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诺斯替教派与马西翁教派为耶稣崇拜提供了两种可能的未来。基于诺斯替思想的基督教可能会产生极为多样化的信仰。因为诺斯替教派从总体来说很适宜各种教义的混合，假如诺斯替信仰真的成了基督教的主流，那么基督教很可能会在罗马帝国沦为一门无甚特色的新宗教并逐渐消失。反之，马西翁思想大行其道的基督教会将会成为一个界限井然的组织，由马西翁为其划定边界，正如此前的保罗以及走保罗路线的群体那样竭力自我封闭。应对这两种可能而产生的基督教采取了与马西翁教派相同的策略：教会试图定义并创造一套统一化的信仰与行为体系，就像同时期的犹太教为了应对耶路撒冷毁灭所做的那样。这就需要一个将各地教会视为整体的概念：一种普世化的基督教，一方面要继承保罗向外邦人传教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大量吸收古代以色列的文辞用语以体现更为广泛的统一性。希腊语中有一个表示“一般”、“通用”或“整体”的形容词，katholikosle，这个词演变成了一条在基督教当中十分响亮的术语，尽管其不见于圣经当中。这个词的已知最早应用发生在二世纪，安提阿的伊格纳丢主教在他写给士麦那基督徒的信件中使用了这个词，不过他很显然认为自己的读者应该十分熟悉这个词，因此没有再费力解释所谓“全体（katholike）教会”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一步发展意义重大。从此以后基督徒们再也没有放弃过关于统一的表述，尽管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他们无力达成真正的统一。但是他们从未停止尝试，并且使用了三件工具来构建所谓的“公教”（Catholic）信仰：发展一套一致认可的权威圣典清单（即所谓“正典”（canon），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笔直的杖”或“规则”），形成教义，将权威赋予那些为此目的而派驻出去的教士。要将早期基督教会中这三方面的发展讲成一个融汇合一的故事是很容易的（这也是传统的看法），但实际上这个故事的前进道路上却血流成河、伏尸遍地。三者当中的最后一项成为了分裂基督教的最主要力量之一，彼此竞争的传道体系要么分裂要么主张专有的公教权威。另一个具有几乎同样分裂性的问题在于教义的实际内容。如果我们要为“公教”教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排挤掉非主流的诺斯替思想与马西翁的整洁格局找一个解释，那我们应该将其归因于他们的圣典。这套圣典的文本组成至今依旧担任着基督教信仰的定位锚，并在众多基督教会的变体中得到广泛应用。

首先，基督徒的手里有希伯来圣经，他们为了理顺耶稣生与死的意义而花费了极大力气来重新引导这部文本的内容，在公元二世纪初基督徒所谓的“经文”就是希伯来圣经。而到了公元二世纪末，“经文”这个词的含义则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因为此时许多基督徒都会将一批新文本归纳进这个词当中，这批文本全都是基督徒的作品，也就是新约。构建能与希伯来圣经相提并论的新约正典经文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当时也打算进行类似工作的马西翁教派对其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第一套能够令当代基督徒感到熟悉的新约文集很可能出自二世纪中期，但这并不等于说这套文集立刻就获得了全体基督教的一致认可。*47* 现存最早的、在我们看来等同于新约的文本集合的出现时间已经晚到了367年，亚历山德拉主教亚他那修在自己的教牧书信中落实了这一点。即便到了此时，仍有部分教会认为没有必要将四本口径不总是一致的福音书全部保留下来，有些教会直到五世纪依然在使用四合一版本福音书（希腊语称其为Diatessaron）。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本在正典内外进进出出：哥林多教会就一直将罗马教会领袖克雷芒写给他们的两封书信中的第一封当做经文对待，强力反犹的巴拿巴书则在其他地区长期发挥着影响力。*48* 地中海东部的一部分基督教团体直到公元五世纪还对启示录心存疑虑。

这意味着从此后有一大批采取了“福音”、“启示录”与“行传”形式的犹太与基督徒文本被排除出了主流之外。其中一小部分，主要是最古老的那部分文本被收集起来成为了获得认可的二级经文即“次经”。但是也有其他文本一直往来于基督徒的意识当中，尤其是在它们提供了正典经文未能提供的故事、意象或信息的时候。比方说耶稣他姥姥的名字亚拿就仅能在排除于正典之外的雅各原始福音（Protoevangelium of James）当中找到。同样，今天一提到耶稣降生伯利恒人们就会想到马厩里的牛和驴，但这段描写实际上出自八九世纪期间所创作的文本，尽管这很可能是对之前佚失的次经内容的反映。保罗的斩首与彼得殉教的记述出自次经彼得行传，文中彼得坚持倒钉十字架，从而使自己的死亡在主的受难面前不至于有僭越之嫌。这些逐渐失传的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就这样持续激励着基督教艺术创作，并依靠创作所产生的各种生动意象在公众意识当中维持着一席之地——比方说马厩里的牛和驴直到今天依然能在圣诞颂歌与贺卡中得见踪迹。*49*

进行教义声明的好处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快速学会一套教义，将自己的信仰标准化并树立起一道道壁垒来抵御对基督教经文实际意义的猜测或无休止争执。在追寻基督活动的早期，新加入的信徒就很可能会在洗礼仪式上受到此类套话的灌输。此类套话中的许多内容已经整合进了保罗与其他人的书信文本中。但是在公元二世纪为了应对基督教信仰的日渐分化，这些教义宣讲的语气也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比方说里昂主教爱任纽曾在二世纪晚期以希腊语撰写过一份指导性教义声明，现在仅以亚美尼亚语译本存世。为了便于记忆，全文内容分作三条，分别对应基督徒面对神时的三个方面：

“上帝即父，非被造者，不可解，不可见，万物唯一创造者；此为我们信仰的第一要义。但第二要义为上帝之道，上帝之子，我主基督耶稣，由前代先知根据其预言目的与天父安排加以彰显；万事皆由他所成。他也将在末世时……成为人中之人，既真且活，驱逐死亡并带来光与生命，令上帝与人相通。第三要义为圣灵，先知们通过其进行预言，族长们通过其了解上帝……在末世时将以新方式灌注于天下万民，使人在上帝面前成为新人。”*50*

这段教义所包含的实质内容要远远少于日后的教义，后者更关心如何排除针对教会身份的各种挑战，但是它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对诺斯替主张的迎头痛击。任何诺斯替教派成员都不会宣称上帝创造万物，耶稣“既真且活”，而圣灵则激发了希伯来先知并将上帝教导给了犹太人。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教会中必须存在一个单一决策权威，选择可以获得正典地位的文本，或者将各个地区教会的不同教义进行对比从而达成统一的讲道方向。这样的教会将的确会是“普适”的。教会圣职事工体系的权威与凝聚力在二世纪都有了显著增长。到了公元200年已经出现了将主教、神父、执事三重事工体系视为理所应当的公教会，接下来一千三百年里这一模式都没有遭到过挑战。当这个模式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期间的确遭到挑战的时候，就事工活动本质而争论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转向教会初期来寻找能够支持各自相反论点的证据，而最终任何人都没能找到足够令人满意的证据。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原因。

毫不奇怪地是，耶路撒冷教会在耶稣死后有了一个单一的领导人物，也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他似乎位居使徒之首，这里所谓的使徒包括原来十二使徒中的成员以及后来获得使徒头衔的新人。雅各手下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层中也包括一批长老。长老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presbyteroi，后来演化成了英语中的神父（priest）一词。此外这个词还演化成了其他几个其他很久之后颇有几分争议的名词，即“长老”（presbyter）与“长老会”（presbytery）。除此之外耶路撒冷教会中还有一个由七位执事组成的团体（执事（deacon）一词源自希腊语中表示仆人的diakonos）。*51* 人们难免会将这一体系视为日后主教、神父与执事三层架构的萌芽。早期主要基督教中心之一的安提阿（即安条克）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安提阿的存世文献记载出现过一个断层，到了一世纪末此地才再度现身。在这一阶段，安提阿教会有了一位单一领袖，被人称为监督或主教（episkopos），就好像（此时已经解散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团体一样。有趣的是，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的名字是个拉丁姓名，就好比安提阿地区给基督追随者安上的那个经久不衰的名字christiani也是拉丁语拼法而非希腊语拼法一样。伊格纳丢也有长老与执事辅助工作。人们可以认为日后的公教会事工体系就是紧跟此类奠基性先例的结果，但是全部事实并不仅限于此地。

安条克与耶路撒冷教会的事工模式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犹太圣殿的管理形式及其内部的等级制度，对于这两个与巴勒斯坦历史联系如此密切的基督教中心来说这并不令人感到诧异。在其他更为希腊化的地区进行扩张的教会主要通过保罗及其同道的作品进行传教，它们的事工模式多种多样，使徒书信与使徒行传中随便一句话就能成为其理论依据。在这些教会中经常有人谈论所谓的神授能力（charismata），即属灵的恩赐，而且这种恩赐不仅限于使徒，这一来就产生了管理方面的问题。保罗及其追随者曾多次列举属灵恩赐的内容，好比说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与以弗所书第4章，只需比较一下这两份清单就会发现许多内容差异。此类清单不应被视为僵化的操作性条款，仅仅是组织传教活动的不同方式，由于缺乏来自过去经验的指导，随机应变就成了传教活动的经常性要求。

但是各地的传道工作逐渐地催生了类似的环境，促使着教会用语的标准化。长老（presbyteros）与监督（episkopos）这两个词在使徒行传与使徒书信中随处可见，但是很明显在早期教会当中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往往指代同一批人。例如在使徒行传第20节中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进行了讲话，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或主教，即episkopoi）。可以将另一场为了监督传道条件而随机应变的尝试与这段记述进行有益的比对：当约翰.卫斯理在十八世纪的大不列颠与北美构建卫理会时设计了两套平行体系，一套是“巡回的”流动传教队伍，另一套则是扎根各地的地方传教人员。在公元一世纪晚期的教会当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当时的流动事工体系主要由使徒与先知组成，地方事工体系则由主教或者长老负责，此外还有一个单独的执事阶层，主要工作是协助进行圣餐礼这一基督教核心仪式，此外也要处理教会的各种日常事务。

或许并不值得奇怪地是，流动事工与地方事工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两套体系代表了两种展现继承自十二门徒的权威的不同方式，而且两边的事工人员很可能都拥有各自的神授能力。在《十二使徒遗训》当中就体现了这种紧张关系，书中对于如何鉴别可能会在教会团体中出现的假先知提供了指导意见，并且提醒读者地方事工的意义就和流动事工一样重大。“所以不可轻视他们，因为他们连同先知和教师都是你们当中有荣誉的人。”*52* 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教会团体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想法付诸笔端。这种紧张关系要怎么解决呢？最终流动事工体系从主流传道形式中消失了，只留下了地方事工体系作为唯一获得接受的形式。

这一结果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教会最终开始在传统风俗各不相同的各个地区中心安顿了下来，而身负危险神授能力的游方教师们往往传达着诺斯替文学中才会有的内容。尽管此时“普适”教会的存在历史还相对较短，但却抓住了保罗给出的提示，极力宣扬“传统”与继承。这一主题在公元100年的一份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文件中十分突出。这是一封寄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件，当时哥林多教会内部发生了争执，结果会众们罢免了原教会领袖并自行任命了一位。为了这件事，罗马教会领袖克雷芒以最为肃穆的言辞进行了抗议。这并非因为当地会众们以任何方式偏离了信仰，而是因为他们的做法威胁到了上帝赐予十二使徒的权威的传承，十二使徒是福音的第一批宣讲者，他们又是从耶稣那里直接听来的，而耶稣本人则“受上帝派遣”。 克雷芒认为，打断这条链接就会威胁到对上帝的崇拜。进一步推论，继承制度是唯一能在哥林多、罗马以及各地其他教会内部保证教义不变的方式。克雷芒还创意十足地修改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言论，借他的口来表达上帝的意愿：“我要以和平为你的监督，以公义为你的执事。”*53* 这是在基督教事工方面现存最早的关于使徒传承理念的表述。哥林多教会听取了他的意见并重新拥立了原来的领袖，因此这件事也是现今已知的第一次罗马神职人员成功影响其他教会生活的事例，这一时刻对于基督教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实际上克雷芒将主教（监督）/长老双重职级视为理所应当，《十二使徒遗训》中也有此类记载，尽管今天大多数信息来源都称他为罗马主教。另一篇比克雷芒晚不了几年，同样来自罗马的文章是赫马的《牧人书》（the Shepherd）。文中同样谈到了由长老-主教组成的组织性事工体系，尽管《牧人书》最后定稿的时候赫马的兄弟庇护一世已经成为了罗马主教。这意味着二重与三重事工观可以并存，但是到了二世纪末期，一名主导主教凌驾于其他长老之上的结构已经完全成型了。在这方面的发展中有一股十分强大的推动力量，就是伊格纳丢写给士麦那主教坡旅甲以及多个其他教会的七封书信，这批书信在各地教会中都享有极高的地位。信件内容涉及他从安条克返回罗马的旅程以及他在公元100年的被捕，他在心中十分肯定地预计（其实应该说是快乐地期待）自己将会殉教而死。*54*

在这批信件中，伊格纳丢主要谈到了他对于当时被视为诺斯替教派多种信仰形式的关注，例如关于基督受难的幻影说（docetism）。为了抗击这种观点，他强调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同样真实，在他看来教会对圣餐礼的持续庆祝最有力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这条教义如何才能得到捍卫呢？伊格纳丢认为需要借助受到罗马——此时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在这座城市殉教——教会肯定的信仰所建立的教义标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信中没有提到罗马主教，仅仅提到了罗马教会。他将这一点与主教在教会集体中的角色联系了起来，主教应当是引导信仰并避免教众误入歧途的专一负责人，在各地都应当如此。毕竟主教是圣餐礼的主持人，因此自然应当成为权威的来源。“你们应当追寻监督，正如基督耶稣（追寻）圣父……除监督以外任人也不要做教会相关的事，监督或他所托付的人主持的圣餐礼就是合格的。监督所在之处，会众也应当跟随，正如基督耶稣所在之处即为公教会所在。”*55*

刻薄的人们可能会说伊格纳丢持有这种观点很容易，因为他已经是安条克的主教了，而且他还是大名鼎鼎的伊格纳丢。值得注意地是，伊格纳丢的收信人之一，同为殉教者的士麦那主教坡旅甲也写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并未声称坡旅甲在他的城市里拥有类似的专制主教（Monarchical bishop）地位。在信中描写了一个由长老们组成的团体，还有一批执事和一个由寡妇组成的社团进行辅助。*56* 但是在这两位殉教者的竞争当中，最终还是伊格纳丢对于专制主教事工体系的激情论述为未来奠定了范式。这可能是因为他有意采用了犹太教以外的皈依者们所熟悉的教士语言，这些皈依者此前都习惯了在地中海各个城市中的神殿里举行的城市宗教集会。*57* 不管怎么说，他的论断与另一位著名殉教者、罗马的克雷芒关于使徒传承的观点结合在了一起。专制式单一领袖给教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单独一位个人更容易直截了当地担任教会的核心，正如同由一位个人而非一个委员会来主持圣餐礼更合理一样。如果教会在教会权威本质的问题上走上了这条路线，那么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流动事工体系所代表的替代性权威会被视为可有可无甚至是对教会良好秩序的威胁。

有一个意义重大的现象，关于继承了使徒传承的个人（专制式主教制）在各个教会团体当中逐渐获得主导权的过程并不存在任何流传至今的论辩记录，除非是在诺斯替教派的文本当中。早期基督徒并不害怕就彼此分歧进行白纸黑字的争辩，这些争辩文本留存至今的也有不少，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很快，大型教会就将许多长老置于了主教的权威之下，执事则成为了主教的助手，偶尔也能得到提拔成为主教，但是从来也不会成为长老。到了后来，执事的独特角色也逐渐模糊了。在罗马帝国晚期，已经出现了加入执事团从而踏上成功神职职业生涯的事例，这些人可以从长老团做起，直至最后获得提拔成为主教，就像罗马公务员体系中的各种职务一样。

在二世纪“公教”主教权限的发展过程中，特定城市的主教领袖们成为了具有特殊权威的人物，这些人日后会被称为宗主教（patriarch）。可以想见的是，此类核心城市在东方是安提阿与亚历山德拉（同样可以想见的是耶路撒冷已经不在此列了），在西方则是罗马。帝国首都是第一代基督徒中两位主要殉教者之一的死亡地点。日后人们不仅认为使徒彼得在罗马殉教，还将他封为罗马第一任专制主教。*38* 起初彼得与保罗在罗马城内受到的尊崇大抵差不多，在早期基督教艺术中两人往往结伴出现。但是今天在罗马这一平衡已经剧烈地偏向了彼得一边。教皇继承的就是彼得的主教之位，他身居于一个袖珍小国内的庞大教堂当中，决定着整个天主教会的走向，而这座教堂的地基就是彼得的墓穴。尽管保罗也在一座相当气派的教堂里得到了供奉（即城外圣保禄大殿，意大利语为San Paolo fuori le Mura），但是这座教堂在修建时周围还是一片瘴气弥漫的荒地，距离罗马城墙足有一英里远，普通游客很容易就会忽略这位外邦人的使徒与罗马城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光是如此也还罢了，但是1823年的一场大火又几乎将这座教堂完全吞噬——而且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人们此前之所以关注这座教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从公元三世纪八十年代城外圣保禄大殿首次扩建以来，千百年间从来没人费心对其进行过改建或重建。相比之下圣彼得大教堂则有着经久不断的修建历史。中世纪晚期对城外圣保禄大殿的忽视在十五世纪罗马的各种丑闻当中也算榜上有名了。

保罗书信是关于基督教传统的最古老存世文献，这批书信塑造了日后成为主流的基督教神学，而西方拉丁语教会尤其反映了保罗的侧重点，这些侧重点使他与彼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早期次经当中得到了反映。*60* 与保罗的文学成就相比，我们已经注意到新约中仅仅收录了两封篇幅很短的彼得书信，而且两封信的风格十分不一致，换句话说其中至少有一封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而且这所有人都认为两封信对于教会生活的指导作用并不十分突出。但是彼得最终成了罗马城的主角。保罗在罗马公众虔诚意识中的逐渐隐没以及在罗马城内感召力的逐渐丧失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不过很显然破解这一谜团的部分答案在于罗马主教权力与地位的极大扩张。

公元二世纪六十年代左右，在彼得的埋葬地点建起了一座圣祠。圣祠的残留部分就位于今天圣彼得大教堂内祭坛正下方，二十世纪的一系列轰动性考古调查对其进行了复原。*61* 圣祠的结构不大，但是在公共城市墓地中有这么一座圣祠就足以说明当时的基督教团体决心公开表明自己在帝国首都的存在。我们并不清楚彼得是否的确担任过罗马教会主教或者他是否的确死在罗马，而且传统说法中他的一系列继位主教直到公元一世纪末期都只有人名而没有生平。这很可能是公元二世纪的反向历史投射所导致的，当时主教传承已经变得十分重要，因此有必要创造一套关于主教传承的历史。甚至直到二世纪，依然有证据表明在当时组织松散的城市教会中，罗马主教还是长老团体的一员，而这些长老则部分拥有主教的权限，当时罗马教会所享有的任何特殊地位与权威都与其集体身份有关。*62*

公元二世纪的罗马教会成员数量已经比较可观了，但是在城市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小。在当时以及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基督教会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团体，因为教会用语不是拉丁语而是希腊语。今天的西方教会当中还存在一段流传至今的希腊语祷文，这段祷文受到了极高的尊崇，以至于在罗马教会转而使用拉丁文之后西方教众们依旧会对其加以吟诵。Kylie Eleison，Christe Eleison，Kylie Eleison（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在东正教礼拜仪式当中的运用程度如此之密集，以至于听上去就像某种咒语一样；在西方教会中这句祷文的应用要受到更大限制，但是在圣餐礼之前的准备阶段依然必不可少，许多世纪以来的宗教音乐都以这句祷文作为创作灵感。它十分有力地提醒人们，曾经存在过一个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公教会还团结在同一门语言之下的时代。

罗马基督教教会转而使用拉丁语很可能是由二世纪末期的一位主教所推动的，也就是维克托一世（189-199）。他很可能是罗马的第一位专制主教。此时有整整一代教会领袖致力于创建一个具有单一主教权威来源与单一教义标准并可以得到各地主教普遍认同的教会，而他就像里昂的爱任纽与亚历山德拉的德米特里一样也是这一代人里的一员。正是维克托一世在爱任纽的鼓励下收紧了罗马主教认为可以接受的信仰多样性，他终止了一项长期存在的惯常做法，不再向罗马城中的许多其他基督教团体发放自己圣化过的圣餐礼面包与葡萄酒——这些团体包括追随华伦提努的诺斯替教派信徒，孟他努派信徒以及各种神格唯一论三位一体观的倡导者。*64* 实际上这是一种惩罚性行为，也是对绝罚——将悖逆者从基督徒团契中排除出去——这种在后世大受欢迎的手段的开创性尝试。对于主教新的正式角色的最恰当表述应当是教师与教义捍卫者。后世的一代代主教们为了强调他们在广大的罗马城中所起到的团结作用，会轮流拜访城内各处基督教崇拜地点。在公元三世纪，越来越多的地区教会有了固定集会地点，教众们逐渐不再需要在某位基督徒的家中进行集会，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主教的上述做法也就成为了至今依然存在于罗马礼仪年当中的惯例。日后在许多其他有着潜在分裂可能的大型城市中，当地主教们也遵循起了罗马主教的示范作法。*65*

因此在公元三世纪，罗马主教开始巩固自己的特殊角色，这一角色很可能令他在西方教会当中拥有特别显赫的地位。现今存世的“教皇（papa）”这一头衔在罗马的最早应用是在玛策林教皇时期（296-304年），地点在城内一处地下墓地内，出自他的执事塞维鲁的葬礼铭文当中。*66* 不管怎么说，没有其他任何一座西方教会可以声称自己是两位使徒的埋骨之地，而各地基督徒也开始前往罗马朝圣。圣彼得陵墓周围覆盖满了早期朝圣者的涂鸦。尽管这些涂鸦的日期很难确定，但是在城市以外东南方向的阿皮亚大道旁的一处圣祠内——今天这座圣祠已经被圣塞瓦斯蒂安教堂覆盖了——也发现了类似的涂鸦。这座圣祠很可能在三世纪中期迫害基督徒运动期间存放过彼得与保罗二人的遗骸。这些涂鸦当中出现的人名与经常性的拼写错误表明书写涂鸦的人都是来自外地的旅人，而且都是些贫贱寒微的旅人。*67*

当时唯一可能对罗马的地位构成挑战的教会就是北非海岸教会，该教会很可能是拉丁语基督教的第一个主要中心。不过尽管北非地区在二世纪晚期到三世纪之间也出现了大量殉教者，但是这其中没人能够与两位使徒相提并论。公元256年，罗马主教司提反与当时北非的主要领导主教、迦太基的居普良进行了一场辩论，辩论当中出现了罗马主教对于马太福音16章18节的首次已知引用：基督对彼得宣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可以视为向假设中彼得在罗马的继承人授予了特别的权威。这一声明在北非地区引起了颇有节制的欢欣雀跃，假以时日还将在地中海南部地区遭遇彬彬有礼的质疑。罗马在基督教教会当中的地位还要受到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决定，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