来，这场争端的题目叫做一性论。在这场争端当中，神学辩论的焦点偏离了阿里乌斯派所关注的圣父圣子的关系，现在的争论热点是基督如何将人性与神性结合于一身的问题——亚他那修的铁杆支持者阿波利拿里很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在这场神学辩论之后还潜藏着若干套其他盘算，不仅涉及神学，也涉及政治。耶路撒冷遭到剿灭之后，地中海东部的教会一直听命于另外两座主要城市，即叙利亚的安提阿与埃及的亚历山德拉，这两座城市的“大主教区”主教或者说牧首职位可以管辖其他次一级的主教。现在新近登台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也拥有了此等权柄，历史更悠久的教会当中的主教对此深恶痛绝，尤其是因为君士坦丁堡还以“新罗马”这一头衔自诩，并在381年的会议上不惜冒犯众怒为这一头衔挣来了官方认可。君士坦丁堡会议之后七十年里，连续三任亚历山德拉主教分别促成了连续三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倒台。由于耶路撒冷主教区在君士坦丁及其母亲的支持下成为了朝圣中心并受惠良多，耶路撒冷的主教们也就产生了与救主圣祠护卫相称的野心。因此这四座城市一方面为了确定最恰当的基督人性与神性观而纷争不休，同时另一方面也在权力斗争当中互不相让。除此之外罗马主教也不甘寂寞，越发强硬地坚称自己拥有传承自彼得的神授能力，但是在当中东部教会的希腊语系神学辩论当中，罗马主教还是多少遭到了一点边缘化。

亚历山德拉与安提阿派系的神学观点之间存在着基础性的差异。神学家们并不总会像训练精良的体育队伍那样行事，但是两座城市的基督教学者在治学手法上的确区别明显。前文中我们提到过安提阿派系在点评圣经文本时更讲究字面含义。这次的话题又是基督学，还是那个绵延三百年未能解决的谜题：一个巴勒斯坦人的一生如何与宇宙级别的救主联系在了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如何能同时既是凡人又是宇宙级别的救主。通过坚称基督与圣父同质，人们已经解决了阿里乌斯派的争议。那么这一点对于基督的人类特质——他的泪水，怒火，玩笑以及与他人共同享用面包葡萄酒的行为——又意味着什么呢？人性的基督与神性的基督支架究竟距离多远呢？接连好几位出身于安提阿派系的神学家们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首先是大数主教狄奥多，接下来是他的学生西奥多，一位有力且不乏细致的神学家，安提阿本地人，后来担任了摩普绥提亚主教（此地如今已经降格成了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镇，名叫亚卡宾那）。

亚历山德拉派系的神学家们则跟随了奥利金的路线，更倾向于强调三位一体当中三大神格的区别所在，因此他们不太愿意对基督神格的内在组成进行进一步区分。狄奥多与西奥多很熟悉安提阿派系对于福音书当中耶稣生平的文字与历史解读，因此很乐于强调耶稣具有真正的人性。此外这两人也更倾向于谈论三位一体神性的整体性，因此他们更乐于谈论基督的双重性质，他们的表达方式在亚历山德拉派系看来差不多就是亵渎。双方的不同立场可以由以下意象加以解释。在亚历山德拉派系看来，同时包含神性与人性的基督单一神格当中可以比作（尽管这个比喻并不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一个既装水又装酒的容器，水酒相容不分彼此。西奥多及其追随者的对应看法则将基督的神格视为一个既装水又装油的容器，水油并存却互不相容。

阿波利那里认为逻各斯寄居于基督之内并取代了他的人类心智，这一主张尤其对于迪奥多与西奥多刺激匪浅，也激励着他们格外卖力地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他们坚决地维护着与基督神格之内与神性并列的真正人性。对于西奥多而言，必须牢记基督是第二亚当，通过将自己作为一名真正的人类进行献祭而获得了全人类的救赎——同时代叙利亚修士对待自己身体的狂热化自我毁灭态度背后正是这一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他们决心尽可能地接近人类耶稣的自我弃绝事迹。上帝成为了一名特定的人而不是大而化之的人类。西奥多坚称，“世所公认，认为上帝寄身于万物当中是近乎可笑的说法，限定上帝的本质更是无稽之举。所以认为（上帝在耶稣之内的）寄身等同于本质是极其天真的观点。”因此必须明确区分身为人的耶稣——尽管他“无与伦比地倾向于善”——与成为神性本质组成部分的永恒之道。

真正的擦枪走火发生在428年。一位名为聂斯托里的教士受选成了君士坦丁堡主教。此人精力旺盛且缺乏手腕，向来仰慕西奥多，曾经在安提阿当过他的学生。他的升任令亚历山德拉主教西里尔相当不满。他的前任是亚他那修，再往前还有许多足智多谋且权力意识明确的政客型主教前辈。我们在前文中讨论希帕提娅遇害事件时已经见过这位高阶教士了。不过尽管西里尔很可能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人，但他也并不仅仅是无所顾忌的党争主使者。*83* 当他思考救主耶稣的问题时只能看到上帝，上帝仁慈地向罪孽深重的人类展示自己的存在，尤其是在教会每一次通过圣餐礼的面包与酒将基督的血肉分发给众人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理由，西里尔万分崇敬的前任亚他那修为什么还要费力争取三位一体当中各个神格之间的平等地位呢？西里尔受到了一本神学著作的激励，他以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亚他那修，但其实却是老底嘉的阿波利拿里（一个灾难性的失误）。他认为完全没必要在两个就他看来都指代耶稣基督“神格”与“本质”的词语之间进行区分：卡帕多西亚教父使用过这两个术语词汇，他们用hypostasis表示神格，用physis表示本质。*84*与这种用法相反，西奥多及其志同道合之辈则认为耶稣基督拥有两重本质或者说两重的physeis，并且将这两重本质与神格区分了开来，此外他们依然采用原意为戏剧面具的prosopon来表示神格。这种说法令西里尔大为不快。

聂斯托里的其他做法尤其将亚历山德拉主教气得不轻，因为他为了主张自己的安提阿派系观点而气势汹汹地攻击了圣母玛利亚的一个广受欢迎的尊号：上帝之母（Theotokos）。对于玛利亚的信仰此时早已在罗马帝国境内遍地开花了。尼西亚教义决议的热情支持者们对这一现象大加鼓励，借此捍卫基督的神性并对抗阿里乌斯主义，因为这个尊号强调了他的尘世生母所获得的殊荣。的确，这股玛利亚崇拜的热潮最初过早地迅速兴起于叙利亚教会，但是聂斯托里区分基督两种本质的愿望压倒了同门操戈的顾忌，他决心明确她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描述这一角色。他搬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听了一场专门献给玛利亚的布道，他觉得布道内容荒诞不经，并且按捺不住性子当场回应道所谓上帝之母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上帝之道乃是时间的创造者，不可能受造于时间之内。”换句话说他认为这一尊号必须用另一个名头加以平衡，即人类之母（Anthropotokos）。此外他还暗示对于玛利亚颂扬过度的人们实际上是在复兴母神崇拜。*86* 就连许多受到安提阿传统教育的人们在这种胆大妄为的咬文嚼字面前都不免脸色一变。聂斯托里的尖牙利嘴与革新热情造成了许多受害者，这些人联手对他发动了反击。西里尔主教则怀着冷峻的满足感利用了这股民愤涌动来打击自己的主教对头。

接下来的争端再一次将整个东方教会推入了错综复杂的乱局并且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也牵扯了进来，皇帝的动机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保护自己的帝国不至于陷入分裂。在431年的艾菲索斯会议以及接下来两年的多轮谈判之后，狄奥多西二世皇帝强迫对立的两边达成了妥协。最终上帝之母的尊号得到了官方认可，这个结果永久性地毁掉了聂斯托里的职业生涯，聂斯托里派神学也就此不得翻身。但是许多西里尔神学的支持者也因为自己的神学主张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完全凯旋与充分肯定而火冒三丈。西里尔死于444年，他的死亡丝毫没能削弱这帮人的战意。他们的不满通过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操作得到了具体化的表达。主持这一系列操作的是西里尔的仰慕者与继承者，同样气势汹汹的狄奥科鲁主教。所有这些操作在449年达到了高潮，在这一年召开的第二次艾菲索斯会议羞辱了所有亚历山德拉派系主张的反对者并且取缔了所有关于基督二重本质的讨论。

亚历山德拉派系维护自己立场的决心如此坚定，以至于这次会议无视了一份表达西方教会对于基督本质观点的声明。送交这份声明的参会代表是罗马主教利奥（这份声明就是所谓的《利奥大卷》（ Tome of Leo ））。罗马主教长期以来一直是亚历山德拉对抗其他东方教会主教的盟友，不过自从这次会议之后双方就产生了嫌隙。但是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罪亚历山德拉派系。教皇并没有正确理解聂斯托里的立场，而且过度敏感的人们也很容易认为《大卷》主张基督具有二重动因。利奥以及后来的罗马教会一直坚持着《大卷》声明的权威性，这个立场在罗马正在成为习惯。但是实际上利奥本人后来又在同一个问题上另写了一篇文章并推翻了自己原来的立场，借以迎合东方教会的听众。这一点大概表明了他在私下里也意识到了这份声明的不足之处。根据对利奥主教思想的最新研究，《大卷》“对于延续了十六个世纪的基督教可悲分裂起到了一定作用”。*88*

一场政治革命再度牵涉其中并打垮了亚历山德拉一派。450年狄奥多西皇帝死亡时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结果是他的女强人姐姐普尔喀丽亚掌握了大权。她是“单一本质”神学家们的大敌，而这些人此前的政治后台就是君士坦丁堡。她为自己挑选了一个百依百顺的丈夫马尔西安（此人对她言听计从，甚至愿意尊重她的守贞誓约）用来占据帝国皇位。到了451年，新政权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卡尔西顿召开会议，之所以选择这座城市是为了便于帝国军队控制局势。卡尔西顿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劝说尽可能多的人接受中间路线。会议将两年之前罗马主教利奥的特使在第二次艾菲索斯会议上提交的《利奥大卷》接纳为正统，并且构建了一套精心平衡的定义来诠释基督的奥秘：基督“具有完美的神性与完美的人性，既全然为神又全然为人，就神性而言与圣父同质，就人性而言则与我们同质……”至今这依然是讨论基督神格的标准，在希腊、罗马尼亚以及斯拉夫东正教会，罗马天主教会，英国国教会以及主流新教教会等众多教会当中都得到了认可。因此就像325年的尼西亚一样，451年对于大部分教会来说也是基督教教义整合统一的重要时刻。

但是卡尔西顿信经绝对没有令所有教会心悦诚服。这份共识的核心是一份妥协方案。尽管这份共识谈到了两大本质的联合并且专门明确提到了上帝之母的尊号，但是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聂斯托里对于“两种本质”的看法，“两大本质之间的差异绝不能因为联合而遭到摒弃”。*90* 与此同时，为了安抚他的敌人，不幸的前任君士坦丁堡主教再次遭到了谴责：这是帝国当局为了弥合教会伤口而采取的补救手段。聂斯托里此时早已彻底与公共事务隔绝开来，在偏远的埃及某地遭受囚禁（今天的埃及政府依旧将他的故居当做高警戒级别的监狱）。他坚忍不拔地忍受了敌人们的各种羞辱。据称在他去世之后第二天，邀请他参加卡尔西顿会议的请柬就送来了。尽管皇帝有过一阵寻求和解的冲动，但是他最终还是下令焚毁聂斯托里的全部著作，所有与聂斯托里同名的儿童都要接受再次洗礼与重命名。聂斯托里在监狱当中撰写了平生最后一部也是内容最广泛的一部著作，为自己的生平作为进行了富有尊严的辩护。这部作品直到1889年才在叙利亚东部某图书馆的一部手稿中重见天日，而当地教会的独立地位正是源自卡尔西顿为当地带来的不幸结果。

卡尔西顿信经的确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与359年亚里米伦会议为了解决阿里乌斯派争端而提出的相似派妥协方案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依然没能像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教条决议一样获得广泛接受。就像许多其他出于政治考量的中间路线解决方案一样，卡尔西顿信经令东方教会里的对立双方都感到相当不满。一方面有些人秉承着更加强有力的基督双重本质主张并认为聂斯托里遭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公正待遇。这些抗议者们被他们的反对者挂上了聂斯托里派的标签，他们最终所建成的教会也被沿用成规的外人们一直这样称呼了下去。实际上西奥多派这个称谓更贴近他们的本源也更照顾他们的自尊心，因为摩普绥提亚主教西奥多才是他们的神学立场的主要来源，而聂斯托里在他们心目中根本算不上奠基人。考虑到他们坚持基督的二重性，也不妨称他们为二性论者（Dyophysite）。我们将会利用这个标签来追踪这些人接下来的“东方教会”历史。

相比之下，历史的输家们也为那些念念不忘西里尔以及他反对聂斯托里的活动的人们贴上了一个令他们反感至今的标签：“一性论者”（Monophysite）。这一组教会一直以来都坚持声称唯独自己才有权使用东方教会视为至宝的“正教”称号。在如今这个时代，信奉希腊、罗马尼亚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教会以及各种传承了天主教与新教传统的西方拉丁语教会正在越发积极地试图了结彼此之间的陈年恩怨，因此这些细微之处尤其值得注意，而Monophysite这个说法也被广泛地替换成了Miaphysite。后者派生自西里尔主教当年无可辩驳的习惯用法，使用过这个词语的著作至今依然在希腊语东方教会与拉丁语西方教会享有广泛的尊重。无论怎么说，使用Miaphysite就等于指明了西里尔并未粗陋地谈论基督的“单一本质”；他可能说过基督的本质是唯一的，但是这唯一的本质依然是多种组分的复合体。两个都表示“同一”的希腊语同义词之间的差异看上去或许并不起眼，但是考虑到过去一千五百年间不断酝酿的古老侮辱，这点差异的确有意义重大。在下一章当中，我们将要跟随那些出于各自立场而拒绝卡尔西顿信经的教会踏上充满传教、坚忍与受难的历史冒险之旅。继承了东欧或西欧神学观点的基督徒们往往会认为卡尔西顿会议至少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稳定住了局面。下文当中的故事将会表明他们错得多么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