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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未曾发生的历史(转)安德鲁?罗伯茨 尼尔?弗格森 著 -- foun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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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和平共处:查姆莱的反事实假设

和平共处:查姆莱的反事实假设

 

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无数场合对与德国达成正式协议, (即便不是盟约)的可能性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即使在《我的奋斗》之前,希特勒就已经经常表达他对于与英国达成这类协议的愿望了。从1933年11月开始,他就试图与英国达成某种海军协议,在1935年6月终于成功了一次。当时他曾经提出,“英一德联合将天下无敌。”四年后,当希特勒在入侵波兰前夕开始担心英国的介入可能时,他又一次产生了这种想法。如同他在1939年8月25日对亨德森保证的,他“一向就希望达成一份德英协定。”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并不乏对英国接纳希特勒的可能持积极态度(如果不说是非常热情的话)的人。持有这种想法的远远不止那些极端的反闪米特分子,如威廉姆?乔依斯,亨利?汉密尔顿?比明什和阿诺德?里斯,他们中有些人在战争中实际上最终站到了德国人一边。当时还出现了臭名昭著的英国法西斯联盟,领导者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此人一度是工党宠儿,后来跟随墨索里尼走上法西斯道路。当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没有那么激进的亲德分子。有些帝国主义者认为德国并没有对大英帝国造成什么威胁,有些保守人士和天主教徒认为德国是抵御无神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堡垒,有些报业巨头欣赏独裁者们的高谈阔论,还有些商人认为绥靖政策对贸易有利最有趣的也许是相当比例的英国贵族有着亲德、有时甚至是亲纳粹的倾向。比如,里宾特洛甫在伦敦担任大使的初期,曾经赢得了阿斯龙伯爵等英一德贵族、亲德分子罗斯安勋爵等和社会主义者昆纳德女勋爵等人的欢心。罗斯安曾将纳粹的反闪米特主义描述为“很大地反映了德国人自从一战以来受到的外部迫害”。同样地,德比勋爵听说戈林计划访问英国,就邀请后者逗留在诺斯利宫观赏越野障碍赛马。伦敦德里侯爵和哈特伍德的艾伦勋爵和斯坦普勋爵在见到希特勒时,都被后者所打动、

有一位身份极其高贵的英国人本来尤其能够为英一德友好关系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只可惜他为了爱情的缘故放弃了自己有影响的地位――或者说他是因为当时的首相鲍德温对公众对于离婚的态度的相当维多利亚式的担心而放弃它的。爱德华八世不仅钟情于辛普森夫人,他还钦佩希特勒。当他还是威尔士王子的时候,他就被官方描述为“相当倾向希特勒”,并且据报导他还宣称:“干涉德国关于犹太人或者别的方面的国内事务不是我们的任务……独裁者在当今日子里是十分受欢迎的,我们也许不久后就会希望伦敦也出现一位呢。”1935年,他的父亲乔治五世曾经因为他的一次著名的亲德演讲而斥责他。一年之后,爱德华接任了王位,并且几乎立即试图劝说当时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要反对德国在莱茵兰解除军事限制。在对德国大使发出的一份请求做出回答时,他“召唤首相”――当时是鲍德温――并且据说还声明道“让他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过这个老X X,假如他发起战争的话,我就要退位。那时情景真是可怕。不过您不用担心。不会有战争的。”当里宾特洛甫担任大使时,德国大使馆对辛普森夫人也同样进行了拉拢。

假如鲍德温没有劝说爱德华退位,情况将会怎样?不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按照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的建议,举行一场出身高贵的男子与地位卑微的女方结合的婚礼,这样辛普森夫人无须得到正式的皇家地位就可以嫁给爱德华。或者爱德华可以选择王位,放弃爱情。这个问题看来也许与二战的历史没有关系;但是它们实际上关系密切,因为在1940年5月,在张伯伦经历了挪威惨败和下议院的羞辱之后,国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爱德华的弟弟,即不愿意接替王位的乔治六世,是一位坚定的绥靖主义者,他不希望张伯伦辞职,而且希望哈利法克斯而非丘吉尔接替他的位置。但是他除了坐视满腹怨气的哈利法克斯做出退出的决定也别无他法。如果换成是爱德华八世,他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作为一种可能性,他也许会对丘吉尔更加偏袒,后者曾在退位危机时颇为仗义地为他撑腰。但是在面临与德国交战的可能性时,爱德华八世的亲德思想也许会使他做出别的抉择。

与德国达成和平结果的可能性并没有在1939随着为波兰的宣战消失。希特勒对英国的战争宣言感到迷惑,他告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自己“无法把握”张伯伦的“真正目的”。(即使英国得到胜利,”他指出,“真正的胜利者也将是美国、日本和俄国。”因此,在10月6日,他重新提出了和平的提议,不过它再次被张伯伦拒绝。但是,直至1940年,戈培尔的宣传部长仍旧在宣传这个思想:“英国人中富有价值的日耳曼种族因素迟早会涌现出来,在未来的日耳曼种族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长期战争中加入德国的阵营。”希特勒像他在 1940年5月所讲的那样,希望“试探英国对分享世界的看法。,’一个月后,他又谈到了与英国达成一份“合理的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希特勒一次次地表达了他对于与英国交战感到的遗憾,因为(照里宾特洛甫的话讲)他怀疑“毁灭大英帝国的必要。”正如他7月份在做出最后一次和平建议之前六天告诉哈尔德的,他“不喜欢”与英国交战:“原因是假如我们粉碎了英国军事力量,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那对德国将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只会使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受益。”

最近,修正派历史学家们(比如约翰?查姆莱)已经指出,这种看法非常有先见之明。他们认为,英国在1945年赢得的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此,我们需要指出另一种可能性。假如在1939年战争已经爆发,但英国随后与德国达成了和平,情况将会怎样?答案是德国将全力与苏维埃俄国作战,对大英帝国则分毫不动,使得保守党仍旧执政,英国经济也没有受到影响。根据查姆莱的看法,法国战败后,在1940年夏通过墨索里尼展开的公开谈判对许多人,而不仅是对哈利法克斯和巴特勒而言,都将十分有意义。根据这种观点,我们不应当盲目接受丘吉尔关于希特勒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必然是“迦太基式”的说法。在成为首相之前,甚至丘吉尔本人也曾经督促张伯伦对于德国的“任何真正的和平建议都不要关闭大门。”当战时内阁在5月 26日开会商讨寻求和平谈判的问题时,面对英国已经濒临险境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他也无法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吸引人之处。对丘吉尔而言,缺乏来自美国的实际支持是他非常担心的事实,他已经将这种支持看成战胜德国的关键所在。他甚至还评论道,“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放弃马耳他、直布罗陀和一些非洲殖民地而摆脱这种困境,我将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当然,他补充道“希特勒不可能接受任何我们能够承受的条件。”――两天后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德国人会要求得到我们的舰队……我们的海军基地,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我们会成为一个奴隶国家。”但是查姆莱认为这是一种维护自己利益的做法;丘吉尔知道他作为首相的地位是以“不惜一切争取胜利”或者说“征服或者死亡”的路线为基础的。阿兰?克拉克也不认为这是一种“致命概念”。根据克拉克的看法,直到1941年春英国在非洲战胜意大利的那场战役之前,英国仍旧有与德国签署协定的机会。希特勒希望在转向俄国之前确保侧翼的安全。赫斯飞往英国,企图进行签订协议的谈判;但是他的使命被丘吉尔遮掩住了。

假如政府不是由丘吉尔领导的话,那么它与德国达成单方面和平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样希特勒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斯大林。如果德国仅仅与苏联作战,它也许会赢得英国右翼党派的支持。毕竟,许多保守党人始终认为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具威胁。1940年,芬兰人针对斯大林的斗争得到了广泛支持。因此,我们并非无法想象圣乔治军团(其指挥官也许是约翰?阿末利)与共产主义交战,并且几乎像东线的西班牙和法国的法西斯党徒一样受德国指挥的情景。即使在政府内部,尽管存在着丘吉尔及其密切的支持者们新近出现的亲俄倾向,但是当时也存在着一些倾向于采纳利用希特勒对抗斯大林的战略方针的人。直到1942年,还有一位托利党大臣约翰?摩尔―布拉巴宗因为公开说出了许多人私下里的想法而被迫辞职――他说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之间爆发战争的话,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种立场与亨利?基辛格在两伊战争期间采纳的立场是相同的:“遗憾的是它们不能两败俱伤”――这简洁地概括了修正派历史学家的论点。

但是,那种迟早总会出现的两方一决雌雄的结局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假如不是由于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分散了力量,即墨索里尼进攻希腊的失策使得英国军队得以乘机在利比亚进攻意大利,胜利者完全有可能是德国。德国在地中海地区的介入意味着它不仅需要对利比亚派兵,而且还要攻占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和克里特岛,因此它针对斯大林展开的行动巴巴洛萨被延误了关键的一个月。然而,假如希特勒与英国达成了某种协议,他本可以避免由于地中海地区的战事造成的军力分散,按计划进攻苏联。他还可以调动他的整个陆军、海军和空军力量,专门对付俄国。如果西部的第二条前线没有获胜希望,如果没有护航队和盟军,俄国经历了几次清洗的红军――它甚至没有能力攻占弱小的芬兰――也许会被击溃,被迫退回乌拉尔山以内。实际上,德军进入了斯大林格勒,围困了列宁格勒,并抵达了莫斯科外围的地铁车站。假如真如修正派历史学家提出的,英国与德国在1940或者1941年达成了某种协议,那么德国想必更有可能在与俄国的欧洲部分进行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且,正如迈克尔?伯雷在下一章中提出的,英国本可以因此占据一种弱小却具备威胁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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