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翻译]缉凶分部 -- 马伯庸

瓦莱里•拜克莱米切夫所抓到的嫌疑犯是个年轻人，他有一头棕色的卷发，短髭，嘴里缺了一颗门牙。尤里•卡列尼科看起来就象是一个惯于恶作剧的人。从他十二岁起，他就住在罗斯托夫以北八公里远的古科夫市低智儿童寄宿学校。在1981年，他十七岁，已经不适宜继续居住在学校宿舍。于是尤里就给罗斯托夫当地党报写了一封信，要求多学点东西，因为寄宿学校只教些最为基本的手艺。政府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送到了古科夫第四十三职业技校。在那里他成了一名地板工，到了1983年的夏季，他已经开始进行实习。不过他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在跟他在寄宿学校的那些老朋友厮混，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

1983年9月初，尤里的一个朋友瓦莱里•沙布罗夫找他去坐电气列车玩。罗斯托夫铁路的电气列车每天往返于古科夫和罗斯托夫之间四到五次。这是俄国铁路最低档次的服务，列车会在每一个路过的村庄停车，如果没延误的话，全程一百二十公里得跑上四到五个小时。这种列车的座位是硬木做成的，车厢冬季里会非常冷，而夏季则异常闷热。农民经常搭乘它去城里的农贸市场，而城里人则在周末搭乘这种列车去顿河某一处河畔呼吸新鲜空气，或者找个地方钓鱼。对于瓦莱里•沙布罗夫和尤里•卡列尼科这样的男孩子来说，电气列车最大的好处是：列车员很少去检查乘客的车票。如果够运气的话，他们可以免费在车上欣赏风景来打发时间。

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在火车终点站罗斯托夫下了车，花上一天时间在城里闲逛。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决定在一节电车空车厢里过夜，那种电车的动力来自于街道上空的电线，靠车顶有一个很长的金属臂连接其上。第二天早上瓦莱里•沙布罗夫醒来，出于好玩，他坐到司机的位置上打开车灯，转动方向盘并打开了车门。这引起了刚刚上班的电车司机的注意，她爬上电车，抓住沙布罗夫，大声叫其他人去报警。司机并没注意到尤里•卡列尼科，于是他趁机逃走，当天就坐电气列车回到了古科夫。

民警拖着吓的魂不附体的沙布罗夫到了民警局，告诉他他很可能会以企图盗窃电车财物的罪名被起诉。因为“窄林谋杀”的其中一具尸体就在那附近被发现，于是民警们就顺便问他是否知道谁杀了伊万•古德科夫和以瑞娜•顿恩科娃。

“不，不是我。” 沙布罗夫说，“是尤里干的。”

当天下午，古科夫的警察拘捕了尤里•卡列尼科，并且将其监禁，以便等罗斯托夫的探员赶到。这是他头一次进监狱。夜间九点，从罗斯托夫来了人，把他铐着带进车里。

“为什么你们要抓我？”尤里问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不过他们全都如此回答：“你早就知道了。”

第二天，瓦莱里•拜克莱米切夫亲自对尤里进行审问。如果他们有了确凿的证据，那么就会由检察院的监察员进行盘问工作。不过在这件案子仍旧处于探员对嫌疑人进行调查的阶段。尤里•卡列尼科没有律师，也没人向他宣读他应有的权利。根据苏联标准程序，如果关于他的调查结束并且决定要将其起诉，那么国家应该为其提供一名律师。最初一天尤里•卡列尼科拒绝承认任何罪行，但过了几天，瓦莱里•拜克莱米切夫得到了他的供认。尤里不仅承认了自己做了那七起“窄林谋杀”，并且还有其他另外四起发生在罗斯托夫和周边地区的谋杀。

接下来，民警局开始很认真地搜集尤里犯罪的其他相关证据。就西方人的观念而言，正常的程序应该是首先搜集证据，然后再用它去套取嫌疑人的供词，或者拿来证明嫌疑人所否认的罪行。

但是在俄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之前的政府，在任何调查中审讯才是属于关键性阶段。俄国人一直认为有罪的人必然会招供，因此一些俄国人，现在也是，一直抱持着这样的错误观点：未招供的被告就应该是无罪的。这就是为什么托斯贴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花了很大篇幅渲染华斯考尼科夫忍不住要承认自己罪行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坚持要强迫大清洗中的牺牲者们在法庭上去承认那些不曾存在的阴谋。

九月份维克多•鲍洛科夫被指派去加强证据调查，在他眼里，尤里的嫌疑实在太明显了。鲍洛科夫一直认为这是一起因心理失控而导致的犯罪，他的所有猜想都是源自这一认识。在俄国，精神低智被认为不光是仅仅表现在学习能力障碍上，也会以精神狂噪的形式来表达。用专业术语来说，一名精神低智的俄国人会被描述成是身罹心智不全症的患者。鲍洛科夫对于这样的人没什么经验，但是据他所知，这样的人在青年时代是非常危险的。当他们的欲望达到最旺盛时，恰是他们够年纪离开寄宿学校自己过日子的时间。鲍洛科夫可不相信这些人会控制住自己的欲念。他没理由去怀疑尤里•卡列尼夫的招供。但是，当他开始调查这案子的时候，怀疑逐渐产生了。

在嫌犯招供以后，接下来一名探员或一名监察员将会调查嫌犯是否能证实他的供词。比如说，他是否能够为警察指出犯罪现场？当鲍洛科夫加入卡列尼科工作组的时候，嫌犯已经被领到了发现尸体的凶案现场。在那里他需要证明他知道伊万•古德科夫是在哪里被杀的。

大约有十二名探员、穿着制服的民警和其他来自附近村子的围观群众到了现场，看是否卡列尼科能指认出来。鲍洛科夫就呆在行动组里。根据尤里•卡列尼科的证词，他曾经在罗斯托夫市中心碰到过古德科夫，然后说服他一起坐火车来到凶案现场奥德综尼基德泽村。鲍洛科夫觉得调查人员应该让这个测试从城里开始，然后要求卡列尼科确切地指出从他见到古德科夫时都做了什么。但实际上，这个测试却是从距离现场四分之一公里的地方开始的。不过这是瓦莱里•拜克莱米切夫所主持的，所以鲍洛科夫保持着沉默。

即使是在奥德综尼基德泽村，鲍洛科夫也没看出来卡列尼科表现出明确的方向感。以鲍洛科夫的经验，一个承认了罪行的凶手通常会直接走到凶案现场，而卡列尼科却围着村子转了好几个小时，在最后抵达现场之前还一直在与拜克莱米切夫谈话。

然后，整个团队来到了新沙克提斯科市，以检测看卡列尼科是否能够找到抛弃奥拉•斯托马奇诺科尸体的地方。卡列尼科指出了位于城市中心的艺术学校，接着他带着他们去了第六集体农场。但是在那里他漫无目标地在田野里走了几个小时。其他人爬到附近小山的山顶，从那里鲍洛科夫可以俯瞰到拖拉机司机发现尸体的现场。令他不快的是，那些对测试好奇的当地民警在现场附近几码外停了一辆警车。他冲下山告诉他们立刻把车挪开，但就在这时，卡列尼科和调查组的其他人已经被引导到了正确方向。卡列尼科指出了靠近警车的一个地点，那里距离发现奥拉尸体的地方足够近了。

拜克莱米切夫随后被调到另外的任务中去，费提索夫指派鲍洛科夫负责把这件卡列尼科的案子调查收尾。

鲍洛科夫调查的越多，他的疑问就越大。于是他开始试图多了解一些卡列尼科的过去。

卡列尼科是一名在沙克提市煤矿工作的女人的私生子。当他两岁的时候，她把他放到火炉边上然后去找些煤来，结果他的衣服被火点燃，背上被多处烧伤。

她妈妈把他送给了别人领养，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就在领养家庭度过的。但是他在学校表现很差劲，而且经常和他的养父母吵架，有时候吵架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当卡列尼科12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把他送到了古科夫为低智儿童开设的寄宿学校去。

古科夫是个了无生气的小镇，和它周围的矿区一样衰败。寄宿学校就坐落在一道蓝色铁篱笆后的肮脏小路尽头。一到夏季这里就充满了屎尿的味道。孩子们赤裸着身子，经常一边在屋子里到处乱跑一边在他们自己的天地里胡闹嬉戏。只要见到陌生人，他们就挥舞着手大声喊“爸爸”。

他们睡的是房间很阴暗，通常里面塞满了十张、十二张或者更多的床铺，它们紧紧靠在一起。有时候，两个孩子会安排在同一张床上，稍微大的那个会把小的那个当宠物戏弄。他们的厕所只是地板上的一条窄缝；洗澡间经常全是发黄的脏水，上面漂浮着一层死苍蝇。在这种房间里的大多数低智儿童他们每天就是躺在床上，或者肮脏的地板上发呆。他们的四肢骨瘦如柴，飞虫就萦绕在他们空洞的眼睛和脑袋周围；他们有的呻吟，有的啜泣，但大部分连说话都不能。

偶然会有穿着灰白罩衫的厨娘会从椅子上起来，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好让那些孩子舒服一下。但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得自己照料自己。曾经有一名寄宿学校的校长因贪污提供给孩子们的食物与金钱而被提起公诉。

一些古科夫寄宿学校的孩子可以住在任何社区的专门机构里，但大部分孩子都是被父母或者受不了他们的某个“系统”遗弃到这里的。卡列尼科的一个朋友叫沙沙，是个有点瘸、警觉心强而且好管闲事的男孩子。当沙沙还在童年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喝醉了酒，于是就把他顺着阳台丢了出去。结果他父亲进了监狱，他也被送到寄宿学校了，并且被诊断出有细致学习能力不足，或叫行为问题。这不是因为低智。他谈论有如正常俄国蓝领工人的平均水准，句子中的语法程度还算凑合。他能读，他也回答问题，他也爱下棋。

当鲍洛科夫参观寄宿学校的时候，他对卡列尼科感到同情。但是寄宿学校中的大孩子们的滥交行为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在鲍洛科夫看来那里充斥着鸡奸、强奸甚至于暴行。他相信一个从寄宿学校出来的人，很可能会去刺杀女孩子并把她们的生殖器官切掉。这样的人，鲍洛科夫认为，也许会同时攻击女性和男性。

但是鲍洛科夫不相信卡列尼科向拜克莱米切夫招供的口供，那份口供里充满了疑点和错误。十月份的时候，费提索夫让鲍洛科夫正式接管这个调查，于是后者对卡列尼科加强了审问。吕波芙•比尤卡遇害时穿的裙子是什么颜色？奥拉•斯托马奇诺科被切掉了哪一部位？他和伊万•古德科夫乘坐的是哪一路公共汽车？卡列尼科回答不上来。

逐渐地，鲍洛科夫最初的疑问变成了一个确实的看法：卡列尼科与这七起窄林谋杀案无关。他认为虽然卡列尼科被打上了“低智”的标签，但他的智力其实与大部分普通青年是一样的。拜克莱米切夫和其他人把他当做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瓜，因此卡列尼科很容易就能在接受拜克莱米切夫盘问的时候了解到不少东西。他能了解到被害者的姓名，他们长的什么样子，以及被害的方式。然后如果他打算招供的话，就能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合情合理。

但是为什么他会招供？

对于被拘捕和被关在监狱的经历如何影响卡列尼科这样的年轻人，鲍洛科夫有着亲身的体会，他很清楚。

在1965年，鲍洛科夫离开了中亚大草原处女地的开发工作，在被军队征召之前，他得到一段假期。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八周年，他带着他的狗和猎枪出去，把一整天时间都花在猎兔上面。

当他步行回自己住处的时候，他路过一个老校友尼古拉•库茨米的房子。尼古拉•库茨米一家正杀了头猪，准备做顿假日的大餐，鲍洛科夫于是就停下来，和他们一起吃饭，并送了主人一只他自己猎到的野兔。库茨米家的孩子在苹果树上挂了一个脸盆当靶子，并射光了鲍洛科夫剩余的子弹。饭后，尼古拉•库茨米邀请他去参加当晚举办的一场舞会。

鲍洛科夫谢绝了这个邀请，他在晚上还有另外一项社交活动：去拜访一位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姑娘，名字叫塔雅纳。鲍洛科夫从晚上九点到凌晨两点都和她在一起，然后他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一辆民警的车停到了屋子外面。两名民警走进屋子并逮捕了他。其中一个还将猎枪从墙上取下来，打开它，闻了闻，并要求鲍洛科夫出示登记证件。鲍洛科夫怀疑是尼古拉•库茨米家的小孩子在练习射击的时候射中了邻居家的牛。

但是民警没告诉他为什么他会被逮捕。他们把他带去了圣乌斯科市的民警局，投进一个拘禁室里，里面有三个比鲍洛科夫年纪大的犯人。其中一个对他说他必须睡在地板上，虽然本来还有一张空床。鲍洛科夫拒绝了，理所当然，引发了一场斗殴，最后被警卫阻止。鲍洛科夫在夜里没有睡觉，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室友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来。第二天早上，一名探员提审他，问他在11月7号那天晚上在哪里，做了什么。鲍洛科夫告诉他自己和一名女孩呆在一起，但是他拒绝说出她的姓名，免得令她尴尬。然后鲍洛科夫回到了拘禁室。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鲍洛科夫对睡眠感到恐惧，开始变的容易受惊吓，情绪也开始不稳定。最后，圣乌斯科市民警局的负责人――一名上校告诉鲍洛科夫为什么他会被抓进监狱。他的朋友，尼古拉•库茨米在11月7号那天舞会后被人杀死，尸体掉在一口井的井底。证人说曾看到鲍洛科夫在舞会前和他在一起，而且鲍洛科夫的格斗能力颇有名气。所以警察就把他抓了起来，和其他嫌疑人关到一起，看看是否他会招供。鲍洛科夫知道那名上校是想帮他，于是他就说出了探员们想知道的事情――塔纳雅的名字。几天后，圣乌斯科市民警局将他释放，接着他就参军了。

他并没有招供过任何他没犯过的罪行，但是他明白有些人可能会，十八年后，他要求卡列尼科告诉他。

1983年10月，卡列尼科仍旧拒绝开口，他自始至终都在被恫吓，他自始至终都不信任任何的民警。

造成这样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在调查的初期阶段，民警局决定要确保卡列尼科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让他呆在监狱里。根据苏联法律，一名嫌疑犯可以被拘禁三天，这期间民警将搜集相关的证据。三天之后，如果民警认为证据已经很充分了，就可以再拘禁嫌疑犯七天，以便继续深入调查案件。但是在拘禁十天后，在大多数案子里，检察官就必须决定究竟是起诉嫌犯，还是放他走。

民警和探员们很不喜欢放嫌疑犯离开，他们害怕嫌犯会在大街上了解到更多关于案件的情报；嫌犯也可以去说服证人不去指证他，或者制造伪证。民警们宁可让嫌犯呆在监狱里，叫他们与世隔绝，惊恐不已。 他们还经常安插一名“斯托卡奇”在嫌犯的牢房之中。一些“斯托卡奇”是擅长与别人攀谈的诈骗犯，他们会在牢房里扮演可靠的“同志”角色，常常能从嫌疑犯口中套到很多在审讯室里问不到的情报。

因此，在卡列尼科的案子里，罗斯托夫民警局以“车辆盗窃”罪起诉了他。根据这个罪名，他和沙布罗夫盗窃了一辆“莫斯科人”牌的汽车开出去玩，并最后撞到了一根电线杆上。卡列尼科完全否认了这项指控。但是在1983年晚些时候，法庭宣读了他的罪名并判了他两年半的监禁。当然，在这期间，他将会被负责窄林谋杀案件的民警继续调查。

对于卡列尼科案件的疑问让鲍洛科夫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他不相信拜克莱米切夫和其他人会蓄意捏造一项谋杀罪名给卡列尼科。在苏联司法系统里，一件进入审判阶段的案子基本上就意味着罪行已经被确认――对于大多数案子来说的确如此。而民警和探员的职责则到此为止。鲍洛科夫认为就这样认定一名无辜的人为连环杀手并将其案子带入审判阶段，实在是太冒险了。如果谋杀仍旧在继续怎么办？鲍洛科夫认为拜克莱米切夫和其他人是误会了卡列尼科的精神状况与智力水平。他们认为他是个低智，所以只把他当个六岁的小孩子一样。

1983年秋季，整个地区的民警都被投入到卡列尼科的案子中来。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有如此之多受害者的连环凶杀案。他们年复一年的徒劳无功逐渐开始引起当地党支部与莫斯科内务部的关注。因此鲍洛科夫的上司们都要求尽快结束这起案件，每一个人都相信卡列尼科就是凶手。如果鲍洛科夫反对这个结论，他就必须证明卡列尼科是无辜的，否则他可能会被贬回法医实验室，或者更糟，回到在咖啡厅里跟小混混们打斗的小探员生活。

复查卡列尼科供词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他在案发当天的不在场证明。在1982到1983年之间，卡列尼科是一名古科夫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专业是地板工。鲍洛科夫检查了出席记录，发现卡列尼科确实一直呆在学校。但是当鲍洛科夫继续深入调查时，他发现了一个很经典的苏联现象。第四十五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们习惯于在每节课上把所有学生的名字都勾起来，不管他们到底出席与否。将一名学生标明缺席，老师就必须得向学校高层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尽责，所以他们干脆就将点名册全部标明出席，更加省事。同样的道理可以拿来解释：为什么每年党都宣称国家产量创了新高，与此同时商店前的队伍却越来越长。

当他调查了卡列尼科的老师时，卡列尼科的老师说这个男孩子确实缺席过很多次课，但因为点名册上的全勤记录，具体哪一天缺席已经不可考。如果卡列尼科过的是有规律的生活，鲍洛科夫就可以找到他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什么地方。但是就象沙布罗夫说的那样，卡列尼科和他的朋友终日游荡，整晚都跟狐朋狗友们呆在无轨电车后面。鲍洛科夫知道，要想找出卡列尼科在特定日子里的不在场证明，可以得花上几个月或者几年去访问那些坏记性的目击者。

而且可能他做了一切调查后，仍旧发现卡列尼科脱不了干系。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尸体被发现了。

第一具尸体被正式发现于新沙克提斯科斯卡地区附近的森林地带，时间在是10月8日。事实上，在9月份就有人向当地民警报告他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民警搜查了森林但是什么都没找到。10月民警局又接到另外一次报告，于是他们搜了第二次，这一次尸体被发现了。

这是一名年轻女性的遗骨，十八岁到二十几岁之间。她仰面躺倒，全身赤裸。她的尸体自胸骨向下被切开；杀手切掉了她的一对乳房和整个胸部。他也挖掉了她的左眼。

这具遗骨与任何新沙克提斯科斯卡市地区的失踪人口档案都不吻合。民警没办法确认其身份，而无法确认其身份就无法展开调查。但是法医检验说这具尸体是在七月或八月被抛在森林里的，尤里•卡列尼科在这几个月里正在被拘禁中。

10月30日，在沙克提市附近，民警发现一具尸体，其状况与卡列尼科是窄林谋杀案凶手的假设不符。这是另外一名年轻女性，半埋在尘土之中。她只死了三天，而卡里尼科在她死去的前六周就已经被民警监管了。她的伤口与窄林谋杀模式吻合，颅骨遭受到凶手重击，据推测是使用了刀子。凶手勒死了她，然后用已经为民警和法医所熟悉的方式狂暴地她的所有女性特征器官。他打开了她的腹腔，割掉了她的子宫、她的阴蒂、和她的阴道末端；他还切开了她的乳房。搜寻者在森林里既没发现那些被切掉的器官，也没发现被害者的衣服。

不过唯一一点与窄林谋杀不同的是，这名受害者的眼睛不曾受到伤害。

三星期后，通过指纹鉴定，调查者终于弄清楚受害者的身份。她是维拉•沙伍昆，十九岁，辍学生，与她的阿姨住在沙克提市――至少形式上如此。她没有工作，经常坐着电气火车闲逛。她喜欢酗酒，被民警局描述为是“过着放荡无序的性生活”。

沙克提市的调查者调查了市里所有已经知的“普瑞冬”。“普瑞冬”是一种公寓，里面的住户经常窝藏罪犯；甚至有时候那些住户本身就是罪犯，他们会负责为一台偷来的电视机销赃，贩卖一些非法药品或者女人。

沙伍昆被证实在她死亡的前一天曾经在沙克提市的“普瑞冬”公寓出现过。根据调查，她在那里和数名男子同居了很久。 一名目击者说在她死前的晚上，一名穿着平常，自称是民警的男子访问了“普瑞冬尼”，但是调查员们没办法知道目击者看到的是哪名民警，如果他真是警察的话。

鲍洛科夫，这个时候他仍旧在负责处理卡列尼科的案子，监督了对这个新调查的报告。他很想知道窄林谋杀的凶手把那些受害者从火车上和汽车诱走，并且让他们毫无戒心。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凶手是一个外表很可靠的人、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鲍洛科夫想也许凶手很可能就是一名民警，或者更可能是被民警局开除的人。也许他就是在维拉•沙伍昆死之前那天晚上被人在“普瑞冬”看到的那名民警。但是这件案子引发了其他疑问。 他想知道，凶手是从哪里得到的解剖知识来切除女性的子宫？会不会凶手是一名医生，或者曾经在太平间工作过？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态心理驱使他这么做？他是否就是窄林谋杀的凶手？如果他是的话，为什么他要捣烂受害者的眼睛？

11月27日，在沙克提市南部林区，距离一个叫基若毕赤纳亚的小火车站不远，另外一副骨架被发现。 这一名受害者看起来已经死去数个月。野生动物已经把骨头从骨架上咬了下来，但是头骨左眼窝处有一个明显的伤痕。调查人员在附近发现了一些衣服，但是口袋里只有两张沙克提市电影院的电影票。 探员们无法鉴别出尸体的身份。

更多的问题持续出现。尸体死于数月之前的事实，说明存在卡列尼科杀害了她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是卡列尼科杀了她，为什么在供认里他却只字不提？如果这并不是卡列尼科下的手，那为什么受害者的左眼会有伤痕？

当时间进入到1984年，罗斯托夫地区一共有至少九起未能解决的“窄林谋杀”记录在案。然后，在1月4日，一个猎人在罗斯托夫-沙克提铁路沿线散步时候发现了一具男孩的尸体，身上盖着几片布和积雪。费提索夫指示民警局立刻从罗斯托夫出发，前去检查尸体和现场。案发现场距离卡扎奇•拉格雅火车站与当地民警局们不远，1982年秋季发现的不明女性尸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

费提索夫对于新受害者的身份已经有了概念。一个星期前，12月28日，民警局收到一份关于一名叫瑟盖•马克夫的男孩的失踪报告。马克夫十四岁，与他的祖父一起住在古科夫，学校记录良好。根据苏联的习惯，他曾经在学期间前往一个位于罗斯托夫附近的农用机械厂进行社会实践。在12月27日，他离开了家，打算乘坐电气火车前往工厂去取他忘记在那里的东西。他再也没回来。 那具男性尸体符合马克夫的特征。

在新切卡斯科附近，费提索夫和其他民警离开大路，转上一条满是尘土的小路，一直走到猎人发现尸体的山脊。这具尸体的腐烂程度不象其他“窄林谋杀”尸体那么大，寒冷的天气与雪就象是停尸房巨大的冰箱，让其保存完好。凶手在这名男孩子的脖子上穿了很多孔；经尸检官后来清查，一共有七十处伤痕，由此可见凶手是多么享受刀子进入受害者身体的感觉。瑟盖•马克夫承受了与维拉•沙伍昆类似的酷刑：凶手切掉了他的睾丸、阴茎以及大部分阴囊。将尸体翻过身后，他们可以看到他的肛门括约肌已经被割断。费提索夫打了个寒战，希望这孩子在凶手施暴之前就已经死去了。在尸体旁边，他们找到了这个男孩子的衣服以及他被撕开的器官。

在下面的山谷，大约一公里远，一列电气火车隆隆地驶过一个叫伯斯扬诺夫卡的乡村车站。费提索夫觉得，凶手――或者凶手们――很可能是在火车上碰到这孩子，用了什么手段把他骗来了伯斯扬诺夫卡，然后就在山脊杀害了他并且施暴。凶手是怎样把受害者骗下火车而不引起别人注意？为什么他杀人的时候如此暴虐？他是怎么在案发后离开现场时没让任何目击者看到？同一个人，会同时袭击男性和女性吗？这是否是一个新的凶手？费提索夫想起十八个月前，也许是十几起凶杀发生前，当他在顿斯科市检查吕波芙时所想到的那些疑问。他感觉到一种沉重的沮丧，他开始怀疑自己根本不曾接近真实的答案，尽管卡列倪科已经被逮捕了。

费提索夫开始在古科夫市针对马克夫凶杀案做调查。他觉得说不定马克夫在搭乘火车的时候，碰到了一群寄宿学校的低智少年。于是他去了古科夫的寄宿学校，那里的景象就和几个月前鲍洛科夫看到的一样。费提索夫在那里找到校长，问他在12月27日是否组织过任何学生乘坐火车。

结果他们发现一名前寄宿学校学生米克黑尔•切普金曾经在27日那天与马克夫搭乘同一班次的火车。米克尔二十三岁，低智，体格健壮。他大约六英尺三英寸高，体重两百磅。他在寄宿学校呆了很久以便学习交谈。当他长的太大以至于不适合呆在寄宿学校的时候，校长说，他就被分配到了沙克提市的一个成人之家去。但是他终日都在寄宿学校附近游荡，除非校长把他赶开。

费提索夫命令他的人去找到切普金。他并不在沙克提市的成人之家。但是他的亲戚建议民警去调查一下切普金的朋友，另一个低智者，名字叫亚历山大•帕诺马耶夫，现在另一所寄宿学校，距离成人之家不远。亚历山大•帕诺马耶夫被描述为是一个瘦小的家伙，他十七岁。当天夜里，费提索夫在旅馆里接到一个电话，当地警察很兴奋地报告说他们已经找了亚历山大•帕诺马耶夫并且进行了盘问。他已经承认是他和切普金杀害了马克夫。

费提索夫命令他们停止盘问，直到他赶到那里。第二天清晨，费提索夫亲自对帕诺马耶夫进行了侦讯。 帕诺马耶夫讲了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故事。他和切普金原本打算一起去伯斯雅诺夫科看卡扎奇•拉格雅附近的坦克训练。在冬季，坦克经常会使用当地的土地来做模拟实战演习。 在车站他们碰到了马可夫。 他们在车站小卖店里买了一些酒和面包，切普金邀请马克夫一起出去走走。当他们看不到火车站之后，切普金就立刻杀了他。

费提索夫试图去证实他所交代的情况。在车站，小卖店的女售货员部分证实了帕诺马耶夫的供词。她在27日看到的帕诺马耶夫，当时候他想买点酒，但是因为不满十八岁，所以她拒绝了。后来帕诺马耶夫离开，找了一个更壮更高的人回来买。是的，她说，看着一张照片点点头。那是切普金。

“你能告诉我们你们在哪里杀掉的马克夫吗”？

“是的。” 帕诺马耶夫回答。

这个男孩带着一组民警和四名公证人沿着铁轨走，过了一会，费提索夫觉得他走错了方向。然后他越过铁轨，领着他们穿过泥泞的地面，朝着凶案现场走去。但是他走过了案发现场，开始围着圈子打转，好象他在寻找什么。

“你在找什么？”费提索夫问他。

“我们在这里拉的屎。” 帕诺马耶夫回答。

这让费提索夫很满意，他知道那三堆大便其实已经被调查人员移开了。他将这些都写进了现场检验报告中去。如果帕诺马耶夫没参与犯罪的话，那么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很快调查人员找到了切普金。他并不象帕诺马耶夫那么聪明，没什么用处。在车站他连方向都找不到。

但是，是的，切普金说他杀了一个人。而且他还供认说维拉•沙伍昆也是他杀的。她与一名精神病专家住在一起，他想去要驾驶拖拉机的许可，但是她拒绝了。于是他想强奸她，再切掉她的胸部。他已经杀掉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他说，并且把她的尸体藏到了一个加油站附近的坑里，并在尸体上放了杂物遮掩。

费提索夫下令搜查那个加油站。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但是两周后，民警再次前去搜查，这一次他们发现了尸体。

与此同时，又有两具尸体在罗斯托夫的不同地区被发现，一个接近沙斯克，一个接近罗斯托夫市。帕诺马耶夫承认这两起案件都是他与切普金做的。

很快当地民警又找到了其他嫌疑人，他们也全都招供了。其中一人还持有受害者的首饰。

现在调查陷入了奇妙的僵局。如果帕诺马耶夫和切普金承认的是两起他们不曾犯做的罪行，他们对于马可夫案的供认是否有效？如果他们没有，帕诺马耶夫又是怎么知道关于凶杀现场的细节和犯罪地点的？切普金又是怎么知道藏在加油站附近的尸体？

大部分罗斯托夫民警打算忽视这些矛盾之处，直接起诉他们称之为“卡列尼科-切普金团伙”的凶手集团。帕威尔•切尼谢夫，地区武装力量副负责人，和费提索夫的上司就持这种观点；伊万•扎克谢尔，费提索夫的副手，重案组的负责人也这么认为。费提索夫和检察院监察员亚历山大•亚伯文则在中间立场左右摇摆。

维克多•鲍洛科夫则站在另外一面，或多或少有些孤立。他阅读了关于这个团伙的报告，但那并不能说服他相信。从犯罪现场的情况来看，一系列“窄林谋杀”几乎不可能存在一个以上的罪犯。鲍洛科夫认为，帕诺马耶夫可以在他接受第一次盘问的时候就能听到很多细节，比如凶杀发生在靠近铁路的山脊，调查员在尸体附近发现了几堆大便。切普金，在他走动的时候，可能曾经跌倒在女尸的旁边。 另外两起帕诺马耶夫所承认的谋杀已经被证实是其他人做的，这更坚定了鲍洛科夫的疑问：帕诺马耶夫和切普金谁也不曾杀过人。

1984年初，从法医部门出来的检验报告改变了整个调查行动。法医从马克夫的肛门处发现了少量的精液。

精液的存在证明了几件事：第一，这证明马克夫在被杀之前曾经遭遇强暴。之前所发现的那些尸体因为腐烂的过于彻底而无法找到被强暴的痕迹。

但是谁会强暴一个男孩子？凶手难道是一个同性恋？一个同性恋者是否会既攻击男孩也攻击女孩子？

同样重要的是，精液是凶手第一次留下的直接物理证据。

首要任务就是要鉴定精液的类型。在那个时代，美国FBI已经发展出了针对精液及其他人体分泌物比如汗液和唾液的基因鉴识技术，以便于警察在凶案现场可以提取更多证据。通过对基因中的DNA检测，并将之与嫌疑犯的DNA相比较，FBI就可以判断出两者是否一致。

但是这样的检测技术超出了罗斯托夫法医实验室的能力范围。在俄国，法医实验室检测基因仅仅是为了寻找血液中的抗原。人类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拥有与自己血型相匹配的抗体。比如说，一个人拥有A型血，那么在他的基因之中就有A型抗原。（其他百分之二十的人没有抗原）在俄国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会将标准实验抗体加入血液或者精液样本中，然后通过显微镜进行观察。他们会检测样本细胞――看起来就好象是香槟酒中的泡沫――是否会聚合或者分开。一个对A型与B型抗体都没反应的样本，就是O型；如果它对两种抗体都有反应，那么就是AB型，这种血型非常稀少，只有百分之六的人会是这个血型。

实验室对马克夫体内残留精液检验的最初报告证实了鲍洛科夫的疑问：无论卡列尼科、切普金还是任何其他被卷入此案的古科夫孩子们都是无辜的。精液的类型是O，而他们之中没一个是O型血。

但是几天后，实验室修正了他们的报告。从马可夫身上提取的精液样本和另外一个样本弄混了，实验室的人说，实际上精液样本显示出应该是AB型，只有百分之六的人拥有这样的血型。

那正是米克黑尔•切普金的血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