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罗马人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来区分基督徒与其他吵闹不休的犹太教各种教派。但是基督徒与犹太人分开之后，基督教根本无望获得任何来自官方的承认。一般来说罗马当局对于自己所征服地区的宗教持宽容态度，只要这种宗教的背后有自己的传统，罗马人就会认为其与罗马诸神存在模糊的联系。他们仅仅要求帝国臣民能够投桃报李，对于官方的皇帝崇拜回报以某种形式的效忠。甚至就连犹太教这种极端排外、拒绝让步、十分别扭地斥责其他所有宗教均为虚假的宗教也因为历史悠久而得到了接受。基督教没有足以为自己撑腰的历史，尽管许多拥护者都宣称希伯来先知的悠久过往也有基督教的份。尤其是当正式成型的主教制度或公教会制度凭借逐渐固定的正典经文内容与小心构建的教条将诺斯替教派基督徒排挤到一边之后，基督教还对于三位一体上帝提出了不留余地的主张。在保罗书信这一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当中可以看到对于这种态度咄咄逼人的推动。在罗马书一开篇保罗就以相当篇幅阐述了以下观点：所有引人背离真实上帝且“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彷彿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的宗教都是逆性之举，接下来他以一位大数犹太裔帐篷工匠所能想到的最可怖言论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这一主张。*1*

基督徒令人紧张的自信以及他们将其他所有宗教视为妖魔的观念与当时宗教界习以为常的百家争鸣态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唯一被基督徒们视为例外的就是犹太教，尽管双方关系日渐紧张。而且与犹太教不同，基督教一心只想垄断整个宗教市场。*2* 希腊语基督徒们就像此前的犹太人一样将所有不是犹太人的非基督徒称为“Hellenes”，一个十分不屑的称谓。但是大概到了三世纪拉丁语西方基督徒也就上述类别发展出了自己的蔑称：“Pagani”。这个词的原意是“乡下人”，对此的惯常解释是城里的基督徒看不起抱住传统崇拜不松手的乡巴佬们。更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个词其实在俚语中意指“非战斗人员”：换句话说非基督徒就是没有像基督徒那样通过接受洗礼应征加入基督军队的人。*3* 基督徒们不屑于做表面文章，丝毫无意奉行皇帝崇拜，这也使他们成为了扰乱罗马生活的潜在力量。实际上，基督徒们热情赞颂救主的用语听起来根本就是原封不动地套用了皇帝崇拜在耶稣在世期间发展起来的用语体系。在以弗所发现的一段希腊语铭文将朱利叶斯.凯撒称为“神显作为”（god made manifest），奥古斯都皇帝的生日被称为“好消息”，皇帝莅临某城市则被称为“parousia”——这正是基督徒形容期待中的基督回归的单词。对于敏感一些的罗马人来说，此类基督教言论根本就是有意为之的恶意剽窃。

对于罗马帝国当局来说，基督教排外性的一大特征尤其令人警觉：基督徒对于服兵役往往持负面态度。公元三世纪以前的基督徒很难融入军队当中，因为当时的军旅生活自然而然地要求参加官方献祭活动，就像今天的军队要举行升旗仪式与队列行进一样。基督教圣典对于国家暴力的论述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大数的保罗公开向帝国表示忠诚，马加比英雄们的胜利回忆依旧鲜明，希伯来圣经中也不乏对军事行动的描写，而且这部文本的关注重点正是一块通过武力征服得来的土地；另一方面宽恕一词一直是救主本人的口头禅，他还出言呵斥师徒保护他的彼得不该动刀。这些不确定的信息导致了十分复杂的局面。两方面的辩论产生了许多从军的基督教徒由于拒绝执行军纪而殉教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绝大多数应该都是虚构的，意在鼓励动摇者坚守原则。弗里吉亚（小亚细亚）希拉波里斯的主教阿波利拿里宣传过一段情节上更为复杂的虚构故事，说的是奥勒留皇帝（161-180年在位）最近招募了一个基督徒军团。这支人马在战场上为皇帝挽救了败局，但并非通过上阵厮杀，而是通过祈祷成功地令风暴降临在了多瑙河畔的某个战略要地（此地距离希拉波里斯非常远，这对于阿波利拿里而言自然是很方便的）。

阿波利拿里这段自信的报道内容无疑是一番十分虔诚的谣言，不过报道本身清楚地反映了基督徒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想向一位极有能力且受人尊敬的皇帝（这位皇帝在现实中对基督徒抱有敌意）展示自己积极且有用的忠诚，同时还要遵守基督徒的行为准则。罗马的希波吕托斯很可能在200年左右创作了一本开创性的基督徒生活指南，《宗徒传承》（Apostolic Tradition）。这本书有一个完全以科普特文的一种变体写成、在内容上可能最接近希腊语原文的现存版本，其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十分笨拙的应对：书中就基督徒可以从事以及不应当从事的职业开列了一份清单，其中规定士兵仅仅在没有杀过人或进行过军事化宣誓的前提下才能够加入教会。不过希波吕托斯在道德方面素有反复无常、好走极端的恶名，另一版以其他文字记录的《宗徒传承》就对他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作出了修正。*6* 与他这种强硬路线相比，有一位来自弗里吉亚的奥勒留.马诺斯值得一提，此人的墓志铭毫无芥蒂地同时提到了他的基督徒身份与军旅生涯。根据铭文记载此人死于三世纪九十年代，此时帝国当局正要与基督教会进行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场冲突。*7*

随着基督徒团体逐渐在城市站稳脚跟，他们并没有受到其他人们的喜爱。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简朴生活作风与周遭放荡奢华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说法是后世基督教的漫画式宣传，完全忽略了帝国早期大量希腊思想中简朴厌世的特点。也不是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像当代的福音派教众一样沉湎于公开发言或系统化发展信众。尽管在福音书中对这两种行为都有所描述，但是很少有迹象显示早期基督徒延续了福音书当中高调的公开演讲作风，除非是在面临迫害无路可退之际。实际上基督徒最为冒犯他人之处恰恰是上述几条的反面：他们作风隐秘，而且执意将自己的世界与外在世界相分离。

对于讲其他所有宗教尽数视为虚妄的早期基督徒而言，这种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古代社会充满了各种传统宗教仪式，参与任何日常活动都有遭到污染的危险，尤其是担任公职。基督徒一般来说不去公共浴室洗澡。要想充分理解这种行为有多么不近情理，只要看看今天依然存在于东欧或中东地区的公共浴室如何作为当地社交、政治与流言的中心而发挥作用就行了。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外，说的是圣者约翰有一次进入某公共浴室，结果发现诺斯替派信徒塞林多也在里面，他立刻尖叫着逃了出去，唯恐上帝一怒之下令浴室的屋顶垮塌下来。*8* 但是就算这个生动的故事也描述了一段不算成功的公共浴室之旅，其立意大概是警告觉得他们小心公共浴室里鱼龙混杂的环境。这样一来，早期基督徒们恐怕要比非基督徒邻居们难闻许多。

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文献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特点，很能象征基督徒生活的隔离特性，这就是基督徒记录圣典的方式。各地的基督徒都十分不约而同地将许多羊皮纸或纸张订在一起，类似于现代的书籍（拉丁文对此的正式称谓是codex（抄本），这个词没有希腊语的对应形式，这一点揭示了关于其起源何处的重要信息）*9*，而不像自己的犹太人前辈以及古代世界里的所有其他人那样使用卷轴这种常规书写方式。人们一直对这种现象的成因争论不休。在基督徒推广普及这一形式之前，抄本只是用来涂涂画画的低级记事簿。很可能第一部福音书所选取的材料就是誊抄在抄本上的，这一意外使得抄本在庄严诵读上帝言词的礼拜仪式上有了特殊的地位。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基督徒坚持认为基督耶稣的新好消息早在古代先知的作品中就已经得到了预言，这一论点根植于福音书当中

这一冲动可能会促使基督徒经常性地在福音书与先知预言文本之间翻阅查询，而小册子要比卷轴更便于并排放置。使用卷轴的犹太教与使用书本的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在两者的礼拜仪式上有着很明显的表现。抄本在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被人当作咏唱文本使用。现存的早期圣经文本残篇当中包含着一套神圣词汇的固定缩写，其中使用最频繁的自然就是“耶稣”这个特别受到尊崇的名字。只有学有专精的人们才懂得如何辨识这些缩写（神学上的术语称之为nomina sacra），因为在其他文献当中看不到此类缩写。*10* 或许文本在礼拜仪式上得到咏唱时这些缩写会以特别的形式唱出来。

基督徒同样戒心重重地守卫着洗礼与圣餐礼的秘密，不向教外人士泄露。一世纪的存世文献有一个特点：尽管其中对洗礼谈论颇多，但对于圣餐礼却进行了几乎有些刻意的回避——在一世纪中期的哥林多书中，保罗对圣餐礼进行了描述，福音书中也有相关记载，不过此后就很难在其他文献中找到关于圣餐礼的记述了，只有安条克的伊格纳丢的作品以及《十二使徒遗训》是例外，这两部文本的创作时间大约都在二世纪初期。这样一来这两个仪式就遭到了敏感而有文化的罗马观察家们的彻底误读。基督徒对于爱之宴席的讨论招致了关于乱伦的报道，食用身体饮用血液的言论则催生了基督徒吃人的传言。许多对基督教不报好感的外人都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吸引皈依者完全是依靠了色诱巫术，其法力之强足以强行令妻子离开非基督徒的丈夫或未婚夫，不顾生死地投向基督教。显然十分厌恶基督教的二世纪非洲喜剧小说作家阿普列尤斯描写了一位通奸的基督教徒妻子，她找到一个老巫婆试图赢回头戴绿帽怒火冲天的丈夫——但是巫术出了差池，结果这个可怜的丈夫在恶灵的刺激之下了结了自己的性命。*11*

这种怀疑与大义凛然的愤慨只需迈出一小步就会变成暴力与暴乱。同样很好理解地是，一向对秘密结社疑神疑鬼的罗马当局试图镇压那些扰乱社会稳定、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捣乱分子。在基督教扩散的早期，城市里的第一批基督徒主要在犹太社区当中宣讲“好消息”，往往会惹得愤怒的犹太居民动用暴力。比方说，基督徒第一次亮相罗马的记述出自二世纪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之手，他记述到克劳狄斯皇帝（41-54年在位）驱逐了罗马城里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受到基里斯督（Chrestus）的煽惑”发动了暴乱——这很可能是对基督徒在犹太教会所进行传教活动的曲解，此时基督受十字架刑已经十年有余了。

但是早期基督徒的隔离做法与教条主义不仅是他们的弱点，也是他们的长处；这两点为基督教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皈依者。这个内向的群体对于不仅在物质层面寻求确定性与宽慰的人们很有吸引力，基督徒照顾群体里的穷人——执事作为三重事工体系组成之一的主要职责范围也包括这一点——此外基督徒还会为同伴们提供体面的葬礼，在古代世界这是一件大事。很可能最早期基督教教会团体的官方注册名义就是丧葬互助会。考虑到耶稣不屑一顾的“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言论，这一情况着实十分讽刺。在迫害基督徒时期以外的时间里——无论迫害期间有着怎样的野蛮行径，这些迫害活动的发动时间都极为间歇零散，直到戴克里先皇帝最后一次发动此类暴行为止——罗马官员与基督教领袖之间的正常互动应该就是办理墓地交接的手续。葬礼在任何基督教群体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303-304年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活动中，塞塔城（今天阿尔及利亚的康斯坦丁）基督教教会中的十七名成员遭到了逮捕与审讯，其中六人是掘墓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无名的掘墓人。*13*

在二世纪末期的罗马，基督教教会已经获得了在当地松软的凝灰岩中开掘丧葬用隧道的权利，这些隧道就是最早的基督徒墓地——而不是十九世纪虔诚的反宗教改革天主教徒们所认为的躲避迫害的避难所，仅仅是体面的长眠之地。罗马的地下墓地体系（“地下墓地”（catacomb）一词来自亚壁古道附近一处峡谷中特别复杂的隧道群（In catacumbas），这是今天我们唯一知道的隧道群，所有其他隧道群的记载都已经湮没了）最终扩展到了六十八平方公里，在二世纪与九世纪之间大概容纳了875000具遗体。*14* 这些最早期坟墓的有趣之处在于社会或地位差异的相对缺乏：主教的坟墓并不比其他人漂亮多少，不过就是多了一块简朴的大理石牌来记录姓名之类的基本信息。这标志着人与人的共同性，在救主的面前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到了三世纪中期这一点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一时期较为富裕的教徒们很明显希望为自己的墓地增添几分艺术气息，动用了精美的壁画与昂贵的雕塑石棺。*15* 上层阶级开始进入教会了。

基督徒信仰的确定性尤其集中体现他们对于面对折磨甚至死亡的忠贞之举大加颂扬。基督徒经常性地面对着暴徒的骚扰与官方的迫害，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会惨遭由长时间折磨与仪式化侮辱组成的公开处刑，受害人们在角斗场里兴致盎然的观众们面前被剥得一丝不挂。早期受害者当中有彼得、保罗、安提阿的伊格纳丢以及士每拿的坡旅甲。坡旅甲在155年受刑而死时已经十分老迈，他也是记载当中第一个死于火刑的基督徒。等到基督徒掌权之后，也经常将这一厄运降临到彼此的头上。但是尽管基督徒向来都有迫害其他基督徒的倾向，对于殉教行为的大力赞颂却一直留存了下来。最早一批被基督徒们所公认的圣徒（即一定能上天堂的人）都是迫害中的遇难者，他们宁肯痛苦而死也不肯背弃那位为了他们而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如果能够以正确的精神（这一点很难判定）迎接此类死亡，就一定能进入天堂。我们已经见到了有多少诺斯替派信徒质疑这种死亡崇拜：这也是他们反对公教会主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殉教而死的诱人之处在于其向所有人开放，无论贵贱贤愚。妇女和男性一样、奴隶和自由人一样可以成为殉教者。只要能够英勇就义，用自身遭受的痛苦与屈辱令观众蒙羞并受到教诲。殉教者的遗骨成为了宝物，他们的安葬之处成为了最早的基督教圣地。自三世纪末之后，尽管殉教活动仍在继续，但是有证据显示当时的基督徒已经有了安葬于殉教者坟墓附近的愿望。*16* 殉教者的故事得到了精心保存，借以向他人示范。西方拉丁语教会最早的可考文献是180年北非一词殉教活动的记录，地点是一个名叫西利乌姆的村庄。*17* 这份文献很有特点地包含了一段听上去并非虚构的对话，发生在受害人与迫害人之间，便于读者进行模仿，就好比今天的人们通过听磁带或CD来学习外语一样。这批殉教者中有一位斯帕拉特斯（Speratus），非洲总督撒特流斯要求他向皇帝守护灵宣誓的时候，他以应和福音书的方式进行了反驳：

“我不承认此世的帝国，我侍奉那无人曾见且无人可见的上帝。我不曾盗窃，但购买任何物品都会交税，因为我承认我主，万王之王，万民之君。”

将大量日后不正宗的仿作剔除之后，这些叙述最动人心魄的部分还不仅仅在于为自主成圣提供了指导：它们为身处最为极端环境下的人们保留下了一幅幅肖像。这种环境解放了他们，使得他们可以进行远非常规的表现。最令人惊讶的是出自三世纪最初十年的一份受苦日志，作者是一位十分少见的、受过良好教育且精神高昂的（孟他努派信徒）北非殉教者佩佩图阿（Perpetua）。这是古代世界存世至今的女性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篇。这篇文本对其编辑者与后市思想传统的信徒们来说这篇文本的内容有些问题，因为其叙述角度是她本人坚定的个性与自信。她不仅否认了当局的权威，还通过违逆极力试图令她抛弃信仰的父亲否认了日常生活（包括日常基督徒生活）的常规。

“‘父亲’，我说。‘我们姑且这么说吧，你看到那边那个花瓶、或者说无论你会怎么称呼的那个东西了吗？’”

“他说：‘是的，我看见了。’”

“我对他说：‘你会用本名以外的其他名字称呼它吗？’”

“他说：‘不，你不能。’”

“‘所以，’我说，‘我也不能以任何其他名字称呼自己——我是个基督徒。’”

“一听到这个词我父亲就怒不可遏，他凶狠地朝我猛扑过来，似乎要挖出我的眼睛……”*18*

这场火光四射的对峙是基督教典型的紧张时刻：一类权威如何与另一类权威发生关系呢？哪一方的权威应当占上风呢？佩佩图阿不仅悖逆了自己的父亲，还悖逆了日后将她纳入殉教者之列的公教会组织，因为她是孟他努派的教徒。她的叙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段落是她在入狱之后对自己的第二与第三个梦的记录。她梦见了自己的弟弟迪诺克拉特斯，他在七岁那年尚未受洗就因为癌症去世了。在第二个梦中他受困于一个黑暗灼热之地，口渴难耐，清凉的水池却难以触及。于是她就为他进行了祈祷。在第三个梦中，她看到他从池中饮水，并且在池边“像小孩子那样快乐地嬉戏”，他脸上的癌瘤已经无影无踪了。佩佩图阿并未对这番解脱的景象进行任何评论，但是很可能对于她所设想的同时代读者而言她也不需要这么做。她想说的是，她借助自己的祈祷获得了令死者解脱的权柄，因为她信仰“新预言”。迪诺克拉特斯尽管缺乏圣恩，却不需要任何组织化教会或神职人员的解救。

但是对于佩佩图阿来说或许最痛苦的道德选择还是在殉教者与良母之间进行取舍。如果选择坚守信仰，直面牢狱与死亡，那她就不得不放弃自己依旧没有断奶的孩子。接下来发生的一件惨事变相解决了她要与孩子分离的难题：她在监狱里得知孩子已经不想吃她的奶了。我们很少读到如此残忍地揭露基督徒的担当究竟意味什么的文本。创世纪2：2当中上帝要求族长亚伯拉罕用幼子以撒献祭、仅仅在屠刀已经举起的最后关头才撤销命令的可怖故事得到了再现。教会一直公开敦促基督徒遵守通常而言十分合理的社会规范，正如前文所说这也是后期新约文学的一大特色。但是与之相对的却是反复扰乱局面的基督徒忠诚。使徒行传5：29记载使徒彼得曾经在耶路撒冷圣殿面对愤怒的大祭司狂傲地声称：“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就在佩佩图阿直截了当地违抗父亲的自然期望并自命为上帝宽恕的载体之后不久，包括自封彼得继承人的罗马主教在内的主教们就发现自己扮演起了当年大祭司的角色，他们被基督徒们不服从自己权威的举动惹得火冒三丈，甚至还会像罗马当局处决彼得那样将其他基督徒处死。

与佩佩图阿受难这样激烈的事件相比，有头没尾的零星迫害活动要常见得多，因为罗马当局认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没工夫整天忙着扫清某个捣乱狂人组成的团体。一位学识渊博且学风严谨的罗马行省长官小普林尼给文雅而长于思辨的皇帝图拉真去了一封信，信中包含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很能说明当时一团糟的局面。小普林尼刚刚于112年受命前往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行省平定当地的乱局。来到当地之后他遇到了一大堆各种问题，其中就有强硬且咄咄逼人的基督教团体。他们遵从保罗旧日的指示，扫荡神庙，破坏传统手工业，还抵制祭肉的销售。小普林尼将几个被人匿名举报的基督徒抓了起来并对看上去地位较高的几人进行了刑讯。但是接下来 该怎么做他就有点没底了，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只是五迷三道而已，相对而言没有多大危害。于是他向图拉真皇帝去信请求批示。皇帝的回信措辞温和但是基本没用，因为信中最明确的指示就是忽视针对任何人的匿名举报，“不可就此造衅开端，空费我等光阴。”*19*

在一二世纪期间此类遭遇事件一定十分频繁，而且此时也不存在专门负责迫害基督徒的中央组织。迫害活动往往是个人意志的结果，例如一世纪六十年代期间越发心智失常的尼禄皇帝所发动的大屠杀（基督徒并非这位任性的自大狂人手下唯一的受害者）或者某位行省总督对于某一场动乱爆发的愤怒回应。到了二世纪末，由于基督教教会在帝国内部的存在越来越扎眼，原本的随机迫害活动也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教会已经在地中海地区牢牢扎根下来并且打入了中东，皈依教徒的数量已经无法统计了。小普林尼在比提尼亚的遭遇表明，到了二世纪初期，基督徒们至少已经在小亚细亚拥有了足以显著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人数。前文中提到的小亚细亚地区在神学方面的发酵作用，以及考古挖掘中发现的三世纪小亚细亚基督徒在应该是公开场合的地点公然树立的基督徒墓碑也进一步加强了基督教教会早早地就在此地现身的可能性——与其他行省地区类似公开基督教材料的出现相比要早了几代人的时间。*20*

小亚细亚以外的基督教团体大概规模普遍不大，尤其是在罗马城以西。就算在罗马城里，城市的巨大规模也使得当地基督教团体相形见绌。真正令非基督徒们印象深刻且越发留意的并非任何一个单独团体的人数，而是教会在帝国境内的广泛地理分布以及教会成员的团体归属感。我们没有四世纪早期之前基督教教会在不列颠地区发展如何的确实证言，在地中海地区尽头的西班牙也没有多少此类记载。但是自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开始，有证据显示其他地区已经出现了组织完备的基督教团体，而且往往都遵循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主教制度。例如在北非的迦太基地区与亚历山德拉，以及法国南部的里昂都是如此。现存的二世纪晚期哥林多主教狄尼修的信件残篇突然就提到了雅典、克里特与本都（位于黑海南部海岸）的基督教教会。*21*

帝国境内最大的城市也造就了最大且最重要的基督教团体——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德拉、迦太基等等——罗马教会的立身根本是彼得与保罗当年在此地的亲身经历，而其他还没有主教组织或者此后才建立主教组织的城市则很可能会编纂各自的主教传承谱系并上溯至第一代使徒。比方说雅典教会就将自己的创始人指向了受保罗点化的皈依者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使徒行传17：34当中很帮忙地提到了这个人），而亚历山德拉教会则声称自己的创始人是福音使徒马可。这些言论的真实性其实并不十分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它们证明了使徒传承这一理念此时已经成为了教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证明了地方基督教团体投身于一个涉及大量他者的共同传统之后所感到的自信。216年弗里吉亚的伊洛波里主教阿拜修——他比亚坡理纳主教要晚一代人——的自撰墓志铭大概是现存最早的可考基督教石刻铭文。在文中他自豪地将自己在地中海地区的冒险经历与保罗的传道生涯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提到犹大地或耶路撒冷。公教会此时已经重写了自己的历史，不再需要耶路撒冷在其中发挥多大作用了。*22*

到了二世纪晚期，有文化的非基督徒们开始意识到了这种自信的重要性。基督教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罗马社会体制的替代性文化与预设。罗马社会还从来没有感受过此等来自某行省的古代崇拜的威胁，就连犹太教也没做到这一点。基督教没有国家基础，就好比帝国本身向任何有意辛劳工作换取公民身份的外族开放一样。莫非基督教果真另有所图，打算创建自己的一套公民身份体系甚或是国中之国吗？二世纪晚期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传统主义者杰拉苏无疑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大概在将地中海东部某地创作了一篇抨击基督教的檄文。多亏了七十年后的奥利金将其嵌入了自己的基督徒辩护文中，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篇文本——这种事在基督教论辩史上时有发生，许多有可能佚失的文章都借此流传了下来。*23*

杰拉苏认为在宗教问题上无法获得确定性，但是他喜爱罗马的旧神，因为这些神祗支撑着他所热爱的社会。杰拉苏很可能知道殉道者游斯丁声称基督教渊源古老的说法，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则着重强调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比根基有多么浅薄。他悲叹东方秘教的迷信大行其道，也悲叹基督徒们蠢不可及，居然将某个新近受刑的巴勒斯坦木匠奉若神灵。但是与其说基督教信仰很愚蠢，倒不如说它很危险，因为这一信仰已经遍布了整个世界：就杰拉苏看来这里面肯定有阴谋，而且专门针对缺乏判断力的青年人。基督教宣传会导致皇帝无力自卫，而“最为无法无天之野蛮人将获得现世的权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