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教非闲人等毛派前辈们几个问题 -- letitbe

　　●1949年以前，费先生见过毛泽东吗？

　　费：见过，到他家里面吃饭的。

　　●他称赞费先生跟他一度称赞梁漱溟是一样的。他看中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就像费先生这样的社会学能够贴近社会现实，不像一般知识分子只能说一些老百姓听不懂的洋道理。他说的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他肯定是欣赏的。

　　那您既然打成右派，他还说您文章好，怎么不作点指示来改变您的处境？

　　费：他请我到他游泳池旁边谈话(1957年)，他说：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他肯定他自己的话是对的。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他真的飞掉好几次，他一直在帽子底下作事情的。

　　●当时在游泳池旁边，他找您谈话总有个主题吧？

　　费：他请我吃饭，大家瞎谈。这一聊，聊出很多东西出来。他说：千万不要学苏联。这是1957年之前的事，我和冯友兰一起到他家里面去吃湖南饭。吃过两次饭，无话不谈。他说：千万不要学苏联，一学就不要革命了。

　　从右派到副委员长

　　●那时跟储安平还有来往没有？

　　费宗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有来往。

　　费：一直到死啊。

　　●两个人都打成右派，老关系还在。

　　费：后来他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应该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他说你再写一篇，我就写了《早春前后》在《观察》上登出。他当面跟我说，“你为什么把好文章给人民日报？”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是李维汉打招呼的，希望先生出来写的？

　　费：我成右派后，李维汉请我吃西餐，在现在的欧美同学会。

　　●那个时候工资啊等待遇都没有变吧？费：当四级教授。他们问毛泽东怎么办，他说：教授还是教授，可以工资降一降。所以从二级到四级，钱伟长从一级到三级。住房都没有变。

　　●那就在民院里面继续教书？

　　费宗惠：没有，没有资格了。

　　费：那就在家里做研究算了。

　　费宗惠：后来正好让他们搞中印边界问题，提供谈判的资料。

　　费：现在争的地方，麦克马洪线、墨脱。克什米尔那个地区。

　　●那都下去调查过的？

　　费宗惠：没有，找资料。找古代文献，外国文献说明这块地方原来是我们的。冰心、吴文藻、潘光旦、爸爸等几个大右派都在做这个。

　　费：打成右派之前，我还在做民族工作，在搞社会调查。

　　费宗惠：出了四套丛书，叫《民族译丛》。

　　●说起来，广西那个地方的民族问题也很好玩，听说壮语是人工制作的产物？

　　费：是没有文字的，然后用的是拼音。这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定出一个标准符号，适用于一切民族。他们没有文字，就为他们制造文字。

　　●像费先生这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当右派，日常生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费：没有痛苦。到了“文革”就要死了。费宗惠：他没有影响，对我可有很大影响。1958年我上大学就有问题了。

　　●那时候是40岁到50岁的样子，对学者来说是人生黄金时段，可以出东西的。

　　费宗惠：可是每年还让你们去……

　　费：旅行。

　　费宗惠：所谓的视察。因为还是政协委员。1959年给你摘了右派帽子，还在政协，政协委员就可以出去视察。

　　费：还是毛泽东的指示，这些人第一还是教授，第二留在政协。

　　费宗惠：所以你们几个人都摘了帽子，你，潘光旦等，算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叫摘帽右派。

　　费：在“文化大革命”是死老虎待遇，是陪斗。斗还是斗，还是客客气气的斗。

　　费宗惠：不是走资派了，不掌权了。费：后来叫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段坎坷将近二十年。费：23年。到1980年(平反)。费宗惠：其实1979年就有这个意思了，胡乔木叫你恢复社会学嘛。

　　费：所以，没有胡耀邦我们出不来。

　　●那胡乔木来找费先生的时候，您还是个摘帽右派？

　　费：是，还没有正式平反。平反也很复杂，是说表现的好，不是说做错了。

　　●那到人大是什么时候？费宗惠：1989年进人大，1989年前在政协，当政协副主席。因为楚图南从民盟的主席退下来让爸爸做，这样上的人大。胡愈之死后，楚图南做的民盟主席，楚图南做的人大副委员长，他做了一年就不做了。然后到 1989年换届，爸爸上去。反正民主党派的主席，肯定是上人大当副委员长。

　　●做副委员长做了两届。

　　费：做了10年，到1990年。

　　●做副委员长有分工没有？

　　张：到1993年分工了，联系科教文卫。

　　“希望你能继续下去”

　　费：中国的思想有好几个头，有几段时间。你讲的是从五四开始西学进入，中西文化接触发生的问题，然后还出来一个中国本身的东西，否则不会出问题。现在材料不少，我脑子不行了，很多名字记不住。

　　你的本钱最主要的是你自己经历了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你们是先是主动，后来变被动，我们也是先主动后被动。我是你的对立面，等于是从你这边看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后来到她们(指着陈群)这一代。现在我是不清楚了，可是有一个大变，然后还要出来一个大变，在这个信息时代变化出在她们身上，要起一个大变化，这是不容易的。要弄清楚，不仅有意思，也很有趣。你有这个本钱，我没有。

　　●你的本钱比我雄厚，我30岁才进入学界。

　　费：我不在这个主流里，一段时间我脱离了这个主流，被你们一冲冲出去了。

　　●我们这一段时间如果说是主流的话，实际上是中国的历史走在弯路上面。这是要引起教训的。

　　费：走在弯路里的主流。这种思想变化现在不敢说了，是不是中国历史非得这么冲一冲？否则旧东西不会过去。这个冲一冲有道理的，不会没有道理的。

　　●当时费先生被排斥在所谓的主流之外，这段时间我想你的头脑不会停顿下来，你肯定在观察社会，在看“文化大革命”瞎折腾，你的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费：这个在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写的比较清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真的觉得思想非变不行，历史决定我们的。从金岳霖开始，他也觉得非变不行。

　　●“文化大革命”魅力就这么大？

　　费：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不敢说。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他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下把旧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们这批人是帮凶啊，真的。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就不行了，投降的投降去了。

　　李：当时是觉得你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行了，还是其它原因？

　　●是前一种情况。

　　费：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很厉害，很深。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

　　没有人清清楚楚，都不清楚，都在历史里面。现在可以看得清楚，所以你出来看看，你经过这一段，我经过那一段，我们可以在一起搞点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