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这次地震，请大家冷静客观思考之 -- 凤城

记住，公民永远都有怀疑政府滥用权力的权利，而不需要证据！

不过说到腐败，那就要具体到人了。而一旦落实到人，言论自由就有防止滥用的问题了。你可以在心里怀疑任何人，但一旦公之于众，就不能信口胡说了。

言论自由是一项权利，它以不侵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限，从来就不是至高无上的。

既然是一项权利，它就有实现途径，你所说的制度建设就是它的实现途径之一。这个制度就是规则、程序、手续。你下面说的就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国家并非没有这样的制度。

但是，你可以想象，官员如果必须面对每个网民的质疑，有澄清他们疑惑的义务的话，会是怎样一个局面？你还能说“并不会因为这种质询来降低效率”吗？

不过与PC所损害的一部分言论自由相比，它所带来的社会福祉更大，两者相权，PC仍然有益于美国社会。

这其实也是言论自由并非至高无上的又一佐证。

另外，他年薪是40万美元，如果你要根据他的“消费水平和他的收入状况不符”而“指责他有“贪污”嫌疑”，恐怕他是百口莫辩

最高法院做出的加强新闻出版自由的最重要的裁决包括：

-- 1931年尼尔诉明尼苏达案(Near v. Minnesota)。最高法院除了保护新闻出版不受联邦法律的干涉，还进而保护其不受州法律的干涉。在此之前，新闻出版只受到不被联邦政府控制的保护。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还废除了此前施加的大多数限制。

-- 1936年格罗让诉美国出版公司案(Gorsjean v. American Press Co.)。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得根据报纸的发行量徵税。世界各地有很多政府仍在利用歧视性税收手段不公正地压制媒体并增加媒体的负担。

-- 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最高法院裁定，公职官员不能针对发表与公务行为有关的诽谤性不实言词要求得到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有关言词出于"实际恶意"。这项规则的适用范围后来被扩大到所有公众人物。

-- 1971年《纽约时报》诉合众国案(New York Times v. United States)。最高法院裁定，新闻出版不受"先前的限制"是近乎绝对的。《纽约时报》获准刊登同越战有关的"五角大楼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尽管政府认为这将损害国家安全。最高法院裁定，政府未能证明公布这些文件会"给国家利益造成直接的、即时的、不可弥补的损害"。

-- 1974年《迈阿密先驱报》诉托内罗案(Miami Herald v. Tornillo)。最高法院裁定，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没有权利以对等的篇幅回应报纸对他的攻击。不过，最高法院尚未向广播传媒提供类似的保护。广播公司必须在特定情况下提供应答的权利。

-- 1988年《皮条客》杂志诉福尔韦尔案(Hustler Magazine v. Falwell)。最高法院裁定，媒体有权模仿嘲弄公众人物，即使这种嘲弄"极端无礼"，甚至造成精神痛苦。

-- 2001年巴特尼基诉沃珀案(Bartnicki v. Vopper)。最高法院裁定，在涉及公众关注的问题时，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媒体，即便媒体播放的手机交谈录音是他人非法截获的。

GOLDBERG大法官主述、DOUGLAS法官加入的附随同意意见。

“本法院今天宣布了一个宪法标准，禁止‘政府官员因针对他的公务行为的诽谤性虚假陈述而获得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被告）在制造虚假陈述的时候实有恶意，即：被告知道陈述为虚假而故意为之或者玩忽放任而不在乎真假与否。’因此，本法院判定：宪法给予公民和报纸一种‘附条件的特权’——免除责任限于那些针对政府官员的公务行为的无恶意的事实误述。但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历史陈列[1]和本法院创造的先例都让我相信：在公民和新闻行使公共批评的权利方面，宪法固有的保护超过了本法院提供的保护。

“我认为，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对公民和新闻提供了绝对和无条件地批评官方行为的特权，尽管这一特权的滥用和过分会造成危害。美国人民所珍视的、就公共事务和政府官员‘畅言所思’的权利（参见：Bridges v. California, 314 U.S. 252, 270）需要‘自由呼吸的生存空间’。（ N. A. A. C. P. v. Button, 371 U.S. 415, 433 ）这一权利不应当取决于陪审团对公民或媒体的动机的探究。[2]我们宪法的理论就是：每个公民都可以说出他的想法，每家报纸都可对公众关注的事务表达它的意见，而不会因为那些掌控政府的人认为这些言论荒唐、偏颇、虚假或存有恶意而被禁止发表或出版。在一个民主社会，那些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为公民服务的人，必须意识到：他的官方行为将受到评论和批评。在政府官员给这些言论贴上诽谤的标签的时候，法院不应当封杀或者阻遏这些言论。

“我们承认的规则是：‘诽谤政府之诉在美国的司法系统没有立足之地。’（City of Chicago v. Tribune Co., 307 Ill. 595, 601, 139 N. E. 86, 88.）对此我完全同意。政府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政府由人组成，由那些应当对受管控者负责的管控者所组成的。在一个民主国家，人民通过自由投票而罢免那些当权者，因此，任何批评当局的言词当然是和管控者有关，任何批评管控者的官员的言论，当然也就是批评管控者或与之有关的言论，反之亦然。如果诽谤政府之诉在我们的宪法里没有立足之地自有其真意，诽谤政府官员的官方行为之诉也同样没有立足之地。

每个宏大系统在建设时都会遇到trade-off，这是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建设中的trade-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