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三青团始末 -- foundera

11 外困内挫中的蒋经国走了三着败棋

11.1 梁寒操、叶青等秉旨认为国民党存在十大危机，鼓噪要“三次革

命”、“两面作战”

11.2 蒋经国要部下“把‘新赣南’的创新精神和‘复兴关’的革命豪情，

带到东北去”“接收东北”时，东北人民选择了用鲜血、用生命换来抗战胜

利果实的中国共产党人

11.3CC 系煽动政大学生罢课，拒绝蒋经国出任教育长，如意算盘再度落

空

11.1 梁寒操、叶青等秉旨认为国民党存在十大危机，鼓噪要“三次革

命”、“两面作战”

1945 年8 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人

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希望。

本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千载难逢的契机。国民

党政权是一个在形式上合法的全国政权，蒋介石有“抗战领袖”和“四强首

脑”之一的桂冠，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打败了帝国主义――强邻日本的入侵，

接收了日本在华的全部财产并得到美国的援助，而且有数百万的军队。在国

际上声誉之隆，中国近代史上无有出其上者。可是，这些有利的因素，他都

不善于运用，他宁愿作一党的领袖，而不愿作整个国家的领袖，坚持独裁、

反共、内战政策，发动全面内战。结果，他的政府一败涂地，其崩溃之速，

令世界瞠目。

国民党在北伐完成之后，军政时期便应该结束，继之立刻实行宪政。这

是孙中山所定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步骤。“训政”的意义就是训练人民行

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接受宪政的政府。按照这一原理，议会政治和人民的参

政权，必须及早实施。孙中山的原来的计划是好的，但是在执行时如何避免

把“训政”变成独裁，却不容易做到。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

力，把过渡时期――训政时期无限期的拉长，把孙中山的理论推向极端，一

方面以“训政”的名义，贪婪地包揽和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一方面高谈地

方自治。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这样解释说：“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

军政时期之后，继之以训政时期。基本的工作为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

实施，又当以国父手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为则。至于宪政时期的标准，又

当视地方自治实施的成绩以为标准。”蒋介石爱谈地方自治，因为只有在地

方自治的名义下，国尺党才能掌握地方的一切权力，才可以增加党员的数目。

直到有一天，国民党员完全控制地方政府的目的达到了，它才宣布进入宪政

时代。立宪政府未成立之前，谁控制了国民党的军事、财政大权，谁即可独

断独行。

“训政”的意义便是使国民党能将政治权力永远归其操纵。因为没有宪

法、国会和责任内阁，所有国防、财政、外交，都归国民党所决定，而党的

权力又集中在“总裁”蒋介石的手里，只要有蒋介石的一纸便条――“手谕”，

批准的经费等事项，便属有效，只凭这一张便条，即可畅通无阻。这种制度

自然会被滥用。任何一个被蒋信任的部长，例如陈立夫，可以直入蒋介石的

办公室，取得一大笔经费，那些并非亲信的部长，则根本办不到。所谓“训

政”，最终不是党，而是个人的统治。蒋介石只信任自己的亲属，如连襟孔

样熙、小舅子宋子文以及同他有特殊亲缘关系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此外

从不信任别人，因而独揽大权于一身，既是国民党的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国民政府主席，又曾兼行政院长、四川省主席和37 个大学的校长，权力

无限。因对别人不信任，所以一切都由他作主，甚至在前线作战的将领，必

须完全听从他的指挥，不能因时因地制宜有所更改。在他的周围，蒋最喜欢

用庸才，因为他们一切惟蒋介石之命是从。

这种独裁统治是引起国民党内争的根源，也是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根

源。刚直不阿的人必然不愿意曲意奉承，俯首听命；老谋深算的人更会善察

蒋的气色加以利用。对蒋介石而言，宪法只不过是工具，他从不相信宪法是

必须经人民所同意的民意的结晶，法律是神圣不可违背的，也不明白何以因

立宪而闹出许多争执。蒋介石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个人的政府，宪法只是

为统治者装璜门面的奢侈品，为统治者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如在训政时期，

有关国家政府主席的职权，可以因人随时变更宪法，当林森当国民政府主席

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大权掌握在行政院长（即蒋介石）

的手里，所以人们戏称林森为“监印官”；当蒋介石当国民政府主席时，他

则赋予自己在决策上握有绝对权力。

任何个人的独裁统治，都是以他们简单的头脑，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和

经济问题，都是以极不光明的手段对付异己与异党，其结果只能是积累黑暗，

制造奴才，增加罪恶。而独裁者未有不偏于保守的。因为独裁者的第一个目

的，便是平平稳稳的紧握他们的既得政权，为此他们口头上死守教条，最厌

听异闻异说，袁世凯祭孔郊天，蒋介石要孙中山遥接尧、舜、禹、文、武、

周公、孔子的道统，实际都是自利私图。一切统治者的始意原也想求得成功，

可是凡是独裁者都必然循着同一道路纷纷倒下而败不旋踵。袁世凯、希特勒、

墨索里尼等独裁者都是天下之至愚，故独裁者最难觉悟，乃至至死不悟！

蒋介石也不例外。为维持他的独裁统治，一方面他竭尽全力地消除异党

和一切反对他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屡屡声言消除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象。

作为同国民党共奉同一个领袖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大政方针上自然同

国民党是一致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同国民党又有分歧。三民主义青

年团的多数骨干分子认为，国民党的精神已经暮气沉沉，国民党的组织已被

腐蚀得千疮百孔，它已经难以有所作为。因此，在抗战胜利前后，三民主义

青年团提出的口号是：“三次革命”和“两面作战”。

所谓“三次革命”，按照蒋介石、蒋经国的解释，即1911 年推翻满清封

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是“第一次革命”；1927 年的北伐战争摧

毁北洋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是“第二次革命”；现在，要进行消灭共产党

的“第三次革命”。

而要进行所谓的“三次革命”，必须实行“两面作战”。

所谓“两面作战”，一面是同中国共产党作战，一面是同国民党内的腐

败势力作战，而同共产党作战，又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要任务。

实际上，在抗战后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要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反共方

面。

仅从1944 年底以后三青团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干事会数次中央常委会议

的提案及决议，即可以看出三青团性质的转变过程：

第30 次会议：反共专家、中央常务干事任卓宣（叶青）提出，“目前有

人假借民主政治之口号，提出国是会议之主张，企图于经济、军事双重困难

之下，造成政治危机，本团应采取何种方法，协助党国，请讨论案”。会议

决议交组织处、宣传处会同研究对付人民民主运动的有效对策。

第31 次会议；常务干事黄宇人、任卓宣提：“为发动党员团员踊跃从军，

应明定凡登记从军之党员团员，即为本党本团之基本党员团员，战后各级政

府官吏及公职人员，须一律以此党员团员充任为原则，杜绝投机分子混入，”

“确保”“政权之纯洁。”会议决议送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审

议，然后下发执行。按照这一提案，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态将更为完备，国

民党一党垄断一切政治权力的制度将更为严密。据此案可看出，蒋介石当时

向全国人民许诺的“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只不过是一种欺骗而已。

第36 次会议通过常务干事梁寒操等7 人提出的《战局严重，应确定思想

领导之中心工作，以实行精神动员，为必要时广泛发动团员与青年之准备》

和《劈斥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谬论办法》两案，这两个议案的具体

内容不详，但是从议案题目可以看出，都是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党国”的政

治体制，矛头直接指向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此外，这次会议还通过《准

许党员团员经常对中共采取合理之批评态度案》，这无疑是鼓励、怂恿和支

持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反共反民主行为。

第37 次会议通过《中国民主同盟最近设立民主青年社，号召青年加入，

本团应如何采取有效对策案》，限制和破坏民主党派，也成为这一时期三青

团的重要任务之一。①从以上数则决议，即可以看出，在抗战胜利、民族的

敌人被驱逐出国土以后，三民主义青年团便失去了任何对外进行民族斗争的

作用，它的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完全成为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和阻挡民

主潮流的工具。

抗战胜利后，由于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人选的变动，对三青团性质

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945 年9 月，积极主张和参与国共和谈的三

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赴新疆解决伊宁事件，继而兼任新疆省主席，

从1946 年起，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一职重由陈诚兼任。在反共问

题上，陈诚、蒋经国等属于国民党内的“少壮派”、主战派，始终是坚决坚

持用武力、用战争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而与政学系等主张同共产党进行和

平谈判的人们截然不同。他们反对重庆谈判，反对政协决议。在撕毁政协决

议，发动全面内战方面，他们也应负重要的责任。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对和平民主祈求已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给

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拥有武装和政权的国共两党提供了调整方针，施展才能

和大显身手的契机。蒋介石郑重其事地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召开由

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参加的政治协商会

议，然后又撕毁政协决议，当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妥当后，即在1946

年6 月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内战，并在次年实行所谓“戡乱总动员”。反

人民反民主的不义之战使蒋介石国民党输得一败涂地，最终把自己“戡”到

了孤岛。

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这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作战”的一个主要方面。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另“一面作战”是针对国民党内的腐朽势力而言的。

如前所述，改造腐败的国民党，是蒋介石组织三青团的目的之一，对国民党

的腐败无能，三民主义青年团始终是痛心疾首的。

抗战胜利以后的1946 年，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力主，在国民党内发生了一

场“革新运动”。

“革新运动”的发起者是梁寒操、叶青、刘健群、徐复观等，从2 月开

始，他们多次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并创办《革新》周刊从事宣传鼓动。

他们认为，国民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改组的历史。中国国民党在1924 年之

前，平均每隔六年要重新改组，另定名称一次。1905 年，兴中会、华兴会、

光复会共同组织同盟会，1912 年初，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4 年孙中山在

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9 年又改组称为中国国民党。他们认为，当时处于

由训政向宪政推移的时代，在名义上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党在训政时代

的组织、训练、宣传、民运等等方面的内容和形式均须改变，以适应国民党

既要在名义上结束训政，又要在实质上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需要，这是他

们亟需发动“革新运动”的主要原因。

所谓“革新”，即革故鼎新，除旧布新。革新与革命的区别在于“革”

的对象上，凡是甲以乙为对象的，便是革命；凡是甲以甲

或乙以乙的自身为对象的，便是革新。

对于号称力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而不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革新派是直

认不讳的。1946 年7 月的《革新》周刊创刊号登载了《我们的呼声》，这篇

文章检讨了整日三民主义和总理遗教不离口的国民党并没有实行三民主义，

指出：“我们说在民族主义方面，固有辉煌的成就，然而在推翻北洋军阀政

权之后，提出实施训政，并未本着民权主义的精神，实行训练民众，行使四

权，致使保甲组织，只便宜了土豪劣绅的抬头，毫无助于民权之发展。”

“民权主义的理论，本来标示权能分开，五权分立，但在以党训政时期，

於权能关系，实未能根据原意运用适当，以致民意不张，政治失监察之效，

官僚窃弄，社会成钻营之风。”“本党同志对于民生主义的理论，理解甚浅，

信仰不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及发展国营民营事业诸端，均未实

行。只看见官僚资本，以及其他寄生者之投机横行，腐蚀国民经济，使全国

大多数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今日的本党，已为官僚主义及派系主义所

腐蚀，失掉民主之精神，⋯⋯政府各机关多泄沓因循，虚张粉饰，丧失为理

想而奋斗的精神。各级官吏多瞒上欺下，鲜有救国救民的抱负，无论政府机

关或党务机关，一切措施多与人民相隔离，成为腐败的衙门”。②“革新派”

认为，国民党的危机有以下10 种：

“1.党离党员，党员离党；

2.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3.上层有党，下层无党；

4.都市有党，乡村无党；

5.做官有党，做事无党；

6.为私有党，为公无党；

7.空谈有党，实行无党；

8.党内有党，党外无党；

9.党的头大，党的脚小；

10.党的名存，党的实亡。”③国民党“革新派”还制定了所谓《党政运

动暂行纲领》，提出他们的态度是：

“一反对在党厌党的消极思想，反对弃党造党的狂妄思想，而主张彻底

革新我们的党。”

“二反对党外分化本党的阴谋，反对党内有碍意志统一的派系观念，而

主张彻底团结我们党内所有忠实同志。”

“三反对投机分子入党，反对动摇分子留党，而主张慎重地征收党员，

严格的管理党员，认真的清查党籍。”

“四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作风，而主张说真话，做实事，争主动，尚积

极，接近群众，深入群众，实行民主作风。”

“五反对曲解我们的主义，割裂我们的主义，空谈我们的主义，尤其反

对搁置我们的主义，而主张正确的阐扬我们的主义，认真的实行我们的主义，

尤其不容许负有实行主义责任的任何党员搁置我们的主义。”④说老实话，

像这类空空洞洞的几条原则，实际上只是纸上谈兵。国民党统治中国虽已经

20 年，只顾到统治地位的保持，而无力顾及解决当前党内党外的实际问题。

国民党的腐败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腐败的毒素已进

入血液，浸入骨髓。所谓“革新”，“打倒官僚资本”，“肃清官僚主义”，

“惩治腐败”，“彻底清除贪污腐化和坏分子”，但只不过用一些假话、空

话、大话、套话自欺欺人而已。到1947 年3 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以后，革

新运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了，5 个月后，《革新周刊》也停止了出版和发

行。

11.2 蒋经国要部下“把‘新赣南’的创新精神和‘复兴关’的革命豪情，

带到东北去”“接收东北”时，东北人民选择了用鲜血、用生命换来抗

战胜利果实的中国共产党人

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整个历史相伴生的是派系的角逐和争斗，在成立初

期是黄埔系和CC 系的争斗，稍后是以蒋经国为首的“太子系”、以康泽为首

的黄埔系、以陈立夫为首的CC 系的三足鼎立，那么，在抗战胜利之后，康泽

遭受到蒋经国系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后，已经败下阵来，由三方变为两方，

蒋经国同CC 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更为突出。他们短兵相接，CC 系借蒋

经国办外交的失利，借战后高校的复员等问题，对蒋经国使绊子、捅刀子，

他们之间的争夺更为剧烈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也给蒋经国提供了

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抗战后期的蒋经国，事业飞黄腾达，一边是青年军政

治部主任，一边是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既掌握军队，又掌握三青团，

他有他自己的组织系统和干部系统，似乎有一股无往而不胜的力量。此时的

蒋经国除了负责青年军的复员国民党的革新等内政事项外，他的父亲蒋介石

没有忘记让他到外交第一线增长才干，去植基拓疆，建功立业。

在日本投降的前夕，蒋经国风尘仆仆，往来于莫斯科和重庆之间，为中

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 年6 月27 日，重庆国民政府派出

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去莫斯科，蒋经国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领导人奉行的是“利用苏联在华谋求利益

的欲望去削弱共产党的政策”，⑤便以承认苏联方面的要求为条件，促使苏

联领导人只支持国民党。美、英、苏三国领导人背着中国方面签定损害中华

民族利益的《雅尔达秘密协定》。为使雅尔达会议上这种秘密交易得以生效，

美国政府极力推动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订立一项同盟条约。代表团此行的使

命，是完成蒋介石在美国总统的压力之下，依照《雅尔达秘密协定》，同苏

联谈判签定条约的任务。

在这个代表团中，蒋经国并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分，因为他在国民政

府中没有担任官职。然而，他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蒋介石的

儿子，能够直接地代表蒋介石的意志，曾经留学俄国13 年，通晓俄语，和斯

大林有一面之缘，便于直接谈判。

这个代表团同苏联周旋的结果，是1945 年8 月14 日，国民党政府同苏

联政府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

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外蒙古问题等进行了换

文。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和设

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30 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

地，苏方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长路等方面的权益。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

定，使中国失掉了外蒙，出让了东北的主权，换取了斯大林支持蒋介石“领

导中国统一”的保证。条约签定的同时，苏联领导人声明：“苏联政府同意

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

政府即国民政府。”并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

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在《中苏友好同

盟条约》签定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感谢他帮助

奠定中苏接近的基础，并说明自己理解中苏条约表明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

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⑥由于蒋经国在这次“给

国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的外事活动中的特殊作用，8 月14 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以后，立即发表了蒋经国担任“外交部东北特派

员”的任命。

此时的蒋经国高兴地沉醉于美丽的远景，“经常对着地图，用红蓝铅笔

勾划他开天劈地的美妙蓝图”。8 月底，他在三青团中央干校高层汇报时，

宣布了两项新的规划：

一是外交接收东北。中央干校将组织一批师生，随同蒋教育长去东北，

要抢先抓住接收东北的权力。蒋经国说：我们要把“新赣南”的创新精神和

“复兴关”的革命豪情，带到东北去，建设“新东北”。

二是干校复员北平。这是干校副教育长胡轨的建议。胡轨在干校公开对

学生讲，干校要秉承校长蒋介石的指示，成为“政治的黄埔”。要成为“政

治的黄埔”，必须趁抗战胜利的大好机遇，进行一场“政治北伐”。为此他

特向校长建议：干校复员迁到北平，以便在那里建立“政治北伐”的大本营。

蒋经国在于校高层中透露，校长原则同意干校迁北平，但是必须等到各学校

的复员工作展开时，干校才能着手迁校。因为中央各院校可复员于原所在地，

尤其是与三青团长期对峙的CC 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南京已有相

当规模，有原校址，而三青团中央干校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成立的，它无“原”

可复，这正为迁校于北平提供了一个借口。干校迁北平，在北方开创新局面，

是蒋经国理想中的上策。

为达到上述两个目标，蒋经国作了相当的努力。但是在内政外交的运作，

并不像在地图上勾划蓝图那样轻松如意，一接触实际问题，蒋经国的构想即

被击得粉碎。

为接收东北，蒋经国早在是年初就在中央干校办起“东北青年训练班”，

招收大学文化程度的东北籍男女青年百余人。蒋被委任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

之后，就同东北班学生研究到东北接收的各种问题，他不断找学生个别谈话，

学生遵从他的指示，绘制了大幅的东北九省地图，挂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经

常对着地图圈圈点点。他从干校教授职员和学生中选调了一大批人充任特派

员公暑的骨干。作为第一批接收大员，蒋经国满怀信心，率领他们，浩浩荡

荡，于1945 年10 月12 日，自天而降于长春。

外交接收东北，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内政外交的第一件大事，蒋介石

亲派其子出马，本想乘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风，让爱子在外交内政两

大方面均建立功业。蒋经国也踌躇满志，信心百倍的去订条约，办外交，搞

接收，但是，接收东北牵涉到内外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并不能如蒋氏父子

的一厢情愿。

第一，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毫无基础，当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

取“不抵抗主义”，没放一枪一弹放弃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死于不顾，其

后忙于“安内”“剿共”内战而无暇顾及东北，使东北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

义铁蹄的蹂躏长达14 年之久，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日本投降，蒋经

国忽然从天而降，要来接收，如何立足，如何取得东北人民的认同和谅解，

这些接收大员心中无数。

第二，国民党在东北，早已失去人心，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方的

抗日武装，他们和东北民众血肉相联，加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之后就制

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林彪等大队人马已进入了东北，

组织了东北民主联军。因此，东北人民纷纷起来，阻止国民党政府坐收抗日

的胜利成果。

第三，蒋经国虽然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同斯大林有会谈缔约之缘，

但是进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却另有所想，他们既没有给这位特派员以外交的

礼遇，更不理会蒋特派员的外交接收，而是助长东北的民众围困国府大员，

使其动弹不得，于是，“太子系”接收东北的如意算盘被打破了。

蒋经国作为特派员接收东北的凄然情形，蔡省三作为他的随员，在《蒋

经国与苏联》一书中有如下的描写：

“东北的客观形势和蒋氏的主观设想，是那么大相径庭。外交特派员公

署蜷局于长春一家伪满大臣的住宅内，竟然寸步难行，东北行营也就一筹莫

展了。蒋经国交涉的对手，不仅是统帅百万苏联红军进驻东北的马林诺夫斯

基元帅，而且还有此起彼伏成群结队的‘暴民’，经过‘五百零四小时，的

折冲樽沮，又劳第一夫人宋美龄不避严寒，飞往长春，由经儿陪同，慰劳苏

军，深表‘友好’，结果呢？马林诺夫斯基回答的是这个‘不理’，那个‘不

行’。讥笑蒋经国‘精通’的俄语，说得他也听不懂，”“于是，‘国军’

登不了陆，官员下不了乡。终于陷于‘民主联军’的重围，乞求苏军的保护

又不可得，无可奈何，外交特派员公署于1946 年1 月撤至北平，蒋经国凄然

地返回重庆。父亲接收东北的如意算盘，儿子经营东北的美妙蓝图，都宣告

粉碎了。”

这场接收梦对于蒋经国来说，可以纪念的只是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1945

年10 月25 日至11 月14 日，在东北办外交的经过，后来加上了题目“五百

零四小时”公开发表。

到长春的第二天，即10 月26 日的日记，蒋经国是这样写的：“下午俄

顾问巴某来见，彼代表马林诺夫斯基正式向我方说明，谓自我行营来长春后，

各地多发生反俄行动，并声明不准我行营人员出外视察。巴某语意似指所谓

反俄行动，间与行营有关，而语气与态度，则完全带有恐吓性与警告性，确

实使人难受。”在这“五百零四小时”中，蒋经国时时处于“独居卧室”“闷

坐”，“悲痛泪下”，“忧烦不复成寐”的状态中。

CC 系正好抓住这个机会，落井下石。它一方面责难蒋经国特派员“外交

失败，丧权辱国”，一方面利用其所控制的国民党组织系统和教育部行政系

统，在重庆各大专院校以至中学，为接收东北的失利，鼓动学生反苏反共，

各学校纷纷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大造舆论，谴责苏联吞并外蒙侵占东北并扶

植中共，同时抨击国民党政府外交软弱无能。1946 年2 月22 日，CC 系在

重庆发动了大规模反苏反共游行示威。参加的学生有几万之众，他们散发传

单，在沙坪坝、两路口集会演讲，演讲中公然点名质询蒋经国，指责蒋经国

接收东北的失败。

这一举动，无疑极大地顿挫了蒋经国的锐气，打击了蒋经国的势力，损

害了他的声誉。

CC 系打击蒋经国的另一手，是阻止蒋经国出任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

11.3CC 系煽动政大学生罢课，拒绝蒋经国出任教育长，如意算盘再度落

空

接收东北的失败，也使蒋经国将三青团中央干校迁北平的设想成为泡

影。他的发展目标又转到南京。

恰好在1945 年底，CC 系向蒋介石建议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同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合并，设立国立政治大学。因为在中央干校创办之初，

CC 系就有为什么要办性质相近的两所学校且两校同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怀

疑，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这种不满情绪随着蒋经国势力的膨胀日

益增长，并一遇到时机，就要发作出来，CC 系想通过并校抑制蒋经国。

蒋介石对CC 系的用心早有所察觉，但他自信以最高领袖的地位和威望，

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各派系玩于股掌之中，于是决定将计就计，采纳CC 系的并

校的建议。在血缘和部属之间权衡，自然血浓于水，蒋介石的私心是，只要

有利于蒋经国的，即是有利于他的，扩大他儿子的实力就等于扩大他自己的

实力，所以他预定由蒋经国出任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由他自兼校长，这

不仅可以保持“父子家校”的传统，借干校复员还都的机会，为其子换上一

块更大的新招牌，而且掌握了中央政校，削弱了CC 系的势力。所以，在重庆

决定并校之初，蒋经国就在中央干校的高层会议上表示：将来的政治大学，

要进一步发扬干校的“革命传统”，实现更高的目标。于是干校上下，信心

十足，磨拳擦掌，即将在南京成立的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一职似乎是非蒋

经国莫属了。

但是，三青团中央干校和国民党中央政校比较起来，它有先天的弱点：

第一，是中央干校由于成立的历史很短，在南京没有落脚点；而中央政

校有十多年的历史，在抗战前，它在南京瓦廊有校舍。早在抗战胜利之初，

国民政府代表到南京受降时，CC 系就布置中央政校的人员到南京接收，修聋

政校校舍，随即就陆续复员到南京。而这时中央干校还在迁校北平的梦幻之

中。

第二，由于基础不同，两校的规模不成比例。1946 年3 月5 日复员令

下，政校就在南京宣布上课，恢复了原来在南京时的规模。而中央干校在年

初并校的决定宣布以后，才在重庆着手办理结束，学生在重庆全部毕业离校，

只是在暑期招收研究部第三期学员50 多人。干校的代表到南京同对方接触，

才察觉到政校人多势众，不是双方对等合二为一，而是政校接收干校。

第三，CC 系不仅掌握国民党的党务，而且控制了教育大权。整个抗战期

间，陈立夫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其时陈果夫又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教育长，

陈氏兄弟先发制人，通过教育部，不等重庆干校结束，抢先公布国立政治大

学正式成立，校址仍设在政校的旧址，政校名义上结束，实际上等于维持原

来的规模，换上了新的招牌。

对CC 系的专横和步步肘掣，蒋经国有所察觉，并谋求挽救。他知道，同

CC 系争夺的关键性一步，是由国民政府主席兼政治大学校长的父亲决定政大

教育长的入选，对出任这一职务，他是绝对会稳操胜券的。

1947 年3 月，几经酝酿，侍从室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让教育部举荐蒋

经国担任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并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正式发布任命。

岂料事出意外，当国立政治大学的公告栏中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

皇告示：“奉教育部某某号令：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

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

学生议论纷纷，十分反感，情绪相当激动。训导人员急忙赶到现场，劝导学

生散去。而学生的行动似乎早有预谋，在当晚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

项紧急决议：一、派代表到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对蒋经国教育长

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二、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誓不复课。三、

在校内外广泛开展抗议活动。散会后，倾刻间，校门口就挂出了巨副标语：

“政大学生一致坚决反对任命蒋经国为本校教育长”。

政治大学的反蒋风潮报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大为震怒，凭他对派系

倾轧的经验，立即断定是二陈从中捣乱，马上召陈立夫到侍从室训斥一顿，

限他即刻去政大告诫学生，并遵从政府命令，欢迎蒋教育长莅校就任。陈立

夫则辩白说，朱家骅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他的教育部长刚刚对调，朱家

骅发表蒋经国任政治大学教育长令“并没有通知我一声，所以我一点也不知

道”。他立即遵蒋介石之命到政治大学，召集全体学生讲话。陈立夫说：“你

们不应反对经国先生，你们应该欢迎他来”。并报告蒋介石，是有“异党分

子”带头闹事，掀动学潮。⑦政治大学反对蒋经国就任教育长的风潮被压下

去后，蒋经国即向教育部递交辞呈，而后有好几天躲在家里暗生闷气，闭门

拒客，他召集中央干校校友会人员到励志社开会，表示他决不担任政治大学

教育长，他要求校友们今后加强联络和团结，把并入政治大学的研究部第三

期的学生也列为中央干校的校友。

政大的风潮使蒋经国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执意不肯去接受政治大

学教育长的职务，后来此职由教育部次长顾毓?L接任。蒋经国控制政治大学

的远景规划宣布告废。他的声誉又一次下降，旧恨新仇齐涌上他的心头，坚

定了蒋经国全面控制三青团，以同CC 系决一死战的信念。

注：

①以上四个决议案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280―

283 页。

②《革新》创刊号，1946 年7 月。

③《革新》第一卷第七期，1946 年9 月7 日出版。

④《革新》创刊号，1946 年7 月出版。

⑤（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89 页。

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1949 年出版的“白皮书”第四章。

⑦陈立夫《成败之鉴》第356―35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