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翻译]缉凶分部 -- 马伯庸

对于这三起凶杀案，费提索夫感觉到漫无头绪，仅仅是觉得它们之间是有所关联的而已。既然案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他和他的副手弗拉基米尔•克列尼科夫决定为调查组引入一些比较精干的人手。

在一月份的一个寒冷日子里，克列尼科夫在民警局的走廊等候着，他在等一名从犯罪科学实验室前来的中尉维克多•鲍洛科夫。鲍洛科夫是那个部门最出色的人之一，精通指纹学、弹道学、足印分析和其他刑事学科。 这正是克列尼科夫要找的人。

在克列尼科夫的左边墙上，悬挂着上个月民警局的杰出工作者照片，他们穿着灰色制服，看上起一个个面色冷酷，在右边的墙壁上，雕刻着罗斯托夫地区殉职民警的名字。民警局的临街走廊和外面的街道之间安装着一道特殊玻璃，里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但外面的人无法看到里面。所以当鲍洛科夫出现的时候，在他看到克列尼斯科夫之前，克列尼斯科夫就能看到他。

鲍洛科夫走进来，为了抵御俄国的严寒他穿了很多，看上去就好象是两个人混到了一起。他有五英尺八英寸高，但他的体格健硕，肩膀宽阔，前胸后背都很结实。 双腿有点细长弯曲，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头重脚轻，尤其当他快步行走的时候，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他有一头纯黑稀薄的头发，大鬓角，左脸有几点粉红色的小点。整个给人的印象是粗犷多过英俊。克列尼科夫知道，他在格斗方面也相当活跃，虽然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大部分俄国人到了这年纪，就会懒得动弹了。

两个人握了手。鲍洛科夫和平常一样，穿过走廊，走出院子，来到位于民警局后原的民警实验室。克列尼科夫尾随着他出去，两个人停在一个在冬季干枯的喷泉旁，进行私下里的交谈。

“离开实验室，来做一名探员，怎么样？”克列尼科夫问他。

对这个邀请，鲍洛科夫并不感到惊讶。他知道克列尼科夫对他的工作很赞赏。鲍洛科夫恐怕是整个罗斯托夫民警局拥有最完备学历的人。他在伏尔加格勒的内务部犯罪科学学院完成了六个专业的犯罪学专家资格认证。 大部分罗斯托夫探员仅仅只拥有一个专业的资格认证而已。

离开实验室，鲍洛科夫对这个很感兴趣。作为一名犯罪学家，他经常和探员们一起调查现场，但当他分析完弹道或者足印后，他的工作就结束了，探员们将继续去追查犯人。鲍洛科夫已经很久不曾看到什么新鲜的弹道或者足印，他需要新的挑战。

他告诉克列尼科夫，只有一件事比较为难：他和她的妻子等候了七年，终于排到了住房轮候名单的最优先位置。他需要知道他的职务变动是否会影响到这次分房。斯维拉娜•鲍洛科夫是个耐心和蔼的女人，但她已经饱受旧房之苦，他不确定她是否能够容忍损失一套新房子。

鲍洛科夫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安德烈与马克西姆，住在罗斯托夫“新区”的半座平房里。他们有三个小房间，一个煤炉子。打水要去隔壁房子旁边的井里。厕所在屋子后面，去那里要穿越晾衣服的空地和一片泥泞的番茄菜园。

这片地区有个外号叫“纳卡哈洛维卡”，翻译过来勉强可以叫做“无用的农奴”。这里到处都是坑洼的路面，破裂的下水管道、隆隆做响的电车，还有歪歪斜斜的平房――那是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都市快速工业化的成果。过去几年里，罗斯托夫的其他新区相继用国家的房屋投资建起了一批十二层的家属楼，这些建筑很难看，建筑质量低劣，但至少有中央供暖和室内厕所。 大量流入罗斯托夫市的人口令住房非常紧缺，几乎每一居住平米都有好几个人申请。

罗斯托夫是沙皇俄国时期向无冰暖海扩张的产物。在十八世纪，这意味着要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土地。俄国为了控制黑海的北方海岸，先后发动了四次战争。在1747年，土耳其仍旧控制着整个黑海。俄国就在顿河右侧，内陆25公里处的地方兴建了罗斯托夫。 那时候这是俄国最靠近暖海港口的据点。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罗斯托夫逐渐发展成一个声名狼籍的国际性河港，里面充斥着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据统计，那时候城里有十九家妓院。

俄国革命和斯大林当政后，罗斯托夫以往的特色就全部消失了，变成了一个俄国南部大草原上的拖拉机生产基地，一个标准的苏唯埃城市，拥有一条主街，近一百万住民，纪念碑多过饭店。 列宁的巨大雕像矗立在恩格斯街的尽头，马克思则在另一侧占领了个小广场。 在拖拉机厂外面，一个大基座上放着该厂生产线出产的第一百万台拖拉机。

维克多•鲍洛科夫并不是生于这个城市。他来自俄罗斯中部的一个叫做“鲍什维克”的集体农场。 他生于二战后，那是个食物缺乏的艰苦时期。他到现在还记得土豆面包的味道，因为在冬季，政府将农民的收获全部征收走去喂养城市里的工人，他的家庭只能靠家里的那一小片菜园维持生活。他还记得他父亲在田里拿着镰刀收割麦子，推着梨耕地，因为既没有什么畜力也没什么机械。他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次农场弄到一台摩托车，他父亲让他骑了一次，这是他童年最大的亮点。他的两个妹妹在幼年就夭折了，一个是因为猩红色，还有一个是因为哮喘。这两种病他都患过，不过他活了下来。

当他六岁的时候，他爸爸瓦西里带着全家搬到了西伯利亚，住在库页岛的一个媒矿小镇里。矿工是非常危险而且极有害健康的职业。 煤尘充斥整个空间，安全防护经常因为要赶当月业绩而被忽略。但是矿工的工资在斯大林时期要比农民要出很多。 鲍洛科夫一家在西伯利亚居住了近十年，扬卡特瑞娜•鲍洛科夫，他的母亲，被分配到当地学校烧锅炉，从早忙到晚。做为一个男孩子，鲍洛科夫必须去砍柴，挑水，照顾他的妹妹们。他要给她们喂饭，帮她们梳头， 熨好她们的裙子。 只有在他把这一切都弄好并等他妈妈回到家里说：“好孩子，谢谢你”，他才有时间玩耍。多年以后，他仍旧深深怀念着自己母亲表扬自己的那段记忆，每念及此，他的嗓音就会变的低沉。

潮湿寒冷的西伯利亚气候损害了他母亲的健康，于是他们又回到了中俄罗斯，那时候鲍洛科夫十五岁。他从当地初中毕业，进入塞维斯克市的高中就读。塞维斯克市距离他家的村子有十五公里远。在冬雪和泥泞让道路不堪使用之前的夏秋之际，他就骑着自行车往返。到了冬季，他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他父亲会送着一些土豆去学校做为学费。他在学校里学习如何驾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这令他逐渐成长起来。

他也学习如何打架。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俄国男孩子必须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在四旬斋前日，当地中海的传统是以嘉年华形式庆祝的时候，俄国人――尽管他们坚持无神论――自有他们自己传统的饼宴节。这种饼宴叫做“布里尼”，而在这期间的群架则被叫做“斯坦卡•纳•斯坦库”，翻译过来就是“针锋相对”。 一个村子里的所有男孩子和男人会集合在田野里，和另外一个村子来的人互相打斗，直到其中一方投降为止。，接下来两边的人会聚到一起大喝伏特加酒。传统上这种打斗不允许用武器，所以不会有人受伤。而当地民警对这种风俗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在这种打斗中，乌青眼圈和流鼻血是很正常的。有时候当邻村来的小伙子和本村的姑娘跳舞并偷走了她的心，也会引发这样的大规模打斗。长年的田野劳作和西伯利亚严苛气候把鲍洛科夫淬炼的相当强壮，他擅长几乎所有类型的格斗，甚至他邻村的朋友经常会请他去代表那个村子去打架。一直到现在，鲍洛科夫仍旧对这种“针锋相对”的群架很留恋

残酷的现实迫使他继续为生活而抗争。在1964年，当鲍洛科夫十八岁的时候，做为对他提供教育的回报，政府要求他响应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计划，去中亚大草原进行为期两年的拓荒工作，那片地方对俄罗斯来说还是块处女地。几百年里，这里的中亚游牧民族以捕猎为生，靠天吃饭。赫鲁晓夫决定要让这片草原出产更多的东西，这片土地将成为苏联农业自给的关键。党派遣了数千名年轻人来这片草原，鲍洛科夫和其他十六名比他年长的人一起被分配到了一个营地，距离营地最近的食物饮水补给点是在一百公里以外。如果补给系统稍有差池，他们就得忍饥挨饿。鲍洛科夫在炎热干燥的夏季开垦荒地，到了狂风呼啸的寒冬时候，他就修理装备。

在营地里，年长者总会要求年少的人做杂务：比如清洁、担水，作饭。鲍洛科夫会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但是他的自尊拒绝他象一个仆役一样为另外一个人服务。他不得不用拳头捍卫自己的尊严。

两年后，苏联军队立刻招募他入伍。其实在军队里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同，懂得驾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士兵在丰收时节会被派去集体农场协助收割。军队也有年长者差使年少者的传统，他们强迫年少的士兵擦他们的靴子，替他们在厨房和厕所站岗。当然，鲍洛科夫的尊严迫使他去为之抗争。

当他从军队退役的时候，已经22岁了。他发现鲍什维克的集体农场并不需要驾驶员，而他也没打算在农地里继续工作。于是，鲍洛科夫去了布延斯科，找到一份为钢铁厂开卡车和推土机的工作。接着他在一次舞会上认识斯维特拉娜，很快两个人就结婚了。婚后鲍洛科夫和他的妻子搬去了一间很小的租屋里，那种小屋被人称为“三三室”，因为屋子的长宽都只有三码。屋子里的供暖设备很差，在寒冷的冬季里，当他们起床的时候甚至会发现地板上结了白霜。

党很快就注意到了鲍洛科夫的勤奋，他被授予了最佳劳动模范的称号。他成了一名工头。接着鲍洛科夫又被邀请加入苏共，于是他在1971年入党。鲍洛科夫还一直在工厂技术夜校接受学习，总之他就象是党一直在报纸、书刊、电影和电视里宣传的那种理想工人形象一样――是一个楷模：在国家的帮助下不断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者，深受同志尊敬，为共产主义做出了很大贡献。

1972年，各地党支部从莫斯科中央收到一个指示，政治局决定加强民警局的素质。每一个工厂和集体农场的党组织都要选拔他们最优秀的年轻人，并说服他们加入民警局。

在布延斯科，钢铁厂党支部选择了鲍洛科夫。他们把他叫去办公室，告诉说组织信任他，相信他可以能够胜任新的工作。

鲍洛科夫拒绝了，他并不想当警察，每月平均工资只有95卢布；而在苏联，一个熟练的蓝领工人可以拿到最多的工资，比医生、教师，甚至官员们都要高。（当然，做为官员，他们并不需要太高的工资，比如他们的坐车和房子都是免费的）。做为一个工厂的工头，鲍洛科夫最多的时候能挣四百卢布一个月。 如果他去做警察，他甚至连现在的四分之一工资都拿不到。

但是鲍洛科夫很快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党支部每天都把他叫过去，提醒他是一名党员，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去党最需要他的地方。他感受到了威胁，如果他拒绝了党的这个要求，那么就不再会有什么褒奖和荣誉，相反，党会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然后鲍洛科夫就别想继续工作了。结果他妥协了。

他接受了几个月民警的基本训练。最开始他以为人们会对制服表示尊敬，但他很快就在一次饭店的打斗中了解到了人们的态度。鲍洛科夫试图逮捕一名挑起事端的人，但是他一下子就被揍到了地板上，周围的人们对此既不同情也不帮忙。后来他才知道，他的对手是一名苏联的散打高手。

鲍洛科夫没有手枪，也没有警棍，他觉得被犯罪分子摔到地板上真是一种耻辱。他爬了起来，几秒后，又被狠狠摔到地板上。他第三次爬起来，他的制服被扯裂。鲍洛科夫继续扑了上去，四十分钟后，总算是将他的对手制服。

在这之后，鲍洛科夫被分配到了伏尔加格勒的犯罪科学学院， 一个苏联政府试图令民警职业化专业化的明证。在这个学院里受训的学生除了苏联人以外，有来自古巴、东欧和其他苏唯埃加盟共和国的学员。 鲍洛科夫把业余时间都放在散打训练上面。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对于国际性散打比赛和头衔战来说这个年纪已经太老了。但是他一直坚持一天练习两次，大家都知道他这种绝不服输的执著精神。在一次比赛中，鲍洛科夫的膝盖被对手打伤，急需治疗，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坚持完了整场比赛。

当他从学院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罗斯托夫。他的成长经历培养出了一个标准的俄国男子汉，一个为其强健体格而自豪的人、一个和大家打成一片的人、一个性格刚柔并济的人。鲍洛科夫比他同辈的人优秀的地方在于：他有父母遗传给他的勤奋、坚忍不拔的个性、以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决心。

在1983年3月，鲍洛科夫得到了委员会的保证，保证他会得到下一批分配给民警局的新居，不会因为这次职务调动而损失什么。接着鲍洛科夫就从法医实验室升到了民警局主楼第三层的一间昏暗的办公室内。它被称为“希腊神庙”，因为这是整栋楼里最宽敞的地方。八名探员在“神庙”里工作，悬挂在墙壁上的列宁头像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些劳动者。按照官僚机构的说法，这里被称做特别重案科。 鲍洛科夫就在这里开始接触到那几起谋杀案，探员们已经开始把这一系列案子称为“窄林凶杀”。

在“神庙”里，鲍洛科夫先查看了关于吕波芙的档案记录以及仍旧未曾辨明身份的尸体。3月的时候，只有一具尸体得以查明身份，就是吕波芙，其他三具都是身份不明的尸体。最新的一个受害者是被发现于一月份，距离沙克提市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和前面几具尸体一样，它的眼窝处也有刀痕。根据验尸报告，这具尸体在树林中躺了足足六个月无人发觉，身体没有任何软组织留下来，鉴定工作主要是根据周围环境提供的线索来判断出其为女性。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些女性的衣物，而且骷髅的身高很短，只有五英尺出头，所以受害者很可能是一名少女，死时年龄在十五到十六岁之间。

名义上民警局视这四起凶杀案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联系。但对于鲍洛科夫和其他人来说，这四起案件几乎可以断定是一个人干的，凶手极可能是男性。在鲍洛科夫的经验里，很少有杀手会找被害者眼睛的麻烦，他们更多会针对更致命的要害。这四具同一年在同一大地区发现的尸体，伤口全部都在眼窝处， 说明凶手是一个人。鲍洛科夫知道一个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说法：受害者临死前，眼睛会将凶手的面貌记在瞳孔里。如果凶手相信这个说法，那么他就会去把眼睛捣烂以毁灭证据。更大的可能性是，鲍洛科夫想，凶手无法承受受害者的直视。这证明凶手在杀死被害者前，还跟她们呆过一段时间。吕波芙的伤口表明，凶手花了足够的时间捅了二十几刀。鲍洛科夫觉得凶手可能只有十几岁，还没冷血到直视被害者视线的程度；也可能是个邪恶的老家伙，以欣赏被害人因被刺而产生的痛苦和流血为乐。

这四具尸体令民警局对失踪女孩的报告投入了足够的关注。费提索夫和克列尼科夫手头有这么一份报告：失踪女孩叫做奥拉•斯托马奇诺科，十岁，1982年12月11日在上完钢琴课后就失踪了。新沙克提斯科当地民警找不到她或者目击者。做为鲍洛科夫的第一件工作，费提索夫和克列尼科夫决定派他去领导当地民警的搜寻工作，让行动组的其他人继续关注吕波芙和其他三具尸体的案子。

新沙克提斯科市（意思就是新煤矿城）位于罗斯托夫以南四十公里处的矿区。鲍洛科夫一路上看到很多被大雪覆盖着的集体农场，等着种上玉米和向日葵。在靠近市区的地方，很多有如巨大金字塔一样硕大的肮脏矿渣堆矗立在那里，好象站岗的哨兵。有时候，其中的一个会忽然着火，然后把充满粉尘的黑烟送到城市上空。虽然有超过一百万人居住在这里，但新沙克提斯科市始终还是个集体农庄，每一个聚集点都围绕着一处矿井。人们住在鲍洛科夫以前住着的那种小屋子里或者新的家属楼。 所有的居民在回家路上都得经过空地和好几个矿渣山。

鲍洛科夫下榻在新沙克提斯科市唯一的一家旅馆，地址是列宁街52号，正好在当地民警局临近的拐角处。他住在21号房，旁边就是充满着恶臭的公用厕所，想冲凉就必须去楼下。这条街走下去有一家矿工的咖啡馆。

第二天，有一名当地民警司机开车带他来到城市北区斯托马奇诺科家，他的家位于一条叫“真理报”的肮脏小街，这是苏共机关报的名字。失踪女孩的父母都在矿区工作，娜塔丽是个机械师，而安东则是调试员。他们有一间自己盖的小房子。 这是个很普通的地方，有一间厨房，一个卧室，还有一个小客厅，里面放着这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一架钢琴。

娜塔丽是个健壮的女性，一头黑发，身上穿的裙子已经褪色，光着脚，满是尘土。她的眼角早早有了皱纹，鲍洛科夫估计她大概有三十五岁，她的外表比实际年龄起码要衰老七年。她十八岁和安农结婚，同年就有了奥拉，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当鲍洛科夫拜访她时，她对所有的民警都表示轻蔑。在她回答问题时，声音里含着疲惫和鄙视。

她告诉他，奥拉是个普通女孩，不很聪明，也没有特别的爱好。她和她父母住在一起，在学校表现中规中矩；她喜欢阅读，想当个音乐老师。她的父母鼓励她走出这片矿区的雄心。为此他们买了一架钢琴，虽然他们谁都不懂弹。从奥拉六岁开始，奥拉开始在市中心学习钢琴，每周两次。在头几年，她父母会接送她往返市中心的艺校。这趟路程单程就得花上一个多小时，还要转公共汽车。后来斯托马奇诺科家有了第二个孩子，于是从1982年起，他们就让奥拉自己去上她的钢琴课，不过安东经常在车站等她下车，然后骑摩托车把她带回去。

他们从来没告诉过她要提防陌生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苏联，新闻报纸和电视从来不会报道对于个人，尤其是对孩子的犯罪活动。这种犯罪，根据官方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象征，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关于犯罪活动的新闻，绝大部分是关于被资本主义腐蚀了的人犯下的经济罪行，他们的被捕和判刑被描述为是罪有应得。

象娜塔丽一样，很多人不知道心理失控可能会强迫患者去攻击一个年轻女孩子。自从斯大林以来，党一直象清教徒一样严格管制着媒体、书籍和其他面行大众的出版物，绝不允许提到性。电影里最多只能表现亲吻镜头，在大众媒体上对一个堕落的性杀人犯做明确描述是不可想象的。就从媒体学习这方面而言，苏联的孩子们只会看到爱和来自长辈的贤明指导。每次苏联宣传部门在报道新学校或者游泳池落成的时候，总是会附上一条标语：孩子是我们唯一的特权阶级。

苏联传统上鼓励孩子们把他们的长辈当成家庭成员一样看待。一般孩子们被告知称呼那些不认识的成人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娜塔丽就是这样教导奥拉的。

在奥拉失踪的那天晚上，娜塔丽告诉鲍洛科夫，他们以为她会在七点到家，但是她没有。他们并没着急，公共汽车经常晚点，奥拉偶尔也会九点多到家的。他爸爸想她也可能去看朋友了。虽然夜里又冷又潮，他还是骑上摩托车出去，挨个到她的学校同学家里去找。

到了十一点，他们开始惊慌起来。安东继续去他们的邻居那里寻找，娜塔丽则坐车赶到城里，去位于列宁街的那间赭色音乐学校。在音乐学校前的公共汽车站，她看到了两名民警。

“我告诉他们两个我女儿失踪了。”她说，“他们只是大笑，然后告诉我去警察局填一份文件。于是我就去了警察局，他们告诉我说我女儿可能只是去朋友家玩了。”娜塔丽永远不能接受在她女儿失踪第一天时那些民警的态度。

她对鲍洛科夫的问题回答的敷衍了事，这令他很失望。他来这里本来是希望能让她回忆起更多细节，以便于帮助搜寻她的女儿。不过鲍洛科夫觉得她的反应并非是因为对民警态度的怨恨，而是出于一个失去自己骨肉的普通母亲的悲伤。如果是自己的儿子失踪，他想，他会把自己脑子掏空，找出任何可能对搜寻有帮助的细节。他从娜塔丽那里得不到什么当地民警还没掌握的新情报。他一无所获。

他没有告诉娜塔丽，但是他确信那个女孩子已经死了。在她失踪三天后，当地民警将寻人启示贴满了整个城市，寻人启示上有她的学校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围裙的可爱女孩，头发用一条白丝带扎成一束，甩在后面。当地电台和报纸也报道了她的失踪，并且说民警局正在寻找任何在12月11日晚间在列宁街曾经见到失踪女孩的目击者。虽然那时候的街上拥挤着很多下班或者出来购物的人，但是却没有目击者。 民警调查了音乐学校附近的每一户住民和经常路过那里的人，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甚至用了警犬来追踪， 但是始终毫无进展。

他们有一个不很明确的线索。奥拉失踪后数星期，她的父母收到了一封来自城里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用一种抖动幼稚的笔迹写着：如果他们想找到失踪的女儿，就应该去城西南边上的达叶斯基树林寻找。更可怕的是，这封明信片的作者警告说：“我们”明年打算干掉十个女孩，奥拉不过是个开始。作者自称自己为“施虐狂-黑猫”

当鲍洛科夫到达新沙克提斯科市的时候，当地民警已经搜查了达叶斯基树林，但是什么也没找到。鲍洛科夫怀疑“黑猫”并非就是那个杀了四个、也许五个女孩并且没留下一点线索的凶手。“黑猫”的文字语法很不规范，语无伦次。这和他印象里那个狡猾的凶手印象差太远了。沙克提市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奥拉的失踪，黑猫用不着对这起犯罪有多了解。他也许是个与案情完全无关的精神病患者，或者一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但不管怎么说，这张明信片是他们如今唯一的线索，于是鉴定笔迹工作开始了。

最后奥拉•斯托马奇诺科被找到了，不是被民警或者他们的狗，也不是被发现于达叶斯基树林。四月14日，在新沙克提斯科市东北，距离那间音乐学校三公里以外的第六集体农场里，一名在为玉米春种耕地的拖拉机手干活时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车被什么东西颠了一下，那东西在潮湿的黑土里显得苍白。

维克多•鲍洛科夫回到罗斯托夫，继续在“希腊神庙”里进行他的工作。新沙克提斯科市的民警一发现了女孩的尸体，就立刻打电话通知他。于是他又赶去了该市。

在新沙克提斯科市，鲍洛科夫对第六集体农场和音乐学校之间的距离产生了兴趣。如果凶手是直接从音乐学校前往玉米地的话，那么首先他得在列宁街上走上一两公里，然后到达城市边缘，那里杂草丛生。接下来，他右转，离开列宁街，穿越几块被拖拉机专用路一分为二的空地；接下来，他走上一条沿着玉米地伸向远方的土路，尸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他在阴冷的夜里沿着这条路走了四分之一公里，并在高压电线杆附近转左，越过护路林。然后，他可能穿越一百五十码的泥泞来到一个接近小山山顶的地点，在这里可以看到农场房屋的东侧，还有北边的一架运煤电梯；每一处都将近半公里远。在那里，他扔下了尸体。 鲍洛科夫也如此走了一遍，结果他的鞋子沾满了沉重的泥巴。（这里尸体的位置前后有矛盾，疑是作者笔误）

鲍洛科夫在他十一年的民警生涯里看过数百具尸体，但是他很少看到年轻女孩的尸体，尤其没见过象奥拉•斯托马奇诺科这样子的尸体。冬季的雪让这具尸体保存的很好，没有和其他尸体一样腐烂掉。

她和其他尸体一样，全裸。她的皮肤苍白，有淡淡的黑色斑点，部分是因为发黑的血液，部分是沾上了地面上的煤渣。她的头，胸还有腹部被一把锋利的单刃刀刺了二十几刀。凶手出于一些狂暴的原因，切开了她的胸，割裂了她的心脏和肺； 她的心脏留在左胸腔内，而肺则被推到了原来放置心脏的位置。凶手反复刺捅她的性器官，并将其阴部切开。更可怕的是凶手几乎将她的大肠和子宫全扯了出来。鲍洛科夫强迫自己去检查这女孩的头，在那里眼球已经腐烂的差不多了，但是他看到了在眼窝处有数道刀痕。

毫无疑问，鲍洛科夫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连环杀手。

鲍洛科夫对于他在工作中碰到的尸体总有些私人的感受。那些尸体对他来说是专业的挑战，而他渴望挑战。虽然他在大多数人面前并不承认，但面对一件凶杀案确实让他感觉到一种内敛的喜悦。这总令鲍洛科夫心情转好，精神集中，早晨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一个目标在等着他。当然，如果尸体是属于他认识的人，或者是他的家人，那则会令他觉得伤心难过。这一次，这两种心情同时出现在他心里，这女孩子可能曾经是他儿子马克西姆的同班同学。

发现尸体的农夫也找到了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据。在五十码以外，他发现了一双苏联孩子冬季校鞋，一套裙子和一本写着奥拉•斯托马奇诺科名字的音乐书。凶手在离开玉米地前把这些东西都掩埋起来了。

苏联执法部门对连环杀手没什么经验。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是被严格管制的机密，甚至对民警局的其他分部也不例外。鲍洛科夫知道一个在乌克兰的泽泼鲁泽地区的凶残连环杀手。他们把这些谋杀归为一类――――乌克兰杀手同样切开他的受害者并且割掉她们的性器官。但是那名凶手在1964年和1977年十三年间一共杀害了四名受害者，然后就莫名其妙地销声匿迹了。而这个新杀手，如果他不是乌克兰的那个凶手的话，在六个月内就杀害了五个人。

他在犯罪现场很少留下有用的证据。他把两名普通女孩从人潮拥挤的地方引诱到僻静之处，然后在那里杀了她们。更奇怪的是，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完全没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很可能这个凶手对另外三具身份仍旧未得确认的尸体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是怎么做的？鲍洛科夫只能猜测：凶手也许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也可能是个外表看起来很可靠的人，说不定还穿着制服，说不定就是个民警。

凶手很可能有一辆车，也许是他私人的，也许是属于政府部门的。一辆车可以让他很容易带着奥拉从音乐学校来到第六集体农场，也可以让他前往顿斯科、沙克提和卡扎其拉格雅。

很明显，凶手迷人或者可靠的外表下隐藏的是狂暴的人格。 鲍洛科夫没学过心理学，他不太清楚社会病态者和精神病态者之间的区别。不过一般来说，在奥拉尸体上的那些刀伤表明凶手很有严重的精神失控疾病。

调查需要清查所有新沙克提斯科地区有强奸或猥亵前科、曾经在精神病院被监禁过，甚至接受过心理治疗的男子在12月11日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还需要复查一遍所有住在音乐学校附近或者在附近工作的男子。另外对于拥有车辆的人，也要格外注意。鲍洛科夫知道这一切将会花费很长时间，比前五名死者之间间隔的时间还要长，除非他们足够幸运。

在清查完新沙克提斯科市民警第一次报告后，有一个人引起了鲍洛科夫的注意。民警局的人在调查音乐学校附近居民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关于弗拉基米尔•巴巴科夫的有趣线索，这人有一辆白色的轿车。

巴巴科夫七十二岁，不过外表看上去年轻的多。当探员向他的亲戚询问关于他的情况时，他姐姐说巴巴科夫一直以来都承受着所谓的“性问题”。他对女人永远觉得不满足。法律上他保持着单身，但一直和一名三十五岁的女人同居，同时还和其他很多女性有瓜葛。更值得注意的是，邻居们都说他对年轻女性有着特别的爱好。他有一个车库，根据邻居证言，巴巴科夫经常把八九岁的小姑娘带到车库里来，在那里劝诱她们脱下衣服，然后抚摩她们的性器官。不过没人说他有暴力倾向。

鲍洛科夫和当地民警都同意应该对巴巴科夫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不过随着调查的继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之处。他和新沙克提斯科市的很多女性都发生过性关系，那些女性对他的最坏评价，也只不过是“阳痿”。老人喜欢女性的身体，喜欢亲吻她们，喜欢抚摩她们――以前这种抚摩更加激烈――令他的情人们达到高潮。他的大部分女人都记得他的这种爱好。虽然他确实曾经带未成年少女去过几次车库，但是并没有暴力倾向。另外，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认识奥拉•斯托马奇诺科。

而且，巴巴科夫说12月11日晚间他一直在家里呆着，车就放在车库里。他的情人和邻居均证实了他的说法。探员们将车子的座位拆下来送去实验室，看是否有任何失踪女孩掉落的毛发、布头或者其他线索。

同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对“黑猫”明信片进行笔迹鉴定。理论上全罗斯托夫地区三百万居民的笔迹样本是可以全部取得的，每一名苏联公民都有一份档案，因为他们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文件，存放在罗斯托夫的各个单位。但是罗斯托夫市有几百万份档案，上千个工作单位。于是费提索夫调来了所有民警局和克格勃的笔迹鉴定专家来进行这项工作。不过他和鲍洛科夫都清楚，这和检查所有该地区精神病患者资料的工作一样，恐怕得花上几年工夫才能产生一条线索。

凶手给了他们四个月的时间，8月8日，一群男孩子穿过靠近罗斯托夫-顿河地区飞机场的一片窄林，打算到他们的足球场去。这片窄林和顿斯科市吕波芙遇害的那片窄林一样，被一条小路贯穿。这片窄林靠近罗斯托夫市通往沙克提市和莫斯科的铁路，几百码以外就是一个住着几十个人的小村落。那季节里整天下雨，这条小路被冲刷的就好象一条干涸的河沟。在沟底，那些男孩子看到了一些被垃圾和树叶覆盖着的骨头。

这一次，维克多•鲍洛科夫加入了前往调查的小组，他们都知道将会看到什么。苏联的案发现场调查组一般会包括六、七名工作人员。 当地民警在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并守在那里，一名到两名法医专家――取决于凶杀案的严重程度――会赶到现场。如果案子和尸体有关，那么还会有一名来自罗斯托夫医学部门法医实验室的验尸官，

接着，地方检察院――类似于美国的地区公诉人律师办公室――会派遣一名监察员监督整个搜查过程，并起草一份关于搜查结果的报告。和苏联的其他部门一样，执法部门的结构也是叠屋架床：民警局负责街道巡逻，拘捕罪犯；而检察院则负责监督整个案件，并盘问民警局拘留的嫌疑人。理论上看起来分配的很合理，但是实际上运作起来却是含糊不清的。民警局需要盘问嫌疑人以便能抓到罪犯，在一般的案子里，确实是这样。但是在不寻常的案子中，两个部门却经常互相干扰。整个系统只有在两个部门合作的情况下才能运作。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现场检查应该从建立尸体一段距离的地方开始，调查员组成一个不断缩小的圈子，靠近尸体，寻找可能的证据，比如被害者或者凶手的衣服。在这种窄林里，调查员们捡到大量完全无关的垃圾，碎布头、纸片，瓶子――人们在旅行中随手扔掉的。调查员们经常发现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鉴别出和罪犯、受害人相关的证据。在这起案子里，他们找出了一大堆垃圾，而且根本没办法确认哪些是属于被害者，哪些是属于凶手的。

这具尸体几乎只残留下一副骨架。夏季的高温和暴雨加速了尸体腐烂的过程。这尸体在树林里恐怕呆了有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 它看起来象是个女孩子，但是罗斯托夫民警的失踪人口报告中并没有符合这个尺寸的。解剖会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

几天之后，解剖报告出来了，认为它与“窄林谋杀”有关联。和其他受害者一样，它的眼窝处也有刀伤痕迹。解剖还发现了其他一些东西。受害者的脸和牙齿显示患有唐氏综合症畸形（译者注：唐氏综合症(Down's Syndrome)也称先天愚型或21三体综合症是由于染色体畸变所致的先天性疾病。）不管他或者她是谁，受害者很明显是一名弱智。

大部分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鲍洛科夫知道，都会被送去特别寄宿学校，在苏联社会――这一点比西方更甚――很少有父母有能力应付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们也不适合放在公共学校里与普通孩子一起接受教育。于是鲍洛科夫指示当地民警检查一下该地区的特别寄宿学校。

九月的早些时候，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沙克提市一名叫以瑞娜•顿恩科娃的十三岁少女在九月一后学校开学时并没有返回班级。鲍洛科夫将她的照片、牙医记录连同头骨和牙齿照片一起送到莫斯科内务部的实验室，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森林中的尸体就是以瑞娜没错。

她名义上是和她姐姐一起住在沙克提市，但是这个家庭名存实亡。以瑞娜的姐姐一直有轻微的精神障碍，靠社会福利为生；她和很多人睡过觉，那些男人把她从火车站、商店或者街头带走，并与其发生性关系。另外一个姐姐因违反禁止传播性病的法规而被送进了监狱。无所依靠的以瑞娜在假期里就整天乘坐着火车和公共汽车四处游荡。当她失踪后，她姐姐并没有报警。

只有杀害她的凶手对她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以瑞娜是这一系列凶杀中的第六名受害者。

但当以瑞娜的尸体身份被确认的时候，鲍洛科夫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了第七具尸体。在8月28日，一名倒垃圾的人在位于罗斯托夫机场不远的奥德综尼基德泽村附近发现了这一具尸体。他从村子走出来，路过一个喝啤酒的凉亭，转下一条土路，朝着树林走去。在一处靠近荆棘丛的小浅沟里，他看到了尸体。尸体面朝黄土，身上大部分软组织已经腐烂，只剩下一点点残留在背部和大腿上的。解剖发现，尸体的胸口被刺了九刀，而左眼窝处则有两处刀痕。案发现场距离发现以瑞娜尸体的地方只有两公里远。

但是，这一具骨架是个男孩子。人口失踪报告里有一名名字叫伊万•古德科夫的八岁男孩，来自罗斯托夫顿河对岸的巴坦斯科地区，失踪于9月9日。其特征符合尸体尺寸。

当尸体被发现时，鲍洛科夫正在新沙克提斯科市忙于调查以瑞娜的身份鉴定。古德科夫家人的讲述令鲍洛科夫想起了娜塔丽•斯托马奇诺科。伊万在暑假时离开了学校，整天都在他祖母的监护下。有时候他会在午饭的时候去看在罗斯托夫的恩格斯街一个商店里当售货员的妈妈。在9月9日，这个男孩子坐公共汽车前往罗斯托夫，他再没出现过。

古德科夫是八月份以来在罗斯托夫地区发现的第二具孩子的尸体，于是检察院和民警局成立了一个新的、更大规模的特别调查组，调查组包括十六名成员，总部设在罗斯托夫，主管为监察员亚里山大•瑞雅波科和探员瓦来里•拜克莱米切夫。这迫使他们重新检讨以往的调查理论。一方面，伊万•古德科夫的案子和以前几起凶杀确实有联系，他们的身上都有很广泛的伤口，而且眼窝处都留有刀痕，尸体全都被遗弃在林中。

另一方面，凶手会把男孩和女孩都当做目标吗？据鲍洛科夫所知，连环杀手一般只针对男性或者女性，很少针对两者。是否可能是两名杀手？同样用刀，同样是虐待狂，同样在这一区域活动。

在鲍洛科夫能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案子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进展。九月中旬，当他还在沙克提市忙碌的时候，忽然被召回了罗斯托夫。瓦莱里•拜克莱米切夫――新调查组的副主管――对这个案子有了重大突破。一名叫尤里•卡列尼科的年轻人承认所有的凶杀案都是他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