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foundera

第六十章　食言而肥的蒋介石

　　胜利后，蒋介石就找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朋友开政治协商会议。谁都知道美国方面帮忙的是马歇尔元帅。在这个会议中，蒋介石自己当主席，但他并没有诚意把这个会开好，所以在国民党方面出席的人，他就随随便便地拉了几个人，真正能驳回他的人，他是不请的。如同李济深将军、李宗仁将军、于右任先生、丁惟汾先生，蒋介石都不要他们。

　　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有宣言，宣言中说中国应当赶紧停止内战，看他说的有多么冠冕堂皇，那就是为欺骗杜鲁门和马歇尔的。开会的第二天，张群的报告也是说：“停止军事冲突。”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坐飞机还到了延安。跑来跑去为的是什么?就为政治协商会议要成功。有党派的人和无党派的人，尤其是张澜先生说了许多主持正义的话，那正是一字一泪。到了闭会的那一天，蒋介石又有宣言说：“非实行政治协商的决议案不可!”这话谁都听见了，不是说得很好听吗?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完全是假的。知道内容的人说，蒋一面发表宣言，一面下命令叫各地打共产党。同时又发动了一些特务攻击国民党的出席代表，说他是“卖党求荣”。

　　攻击代表的声浪，一天天地高起来。于是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第二天，在国府纪念周假装的说了一些人。他说：“国民党的几位代表，是我经过详细考虑以后选拔出来的，现在你们骂这些代表是‘卖党求荣’；你们说我是党里的总裁，你们信任我，我选拔的人，你们骂他们‘卖党求荣’，这样人家怎样做事?我还有什么颜面当这个总裁呢?”一面说着，一面把两只手向两边伸直，弯着腰，哭丧着脸，抖着声音一连说了好几次：“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以为他说的是真话，站起来说：“这种重要的事情，万不可因为几个人说闲话，就要有什么改变。政治协商会议完全是对的，你的宣言也完全是对的，不要怕几个不懂事的人说坏话即动摇了主张。按着政治协商会议去做，这是福国利民的事。”这个会场除了我说话以外，连一个发言的也没有。蒋介石也就一声不响了。从蒋的脸上也看得出来，他良心上说，他自己说的话完全是假的，不过给大家做个样子。蒋自己就不愿意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他是要独裁专制的，蒋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

第六十一章　派出许多接收强盗的蒋介石

　　胜利之后，一件事是日本要缴械，另一件是日本的东西都要留下，还有一件事是汪精卫所管的汉奸机关，都要接收过来。论理说，应当找些爱国爱民的人们讨论讨论，商议商议，再往外派人，然而不然，蒋就找了他的左右亲信的人，谁是原来主张投降的，谁是原来主张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就派他去接收。看派何应钦当接收的总司令，还不明白吗?

　　到上海、北平、天津各地接收的人，一个工厂、一个仓库，前面会贴上六个或七个封条。经济部说是它应管的，财政部说是它有关系，军政部说是这些东西它都用得着。前门的封条刚贴上，就把后门打开了，先把成品都运走，然后把原料也都运出卖掉了。以后连机器都拆了卖，甚至把电灯泡拿下来，把电线割断了。因为抢一辆汽车，两个机关打起来。这种实在的情形，不说各国人看不下去，就是连日本人也在那里骂：“这是劫收，不是接收。”

　　派到前方接收的官吏人选，有的会影响国际，不用说更会直接影响地方人民，自然应顾虑周到。然而蒋介石并不考虑这些，如同派陈仪到台湾去，这是人人都以为不可的。因为前几年，陈仪当福建主席的时候，日本人在台湾开纪念占领台湾五十年大会，那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当落泪的事，陈仪在那个会上代表蒋介石，说日本人治理台湾怎么好，怎么好，说了许多的好话。台湾的一些革命党和民众们，有的就要杀了陈仪，有的骂他是汉奸，台湾人痛恨陈仪到了极点，而蒋介石偏偏的派陈去。

　　果然到了台湾之后，虐待台湾人民，比日本人还更凶残百倍，于是逼得台湾民变，把台湾人杀了好几万，使刚刚回到祖国怀抱中的台湾人民就遭遇一场惨劫。这不是蒋介石造的罪恶吗?

　　关于东北九省派的人，应当问他的历史是怎么样，人地相宜不相宜?一概不讲，蒋先要找谁是反对苏联的，谁是反对共产党的，接着就闹起事来了。有一天参政会开会，蒋介石在中央党部集合了国民党的参政员说：“今天请大家随便谈话。”头一个就是钱公来先生说话，他说：“既然随便谈话，我想问问派往东北接收的人，没有一个东北人是什么缘故呀?现在我说一段历史请大家听听。明太祖朱洪武，把元朝的蒙古打走了，在南京第一次开科，状元、进士等等的功名全是江浙人，无论文章作得多么好，长江以北的人是不要的。后来有告发了，明太祖就把主考、副主考叫了来问，为什么中的这些人员里没有长江以北的人呢?主考回答说：‘长江以北的人都是元朝的余孽，不能要他们。’朱洪武说：‘我的老家凤阳府也在长江以北，我也是元朝余孽了?我不能做一省的皇帝，我要做全国的皇帝。’马上就把主考与副主考杀死了，考的全不算，重新另考。”

　　说完了这一个故事，钱公来先生又说：“不派我们东北人去，是不是我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余孽?”弄得蒋介石面红耳赤，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

　　就在这几天，二陈派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发动了反苏宣传。蒋介石请国民党常务委员吃饭，谈到东北问题的事，我说：“凡事都有天理人情，用一根步枪来作比方，把机槽和枪机都擦干净了，擦得愈干净愈关不上栓，必须点上一点油，然后开关自如。拿大局来说，美国和苏联都算帮我们作战，今天完全胜利，我们对于人家的官和兵，应当多多少少有些感谢的表示，使人家喜欢、高兴、快乐，自然什么话都好说。譬如我们中国的土产，像绸子、缎子、瓷器等等，美国和苏联没有的，每样送他三千、五千匹，瓷器三十万件、五十万件，每一个兵都叫他们得到一点。如同兵工厂里做的铁牌子，上边刻上字，某年、月、日，中华民国赠送。几千头猪、牛、羊，活生生地送给他们两国的军队吃上一天，也是好的。送礼的人，七八十岁的男人一队，七八十岁的女人一队，小孩子一队，工人一队，农人一队，妇女们一队，每一队少的一百人，多的五百人，浩浩荡荡地到美国军队，到苏联军队里去慰劳他们。自然他们觉得我们是对他们有好感。现在怎么样?什么都不提，派的人员都是平素不认识的，要不就是有仇恨的，张口说：‘你搬了我一张桌子走。’闭口说：‘你拆了我一架机器走。’为什么不说好听的话?你们为这次的战争，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用了多少军费，我们应当替你们担任一些，虽然是客气话，说出来也好听一点。”蒋说：“好，好，我们一定这样办。”结果他真的派人去了，他就派了宋美龄一个人到了东北，好像东北就是他蒋家一个人的，可惜不可惜!

　　就在那两天，马占山来找我，马说要找我和蒋介石说一说，他要回东北去，若不准他带军队回去，他愿意自己回去。因为他从东北出来，带着几十万人，谁死了，谁伤了，他应当回东北报告报告。我答应他向蒋介石说一说，我把马占山的话就向蒋介石说了一遍。过了两天，马占山告诉我说，现在就是他一个人不带也不许他回去了。马占山很难过地说：“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连家都不许回了。”我看他说那话是有决心的。马占山必要回去的理由，是那么重要，不许回去；而到东北去的人不是面生可疑，便是平素连报纸上都没有见说过他的名字的人。然而这些人当了主席的当主席，掌了政权的掌政权，东北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带军队的人像马占山这样的人，也一个没回东北去。东北的老百姓们都在那里彼此相问，莫非我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余孽吗?我们在地下几十年来同日本鬼子拼死命是有了罪呢?愈问愈疑惑，愈疑惑才愈明白，原来就因为我们是东北本地人，才不许我们过问自己的事。刚脱离了日本的铁蹄，又要接着做蒋介石的奴隶，我们东北又该做贪官污吏横暴军阀的殖民地了。这就是抗战以后蒋介石怎样毁害东北人民的一个铁证。

第六十二章　说体面话不做体面事的蒋介石

　　政治协商会议怎么开的，蒋介石说的什么话，怎么闭幕，闭幕时蒋介石说的什么话，回忆起来，是很有兴趣的。我记得当时蒋介石简直是把世界上最体面的话都说尽了，不过他一面说这些体面话，一面秘密地下了命令，打内战。蒋是欺骗美国朋友吗?还是欺骗全国的民众，还是欺骗全世界的人类呢?总而言之，蒋介石就是一个大骗子手。

　　现在，我把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开会词抄在下面：

　　“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来共商国是，我们所要商讨的，是国家由战时变到平时，由抗战进到建国的基本方案。今后的问题，是怎样集中一切力量，增强一切力量以开始建国工作问题。我们八年苦战，死者为国牺牲，生者备尝痛苦，惟一的目的就是在国家民族的生存，排除建国的障碍以求得这一个复兴建设的良机，现在抗战既已胜利结束，建国工作就应该立即开始。我们中国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已为全国所公认。中国必须成为统一、民主、富强的国家，更是世界所切望。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努力促成国民大会的如期召集，民主宪政的及早实施，同时我们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清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以充实我们建国的力量。现在我们还要乘此机会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

　　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在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四、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都能开诚布公，大家本着互尊互信，互助合作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寻觅各种问题合理的解决，使本会议始终在祥和协调空气之中，获得圆满的成就，尤为本会议最可宝贵的收获。本人虔诚希望这种公忠坦白的精神，能够永远保持下去，大家不争意气，不重私见，只是一心为着国家，为着人民而共同协力，则本会议的一切协定，必可顺利执行。今后无谓的政争，必可彻底化除；和平建国的目的，必可迅速达成；对于未来宪政实施的前途，也必能因此而更显光明；这是今天开会之顷，本人十分愉快的感想，应该特别提出来向诸位表示感慰。”

　　既是这样，为什么杀李、闻二位呢?

第六十三章　有时也像傀儡似的蒋介石

　　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国防最高委员会中，蒋介石交下去年年底陈诚提出来的大赦政治犯的案子，请大家讨论。头一个就是居觉生，说：“很多很好的青年关在监狱里不能做事反来吃饭，把他们放出去，又省得国家给饭吃，他们又可以为国家生产。”邵力子说：“大赦政治犯应当办。”我说：“这个案子已嚷了八、九、十年了，今天完全胜利了，更应当快办这个案子。”

　　当时，除了我们三个人说话之外，没有别人说话，这样应当通过了。哪晓得蒋介石的一个走狗，一个小孩子而且是列席的，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办，蒋主席就不愿办这个案子，请大家万万不可通过，通过了这案子增加蒋主席的困难。”这个人就和蒋介石的太监一样，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办法和他辩论，就这样又把案子搁起来了。我觉得蒋介石用的这些狗完全是助纣为虐残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我当时气得不能行，回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也把它抄在这里，希望读者可以明白当时的情形。

　　“交议陈诚部长十二月廿七日提案一件，系呈请于三十五年元旦颁布大赦令者，祥阅签呈，实有先获我心之感。盖日寇侵凌，国土丧乱，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者，不识凡几，因而铤身走险，以谋衣食，以育子女，作奸犯科，根源在此。

　　八年以来，民之痛苦极矣。除甘心卖国的汉奸，贪污祸民之官吏，罪不容诛而外，其他人犯，祥每思其罪行，考其究竟，愈觉如坐针毡，汗流浃背，愈觉罪不在人民，而在我等公仆之身。世间安有不畏法不识狱中之黑暗酷虐，而自投罗网之人?今胜利已临，建国已开始，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实为非常时期，应实行非常之法，大赦罪犯，正宜此时。昨日居院长觉生、邵秘书力子及祥均经赞同此案，并深感有即日施行之必要，乃不料一二人以为应再考虑，交付审查。何日再议，何日可决，何日可行，则难言矣。一二人之咬文嚼字，数百万人之自由不得复；一二人之阻挠，开明政治步伐不得大步前进，实觉令人惋惜。若在平时犹可言之，值此国家大转捩之际，深盼蒋主席当机立断，采择众议，即日行之，善莫大焉，此其一。

　　再者，阅今日报载中央社通讯，昨日国防会中主席指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依此原则，对现行法令，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于十日内拟定办法，呈核后交政府施行，政犯于七日内调查明确，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此两点政策之披露，甚觉重要，且为多年来人民所望者，即付实施，愈快愈好。祥曾为主席诵读文韬第一说记姜太公说，文王有言曰：‘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恶，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又忆及美故总统林肯之故事，云有一童子年十二岁，以其父犯死刑，即将就法，在此最后之时间，乃思林肯或能救之，即往谒总统，愿以自身代其父死。林肯削苹果一半予之，令其畅述其父犯罪及家庭间之情形。述毕，复哀求林肯允其所请，林肯乃予另一半苹果交彼云：‘汝返家，可与你父共食之。’此子知林肯允释放其父，返家后，父亲果获释，一家之欢快不可言喻。此一段故事，可知林肯总统爱民之亲切，救难之快速。祥素知主席英明果断，必可坐言起行，媲美林肯也。持枪作战者，均可令人停战，何况手无寸铁之人民予自由，政治犯予开释，普通犯予大赦诸事载!化干戈为玉帛，以人民为朋友，此其时矣。”

第六十四章　主使特务流氓各处打人的蒋介石

　　重庆有个沧白纪念堂，那是纪念杨沧白先生的。杨沧白先生名字叫庶堪，早年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革命，后来做四川主席，道德学问都很高尚。他死了之后，重庆市民在重庆市内建了纪念堂来纪念他，名曰沧白堂。

　　当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后，许多赞成政治协商会议的人们就在这个纪念堂开有一星期的会，每天请人讲演，为要使人民大众了解清楚什么是政治协商会议。每一次到的人很多。蒋不愿人民了解政协的意义，就派特务故意地在那里捣乱。先是乱挤乱推，后来丢石头抛砖块，接着用铁尺、木棍乱打，把会场打得乱七八糟。人打伤许多，桌子凳子全被破坏了，房顶也破了个洞。有人把这事说了，我去看，只见破烂的桌凳，堆在墙角的一边，正有几个外国记者在那里照相。当天十二点，蒋介石请吃午饭，有些常务委员都到了，我就把看到的情形对蒋介石说了。我说：“这种野蛮现象被外国朋友照了相去，外国报纸一骂，重庆政府不好。是的，人家骂我们，我们可以说，那是共产党报纸的，或是共产党造谣言。实在说起来，这样的做法太不对了。”蒋说：“吴铁城赶紧去看去，快快地把它修理好了!”吴铁城满嘴里说：“是是。”过了两天，我又去看，有些木匠在那里收拾桌凳，有些瓦匠在那里收拾屋顶。打伤的人是谁打伤的，蒋介石是一句不说。我对蒋介石说：“若是这样下去，社会永远不会安定，将来不晓得要出多少条人命。常说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起头很小，若不赶紧禁止，将来一定出大事。”

　　不多两天，较场口开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那天到的人很多，本来筹备会的时候，早就约有蒋家团体的人们，他们从未出席一次。到了开大会的头两个钟头，所有的打手特务都到了。特务们自己当了主席，就吹起来唱起来。李公朴先生刚一说话，就把木棍、铁尺、石头、瓦片乱投起来。郭沫若先生的眼镜打碎了，头也打肿了。李公朴先生的头顶打有二分深的口子。劳动协会的一位工友，也被打得头破血出，几乎要了命。育才学校的学生离主席台很远，后来特务们说育才学生是打手，这不是活见鬼是什么?听说这次陶行知先生和沈钧儒先生几乎也被打着。

　　后来知道重庆有一位叫刘野樵的自告奋勇的包办了这次的事，台下的特务打手，除了特务之外，那些打手都是刘野樵用两万现洋一位雇了来的。刘野樵往领钱的地方去报，雇了打手五百人，实际上只有二百五十人。因为这一次的大打，刘野樵可真是出头露面了，除了一千万赏金以外，还得了重庆市参议员的位置，后来因为分赃不均，各报上都登出来了。有的打手说：“若不是我帮你去打，凭你个刘野樵就会当上重庆市的议员?”刘野樵也不示弱，他说：“少分了一点钱，你也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来，你这种行为，还算有人格么?”一面说着，一面跟着打起来，又打个头破血出。想不到重庆市的参议员发了电报把刘野樵的土匪行为完全揭露出来。结果，刘野樵的参议员名义被取消了。拿这件事来看，就证明了，政权在手的人，万不能利用土匪。像刘野樵这样的人做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很多来，只有袁世凯用过这个方法。

第六十五章　把三民主义变成三我主义的蒋介石

　　要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看准了，蒋介石一切的行为，完全是为他自己打算。因此我不愿意再做国民党党员，我给蒋介石和中央朋友们写了两封信，请他们开除我的党籍；并且说明了：“开会不出席”。第二天居正和邹鲁两位先生就来劝我，无论如何要出席一次。因为这两位先生都同我一起共过生死，我就答应他们下午出席。那天蒋介石做主席，蒋说：“我的话决没有错误。”迟了一迟又说：“我的话是完全对的，”又迟了一迟说：“我是总裁，我的话，你们要照着去做。”我听蒋介石这个话，完全是疯了，他真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三我主义了。第二天开会，我没出席。听说，那天的会王昆仑先生在会场里，质问一件要紧的事，那本是很平常的话，各报上也得登载出来了。本来蒋介石也没出席，有蒋的走狗报告了蒋介石，那一定是添枝添叶的。蒋介石午后出席，就问：“谁说的话?”就把王昆仑先生骂了一大顿，甚至于说：“你是国民党党员，你是立法委员，你在外面说的什么话?你的妻子就一天在外面和共产党来往。”蒋介石的走狗们就在后面嚷：“拉出去，枪决他。”大家看看这一段，蒋介石拿着国民党的人当什么看待，不是都成了蒋的奴才吗?

　　会开完了，蒋介石找我到南山去谈话。蒋说：“为什么老是见不着你的面呢?我不请你，你就不来，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希望你对大局多关心!见到了就说才好。”我说：“不是没说话啊。说了，你全不办，我还有什么说的呢?”蒋说：“你千万不要客气，我能办的，我就去办。”我说：“国民党，在孙总理领导的时候，大家见了面，都是诚诚恳恳，亲亲热热，都有一种精诚团结的愿望。现在是归你领导了，这个一上台，那个就在后边骂他：‘滚下来!’甲某上台说话，乙某就说：‘拉出去，枪决他，’这不是你亲眼看见的么?这种情形，是不是你领导的成绩呢?这件事情，若没有去挽回，连土匪集会都不会这样。”蒋介石那天真是被我说急了，瞪着两个眼，面上通红，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说：“这话真对，我们应当赶紧改。”那天，蒋又非留我住在南山不可，后来就谈论起水利来。我就说：“水利若不赶紧办，保不定年年有旱灾，年年有水灾，我们的同胞们，每天都在恐慌之中。”蒋说：“好，长江的水利归我办，黄河的水利归你办。”第二天早晨，我给蒋写个中堂，其文如下：

　　齐桓公之郭问父老曰：“郭何以亡?”父老曰：“善善恶恶。”桓公曰：“善善恶恶是好事，何以亡国?”父老曰：“善善而不能举，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国。”

　　蒋介石问我：“是刚才写的么?”我说：“是送给你的。”蒋介石看完了，笑笑说：“正中我的毛病。”那天我们坐一辆车回重庆去作纪念周，刚到长江边上，汽船已经预备好了，船上摆了两把大藤椅，很好的太阳，微微的小风。船一开我对蒋介石说：“我有一篇词给你读一读，你愿意听么?”蒋说：“好极了，请你读一读!”我就高声朗诵起来。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蒋介石听完了我念的词，他说：“太好了，这是谁作的?你给我讲讲这个意思好不好?”我详详细细地讲完了，又一句一句地解释了一遍；最后我对蒋说：“抗战已经完全胜利，你是不是还要做皇帝?我们何必再干呢?让人家干一干不好么?全国的同胞都来参加政府的工作，都有说话的机会，你去背着铁铣修闸，我来背着大镐去打坝。每天下了工，作一首诗，画一张画，找几个朋友在一块唱个歌，那不比一天拍着桌子，见谁骂谁，吹胡子、瞪眼睛好得多么?”说到这里已经到了国民政府门口，就下车去作纪念周。

　　抗战胜利之后，我从青城山经过成都，来到重庆，接到中央党部的通知，说某天上午九点钟，开检阅大会，指定了在什么地方集合。到了时候，我同白健生(崇禧)、程颂云(潜)都在那里等着。过了半点多钟，还没有什么消息。忽然间谷正纲、方治坐着车来了，说：“蒋介石不出来检阅了，就在军事委员会大门上边站在那里看看经过的队伍就成了，请各位先生到军事委员会去。”这样我们就坐车跑到军事委员会。又等了半点多钟，还是谷和方跑了来，说：“仍然要出去检阅，请大家的车辆要按着规定的次序排了出去。”我和白健生的车是排在第五辆，蒋介石是第一辆，谷正纲、方治是第二辆，侍从室是第三辆，陈诚、戴传贤是第四辆。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前面要上车的时候，蒋介石从里边走出来，让我和他坐一个车。我说：“不好，你派的总指挥谷正纲、方治规定我们坐第五辆，谢谢他吧!”这样，蒋就请程潜和他坐一辆车。出了军事委员会大门，向右拐，那也算军乐齐鸣，人山人海。还没有走了三四百步，蒋介石叫他的侍从少校参谋来说，请我们坐的车到前面去同蒋介石的车在一起。我说：“这车过不去，我不能到前面去。”大概又走了三四百步，又来了三四回人，一定叫我这车到前面去。我说：“你们看这样挤，车怎么可以过去?蒋为什么两次三次请我到前面去呢?”后来才知道沿路两旁的民众都在那里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冯副委员长万岁!”蒋介石听见这种喊法也许是他良心发现了，也许是他良心磨不开了?他又不能说：“不许你们喊冯副委员长万岁!”我的车一走到民众的面前，大家就喊起来，喊得更厉害。“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正巧戴传贤和陈诚的车又坏了，他们又来上了我的车。他们亲眼看见各界的民众对于冯玉祥那么崇拜，那么欢呼，他们没有法子不大吃一惊。游行了两个钟头以后，解散了，我要下车的时候，白健生说：“今天才知道民众拥护冯先生的精神和热烈的情形。”又说：“我们没办法，民众们都不认识我们。”拿这一次大检阅来看，各国的军队都在那里，他用了这两个人当指挥，蒋介石不是儿戏国事，那就是形同木偶，哪有一点办国家大事的存心在里头。他自己存心就像是一个木头球一样，任人家用脚把他踢来踢去，这不是笑话，是什么?

第六十六章　背叛孙总理中山先生遗教的蒋介石

　　蒋介石向来是拿着孙中山说的话当招牌，又拿着中山先生的话当敲门砖，门开了，砖也丢去了。举一个例，我们看看中山全集上，写吴佩孚是卖国贼的地方，有多少处?而吴佩孚杀了多少学生，多少工人，多少革命党?“九一八”之后，吴佩孚和日本人勾结，吴是愿意做汉奸的，就是价钱没有讲妥。难道这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么?因为讲价钱还不成功，吴佩孚死在北平，蒋介石还命令褒扬他，还为吴佩孚开追悼会。如果吴佩孚应当褒扬，值得追悼，那么孙总理说的话不是胡说么?假如蒋介石也承认孙总理不是胡说而要这样做，岂不故意地打孙总理的嘴巴吗?现在我把孙总理骂吴佩孚的话抄几段?请大家看看就明白蒋介石是不是背叛孙总理的遗教!

　　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复段祺瑞电：“曹吴祸国穷兵，残民以逞，甘为戎首，举国痛心，文已移驻韶关，宣告邦人，出师入赣，期与浙奉义军一致讨贼……”

　　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致卢永祥电：“曹吴祸国，稔恶贯盈，除暴锄奸，咸同斯愿，文已宣布国人，一致声讨……”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北伐宣言(前略)：“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于东南，则久之悬不决，金法郎某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亦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令出师北伐，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正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

　　一九二四年九月五日：“去岁曹锟背法行贿，渎乱选举，僭窃名器，自知倒行逆施，为大义所不容，乃与吴佩孚同恶相济，以卖国所得，为穷兵黩武之用，藉以摧残正类，消除异己，流毒川、闽，四海同愤……”

　　关于这一类的文件，要抄写起来，几万字都抄不完。大家请看看，中山先生是不是说：吴佩孚是贼?是不是说：吴佩孚是国贼?是不是说：吴佩孚是卖国贼?而蒋介石反倒拿着吴佩孚当他的前辈先贤，这是不是背叛了中山先生的教训?

第六十七章　杀大学教授的蒋介石

　　自从政协开会之后，各党各派的和无党无派的同胞们全都是分外地高兴，都以为从此就可以民主，就可以自由了。谁想政协开过之后，特务们还是在各处乱打人，乱抓人。当然有一些大学教授和一些大学生们看着更觉难过，免不了要说正义感的话。那些大学教授们说的话，都是全国同胞们所要说的。如同为什么不给我们自由?为什么胜利后还不实行民主?为什么乱打人?为什么活埋人?为什么还是打内仗?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话，在云南昆明的一位大学教授，李公朴先生给特务打死了。李先生是位美国留学生。他是在民主国家学的学问和知识，他愿意把他所学的贡献给他自己的同胞，把他自己的国家也改造成一个真的民主国家。就因为这样，蒋介石授意他的特务在昆明把李公朴杀死了。当时有很多正义的人都是气愤填膺。有一位大学教授闻一多先生，在会场里说了许多不民主乱杀人是罪恶的话，出了会场又被特务开枪打死了。闻先生也是美国留学生。他被特务开枪打死之际，他的儿子伏在他父亲的身上说：“你们打我吧!不要打我的父亲。”那些特务就把闻一多的儿子也给打伤了。这两位大学教授都受过完全教育的，都是为了和平民主来呼吁，手里并没有枪和刀，况且蒋介石说过的许人们言论自由，为什么说了几句话就要特务把他们暗杀了呢?这不是太卑劣吗?当时云南省党部是李宗黄负责，特务归他指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出了，人人都说李宗黄应从严惩办。但是蒋介石一面把李撤掉了；可是，同时又把李调到中央党部更升高了李的地位。谁能说蒋介石不是杀死李闻二位先生的主凶呢?

第六十八章　随便乱杀公务员的蒋介石

　　派到前面去接收的不是蒋的心腹，便是蒋的亲戚朋友或老乡。还剩下的文武机关的公务员怎么办呢?那才是出奇到万分呢。能雇民船的雇民船，能坐汽车的坐汽车，坐飞机坐轮船都好。总而言之，抢到什么算什么，抢不到的那只有倒霉，谈起来也真算可怜到万分!有些公务员带着家眷、桌椅坐着民船，一船一船地都翻到江里。他们在这八年抗战里，什么苦都吃过了，打算现在可以回家看一看，哪晓得连尸都抛到江心里去了。要说死的这些人，不是蒋介石害死的是谁害死的呢?好多的桌椅、凳子，各项文卷等还没有过巫山巫峡，船就翻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够多么痛心呢!

　　蒋介石找我坐飞机到南京。我说：“不成，我不能坐飞机。”他问：“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我说：“抗战的时候，许多亲戚朋友都因为不愿意当亡国奴携家眷逃出来了。现在胜利了，我留他们在这里不管，我自己回去了，他们怎么能走?虽说他们没有钱，就是有钱，他们也回去不了。我盼望你给我一条船，我可以把这五六百口子亲的厚的都带回南京去。”他觉得我这话不好听，可是，他也不能不给我船。我说得很清楚，他不给我船我就不走。

　　事有凑巧，朱绍良给我预备的船叫“民联”。这样正好，我的一切的朋友们，凡是自己不能走的我都请他们同我一路走。这样我们在“民联”上就真成为“民联”了。我们大家作诗的作诗，开会的开会，写文章的写文章。实在算起来在船上我们有九百多人，这些坐船的一个钱也没花。有些朋友们道谢我，我说：“这是你们应当的，蒋介石应当为每一个因抗战而到重庆的人预备船，大家为什么到四川，都是帮助政府抗日的。今天我们胜利了，应该喜喜欢欢地回南京才对。说政府出钱，谁不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难道说，还叫蒋介石回去卖地么?这是蒋介石应当请你们大家的。他不请你们，我替他请你们，快不要说谢我的话。”

　　在重庆未开船以前，因为听说到办水利的事，我就托朋友找了几本英文本子关于“田纳西水利”的书，就知道美国有一个很伟大的事业，就是威尔逊大总统提倡的，罗斯福总统实行的，美国田纳西省打二十几道坝，不但把水灾旱灾都免了，并且把蚊子都弄得没有了。因此，我就想着，假如我们中国能够这样办，岂不也没有水灾旱灾蚊子了吗?

　　过了几天，许多民主人士从上海到南京来请愿，才到下关车站，又是较场口那一套，叫许多的兵穿上便衣，把马叙伦、阎宝航先生们，雷洁琼女士等都打伤了。还有大公报和新民报的两个记者也遭受了毒打。我觉得这真是天翻地覆的事情。民国的公务员都是公仆，人民都是主人，仆人打主人，还不是造反是什么?我马上给白崇禧打电话说：“抗战以前大学生们到南京来，因为那些大学生们说话激烈，就有人主张叫张治中开枪去打。张说，若开枪打学生，你们去，我不去。结果张治中见了学生痛哭了一回，学生也都哭了，那件事情才过去了。今天把人民的代表都打了，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不是蒋介石打的是谁打的?赶快去认错，赶快去赔礼才对啦。”白说：“请你听着，我给陈诚打电话，”那天，白对着陈诚真是发了脾气。可是那些被打伤的先生们，怎样也想不到胜利以后，他们代表着人民的意思，用和平合法的方式向政府来请愿，都遭受到蒋介石这种残暴的毒手。

第六十九章　用黑名单杀陶行知的蒋介石

　　就在下关打了人民代表后，不多几天，特务机关开出了一个要暗杀的黑名单，第一名就是陶行知先生。一些民主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陶行知也知道。政权在蒋介石手里，他有大量的特务人员，他要打谁就打谁，他要杀谁就杀谁。既然有了黑名单，他还跑得了吗?因此，陶行知先生就下了决心，他自己随时要为和平为民主被蒋介石打死的。他就把他多少年来的文件、书札、诗稿等等的东西，一连整理了几天几夜，预备着死。同时，在陶行知先生住的地方经常有五六个特务员带有手枪、炸弹，盯在门口。同时上海各地都在抓人，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陶先生就在这种情形下，在一个厕所里，一头栽下来，死了。像这样一位几十年不曾见过的民主自由教育家，这样的就被独裁者给迫死了，总有一天会有人和蒋介石算账的吧?!

　　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碚附近的草子街办了一个育才学校。那个学校的小学生，都是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各省的难民的孩子，有些是由战时儿童保育院挑来的天才儿童。这些孩子们甘苦与共，陶先生和讨饭一样各处地向人家募捐，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这些孩子。对于这刻苦的教育家，政府应当帮忙才算对。但是经常有几个特务包围这个学校，等着孩子一出来，特务就去问：“你们先生说了什么?”问长问短，学生和先生都莫名其妙，为什么来用特务到学校捣乱。

　　说起陶先生办教育来，他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我不能不把我所知道的事写在这里。有一天，我到草子街里去看陶先生。也是午后两三点钟，正是杨耿光(杨杰)先生的女儿，约有十一二岁，拿着耿光先生一封信到陶先生这里来上学，走路有点跛。陶先生问：“你的脚怎么啦?”女孩子说：“皮鞋里有个钉子把我的脚扎了。”陶先生叫她快把鞋脱下来，看看脚后跟被钉子扎的洞，直流血。陶先生的夫人先用酒精，又用棉花浸上碘酒，把孩子的脚擦了，放上膏药条；行知先生就用个小锥子钉钉铛铛地把鞋子的钉子给碰进去，用手摸了又摸，真正平了，然后交给孩子说：“今天不要穿了。”拿这件事情来看，杨耿光先生又没有去，他的女儿只拿一封信来，而陶先生对着孩子是这样的爱护!这样有爱心的校长，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好的热心的教育家。不但不奖励他，而生生地迫死他。

　　有一天，我同陶先生看见他们音乐班里有个小学生叫陈贻新，弹琴、唱歌都非常好，就是头上没有头发，是个光亮的秃子。我对陶先生说：“我们要解除民众的痛苦，说是容易，做则很不容易。看陈贻新没有头发，觉着多么痛苦。若真能帮助他长出头发来，那可是真的帮了他的忙。”后来看见黄次咸先生说，在荣昌有个朋友是由法国学医回来的，能治头上没有头发的病，就托黄先生去问，可不可以给治一治?那位先生回信说：“既是陶先生的学生，我愿意捐药和工夫，只要有人捐路费和住的地方，那就可以。”我说：“为了陶先生的学生，我愿意负责来回的路费。”黄次咸先生说：“为了陶先生的学生，我愿意捐宿食费。”果然把医生请了来。小学生吃了药，两个星期没起床，脚都是肿的，吃了多少药呢?只有半个大米粒那样的大。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乌黑的头发长得满满的，半年以后，那头发长得好极了。陶先生说：“这个光亮的秃学生长出好头发，比我自己是个秃子长出头发来还要高兴呢。”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先生真是爱人如己，谁想这样被人敬爱的陶行知先生会被蒋介石迫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